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精心整理了《船政学堂影响中西方文化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摘要船政学堂自创办之日起，就担负着为我国海军培养驾船和造船人才的使命。在办学过程中，其根据人才培养的需要制定出以人为本、因材施教、循序渐进、精益求精的人才培养方案，在专业课程设置上注重“西学为主、中西合璧”，同时采取“教、学、用”相统一的新式教学模式，注重对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
船政学堂影响中西方文化论文 篇1：
福建船政发展过程及设立的意义
摘 要： 文章通过福建船政由来及发展过程介绍，揭示出福建船政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造船业的基地、近代工业的发祥地、近代海军的摇篮、近代教育的起点。福建船政设立的意义在于为中国近代科技、教育、军事、外交、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对中国近代化进程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留给了后人无数的启示和借鉴。
关键词： 福建船政 发展过程 设立意义
福建船政或船政是福建船政局（又名马尾船政局或福州船政局）简称，这是晚清文献中所称呼的。称“福建船政”，因为船政设在福建;称“船政”，因为当时全国仅此一家专门“船政”，因此，船政成为福建船政局的代称。
福建船政是1866年时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创办、首任船政大臣沈葆桢主持的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造船业的基地、近代工业的发祥地，也是我国近代海军的摇篮、近代教育的起点。福建船政创造了数十个中国第一，其主要贡献是开辟了中国近代科技发展的新途径，为近代海军人才、装备及军事力量提供了支撑，为近代科技、教育、军事、外交、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福建船政引领时代潮流，独领风骚近百年，成效卓著、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它曾对中国近代化进程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留给后人无数的启示和借鉴。
1.福建船政的含义
“船”是水上运输工具。“政”，辞海的解释主要有三：一曰政治;二曰事务，如校政、家政;三曰主其事者，如学政、盐政。“船政”从字面上理解，一是有关船舶方面（主要是造船、航运、港务、监督）管理事务的统称;二是主其事者，是当时清政府一个高规格专门掌理船舶事务的官署。
但从马尾船政创办的情况看，福建船政局管辖的事务包括造船、修船、学堂（人才培养）、海军（福建海军），形成船政的造船基地、修船基地、培才基地、海军基地等，近代造船、办学、水师三位一体的海军系统。
从船政实践的结果看，其社会影响已远远超过造船和办学，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对中国近代化进程都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因此，马尾船政的内涵是深刻而丰富的，它是一个专门的行政管理机构，又是一个有一定独立处置权的政治经济实体，还是一个军事工业和培养海军的基地，同时也是中国近代最早引进西方教育模式的教育机构之一等。
2.福建船政由来与兴衰
中国近代船政的起因是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联系在一起的。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列强以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这是中国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此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向西方寻求真理，探索强国御侮之道，成为当时的新思想，师夷长技的洋务运动应运而生，一些有识之士纷纷奋起图强。林则徐被誉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主张“师敌之长技而制敌”。魏源受林则徐委托编撰的《海国图志》进一步阐述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并提出了制造船械、聘请夷人、设水师科等设想。
闽浙总督左宗棠深受他们的影响，决心实践“师夷制夷”以自强。同治五年（1866年6月25日）左宗棠在《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中，奏请清廷在福建闽江口的马尾三岐山下罗星塔一带背山面江之处选址设局造船和“整理水师”，培养人才。1866年7月14日，清政府给予批准。于是，中国近代第一座自己开办的船政学堂及相应的造船厂（含五个车间）、舰队便于1866年12月23日正式动工兴建。1867年1月6日船政学堂正式开学，1868年下半年基本完工。
由“虑事详审精密”的一品大臣沈葆桢首任总理船政大臣。任用法国人日意格（ProsperGiquel）、德克碑（PaulNeveued’Aiguebelle）为正副监督，总揽一切船政事务。船政局主要由铁厂、船厂和船政学堂（初建时称为求是堂艺局）三部分组成。从1869年6月10日，船局制造的第一艘轮船万年清号下水，到1907年5月（光绪三十三年）陆军部上奏朝廷之后停办，船局共造成各种船舶40艘。其中在日意格任监督期间（1866-1874）造成15艘大小不同的木质轮船。1874年起，造船业务改由自己培养的技术人员主持，到1895年继续造成船只19艘，其中有铁胁兵船和铁胁巡海快船，并自造复式轮机，船局的技术水平显见提高。
1884年中法战争中，福州船政局遭法军严重破坏。战后虽力图恢复，但生产能力大不如前。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更见衰敝。辛亥革命后，船政局归海军部管辖。“中华民国”初期政局动荡，制造业务无所建树，1928年改称海军造船所。抗日战争期间，船厂屡遭日机轰炸，损失严重。1949年，国民党政府逃离大陆时，又拆迁走大部分机器。新中国建立后，由人民政府接管。
3.福建船政设立的意义
3.1中国近代海军的发祥地
左宗棠的初衷之一是要整顿水师。船政造船，主要造的是军舰，武装海军;同时制炮，生产鱼雷，也是为了武装海军。如中国第一艘木壳兵商两用船——“万年清”号、中国第一艘铁胁巡海快船——“开济”号、中国第一艘钢甲巡洋舰——“平远”号、中国第一艘鱼雷快舰——“建威”号。
船政学堂是中国海军史上办学时间最长培养人才最多的海军学校;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培养高级航空和潜艇工程技术人才的学校——海军陆战讲武堂等，主要培养为造舰和海军服务的造船和驾驶人才。福建船政送出了第一批留学生，组建了中国第一支海军舰队。因此，福建船政被誉为“中国海防设军之始，亦即海军铸才之基”，其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据统计，从1866年创办“求是堂艺局”到抗战期间马尾沦陷为止，船政学堂共培养出海军军官和科技人员1100多名，培训海军专业士兵至少5000多名，占中国近代海军同类人员的60%。先后担任海军统领、总长的就有叶祖珪、黄钟瑛、萨镇冰、刘冠雄、林葆怿、李鼎新、蓝建枢等人，更造就包括中日甲午海战英烈邓世昌、林永升等一大批爱国英才和反侵略行动。如1874年4月（同治十三年），日本政府利用琉球船民被台湾高山族人杀害“牡丹社事件”，出兵侵台，清廷命沈葆桢带兵前往巡视。沈葆桢6月14日带领船政学子驾驶福建船政生产的“安澜”、“伏波”、“飞云”等第一支中国蒸汽舰队远赴台湾，投身到保卫国家疆土的战场。兵轮抵达台湾后，一方面对整个防御系统进行了更为全面的部署，练勇备器，给予侵台日军强大的压力，另一方面据理诘责日军，迫使日本政府同意议和，挫败了日军的侵台图谋，这是中国自造军舰首次参加的反侵略行动，使日本首次武力犯台失败。之后沈葆桢又以兴办船政的开放性思维建设开发台湾，在很短时间内推行一系列国防、行政、经济、文化政策，而船政学子们也在绘制新式地图、矿产开发、电话电报等方面施展身手，为台湾近代化建设作出巨大的贡献。
辛亥革命后，船政学堂暨马尾海军各校毕业生担任将军的共计55名，其中上将12人，中将25人，少将18人。福建船政不愧是中国海军的摇篮，“足为海军根基”。
3.2中国近代最大的船舶工业基地
马尾船政采取近代企业经营办法，从1866年12月23日破土动工，到1867年12月，第一座船台竣工，并正式开始造船，到1869年6月10日第一号船“万年清”船体完工下水，随后的第五号轮船“安澜”号下水，配备第一台国产蒸汽机（仿造），第一号铁胁轮船（木壳护以铁板）安上龙骨下水和造成双机钢甲战舰“龙威”号。到1907年止，共造船44艘，总吨位57550吨，占全国总产量的82%。造船技术不断更新，从木壳船到铁胁船又到铁甲船。造船工业是当时科技水平的综合体现，并且带动了上下游工业的发展。
沈葆桢在《报销船政经费折》中对船政规模作了具体的描述。“今坞内所盖，其砌砖者有铸铁厂（翻砂车间）、轮机厂（制造锅炉车间）、合拢厂（安装车间）、大铁厂（轧材车间）、水缸厂（动力车间）、大小炉屋、转锯厂（锯木车间）、绘事楼;其架木者有拦铁厂、捶铁厂（锻造车间）、打铁厂（小锻造车间）、小轮机厂、木模器具厂、桅舵舢板厂、帆缆厂、钟表厂（制造仪表车间）、船亭、船屋、船槽、铁天车马头;此外还有铁辙、风隧、铁炉、烟筒。坞外有前、后学堂、艺童下处、大洋楼四座（居洋员）、大洋房四所（居洋匠）、船政大臣及各员绅办事公所、东西考工所、艺圃、健丁营棚、储材所、机器所、广储所、砖窑所等”。
一个平时工人二三千人，在工程繁忙时多达三万七千多人，具有车、钻、刨、压、碾、镟、拉、锯和锻等类工种，能制造轮船所需要的锅炉、轮机、仪表和各项机器配件的规模大、设备全的当时在中国乃至远东规模最大、设备最为齐全的俗称“船政十三厂”的近代机器造船企业，成为中国造船创始之厂。
3.3最早引进西方先进教育模式的近代教育先驱学堂
1866年左宗棠建立福州船政时，他经深思熟悉，否定从国外购买海军装备的选择。实际上，他想通过建立海军，使中国人学会建设海军和管理海军。在他与两个法国海军军官德克碑和日意格签订的“总协议书”上，写道：“另外，需建立一所学校教授学生法语，使学生能掌握海军建设的科学，教授学生英语，使他们能掌握船舶驾驶的科学。只有在我们能建造和操纵自己的船舶时，才能说这种教学指导是成功的。”
深受福州三坊七巷文化熏陶的沈葆桢等人，非常明确要“师夷长技”，务必开办学堂;设局造船，关键在于教书育人，强调“船政根本在于学堂”，“艺局是造就人才之地”。这深刻地阐明了相对于造船来讲，开办学堂显然处于更优先的地位。这种思想在船政学堂的楹联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以一篑为始基，自古天下无难事;致九译之新法，于今中国有圣人。”“且漫道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即此是格致关头，认真下手处;何以能精益求精，密益求密，定须从鬼神屋漏，仔细扪心来。”事实也是如此，1866年12月船政动工基建之时，求是堂艺局同时开始招生，并于1867年1月6日在于山定光寺开学;在建船厂的同时，也在筹建学堂，结果船厂尚未竣工，甚至衙署也未奠基，学堂即已建成。这种重在教育的思想和做法，是使福建船政得以顺利发展，并在近代中国具有广泛影响的根本所在。
船政学堂办学模式，最初的设计者是法人监督日意格。他采用法国教育体制，把船舶工程学校与海军学校合二为一，是一所按学科分设专业与课程的近代高等学校。前学堂学制造，采用法国军港士官学校的科目训练;后学堂学驾驶，采用英国海军的培养方法训练。并且结合中国实际，实行“权操诸我”的原则，在办学管理上“趋变求新”、在教师管理上“求贤任能”、在学生管理上“赏罚分明”、在课务管理上“道器并重”，形成特色鲜明的中国化办学模式，如厂校一体、工学结合;严格管理、精益求精;引进人才、契约合作;留学深造、因材施教。
在此后的40多年里，船政学堂先后有造船学堂、绘画学堂（绘事院）、艺徒学堂（艺圃）、驾驶学堂、练船学堂、管轮学堂、电报学堂、匠首学堂等八所学堂，共毕业学生510名（连同民国13年为止毕业的共629名），选送出国留学生四批及零星派出共111人。曾培养出一大批时代精英，其中不少人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留下一笔，如开时代风气的“启蒙思想家”严复，留美归来亦曾在此补习的“铁路之父”詹天佑，外交家陈季同、罗丰禄，造船专家魏瀚、郑清濂，矿务专家林庆升、林日章，轮机专家陈兆翱、杨廉臣，海军高级将领萨镇冰、黄钟瑛，中法马江海战英烈吕翰、许寿山，中日甲午海战英烈邓世昌、林永升等船政学堂的杰出代表人物。正是这些人深刻影响了中国近代社会思想、科技、军事、经济、文化走向，并为福建船政学堂树起了中国近代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发端的历史丰碑。福建船政学堂是中国近代第一所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学校，办学成绩卓著，它的培养规格与课程体系，为后来的天津中西学堂（晚于船政学堂29年）、京师大学堂（晚于船政学堂32年），以及南京、黄埔、威海卫、昆明湖等众多高等学堂所仿效，尤其是高等实业学堂、水师学堂，即使后来的高等专门学校或专科学校，也多见到受船政学堂影响的痕迹。实践证明：这种办学模式是成功的，被李鸿章誉为“闽堂是开山之祖”，近代教育先驱。
因此可以说，正是船政培育了人才，人才也造就了船政的辉煌，人才是船政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所在。
3.4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一面旗帜
中国近代新式学校是从西方引进的，且在引进西方科学技术上是成功的。作为中国第一所高等学校，它的创办本身就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体现。
福建船政最关键的是推动中学西传、西学中传和中西文化的融合，成为近代新文化的传播地。在这个西方文化汹涌而至、中西文化交流大跃进的历史时期，船政学堂的意义绝不仅仅存在于军事科技领域。在它存在的40多年里，船政学堂从计划到实施的一系列的过程无不体现中西方文化的共同影响，同时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它也发挥了不可忽略的作用和影响。1877年初夏通过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由官方组织向欧洲派遣30名学生留学的方式，严复、萨镇冰、刘步蟾等12人赴英国学习驾驶、指挥等海军专业课程，魏瀚、陈兆翱等18人留在法国学习舰船制造、矿务、电气等，随后船政学堂派遣一批又一批毕业生出国留学，把西方文化传入中国，他们中不少人著书立说，翻译西方名著，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作出杰出的贡献。
一是引进西方的应用技术，也就是所谓“西艺”，迅速地提高科技和工艺水平。
二是引进西方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思想，突破“中学西用”的框框，引进触动“中学”的“西政”和“西学”观念。例如，严复所翻译的《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法意》、《穆勒名学》等，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观点，最早系统地介绍西方的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教育学及科学方法论，对推动中国近代社会向科学与民主方向发展产生深远的意义，是中国近代的一位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船政毕业生，留法归来的王寿昌帮助古文学家林纾翻译法国小仲马《巴黎茶花女遗事》，在清末风行一时震撼中国文坛，促使不懂外文的林纾与许多人合作翻译出184部外文名著，为中国文化增添异彩。陈寿彭《格致正轨》、罗丰禄翻译《海外名贤事略》、《贝斯福游华笔记》等都有一定的影响。
三是将中国文化介绍到国外去，如陈季同在清政府驻法、德等国使馆工作多年，写了许多介绍中国现状和中国文学的法文作品“英雄的爱、中国人自画像、中国戏剧、中国故事集、吾国”，并将中国名著《红楼梦》、《聊斋志异》等介绍到法国，在法国文坛上享有盛名。马建忠归国，写成中国第一部新语法专著《马氏文通》，填补了中国这类书籍的空白。
有人会问：为什么当初规划船政的目的和任务只是为建设海军，后来发展成为推动国家全面现代化的突击队呢？原因在于，开始决定通过全盘“请进来”办厂办学堂，后来进一步通过“走出去”派出一批有水平的毕业生去国外留学。这些留学生在国外必然会发现先进的事物，从而介绍和引进国内，推动国家的进步与发展。因此，福州船政开启的中国必须向全世界人民创造的一切先进成果学习的思想和实践，是对我们最宝贵的启示。
参考文献：
[1]沈岩.船政学堂.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1.
[2]郑剑顺.福建船政局史事纪要编年.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10.
[3]陆琼瑶.论船政文化及启示.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10，26（1）.
[4]林新媚.马尾船政文化形成的因素分析.福建工程学院学报，2007，5（5）.
[5]薛菁.福建船政学堂与中国近代教育——兼论洋务派“中体西用”的教育理念.闽江学院学报，2004（1）：102-105.
[6]潘懋元.船政学堂的历史地位与中西文化交流.中国大学教学，2006（07）：16.
[7]林致燊.马尾船政文化嬗变的脉络.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0（9）.
[8]李芳.马尾船政文化考评.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3（11）.
[9]陆琼瑶.论船政文化及启示.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10，26（1）.
[10]黄侨彬.社会变迁与马尾船政文化的形成.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19（1）.
[11]沈岩.福建船政学堂历史地位新探.福建农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9（2）.
[12]林庆元.福建船政局史稿.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488-500.
[13]陈学洵，田正平.中国近代教育史料汇编——留学教育卷[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
[14]包遵彭.中国海军史.台北：中华书局，1977.
[15]裴荫森.船政奏议汇编.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5年民盟福建省委会调研课题：“关于大力开发利用我省船政文化的对策建议”部分研究成果。课题编号：2015-25，主持人：盛海洋。
作者：盛海洋 盛京
船政学堂影响中西方文化论文 篇2：
船政学堂的历史溯源及其办学特色
摘 要 船政学堂自创办之日起，就担负着为我国海军培养驾船和造船人才的使命。在办学过程中，其根据人才培养的需要制定出以人为本、因材施教、循序渐进、精益求精的人才培养方案，在专业课程设置上注重“西学为主、中西合璧”，同时采取“教、学、用”相统一的新式教学模式，注重对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职业教育的灵魂是“工匠精神”，其人才培养过程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因材施教，以多样化的教育模式和现代化的教学模式激发学生的学习主观能动性，同时要鼓励“请进来、走出去”，培养与国际知识与技能接轨的新时代的大国工匠。
关键词 船政学堂；历史溯源；办学特色；因材施教
同治五年（1866年）六月二十五日，左宗棠为实现中国海防自强，在福州马尾设立船政。船政以集造船、教育为一体的特殊机构承载起特殊的使命并呈现于世人，而船政学堂更是以其独有的办学模式，不仅培养了一大批近代中国急需的专业技术优秀人才，也引领了一个时代发展。
一、船政学堂之释及发轫
（一）船政、船政学堂之释
作为一个机构，船政最早出现于明代，隶属于兵部。明代嘉靖年间兵部车驾司编有《船政》一书，记载了嘉靖年间船政典章制度沿革变化以及船的发展状况，是明代船务管理的第一手资料，證实当时官方就把官船的造船规范和监制视为军事管理范畴。到了清朝乾隆年间，船政隶属工部，机构级别低，与当时的学政、盐政、河政不是一个层次。
当前人们及文献中所论述的“船政文化”，其中的“船政”特指1866年清政府设在福州马尾的国家行政管理机构，全称是“总理船政事务衙门”。从遗留的文物中可以看到，船政衙门上方竖匾写的是“总理船政”，刻的公章是“总理船政关防”，船政石制界碑刻的是“船政管界”。总理船政大臣由朝廷委派，官阶一品，有专折奏事权力，直接对皇帝负责。这些都说明当时设立的船政是个高规格的专门主理船舶事务的行政管理机构。
但船政的含义远不止此。从左宗棠“设局监造轮船”的初始意图来看，船政机构不光是造船，还有办学和整理水师的任务。从船政实践的结果来看，他的社会影响也已远远超过这三方面，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对中国近代化进程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因此，船政的内涵深刻而丰富，不是一个简单的船厂、兵工厂或船务局，而是一个有独立处置权的政治经济实体，是一个军事工业和培养海军的基地，也是中国第一所近代意义的大学。它是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特殊产物，是一个专有名词。
船政衙门管理着船厂、艺局和轮船水师三大系统。其中，船厂又称为“船政厂”或“船局”，是专业的造船厂；“艺局”全称为“求是堂艺局”，即船政学堂，是为培养造船人才而设立的专业学校。
（二）始于左宗棠、成于沈葆桢
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凭借坚船利炮强行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强迫清政府签订了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中国开始了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苦难历程。随着民族矛盾的加深，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一些关心中国命运的统治阶级内部有识之士开始放眼看世界，试图了解并学习西方的新思潮，寻找强国御侮之道，以解救中国于危难。作为放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总结了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认为“器不良”“技不熟”是主要原因，提出了“师夷”的想法，但他仅停留在“师夷”阶段，而后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在“师夷”的基础上，不仅提出“师夷制夷”的主张，还进一步提出“师夷制夷”应该是包括军事在内多方面的，同时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培养新式的人才。
伴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再次惨败，民族灾难的加剧，终于在19世纪60年代催生了一场由上而下的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的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作为洋务运动的重臣，左宗棠深受林则徐、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影响，加之目睹了两次鸦片战争中国都败于西洋水师，左宗棠意识到“东南大利，在水不在陆”[1]“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顿水师不可；欲整顿水师，非设局造船不可”，“中国自强之策，除修明政事、精练兵勇外，必应仿造轮船以夺彼族之所恃”[2]。基于上述背景，同治五年（1866年）五月十三日，左宗棠向清政府奏请创办船政，主张在闽设局造船，引进外来科学技术，仿造新式轮船、训练新式水师。这一主张得到了清廷的支持。
正当左宗棠得到清廷设厂建校的授权踌躇满志抓紧筹备之时，新疆捻军与回民起义使得清廷再次感到了时局的危险。为了保住大清江山，收复失地、稳定新疆，同治五年（1866年）十一月十二日，清政府调任左宗棠为陕甘总督、率领湘军去西北镇压回民起义，这对于尚未诞生的船政无疑是致命的一击，为了不使这非常之举半途而废，左宗棠一面令德克碑到沪约日意格及参与商订合同的福建补道胡光墉等一同来定约，一面紧锣密鼓地物色接班之人。经过深思熟虑，他选择与推荐了当时丁忧在籍的前江西巡抚沈葆桢为船政大臣。
1867年7月，沈葆桢正式出任总理船政大臣，开始了他为期9年的船政首任大臣事业。出任船政大臣之后，沈葆桢不仅很好地实施了左宗棠的船政布局和设想，而且在此基础上还发扬光大。上任伊始，他就一方面委派日意格、德克碑回国购买设备，并聘请教员，为组建船政学堂的教师做准备，另一方面继续扩大船厂规模。经过5年的不懈努力，船政布局更具规模，1874年终于建成一所以造船为中心的工厂，其规模宏大、设备齐全，制造了“万年清”号等15艘舰船。沈葆桢在任期间，对于人才非常重视，他秉承船政的“创始之意不重在造，而重在学”，提出“船政根本在于学堂”“海防之根本在于育人”，扼要地指出学校教育在近代工业中的重要地位；为进一步实现“权操诸我”的目的，在人才培养过程中他主张“精益求精、密益求密”，首创了中国近代的留学生教育制度，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急需的科技人才和海军骨干，至此史学界才有了船政“始于左宗棠，成于沈葆桢”的定论。
二、船政学堂的诞生及使命
当然，左宗棠创办船政的最终目的是要“尽洋技之奇”“尽驾驶之法”，从一开始左宗棠认识到创办近代工业必须培养科技人才，如果创办船政仅仅为了造几条船，则“自造不如雇买”，因此他一再强调，船政的设立“重在学造”，后来首任船政大臣沈葆桢说得也十分明确，“船政根本在于学堂”，船政“创始之意，不重在造”而“重在学”[3]。因此，在奏请创办船政的计划中他就提出，“如虑船成以后中国无人堪作船主，看盘、管车诸事均须雇请洋人，则定议之初，即先与订明：教习造船，即兼教习驾驶”[4]，于是创办“造就人才之地”也就成为势所必然的行为。左宗棠在其《船政事宜胪列十条膳具清单》明确提出了一项应办的重要事宜就是创办艺局，包括学习造船和驾驶，“艺局之设，必学习英法两国语言文字，精研算学，乃能依书绘图，深明制造之法，并通船主之学，堪任驾驶”“延致熟习中外语言、文字洋师，教习英、法两国语言文字、算法、画法，名曰求是堂艺局，挑选本地资性聪颖、粗通文字子弟入局肄习”[5]。
在给清廷的《密陈船政机宜并拟艺局章程折》中，左宗棠再次重申，“夫习造轮船， 非为造轮船也，欲尽其制造、驾驶之术耳，非徒求一二人能制造、驾驶也，欲广其传，使中国才艺日进，制造、驾驶展转授受，传习无穷耳。故必开艺局，选少年颖悟子弟习其语言、文字、诵其书，通其算学，而后西法可衍于中国”。为此，左宗棠还为艺局制订了章程，对船政学堂的学制、培养目标、学生待遇以及考试制度做了具体的规定。
正因为意识到人才对于强国御侮的重要性，船政衙门既办厂又办学；既造船、整理水师，又抓紧育人。在1866年12月23日船政工程全面动工的同时，求是堂艺局（这是船政学堂的官方名称）也同时开局招生。1867年1月6日，求是堂艺局正式开学，校址最初暂设在福州城内的定光寺、仙塔街，至此，中国第一所新式教育学堂诞生。随着马尾校舍教学楼与学生宿舍的建成，1867年6月求是堂艺局也迁至马尾，改名为船政学堂，最初学堂仅设前学堂和后学堂两所，后根据实际需要，增设绘事院、艺圃、管轮学堂、练船等。这样前学堂就由制造学堂、绘事院、艺圃三部分组成；后学堂由驾驶学堂、练船、管轮学堂三部分组成，到1897年艺圃分为匠首学堂和艺徒学堂之后，船政学堂一共开办8所学堂。
从1866年创办到1907年停止招生，前后40多年时间，船政学堂开创了中国近代教学先河，其培养出的人才活跃在政治、文化、科技、军事各领域，直接推动了中国近代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也成就了“一部船政史，半部中国近代史”的辉煌，而这所有的辉煌无不得益于其独一无二的办学特色。
三、船政学堂的办学特色及启示
船政学堂的创办在开当时教育之先河。对于中国传统教育而言，船政学堂是个新鲜的事物，国内毫无可借鉴之法，所引进的西方办学理念及教育模式虽好，可也不能全盘照抄，为了能够更好地应用中国的国情，也为了能够实现“权操诸我”培养起中国自己的新式人才，一个全新而富有创意的教育就此展开，无论从它的办学思想、教育模式，还是其考核管理模式，都充满着传奇与创新魅力。
（一）“离经叛道”的办学理念
船政学堂的创办是为了自立自强，培养自己海军的驾船和造船人才。这点左宗棠在其奏请创办船政的奏折中就已指出“兹设之局，所重在学造西洋机器以成轮船，稗中国得转相授受，为永远之利”。为此，船政学堂既秉承洋务运动推崇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又不拘泥于封建礼教教化与传统教学理念，冲破传统办学理念的束縛，根据人才培养的需要制定出以人为本、因材施教、循序渐进、精益求精的人才培养战略，实施“借才异域”，高薪聘教，所有的专业、课程、实践、奖惩都紧紧围绕以培养“能通船主之学，堪任驾驶之人才”而设定，为了追求人才培养的精益求精，船政学堂还放眼世界开创了近代中国留学制度，留学生制度可以说是船政“离经叛道”办学理念的又一体现。在其鼎盛的40多年期间，船政学堂先后4次派遣了110名优秀学子前往欧洲留学，这些学成回国的优秀学子不仅成为了中国近代造船与驾管兵舰的骨干力量，还成为引领中国近代化进程的中坚力量，为中西方文化交流、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西学为主、中西合璧”的课程设置
在“离经叛道”的办学理念指引下，船政学堂既引进西方的先进教学模式，又根据中国自身实际，设置了“西学为主、中西合璧”专业课程，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旧式教育模式，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人才培养。
学堂开办伊始，其创办者就大胆冲破传统旧学礼数，引进西方先进的教育模式，注重“教学用”相统一，根据实际情况铺开了英法并重又互相制衡的教学格局。法国当时全球造船第一，船政衙门前方的校舍就由法国人教授船舰制造，设法文教学的物理、数学、化学以及制造等课程，学习西洋机器和轮船的制造技术，培养适用于轮船设计制造人才，所以称为“前学堂”。船政衙门后面的校舍，就由英国人教授舰船驾驶，设英文教学的天文、地理、管轮、驾驶等课程，故称“后学堂”。这一专业设置，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的。历史上科举制度，章句小楷，都是传统教学，从来没有把自然科学或者数理化等自然科学的基础学科和工程技术学科纳入到教学体系中。前后学堂各专业教学计划分为堂课、舰课或厂课。学堂堂课又分三类：内课、外课、中文课。内课就是在课堂里面上的数理化等，包括文化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外课就是体育、军训等。文化课主要有中文、法文还有英文。
学堂所有专业均使用外文教材，由外籍教师用外语授课。学习优异的毕业生分别到法国和英国深造。前后两个学堂虽然同属一家，却实行着非常奇特的教学体制，可以说是“一堂两制”。由此一来，实现英法两国相互牵制，以达到一种微妙的平衡，没有一个外来国家可以独揽中国的船政事务，从而有效防止了日后受制于人的局面。新式课程体系为船政人才的培养质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以人为本、因材施教、多元融合”的教育层次
由于办学条件和客观的需要，船政衙门在办学过程中根据实际需要以人为本、因材施教，形成了多元融合的教育层次。最初创办的前后学堂为了培养造船和驾驶人才，引入西方教育模式，从专业设置、课程安排、教学形式、教师教育水平以及学生要求上看，船政学堂实行的是普通高等教育；从其教育的分类来看，其又属于工程类高等教育；但从船政学堂厂校一体办学体制及各专业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和动手能力来看，船政学堂的针对性、实操性、职业性极强，可归属于高等职业教育范畴，如船政设立绘事院培养测绘人才；从其某些学堂的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来看，也包含中职教育，如为了帮助提高船政厂技术工人的专业技术，船政学堂后来设置的艺圃（后来分为艺徒学堂与匠首学堂）。不仅如此，船政还承担不少的培训教育，因此可以说，船政学堂是一所集高等普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中职教育、成人教育于一体，兼具多元教育层次的新式院校。
（四）“教、学、用”相统一的现代教育教学模式
与以往单纯的书本灌输教育不同，船政学堂开创了“教、学、用”相统一的新式教育教学模式，在这个模式中尤其注重对学生实践动手能力的培养。“产校合一”办学体制为这个新式教育模式提供了便利与可能。
船政衙门同时创办船厂与学堂，但既不是厂办学校，也不是校办工厂，更不是厂校联合或合作，那些外籍教员既是教学人员，也是工程师、技术人员，在教学安排上，船政十三厂的各个车间与学堂的专业课程是相互对应的，互为根本、相辅相成。学生既要参加学堂的学习也要参加工厂的劳作，承担相应的生产任务。这种“厂校合一”办学体制，便利了各专业根据各自需要和特点安排实训、实践，检验课堂所学的理论，如前学堂学生半天学习半天到船政十三厂劳动，相当于实习；“每门实习课，每天都进行数小时的体力劳动，以便学生熟悉车间工作，并逐步培养指挥工人的能力”[6]。设计专业学生毕业前有8个月的实习期，“每天花若干小时在工厂同工人打交道，熟悉细节”，后学堂的堂课在教室里上，舰课到练船学堂的练船上，学习“一个舰长所必须具备的理论和实际知识”的航海术和海战、射击术和指挥。
正是船政学堂这样一个“厂校合一”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办学体制，使得学生在短短的5年之内，不仅掌握了理论，还增强了职业技能，真正实现学以致用。前学堂的毕业生基本能够独立进行舰船的设计操作，后学堂的毕业生大都能胜任舰船大副、管轮、管驾等职务。1874年，随着洋教员的合约到期陆续回国，船政即“可不用洋匠而能造，不用洋人而能驾”。1875年由船政学员设计建造的第一艘舰船问世——木壳兵船“艺新”号，“此为船政学堂放手自制之始”[7]，“艺新”号轮船被沈葆桢誉为“实中华制船发轫之始”，艺新号建成后，标志着船政开始进入自主造船时期，此后船政建造的18艘船舶绝大多数为船政学生自行设计建造。
100多年前，船政学堂独特办学成就了“一部船政史，半部中国近代史”的辉煌；100多年后的今天，那闪耀着创办者们卓越战略眼光与胆识的办学特色，不仅依然熠熠生辉，而且对现代职业教育有着不可多得的借鉴与启示。职业教育的灵魂是“工匠精神”，必须强化学生匠人、匠心、匠艺的培养，以实现“德载人生、技行天下”；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实施多层次教学，因材施教；要努力创新和打造多样化的教学模式，推进“教、学、用”相统一；实行开放与包容并举，鼓励多层次“请进来、走出去”，融入国际新知识、新技术、新标准，培养与国际知识与技能接轨的新时代工匠。
参 考 文 献
[1][2][4]左宗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C]//张作兴.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輯：卷1[M].福州：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3-4.
[3]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五）[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138
[5]左宗棠.详议创设船政章程折[C]//张作兴.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卷2[M].福州：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13.
[6]高时良.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362.
[7]裴荫森.南洋监造快艇员生薪水 肯准照支并专案具报折折[C]//张作兴.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卷35[M].福州：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351.
On Historical Origin of Chuanzheng School and Its school-running Characteristics
Jiang Bing
Key words Chuanzheng School； Historical Origin； school-running characteristic； student aptitude based teaching
Author Jiang Bing， associate professor of Fujian Chuanzheng Vocational College （Fuzhou 350007）
作者简介
江冰（1974- ），女，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副教授，法学硕士，研究方向：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船政文化（福州，350007）
基金项目
2015年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党建课题“特色文化视域下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研究——以船政文化为例”（DJ1608），主持人：江冰
作者：江冰
船政学堂影响中西方文化论文 篇3：
试论湖湘洋务教育思想的影响
摘要：湖湘洋务教育思想是近代中西方文化冲突与艾汇的产物，湖湘洋务教育思想进步与保守交织的特点决定其对后世教育发展的影响具有双重性。它一方面冲破了传统儒学教育思想的藩篱，启动了中国早期教育现代化进程；但另一方面又夹裹着浓厚的保守性与功利性，使中国早期教育现代化妁脚步迈得沉重而缓慢。
关键词：湖湘文化；洋务教育思想；进步；保守
湖湘洋务教育思想是在近代中西方文化冲突与交汇日趋激烈、洋务运动兴起这个新旧交替的时代，深受湖湘文化影响的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等湘籍官员作为洋务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与当时著名的理学大家，以经邦济世为己任，对如何培养适应新形势需要的人才的观点和看法，是一种具有浓厚地方文化特色的近代教育思想。传统教育思想所宣扬的是以纲常名教为主体的儒学教育，而湖湘洋务教育思想除了主张传统的儒学教育外，也主张传授西方科学技术的教育。它一方面冲破了传统儒学教育思想的藩篱，启动了中国早期教育现代化进程；但另一方面又夹裹着浓厚的保守性与功利性，使中国早期教育现代化的脚步迈得沉重而缓慢。
一、湖湘洋务教育思想的积极意义
湖湘洋务教育思想处于在近代教育思潮发展历程中的发端期，是洋务教育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批判传统教育、改进教育目标，引进西学教育，实施留学教育等方面，提出了深刻而重要的见解与主张，并在一定程度上付诸实践。这对传统教育价值观念、教育目标、教学方式等以巨大冲击，在中国近代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作用与意义。
1、动摇了传统教育价值观念
湖湘洋务教育思想者提出“义理为体，洋务为用”的教育指导思想，冲破了长达两千多年传统儒学教育只讲“中学”的藩篱。左宗棠所创办的福州船政学堂注重引进船政、军工等“西艺”和声光化电等“西学”作为教育内容，这直接冲击了崇尚“义理”，鄙视“技艺”的传统教育价值观念，潜移默化地改变着部分士人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正由于教育指导思想的变化，中国启动了早期教育现代化进程，开始向西方先进教育行列追赶，中国知识分子自此不再以“四书五经”为唯一的跻身之阶。封建顽固派对此曾指责道：“近年以来，正学不明，人心思动，读书通籍之士，以立品为迂谈，以放言为晓事，以圣贤书为无所用，以礼教事为不必拘，以先王之政法为万不可行。以祖宗之章程为奉行故事。由是一倡百和，浸成风气，……几有不可复遏之势。”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现代教育观念对传统教育价值观的冲击。再则，从湖湘洋务教育思想对湖南近代教育发展的影响看，对传统教育观念的冲击也是十分明显的。湖湘洋务教育思想者对新教育的探索，因为其事不在湖南境内以及湖南境内的强大保守势力的阻扰，他们的先进教育思想在洋务运动时期竟然未在湖南产生多大影响，只有郭嵩焘创办思贤讲舍和倡议恢复湘水校经堂。“不讲时文试帖，而讲天文算学”。但是紧随其后的维新变法时期，湖南的新式教育蓬勃兴起，人们的热情也随之高涨，如湖南时务学堂第一次招考时，仅招40人，投考的学生却达4000余人，这与维新活动相互映衬，湖南因此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这不是一时的转变，而是湖湘洋务教育思想直接或间接对湖南影响的结果，逐步改变湖湘有识之士对传统教育观念。湖湘洋务教育思想不仅推动了湖南维新变法运动的深入开展，而且也推动了湖南教育事业改革的兴起，促使湖南教育由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的转换。
2、改变了传统教育单一目标
培养什么样的人，是教育领域的核心问题。传统儒学教育以“重义理而轻艺事”为育才的基本原则，主张培养“修齐治平”的封建士大夫，“学而优则仕”，对“百工之人，君子不齿”。鸦片战争之后，封建顽固派仍坚持单一传统教育培养目标，并以此为“自强”之策。曾、左、郭等湖湘洋务教育思想者以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起家，对西方的“坚船炮利”有切身体验，重新思考德行与技艺的关系，重新审定技艺在自强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曾国藩把周济时用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标准，认为：“虽有良药，苟不适于病，不逮庸品。虽有贤才，苟不适于用，不逮庸流”，“当战争之世，苟无益于胜负之数，虽德亦无所用之”。左宗棠更进一步将匠人与人才划等号，指出：“所用之才，正不必从士流中求之，人见西土技巧，卓绝古今，以为华人学制，必须聪颖俊达之士，不知彼中均有匠人推择，并非士类中求之”，基于此，他们大张旗鼓地学习西方，创立福州船政学堂、江南水师学堂等新式学校，设置“西学”、“西艺”课程。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等，以培养懂西方科技的洋务人才和掌握军工技术的实用人才为教育目标。这是对传统儒学教育目标的历史性突破，推动着治术人才培养向科学技术人才培养的逐渐转变，单一人才培养到多样化培养目标的实现，进而促进整个晚清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
3、促进了传统教学方式转变
教育指导思想和培养目标的改变，势必带来教学组织形式、教学方法等一系列的变化。在传统教育中，没有班级的概念，学生是随到随入学，学习也没有年限的规定。为培养洋务人才，湖湘洋务教育思想者主张学习西方。“分堂以立为学之程”、“计时以示用功之准”，即实行班级授课制。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政学堂分前后学堂，把学生分成四班：前学堂分为法学，英语二个班；后学堂分为驾驶，管轮二个班，每班设总教习一人，分班授课。曾国荃创办的江南水师学堂分班则更具体，学堂分驾驶、管轮二门，各以六十人为额，以二十人为一班，按英文程度分班，英文胜者为一班，次者为第二班，再次者为第三班。湖湘学派素来讲究知行并重，湖湘洋务教育思想将传统知行并重的教育思想与西方科技教育中理论与实践并重的思想结合起来，倡导理论教学与实际操作相结合的教学方法，如福州船政学堂强调学生必须在学专业过程中结合实际到工厂里、轮船上进行操作训练。这就突破了传统“坐而论道”的单一讲授式教学方法，适应了现代科技教育的需要。湖湘洋务教育思想者不仅提出一列学习西方现代教学方式的主张，而且积极进行实践，促进了现代教育在中国近代的发展。
二、湖湘洋务教育思想的消极影响
湖湘洋务教育思想对中国早期教育现代化积极推动的同时，其消极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它过分强调引进了“西艺”急功近利的办学目标与价值取向。人为地使得人文、科学、技术的分离甚至颠倒；强调教育改革，却忽视甚至避开相应的社会改造，表现出强烈的保守主义心态：强调教育改革为维护清朝封建统治服务，政治色彩浓厚，等等。这些导致中国近代教育进步只能在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观念压抑下蹒跚而行，并一直影响到我們今天的教育发展。
1、严重的教育工具化倾向
首先，技术教育与科学教育的脱节。西学是一个完整
的体用系统，技术属于应用层面，是枝叶，而科学属于理论层面，是根基。湖湘洋务教育思想以“义理为体，洋务为用”为指导，主张学习“西艺”而忽视甚至不要基础科学理论，纵观湖湘洋务教育思想及其实践，无论在学堂类型、课程内容或教学组织形式等方面，都突出“师夷智以造炮制船”的价值取向，强调实用。“苟利于国，仿而行之，否则，置之一存。”以派留学生出国学习的内容为例，被严格控制在“技艺”的工具层面上。如曾国藩对留美幼童的学习内容作了明确规定，“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书”：左宗棠对福建船政学堂派优秀学生出国留学发表议论，指出不必只到英、法、美三国，只要技术好便可，“如布洛斯枪炮之制，晚出最精议”，“尽可随时斟酌资遣”。这样，学生在留学期间主要学习技术应用之学，没有或者说也不会重视基础理论的学习。在湖湘洋务教育思想中，教育变革始终是浮在器物变革的表层，科学理论和科学精神根本处在冷落与忽视的地位。正由于技术教育与科学教育的脱节，导致整个新学的发展显得零碎、松散、缺乏系统、没有生命力，使得中国近代科技发展踟蹰不前，技术上也不可能求得独立。这种重技术、轻科学的教育思想一直还影响我们今天的教育，使得我国科技在发展中创新缺乏原动力，成果缺乏原创性。
其次，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分裂。虽然人文、科学与技术是相对独立的，但又是紧密联系与相互影响的。一定的科技教育需要相应的人文教育，否则他们就会对立、冲突乃至分裂。在中国传统教育思想中，科技教育常常是被边缘化的，人文教育一般将科技教育包含其中，湖湘洋务教育思想突出科技教育尤其是技术教育，并企图将西方的科技教育与中国传统人文教育有机融合，寻求一条人文与科技、传统与现代兼容的教育发展模式，希望培养出来的学生能够以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来驾驭西方的科学技术，这是切合时需的，但是其在人文教育上拒绝作任何与引进西方科技教育相适应的改革，结果导致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分裂。这表现在新式学堂洋教习的聘用上，将教师“教书”与“育人”的职责给剥离，只教书不育人，从“人师”变为“技师”。左宗棠指出，与“洋人共事，必立合同”凹，规定洋教习主要职责是向福州船政学堂的学生传授西方科学技术，不得宣传西方其他思想。左宗棠赴陕甘总督任前，“语日意格、德克碑曰：‘条约外勿多说一字，条约之内勿私取一文，……’日、德唯唯”。由此可以看出，这些洋教习只是“技师”而已，非真正意义上的“教师”。虽然湖湘洋务教育思想者极力强调“义理”等传统人文教育，但由于中国教员只讲“义理”，不懂科技知识，不可能为“技师”，因而“人师”与“技师”、教书与育人分裂了。加之。他们拒绝对传统人文教育作任何实质性的变革，传统人文教育不能与变化了的社会形势相适应，其结果自然是事与愿违。西方的科学教育对中国传统的人文教育的强烈否定，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沉重压抑。
湖湘洋务教育思想所反映出来的技术教育、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分离，其实就是其严重功利主义倾向的具体表现。这固然是为时局所迫，或因社会发展之大势所成，但强烈的经世致用学风在某种程度上容易造成了湘人急功近利，缺乏对人的终极关怀，也应该是重要的原因。这种严重的教育功利化倾向经过张之洞的进一步阐发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造成了中国早期教育现代化的畸形发展，甚至一直影响到我们今天的教育发展。
2、强烈的保守主义心态
湖湘文化一方面注重博采众家，具有开放意识与变革精神，但另一方面封闭保守，“守先正”，拒斥改革。这早在湖湘学派的初创时期已露端倪，湖湘学派的创始人胡安国、胡宏、张拭等，倡导抗金复仇，要求革除弊政，但又坚持祖制，激烈地抨击王安石变法的各项措施凹。湖湘学派这一“守先正”的意识深远地规范着后世湖湘学人的思想，曾国藩、左宗棠等湖湘洋务教育思想者主张引进西学，改革传统教育，培养洋务人才，但忽视甚至反对社会改革，“究不能离道而言艺，本来轻重之分，固有如此”。虽然郭嵩焘作为洋务教育思潮中激进分子，因为出使英法的特殊经历，不仅主张进行较全面的教育改革，还提出进行社会改造，如取法西洋政教、鼓励商人自办实业等，但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有感而发，缺乏理性的认识与深刻地分析，同时也透露出保守主义的心态。如他在考察英国波里安学堂的学位制度，认为：“三试(学士、硕士、博士学位考试)章程，盖亦略仿中国试法为之。……此实中国三代学校遗制”，甚至对西洋教育总评道：“至泰西而见三代学校之制犹有一二存者，大抵规模整肃，讨论精详，而一皆致之实用，不为虚文。”这种将西方教育的一些做法归结为中国古代文化精华的延续和保存的思想，其实是“西学中源”论，是在向西方学习过程中的保守主义心态的折射。正如郭嵩焘反复申明：“嵩焘非能知洋务者，独知其理耳，……所言本末，皆得之读书观理，与今谈洋务者异也。”“读书观理”主要指学习中国传统知识，也就是说，他们提倡西学，并不是否定中学，而是立足于中学。郭嵩焘与左宗棠都曾对科举制的弊端多有激烈批评，但没有提出多少改进意见，也不主张废除科举制。不仅如此，他们在大力提倡办新式教育的同时，却又在积极举办传统教育。如左宗棠在任陕甘总督时，恢复、重建、新建传统书院，刊印《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扩大科举规模等等：郭嵩焘人仕之后曾两度辞官回家，乡居21年，在主讲长沙城南书院、思贤讲舍时，主要讲他一直所推崇的王夫之的学问，研讨儒家经典，教小儿读经书、作八股文凹。正是由于这种保守主义心态，曾、左、郭等人并没有将洋务教育思想引入湖南，湖南的早期现代化因此大大延缓，也导致教育改革与社会改造相脱离，对中国早期教育现代化产生不良影响。今天，湖南实行教育强省战略，必须吸取教训，将教育改革与其他改革配套进行。
3 浓厚的教育政治化色彩
忧国忧民的参政意识，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共同特点。这一点在湖湘文化中表现尤为突出。胡宏认为，圣人立言的基本宗旨是，必须与现实的政治实施紧密结合，“窃惟古圣人之言，无不入时事者”，其治学着眼点为现实政治服务；王夫之研究历代国家治乱兴亡之道以服务救国救民、复兴民族的伟大目标；魏源以“经世之作”参与政治、经邦安国；曾国藩以“立功、立德、立言”为人生目标；左宗棠以“书生岂有封侯想，为播天威佐太平”为政治追求。在这种文化传统的影响下，湖湘洋务教育思想便呈现出重政治的突出特点，即教育为政治服务。曾国藩办洋务教育就是为了“师夷智以造炮制船”，进而“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这虽然有“但使夷人从此永不犯边，四海宴然安堵”自强御侮的目的，但是维护清朝统治的政治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左宗棠设福州船政局与福州船政堂的政治目的则更明显了，“我国家建都于燕京，天津实为要镇。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兵轮直达天津，藩篱竟成虚设，星驰飚举，无足当之。……臣愚以为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造轮船不可”。与曾国藩、左宗棠相比，郭嵩焘的洋务教育思想，更具深度、高度与系统性，但在本质上与他们并没大的区别，只是形式有所不同，他主张以西方文教来改善中国风俗人心，认定“风俗人心为立国根本”，“纪纲法度，人心风俗是也，无其本而言富强，只益其侵耗而已”，而这里的“纪纲法度”很显然主要是封建政治色彩的。正因为如此，湖湘洋务教育思想在教育内容上仍十分重视《国朝律例》、《圣谕广训》等封建政治色彩的课程。由于湖湘洋务教育思想带有浓厚的教育政治化色彩，使得它过于强调其政治服务的功能，而忽视教育本身独立性的一面，从而制约了教育发展的规模和质量，这种教育政治化思想对后来中国教育发展影响很大，教育改革与复古常常依附于政治运动。
參考文献：
[1]熊吕茂、肖高华：《曾国藩文化思想简论》，《中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年第5期。
(编校：余学珍)
作者：熊春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