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写好一篇逻辑清晰的论文,离不开文献资料的查阅，小编为大家找来了《社区文化建设知识经济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摘要：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既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内在要求，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及党的几代领导人关于文化建设的理论既是一脉相承的，又是与时俱进的，共同汇成了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的重要理论源泉。因此，只有制定并践行科学的战略原则，才能实现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事业又好又快的发展。
社区文化建设知识经济论文 篇1：
文化认同：二战后台湾乡村社区发展演变及启示
摘要：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到乡村振兴战略，大陆乡村建设逐渐从注重物质空间改造向非物质领域的文化复兴转变，这与台湾乡村在二战后从以基层民生建设为主的社区发展到重视文化建设和认同感凝聚的社区营造的演变历程十分相似。本文尝试回顾二战后台湾乡村从社区发展到社区营造的公共政策演变及其文化建设的发展历程，归纳总结台湾乡村社区文化认同的内涵是从“静态保护”到“动态活化”的社区融合、从“感官体验”到“价值培育”的深层治理，借此探索大陆乡村建设的文化发展策略：构建“自下而上”、多元联动的乡村治理体系；依托当地资源，发掘具有“地方精神”的乡村特性；“以人为本”，重塑社区共同体的价值共识，以期为大陆乡村发展提供借鉴。
关键词：乡村建设；社区发展；社区营造；文化认同；台湾
doi：10.3969/j.issn.1009-1483.2020.04.004
Cultural Identity： The Evolution and Enlightenment of Taiwan Rural Community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ZHAO Lili， WANG Guoen， ZHANG Yuanyuan
度上帶来了乡村社会文化衰败和特性丧失。在政策层面上，继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后涌现了大量如同城市聚落形态的“新农村”，这种表面的环境整治无法从社会经济等深层动力机制上解决乡村的问题[1]，乡村面临超越传统转型路径的发展。2013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推进“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新型城镇化，国内学者开始思考乡村地区生态环境承载与历史文脉延续的问题，提出了全面的“乡村复兴”概念 [1]。2017年党的十九大作出“乡村振兴”重大决策部署，学者王宁根据浙江省全面繁荣乡村文化的实践，提出推动乡村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3]。高静等进一步提出要梳理乡村文化的经济性价值，实现从资源到产业的发展通路 [4]。新时期的乡村文化建设在一些先进的试点取得了成效，但总体上大陆乡村建设仍是以外在村容环境整治为主，而不是内在价值、行为观念、文化认知的培育和重建。
在国情上，这与台湾地区二战后历经多年经济增长，在20世纪90年代后突显出的种种转型社会病症十分相似。当时台湾地区城乡割裂问题突出，大片乡村日益衰败走向没落，“社区总体营造”正是在为了缩小城乡差距及挽救台湾文化和生态危机情景下“催生”的产物[5]。从二战后到21世纪第二个十年，台湾乡村历经了从“社区发展”到“社区营造”的转变，逐渐将发展的重点放在社区文化建设和认同感凝聚上[6]。据此，本文尝试回顾二战后台湾乡村从社区发展到社区营造的公共政策演变及其文化建设的发展历程，归纳总结台湾乡村社区文化认同的内涵，以期为大陆乡村文化建设提供思路。
1二战后—1994年的台湾乡村社区发展阶段
社区作为宏观社会的缩影和社会有机体的基本单位，是进行基层社会治理的最佳落脚点[7]。战后，国际社会倡议开展“社区发展运动”，动员基层力量协助政府参与社区和国家建设。1965年台湾乡村也开始重视“社区”这一更贴近生活的共同体，由政府自上而下主导基层民生建设，到80年代中后期政治解严，转而关注基层社会生活状态与生存环境。
1.1二战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经济挂帅下台湾乡村文化的式微
战后初期，台湾面临人口剧增、资源匮乏的困境，为了振兴经济，台湾乡村在1949年至1953年进行了以土地改革的方式发展农业，但这种“以农补工”的政策方针，以牺牲农业培养工业[8]，加速了农村的衰退。为了谋求经济社会发展，1965年在联合国的援助下实施《民生主义现阶段社会政策》，首度提出“社区发展”并列入社会福利保障体系，将台湾全省分成4893个社区，每个社区由几个乡村组成。1968年颁布的《社区发展工作纲要》编制了关于乡村社区发展的四年计划，社区政策的雏形渐渐展开。同时在联合国介入下，台湾当局成立了社区发展研究中心，并筛选优秀的大学生学习先进经验。至1983年又将其修订为《社区发展工作纲领》，在这15年间推行了基础工程、精神伦理、生产福利三大建设。
这一时期台湾乡村完全是“自上而下”围绕农业生产实现工业和城市发展，社区发展运动以开展基层设施建设为主，考虑了诸多乡村实质环境与农民福利的因素，如修缮农田水利、平整路面及新建房屋设施等，而这种服务于生产下的硬质建设欠缺对乡村人口生活状态的考虑，文化发展相对滞后，以经济挂帅的支配性价值使得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日渐边缘[9]。
1.2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1994年：文化存续危机下社区自救运动的反思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台湾政治开始解禁，民间意识日趋觉醒。长期偏重经济发展使乡村生态环境与人文资源遭到破坏，居民捍卫生存环境的呼声日益高涨，爆发了如美浓社区“反水库”、原住民“还我母语”等运动，这些“集体运动”激发了社区居民对自然资源保护、历史文化传承的危机认同意识及参与公共事务的精神与行动力。198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倡导“生命共同体”的理念，推动了社区共同意识的形成，并于1992年6月颁布《台湾加强社区文化建设工作实施计划》，首次提出将“社区”和“文化建设”相结合，为开展社区营造工作确立了政治氛围。
这一时期社区发展开始关注基层社会生活状态与生存环境等方面的议题。政府支配社会的力量有所下降，台湾社会开始朝自由化、民主化方向发展，而将社区作为社会治理的基础实施主体也得到进一步加强。文化维度上基层社会开始对文化存续危机有所反思，社区面临对环境保护和文化保存的一系列自救活动。
2 1994年至今的台湾乡村社区营造阶段
20世纪90年代初，台湾地区城镇化步伐加快，而农村边缘化日益严重，以及由此引起一系列对于乡村社会问题的反思，促进了社区营造的产生与开展。1994年台湾行政院开始把乡村建设重点转移到通过以文化设施建设为切入点唤醒社区共同体意识，人文互动下的社区基层参与逐渐浮现。1999年政府逐步下放权力，自下而上的社区运作组织开始兴起。2008年文创产业的引入促使了乡村特性的回归与社区永续经营的发展。
2.1 1994—1999年：人文联系下社区共同体意识的发育
在过去近30年的社区发展中，台湾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完成，提升社区生活精神品质成为新的建设重点。文建会开始重新审视“文化”，思考文化中潜藏着的居民之间的联系，来启动对社区重建的机制[10]，并于1994年提出“以文化建设推行社区总体营造”的构想，陆续通过了《充实乡镇展演设施》《辅导美化地方传统文化建筑空间》等计划，企图在活化文化建筑的公共事务中引导居民参与、表达意愿及重拾记忆。同年选择新港大兴路作为试点，由淡江大学建筑系协助进行景观改造，以保留传统风貌。规划团队致力于与居民協商，引导村民自发参与规划方案，表达自身需求，从而使民众对社区产生认同感，尊重社区历史人文及发掘地方产业的再生。与此同时，台湾的一些知识分子和民间文史工作者也开始关注对地方文化、民俗、古迹等的重新挖掘，地方文史团体的文化扎根活动与乡土重建工作颇为热闹[11]。
这一时期台湾乡村开始重视乡村本身的价值和村民的作用，以地方文化为纽带联系社区生活推动社区再造。文化上从以往丰富居民精神生活的文艺活动，发展到以人的需求、人的塑造为出发点的文化活化与再生，唤醒了居民保护乡土文化的意识，以往受压抑的民风民俗、地域文化与传统聚落等开始复兴。
2.2 1999—2008年：自下而上的社区运作组织逐渐浮现
在社区营造运行初期，尽管强调了社区居民的参与，但仍是自上而下地接受政府指导与规范 [12]。1999年“921大地震”是台湾社区发展的转折点，灾后大量非政府组织进入灾区协助居民重建家园，但同时也出现了专业的空间规划人员对于实际施工经验、区域性整合能力的欠缺，另外政府各部门缺乏横向联系、资源错置问题也暴露出来。由此，关于社区人才培养、资源整合问题被提上日程，2000年政党轮替之后，将过去分管于各部会的社区政策计划，提升至由行政院成立的统一平台进行整体规划。随后，行政院在2002年主导的《挑战2008》第10项“新故乡社区营造计划”提出在北中南东四区成立社区营造中心，推动社区规划师制度、成立社区大学，以整合地方资源与培训人力。2005年又提出“台湾健康社区六星计划”，旨在重视社区参与的主体作用，在“社区提案机制”上鼓励社区居民自主诊断并提案，提升民众自我解决问题能力，再视提案的创意及可行性来决定补助的对象和规模。这一期间台湾乡村社区开始注重各行政机关的联动协作及资源的优化利用，鼓励民间社团和学术机构等非政府组织向农村基层延伸，协助“居民设计”而不仅是“居民参与”，形成了整合政府资源、专业协助和村民共同参与的“自下而上”的社区运作组织。
2.3 2008年至今：文化创意产业触媒下乡村特性的回归
随着台湾乡村建设的深入实施及生态保育、永续经营理念的兴起，文化建設的推进进入新阶段。2008年推出的《农村再生条例》是适用于台湾乡村整体规划与发展的规范性文件，强调通过活化文化产业来建立乡村整体生活面貌，发展乡村文化体验、环境保护、生态观光等多种功能。同年文建会在《磐石行动：新故乡社区营造第二期计划》中引入“文化创意产业”概念，其兼具发展与保护双重内涵，在寻求产业发展的同时重视地域文化的传承振兴，其灵感源于乡村个性与地方魅力，是地方特性的再造。
在社区总体营造的推动下，产生了众多富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创意项目。比如南投桃米社区基于地方生态和人文资源优势，创造了以生态科普为主题的知识经济创意产业，促使遭受现代化与工业化冲击的原始农耕文明实现转化与超越，激发传统农业向二三产业延伸，尤其是与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同时，还兼具带动就业、维护生态、活络文化氛围、增进乡民家园共同意识等外溢效果。为了保障这一产业的发展，2010年文建会颁布实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通过了行政奖助、版权保护、租税优惠等多种手段。由此，这一行动通过深耕地方文化，挖掘乡村特性，找到社区文化产业的创新点，来扩大与深化社区营造，支撑乡村社区韧性发展。
从台湾乡村“社区发展”到“社区营造”公共政策的演变可以看出，社区建设早已从以基础工程、生产福利和精神伦理建设为主的经济发展导向型转变为以文化建设促进家园意识的认同、自下而上的参与和地方特色的挖掘的社会效益兼顾型（见图1）。文化建设也伴随着政策转向、社会治理转型及乡土文化复兴等社会背景不断调整优化，总体上呈现出从静态的文化资源保存与精致的艺文活动开展到关注社区共同体的人文意识，再到探索地方文化产业的活化与永续的变化（见图2）。
3台湾乡村社区文化认同的内涵
3.1从“静态保护”到“动态活化”，融入社区生产生活的现实
传统的乡村文化建设主要以固化式的文化设施建设及静态的村落建筑和空间保存为主，文化停留于只可远观的表象，造成了文化与乡村生产生活的割裂。而随着城市化、商业化快速发展，这种冰冻式的“重保护轻使用”形式更是难以对抗都市资源对乡村文明的侵蚀，必须经由日常生产生活动态的对话、思考、反省等方式来展开。“文化”的界定不再限于音乐厅、戏剧院等精致的层面，文化的可能性涵盖了更加多样丰富的生活面貌[13]。台湾乡村文化建设深入基层社区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强调与人互动、与产业融合的交流碰撞中，重新认识乡村文化的现实价值，激发出社区持久的生命力。一方面，引导“人”对乡村价值的发掘及共同价值的认同，是唤醒社区共同意识拓展社区组织形成社会网络的过程。另一方面，引导“产业”对乡村内涵的挖掘与特征的保持，是认识乡村特性培育文化资源发展产业链的过程（见图3）。
3.2从“感官体验”到“价值培育”，优化社会深层治理的内在逻辑
台湾乡村社区文化建设是建设一种包含情感联系、身份认同、文化认知的社区精神和共同价值观。我们需要重新审视“狭隘化”与“专业化”的社区文化，不能再将其理解为群众性文娱活动为特征的“小文化”，而要把它看作包括社区居民的行为规范、价值观念及对于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等在内的“大文化”[14]。感官体验只是一种短暂传递的快感，而价值培育却是一种持久深种的愉悦。台湾乡村社区透过文化建设对参与主体内在的培育，将感官体验发育为情感共鸣、价值塑造、归属认同，为社区永续发展注入了生生不息的力量。我们在进行社会治理和建设时往往过于重视社区“小”的一面，却忽视了它作为社会舞台“大”的一面[7]。在社区共同价值的内在联系下，个人见解与社区观念及社会价值的连接更为紧密，文化软实力将发育为社区群体行为规范的硬支撑，并将进一步推动基层社会结构转型与治理模式创新。
4总结与启示
二战后，台湾乡村社区从注重硬质设施建设逐步转移到培育乡村文化发展，试图在寻求一种内发型和地方导向型的发展策略，将文化建设融入居民生活与地方产业发展。对照大陆乡村社区的情况，随着2000年以来国家层面对乡村问题的重视，大陆乡村社区面貌与基础设施有了质的提升，但外力推动下乡村社区在解决社区意识薄弱、社区治理不足、社会资本缺失等问题上远远不够，大陆乡村面临人口流失及人际关系疏离、政府主导及村民参与能力不足、产业衰退及特色不明显等现实困境。大陆和台湾血脉相连，台湾乡村的文化建设思路为我们提供了借鉴。
4.1坚实基础：构建“自下而上”、多元联动的乡村治理体系
大陆乡村建设还停留在过度依赖行政化的状态，是一种自上而下接受行政指导与规范的模式，政府唱独角戏而民众和社会力量较弱。社区往往在前期充足的资源投入下取得明显的社会成效，然而政府各方资源有限，社区大多是“昙花一现”，最终沦为形式。
台湾的社区营造政策被称为“社区协力政策”[15]，强调把文化建设作为不同部门之间互动、衔接和统筹的重要力量。地方政府在社区建设中扮演着“引导”而非“包办”的角色，社会组织起到连接政府和居民的作用，村民发挥参与集体事务的主体功能。台湾经验表明，建立“自下而上、多元联动”的治理体系是新时期大陆乡村建设政策的基础。一方面，当前大陆村民对于需求的表达缺乏渠道和机制，建立基层工作参与平台才能保证“自下而上”的“人”主动寻求表达意愿，自组织能力被挖掘和发挥。另一方面，从制度上约束乡村建设的相关部门不直接参与社区计划内容的拟定，而只是提示支持的方向，通过建立议事平台广泛征求村民意见、定期开展评估研讨，形成综合建议向上反馈。另外当前大陆乡村由于没有第三方部门的非营利组织参与，政策的执行结果大打折扣，由此民间组织是除了国家与市场之外，另一种社区制度力量，在人才培训、在地陪伴、资源引介等方面为乡村发展注入持续的动力。同时大陆乡村长期的管理落后与缺乏立法保障密切相关，针对各组织合作模式建立明确的法律体系也尤为重要。
4.2主要关键：依托当地资源，发掘具有“地方精神”的乡村特性
近年来，各级政府对于乡村的衰败进行了人居环境建设实践，掀起了鄉村建设的热潮。外源推力下的乡村物质空间环境短时间内迅速得到改善，而随之也暴露出一些问题：（1）乡村发展模式单一，盲目效仿现象严重，标准化难以适应乡村社区的差异化现状。（2）都市资源“入侵”乡村文明，再造景观与地方文化呈现“两层皮”现象，乡村面临地方特性被遗忘、村民地方感断裂和文化认同危机。
而台湾学习日本“一村一品”的经验，对社区存续资源进行活化与重新认识，重塑村落特性，做到不同村落造就不同的人、景、物。同时在社区事务中注重发挥村民的能动性以促成“保护与发展”，挖掘村里的能工巧匠，发展村庄的特色工艺，使得被忽视的本土特色和传统工艺得以保护与传承。由此，乡村特性的保持与地方共同精神的联系是促进乡村自足性永续发展的关键。对于大陆乡村建设，应该加强前期资源特色的评估、文化与产业的融合，从制度上建立自下而上提案机制，引导村民打通从资源到产业的发展道路，从村民需求和地方特性出发制定符合地区完整生态的发展方案，并在发展过程中实施项目第三方评估制度，接受民间组织的监督。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文化得以保护与利用，村民获得更多在地就业和创业机会，村民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促成乡村特性得以保持延续。
4.3根本核心：“以人为本”，重塑社区共同体的价值共识
城市化和工业化冲击改变了大陆乡村，农村人口频繁向城市迁移，“空心村”现象日趋严重，固定村落的家园意识日渐淡薄。加上行政层级自上而下推进乡村事务，忽视了村民的内在需求与主体作用，社区人的力量逐渐被弱化。乡村陷入只见物景不见人的静态化，传统社会的内聚力正在慢慢消失。
台湾乡村重视以文化建设来重塑社区居民“人”的意识，通过培育乡村文化，挖掘乡村价值共识，激发对家园认同感和归属感的成员意识；通过社区教育与社区培力建立主动参与到社区未来发展中的主体意识。台湾经验表明，加强乡村文化建设，以人为本，塑造社区共同体价值共识是乡村发展的根本。一方面，当前大陆乡村文化出现了空置和衰落的现象，乡村没有文化的“魂”，村民失去了邻里互惠合作的精神联系和参与家园建设的内生力。大陆乡村可学习台湾地区在社区营造初期文化建设的公共事务中培育人力以维护与传承在地文化，营造家园建设的共同价值观，进而唤醒有活力的邻里关系。另一方面大陆村民受教育程度较低，对文化建设的认知能力有限。大陆乡村可借鉴台湾建立社区营造中心、社区大学等学习平台，构建终身学习体系，开展社区产业发展和文化建设教育培训，同时鼓励社会组织深入乡村进行社区培力，提升村民素质与参与乡村建设的行动力，促使村民表达自身需求，实现自我价值。
5结语
长期以来大陆乡村建设都停滞于以外在环境设施改善的惯性思维中，而这种单纯“涂脂抹粉”型的乡村输血并不能作为长效机制[1]，难以与社区“相伴一生”，当力量不足或供给不及时的时候，乡村就陷入进退失据的境地。台湾乡村重视把社区当作生命体，进行“培育”而不是“喂养”，强调文化认同这一培育机制的物质性和非物质性两方面内涵：一是注重文化与社区生产生活的动态融合，实现乡村产业的转化创新；二是挖掘乡土文化潜在的价值培育体系，优化社会深层治理的内在逻辑。乡村文化建设不再是一元的文化设施保护，而是一个系统的概念，表现多元，包括乡村产业、治理、人文等多方面的内容。大陆乡村区域差异大、乡村问题错综复杂，如何通过文化建设的创造性转化去探寻乡村转型的多样而具体的实现方式还需要通过更宏观的思考语境。
参考文献：
[1] 张京祥，申明锐，赵晨.乡村复兴：生产主义和后生产主义下的中国乡村转型[J].国际城市规划，2014，29（5）：1-7.
[2] 朱霞，周阳月，单卓然.中国乡村转型与复兴的策略及路径——基于乡村主体性视角[J].城市发展研究，2015，22（8）：38-45，72.
[3] 王宁.乡村振兴战略下乡村文化建设的现状及发展进路——基于浙江农村文化礼堂的实践探索[J].湖北社会科学， 2018（9）：46-52.
[4] 高静，王志章.改革开放40年：中国乡村文化的变迁逻辑、振兴路径与制度构建[J].农业经济问题，2019（3）：49-60.
[5] 李敢.“社区总体营造”：理论脉络与实践[J].中国行政管理，2018（4）：51-56.
[6] 李雯雯.“扎根”：台湾社区营造中的文化认同构建[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4.
[7] 莫筱筱，明亮.台湾社区营造的经验及启示[J].城市发展研究，2016，23（1）：91-96.
[8] 周晔.我国台湾乡村规划变迁研究——以经济社会发展为视角[D].北京：北京建筑大学，2017.
[9] 谭敏.对抗与融合：台湾城市化进程中的文化保存问题研究[J].台湾研究集刊，2015（1）：79-85.
[10] 张智强.“社区营造”模式下的农村社区更新研究——以厦门市集美区城内村为例[D].厦门：厦门大学，2013.
[11] 王茹.台湾的社区总体营造政策及评析[J].台湾研究集刊，2004（2）：36-42.
[12] 魏成.社区营造与古迹保护——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地区古迹保护的经验与启示[J].规划师，2010，26（z2）：224-228.
[13] 刘莉.我国台湾地区的“社区总体营造”及其启示[J].文化艺术研究，2016，9（4）：50-58.
[14] 程美.台湾地区的社区文化建设[J].山东行政学院学报，2014（10）：21-25.
[15] 刘雨菡.中国台湾地区社区总体营造及其借鉴[J].规划师，2014，30（z5）：200-204.
作者：赵丽丽 王国恩 张媛媛
社区文化建设知识经济论文 篇2：
论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的理论基础与战略原则
摘要：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既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内在要求，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及党的几代领导人关于文化建设的理论既是一脉相承的，又是与时俱进的，共同汇成了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的重要理论源泉。因此，只有制定并践行科学的战略原则，才能实现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事业又好又快的发展。
关键词：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理论基础；战略原则
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要“坚持把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作为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加大投入力度，加强社区和乡村文化设施建设”。这为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指明了发展方向。作为农村社区庞大系统建设工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相对于较为成熟的国外研究来说，在国内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其研究成果主要分散在农村社区文化建设与公益性文化建设两个方面。但由于各国在社会制度、经济水平和文化传统以及国际环境上的明显差别，我国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应在借鉴其成功经验的同时，依据自身特点，探索出一套符合自身国情、尊重本国文化发展规律的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模式。为此，明确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的社会价值、理论基础及战略原则对于我国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的社会价值
我国是个农业大国。农业的发展、农村的进步、农民的致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都离不开文化的哺育和支撑。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坚持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占领农村阵地，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提高农民思想道德素质。”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事关我国广大农民的文化权益和需求，因此，大力加强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既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内在要求，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具体说来，其社会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加强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是传承创新民族文化传统，凝聚和提升民族精神的内在需求。公益性文化的精粹必然包含优秀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和伟大的民族精神，是我们民族赖以生存、繁衍和发展的强大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如何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凝聚和提升民族精神，直接关系到国家生存发展的根基，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发端于农耕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文化之根在农村”，其本根就是农业文化。农村传统文化资源极为丰富，民间工艺、民间音乐、民间美术、民间舞蹈、地方戏曲、神话传说、史诗民谣、传统建筑等数不胜数，它们经过历史的沉淀，已经扎根于农村的广阔土地，成为新农村建设的精神血脉和延续基因。中国最深厚最古老的文化在农村，文化建设的根砥也在农村。“乡土社区文化”乃是“中国现代社区文化建设之根”。如何挖掘、整理、利用和创新农村传统文化资源，赋予农村传统文化以时代特征和崭新面貌，促进其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自我超越，实现农村文化时代性与民族性的统一，笔者认为，以农村社区为合理切入点，以公益性文化建设为具体内容，让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工程扎实推进，是条切实可行的途径。
(二)加强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是引导宣传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体系的本质要求。我国当前主流意识形态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它通过自身的科学性和先进性对整个社会与文化起到一种引导和教育作用，并对保持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其基本内容包括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公益性文化在宣传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引领主旋律文化、凸显核心价值观念方面的作用是其他文化形式无可替代的。在我国，公益性文化建设是突显社会主义制度特征的重要内容，无论是作为党的重要喉舌的报纸刊物，还是为公众服务的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公共文化设施，以及从事优秀文化遗产保护的文化事业单位和开展群众文化活动的组织，都是以其特有的方式代表和宣传着我国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农村是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重要舆论阵地，相对于政府的号召、组织的说教灌输来说，在农村社区通过通俗易懂的文化产品和多样化的文化服务，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的舆论引导作用更具广泛性和日常性。因此，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无疑是宣传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有效途径。
(三)加强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是建设文明农村、打造和谐农村的动力需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水平和文化科学素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公益性文化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可以提升人们的审美水平、道德与文化素养，而且有利于净化社会环境与社会风气、规范生产秩序与社会行为，特别是在调节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中能够起到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独特作用。同时，我们要注重发挥公益性文化软实力在农村社区的作用，使公益性文化建设成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支撑，使村民在思想观念、人文素质、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劳动形式、人际关系等方面得到整体改善或提升，既可满足广大农民群众的精神需求，又能有效协调农村社会关系，推动农村社区事业健康发展。因此，农村社区精神文明建设及和谐新农村建设，必然需要其公益性文化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精神支撑。
(四)加强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是保障农民基本文化权益、实现农民人文素养的追求目标。公民虽然职业、地位、身份和收入各不相同，但都有平等地无偿或少量有偿地享有知识，获取审美、文化，享受健康娱乐的基本文化权利。保障公民的基本文化权益，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十七大报告强调指出，要把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作为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它可以从一个侧面起到调节社会分配并体现社会公平的重要作用。在现实生活中，物质层面上的差别容易引起关注，精神文化层面的差别却容易被忽略。特别是在我国，城乡文化发展很不平衡，社会经济发展城市中心化，农村农民的文化权益则边缘化，而且长期以来处于弱势地位。深入统筹城乡文化发展，深度聚焦农村社区，深切关注社区农民自身，深情倾注人文关怀，实施以人为本的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工程建设刻不容缓。
(五)加强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是发展农村经济、提升农村文化力的迫切需求。综合国力的
竞争，根本上是经济实力的竞争，但实质上是文化力的竞争。文化力是指一个国家文化发展和文化积累所形成的现实力量，对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等各方面所产生的作用力、影响力和辐射力。公益性文化无论在精神还是在物质方面，都包含着巨大的文化作用力。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不可忽视其公益性文化的强大作用力：其一，经济发展的规律是，任何经济发展都是从理论突破开始的，知识经济的产生必须以知识、科技、文化为主要内容作先导。其二，文化从层面上看，包括技术层面、制度层面、观念层面。在技术层面，新的技术在理论上有了飞跃，才有可能引发生产的进步和革新；在制度层面，经济建设离不开社会制度和社会环境，先进的社会制度、先进的生产关系和优良的发展环境能为农村经济建设提供保障；在观念层面，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更为密切，只有通过文化建设，才能激发生产力中最活跃的人的因素——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因此，从社区公益性文化人手，只有不断提升农村文化力，才能为农村经济社会持续发展提供长久的内在驱动力。
(六)加强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推进农村政治民主进程的内化要求。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改革的不断深入，社区作为农村社会的新形态，已经成为社会矛盾酝酿、扩散和集中的敏感地带。农村的稳定和良性发展，直接关系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全面贯彻落实和政权的稳定。农村社区稳定需要依靠硬性的综合治理，也需要软性的文化建设。能否最大限度地实现农村文化建设的公益价值，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农民对改革开放政策的认同感和对执政党的认可度，也必然影响着农民对政治民主的热情与参与度。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一方面可以通过文化的教化和观念的引导，在实现农民文化权益、提升农民文化素质的同时，也使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深入民心、内化人心；另一方面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可以折射出文化民生意识。因此，坚持民生理念，切实解决好农民在文化方面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对于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推进农村政治民主进程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长治久安，意义重大而深远。
二、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的理论基础
历史有延续性，文化有不可割裂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及我党的几代领导集体核心，历来都高度重视文化事业的发展与繁荣，注重从文化层面来探讨和解决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等不同时期的问题，其文化发展的历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结果。其中，关于文化建设的一些重要观点和理论，为我国当前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化理论为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提供了理论渊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着极其丰富的文化思想。他们对文化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所做的科学阐述，为我们今天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马克思认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同时，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又提出了“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发展不平衡关系”，指出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是两种性质不同的生产，它们所产生的价值也不同。这说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肯定精神生产同物质生产的作用同等重要，“作家”、“诗人”、“画家”都属于社会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阶层”，他们进行艺术劳动的目的是创造在思想上、艺术上具有特殊使用价值的精神产品。这些论述对我们今天进行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公益性文化建设作为独特的文化艺术生产过程，它可以充分挖掘人们内心所固有的超越物质非功利性的一面，引导人们对真善美的深层追求。在某种意义上说，公益性文化给民众提供的是这样一种远离功利、回归精神的环境，也是对人们审美情趣的一种培养和熏陶，这正是我们今天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所承担的责任和具有的功能。
(二)中共几代领导集体的文化发展理论为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几代领导集体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是我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等不同时期的文化建设指针，也为我国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健康发展提供了科学的依据与指导。
1.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端，毛泽东思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认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毛泽东系统阐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将新民主主义文化概括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鲜明突出了革命年代中国先进文化的主要内涵。在对待古今中外文化的关系上提倡“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思想，指出文化发展“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并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繁荣的方针，为我国当前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2.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思想和毛泽东提出的先进文化理论，明确提出：“我们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邓小平强调文化的社会主义性质，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强调文化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构成条件；明确指出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必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强调国民素质的提高和“四有”新人培养的重要性，“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思想，有文化、有道德、有纪律”，指出要坚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原则，抓好“四有”新人的培养和塑造。这为我国当前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3.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的理论创新思想，特别是把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作为“三个代表”的重要内容，提出“先进文化”的概念，为新世纪文化建设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重在建设的理论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了文化创新的重要思想，“同时必须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的要求，结合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积极进行文化创新”。江泽民在党的历史上首次系统地阐明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纲领，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纲领、任务、方针、政策等一系列的重大问题，为我国当前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4.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思想。他们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的全局出发，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与经济、政治、社会等建设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强调了“四位一体”的整体建设思想，为公益性文化事业的建设确立了应有的战略地位与战略选择。就文化建设而言，要“在重视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的同时，坚持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把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论述反映了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科学把握，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重大创新，对我国当前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作用。
三、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的战略原则
马克思主义及党的几代领导人关于文化建设的理论既是一脉相承的，又是与时俱进的，共同汇成了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的重要理论源泉，离开了它，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必须吸纳马列主义的相关优秀成果，与时俱进，制定并践行科学的战略原则，才能实现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事业又好又快的发展。
(一)坚持政府主导、主体多元原则。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的非功利性使其无法单纯依靠自营而发展，更不可能将其完全依靠市场，以市场为导向进行生产，而必须紧紧依靠政府的大力扶持。这就决定了在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过程中，基层政府在政策和财政上的支持是至关重要、不可代替的；同时，整个社会的重视和关注也是其有效开展的巨大动力。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也需要整合多方面的力量，应树立起社会文化社会办的意识，通过建立起相对完善的法规和政策，积极鼓励社会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引导社会资金对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的投入。
(二)坚持以民为本原则。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农民是主力军。在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中，以民为本的原则就是以农民为中心，坚持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农村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始终把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实现和保障农民的基本文化权益和满足农民多方面、多层次、多样性的精神文化需求上，并以此作为评价和衡量农村社区文化建设工作的根本尺度；把提高农民综合素质、促进农民的全面发展作为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发展的根本目的；在充分尊重村民个性、精神需求的基础上，通过各种类型的文化活动倡导农村新型伦理精神，营造积极向上的文化环境，不断满足村民对居住环境、文化氛围的进一步要求，使农村文明程度和农民的整体素质有所提高。
(三)坚持“双轮驱动”原则。尽管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以最大限度的实现社会效益为目标，但仍可以借鉴市场经济的某些意识和观念，充分利用丰富的文化资源发展自己。经营性开发与公益性服务是文化的两大属性，但文化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增加社会精神文化产品，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求。因此，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中应该贯彻“双轮驱动”的理念，既要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又要重视经营性文化产业，以经营性文化产业发展带动公益性文化事业进步。通过经营性文化产业的发展，可以更好地增加对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设施、项目的投入，降低文化消费门槛，引导公益性文化消费，进而培育农村文化市场，促使农村文化产业与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互为补充、相互作用，推动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
(四)坚持城乡统筹发展原则。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依然严重，落后的农村仍处于传统的自然经济社会，城乡一体化进程面临着复杂与艰巨的任务。统筹城乡文化发展是进行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的必然举措，它不仅有利于推动农村社区由传统向现代转变，还对于改善农村社会风气、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作用。针对当前我国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重视城市、忽视农村，导致城乡文化发展水平差距过大的现象，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加大对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工程建设的倾斜力度，统筹城乡文化发展，促进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
(五)坚持经济文化协调发展原则。经济和文化的关系十分紧密，两者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相互融合、相互包含，这种关系也是当代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特征和趋势。文化水平反映了经济发展的水平，文化也会反过来影响经济的发展。就新农村建设而言，社区公益性文化具有凝聚、整合、同化、规范社区农民的行为和心理的功能。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从根本上说是人的建设，核心是提高农民的素质，为农村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一方面，经济建设是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的基础，繁荣的经济，良好的基础，能为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提供财力支持和保障；另一方面，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对农村经济建设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高素质农民是提升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原动力。如果没有一定程度的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事业的发展，那么农村经济的发展也就失去了积极的内在驱动力。
(六)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结合原则。继承与创新是文化事业发展的一般规律，继承是创新的前提和基础，创新是继承的延续与发展。从继承的方面来看，农村文化具有传统民族文化的特殊魅力，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应当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同时，努力剔除腐朽没落的文化糟粕；从创新的方面来看，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是一项新鲜事物，没有固定的模式可以仿效，只有创新，才能显示出活力，才能吸引群众、团结群众，增强村民的凝聚力；从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的方面来看，既要对不同社区的优秀文化进行借鉴与吸收，又要加强对农村社区本土文化的创新，完成对多元文化的整合与创新，从而增强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的内在活力。
责任编辑：梁习琴
作者：门献敏
社区文化建设知识经济论文 篇3：
浅论依托学生社区构筑校园文明新平台
【摘要】许多高校在后勤改革过程中逐渐地建立了适应新形势的社会化运作方式。我校也采用了这一方式，但在具体的环节上又有很大的不同，依据自身的情况，我们对学生社区的教育、服务和管理等方面的功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走出了一条适合本校、具有特色的高校学生社区管理路子。
【关键词】高校后勤改革；学生社区；社区文化建设
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以来，我校学生社区管理服务中心积极响应高校后勤改革的精神，按照我校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整体部署和要求，针对我校学生居住区的现状，结合我校学生住宿的特点，本着“育人为本”的教育方针和“社会化服务、企业化管理、素质化教育”的理念，就学生居住区的教育、管理、服务等方面的职能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
一、发挥学生社区整体资源优势，推进高校学生社区文明建设
随着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的顺利推进，大部分高校都建立起了适应这一改革趋势的企业化经营运作实体。这种走社会化经营运作的理念和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高校的后勤管理体制，减轻了高校后勤的负担，促进了高校的良性建设和可持续发展，其积极意义是值得肯定的[1]。我校在后勤社会化改革的整体布局上也贯彻了这一精神，但在改革的具体方案上则有所变化，针对不同的实体又做了适当的灵活变通。学生社区管理服务中心的做法就是如此：没有将学生社区的建设完全定位于物业化管理，而是将学生社区视为一个整体资源，在资源利用的过程中，贯彻“社会化服务、企业化管理、素质化教育”的理念，坚持“物业管理打基础，育人铸才为根本”的方针和“思想教育进社区，文化建设为龙头”的具体措施。在社区中心投入必要的经济扶持的前提下，借助由社会化带来的经济投入的多元化，对社区思想教育、文化建设给予大力支持，推动社区文化的多元化发展，进而搞好社区文化建设。并通过社区文化来扩大社区影响，吸引更多的商家、企业等社会力量支持社区工作和社区文化建设，实现“反哺”效应。即在原有侧重行政管理、生态环境建设的基础上，逐步向服务、育人、管理的建设模式转变，具体做法如下：
（一）加强社区干部队伍建设，建立一支专兼结合的社区文化骨干队伍
学生社区作为学生的群居区，不仅仅是学生生活休息的主要场所，而且是学生修身、养性、处世的重要环境依托。社区建设的好坏，社区教育质量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学生的综合素质，关系到为社会输送什么样的人才的问题[2]。针对社区的主体——大学生，正处于成长、成熟的不定型阶段，他们思想的形成，方向的选择，德性的培育，理念的积淀，品行的铸造，社区中心都需要予以积极的有倾向性的引导。要实现育人工程系统的良性循环，首先必须建立一支政治立场坚定、思想信念执着，富有工作艺术、适应知识经济要求，掌握网络知识的新型思想文化建设队伍[3]。
基于此，学校在许多部门减员压编的情况下，仍对学生社区给予政策倾斜，不仅没在教育管理队伍上进行压编，反而根据社区的实际需要和改革的思路予以增编添员。即在原学生处宿管科维修组（4个编制）并入新组建的建筑及维修中心的情况下，把教育管理干部由3个增加到12个。同时在聘任标准上严格要求，把标准提高到按学生政工干部的要求实行，严把入口关：进入社区从事教育管理的干部，必须具有本科以上学历且必须为中共党员，并有基层一线的学生工作经验，或在大学期间担任过副班长以上职务的学生干部（这个标准比组织部门选调大学生到基层工作的要求还要高）。中心成立后，学校通过校内公开竞争和向校内外应届优秀毕业生公开招聘两种方式，录用了一批思想政治过硬、熟悉学生工作、专业知识搭配合理的优秀人才。他们已走上了学生社区管理服务中心的岗位，正发挥并将进一步发挥他们的优势，为社区美好家园的建设添砖加瓦。
在建立一支高素质的专职队伍的同时，社区中心还重视加强兼职队伍建设。社区中心根据有利于了解学生动态，有利于加强自己与院系的配合衔接的原则，建立了以院系政工干部队伍为主，并适当招聘热心并熟悉学生工作的离退休教师担任兼职辅导员的制度，专兼结合，共同参与社区的建设管理。而且学校还明确要求所有院系的政工干部都必须入住学生宿舍，担任社区楼栋辅导员,并将其在社区的工作表现、工作业绩纳入到学校年度教师和干部的考核中，作为评优晋级的重要依据。一段时间以来的实践和初步取得的成效，进一步证明了这种做法的积极意义。
（二）成立社区学生互助辅导小组，建立一支适合社区工作的学生文化骨干队伍
我们知道：行为由动机引起，但影响行为的因素还同周围的环境以及环境主体参与的程度有关[4]。在学生社区里，学生是主体，是主人。如果社区的管理建设离开了学生的参与，失去了学生的声音，缺少了学生的自律，一切都将黯然失色。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在建设社区的过程中，始终把发挥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参与性和主体性作为社区工作的大事来抓。具体说就是：让学生参与管理。
过去，学生的住宿主要依院系、专业和班级进行安排。社区中心成立后，我们改变了这种住宿格局，按照公寓式管理的办法，以学生的经济负担能力和个人意愿的组合方式为主，逐步将学生由“单位人（班级人）”转变为“社区人（宿舍人）”。同时在学生自律管理上，也打破了原来以院系集中居住、院系学生干部负责宿舍工作的局面。而是针对社区分散性居住的现状，大力着手成立社区互助辅导小组，建立了一支熟悉社区工作的学生干部队伍。通过学生的自愿报名、院系推荐、公开竞聘和严格考核，相继组建了社区学生自律委员会（与校学生自律会实行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将社区的学生活动与全校的学生活动有机结合起来）、社区学生文化宣传队、社区学生助理协管队，以及社区各楼栋楼管会等组织。它们主要承担着社区思想教育、文化建设、秩序管理、卫生评比和沟通师生的重要角色，力争达到“教育一个人，带动一个宿舍；建立一支队伍，带动一个片区，推进整个社区”的良好效应。
（三）依托学生社区，以社区学生为主构筑社区文化平台，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
在社区文化建设上，我们坚持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以时尚的大众文化为重点，以边缘文化为点缀，从最贴近学生宿舍文化、制度文化和生态文化三个方面入手，依托学生社区这个大舞台，凭借社区学生主体的优势，先后开展了一系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社区文化活动，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和喜人的成绩。
学生社区公寓化后，针对社区是不同院系、专业学生的聚居地，我们运用优秀的社区文化对学生进行教育，消除了人为因素分割而造成的心理不平衡、心情难放松这一不良现象。将社区文化建设的过程视为一个素质教育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改变了以往只注重社区的生活功能，甚至经济功能，而忽视教育功能、文化功能和服务功能的做法，以及任凭学生良莠不齐，一味“灌输”的“荒原文化”施教方式。在经过认真的调查分析和借鉴兄弟院校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了以“文化育人”为导向的社区文化建设思路。现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和梳理，整个社区的施教方式正从“荒原文化”向“田园文化”转变，学生社区已呈现出盎然生机并将继续沿着这个大好方向发展。
1．依托学生宿舍，精心组织健康向上、丰富多采的社区第二课堂活动。宿舍文化是社区文化的核心，宿舍文化的好坏直接影响到社区文化的建设。在学校的支持下，先后在学生宿舍安装了有线电视、程控电话、宽带网络线路，并在社区各主要进出口和各楼栋设置了社区教育宣传栏，以便对学生进行引导。这些条件的改善，有利于学生从多角度、多层面接受文化教育，极大地方便了学生们的日常生活，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他们的文化品位。在软件建设上，我们先后创办了《华园之声》、《社区快报》等融导向性、群众性于一体的社区教育宣传专刊，并及时制作和开放了社区专门网页。
2．加强社区生态环境建设，创造良好的社区环境。学生社区是学生生活休息的主要场所，其环境状况直接影响着社区的整体面貌。针对这种状况，我们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社区中心协助学校相关职能部门大力搞好社区生态环境建设，将绿色环境和健康的人文环境融为一体。在经费极其紧张的情况下，社区中心全力筹措资金，对社区的空地栽种了草坪、花草树木，修建了停车棚，添设了废旧电池回收箱，并在社区道路旁张挂了具有人文气息的文明用语牌和路名路牌以及装饰美观的名人警句和字画，营造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绿色世界”；并经常在社区开展绿色环保宣传、灭鼠大战等青年志愿者活动，以及创建“安全、文明、整洁、温馨”的社区家园活动。这些都为社区的规范化建设、制度化管理和可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建立科学的学生社区管理体系，并和学校现有的教育体系相衔接
实行社会化管理后的学生社区，其管理体制、管理模式已不同于改革前的学生宿舍管理体制。因此，建立并完善适应新形势的学生社区规章制度、制订学生品行的评价体系以及加强社区学生的思想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没有规矩，无以成方圆；没有尺度，无以丈量。我们根据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学校的规章制度，结合社区管理的实际情况，及时制定了相应的管理规章，并把它与学校教育管理相结合衔接，将学生在社区活动的品行评价体系与学校对学生的品行评价体系、学生的综合素质测评体系有机结合在一起，极大地促进了制度建设。
（一）推行品行学分制度，规范学生的言行，塑造良好的品行
为把学生培养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才，必须使其先养成从“扫屋做起”的良好德习[5]。我们先后选派中心的骨干到上海、广东、湖南和省内兄弟院校取经学习，引进借鉴先进经验，并结合我校“一校两生制”的侨校特色，及时制定了《华侨大学住宿生品行学分实施细则（试行）》，在社区推行品行学分制，针对学生在宿舍安全、卫生、内务、秩序、思想文化建设等方面进行按月量化考评。并将考评结果作为学生评奖、推优、毕业、申请学位等的重要依据和标准――采取“一票否决制”，即凡品行学分没达到要求的，一律不得评奖推优等。
（二）明确与院系的分工协作，落实严格的责任制
社区学生的身份具有双重性质。他们既是社区教育管理部门的施教对象，又是院系“属人”教育管理的对象。因此，社区管理部门便不可能大包大揽，实行单一的教育管理。在学生的成长过程中，院系和社区职能部门的作用相互交替、相互补充，但却不能相互替代。因为他们的职能各有侧重，两者之间是一种分工协作的关系。为此，我们和院系及相关职能部门明确了各自在学生教育管理方面的分工与责任细化，把学生的教育、社区的文化建设条割归属，实行责任管理制，并同保卫处、学生处以及各院系的专职学生政工干部签定了社区学生安全责任书等协议，以加强协作，明确责任。此举推动了规范化、制度化建设社区的进程，促进了社区校园文明建设的健康持续发展。
三、构筑信息交流反馈渠道，加强师生间的了解信任
一所大学，在教学方面，教授治学、学术自由是必不可少的。同样，在涉及学生成长等切身利益的事物上，允许学生有不同的声音也显得十分重要的。这些不同声音包括对我们教育、服务、管理等各方面工作，以及对工作人员的工作态度、工作方法以及处事行为的建议、意见等。
（一）借助现代网络技术，开创新型教育管理方式
针对学生社区幅面广、人员多、居住分散的特点，我们大力改变原来以院系为单位利用教室等固定场所进行教育管理的传统施教方式，大力推进网络思想教育进社区、网络文化建设进宿舍工程。先后开通了社区专门教育网站，制作了专门网页，并创办了《华园之声》、《社区快报》等社区专刊。同时，还注重利用校报、广播台、有线电视、宣传栏等对学生进行施教。这样，中心只需进行宏观决策和引导，就能将“图文并茂，声像具显”的施教内容、管理规定等传递给学生，并和他们进行交流沟通。一段时间以来的实践证明，这种做法不但有效节约了人力物力资源，而且也极大地改变了传统施教方式被动“灌输”的局面，是一种良好的切实可行的施教捷径。
（二）设立社区投诉箱，广泛收集师生建议
社区中心成立后，我们在学校公共区域和社区各楼栋设立了投诉箱，以便广大师生对我们的工作广提建议、诉说意见，更好地发挥监督作用。信箱开通以来，先后收到了师生们的许多宝贵建议和对一些存在的问题的意见。这些建议、意见，促使我们对工作进行自查和反省，并尽可能地解决问题、满足他们的合理要求。如针对学生反映天气渐热学生宿舍太闷太热的问题，我们马上就向校领导、相关职能部门进行反映报告，申请给普通宿舍安装电风扇，并实行“熄灯不断电申报制”，及时为学生排忧解难，创造良好的生活学习环境。
（三）建立学生社区交心夜谈制度，广泛听取学生心声
中心成立以来，我们在和学生处共同建立学生工作夜谈制度的同时，还建立了社区中心自己的学生工作交心夜谈制度。每天安排中心老师值班，同学生进行夜谈交流，广泛听取学生对中心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充分利用中心现有管理干部在管理学、心理学、教育学以及法学等专业知识的优势，进行心理咨询，化解学生纠纷矛盾，释解学生压力。
总之，随着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的发展和学生社区管理社会化进程的推进，社区对完成学校育人铸才功能的作用，将显得越来越重要。社区职能部门的管理与教育育人的联系将会更加紧密，学生社区文化也会有更加丰富的内涵，并在实践中显示更加蓬勃的生命力。我们在建设社区的过程中，必须理顺社区文明建设与社区管理服务的关系，促进两者的结合；理顺社区文明建设与学校学生工作的关系，推进其链接；理顺文明社区建设与文明校园创建的关系，促使其互动。同时又要因情而论、量力而行，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兼物业化管理与育人铸才的新路子。
参考文献
[1]夏卫东.新形势下加强高校学生工作队伍建设的思考[J].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1)．
[2]廖丹琴，刘松.关于高等院校学生工作若干问题的思考科[J].技创业月刊，2005，(1)．
[3]陶宇，李志林，王颖，潘道广.以学生为本做好高校学生工作[J].江苏工业学院学报，2005，(3)．
[4]孙少森.当前高校学生工作队伍建设问题探析[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5，(1)．
[5]覃宪儒，覃思鼎.基于高等教育大众化学生工作的新问题、新对策[J].广西大学学报，2005，(2)．
作者简介：赖志淮（1978－），男，福建泉州人，华侨大学旅游学院团委书记，研究方向：高校学生工作。
作者：赖志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