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大学美术教育论文
大学、大学教育与大学教师
[摘要]大学的逻辑大体上可以被看作是大学、大学教育与大学教师之间所固有的联系。张维迎从大学治理的角度阐述了大学逻辑的基本含义,尖锐而深刻地揭示了当前大学改革与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突出矛盾或深层次问题,提出了以改革学术评价体系、培育大学教师市场、激发大学教师创新精神、提高学术生产力为主要内容的大学人事分配制度改革思路,极力推行本校博士毕业生不得留校、非升即走和终身教职制度、学科末尾淘汰制度等一系列革命性的治理措施,从而在探索和创新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管理模式方面走出了极其重要的一步。
[关键词]大学;大学教育;大学教师;大学逻辑;大学治理;张维迎
从政府层面的“211工程”、“985工程”到社会公众对于种种名目的大学排名及其排行榜的过分关注,昭示了一个强大的、和平崛起的中国迫切需要代表世界一流水平的高等教育的强有力支撑。在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背景下,建设高水平大学、冲击世界一流大学,使中国跻身世界高等教育强国日益成为时代的最强音,成为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根本举措。但是,由于体制的原因、诸多利益在博弈中的难以平衡,更由于改革对于现实利益格局的巨大冲击、传统习惯势力和利益既得者的种种阻挠,任何接近世界一流大学或缩小与国外高水平大学差距的改革尝试都变得极其艰难。如今北大的改革,之所以令人深受鼓舞,因为改革者提出了北大是全国人民的北大,不仅仅是北大师生的北大的口号,并着手进行了指引北大向着世界一流大学快速迈进的制度变革,如规定本校博士毕业生不得留校,推行非升即走和终身教职制度、学科末尾淘汰制度,等等。作为这场改革的主要推动者,尽管不可避免地遭到了种种非议,但张维迎不仅有着对于大学理想的憧憬,而且坚定不移地推进了北大的改革。《大学的逻辑》一书,则记载了他参与推进北大改革、完善中国大学治理结构的所思所想和所作所为。这里,张维迎从大学治理的角度所阐述的大学逻辑与大学治理的关系,不仅切中时弊,揭示了当前大学改革与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突出矛盾或深层次问题(如‘近亲繁殖’、‘家族式组织’,‘武大郎开店’和‘官本位’及其所导致的学术评价不公等问题),而且坚持现代大学制度变革的学术趋向,反映了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内在规律。这里,大学的逻辑,用他的话表述,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如果说大学的理念是为人类创造知识,传授知识,传承人类文明,推动社会进步,那么,大学的教师队伍必须是由真正对研究和教学有特殊偏好,最具有使命感、责任心和创造力,最能做出原创性研究成果的学者组成。为此,大学必须有很好的治理结构,其中,教师的聘任和晋升制度是最重要的方面。学术自由、学术评价标准、教授在学校中的权力等,都具有内生性。在现行的教师人事管理体制下,大学变成了‘家族组织’。不废除大学的‘近亲繁殖’,不实行教师岗位的分级淘汰,不引进外部竞争,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学术自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大学的行政本位,不可能建立真正的大学文化。”[1]基于上述认识,笔者认为,大学的逻辑大体上可以被看作是大学、大学教育与大学教师之间所固有的内在联系。
1关于大学的理念与治理
探讨大学究竟是什么,实在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也可以说是常谈常新。因为大学面临的环境在不断变化,社会对于大学的期待也会因时而变,加上各国文化传统和社会经济、政治体制的不同,故人们对于大学是什么的追问,无论就本然状态下的现实际遇而言,还是就应然状态下的理论解读而言,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差异。尽管如此,所有这些讨论还是有一个逻辑上的预设前提的,即大学是社会所需要的、用来创造知识和传授知识的文化组织或机构。可见,大学的目标和理念构成了大学逻辑的起点。为了实现大学的目标和理念,更好地促进大学教育由应然逻辑向实然历史的转化,就有了一个大学的治理问题。
大学的理念是关于大学性质、目标(使命)和功能的一般性认识。从欧洲中世纪大学作为培养神职人员、律师和官员的行会组织,到以英国牛津、剑桥为代表的古典大学作为“一切知识和科学、事实和原理、探索和发现、实践和思索的高级保护力量”,从哈佛特许状中明确规定大学的使命在于“在各个学科领域发现新知识;保留、解释和重新解释所有现有知识;帮助学生掌握方法、知识、技能和探究问题的习惯,这样他们将会终其一生而不断地追求学问,领导社会向前进”,到德国洪堡提出“研究和为人类创造知识是大学的一个基本功能”[2],以及发端于美国的著名的威斯康辛思想,大学理念经历了由中世纪行会组织向传统的社会知识中心、由传统的单纯传授知识向进一步创造知识和服务社会的不断演变。但是,应该指出的是,万变不离其宗,大学作为独立于社会的政治、经济之外的文化组织的性质却没有丝毫变化。大学在应对社会发展带来的各种变化、不断满足社会对于学术发展的实际需求和拓展自身功能的过程中,不仅保持了其作为社会文化组织的特性,而且固守创造知识、传授知识的核心价值理念,培育了批判、反思和不断创新、追求卓越的大学精神。
大学的治理是为了实现大学的理念而作出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一个好的大学治理结构应该保证始终不移地不偏离大学的核心理念,不偏离基本目标[2]。这里,大学的治理实际上是对于大学教育的治理,涉及以下几个主要问题:一是大学的控制权究竟应该掌握在谁手里?是校长、教师、学生、抑或政府?也即大学的利益相关者中谁应占据主导地位?这是大学领导体制和内部管理体制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二是如何规范和约束大学的掌控者,使其决策能够最大限度地促进大学教育功能的实现,即维护社会在知识生产、传播方面的公共利益?三是如何选拔最适合的人作为大学教师?也就是学术评价及其标准的问题;四是如何激励大学教师?如果能够妥善解决上述问题,就可以说有了一个好的大学治理结构。以北大为例,在变革大学制度、改善大学治理的过程中,他们以教师人事制度改革为突破口,着眼学术发展及其所需要的学术自由和学术规范,极力推行本校博士毕业生不得留校、非升即走和终身教职制度、学科末尾淘汰制度等一系列革命性的治理措施,将创造对其他方面改革的强烈需求,推动行政和后勤体制、学术评价体系、博士生培养体制、科研资金分配体制、大学决策体制和干部任命体制等方面的改革。北大的改革及其制度设计,体现了大学的逻辑,因而对于大学治理结构的完善具有典型意义。它提醒每一个大学教师,什么样的行为是鼓励的(如进行规范的研究和学术交流),什么样的行为是必须的(如在匿名评审的一流学术期刊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或专著),更重要的是,它会明白无误地告诉每一个大学教师,不那样做会得到什么惩罚(如up or out等)。这样,无疑会大大促进包括学术市场规范在内的外部制度环境的改善,从而在探索和创新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管理模式尤其是大学治理结构方面走出了极其重要的一步。
2关于大学教育的功能与特点
由大学究竟是什么的探讨,必然引出大学能够为社会提供什么,也即大学教育是什么样的事业的问题。按照张维迎的观点,大学教育是把学生从客户变成自己的产品的事业,即“一方面,我们招来的学生是我们的客户,我们要为他们提供服务;但是另一方面,这些学生成为什么样的一种人才,能创造什么样的价值,又取决于大学教育”[2]。他进一步从知识传授这个角度探讨了大学教育是怎样把客户变成产品、使大学拥有忠诚的客户和自己的品牌的,并对大学教育在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的基本特征进行了具体分析和科学概括。事实上,大学之所以能够作为社会知识中心和独立于社会政治、经济之外的文化组织而长期存在,主要是因为它所从事的大学教育不同于社会的政治、经济等其他活动,具有自身所特有的功能和特点。
大学教育具有将传授知识与创造知识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独特功能。无论是张维迎所强调的把学生从客户变成自己的产品的事业,还是通常所讲的培养和造就社会所需要的高级专门人才的事业,大学教育都离不开知识的生产、传播和实际运用,且必须将传授知识和创造知识结合起来才能加以实现。这是因为,大学教育中所传授的不是一般性、常识性知识,而是变革思维方式、能够创造性解决实际问题或获取原创性研究成果的高深知识。在大学教育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过程中,这些高深知识的生产、传播和实际运用则分别是由科学研究、教学和社会服务这三大功能性活动加以完成的。以往大学教育中对教学强调的多一些是应该的,毕竟教学是传授知识、培养人才不可替代的重要途径,但要传授高深知识、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光靠教学传授已有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不断地创造新的知识,引导学生参与知识探索过程、帮助他们了解和把握学术前沿,以便尽可能地将所掌握的高深知识用于社会实际问题的解决或学科理论和知识的创新。为此,就必须加强所属学科或知识领域的科学研究,开展以知识运用和获取社会资源为手段、以实际问题解决或重大理论创新为目的的社会服务。只有把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与教学结合起来,才能保证大学教育所传授的是高深知识,才能保证大学教育所培养的是能够解决实际问题或推动知识创新的高级专门人才。可见,围绕高深知识的生产、传播和实际运用,大学教育必须坚持科学研究、教学和社会服务三位一体,从而在人才培养方面明显区别于中、小学等基础教育,而具有了传授知识、创造知识并将两者结合起来以更好地服务社会和培养社会所需要的高级专门人才的独特功能。
大学教育具有把利益相关者联系起来、促使大学基业常青的特点。历史上,大学因其所从事的事业对于增进人类知识、推动社会进步的独特贡献,享有着崇高的社会声誉和地位。那么,大学教育又是怎样做到增进人类知识、推动社会进步的呢?研究发现,这是与大学作为社会文化组织的定性定位和大学教育准入制度特别是学术标准的确立分不开的。大学社会文化组织的特性把它与社会的政治组织、经济组织区别开来,也决定了大学教育的学术趋向。比如,在供给方面,大学教育始终坚持学术取向的准入标准,即按照一个人智商的高低、将来会有多大的成就,而不是根据谁出钱多就录取谁的市场经济原则或谁出身好、有家庭背景就录取谁的政治原则,来决定是否提供大学教育机会。在需求方面,大学所提供的大学教育能否吸引学生,不仅取决于大学教育的质量和价格,甚至主要的并不是取决于质量和价格,取决于还有谁在上这个大学,也就是取决于其他客户的质量。与此相类似,任何大学对教师的吸引力也取决于其他教师的质量[2]。就是说,大学教育是一个关联品,注重的是品牌价值。这种品牌不是短期内所能够塑造的,而是通过多年办学积淀特别是优秀校友资源的积累和无数往届毕业生的杰出表现打造起来的。正是大学对于品牌和社会声誉的追求,与教师和学生个人未来发展的成就及其预期、政府促进社会知识生产和学术及文化发展的努力、捐赠者获得的社会声望和个人名声、社会公众包括当地居民得到的由知识生产和传播带来的种种好处,在根本利益上的高度一致性,将上述大学利益相关者联系起来,并融入大学以增进人类知识和引领时代发展为核心价值的文化共同体,为不断提升大学教育的品位和质量提供了持久动力,也吸引了优秀生源和高水平的师资。美国加州大学前校长克拉克科尔做过一个统计,1520年之前全世界创办的组织,现仍然用同样的名字、以同样的方式、干着同样事情的,只剩下85个,其中70个是大学,15个是宗教团体[2]。这一点,足以说明大学教育具有强大凝聚力,不仅能够为大学积聚无与伦比的社会资源和品牌价值,而且也可以培养无限忠诚于大学、服务于社会的产品和客户,从而把利益相关者联系在一起,最大限度地延续了大学的生命,确保了大学基业常青。
大学教育所特有的功能和特点客观上决定了大学逻辑的学术趋向。作为大学逻辑的中介,大学教育主要是通过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等功能性活动,在不断塑造大学品牌和社会声誉的过程中把大学利益相关者包括大学教师、学生、管理者、政府和社会其他利益相关者(如校友、捐赠人、投资者、周边居民,等等)联系起来的。这是因为,大家作为利益相关方是可以从大学的品牌和社会声誉中获取实际利益或其他好处的。但是,大学的品牌和社会声誉源于大学为社会所作出的知识贡献、得益于往届毕业生的杰出成就或工作表现,最根本的是要靠大学学术生产力的不断提高。提高学术生产力的有效途径是搞好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促进大学教育的发展。由于包括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在内的大学教育都属于社会文化领域里的学术性活动(以知识的生产、传播和运用为特征,以发展学术、追求真理为目的),区别于社会经济领域中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以市场竞争中的等价交换为特征,以追求企业经济利益或利润最大化为目的),也不同于社会政治领域中政府的公共治理和社会管理活动(以公共权力的获取和运用为特征,以争取社会公众支持为目的)。因此,大学教育必须把发展的重点放在学术发展尤其是文化的繁荣和学术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上,把是否有利于学术发展作为推进大学改革、改善大学治理的根本标准,突显大学逻辑的学术趋向和大学治理中的学术主导,从而将大学应然逻辑上的内在要求与大学实然治理中的制度安排尽可能一致起来。
3关于大学教师的选拔与激励
从制度分析的角度看,无论是大学的目标和理念,还是大学教育,都还只是制度设计的范畴。要实现大学的目标和理念,促进和推动大学教育的发展,还必须有一整套的制度安排,也就是必要的大学治理结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样的人适合作为大学的教师?如何选拔和激励教师队伍?[2]说选拔和激励大学教师非常重要,是因为大学教育的功能主要都是通过大学教师完成的,大学教师队伍在大学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学校的其他所有机构都是衍生工具,是派生出来的而非原始需求。在张维迎看来,保证大学目标和理念的实现,最关键的是教师队伍的质量。只有当教师队伍是由最具有学术兴趣、最具有创造力的人组成的时候,大学才会有真正的学术自由,才会追求卓越,才会注重自己的名声。试用期基础上的终身教职制度是保证大学教师质量的一个有效的制度安排[2]。笔者认为,大学教师的选拔和激励是能否实现大学目标和理念的先决条件,也是大学教育体系及其治理结构的关键环节。由于大学的品牌价值和学术声誉取决于大学教育的水平,大学教育的水平取决于它所培养的毕业生质量,而毕业生质量的高低又取决于大学教师的质量,故选拔最优秀的学者做大学教师、并且激励他们去努力奋斗是大学治理最为重要的工作,也是大学实现核心理念的根本保证。
大学创造并传授知识的特性,决定了大学的教师队伍必须是由真正对研究和教学有特殊偏好、最具创造力、最能做出原创性研究成果的学者组成,并享有充分的学术自由。对此,张维忠一针见血地指出,大学不是一个给人提供铁饭碗的地方,而是提供给那些最具有思想、最具有开创精神的人去创造的地方。大学教师的选拔,目的是选一个优秀的学者,讲师、副教授都只是一个过渡,是一个试用阶段[2]。笔者认为,大学教师的选拔实际上是一个选择、试用、最终确定优秀学者人选的过程,涉及包括学术评价在内的一系列问题,而决不仅仅是一个岗位聘任和专业技术职务晋升的制度安排问题。为了能够将最为适合的人选拔出来,除了设置准入条件、任职资格、选拔程序之外,还必须确定相应的专业标准、实施规范而又公正的学术评价,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学术评价及其标准问题。一般而言,学术评价只能由同行来做,不可能靠外行。因为,一个学者的研究做得好不好,只有和他从事的学科专业领域相同或相近的人,才能说得清。但是,同行评价需要解决好“武大郎开店”(不愿意别人超过自己)和“近亲繁殖”(把自己培养的学生留在身边)这两个制约学术发展的前提性问题。为此,规定本校博士毕业生不得留校,确立学科末尾淘汰制度、非升即走和终身教职制度就成为目前比较好的制度安排。此外,学术评价本身还必须有一个同行认可的专业(学术)标准。一个教授有没有成就,学术界都有杂志,有学术会议,大家都是看得见的。学术成果信息的这种透明化为公开招聘、到学术市场上去选人提供了可能性。问题在于,目前学术评价体系中无论是内部评价还是外部评价,都是“外行评内行”,尤其是内部评价体系中学术评价主要由行政管理部门做出而非由相关领域的学术同行做出,直接导致学术评价的标准因过于注重易操作性而片面强调学术成果数量、忽视了质量要求。因此,充分利用大学外部的学术市场,制定一个同行认可度较高的专业标准,从而建立一个相对客观公正的学术评价体系就显得日益重要。事实上,学术市场的基本功能就是将可以观察(甚至不可观察)、但不可证实的学术贡献,通过学术市场上的在实行匿名评审制度的专业期刊上公开发表等市场评价手段,变得可以证实,从而形成对一个学者的学术贡献相对客观公正的评价。事实上,Tenure track制度恰恰发挥了学术市场的上述功能,其合理性一方面在于向每一位申请人明确地发出信号:有望成功的申请人必须首先通过在同行公认的权威匿名评审期刊公开发表文章等方式,向同行充分展示自己的学术实力;另一方面,则在于使包括学术委员会成员在内的所有同行形成相同的预期:在众多的申请人中,具备哪些条件的申请人才可能授予终身教职。上述制度可以使无论同行,还是申请者本人都对自己的学术成果形成客观评价,而最终使每一位真正有实力的申请人“确定地”获得终身教职,因而是目前比较好的选人制度。
大学教师的激励是大学的治理能否促进学术自由发展的根本保证。激励大学教师,主要靠大学之间自由、充分的竞争,最根本的是要有一个能够激发人的创造力、鼓励公平竞争、形成学术争鸣的学术环境。当前,对于学术发展最大的伤害是官本位及其行政主导下缺乏学术上的公平、自由竞争。学校的官本位,除了激励制度扭曲外,还与学术规范和学者水平有关。如果没有好的学术规范,学术成就不能有效比较,评价一个人是否优秀的标准只能寻求学术之外的标准。毕竟,官本位还有一个序列。一般来说,学术水平越低的人,官本位思想越严重,因为低水平的学者在学术上竞争不过别人,就会拼命找一些其他的关系来压制别人,如靠行政级别来提高知名度。如果大家水平都低,社会上就只能根据职位来推定学术水平,大家就会拼命去争当“官”,这样更没有人热心搞学问了。事实上,一个组织越是水平低的人多,就越是着迷于内部权力斗争。与此相反,高水平的学者通常很自信,更喜欢以自己的创造和学术上的成就来衡量自己的地位,对当官反而不太容易看得上。可见,高校的官本位不利于学术发展,只会把大家的精力引向内部权力斗争及其所关注的分配问题,而不是激励大家创造价值。只有自由、充分的学术竞争,加上客观、公正的学术评价,也就是一个好的学术环境,才能使优秀的人才获得公正的评价和充分的学术自由,使其忙着去创造价值、为社会做出更多更大的知识贡献,从而确保越优秀的学者就越能得到好的待遇和高的职位。一句话,学术上的自由、充分竞争,不仅为学者提供了创造知识的激励,而且会引起人才流动,进一步激发每个人的创造力,从而有利于促进学术生产力的提高和大学理念的实现。
综上所述,无论是大学的目标和理念,还是大学教育的功能和特点,抑或大学教师的选拔和激励,都充分说明大学作为社会的文化组织是为真理而生的,它存在的理由就是为保存被实践证明为真理的知识,并不断追求真理、探索新知,以推动人类进步和社会文明。大学的价值在于创造知识、传承文化和保存文明。而大学价值的实现,则离不开热心大学教育、从事知识创造和传播等学术活动的学者,这需要有一个能够选拔一流学者充任大学教师、并激励和保证他们不断提高学术生产力的大学治理结构。毕竟,大学不同于企业,不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或价值取向,而是以学术发展为价值取向,并始终以大学理念即社会所赋予大学的社会知识中心地位和社会文化组织特性作为学术发展的逻辑起点,以大学教育即知识的生产、传播和运用作为学术发展的主要内容,以大学教师即热心大学教育、能够创造知识和传授知识的学者作为学术发展的依靠力量。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大学治理,主要是以学术自由、思想自由、价值中立作为大学治理的根本原则,以大学自治、校长治校、教授治学作为大学治理的制度保证,以培育大学文化尤其是学者个人的学术声誉、事业心、使命感和团队协作精神作为大学治理的最高境界。可见,大学的目标和理念决定了大学教育的功能,但它们都不可能自动实现,而是通过大学治理结构、最终由大学教师加以实现的。因此,大学必须以追求真理、推动社会进步作为立身之本,大学教育必须以培养社会需要的高级专门人才作为根本任务,大学教师必须以创造知识和传授知识作为终生追求,这便是大学的逻辑。概言之,大学的逻辑是学术的逻辑,是推动社会文化繁荣和学术发展、促进大学能够始终维护社会在传授知识、创造知识和保存文明等方面公共利益的内在要求。
参考文献
[1]张维迎.大学的逻辑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2.
[2]张维迎.大学的逻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4,13,6,8,10,5,48,31.
作者：毛锦茹 张博文
第二篇：国外大学生创业教育给我国大学生创业教育的启示研究
【摘要】现阶段我国社会各领域已经充分认识到国内大学生创业教育事业发展的滞后，当前大学生创业教育事业的整体水平已经难以满足社会发展要求，因此，我国创业教育事业在发展中依旧要向国外发达国家虚心求教，国外创业教育的整体规模、质量是我国创业教育所不具备的，所以我国应进一步加大对国外发达国家创业教育体系的研究，以便于推动我国创业教育事业在发展中可以上升至一个新的水平层次。本文深入探讨了国外创业教育事业发展中给我国创业教育带来的启示。
【关键词】国外大学生 创业教育 经验 启示
1.前言
现阶段美国、日本以及法国等经济发达国家均具有十分完善的创业教育事业，其主要体现在上述几个国家的毕业生创业率最高可以达到毕业生总人数的30%左右，相比而言，我国大学生创业率仅仅能达到毕业生总人数的1.5%左右，这也充分暴露出我国大学生创业教育事业在发展中存在严重的滞后性，这一问题会在很大程度上限制我国社会经济在未来的健康发展。我国政府应引导国内大学生创业教育积极向国外发达国家进行学习，并不是将国外一些成熟的创业教育体系照搬回国内，而是要结合国内大学生自主创业需求来对其进行本土化和创新实践，确保我国大学生创业教育水平可以迈向一个更高的水平层次。
2.国外大学生创业教育的经验总结
2.1创业教育体系
当前创业教育体系总体发展十分完善的国际有美国、日本以及瑞典等国，其主要体现在这些国家的创业教育基本贯穿了整个国民教育体系，美国作为一个创业氛围十分浓郁的发达国家，正因为大学生创业教育体系的先进性，才使很多国民都具备极强的自主创业意识。美国创业教育体系中不仅将大学生、研究生作为其主要教育对象，在初级教育阶段和中级教育阶段也开始施行了较为正规的创业教育，以美国高级商学院联盟为主导的一些院校均建立了高度成熟的创业教育体系。瑞典创业教育已经覆盖除小学以外的所有国民教育体系中，学生自初级教育阶段便要接受专业的、系统的创业教育；日本受到西方文化影响于20世纪50年代将创业教育引入国内，其在近20年的发展历程中不断总结、借鉴、吸收国外创业教育，使其形成了当前国际上水平较高的创业教育体系。
2.2创业教育组织
对于我国教育系统来说是创业教育工作中培养潜在创业者的主要阵地，但是对于国外一些发达国家来说其教育系统不仅是最大的创业教育机构，同时在教育系统内部也衍生出了大量专职、兼职的创业教育机构，并且其在管理机构与服务机构等方面的建设也十分完善。例如，当前美国由不同层次的教师组织和学生组织来组成了其十分完善的创业教育组织，这些创业组织不仅为国民创业教育提供最新理论研究成果，同时也要担负着创业教学信息交流、教学方法创新等多样化的相关研究。英国政府通过设立全国大学生创业委员会来指导和推动国内创业教育组织的发展；日本横滨国立大学、庆应义塾大学等均创立了不同的创业教育模式，这些创业教育模式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均具有先进性、系统性这一特征。
2.3创业教育课程
我国大学生创业课程的教育内容、教育模式以及教育方法论等，均是从国外一些发达国家直接引入或套用的，这些创业教育课程在具体实践中很难满足国内大学生自主创业需求，而国外已经走入成熟阶段的创业教育体系有效推动了创业教育事业的发展。例如，国外创业教育课程不仅重视对学生创业技能的培养，同时也十分注重对学生创业意识、创业态度、创业知识等息息相关内容的培养，并且其比国内创业教育课程更加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相结合。例如，美国相关机构调查数据显示，其创业教育课程总数已经超过了2000门，在课程体系上涵盖了创业构思、创业融资以及创业管理等多个领域；英国大学生创业项目通过多种形式来给予参与自主创业活动的大学生进行专业指导，并且其还为参与创业教育培训的大学生提供与创业者直接交流与讨论的机会，在该种模式可以有效推动英国创业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
2.4创业教育支持
现阶段很多发达国家在创业教育支持体系建设方面已经十分完善，可以包括为大学生创业教育提供资金、政策、服务、舆论等方面的系统支持，例如，美国科尔曼基金是全美第一个为创业教育事业发展而提供资金支持的组织，英国主要采用提供发展债券的方式来为创业教育事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并且通过启动高等教育创新基金等方式，来推动各大高校内部积极开展大学生自主创业活动；日本国会通过颁布《大学生技术转移促进法》，以法律法规形式来推动日本国内大学生自主创业事业的发展；新加坡政府每年都会为各大教育组织开展创业教育工作提供资金支持。
3.国外大学生创业教育给我国大学生创业教育的启示
3.1建立科学、完善的创业教育体系
现阶段国内大学生创业教育的主体以各大院校就业指导课堂教学形式为主，虽然有一部分学生有机会参与KAB、SIYB、YBC等创业教育项目，但是在我国高等教育之前的创业教育依旧处于真空状态，所以对于我国大学生创业教育事业来说要进一步推动其教育体系的完善，要将创业教育工作有效贯穿于大学阶段之前、大学阶段以及大学毕业以后，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拉近我国创业教育水平与国外发达国家之间的距离。
3.2建设多级创业教育组织
现阶段我国各级创业教育组织机构的整体分布方面过于分散，在整体发展水平方面也难以适应当代大学生自主创业需求，很多创业教育组织在发展中过于依赖高校就业指导机构，在专职教师队伍建设方面也没有形成规模化，这种过于分散的创业教育组织难以形成良好的竞争力。因此，我国政府要扶持具有技术优势的高校内部创业教育组织机构快速发展，使这些创业教育组织在发展中可以形成面向市场的专业化的创业教育组织，并要成立创业教育管理协会的方式来对各级创业教育组织进行审核、监督以及管理。
3.3研发适合国情的创业教育课程
虽然国外成熟的创业教育课程体系具有系统性、先进性等特征，但是并非所有国家的创业教育课程体系均适合我国国情要求，再加上在传统教育理念的影响下创业教育课程过于注重理论教育，严重忽略了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之间的有机结合，因此，我国创业教育组织要在国家宏观政策引导下汲取国外相关领域成熟经验进行创新。各大高校要结合创业教育需求来开展不同层次的创业教育课程，在教训内容设置方面要重视案例教学、模拟创业实训教学等，只有推动创业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之间的融合发展，才能将我国大学生创业教育课程体系提升至一个新的水平层次。
3.4加大创业教育的资金、政策支持
我国当前国情下很难有国外基金会一样的组织来为大学生创业教育提供充足资金，所以就创业教育资金支持方面政府依旧要扮演主要角色，政府财政不仅要进一步加大资金方面的扶持力度，同时也要通过宏观政策来为创业教育营造一个良好环境，并要主动引导社会力量来支持各级高等教育组织开展大学生创业教育工作，只有政府、社会以及高校等多方面的共同参与才能推动创业教育的快速发展，确保中国大学生创业教育事业在未来发展中可以上升至国际一流的水平层次。
4.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的创业教育组织、创业教育体系、创业教育课程以及创业教育支持等方面十分落后，国外发达国家的整体创业教育事业发展已经进入高度成熟阶段，均对我国创业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很多发展经验与启示意义，所以我国大学生创业教育事业在发展中应注重国外成熟经验体系的引进和创新。
参考文献：
[1]胡松年.国外大学生创业教育的发展与特点[J].高教发展与评估.2010（4）
[2]王青山.国外大学生创业教育的启示及借鉴[J].实证研究.2012（10）
[3]梅强.日本大学生创业能力培养策略及启示[J].高校教育管理.2013（4）
作者简介：
陈霞（1962.9-），女，汉族，湖南湘潭市人，湖南食品药品职业学院招生就业处干事，政工师，研究方向：大学生就业、自主创业等。
作者：陈霞
第三篇：中国大学英语教育政策沿革与大学英语教育发展脉络研究
【摘 要】本文以大学英语教育政策的变迁为主线，将我国大学英语教学的发展历程分为三个阶段， 并对每个发展阶段进行了比较研究，旨在开启新的研究视阈， 以期对我国大学英语教学和改革提供积极的指导。
【关键词】大学英语 教育政策 教育发展 工具性 人文性 通识性
无论在本科院校还是在高职院校，英语基础课都被称为“大学英语”或“公共英语”。这是面向高校所有非英语专业学生开设的公共必修课程，是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49 -1984 年间，高校开设的这类基础英语课程被称为“公共英语”，1985 年之后，渐渐被统称为“大学英语”。实际上，所有学者都将公共英语与大学英语发展历程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
大学英语教育的发展与大学英语教育政策密切相关。我国高校大学英语课程体系构建的依据就是国家关于大学英语教育教学的相关政策和方针。各院校大学英语教学首要实现的教学目标就是完成国家相关教学大纲和课程要求提出的教学目标。《大学英语教学大纲/要求》是大学英语教学实践的纲领性文件，也是大学英语教学和发展的基石。我国的大学英语教育教学和国家大学英语教育政策沿革始终是紧密相连的。大学英语教育政策总体上具有一定的承继性和延续性，大学英语教育的发展也是一脉相承的。
一、大学英语教育政策沿革
任何领域的发展变迁都与时代政策息息相关、密不可分。大学英语教育的发展也毫不例外地烙上中国历史与时代的特征。我国大学英语(含公共英语) 发展历程中各类核心政策文本的演变情况如表1、表2所示。
表1 我国大学英语(含公共英语)教学大纲/教学要求
文本演变情况
颁布/出版时间 核心政策文本名称 备注说明
1962年6月
《英语教学大纲(试行草案)》 (高等工业学校本科五年制各类专业适用)
1980年8月 《英语教学大纲(草案)》 (高等学校理工科本科四年制试用)
1985年2月 《大学英语教学大纲》
(高等学校理工科本科用)
1986年3月 《大学英语教学大纲》 (高等学校文理科本科用)
1993年 《普通高等专科英语课程教学基本要求》
1998年 《全国成人高等教育英语课程教学基本要求》 非英语专业专科用
1999 年 《大学英语教学大纲(修订本)》
将原有的“理工科大纲”和“文理科大纲”合二为一
2000年10月 《高职高专教育英语课程教学基本要求》
2004年 《高职高专教育英语课程教学基本要求》修订版
2004 年1 月 《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 试行) 》
表2 我国大学英语(含公共英语)考试大纲文本演变情况
1987年 《大学英语四级考试大纲及样题》
《大学英语六级考试大纲及样题》
1994年3月 《大学英语四级考试大纲及样题(增订本)》
《大学英语六级考试大纲及样题(增订本)》
1998年 《高等学校英语应用能力考试大纲》
2006年 《大学英语四级考试大纲(2006 修订版)》
《大学英语六级考试大纲(2006 修订版)》
2007年7月 《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
2014年11月 《高等学校英语应用能力考试大纲》修订
二、大学英语发展历程及阶段特征
作为一门公共必修基础课，中国大学英语有着较长较复杂的历史。它起步发展始于新中国成立之初，60多年来，历经了三个主要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建国初——1985 年(工具性)
1959 年由上海交通大学外语教研室草拟了一份供高等工业学校本科五年制各类专业使用的《英语教学大纲(试行草案)》，后经高等工业学校教学工作会议复审定稿。1962 年5月，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份大学英语教学大纲终于问世了!
该大纲明确指出公共英语教学目标为阅读，提出公共英语教学目的是：“为学生今后阅读本专业英语书刊打下较扎实的语言基础。” 规定公共英语教学内容以科技英语为主，教学对象是“中学学过三年英语的学生”，首次明确了公共英语的教学目标、教学目的、教学内容及教学对象等。
当时新中国成立不久，百废待兴，对内政府高度重视俄语学习和俄语阅读能力人才的培养，强调“快出人才”的教学方法，对外由于受到西方国家的封锁，科学技术和经济等方面孤立无援，学习英语的目的就是为了阅读专业相关的英语资料，获取最新信息，以便赶超世界最新技术水平。这样的时代背景导致大学英语课程设置主要以阅读为导向，以科技英语为主要内容，以传授语言知识为重点教学原则，具有典型的“工具性”特征。
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该大纲的颁布对于公共英语教育教学的规范化、制度化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然而之后的十年动乱导致大学英语教学被迫中止。直到70年代末改革开放，大学英语教学才开始恢复和发展。
受教育部委托，在参照了1962 年颁布的教学大纲基础上，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起草了《英语教学大纲(高等学校理工科本科四年制试用)(草案)》。几经讨论修改审核，该大纲于1980年正式颁发出台。
该大纲最新的变化在于首次将公共英语教学分为两个阶段——基础英语教学阶段和专业阅读教学阶段。
大纲确定大学英语教学基础阶段的目的是：为学生阅读英语科技书刊打下较扎实的语言基础;大学英语教学专业阅读阶段的目的是：使学生具备比较顺利地阅读有关专业的英语书刊的能力。大纲还鼓励为顺利完成基础英语教学阶段学习的学生设置一些诸如翻译、听力、科技英语写作和高级阅读等英语选修课。
该大纲是一份过渡性的大纲。虽然大学英语课程设置单一，仍以培养阅读能力为导向，“工具性”特征明显，但当时对公共英语教育的恢复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2. 第二阶段：1985 年——2002 年(工具性为主，兼具人文性)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是我国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开始的发展时期，经济的迅猛发展对人才的英语应用能力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对大学英语教学在课程设置、教学目标、教学方法包括考试等方面的要求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1985—1986年，教育部先后公布了《大学英语教学大纲(高等理工科本科用)》和《大学英语教学大纲(高等学校文理科本科用)》。二语习得、语言共核等先进理论在这两份大纲中都有所体现。虽然这两份大纲仍把英语阅读能力的培养放在主导地位，但听、说、译、写能力的培养被首次纳入教学目标。大纲的颁布引起了教学理念、教学目标、教学方法、考试、课程设置等一系列重大改革，英语高级阅读、英汉翻译、英语听力和英语写作等课程孕育而生，课程设置多元化，课程内容人文化。
此外，新大纲首次提出实行分级教学，充分体现了“尊重认知规律”和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思想。
80年代中期，我国开始对学生提出参加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的要求，并对考试合格者发给相应的合格等级证书。
在将1985年版、1986年版两份大纲进行整合修订的基础上，1999年教育部出台了针对所有非英语专业本科生适用的《大学英语教学大纲(修订本)》。该大纲虽然仍把阅读确定为大学英语的重头戏，但开始重视语言交际能力的培养，第一次把大学英语四级定位为全国各类高校均应达到的基本要求。该大纲的教学对象为全国各类高等院校的本科生。
专科教育与本科教育一样都属于高等教育范畴， 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与就业市场联系最紧密的一种教育类型，专科教育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进程中发挥着本科教育所不可替代的作用。90 年代初以前，我国高等专科学校的英语教学，无论是课程设置、教学内容还是教学目标都参照本科学校， 没有明确具体的教学要求。针对这种局面，1993年，教育部出台了《普通高等专科英语课程教学基本要求》，创造性地提出了 “以实用为主，应用为目的，既具有职业教育特色又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教学目标”。《基本要求》指出在教学过程中突出实际应用，加强语言实践能力的培养，对以阅读为导向的传统教学目标进行了修正，听说能力的培养得到了重视。
该《教学要求》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部针对高等专科层面的公共英语教学制订的第一个指导性教学文件。它的颁布标志着我国高等专科英语教学开始进入改革发展的新阶段。
1998年教育部颁布了《全国成人高等教育英语课程教学基本要求(非英语专业专科用)》，继续强调阅读、翻译、听、说、写能力的培养。
1998年高教司出台了《高等学校英语应用能力考试大纲》。高等学校英语应用能力考试(简称PRETCO)是考核高职高专院校英语教学水平的重要标准。2005年6月计算机化考试取代了PRETCO的传统纸质考试，进一步规范了PRETCO考试的标准化。
遵照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普通高等专科教育和成人高等教育的英语教学“三教统筹”的部署，在对《普通高等专科英语课程教学基本要求》进行修订的基础上，教育部于2000年10月颁布了《高职高专教育英语课程教学基本要求》，要求全面贯彻“实用为主，够用为度”的教学指导方针，提出培养目标：“使学生掌握一定的英语基础知识和技能，具有一定的听、说、读、写、译的能力，从而能借助词典阅读和翻译有关英语业务的资料，在涉外交际的日常活动和业务活动中进行简单的口头和书面交流，并为今后进一步提高英语的交际能力打下基础。”
该文件突出打好语言基础的重要性，特别注意加强听说技能的培养，扭转了以前一贯以阅读、翻译为主的传统教学模式，是我国高等专科英语教学迈上新台阶的标志性工程。
从整体看来，这一阶段的教学大纲和教学要求切实提高了大学英语课程在高等教育中的地位，课程也由单一的“工具性”倾向逐渐转化为 “工具性、人文性”并存。
3. 第三阶段：2003 年——至今(工具性为主，渐具通识性)
2001 年底，中国加入 WTO，中国对外交流的广度和深度都史无前例地进一步扩大，对外交流的范围已从经贸扩展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和旅游等各个领域。随着与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社会需求与国家发展战略使大学英语教育不得不迅速做出响应。
在进行了充分而全面的需求分析基础上，2004年，教育部颁布了《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试行)》，提出“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特别是听说能力，使他们在今后工作和社会交往中能用英语有效地进行口头和书面的信息交流，同时增强其自主学习能力，提高综合文化素养，以适应我国经济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需要。”
同以往相比，这次《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试行)》的主要特点如下：
1)基于全国大学英语教学的区域、校际差异， 将大学英语教学分成“一般要求”“较高要求”和“更高要求”层次。
2)大学英语的教育理念、教学目标从“以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为导向”转向强调听说领先。
3)“提高综合文化素养” 被首次写入教学要求(大纲)，表明大学英语教学的功能定位开始转变。
《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还指出： “大学英语不仅是一门基础课程，也是拓宽知识、了解世界文化的素质教育课程，兼有工具性和人文性。”大学英语教学开始探索“工具性”之外的其他功能，如“人文性”和“通识性”。
2006年开始对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进行了改革，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了听力的分量和分值，同时也增加了“快速阅读”和“选词填空”两个新题型。
随着高职高专英语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化，高职高专教育工作者的教育观念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以语言知识为本”过渡到“培养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是大学英语教育的头等任务”。大学英语教学目标提倡的是“综合知识+ 综合素质”的通识教育模式， 学生通过全方位知识的学习，以达到综合素质的全面提升。
纵观我国大学英语教学的发展历程，经历了从工具性倾向→工具性为主，兼具人文性→工具性为主，渐具通识性的发展轨迹。当前社会对人才的英语要求趋于“复合型”，除了英语语言技能和专业知识，学生还要求具备宽广的知识背景以及用英语进行跨文化交流的能力，这样的要求与通识教育的理念是相契合的。大学英语教学作为开展通识教育、培养具有较高综合人文素养的合格公民的功能得到很大的提升。否定大学英语的通识性，将大学英语教学绝对(工具) 化，是不符合我国现阶段的国情的。可以肯定，大学英语通识化必将成为大学英语教育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
【参考文献】
[1]大学英语教学大纲6修订工作组. 大学英语教学大纲(高等学校理工科本科用)[M].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85.
[2]大学文理科英语教学大纲6修订组. 大学英语教学大纲(文理科本科用) [M].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6.
[3]大学英语教学大纲6修订工作组. 大学英语教学大纲(修订本)[M] .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4]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试行)[Z].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5]教育部高教司.高职高专教育英语课程教学基本要求(试行)[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 2.
作者：陈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