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理学家和文学家的朱熹在文学理论方面不但很好地继承与发展了二程的文论思想, 在有些方面还对二程文论思想甚至整个文论体系进行了突破。可以说朱熹不但是南宋理学的集大成者, 也是文论领域的集大成者, 其文论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本文将从朱熹文论的本体论、风格论、创作论、批评和鉴赏论四个方面对朱熹的文论观进行概略的探讨。
一、本体论:“文”与“道”
二程认为“文”的根本是“道”, 所以在文道关系上认为道为本文为末, 追求合乎道的文章, 甚至认为“作文”会“害道”, 虽然二人的文学本体论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文”的价值, 但是却只将“文”当作阐发“理”的工具, 极大地削弱了文学的艺术价值以及特征。
而到了朱熹, 作为一个理学家, 其思想体系中的最高范畴自然而然也是“理 (道) ”, 而“理 (道) ”显现出来便是“文”, 故而“这文皆是从道中流出......若以文贯道, 却是把本为末, 以末为本, 可乎?[1]”在这里明确提出“文皆从道中流出”。朱熹又从道外没有物质的观点出发, 提出“文”除了解释、阐发“道”外没有其他用处, 最后得出“道者, 文之根本;文者, 道之枝叶。[2]”只有当心中所想是“道”的时候, 写出来的文章才能体现出“道”。
作为一个理学家, 他的思想跳不出理学家的思维范畴, 所以在他看来“文”的根本天然便是道, 所以要在理学的要求下确定文学的价值。但是, 不同的是, 朱熹还注意到了文学艺术独有的价值, 所以他将“文”视为“道”的枝叶, 虽只是枝叶, 但是也是不可或缺的。在这里, 朱熹不但注意到“文”在“明道”上的重要作用, 相较于二程又有所突破性的意识到在文学形式上还要有对审美的追求。
虽然朱熹和二程都有重道轻文倾向, 但是其“文道合一”这一看法的提出却不仅仅只是对二程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更是对这一理论体系的突破。在朱熹以前, 在文道关系的讨论中都认为二者是分离的, 所以朱熹认为“文从道中流出”“文”和“道”“一以贯之”是对文道关系这一理论的重大突破, 朱熹的文学本体论思想也由此构成。
二、风格论:气象与语言
关于二程的文学风格理论, 可以从两点来进行阐述, 分别是艺术风格和语言风格。二程在艺术风格方面追求“气象”, 用其来对文章进行描述与体悟。在语言方面, 二程认为文章语言应该要追求简单与恰当, 追求语言的“含蓄”美, “中节”美。
朱熹直接继承了二程的“气象”说, 但是在运用其认识文章风格时, 则是从语言文字、人格风貌、思想内涵出发, 进行全面地艺术境界分析, 而不仅仅以理学为标准。如朱熹评韦应物诗时说:“其气象近道, 意常爱之。[3]”评司马迁说:“文雄健, ......有战国文气象。[4]”又说苏东坡“说仁宗处, 其文气象不好[5]”。有学者将朱熹的气象论总结成:气象浑成、气象近道, 准确表达了朱熹在文学风格论上对二程的继承和发展。其中用气象近道讲文学的风格, 体现了朱熹注重文学的道德审美, 实际上是用理学的标准来评价文学的价值, 这一点是对二程的继承。气象浑成是对文的语言方面以及内容方面进行总体性认识, 而不仅仅只是拘束在理学的道德评价之下, 这一点是对二程文论的重大发展。
在语言风格上, 二程反对华丽而不合道的语言, 新奇而不合道的语言。他们认为“有德者必有言”, 而且在“有德者”的文辞应该是简洁明了和恰当的。
朱熹也有相同的追求, 认为圣人的语言都是合乎道的要求而且非常自然的, 因为“天下道理自平易简直”[6]。朱熹也认为语言应该自然, 因为“天理自然”, 所以语言只要坦易、明白就好。就像他认为陶渊明的诗之所以很高妙, 原因在于陶渊明高超自得, 不刻意去安排。除了自然, 朱熹还追求平淡, “新巧者易作, 要平淡便难。[7]”好的文章应该是平淡的, 但是要做到平淡实际上是很难的, 然而还是应该反对“新巧”, 最终归于平淡。这和二程反对“求新务奇, 荣耀其言”而没有达到“道”的境界的文章是一脉相承的, 但是更加具体。
三、创作论:格物致知和创作方法
二程认为“作文害道”, 所以他们的思想中自然不会涉及文学的创作方法, 而作为理学家, 他们对心性修养则有比较多的阐释。而朱熹同时作为文学家和理学家, 他的文论中不但有文学创作理论, 而且有修养理论。
二程的修养思想分为两个方面, 对内要求必须做到“诚”“敬”, 对外要求必须做到格物致知。朱熹的修养论也是从内外两方面来进行论述的, 对内要“持敬存养”, 对外要“格物致知”, 对内和对外要求都和二程相同, 但是他的阐述相较于二程的阐述更加丰富、更加细致。对于“持敬存养”, 朱熹说“敬字功夫, 乃圣门第一义[8]”。“持敬”是儒家重要的修养方式, 这一点被朱熹很好地继承, 也用以支撑自己的理论。
对于“格物致知”, 朱熹认为“格物者, 物理之极处无不到也。致知者, 吾心之所知无不尽也。[9]”格物致知就是要将所有事物的理都探尽, 要把内心能学到的东西扩到极致。朱熹这一观点来源于二程, 但是在具体认识和实践方法上向前推进了一步。具体可以分为:向外的格物, 向内的致知, 即要通过远游来增加自己的见闻, 精思来开阔自己的胸臆。只有这样, 才能使创作者体悟到所有事物中蕴含的“道”, 从而才能在进行创作的时候将“文”和“道”结合起来。
和二程相比, 朱熹还有一些其他的文学创作理论, 例如: (1) 诗是“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10]”, 说明创作活动发生于“感物”, 只有感物后再进行创作才是合理的; (2) 朱熹认为“有德者必有言”, 因此他将专门研究运用华美辞藻来达到感人目的的创作看作可耻的。要注意的是, 他们都认为“理”是所有事物的根本, 当然也是文学创作的唯一的根本。
四、批评论:鉴赏论和批评论
二程从以道为本以文为末的观点出发提出“合道之文”的主张, 认为文学的价值和意义在于对“道”的表达程度, 所以运用“气象”的观点来批评和鉴赏文学的艺术境界再根据“道”的特征, 提出语言文辞要简洁、恰当等要求。
在鉴赏方面, 作为一个理学家, 朱熹认为“文”的根本是要合“天道”以及“义理”。同时, 作为一个文学家, 在对文学进行鉴赏时有审美的倾向, 这基于对文学的审美作用的深刻了解。
“仍更洗涤得尽肠胃间夙生荤血脂膏”, 朱熹认为, 为了更好地理解作品, 在鉴赏作品前, 鉴赏者内心一定要虚静空明, 超然忘我。在鉴赏的时候, 要注重熟读文章, 仔细的“玩味”“涵泳”, 他认为通过训诂著作和经过他人解释的文本来理解文本不能完全理解文本中的奥义, “却只玩味文本, 其道理只在文本”, 又在读熟了, 明白了文章的意义后“方见得那好处。”在这里, 朱熹和二程都讲究要“玩味”, 但是二程的“玩味”是要遵循训诂, 而朱熹的“玩味”则强调的是对文本本身。
在批评方面, 二程主要是从两个方面来进行, 分别是语言和气象, 一定要符合道的要求, 比如语言要简洁恰当, 这就是合道的, 而通过追求语言的新奇来达到愉悦他人耳目的目的就是不合道的。
朱熹也有这样的要求, 但是朱熹比二程更深刻的地方在他对语言进行了文学的审美评价, 并且在创作方法上提出来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 这也表现出了他重视语言的文学性。
朱熹也通过“气象”来对文学作品进行批评探讨, 其中对二程的继承的地方是, 他同时也注重了对文学作品进行道德的评价。朱熹对二程的理论也有发展, 他提出了“气象浑成”, 这一理论不仅有对文学作品道德方面的批评, 还有对文学作品语言、内容、人格等方面的构成分析, 这也是作为文学家的朱熹与二程不同的地方, 他的文论更加具有文学性认识。
总的来说, 无论是在文学本体论方面、文学风格论方面、文学创作论方面还是文学批评论方面, 朱熹在很大程度上都继承了二程的观点, 在此基础上又对其进行了发展甚至突破, 对古代文论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摘要：朱熹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理学家与文学家, 其文论思想深受二程影响, 文本将对朱熹和二程的文论思想进行比较分析, 从而寻找出朱熹文论和二程文论的异同, 探析朱熹的文论思想对二程文论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关键词：朱熹,文论,二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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