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新常态视域下经济结构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摘要：经济新常态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于完善我国的供给体系，提高供给质量与效率具有重要意义。文章比较了宏观需求侧管理政策与供给侧管理政策的理论与实践，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速、结构优化、动力机制转换等特征之间的内在一致性。结合我国当前工业供给侧的事实对低端产能过剩、高端产能供给不足的结构性扭曲进行了理论分析。
新常态视域下经济结构论文 篇1：
新常态下的公共管理
[摘要]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核心表征已初现端倪并对公共管理提出挑战，积极探索新常态下公共管理的困境和出路对全面深化改革目标的实现具有重大意义。本文梳理了新常态这一概念的演变脉络并据此提出新常态的理论内涵；阐释了中国语境下经济新常态、政治新常态、社会新常态、环境新常态、文化新常态的核心理念，并以此为背景剖析了当前公共管理面临的突出困境，提出了持续提升公共管理主体的治理能力、着力加强现代公共管理技术手段创新、积极构建顶层设计的落实机制、重塑公共管理核心伦理价值体系等在新常态背景下破解公共管理困境的应对策略。
[关键词]新常态；公共管理；公共管理困境
新常态自提出以来受到了国内外各界人土的广泛关注，他们纷纷从不同的视角界定了新常态的内涵。而使新常态成为一个具有历史穿透力的战略性概念的关键因素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我国新常态的系统性阐述。这些重要的论述体现了我国新一届领导人全新的治国理念。本文在系统分析新常态这一概念的演化路径的基础之上探索性的从准范式的角度解读“新常态”的理论概念，并将其推衍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环境等领域，同时分析了当前公共管理领域的各种困境，并指出这些存在于新常态下的公共管理困境已经成为一种倒逼机制，迫使我国政府应尽快出台系统性的治理措施，以便为公共管理部门走出管理困境找到现实有效的路径。
一、新常态的发展和理论内涵
“新常态”之“新”意味着通过进行深刻变革，彻底打破传统思路和模式；“常态”意指一种长期稳定的态势：“新常态”即为通过深刻变革，打破传统思路和模式后形成的一种新的长期稳定的发展趋势。事实上，“新常态”（The New Normal）本身是一个经济学术语，2002年开始频繁出现于美国主流媒体的话语体系中。2010年初，全球最大的债券基金——美国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的两位首席投资官比尔·格罗斯和穆罕默德·埃尔埃利安用“新常态”一词来归纳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特别是发达国家所发生的变化。
我国学者探讨“新常态”这一概念最早的情境也是对国际经济形势的分析，经济学家林毅夫、李扬等纷纷采用“新常态”一词来阐述国际经济新常态的主要表征。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黄益平教授在其2012年的一篇专栏文章中第一次赋予了“新常态”在中国经济发展领域的本土化内涵，并将“较低的经济增长、较高的通货膨胀、更为公平的收入分配、更为平衡的经济结构、加速的产业升级换代和更为激烈的经济周期”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主要特征。[1]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第一次提出了“新常态”，这使得“新常态”这一概念第一次出现在了我国官方的话语体系中。随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会议上深入解读了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主要特征，使得新常态的概念不断显性化和明确化。2014年12月9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经济发展新常态再次做出系统性阐述，全面阐述了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九大趋势性变化。至此，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经济性核心内涵和主要特征得以明确化。
通过梳理“新常态”这一概念国内外嬗变的历程，其理论内涵初见雏形。新常态是符合发展规律的趋势性、常态化的发展路径选择，具有准范式的特征，应该将其作为一种重要的认知理论框架，指导相关领域内角色关系的界定、行为方式的选择和冲突问题解决之策的选择。在这一理论内涵界定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中国语境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领域新常态的核心内容和显著特征。
二、中国语境下新常态的核心内涵
（一）经济发展新常态
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对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发展理念、趋势特征、增长动力、发展机制和增长结构等方面进行了明确界定，并正式提出我国已经进入到经济新常态的发展阶段。会上，中央从“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和国际收支”、“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生产要素”、“市场竞争”、“资源环境约束”、“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等九大方面系统全面地阐述了“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发展的九大趋势性变化，并据此提出了“八个注重”和“五大任务”以作为适应新常态和引领新常态的落地机制。保持经济稳定、调整经济结构、注重政策效益、追求增长质量、突出创新驱动、实现和谐发展成为了新常态经济的核心内涵。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意味着我国正式告别8%的经济增长高速度而进入到经济增长持续保持中低速的新时代，同时在全球价值链重构和要素全球配置的背景下，为了应对国际竞争的加剧、缓解经济结构失衡带来的后遗症、实现国内经济平稳增长的战略需求，通过促进技术进步、淘汰落后产能，加速衰退产业转移、发展新兴产业来推进经济结构的优化转型势在必行。为了包容经济增速放缓的常态和经济结构优化调整的常态，势必要求宏观调控政策应以对前期政策的消化为主导方向，转变过去通过“放水”、“刺激”等需求管理手段，取而代之的应是总量稳定的稳健性货币政策和引导财政资金和社会资本投资从经济建设向服务民生转移的结构优化的财政政策。[2]除此之外，积极挖掘新的经济增长点、重点培育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充分发挥创新驱动这一增长引擎的突出作用亦是在经济新常态下实现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目标的重大战略选择。
（二）政治新常态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随后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据此，在依法治国和依宪治国的前提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我国政治的新常态。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衡量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标准主要有：一是公共权力运行的制度化和规范化，体现为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有完善的制度安排和规范的公共秩序；二是制度安排的民主化，体现为公共治理和制度安排皈依公民本位，所有公共政策要从根本上体现人民的意志和主体本位；三是治理的法治化，体现在形塑宪法和法律在公共治理领域的最高权威，倡导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决抵制任何治理主体僭越法律的行为；四是政府履职的高效化，体现为政府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要秉承效率和有效的理念；五是协调性，即现代团家治理体系是一个有机的制度系统，从中央到地方各个层级、从政府治理到社会治理，各种制度安排均成协调统一。由此可见，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主要抓手就是要实现治理的法治化、民主化、制度化、高效化、协同化，而且需要强调的是法制化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和保障。
（三）社会新常态
法治国家的构建是以健康有序的法治社会为基础，法治社会作为一种理想、稳定的社会状态，可以为法治国家的建设提供一个全民懂法、全民信法、全民守法、全民护法的良好社会环境，确保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的有效推进，集结全社会的力量共同参与法治国家的建设。因此，“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推进法治社会建设”这一创新社会治理的定向和定位必将成为未来我国社会领域发展的新常态。法治社会“新常态”的核心内涵包括：一是要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和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来培育全民的法治意识，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尊重法律、崇尚法治、依法行事的良好社会氛围；二是要在法律的框架内转变社会管理方式和创新社会治理机制，形成政府、社会组织和公众等实质性共同参与的多层次、多领域的社会治理体系，三是通过法律赋予社会治理主体履行社会管理职能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保障社会治理体系的有效运行，并依法加强对社会治理主体权力和行为的监督。
（四）环境新常态
由于过去超高速的经济增长造成了目前我国社会生态环境问题迭出，“雾霾天”、水污染、土壤污染、食品安全等社会生态环境恶化的表征不断常态化，环境的承载能力以达临界值。社会生态环境的恶化不仅降低了社会公众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同时也使得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成本和环境治理的政治成本水涨船高。环境治理成本的不断攀升增加了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引发了环境治理博弈中的不合作，带来的跨界污染弱化了某一区域的治理成效，使得环境治理的整体效果大打折扣[3]；同时环境治理政治成本的增加不可避免的要消耗社会公众对政府的认同度和信任度以及政府的威望、凝聚力、影响力和动员力等政治资源，同时由于政治成本的不可再生性也使得损耗的政治成本很难在短期内得以修复。鉴于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中着力部署“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这一重大部署彰显了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将成为环境治理领域的新常态。
（五）文化新常态
伴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转型和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中国传统文化日渐消减，再加上西方文化与价值观的侵袭，文化多元化和文化真空现象并存，价值真空、价值堕距、价值混乱险象丛生是目前我国社会文化领域的发展现状。文化体系的缺失和主流价值理念的混乱使得我国社会的精神领域需要全面的信仰驱动。因此普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文化价值体系、促进公民伦理自觉意识的形成将成为我国社会文化领域发展的新常态。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从国家、社会和公民个人三个层面诠释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目标、价值取向和价值准则。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形成了国家价值体系的内核，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反映了一个社会的价值理想，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勾勒出社会公众应追求的理想精神家园。[4]这种从自上而下的文化价值体系已然涵盖了国家对自身、社会和社会公众的价值要求和道德期望，接下来的关键点是应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文化价值体系为载体，加大宣传和教育的力度，将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内化于社会群体和公众个人意识、外化于其行为表征之中。
三、新常态下公共管理的困境
蕴含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环境领域的新常态描绘出了未来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蓝图，然而存在于我国公共管理领域的现实困境将成为制约改革有效推进的重要瓶颈，因此清醒的认识新常态下公共管理的困境是探寻实现伟大变革主要路径的重要前提。
（一）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要求与现实状况之间的堕距
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实现治理的法治化、民主化、透明化、科学化、制度化、协同化。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社会和谐、文化繁荣，这表明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符合我国发展的行政生态环境的，总体看来是好的。但是对照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要求来看，还存在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例如，我国的治理体系中制度的法治化和民主化程度还有待提升，制度运行机制缺乏灵活性，治理主体结构不合理，网络化治理的实现还缺乏必要的制度基础，利益调节和分配机制的公平缺失，社会组织和社会公众参与治理的渠道和合法化问题依然存在；而在治理能力方面，由于在治理的视域框架内，政府、社会组织、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均被纳入到了治理主体的范畴，因此我国治理主体治理能力的不足不仅体现在各个治理主体自身建设落后、内部成员的能力与素质有待改进等方面，同时还体现在治理主体之间缺乏分工明确、权责合理的协同治理能力。以上反映出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要求和现实状况还存在堕距，因此加快国家治理体系的革新，提高政府、社会组织、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的治理能力，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项重大课题。
（二）公共管理技术的可行性与实践手段的单一性之间的困境
公共管理技术属于社会技术范畴，是公共管理者为实现一定的管理目标而创造、掌握、运用的各种工具性、实践性的知识体系的统称。[5]蕴含着现代治理理念的数字治理技术、智慧政务技术、应急管理技术、风险评估技术、科学决策技术和绩效治理技术等现代公共管理技术已经具有可行性并且由于其前沿性、规范性和可操作性的特点受到了各级政府的追捧。相对于公共管理主体对现代管理技术的热衷度而言，这些管理技术在公共管理实践中实际发挥的作用却差强人意。公共管理主体在履行公共管理职能时并没有根据管理职能的需要和社会公众的意愿而采用相应的可以实现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现代管理技术，而是从“方便性”、“显政绩”、“维稳定”等方面考虑，仍然采用传统保守、单一僵化的管理手段。这将使得公众对政府公共管理的能力和手段产生质疑并引发社会信任危机。
（三）公共管理者个体自觉与组织文化之间的困境
公共管理者的个体行为和意识会受到其所处组织的影响，组织文化和伦理价值体系的“染缸效应”会对身处其中的个体产生强烈的浸染作用。健康良性的组织文化体系会使“染缸效应”产生积极的裂变，促使公共管理者主动遵守法律的约束并自觉形成道德约束机制。相反，如果组织文化发育不良、价值体系严重缺失，那么处于组织内部的公共管理者个体极易产生道德困境，公共管理者个体的道德自觉体系也难以形成，从而会造成公共管理者罔顾法律和集体性道德意识的丧失，引发公共管理者伦理道德失范行为乃至集体性权力寻租行为。近期频频曝出的自下而上蔓延式和自上而下渗透相结合的公权腐败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以高官为首形成的利益网络成为了腐败窝案频频发生的土壤和温床，组织文化“染缸效应”由于腐败官员的攻守同盟而发生消极裂变，公共权力变成了权力集团谋取私利的利器，致使公共权力的行使偏离了法律法规和伦理道德的要求而引起公共组织运行效率的降低和社会结构的异动。
（四）基于顶层设计自上而下推动改革的上与下关系的困境
依法治国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现阶段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为了系统推进这一顶层设计的实施，党中央推行了一系列自上而下周密完善的改革措施，以“大部制”、“转作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理顺央地关系、完善基层民主制度、构建法治国家等为主要内容的系统部署彰显了我国政府改革的决心和意向。然而顶层设计框架下创新性改革政策自上而下快速高效的贯彻实施还取决于地方政府贯彻和落实改革部署的政策和制度的创新以及社会组织和社会公众合法合理参与社会治理的制度和机制的构建。事实上，我国政府推行的历次改革均重视中央改革政策在地方政府的贯彻执行，为此我国曾出台了许多鼓励地方政府改革的激励性措施，只是上述措施大都由于缺乏法律性依据和制度性保障而影响了改革举措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浪费资源的同时严重挫伤了地方政府改革的积极性。与此同时，由于我国市民社会发展迟缓，社会组织和社会公众参与公共领域社会治理领域改革的话语体系和技术平台尚未完全形成并缺乏法律和制度的保障，因此治理理念中所强调的多元治理主体制度化、法治化和网络化的“跨界”合作以增进公共价值的协同合作机制是很难在我国特有的行政生态环境中有效运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进程运行到社会基层治理层面就会由于基层治理制度的不健全而遭遇“肠梗阻”，改革难以以一以贯之。构建摹于顶层设计的自上而下推动总体改革目标落地的机制和路线图就变得十分迫切。
四、走出新常态下公共管理困境的策略与路径选择
（一）持续提升公共管理主体的治理能力
在治理的视域下，公共管理主体的范畴涵盖了政府、社会组织和公众，在不同的治理层面对不同的管理主体所要求具备的治理能力也有所不同。对于政府而言，政府能力的提升在政府组织机构和运行制度层面，需要全面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积极转变政府治理方式、优化政府治理结构；同时对政府内部人员应通过完善绩效治理机制、人员选拔机制和激励机制、加强伦理道德和管理能力的培训等，提高政府内部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水平，强化工作人员的服务理念、回应意识、效能意识和依法行政意识，提高其识别和解决公共问题的能力。对于社会组织而言，提升其治理能力的关键是培育社会组织的力量，创新社会组织自治的方式，激发社会组织的活力，加强对社会组织的监督，有效带动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的协同治理作用。除此之外，为了提升社会公众的治理能力，应高度重视社会公众现代化水平的提升。为此我国应着力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畅通民众参与国家治理的渠道，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作用，通过加强全社会范围内的知识和文化价值体系教育，提高社会公众的民主意识、法治意识和参与国家治理的自觉意识和主体意识，促使社会公众自觉有序参与社会治理和进行自我管理。[6]
（二）着力加强现代公共管理技术手段的创新
数字治理技术、智慧政务技术、应急管即技术、风险评估技术、科学决策技术和绩效治理技术等现代公共管理技术的采用可以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提供工具性保障，因此成加强现代公共管理技术的创新和使用。为此成节新政府管理的思维方式，提升公共部门管理主体的思维能力，引导公共管理主体自觉抛弃过去那些简单僵化的管理手段，有意识的采用富有创造性和实用性的现代公共管理技术，把移动互联网技术、物联网技术、GIS技术、公共危机预警技术等紧密结合，为公共部门的高效履职和管理创新提供技术支持。
（三）积极构建顶层设计的落实机制
顶层设计落实机制的构建是破解自上而下改革困境的良策。具体而言，首要任务就是在顶层设计的指导下构建地方政府治理的法律制度框架和运行机制，赋予地方政府治理权限和自主选择治理模式的合法性，在法律的框架内充分包容地方政府创新治理模式的失败以确保改革的持续性，唯有如此方能充分发挥地方政府改革的积极性和追随性，实现地方治理现代化的同时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有效程度。其次是构建创新型的社会治理体制，增强社会组织自治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为贯彻自上而下的改革举措提供制度性保证。创新型的社会治理体制应包括价值层面的治理理念和治理原则和操作层面的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范畴、治理绩效，是一个兼具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整体制度系统。[7]在建设法治社会的新常态下，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基本治理理念要遵从国家宪法和相关法律法规及其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要求，治理原则要以实现社会公众公共价值的创造为基准。治理主体要实现多元化，应将社会各领域各层次的社会组织纳入到治理主体的范畴中，使政府和社会组织共同组成一个共同治理、共担责任的协同治理体制。治理方式应强调合作与协商，并由刚性的自上而下式的治理手段向柔性的网络化治理手段转变，构建网络化治理平台和治理机制。治理范畴必须明确化，该有政府履行社会管理职能的场域，政府绝不能缺位，同理该由政府和社会组织共同合作、协商治理的社会问题，政府独大和社会组织缺失都将影响到社会治理实现善治的目标。同时社会治理应有明确的治理绩效目标，并应强化对绩效目标的评估和评估结果的反馈，从而为切实提高社会治理效果找到现实的路径。
（四）重塑公共管理核心伦理价值体系
传统终极价值的失效、现代规范价值和伦理制度的缺失使得功利价值追求泛滥于公共场域，公共管理主体对金钱、公权的顶礼膜拜、对公共利益的肆意践踏、对公众需求的视而不见引发了信任危机，甚至危及政府管理的合法性。重塑公共场域的伦理制度体系是解决公共管理组织文化“染缸”困境的必然选择，也是贯彻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理念的题中应有之义。在经济、政治、社会等新常态下，公共管理伦理制度体系应由三个层面组成。在国家意识形态层面应培育社会主义公共理性，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法治、民主、公平、公正；在制度层面应构建以宪法至上为要旨、以法律制度为陈词的公共管理伦理制度，将意识形态层面的价值导向和伦理要求落实到制度设计中；在行动层面应重建政治精英的“公仆德性”和社会公众的“公德意识”，通过加强伦理道德的宣讲和道德榜样的示范，在全社会范围内重构良性的价值秩序和以德治国的群众基础与价值基础。
[参考文献]
[1]黄益平. 下一个十年的改革与增长[N].经济参考报.2012-12-26.
[2]管清友，朱振鑫. 经济新常态更需政策平常心[J].中国金融，2014（14）.
[3]任丙强. 生态文明建设视角下的环境治理：问题、挑战与对策[J].政治学研究，2013（5）.
[4]中央办公厅.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Z].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5]苏曦凌. 行政技术论[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2（5）.
[6]张再生，吴云青.公民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机制与对策研究[J].理论探讨，2012（5）.
[7]姜晓萍. 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体制创新[J].中国行政管理，2014（2）.
（责任编辑 方晋）
Public Management under the New Normal： theDilemma and Way Out
Zhang Zaisheng Bai Bin
[Authors]Zhang Zaisheng is Professor at School of Management and Economic Department， Tianjin University； Bai Bin is PhD. Candidate at School of Management and Economic Department， Tianjin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2
作者：张再生 白彬
新常态视域下经济结构论文 篇2：
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现实与政策
摘 要：经济新常态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于完善我国的供给体系，提高供给质量与效率具有重要意义。文章比较了宏观需求侧管理政策与供给侧管理政策的理论与实践，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速、结构优化、动力机制转换等特征之间的内在一致性。结合我国当前工业供给侧的事实对低端产能过剩、高端产能供给不足的结构性扭曲进行了理论分析。从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资源环境倒逼机制、创新驱动机制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优化提出了政策建议。
关键词：经济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宏观政策导向
一、引 言
结构调整阵痛、增长速度换挡、刺激政策消化的叠加效应对我国经济带来了明显的影响。尽管我国实施了一些扩大总需求的财政货币政策，但仍收效甚微。从2012年开始，我国经济增速连续3年以7.7%、7.7%、7.4%开始回落，2015年前3个季度增速跌破7%，经济发展进入了中高速增长区间。与此同时，作为拉动增长“三驾马车”的需求侧出现了一些阶段化变化。国际经济疲软乏力，外部性需求常态性萎缩，新兴经济体增速放缓。贸易出口值增速从2011年开始总体趋势下滑，2015年出口值负增长；国内市场消费需求增速下滑，由2010年第4季度的19.1%下滑至2015年第4季度的11.1%；投资增速持续放缓，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由2010年第4季度的24.5%下滑至2015年第4季度的10.2%。工业生产者价格指数（PPI）连续性下滑，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从2015年8月份开始一直低于50%。我国的工业增加值增速自2011年来持续性下滑，工业形势比较严峻。通过数据研判，我国需求侧对经济的拉动力明显不足，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因此，依靠刺激总需求拉动经济的空间有限。2015年11月，中央层面首次提出供给侧改革的概念。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这是国家对当前经济社会形势的基本分析与准确研判，也是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重大改革举措。
本文首先从理论与政策实践两个角度比较了需求侧管理与供给侧管理的学理基础与实践。在此基础上，分析经济发展新常态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增长速度、结构优化、动力机制方面的内在逻辑，并剖析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扭曲的事实与深层次根源。最后提出我国供给侧改革的宏观政策导向。供给侧改革是发展理念重大转变，对于解决我国经济中深层次的矛盾，并从供给侧改革的角度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二、宏观政策视域下的需求侧与供给侧管理：理论与政策实践
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政策是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两种政策取向，分别对应不同的理论学派。两个学派历史上存在多次交锋，呈现出萨伊定律—凯恩斯主义—供给学派—凯恩斯主义复辟—供给管理的理论演变轨迹（贾康，苏京春[1]，2014）。
需求侧管理与供给侧的理论基础不同。需求侧管理的学理基础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其思想精髓体现在凯恩斯在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凯恩斯主义的需求侧管理理论认为，经济中不存在促进生产和就业趋向充分就业状态的自动机制，必须依赖于人为的政府干预机制。其认知框架是短期内的波动源于有效需求不足，归因于消费倾向递减，投资的边际效率递减、流动性陷阱的“三大心理规律”的存在。因此，在需求侧，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与出口）动力不足，进而引发产出水平下降与经济短期波动。实际上，凯恩斯主义所讨论的有效需求不足是总量性的，而非结构性的。扩大总需求特别是内需进而成为需求侧管理经济的政策出发点，运用“逆周期”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经济衰退时，通过增加政府开支、扩大信贷规模等政策提高有效需求水平；经济繁荣时反向操作。需求侧管理政策最成功的实践莫过于美国总统罗斯福推行的以需求管理为核心的“新政”，摆脱了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然而，20世纪70年代，经济滞涨的出现使凯恩斯主义受到了质疑，宣告了凯恩斯需求管理政策的失灵。
对凯恩斯需求管理政策提出最有利挑战的理论之一是供给侧管理政策。供给侧管理理论源于供给学派（Supply-Side Economics），焦点为集中于供给侧的效率与供给创造需求的机制。一是关于供给创造需求的机制，供给学派的最质朴表达应属萨伊定律—供给自动创造需求。当然，研究物物交换时代的萨伊定律对于研究自由市场经济有其局限性。但对供给侧或生产端的研究影响了供给学派的发展。新供给学派认为，供给创造需求是有条件的。比如新供给创造新需求，而不是萨伊意义上的自动创造。二是关于供给侧效率。供给侧管理理论认为，生产端增长的长期动力源于生产率水平的提高，技术进步与创新是提高生产率的关键途径，技术进步与创新动力在于对市场主体的激励。在政策导向上，供给侧管理的核心主张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对企业减税。对微观主体的减税政策是提高供给的最恰当激励。广义的减税政策还包括降低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通过恰当的激励机制对企业激励，激活各要素生产力，提高有效供给。二是减少政府干预。通过减少各领域的政府管制和干预，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通过充分发挥竞争机制的作用，促进企业的生产效率。因此，供给学派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更具有斯密主义色彩。
从实践上看，美国的里根经济学（Reaganomics）与英国的撒切尔改革是供给侧管理政策的典型案例。在20世纪80年代，英国与美国面临着严重的经济“滞涨”，经济衰退、高失业、高通胀困扰着两国经济。在此背景下。两国采取了供给侧管理政策，其实质是提高增加要素供给效率，但政策切入点不同（刘霞辉[2]，2013）。美国里根政府时期的经济复兴计划与英国的撒切尔改革的供给管理侧改革以自由市场为导向，采取了减少政府干预与管制、对微观主体减税等政策。里根政府更侧重于通过对个人和企业的减税政策降低要素供给成本，促使产业调整。从1982年12月至1988年5月，美国经济持续增长了65个月，20世纪90年代以硅谷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也得以孕育，为美国的经济长期发展奠定了基础。但里根政府的减税政策所带来的巨大财政赤字，被认为是拖累美国经济的重要因素。与美国的改革背景不同，英国当时存在着大量低效率的国有企业，政府对经济过度干预，财政对国有企业过度补贴，企业活力不足。针对“英国病”，撒切尔改革主要依靠减少政府管制与干预，大力推行私有化，减少国有经济比重，通过减少政府干预激发市场活力，提高要素供给效率，并辅以减税政策。撒切尔改革，激发了英国的企业活力。20世纪70年代，英国的制造业劳动生产率非常低，年均增长仅为1.6%。供给侧管理政策实施后，1980～1988年期间，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5.2%。总体而言，无论是里根经济学还是撒切尔改革的供给管理政策都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当然，其负面效应也不容忽视。
需求侧管理与供给侧管理在理论与政策方面存在根本差异。需求侧管理政策注重财政货币政策调整、政府干预与政府调控的主体作用以及平抑短期经济波动。需求侧管理具有追求短期均衡的政策导向。正如凯恩斯所言：“在长期中，我们都死了”。供给侧管理政策更侧重于制度变革与机制体制创新、发挥市场与企业的主体作用、中短期与长期相结合的可持续发展。具体而言，供给侧管理注重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通过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尊重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培育经济新主体，通过激励机制提高企业供给效率。尽管需求侧管理与供给侧管理都强调需求，但政策落脚点却不同。需求侧管理主张通过短期刺激政策增加社会总需求，主要是对现有产品“量”的需求，发力者为政府；供给侧管理认为，通过市场力量提高供给体系效率与质量以产生新的需求，主要是对新产品“质”的需求，发力者为企业家。因此，需求侧管理政策主要应对周期性衰退，强调总量问题；供给侧管理政策主要应对结构性问题带来的衰退，强调结构问题。实际上，需求侧与供给侧是经济必不可分的两个方面，不能偏废其一。经济发展动力是有效供给与有效需求的结合，两端协调才能促使经济的持续发展。当前，我国供给侧改革的实质就是通过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实现供给与需求的均衡。
三、我国经济新常态与供给侧改革的内在逻辑及政策一致性
我国过去三十多年的高增长是需求拉动型的，出口与投资的拉动力尤为强劲。政府起着关键作用，增长模式具有政府主导色彩，经济增速、经济结构，增长的动力机制都依赖于政府干预与管制。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变化，我国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面临一些新情况、新问题。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轨道。新常态下，政府主导模式使得供给侧结构面临严峻挑战。供给侧的结构性问题是经济发展新常态最大制约因素。因此，在新常态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提升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关键举措。当前形势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新常态的基本特征、内涵、内在逻辑具有一致性。
（一）新常态的经济增速与供给侧改革的温和政策存在内在一致性
正确认识新常态的经济增速，以及经济韧性在供给侧改革中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一是正确认识经济增速放缓是新常态的表象特征，有助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经济高速增长期，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虽然存在但不突出。在强大增长惯性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难度与阻力较大，特别是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的经济增速将由高速区间转变为中高速区间，7%左右的增速将常态化。在经济增速转换期，结构性矛盾得以凸显。新常态下经济增长质量导向得以确立，高速增长导向已淡化。因此，新常态增速背景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重要的窗口机遇期。二是正确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助于维持经济新常态的增速。新常态下，供给侧改革使政府主导需求侧管理政策逐步转变为以适当增加社会总需求，市场供给驱动的供给侧管理政策。需求侧管理政策在短期内通过刺激政策维持高速增长是可以实现的，但与结构性调整优化无益。供给侧管理政策主张通过恰当的激励机制提高生产率，尊重市场与企业主体地位，市场主体投资决策更趋理性化，提高供给侧质量和效率。因此，供给侧管理政策是温和型的，产出水平会自发回归到潜在产出水平，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经济增速由此实现常态化。供给侧改革的目的是优化供给侧结构、解决供给结构的深层次矛盾，实现新旧发展模式的转换。新旧模式转换阵痛期增速放缓的同时，结构持续性调整与优化将经济增速维持在常态轨道。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经济新常态速度持续性的保证，同时新常态下的增速伴随着供给侧结构质量与效率的提升。
在经济新常态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能因为结构性改革阵痛期的增速放缓而延缓或放弃改革。当然，增速也须保证在合理区间，不能为了推进结构性调整而过度牺牲增长。结构性调整是持续增长的动力，合理的增速为进行结构性改革创造有利条件。
（二）新常态下的经济结构优化依赖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增速放缓仅是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表象特征，结构优化是核心内涵。新常态与旧态模式的不同在于更加注重经济增长质量，表现为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升级。结构优化包括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消费结构、能源结构等方面。其实质是通过结构优化创造新的增长点。我国在发展过程中过于注重增长的逻辑，忽略了结构优化的治理逻辑。当前，我国供给侧的结构扭曲、适应性与灵活性不足是治理逻辑忽略的典型表现。这种结构性矛盾表现在两个方面：供给侧中有效供给不足与产能过剩并存，即低端产品产能过剩，高端产品供给不足。具体而言，一方面供给侧低端化产能过剩，无效供给过多。相对于有效需求而言，我国很多低端产业特别是重工业存在大量过剩产能。但这些领域却仍占用大量生产性资源，部分产业甚至对环境生态造成了很大的破坏。比如钢铁、水泥、有色金属等行业产能严重过剩、企业严重亏损，却仍得到政府的大量补贴与扶持；另一方面供给侧的产业高端化滞后，高新技术产品有效供给不足。在新常态下，我国市场需求结构已经发生变化。居民消费呈现出从量的满足向质的提升、从有形产品向服务消费、从模仿型、排浪式消费向个性化、多样化消费等一系列转变。但我国还存在大量高品质的需求，有效供给仍存在很大的缺口。另外，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低端，产品附加值低，缺乏产品科技含量和国际核心竞争力。
供给侧改革的市场导向是新常态下结构优化的最有效机制。在新常态下，供给侧的市场导向充分尊重企业与市场的主体地位，减少政府对产能过剩领域企业的投资干预，发挥企业自由“进入退出”机制使资源自由流动，降低政府对要素供给与定价的管制政策，提高要素价格市场化水平。通过市场机制引导，将大量的生产性资源从产能过剩领域转移到有效供给不足的领域，激活存量，使供给侧与需求侧有效衔接。因此，“供需结构不匹配”使得供给侧改革的出发点必然是两大方向：通过生产性资源的合理流动与优化配置去库存化，解决产能过剩问题；通过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培育补齐短板，增加社会有效供给（魏杰，杨林[3]，2015），使结构调整“有破有立”。
除产业结构外，供给侧结构扭曲还表现在城乡、区域结构方面。当前，我国要素错配在城乡、区域之间的表现尤为明显，城乡间与区域间要素不能自由流动。比如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使劳动力、资本、土地等要素错配严重。要素在城乡、区域间的错配导致了要素供给效率低下，扭曲了供给侧结构。因此，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破城乡分割与区域分割，矫正要素错配，优化经济结构，通过供给体系的完善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与效益。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符合经济新常态下结构优化的逻辑。
（三）经济新常态下推进供给侧改革是我国增长动力转换的重大路径创新
新常态下的增长动力机制转换与供给侧改革的目的是一致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是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五大发展理念，创新驱动理念居于首位。新常态下，创新驱动是我国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增强增长新动能最根本途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身就是寻找经济增长新动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新思路。创新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最根本途径，同时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键。
投资与要素驱动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已不符合新常态下对增长质量的要求。进入新常态，我国的生产要素结构正发生深刻的变化。传统的比较优势和增长动力源正在衰减。人口红利、土地红利、环境红利不断消失。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环境资源约束加强等不断挤压传统产业的生存空间，产品有效供给不足与产能过剩并存，生态环境也面临巨大挑战。实质上，我国要素驱动的增长模式最直接表现是创新不足、产业与科技融合度不高、产品科技含量低、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缺乏产业核心竞争力。产能过剩与有效供给不足同样是供给侧创新不足的表现。因此，要素驱动型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已经导致供给侧结构失衡。我国已进入只有靠创新才能持续发展的新阶段（郑新立[4]，2015）。
面临全球新一轮产业革命以及创新驱动大趋势，我国的增长动力机制亟待转换。通过供给侧改革将要素驱动为基础的传统增长点转向以创新驱动为基础的新增长点。充分创新驱动的乘数效应符合经济新常态的逻辑。创新是经济转型升级的巨大动力源。熊彼特认为，创新是引入新产品、引进新技术、开辟新市场、发现新的原材料、实现新的组织形式。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创新驱动是包括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模式创新等维度的更为系统性战略（张占斌[5]，2015）。技术创新是供给侧改革的最直接推动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传统产业的升级、新兴产业的培育的关键都是技术创新，特别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新兴产业的发展必须依靠新技术、新工艺等。面临市场竞争机制，企业是研发投入与技术创新的主体，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最重要的微观主体。技术创新是解决供给侧产能过剩与有效供给不足的关键手段。技术创新的创造性破坏过程在淘汰供给老化产业的同时，必然会孕育新业态、新产品，从而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使产业价值链由中低端向高端迈进。技术创新驱动使制造业企业必然面临着生产方式、营销方式的转型。新工业革命背景下，管理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也是实现增长动力机制转换的关键。管理创新包括制度、体制与机制的创新，是创新的重要维度。创新的微观主体是企业，但关键在于企业家精神。因此，通过管理创新清除约束企业供给机制体制性障碍，释放企业家精神，为企业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创新创业环境。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提高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与效率。
总体而言，我国在经济新常态下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与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的出发点、内在逻辑及其目标是一致的。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被认为是供给侧的“三大发动机”，通过“三大发动机”协调发力使经济增长质量提高常态化。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符合经济新常态下的治理逻辑，通过结构性改革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的常态化。
四、我国“旧态”模式下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扭曲及其根源
我国的供给侧结构失衡存在多重性。既表现为产品市场与要素市场失衡，也表现为城乡经济结构失衡、区域结构失衡等。供给侧结构的多重失衡影响了需求端与供给端的协同性。政府主导是我国经济增长进程中的重要特征。政府主导的要素市场不健全以及要素供给政策导致的资源错配，是供给侧结构失衡的根源。
在产业层面，要素错配所导致的低端产能过剩是供给侧结构扭曲的表现之一。产能过剩是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亟须解决的问题。学术界认为，产能过剩既有市场失灵因素，也有政府失灵因素。我国低端产能过剩更多的源于政府因素，或者说是政府干预以及制度性扭曲的结果（江飞涛[6]等，2012）。当然，市场的竞争机制一定程度上可以克服产能过剩问题（王志伟[7]，2015），是企业动态性的前提。在健全的市场机制中，企业投资决策自由、要素自由流动等成为抑制产能过剩的最有效机制。一个行业的早期发展会涌入大量企业，但随着行业发展的成熟，竞争机制会淘汰大多数低效率的企业，而只有少部分高效率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得以发展空间，产能过剩自然不是问题。因此，健全的市场机制与企业动态性具有一致性。政府过度干预与管制对企业动态性机制产生了干扰，使产能低端化蔓延具有政府主导色彩。我国长期以来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体系使地方政府更加注重增长的逻辑，偏好“短、平、快”的工业发展，并采取了一系列扭曲的竞争性补贴政策对其扶持。地方政府掌握着工业增长所需要的重要资源，关键途径是地方保护主义。地方政府通过扭曲的要素供给政策对辖区企业进行过度保护与扶持，致使要素在企业间、行业间存在严重错配。在政治与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地方政府竞相采取扭曲的环境政策、土地供应政策、财税金融政策对本地区企业进行扶持，使得辖区企业甚至整个产业畸形发展，助推了产能过剩的蔓延。比如，地方政府通过降低辖区环境监管标准，庇护高耗能高污染的重化工企业，以牺牲环境利益换取经济利益；通过降低工业用地供应价格甚至零低价政策进行招商引资，土地要素价格内化为企业生产成本；通过财税金融政策，比如税收减免、贷款优惠等措施扶持本地工业发展。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同样具有极高的热情干预辖区企业的投资行为。在扭曲的要素供给政策下，各地区企业的投资决策更加依赖于地方政府政策，而非市场机制。因此，在地区补贴性竞争背景下，企业面临着扭曲的投资激励，市场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并不能有效约束企业投资行为。加之地方政府对辖区企业存在非“精准补贴”，进一步加剧了制造业投资过度，产生了非周期性的产能过剩。政府的扶持政策使企业更加依靠政府的各种扶持政策而经营。低效率的“僵尸”企业，特别是一些国有企业，在政府的保护下不能退出市场，使产品无效供给过剩的态势愈演愈烈。因此，市场机制中的竞争因素在政府干预下无法约束企业投资决策，不能将生产性资源从过剩领域转移到供给不足领域。地方保护主义造成各地区产业结构雷同、重复建设严重、产业低端化蔓延。因此，政府与市场关系不顺是我国供给侧的产能过剩的关键原因。
另一方面，要素错配所导致的高端化产品供给不足是供给结构扭曲又一表现。补齐短板是新常态下着力解决的问题，高端化产品供给不足是供给侧结构中的短板。高端化供给是产品高质量的有效供给。供给侧有效供给不足的主要症结在于企业创新不足，这与企业创新的激励机制不健全有关。政府与市场关系不顺同样也是企业创新不足的重要原因。在任何国家，企业家都是驱动创新的最主要群体。然而，无效制度的存在、过度政府干预与管制不利于有效激励企业家的创新创业活动。体制机制一定程度上可能阻碍了企业家创新精神的释放，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要素错配不利于微观企业的研发创新。在政府干预与管制下，垄断的大量存在、过高的市场准入门槛成为要素流动的主要障碍。生产性资源不能从无效供给领域自由流动到供给不足领域，配置效率降低。富有创新活力的民营资本在很多领域受到进入壁垒的限制，创新受到抑制。另外，企业研发创新是一种有风险且需要大量投入的活动，资源的流动限制会使研发领域资源投入相对不足，制约了创新活动。在要素价格被严重低估背景下，企业更倾向于无风险的低端化生产获利，或者在过剩领域依靠政府补贴维持生存。因此，企业进行研发创新资源相对不足，创新激励不足，导致高端化产品有效供给不足。二是制度供给结构影响企业的创新水平。制度安排对企业家的创新行为具有强烈的影响。在政府过度管制下，与寻求政府补贴相比，企业家创新的相对成本较高，回报较低。在政府管制的要素市场，企业更倾向于进行无创新的寻租套利活动。比如，通过寻租以获取生产资源、扶持政策、甚至获取垄断地位进而获取超额利润。因而，企业创新与寻租的相对收益扭曲，导致企业把本该投入到创新领域的资源转移到寻租领域。扭曲的激励机制使得企业创新动力严重不足。同时，我国有利于创新的制度安排过少，而抑制创新的制度安排大量存在。大量的制度在阻碍着市场活动以及创新活动，比如繁琐的行政审批制、金融抑制政策等。而对于有利于激发创新活力的制度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比如法律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等。产权制度不健全会使创新的不确定性增强，创新回报得不到保证。创新活动存在着制度抑制。因此，企业创新的激励机制严重缺乏，企业创新激励不足导致了供给侧的有效供给不足，产品处于价值链低端，产业核心竞争力不强。因此，供给侧结构的高端化产品供给不足也是制度供给结构扭曲的结果。
五、新常态下我国供给侧改革的宏观经济政策导向
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表明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新认知、新思路与新理念，并指明了改革的出发点、内在逻辑机制与推进领域。新常态下，我国宏观政策总体取向应由需求侧管理为主转向到供给侧管理为主，两端协同发力；发展战略由要素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总体而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经济发展理念的重大转变，其立足点是通过改革解除供给约束，提高有效供给扩大有效需求。具体措施概括为：增加要素与产品的有效供给、减少企业各种制度性交易成本、发挥创新驱动的乘数效应、去除产能过剩的“加减乘除”路径。
（一）通过政府简政放权激发市场活力优化供给侧结构
经济新常态下，明确政府与市场边界优化供给侧结构。经济结构的调整由政府主导转变为市场主导。通过市场调节机制优化资源配置。通过理顺政府与企业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促使企业家精神充分释放，发挥企业创新驱动引领与支撑作用。
具体来看，一是转变政绩考核体系，推进政府简政放权。政绩考核体系更加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与效益，将结构优化放到更重要的位置。通过简政放权的不断推进，为企业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激发市场活力与企业创造力，明确负面清单、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制度，通过政府转型优化供给侧结构。二是推进财税金融体制改革。通过财税体制改革降低企业税费负担，通过金融体制改革降低企业融资成本。采取结构性减税政策，降低企业税费负担、物流成本等制度性交易成本。推进金融体制改革更好的服务于实体经济，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促进中小企业融资便利化。通过财税、金融体制改革提高的企业创新能力。三是推进要素的价格体制改革，矫正要素价格扭曲政策。加快推进土地、资源、环境等要素的市场化进程，明确土地产权。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价格、竞争、供求机制促使生产性资源从过剩产能领域转移到有效供给不足的产业。四是推进垄断领域以及国有企业改革，降低市场准入门槛。通过市场竞争机制减少国有企业与垄断的低效率，去除产能过剩的同时增加有效供给；减少市场准入限制和门槛，鼓励更多的社会资本参与机会，通过多元资本参与完善供给体系，提升供给质量与效率。
（二）通过资源环境政策与创新驱动优化供给侧结构
新常态下的资源环境约束倒逼机制，创新驱动机制是转变低端产能过剩，高端产能不足的关键路径。具体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通过严格的环境规制实现高耗能高污染行业转型升级，向绿色生产方式转变；通过新技术实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升传统产业效率，改善产能低端化供给结构；通过攀登技术制高点提升产业自主创新水平，促使产业价值链向高端迈进，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
首先，继续强化环境问责制，利用资源环境约束的倒逼机制实现供给端的绿色转型。通过减排硬约束转变地方政府的发展思路与理念，淡化对粗放型产业的发展力度，逐步淘汰高污染、高耗能的过剩产能，转变以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利益的做法。通过环境约束机制倒逼促使企业改变落后的生产方式，推动技术创新，实现绿色发展。
其次，积极提升传统优势产业、培育新兴产业。推动“互联网+”行动计划和“中国制造2025”，推动工业化与信息化的深度融合。通过“互联网+”提高传统制造业效率。实现企业的优胜劣汰，通过兼并重组等方式实现市场出清。积极发挥传统比较优势的同时，大力发展新兴产业特别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促使当地进行产业升级，设立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支持新兴产业与新兴业态。
最后，提高产业的自主创新水平，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加大国家研发投入力度的同时，制定创新的精准激励政策；推进科技体制创新，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完善风险投资体系，发挥金融在高新技术产业和技术创新中的支持作用；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完善相关法律法规。通过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促进产业高端化水平。发挥创新驱动在提高企业供给质量与效率提升的引领与支撑作用。
[参考文献]
[1] 贾康，苏京春.探析“供给侧”经济学派所经历的两轮“否定之否定”——对“供给侧”学派的评价、学理启示及立足于中国的研讨展望[J].财政研究，2014（8）.
[2] 刘霞辉.供给侧的宏观经济管理——中国视角[J].经济学动态，2013（10）.
[3] 魏杰，杨林.经济新常态下的产业结构调整及相关改革[J].经济纵横，2015（6）.
[4] 郑新立.加快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J].求是，2015（11）.
[5] 张占斌.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趋势性特征及政策取向[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5（1）.
[6] 江飞涛，武鹏，李晓萍.中国工业经济增长动力机制转换[J].中国工业经济，2014（5）.
[7]王志伟.新常态与宏观经济政策调整——以产能过剩的调整为例[J].社会科学研究，2015（4）.
作者：张为杰
新常态视域下经济结构论文 篇3：
浅析经济新常态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困境与出路
摘 要：经济新常态是习近平总书记针对我国当前“三期叠加”特殊的經济形势对中国经济特征做出的整体描述，是最新的经济发展战略。而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势必会带来相应的上层建筑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反映到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则相应出现以下困境：一方面，以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问题仍然存在，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转型，新问题层出不穷，而如何应对这些困境，提出破解路径，则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共同进行探讨。
关键词：经济发展 新常态 思想政治教育
当前，伴随着经济危机的全球化发展，全球经济都面临持续下行的压力，因此，世界各国经济都进入经济结构及规模调整的时期。在这样经济大背景下，纵观我国自改革开放30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在巨大体量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蕴含着经济及社会发展的各种隐忧。特别是自2010年以来，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后，我国的经济形势明显区别于以前，经济增长持续下滑，从2010年以前每年保持两位数的巨大增长下滑到2014年的7.4%，而这一经济发展目标虽然符合政府工作报告中所提出的“7.5%左右”的预期目标，但经济下行压力依然存在。面对这一变化，学界通常集中在金融危机后续影响和经济客观周期两种观点上，而这也考验着国家领导层的决策智慧。
而面对这一现状，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做出了“三期叠加”的重要判断，即中国经济增长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基于此判断，从2014年5月习近平在河南考察首次以新常态描述新周期中的中国经济，到7月29日和党外人士座谈时又一次提到，以及在11月9日APEC峰会时就“新常态经济”做出了系统的阐释，为我国宏观经济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这样阐释到：“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既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这说明，在现实生活中，特别是在对历史进行具体考察的过程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社会存在发展的主要动因，而政治和精神生活的发展是基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协调之上伴随其共同发展的。因此，经济发展的变化势必会带来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在于要不断立足于现实，不断面临社会的新发展、经济的新变化，而这些寓于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的发展和变化也使得思想政治教育不断面临新情况新问题。当前，关于经济新常态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经济学领域进行探讨，在社会科学领域并不多见，而针对于新常态下思想政治教育问题及对策的探析凤毛麟角。因此，当前对于新常态经济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问题进行探讨十分有必要。
一、经济新常态的具体解读及经济新常态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变化
（一）经济新常态的内涵、特点及机遇
1.经济新常态的内涵。2010年第40届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美国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PIMCO）首席投资官罗斯和埃尔埃利安用“新常态”一词来归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缓慢而痛苦的经济恢复过程，“新常态”自此进入公众视野。我国所谓的“经济新常态”是相对于以前的经济发展模式而言的。经济发展新常态主要体现在“新”和“常”二字。“新”是相对于“旧”而提出的：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2年十四大后，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持续攀升，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出现以GDP指数高低论英雄，各地区、各行业经济发展持续升温，然而这样的发展却是以牺牲环境、加剧社会矛盾等问题为代价。而新常态的“新”是与以GDP为导向的旧经济形态与发展模式不同的新的经济形态和发展模式。“新”具体体现在用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用社会全面发展扬弃GDP增长，用价值机制取代价格机制作为市场的核心机制，把改革开放的目标定位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不可持续增长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常”就是时常发生的状态。新常态就是不同于以往、相对稳定的状态。这是一种趋势性、不可逆转的发展状态，意味着中国经济已进入一个与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期不同的新的历史阶段。
2.经济新常态的特点及机遇。2014年11月9日，在APEC峰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就经济新常态做了具体而全面的论述并总结概括出经济新常态的三大特点及四大机遇。通俗而言，经济新常态的最大特点就是速度“下台阶”、效益“上台阶”；明显特征是增长动力实现转换，经济结构实现再平衡。具体特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从发展速度看，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从经济结构来看，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从动力来看，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习近平总书记还进一步指出，经济新常态为中国带来四个方面的新机遇，具体体现为：第一，中国经济增速虽然放缓，实际增量依然客观；第二，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更趋平稳，增长动力更为多元；第三，中国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发展前景更加稳定；第四，中国政府大力简政放权，市场活力进一步释放。
从经济新常态的三大特点和四大机遇也可以体现出经济新常态的“新”、“常”二字，可以说在这种新的经济运行模式下，中国的经济增长与过去30年的10%左右的高速度告别，与传统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基本告别。而经济速度的放缓、经济结构的优化及调整，以及驱动力的转向又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这就意味着新常态经济发展将在我国持续一段时间。
（二）经济新常态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变化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始终坚持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一方面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另一方面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具体到经济发展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二者也是辩证统一的。经济发展决定着思想政治教育的变化，使思想政治教育呈现出新情况新特征；而思想政治教育相对于经济的发展也具有相对独立性，可以能动地促进经济的发展抑或阻碍经济的发展。
1.思想政治教育与我国经济发展的关系。首先，经济发展决定思想政治教育的变化。在过去30年的经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长期重数量、轻质量，唯GDP论盛行，经济增长简单停留在速度的增长，造成了重复建筑、过度开发、环境污染等严重问题。由于市场经济的平等性、竞争性、法制性和开放性，使得人们的政治法治意识增强、平等自由观念增强、权利意识增强，从而推动了公民素质的提升、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但另一方面，由于市场经济也存在着自发性、盲目性等问题，以及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与国家宏观调控这只“看得见的手”有配合不周之处，从而使市场中食品安全问题、生态安全事件频发。在人们的意识形态领域，也使得人们倾向于功利主义、机会主义，道德水平滑坡。因此，在新常态经济形态下，在社会处于“三期叠加”时期，我们更应该注意发挥市场的良性竞争机制，从而降低变革成本，使经济在和谐稳定的环境中过度。
其次，思想政治教育能动于国家的经济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历来在国家建设的各个领域都非常关键，特别是在经济生活领域，而在这方面，我们党一直保持着优良的传统和政治优势。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就强调：“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我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的过程中，从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到1992年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寻找到出路。在这期间，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做出了很多重要的论述，其中的经典论述也是当时讨论最集中的问题就是关于市场经济“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最终邓小平同志突破了经济二元思维，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石。但在实践的过程中，一方面由于人们对经济体制没有充分的认识，另一方面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我们所面临的现实同设想有所差别，从而使我国经济发展出现了很多问题。因此，当前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情况下，我们必须正确认识思想政治教育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能动作用，使得社会成员正确认识当今经济发展特点，防止对于经济新常态的刻意回避或过度解读。
2.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变化。1999年，中共中央在《关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中强调：“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的攻坚阶段和发展的关键阶段，社會情况发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多样化、社会生活方式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多样化、就业岗位和就业方式多样化日趋明显。”这“四个多样化”对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传统习惯等很多方面都产生了深广的影响，给我国当代的思想政治工作带来了大量的新情况、新问题。具体体现为人们的政治意识弱化、自由意识强烈、利益观念增强、物质需求提高、个性张扬独立、诚信意识下降等问题。而就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全球经济趋于一体化的今天，思想政治教育也在逐渐向环体全球化、客体自主化、介体现代化、主体专家化以及社会环境日趋复杂化发展。在经济新常态的情况下：一方面，由于经济发展趋势的转变正处于起步阶段，因此，反映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一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存在的问题当今依然存在，并且程度有所加深；另一方面，出于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使得我国当今正处于“三期叠加”的关键时期，而这一现实也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变化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在对于经济新常态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困境与破解进行分析的过程中，要兼顾历史与现实进行系统分析。
二、经济新常态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困境
当前随着我国各个领域的改革进入深水区，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和矛盾凸显，因此经常可以听到：“现在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对于青年人而言这是一个物质利益丰厚的年代，同时也是最艰辛的时代”这样的话语。之所以会这样正是因为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整个社会的发展都呈现着一种挑战与机遇并存的发展模式，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也不例外。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在经济新常态下的机遇，由于其与经济战略改变前并无本质上的变化，本文不做赘述，主要从思想政治教育当今面临的困境来进行探讨。
（一）传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当今思想政治教育仍亟待解决的问题
1.物质利益的扭曲认识使得思想道德水平的下滑。市场经济的实质是商品的交换，而这种交换是合理合法有原则的交换，但在我国伴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推进，很多不能称之为商品的东西都可以用一定的价钱去衡量，从而使得社会上出现很多问题：在行政领域，因为权力可以进行买卖，使得权力不再为百姓服务，而成为个人身份和地位炫耀的标志；在经济领域中，由于一味地对于物质利益的追求，使得很多商家泯灭人性，假商品、毒食品等充斥着市场，不断地考验着每一位消费者；社会领域，由于道德、信任缺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冷漠无情。而这些问题究其根本就是出于对于物质利益的扭曲认识。在进行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我们的确需要效率的提升，但这种提升是有理且合法的，并不是以牺牲人与社会的长久发展为代价的。因此，如何化解人与人、人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以及如何使人们正确认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物质利益已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和实践的当务之急。
2.利益的阶层化发展对思想政治教育针对性的挑战。在我国当前进行市场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四个多样化”的特征表明： 我国当前的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多样化使得社会上人们的阶层多样丰富，而每个阶层的现实需求和利益诉求又不尽相同，这就使得当前我国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难度也随之加大。过去对于人民那种“全覆盖”、“无死角”的思想政治教育很难实现，怎样在当今日益变化的社会中，加强对不同阶层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也值得我们深思。
3.社会的快速发展带来的心理疾病骤增。心理健康也逐渐成为思想政治教育一个研究和发展的新领域。近年来，市场经济发展成效显著，但人们却再也找不回曾经的快乐，快节奏的生活、巨大的压力使得现如今心理疾病的发病率骤增。通常而言，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可以给人一个舒适、安稳的心境。但在当今，无论是社会还是国家都在经历着巨大的变革，这些来自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改革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但如何在这样的大变革环境中使人们找回曾经的快乐，减少人们的心理压力和负担，让人们抱着一种积极的、乐观向上的态度去面对挑战和挫折同样值得我们去思考。
（二）经济新常态：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困境
1.创新意识亟待提升。在经济新常态的特征中，经济结构优化及经济发展驱动力的转换核心都在于技术的进步。从我国传统的技术进步方式来看，主要依靠学习和模仿，这就是所谓的“后发优势”。由于学习和模仿具有成本低、风险小的特点，这就导致我国的技术进步虽然速度迅猛但严重依赖于学习和模仿，相对而言，自主创新的贡献极低。就在当今，我国生物研究领域的精密问题上，一个小小的试管都大多产自德国或日本，可见我国对于国外技术依赖范围之广、程度之深。而在新常态经济形态下，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我国很多的科学技术水平跟世界科技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小，学习和模仿的空间也越来越小，“后发优势”越来越不明显。在有些领域，我国甚至处于世界的领先水平，例如高铁，已经几乎不存在学习的空间。因此，学习型技术进步在我国将迅速走向尽头，而进一步发展和经济的转变主要依靠自主创新，但恰恰在这一方面是我国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重点难题。
2.思想多元化难以逆转。当今思想政治教育所处的外在环境日趋复杂，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因素也日趋增多，从而使得思想政治教育成效低下。第一，由于改革开放的程度不断加深，使得当今社会成员有更多的机会了解世界，多元文化呈现在社会成员面前；第二，网络化的迅速发展使得社会成员，特别是青年为他们了解世界提供了高效、便捷的途径；第三，新媒体的快速发展，使得全世界范围内的成员有了更加宽泛的交流平台，微博、微信、QQ、MSN等拉近全球成员的距离，使全世界成为“地球村”。因此，当今思想多元化发展已经成为一种社会成员思想发展的趋势。但我国在意识形态领域，始终坚持一元主导与多元并存发展，因此如何在当今思想多元化发展的态势下，加强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主导地位也面临着巨大挑战。
3.对于新形态的误解和质疑。由于经济发展新常态是新近国家对于经济发展状况做出的阐述与总结，而这种阐述与总结是基于近几年我国经济下行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会有人们对于这种总结和科学阐述有所误解和质疑。要知道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发展进入换挡期符合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同时也要认清即使是我国当前经济运行转入中高速发展在世界经济中，经济体量仍然巨大，完全有能力和实力保证社会的运转，而并不是由高速发展直接急转直下。对于经济新常态的正确认识和适应也成为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所面临的问题之一。
三、新经济形态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出路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特别是当今经济新常态视域下，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都面临很严峻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在国际日益加紧对我国输入西方价值观的情况下、在国内发展日益复杂和深刻的现实中，思想政治教育如何继续值得我们深思。
（一）始終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主导地位
在经济新常态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益发展的今天，我国在经济领域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是事实，“四个多样化”的现实也依然存在，而其特点反映在意识形态领域势必也是多元化的，加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借经济全球化之机加紧对我国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灌输“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的思想，其他各种社会思潮也大量涌现，社会意识形态呈多样化态势，各种思想、观念、文化同时并存，泥沙俱下、良莠不齐，容易混淆视听，蒙骗感情，从而干扰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真诚信仰。就国家而言，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是历史的必然趋势，更是现实的客观要求。就个体而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主导地位要求个人不仅要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经典著作进行研读，同时还要与时俱进，将当前党的形势政策、民主法治、历史与文化、革命传统和优良作风等教育并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中去。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我们的开放程度会加大，与西方在意识形态领域还会不断地出现碰撞和问题，作为大国，我们可以接受、包容世界各国各地区不同的价值观取向，但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不能丧失，马克思主义这个指导武器不能抛弃，在众多的意识形态中，我们唯有紧紧抓住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才能正确地看待当今世界上盛行的各种思潮，才能对各种处于矛盾中的事物进行是非真伪的判断。
（二）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经济新常态本身进行教育和宣传
伴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社会问题也在不断凸显，如收入差距不断拉大、人们的思想道德水平不断滑坡、社会诚信缺失、人与人之间情感冷漠、心理问题凸显，往往人们总是笼统地将这些社会发展带来的弊端和问题归结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体制变革这一因素。但真的是这样吗？我们要进行进一步的论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过程中，我们确实经常说利用“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来促进我国经济健康有序发展，但显然这“两只手”的出发点是立足于整个社会并非个人。于是市场经济存在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这些缺点成为了人们“一切向钱看齐”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使得当前我国在经济发展中出现商家良心泯灭唯利是图、食品安全问题在全社会泛滥、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等等，而究其背后的原因是极为复杂，但从个体的角度分析，我们现存的这些问题并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本身，而是在于我们的传统文化以及传统的思想观念。我国自古就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这种情形下在人们的思想道德领域往往是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居首要地位。而当社会的大环境有所改变时，任何一种事物又不可能完美无缺时，人们更倾向于从个人的利益和无限制的私欲出发，从而导致了当前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生活多个领域爆发各种问题。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本来就是从国家的宏观对经济进行掌控，因此在社会生活领域这些问题爆发之前，“两只手”不能完美规避社会上的任何问题，致使问题发展的事态不断严重和扩大。
另一方面，从市场经济的特点来看，当前经济发展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也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所致。市场经济的发展还具有平等性、开放性、法制性和竞争性。从这四个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红利”。市场经济较之计划经济而言之所以是更为高级的，原因便在于市场经济的四个特点：平等性使人人都有机会享受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财富，但这种平等又不同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平等”，计划经济时代的“平等”是绝对的平均主义，不能激发人的热情和效率，而现在的“平等”是相对的，是依据个人的劳动方式和分配方式，从而在激发人们的生产力、创造力的同时给人们以更多的机会；竞争性是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除一些有关国计民生的行业外，对一般经济领域引进竞争机制，排除垄断，从而不断激发人们的创造力和市场的活力，使中国立于不败之地；法制性是当人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处理个人与个人、个人与企业的关系中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时，我们可以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免受损失；开放性则让我们的国民有了更多的机会和资源向发达国家学习，不断开拓自己的视野。而这些利益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带给我们的，才使得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如此欣欣向荣。
因此，经济发展产生的问题究其根本还在于个体知与行之间的差距。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何健康有序发展每个个体的心里都有“一杆秤”，然而当人们面临巨大的利益诱惑，并且社会环境在一定程度上监管不利时，便会给人们这样的机会。因此，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在加强人们的思想道德教育之前，更应该首先加强人们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只有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认识到位，社会监管力度不断加强，使得在经济发展领域和社会生活领域切实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切实加强依法治国，我国当前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领域的问题才会得到缓解，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加强人们的思想道德教育才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与此同时，对于经济新常态的教育和宣传也十分必要。由于我国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没有很好地对社会成员进行相关知识的普及和教育，使得当前我国经济领域，甚至社会发展领域出现很多问题。加之当前国际、国内都面临经济下行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要使社会成员对于经济发展新常态有客观的认识，才能使社会成员从心理上进行调整并尽快适应，而不是一味地对经济新常态误解和歪曲。
（三）加深对于不同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个体和群体的了解
早在1925年中国大革命不断进入高潮时，毛泽东同志在关键时刻对于当时中国社会各阶层进行了深入透彻的分析，并最终撰写出《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文章的意义在于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论述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性质和前途等一系列问题，初步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同时也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萌芽。
而反观当代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四个多样化”的特征表明：我国当前的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多样化使得过去对于人民那种“全覆盖”、“无死角”的思想政治教育很难实现，这就要求我们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立足于现实，立足于思想政治教育对象本身的变化，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例如如何对我国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个人、企业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问题。就现在的现实情况而言，我国的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在不断加大，而往往在这些领域的人们的组织关系、个人的身份档案挂靠在一定的机构或者单位，而对于这些人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往往也是有名无实，因此如何切实在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中加强个人和企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问题仍然值得我们进行反思。
（四）加强思想政治的心理健康教育
从心理学的角度而言，当个体或群体在重大变革之中，由于大环境的剧变往往会爆发各种心理问题，而在处理心理问题的过程中：首先，处理个人或群体的情感性因素问题；第二，分析当前的具体形势和问题；第三，从中找出正确或合理的解决方案。而在整个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至关重要。
我国在确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中，邓小平就提出要坚持物质和精神，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但在现实中，却在一些领域一些问题上出现了“一手硬一手软”的情况。随着社会生活领域问题不断出现，使得人们总在积蓄“负能量”，因此在问题来临之际，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介入，让人们找到正确的分析事物矛盾的武器——即马克思主义，用辩证的、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对于社会上具有“正能量”的事物多发现、多思考，对于“负能量”的事物要勇于面对、勇于承担、勇于用理性去分析；而在第二个分析具体形势和问题的环节仍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介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而不断更新的。我们在不断进行思想教育、政治教育、道德教育的同时，应该提供给教育者更多的理论视角分析中国当下出现的各类问题，从而用更好的心态去面对。而在人们对问题进行处理和解决时，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也要及时进行跟进和反馈，从而使得各类心理问题和矛盾能够从容处理和面对。
（五）加强并创建创新教育体系
创新教育一直是我国教育实践中面临的难题，其破解的途径寓于对我国当前教育体制的不断改革，甚至变革。就目前教育体制中，关于学生創新能力的培养大多集中在科学技术领域，鲜见于社会科学领域。针对于创新意识的培养主要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第一，建立教育体系中关于创新评估的统一平台，使得学生可以以兴趣导向为基础，通过创新实践完成自己的部分学业。第二，设立相应的奖励机制。物质利益总能驱动人们的主观能动性，通过在教育体制中建立相应的奖励机制，可以有效地提高学生对于创造新鲜事物的动力。第三，为学生的创新发展提供有力的物质保障。学校在有能力的基础上针对于学生的创新性教育进行物质上的支持和理论上的指导，从而使得学生更好地完成各项创新项目。只有将创新教育列入教育体制改革中，我国的经济发展和转型才有可能出现根本性的变革。
当今，经济新常态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困境是多重的，而破解的成效也并不显著，如何更好地使思想政治教育走出困境，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值得我们共同探讨。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 习近平提出中国经济新常态3个特点及带来的4个机遇.人民网，2014.11.9
[4] 习近平首次系统阐述“新常态”.新华网，2014.11.9
[5] 陈秉公.思想政治教育学[M].吉林：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
[6] 苏振芳.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0
[7] 聂月岩.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M].北京：红旗出版社，2006
[8] 王卫东，冉杰，胡潇.当代语境中的思想政治教育[M].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
[9] 姜国祥，潘英.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论（第三版）[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10] 张耀灿.经济全球化与思想理论教育的创新[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4）
[11] 王淑芹.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集体主义道德原则的有关问题[J].社会科学辑刊，2000（3）
[12] 胡洪.论“经济新常态”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策略[J].中国轻工教育，2015（2）
[13] 江浩.适应发展新常态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时代性感召力[J].政工学刊，2015（6）
[14] 戴恩泽.新常态下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探析[J].大庆社会科学，2015（1）
[1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2001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北京 100000）
（作者简介：陈怡同，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2014级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与原理方向。）
（责编：贾伟）
作者：陈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