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一共涵盖3篇精选的论文范文,关于《民营企业的法律服务分析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摘要：通过对山西J村村委会换届选举的个案分析，显示当前农民的政治参与正发生积极变化。但同时，在这其中也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即农民政治参与能力不强、农民自主性政治参与处于自发状态、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呈现增长趋势、村落家族文化对农民政治参与的影响。
民营企业的法律服务分析论文 篇1：
北京市社区养老现状及发展分析
摘要：通过调研结果表明，北京市社区养老服务不断发展并取得显著性成果，但仍存在政府购买力度不够、养老服务资源利用率偏低精神文化养老服务发展缓慢等不足。文章立足于北京市社区养老现状，探讨北京市推广社区养老服务的优势及可行性，总结分析北京市社区养老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并为北京市现存的社区养老模式提出合理的改善建议。
关键词：社区养老；医养结合；人口老龄化；建议
一、研究背景
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虽然已经调整，但在大部分人心里，“少生”“优生”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难以在短时间内甚至不可能再回到20世纪50～60年代的高生育率的阶段。所以说在可以预见的一段时间内（若未出现大的全国性灾难或者世界战争），由于我国的人均寿命不断增长，并且依旧保持着低生育率的状态，老龄人口在全国人口的比重在不断增加，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将会不断的严重，并且在可预见的时间内是难以逆转的。
老龄化问题是一个国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个过程，同时这个过程也是一个国家社会进步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但是如果没有及时有效的解决老龄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则会对经济发展产生深远的结构性影响。
1. 财政负担加重，国家需要拿出更多资金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划出更多的拨款来扶持公共医疗卫生事业。
2. 优质的青壮年劳动力减少，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中国的经济结构需要由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变为以科技为核心的新兴制造业，而这个过程虽然已经开始，但是任重而道远。
3. 农业的发展受到阻碍，由于农村的老龄化要快于城市，同时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导致大量的农业劳动力流失，从而影响了正常的农业发展。
二、北京市社区养老现状
我们结合北京市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通过对北京几个区的社区养老服务体系进行实地考究，分析现在社区养老服务体系中存在的优点与不足，研究社区养老服务体系的意义，并对如何在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下完善北京市社区养老服务体系提出我们的见解和建议。
为了更全面的了解北京市的社区养老服务体系及社区养老服务现状，通过暑期的时间对北京市的四个不同区所管辖的社区进行调研和访问，其分别是海淀区海淀街道稻香园南社区、丰台区太平桥街道东里社区、朝阳区劲松街道劲松北社区、西城区什刹海街道西海社区。
在稻香园南社区，经过问卷调查和访谈，我们得知，在稻香园南社区常住人口4200 人中，共有60岁以上老人780人，90岁以上的老人16人，空巢老人280人，其中独居老人10人，失独老人2人，并且由于子女工作繁忙，大多数老人平时单独生活。
为保障老人们的生活水平，社区成立了卫生服务站、老年人活动中心、老年人室外锻炼区、老年社区餐桌、老年阅览室等设施，开展了供餐、供药等助老服务，并為80 岁以上老年人家中安装了应急报警装置，这为老年人的日常生活提供了便利。而且，根据设计的问卷调查可以得知，在60位受访老年人中有超过半数在遇到困难时会想到向社区寻求帮助，而超过80%的老人对社区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比较满意。可以看出，该社区的养老服务是较为周到的。但是，通过访问，我们也发现该社区的养老服务的确存在一些问题与漏洞。根据访问，有超过半数的老人希望提高社区医疗水平，有40%的老人希望完善养老服务设施。虽然该社区从总体来讲服务水平较好，但社区的硬件——养老设施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该社区的养老服务水平。
而朝阳区作为国家级医养结合试点单位，正全面构建区级养老服务指导中心、街乡养老服务平台、社区养老服务驿站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劲松街道养老照料中心通过推进医养结合为失智老人提供养老服务，同时为辐射区域内的居家老人开展助餐、助浴、助洁、助医等多项服务。根据本组问卷填写及访问，社区60岁以上老人占社区人口近1/2，80岁以上老人350余人，90岁以上老人20余名。劲松北社区依靠朝阳区养老优势，推进社区居家养老工作智能化，建立居家养老“智能售餐机”，全新打造劲松北社区的专属品牌——智能社区，智能社区是居家养老网络平台项目，同时也是社区未来的为民服务发展方向。此项目正在开展和试行当中，老年人可以通过网络在手机上下载相关软件，可以通过这个软件平台提出自己的需求。该平台涵盖：社区政务、WIFI覆盖、居家养老、社区商务、人员管理、社区医疗、医养结合、社区助残、法律服务等九个板块。目前，智能社区平台正在开拓实施当中，将来会形成三位一体的社区共建、社区服务、老年居民自我服务的新模式。社区成立了老年同乐会，定期组织老年娱乐活动，开展老年养生讲座。劲松北社区看似社区养老服务足够到位，但是根据访问结果来看，有60%的老年人不会使用智能手机进行老年餐桌订餐，调查显示社区内大量的失能失智老人无法直接使用智能社区服务，同时他们也无法参加老年同乐会相关活动。种种问题使得先进的社区养老服务的使用效率低下。
通过对海淀区、朝阳区、丰台区、西城区的四个社区调研，我们发现：北京市的社区养老服务发展不协调，公平性没有得到保证，不同社区的养老服务水平没有得到统一，如从养老服务设施来看，朝阳区的设施配置远远优于丰台区。不同的社区也存在着不同的优势和问题。
三、北京市推广社区养老服务的优势与可行性分析
（一）经济优势
在寸金寸土，居民消费水平很高的北京市，社区养老服务的成本较低，因为社区养老并不需要像机构养老一样另外建设一个供老年人生活的场所，只需少量的房屋作为社区养老驿站，老年人用来养老的消费也会随之降低。其次，社区养老可以节省社会资源，选择社区养老服务老人的衣食住大多还是在自己的家庭里，节省了很多人力、物力、财力。
（二）心理优势
家庭养老是千百年来中国人履行孝道的重要形式。因此，许多老人从心理上仍然不能接受在养老院生活等新型养老方式。而社区养老服务既可以满足老人与家人共同居住的愿望，同时又能使他们享受到家庭养老所不能提供的生活照料与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因此，在老人的心理上，社区养老服务比机构养老更有优势。
四、北京市社区养老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政府购买力度不够，人力、物力、财力投入不足
1. 无法为改进的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提供容纳空间
以海淀区海淀街道稻香园南社区为例，该社区为老旧小区，根据调研得知，整个海淀街道，32个社区，只有两个社区医疗站，而该社区没有社区医院，甚至没有卫生室，仅在2017年9月开始与海淀医院合作：老人提前联系社区提供所需要药品清单，由海淀医院定期送药到社区，仅仅解决了少部分老年人无需排队的问题。根据我组成员访问社区工作人员得知，因为海淀街道大部分小区是老旧小区，做社区规划时尚未有“醫养结合”概念的提出，以至于现如今并没有空闲的空间以供社区医院的建立，医养结合最起码要具备硬件，而海淀街道的硬件并不是很完善，稻香园南社区是海淀区的核心地区，街道经过改造，很早之前经过拆迁，当时并没有预留区域。加上海淀房价的高涨，使得这个问题更难解决。
2. 工作人员数量不足及服务专业度不高
根据小组对稻香园南社区的居民访问得知，老人只能到附近的其他社区的社区医疗站就诊，而医疗站的医生及护士只能解决一些开药、输液、宣教等简单活动，具备的专业技能水平并不是很高，医疗保障能力薄弱。其次，根据小组成员对社区工作者的调查发现，目前社区服务人员主要包括日常照顾人员和医护人员。其中，社区中的日常照顾人员多为下岗职工以及少数志愿者，文化水平普遍不高，队伍本身也存在较大流动性，大多数的社区养老工作的负责人虽有实际经验，但缺乏专业知识，没有经过专业的养老知识培训，使养老工作的专业程度很难得到保证。
（二）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及养老服务资源利用率偏低，政策落实不到位
经调查，虽然政府出台过鼓励有关老年餐桌配送服务的政策，但大多数社区并没有落实此服务实施。如稻香园南社区虽然在老年餐桌食堂里贴有“一刻钟社区服务圈”的宣传语，但并没有实行老年餐社区配送服务，这既反映了老年餐桌服务的效率低下问题，也反映了街道及社区对政府出台政策落实的不到位问题。
朝阳区劲松街道劲松北社区同样产生了效率低下，利用率不高的问题。根据问卷统计，劲松北社区有接近41%老年人不会使用社区居家养老的“智能售餐机”，有32%的老年人表示过于智能化，流程太麻烦。根据小组成员统计，午餐时间智能售餐机仅售出6份餐品，可反映出供餐效率过于低下，造成资源浪费。
同时，朝阳区通过养老服务网为老年人提供助医、助洁、助浴、助急、助行、助餐。然而成员通过浏览朝阳区养老服务网发现，所有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销量为零。这反映出在社区养老设施很先进的条件下却又面临无人使用销量为零的现状。这不仅浪费了社区养老的资源，而且极大地遏制了社区养老发展，打击了社区养老工作者的积极性。
（三）社区养老建设忽视社会群体及个人力量
北京市现行的社区养老体系都是从政府出发，由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实施社区养老服务，链接机构养老服务，因此忽略了社会群体及个人的力量。通过对稻香园南社区养老负责人的访问，发现了此类问题。社区负责人表示，此前曾经有社区的爱心人士自发想成立社区服务组织，定期举行老年娱乐活动、有计划的进行居家养老服务、定期探望失能失智老人，但是在办理社区社会组织时遇到困难，在社区工作站、街道办、民政局、税务局和派出所之间来来回回但还没能完成登记，由于手续繁琐、审批困难，于是放弃了这个打算。社区社会组织难以成立是由于社区社会组织法律法规的缺失，现在成立社区社会组织主要套用的法律法规是一般的社会组织适用的法律法规，社区社会组织申请的程序和红十字会此类大社会组织一样，导致很多服务于养老的社区社会组织被扼杀在摇篮之中。
（四）大部分社区的精神文化养老服务发展缓慢
经小组调研得知，稻香园南社区会邀请社区的达人组织老年人举行舞蹈培训，合唱培训，手工编织活动，京剧培训等，定期邀请专家到社区进行艺术鉴赏、养生健康讲座。为老年人成立阅览室，定期举办老年读书会。每到传统节日和不同的季节都会举办相应的活动，如端午节举行社区包粽子大赛、夏至举办趣味运动会、入冬举办厨艺大赛等。与此同时，社区并没有忽略失能失智的老年人群体，社区定期会组织爱心义卖活动，联系公益组织进行日常照料、心理帮助，让失能失智老人也能参与到社区里来，使他们的精神生活更愉悦，更健康。
然而小组成员在对其他三个社区的老年人问到“您期望社区养老进一步发展哪个方面”时，受访的老年人都希望进一步发展精神文化养老。其中一位受访的残疾的高龄老人表示，她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人待在家里，没有人陪她说话聊天，非常孤独。小组成员在西城区的西海社区调研时发现，西海社区为老年人组织的娱乐文化活动很少。同时，丰台区的东里社区也仅仅是有老年合唱队，老年舞蹈队几个活动，种类很少，并且并没有普惠到大多数老年人。相比之下，只有海淀区的稻香园南社区在精神文化养老服务方面做的不错。由此得知，北京市大部分社区在精神文化养老方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落后的。
（五）北京市不同区的社区养老服务水平差异较大，发展不均衡
在十九大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因此，解决人民需要和不平衡发展问题至关重要。
以朝阳区的社区与丰台区的社区对比为例，从医养结合的角度来讲，朝阳区的社区都建立了社区养老服务驿站，朝阳区劲松街道设立养老照料中心，医养结合为老人提供养老服务，同时为居家老人开展助餐、助浴、助洁、助医等多项服务。而丰台区的东里社区尚未建立社区卫生服务站，更不用提居家养老服务。目前，东里社区尚未成立老年餐桌，无法实现为社区的老年人配餐。两个社区的养老服务体系差距很大，并且朝阳区的社区在进一步实现智能化，而丰台区的东里社区并没有改进的规划。既反映了北京市社区之间养老服务水平的差距之大，也反映出社区养老服务发展不均衡，出现社会资源分配不公平的现象。
五、北京市进一步改进社区养老服务的措施及建议
（一） 统筹规划，共建共享，合理配置养老服务资源
1. 首先是社区内的共建共享，从社区、物业建设方面来讲，北京市的很多社区很多年前已经完成规划设计，如今社区的土地等资源利用的用途已经形成了一个固定格局，把这些社区的养老服务体系整体进行重构重建是很不现实的。因此，需要整合社区内资源，进行共建共享。北京的很多学校、国企、民企都坐落在社区内，于是可以将社区内的商业物业、商业运营市场主体，家政公司、养老企业等整合优势资源，进行社区养老服务共建共享。如老年餐桌问题，可以通过政府补贴等手段，使社区内国企、民企、学校等食堂對此社区的老年人开放，此举可以使北京市很多社区无需另建一个社区老年食堂，节省了大量人力、财力。
2. 其次是社区之间的协同发展、共建共享。通过调研发现，社区之间养老服务水平不一，发展不均衡，并且不同社区具有不同的养老优势。
如有的社区养老基础设施先进，养老智能化水平较高，有的社区精神文化养老服务很完善，有的社区医养结合一体化程度很高。使这些社区均衡发展提高优势，改进弱势，就需要对北京市内社区进行统筹规划，使社区之间共建共享。如两个邻近的社区其中一个社区的社区医疗水平较高，则可通过共建共享使另一个社区的老人也可以享受此社区的医疗服务、健康咨询服务、健康检查服务、疾病诊治、护理服务、大病康复服务以及临终关怀服务。而另一个社区的精神文化及娱乐养老服务比较先进，则可以使此社区的老人参与另一个社区的舞蹈培训、合唱培训、京剧培训、艺术鉴赏、养生健康讲座等。通过社区之间养老服务的互补互助，协同发展，既增强了社区之间老人的沟通与社区之间的凝聚力，也节省了北京市对社区养老方面的财政支出。
（二）在社区养老服务体系中引入社会力量
破除养老服务政策壁垒，进一步开放社区养老市场，鼓励民营企业或社会力量经营社区养老机构。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基本养老服务业，并制定政策取消公立养老服务机构的特殊待遇，打破垄断，放开市场，实行准入，保证民营非营利机构同等享受和公办养老机构相同的房屋土地、税收减免、财政补贴等政策。通过民营企业或社会力量运营社区养老服务机构，既能解决公办机构服务效率低下、服务质量不高等问题，同时也能为社区养老服务市场注入新的活力。比如，为更好地提高社区养老驿站的工作效率，政府应探索将养老驿站托管经营。在维持其所有制形式、所有权不变的情况下，由专业的养老机构及团队进行经营与管理。同时，政府进行一定的经济补贴并对机构履行监督职能通过市场的作用，优胜劣汰，从而提高养老驿站的服务质量与效率，充分发挥其在社区养老服务中的职能。
与此同时，降低社区社会服务组织及社区养老服务机构的准入门槛，可以考虑将注册和管理社区社会组织的权限由现在的区一级民政部门下放到街道一级的街道办，由社区居委会工作站作为社区社会组织的监管单位。使北京市审批社会社区服务组织等烦冗复杂的审批程序简单化，并且政府要建立适当的价格参考机制，允许非营利的社区服务组织进行基本的收费，使其能够达到维持经营所必要的收支平衡，增强其提供社区养老服务的能力及积极性。
（三）加强对社区养老服务工作的宣传
想要做好社区养老服务工作，就需要社区全体居民的支持与社区老人的参与，加强社区养老服务的宣传有利于让老人更多地了解社区养老服务方式，同时使人们在观念上接受并信任社区养老服务，调动老人享受社区养老服务的积极性，从而促进社区养老服务整体水平的提高。
鼓励传统媒体报道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工作的好处，鼓励街道、社区建立微信、微博养老服务平台并通过此平台积极营造社会敬老、社区助老、家庭养老的良好风气。可通过举办社区养老服务宣传月、评选社区十佳老人、社区养老服务体验周等引起居民尤其是老人的关注，使社区养老服务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
（四）强化社区养老专业人才培养，壮大社区养老服务人才队伍
1. 引进养老专业人才，培训社区养老工作者。养老服务工作具有很强的专业性， 对养老服务者有一定的专业资格要求， 尤其是针对老年人的社区服务工作。不仅要求工作人员具备丰富的养老专业知识， 还要求其具有耐心， 具备一定的护理知识和心理专业知识。政府可以凭借北京市优质的教育资源，吸收专业的养老服务人员进入社区工作，通过政府补贴，设计合理的政策激励，提高社区养老工作者的工资水平，将养老的专业型人才留在社区，更好的发挥其养老的专业技能，提高社区养老的服务水平。同时，要加大对之前社区内负责养老的工作人员的培训力度。
2. 利用优质的北京志愿者平台，链接社区养老服务。
将社区养老服务需求与北京市志愿者平台的供给结合在一起，通过政府的鼓励与影响，使社会公益组织、高校志愿者团队关注并积极投入到社区养老服务中。如北京市政府可将社区养老长期服务列为北京市各高校的社会实践活动并可取得社会实践学分，对表现优秀者提供荣誉证书及专项奖学金，则大大增加了社区养老服务者的数量，使服务的人才供应得到保证。
参考文献：
[1]刘辛.北京市海淀区社区养老服务问题的调查研究[C].北京两界联席会议高峰论坛，2011.
[2]雷聪，朱传华，林宝玲.北京市通州区养老难问题现况调研报告[J].今日科苑， 2015（11）.
[3]何健，赵怡冰.居家式社区养老模式可行性分析[J].市场周刊：理论研究，2013（01）.
[4]冯喜良，孙亚舒.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实施现状的调研报告——基于2015年北京市的调研数据[J].调研世界，2017（01）.
[5]姜向群，郑研辉.社区养老服务的供需失衡问题及对策研究——以北京市为例[J].社会建设，2015（04）.
[6]杨扬，侯宁，李佳琪，等.探究社区养老机构模式和以GIS选址分析——以北京市海淀区为例[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旬刊，2016（03）.
[7]刘立清，金美荣.我国社区养老现状及发展建议——以丰台区新村街道育芳园社区调查为例[J].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学报，2011（02）.
（作者单位：管智超、米蕾，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孙明霞，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
作者：管智超 米蕾 孙明霞
民营企业的法律服务分析论文 篇2：
当前农民政治参与的困境与对策探析
摘 要：通过对山西J村村委会换届选举的个案分析，显示当前农民的政治参与正发生积极变化。但同时，在这其中也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即农民政治参与能力不强、农民自主性政治参与处于自发状态、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呈现增长趋势、村落家族文化对农民政治参与的影响。为解决农民政治参与存在的问题，从加强对农民的政治思想教育，提高农民的政治参与能力;培育农民自主政治参与意识;完善制度机制，引导农民有序政治参与;发展乡村、县域经济和推进乡村文化教育，消解村落家族文化四个方面提出对策。
关键词：农民;政治参与;基层民主
随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已成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其中，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政治参与状况如何，直接影响到基层民主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本文通过对山西J村村委会换届选举的个案分析来了解村民政治参与的方式和程度，以及村落家族文化对农民政治参与的影响程度。
一、J村村委会换届选举的简介
2012年冬季，笔者深入A县，历时两个月时间，进行了农民政治参与的调研，亲身参加了W乡村级换届选举工作，其中J村的村委会换届选举给我们许多启示。
J行政村由两个自然村组成，下辖四个村民小组，全村154户，520口人，总面积18平方千米，耕地面积2 530亩，农民人均纯收入1 860元，该村地处A县东部边缘山区地带，是全县矿产资源重地，曾是全县工业区。建有煤矿、水泥厂、陶瓷厂、黑煤窑大小十二座，由于证件不全现已全部关闭。目前有民营企业五家，石灰厂两家，石料厂三家，村级集体经济为零。当地农民过去靠种地为生，改革开放后，个别人靠私采滥挖发了点小财，大部分农民依然靠种地加外出打工为生，全村外出流动人口一半以上，30%的农民在外居住，农忙时节返乡务农。
笔者针对村民是否积极参加村委会换届选举投票工作，抽查了120户家庭进行家访，查阅三届村级换届选举资料结果是：81户参加过两次以上投票，27户参加过两次投票，12户从未参加过投票。笔者对参加过投票的108户进行了解，目的是了解这些村民出于什么考虑参加投票。其中，42户认为村委会换届选举是一项常规工作，谁当选与自己关系不大，只是乡村干部多次上门宣传动员，碍于情面参加投票;58户受家族势力影响去给同族人投票，认为选上自家人比外人强;仅有8户是积极参加投票，并经过慎重、认真填写选票，希望选出公事公办，能带领全村人脱贫致富的“当家人”。
J村合格的选民有408人，其中郭姓占48%，刘姓占36%，杂姓占16%，经过组织推荐和十人以上选民联名提出的主任候选人4人，再经过预选确定2名正式候选人，郭、刘两大姓各产生1名。这两名正式候选人均是户口在本村，全家迁居县城多年。改革开放后在外经商办企业，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郭、刘两大家族在选举前采取各种手段，送烟酒、白面、喝酒吃饭等，拉拢动员选民回村参加投票，选举当日回村大小车辆二十余辆。在选举大会安排上，乡村严格程序、严肃纪律、严把选民、选票关，确保选民亲自投票，无委托时每人只能写一票，设立单独写票处，不识字农民由工作人员根据本人意愿代写选票，确无法到现场投票的老弱病残设流动票箱，由选委会成员监票，工作人员入户单独投票。监票人、计票人、唱票人均由全体选民同意通过，选委会批准。选举日参选选民392票，参选率达96%。得票结果为：郭姓192票，刘姓200票，刘姓得票过半数，符合法律要求，当选为村委会主任。
选举大会结束后，顿时会场一片混乱，郭姓家族百余人吵骂声不绝、捣毁票箱、撕毁选票、扎烂乡政府汽车轮胎，围攻、谩骂、推搡工作人员，要求重新投票选举，经政府人员正面解释、说服仍不离开，混乱持续三个小时，后报案县公安局、县人大，经公安驱散工作人员才得出村。
从J村村委会换届选举来看，我国基层民主建设取得一定成就的同时，农民政治参与还存在不小的问题。例如：农民参与能力不强、缺乏自主参与意识、政治参与受到村落家族文化的影响等等。因此，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引导农民积极、规范、有序的政治参与。
二、当前我国农民政治参与存在的问题
（一）农民政治参与的要求与参与能力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
农村改革进程推动了农民参与要求的多元化，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只满足于“能吃饱”，而现代化建设中的农民除了有自己的经济利益之外，政治上的要求也日益多样化起来。概括起来：一是农民开始注意其社会地位。农民占中国人口的70%，但是长期以来农民没有得到相应的尊重，现在农民普遍希望自己的劳动得到认可，身份也得到尊重，作用要得到肯定，人格得到保护。二是要求拓宽与当地政府机关的联系。农民希望与当地的政府机关加强对话和沟通，及时反映自己的要求和意见。三是三农也是农民密切关注的问题。农民进一步要求政府加大对三农的政策投入，国家的政策是农民发展的根本保证，国家的三农政策一直以来是正确而且富有成效的，但很多方面做得还不够到位，尚需加强。
同时，农民的政治参与要求与参与能力并不是同步发展的。“参与意识高但参与能力低下并存。政治参与对农民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有较高要求。农民不仅需要对政治参与方式、程序和相关法律条例有较清晰的了解，还需要有强烈的参与意愿和承担参与风险的能力。”[1]农民政治参与的能力只能在参与的实践中培养，但农民的文化素质普遍较低，现代政治知识的欠缺使其在政治信息的获取，以及参政渠道的利用上，都遇到许多实际的、技术上的困难，而且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村民自治没有到达预期的效果，民主选举的水平低。所以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农民缺乏政治参与的实际锻炼，进而农民就很难把自己的利益要求转变为政策要求。由于获取政治信息的不及时使农民在面对实际的政治问题时，很容易只认识问题的一个方面或表面现象，不能从理论和制度的层次上去把握。
另外，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也是事关农村政治发展的重要问题，现阶段农民组织化程度低，农村中群众组织缺乏，农民个人与乡村行政领导系统的联系不紧密，利益表达渠道缺乏制度性规范，就会出现诸如：程序化参与不成熟、非程序化参与等问题不时出现，上述种种原因影响和制约了农民的参政能力，使得农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之间发生了偏差。
（二）农民自主性政治参与处于自发状态，动员性参与仍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
随着社会和政治实践的发展，农民参与政治的方式和手段增多，但由于农民没有单位可以依靠，他们自身的利益还主要靠自己来关照。这就使得农民对身边事物和切身利益的关心超过了对国家整体事物的关心，相当一部分农民参与政治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而进行的问题性参与，且这种自发性的政治参与还处于一种自发状态。许多农民还没能把政治参与作为一种目标追求或者至少是当作目标之一来追求，政治参与更多的趋向于利益性，只是把政治参与当作实现目标的手段。由于农民政治参与意识仍处于较低的水平，利益表达意识非常欠缺，有些农民在自己的合法利益受到侵害时，不去向有关的政府部门反映情况，并提出自己的要求。所以说动员性政治参与还是当前农民参与政治的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正如笔者针对村民是否积极参加村委会换届选举投票工作的调研，在被访谈的120户家庭中81户参加过两次以上投票，27户参加过两次投票，12户从未参加过投票。笔者对参加过投票的108户进行了解，目的是了解这些村民出于什么考虑参加投票。其中，42户认为村委会换届选举是一项常规工作，谁当选与自己关系不大，只是乡村干部多次上门宣传动员，碍于情面参加投票;58户受家族势力影响去给同族人投票，认为选上自家人比外人强;仅有8户是积极参加投票，并经过慎重、认真填写选票，希望选出公事公办，能带领全村人脱贫致富的“当家人”。
（三）农民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呈现增长趋势，以及村落家族文化对农民政治参与的消极影响
值得重视的是，近年来我国农民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呈现增长的趋势。所谓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是指采取不符合国家法律、法规、政策、条例等所规定的制度和程序，所进行的影响政治决策过程的活动。这是由于我国的政治体制的不尽完善，农民政治参与的渠道并非畅通无阻，使得农民在表达利益要求时一旦没有找到合适的途径，便选择较偏激的方式和途径来表达和实现自己的政治愿望。具体表现为：一是抗议和暴力对抗，表现为部分农民由于利益受损而产生的不服从的抗拒行为。如冲击乡镇政府，对基层干部、执法部门的办事人员进行匿名骚扰、暴力恐吓、甚至暴力攻击乡村干部。二是越级上访，上访者没有遵照法定程序逐级反映情况，试图直接通过上级的命令来解决问题。“经调查农民信访的总量有不断增多的趋势，从1993年到2005年，全国信访数量连续高涨”[2]，“信访洪峰”成为形容信访形势不断严峻的一个专有名词。近几年出现了农民不怕辛苦到省城，甚至赶到北京上访的情况。三是行贿行为，这种行为主要是为了争取较大的利益或获取权利，通过不择手段的方式拉关系找靠山，进行权钱交易。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有扩大的危险，分析其原因，寻找治理对策，有利于扩大农民的有序参与，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迫切要求。
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缺乏集团生活。乡村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讲亲情、讲人情，村民们的政治参与动力往往融合有家族感情、人情，容易导致人情化参与。具体表现为村民们在推荐候选人和参与投票的过程中，往往考虑的是本族的族人而不是看重能力，或者虽然清楚地知道该族人的能力不强，但碍于家族情面而投票给他。正式组织在帮助村民发展生产和提供一定的公共产品不力而通过融入宗族即可获得一定的利益，如红白事宴中的相互帮助、推选本族人当村委会干部使自己获得一定的“特殊照顾”，这就导致了部分农民乐于积极参加宗族事务，而对于公共事务则显得漠不关心，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不高。农民的个人利益受到损害或者要提出某种要求时，通常的做法是找“能人”为自己做主来实现自己的利益，而很少通过制度化的途径来解决问题。J村郭、刘两大姓操控村委会换届选举，影响农民投票，甚至对不符合自己期望的投票结果予以破坏，公然抗法，这不仅体现出农民的非制度参与，而且体现了村落家族文化对农民政治参与的消极影响。
三、完善我国农民政治参与的对策
针对以上农民政治参与所面临的问题，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分析，并提出一些建议。
（一）加强对农民的政治思想教育，切实提高农民的政治参与能力
农民能不能参与政治，是受其政治参与的知识和技术决定的。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民的政治热情得到了广泛发动，但没有能合理引导，政治参与的知识和技术以及经历的缺失却使民主常常流于形式，这在乡村政治中尤为突出，如何发动和引导农民，提高政治参与能力，关系到乡村政治民主化的成与败。首先，通过村委会、妇联的桥梁作用，服务农民并使其受益，以点带面，以部分带动整体，逐步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其次，积极发展农村文化教育事业，提高农民政治参与的意识和能力。只有提高了农民的各方面素质，才能谈得上为农民政治参与提供思想保障的平台。农民一方面深受传统政治心理的影响，在政治参与上表现为被动与盲从，另一方面由于文化知识的缺乏，又表现为困惑与无奈，这严重影响着他们政治参与的能力。因此，必须加大对地方基础教育的投资力度，完善农村地区落后的文化教育基础设施，在农村创办和发展更多的公共文化组织，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与服务，丰富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提高农民政治参与意识，从而增强农民政治参与的能力和水平，促使农民政治参与的进一步发展。
（二）培育农民政治参与意识，调动农民自主性政治参与
“参与意识是主体参与各种活动的愿望，参与意识不等于参与行为，但参与行为必须以参与意识为前提，没有强烈的参与愿望，就不可能有参与行为的产生。”[3]农民政治参与作为一种行为必须要有参与意识的指导。因此，要提高农民自主性政治参与的水平，必须加强对农民政治参与意识的培育。首先，对农民进行公民意识、法律意识等现代政治意识、政治思想的教育和灌输，培养公民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冷静、理性地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维护自己的权益;其次，对农民进行现代民主政治意识的培养和引导，不是使农民为了参与而参与，鼓励农民进行自发性的政治参与，把政治参与作为一种目标追求。更要培育农民具有正确的政治参与意识。对农民进行政治参与意识教育，一方面要唤醒政治冷漠者的政治参与意识，培养他们的制度化意识和程序化意识，不断增强农民政治参与的兴趣，增强他们对政治参与的信任度;另一方面对政治盲目者的政治参与意识的培养，引导他们进行理性的政治参与，通过合法的途径来表达和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
（三）完善农民政治参与的制度机制，引导农民有序政治参与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完备的法律服务体系，推进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健全司法救助体系。健全依法维权和化解纠纷机制，建立健全社会利益表达机制、协商沟通机制、救济救助机制，畅通群众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法律渠道。”直面当下农民非制度化参与扩大的趋势，加强农民政治参与的制度机制建设，以化解农民政治参与中的各种矛盾尤为迫切。首先，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健全候选人制度，保证代表的质量和选民的权利。扩大农民在县乡人大代表中的比例，尤其是不同阶层农民代表的比例，密切人大代表同农民的联系，给农民更多的政治参与机会;其次，进一步健全并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克服现实生活中在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诸环节中存在的种种问题，真正体现“民主自治”的原则;最后，健全信访制度，拓宽农民表达自身利益的渠道。进一步健全信访制度，加强信访队伍建设、对信访工作人员的失职、渎职行为实施严格的问责制。
（四）发展乡村、县域经济和推进乡村文化教育，形成消解村落家族文化的经济和教育条件
根据一些学者的调查表明：受村落家族文化影响较深的乡村社区主要分布在甘肃、贵州、江西、云南、广西等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地区。因此，只有当乡村的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水平，才能真正冲击村落家族文化。乡村中受“读书无用”观念、家庭困难和社会就业环境严峻等因素影响，绝大多数农村人选择外出打工。小学和初中入学率低的一个原因是多数父母在省外打工，孩子变成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的缺失往往使得孩子不能充分认识到读书的重要性，加上农村教学条件差，许多孩子不愿读书。经济的落后和文化教育的落后有很大的关联，人们只有满足低层次的生理需求才会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因此要将二者结合起来一起解决。因为经济的落后加上文化素质的不高，人民就更容易依赖于传统的村落家族文化，所以要发展县域经济。如笔者家庭所在县建起了水果、煤炭物流园区，这不仅带动了本县的经济，而且农民可以到物流园就业获得较为稳定的收入。另外，孩子可随父母到县城读书，这对乡村文化教育是有利而无害的。更为重要的事，人口城镇化后教育的改善有利于消解村落家族文化。
参考文献：
[1]房宁.中国政治参与报告（2011）[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2]于建嵘.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基本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3]白玉冬，马菊林.农民政治参与积极性的激发、引导和保护[J].前沿，2009（7）.
作者：任益民
民营企业的法律服务分析论文 篇3：
企业并购财务绩效及风险分析
摘要：并购能够给双方带来巨大财务，在短时间内实现企业的预期目标，但同时也会带来不可估量的风险。主要是企业并购中的财务问题，使并购企业的资本链条断环，从而对并购后企业的运营状况产生影响。本文以“吉利并购沃尔沃”为例，对其并购财务绩效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在并购过程中如何规避财务风险。
关键词：并购 财务报告 风险
近年来企业财务舞弊案例不断地出现，上市公司盈利质量广泛受到社会公众的质疑，上市公司的盈利质量都普遍不高，因此正确分析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及财务风险对于评价上市公司的形象以及规范证券市场的发展，保护相关利益者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而发生的并购活动对企业的影响又和企业在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面临的经营形势有很大的不同，并购前后的企业财务报告反应的偿债能力、盈利能力、获利能力不一样。随着目前并购活动的日益增多，企业的潜在投资者、债权人必须正确分析并购前后财务报告披露的财务风险，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本文以吉利并购沃尔沃为例分析通过财务报告并购前后企业面临的财务风险。
一、财务绩效及企业并购概念概述
（一）财务绩效概念
财务绩效是指一定经营期间的财务经营效益和经营者业绩。经营者业绩主要通过经营者在对企业经营管理的过程中对企业经营、成长、发展所取得的成果和所做出的贡献来衡量；衡量企业财务绩效主要通过分析财务报告的盈利能力、资产运营水平、偿债能力和后续发展能力等方面内容。企业的财务绩效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其一在于股东价值最大化目标的实现程度，其二也可以通过企业的盈利能力、资产运用效率、偿债能力等财务状况指标和资产管理效率指标进行评估。很多学者都通过财务报告运用不同角度进行财务绩效评估。美国学者R·韦恩·蒙迪（R·Wayne·Mondy）认为，财务业绩评估是指组织定期对个人或群体小组的工作行为及业绩进行考核、评估和测度的一种正式制度。日本学者松田二认为，财务绩效评估是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的组成部分，由评估者对被评估者的日常职务行为进行观察、记录，并在事实的基础上按照一定的目的进行评价，以达到培养、开发和利用组织成员能力的目的。国内学者吴树畅、陆军和刘猛等在分析资产结构、资本结构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时，采用净资产收益率（ROE）作为反应企业绩效的指标，李义超和蒋振声在对公司资本结构与企业绩效的相关性时，采用托宾Q作为反映企业财务绩效的指标。除此之外比较常用的还有资产报酬率、每股净收益、利润率等，这些指标都从不同角度衡量了企业的财务绩效。从企业管理角度出发，在评价企业的财务绩效时，为了能够提供更有说服力的信息，很多学者在定性说明的同时大量运用定量的数据衡量企业的财务绩效，这样的结果脱离只靠理论阐述的尴尬境地，使结果更加客观，更有说服力。
（二）财务绩效影响要素
影响企业财务绩效的因素有两种观点，包括经营绩效外生论和内生论。经营业绩外生论认为，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效率的差异导致了企业经营效益的差异。企业为获得定价权带来的高额利润，导致寻租行为普遍存在，从而降低了市场效率。如美国哈佛大学的梅森（Mason）和贝恩（Bain）承袭上述理论研究，提出了著名的“SCP范式”。根据该范式，企业财务绩效的差异是由市场结构和市场行为所决定的，由此可以推论出企业业绩的差异是外生的。财务报告绩效内因论中以科斯为代表的契约理论认为，企业是一系列“契约关系的联结"，各个企业内部的经济利益关系与激励约束机制等产权结构上的差异以及由此引起的代理成本差异是导致企业财务报告绩效差异的主要原因；另外，潘汉尔德（Prahalad C.K）和哈默（Hamel.G）提出的“核心能力论”认为，核心能力是“组织中的积累性学识，特别是关于如何协调不同的生产技能和有机结合多种技术流的学识”。该理论把企业视为一个“能力集”，认为核心能力是企业长期竞争优势的源泉，是决定企业财务报告绩效的关键因素。
（三）企业并购相关概念
（1）兼并。根据权威性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兼并一词的解释是：指两家或更多的独立的企业、公司合并组成一家企业，通常由一家占优势的公司吸收一家或更多的公司。兼并的方法：用现金或证券购买其他公司的资产；购买其他公司的股份或股票；对其他公司股东发行新股票以换取其所持有的股权，从而取得其他公司的资产和负债。（2）合并。我国《公司法》规定，合并是指两个以上的企业依据法定程序变为一个企业的法律行为。根据合并方式不同，合并分为两类：吸收合并和新设合并。前者是在两个以上的企业合并中，其中一个企业吸收了其他企业而成为存续企业的合并过程，被吸收的企业解散、注销、失去法人资格，其债权债务由存续企业承担。这种情况可以用公式表示为：A + B = A（B）。后者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企业合并，另外成立一家新企业，成为新的法人实体，原有两家以上的企业都不再继续保留法人地位，合并后，合并各方的债权债务由合并新设的企业承担。这种情况用公式表示则是：A + B = C 。在我国，通常把吸收合并称为兼并，新设合并称作合并。但从概念而言，兼并和合并都有相互联系的方面，所以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实业界也都有混用的情况。（3）收购。收购是指一家企业购买另一家企业的资产、营业部门或股票，从而获得该企业的控制权的交易行为，被收购企业的法人地位并不因此而消失。根据收购对象的不同，可分为股权收购和资产收购。资产收购时买方企业购买卖方企业的部分或全部资产的行为，股权收购时买方企业直接或间接购买卖方企业的部分或全部股票并根据持股比例与其他股东共同承担卖方企业所有权与义务。
二、企业并购财务绩效分析——以吉利并购沃尔沃为例
（一）并购过程
浙江吉利控制集团有限公司建于1986年，集团总部设在杭州，是一家大型民营企业集团，主要生产经营汽车和汽车零部件，集团现有吉利自由舰、吉利金刚、吉利远景、上海华普、美人豹等八大系列30多个整车产品。在2003年企业经营规模排在全国500强的第331位，浙江省百强经济的25位，被评为被评为“中国汽车工业50年发展速度最快、成长最好”的企业之一，跻身中国国内汽车制造企业“3＋6”主流格局。沃尔沃，英文名为Volvo，瑞典著名汽车品牌，又译为富豪，该品牌汽车被认为是目前世界上最安全的汽车。沃尔沃汽车公司是北欧最大的汽车企业，也是瑞典最大的工业企业集团，世界20大汽车公司之一。美国公路损失资料研究所曾评比过十种最安全的汽车，沃尔沃荣登榜首。到1937年，公司汽车年产量已达1万辆。随后，业务逐渐向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能源产品等多领域发展，一跃成为北欧最大的公司。1999年，福特是以65亿美元的高价得到沃尔沃品牌的，但是高价并没有换来高额利润，在过去几年里，沃尔沃品牌一直在亏损。终于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来临，福特在卖出阿斯顿马丁、路虎、捷豹之后，又把目标转移在了沃尔沃身上。根据洛希尔采用现金流折现法、可比交易倍数、可比公司倍值等估算方法对沃尔沃资产进行的评估，在全球金融危机最严重时，沃尔沃估值的合理价位在20亿-30 亿美元之间。其中合理收购资金15亿-20亿美元，运营资金 5亿-10 亿美元。吉利根据洛希尔估算出的结果，提出申报并购沃尔沃的并购金额为15亿-20亿美元，最后用18亿美元收购了沃尔沃。吉利收购沃尔沃花费的18亿美元，还不到当年福特收购沃尔沃的三分之一。这是在全球金融危机导致世界汽车行业重新洗牌的意外收获。从沃尔沃的品牌、已有的供应商、经销商网络和它的技术各个方面来看，吉利并购沃尔沃是值得的。沃尔沃汽车作为“世界上最安全的汽车”，其品牌价值和技术含量无可非议是世界一流，吉利收购沃尔沃抓住了历史性的机遇，是中国汽车企业海外并购的成功典范。
（二）财务报告分析
沃尔沃大约有35亿美元的债务需要偿还。自1995年以来，即沃尔沃轿车在被福特收购后，沃尔沃轿车的全球豪华车市场份额从14.9%一直下降到8.2%，从2005年到现在更是连续5年亏损，每年的亏损额均在10亿美元以上，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更是加剧了沃尔沃的亏损。2008年沃尔沃轿车亏损14.65亿美元，2009年虽然有一定的好转但亏损仍然高达6.53亿美元。此外，沃尔沃轿车的全球销量由2007年的458323辆降至2008年的374297辆，又再降至2009年的334808辆。2008年金融风暴来袭，主营豪华车业务的沃尔沃轿车公司受到重创，沃尔沃轿车的销售收入下滑严重，沃尔沃汽车的销售量仅约36万辆，相比2007年，其销量降幅达20%以上。前几年沃尔沃轿车公司的销售收入每年都有起伏，不过幅度不大，2008年沃尔沃的总收入出现了大幅度下滑，由2007年的180亿美元跌至140亿美元。2005年沃尔沃轿车公司盈利约3亿美元，但此后的三年该公司亏损严重。尤其是在2008年，沃尔沃轿车的亏损约为15亿美元。虽然这五年沃尔沃的经营一直在走下坡路，年年亏损，甚至在金融危机出现的2008年第四季度，沃尔沃的亏损额高达73600万美元，不过从表（1）中可以看出沃尔沃的亏损额在此之后在不断减少。到2009年第四季度亏损已下降至3200万美元。在2009年，吉利每年销量约为33万辆，排在自主品牌的奇瑞、比亚迪、华晨之后。根据吉利2009年中报显示，其负债总额为70亿元，资产总额为136.7亿元，负债率为51.2%，流动资金18.8亿元。在美国高盛融资后，吉利负债率达到了69%，这一比例已经超过国际惯常的65%警戒线。从表（2）可以看出从2008年12 月到2009年12月营业额增上978%，企业的股东应占盈利，税前盈利，经营盈利都在逐年增加，发展逐渐壮大。对于目前规模偏小的吉利而言，如果沃尔沃持续亏损，那么吉利能否保住沃尔沃是个很大的挑战，不过虽然挑战很大，但是机会大于挑战。搜狐汽车请专家从产业、法律等角度对此案进行分析，一致认为合理。
（三）财务风险分析
财务风险是指由于负债和融资而给企业财务状况带来的不确定性。并购通常需要巨额资金的支持，而资金的主要还是以融资为主。融资的方式会直接影响财务风险的大小。如果融资付出的成本太大，会给企业带来沉重的债务利息。如国外的杠杆收购所导致的高债务资本结构通常会使收购者因债务过于沉重，在收购后因付不起本息而遭受企业并购失败。如果采取举债，增资发行股票等方式募集资金，一方面，举债会使企业背上高额的利息负担，使税后盈余减少，也可能使负债比率上升，使企业处高债务风险运营中；另一方面，增资发行无疑使企业股利负担加重，同时也可能使其股价波动很大而不得不承担更大的财务压力。2009年全年，沃尔沃集团的销售总额仅有2184亿瑞典克朗，出现了147亿瑞典克朗的亏损。目前，只有补充流动资金才有可能使沃尔沃复活，保守估计需要15亿美金左右，回头看吉利2009年的全部收入还不到50亿美元，无法不令外界担忧它资金链的持续性。在整个收购计划中，吉利至少需要融资180亿元人民币。2009年吉利的利润12亿元，也就是说，吉利要攒够15年的利润才能买下沃尔沃。尽管聪明的吉利把收购资金转嫁到国内外银行及项目基地的地方政府方面，但运营沃尔沃需要的巨额资金极有可能会此拖垮吉利。此次吉利并购沃尔沃被业界惊呼为“蛇吞象”，此次收购成功的关键就是融资借债。总的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规模的杠杆收购，是通过杠杆撬动一个很大的资本来完成这个收购。正因为如此，过高的杠杆率成为吉利收购过程受到的众多质疑之一。
（四）并购财务绩效分析
本文采用以下方法对吉林并购沃尔沃财务绩效进行分析。
（1）杠杆分析法。是狭义上的财务风险的衡量方法，主要通过计算杠杆系数来初步识别财务风险水平的高低，其指标包括财务杠杆系数和资产负债率。财务杠杆系数，反映企业的税息前利润增长所引起的每股收益的增长幅度。财务杠杆系数越大，说明企业的财务风险越高，见表（3）。从计算结果可以看出2010年的财务杠杆系数1.22略高于2009年1.18，说明2010年企业的财务风险高于2009年。资产负债率，是衡量企业财务风险健康状况的核心指标。资产负债率越高，说明企业的财务风险越高。当资产负债率大于50%，一般认为企业的财务风险水平较高；反之，当小于50%时，说明企业的财务风险水平较低；当资产负债率接近100%水平时，说明企业到了濒临破产的地步见表（4）。虽然2010年0.63和2009年0.62的偏差不大，不过两者都大于50%，说明吉利的财务风险水平一直都较高。
（2）企业每股收益法。主要是衡量并购前后购买企业每股收益的预期变化，属于广义上财务风险的衡量方法。企业每股收益，当并购之后的企业每股收益大于并购前时，说明企业并购决策行为是合理的；反之，则是不合理的。结合表（4）、表（5）得出2009年股收益1.537元，2010年每股收益1.583元。通过比较，可以说明企业并购决策行为是合理的。
（3）盈利能力分析。企业盈利能力是指企业利用经济资源获取收益的能力，一般是将企业投入的经济能源与经济资源所产出的收益想比较，揭示单位经济资源的产出收益的水平。吉利2009年的销售毛利率为9.4%，2010年的销售毛利率为7.7%，该指标计算结果说明2010年的获利能力下降。吉利2009年的资产净利率为7.01%，2010年的资产净利率为6.38%该指标计算结果同样说明2010年的获利能力下降。
从上述分析可得出，吉利收购沃尔沃的决策行为是正确的，但是并购中以及并购后，财务杠杆系数增加，企业存在较大的财务风险，另外还有获利能力不强的情况存在导致财务风险会进一步加大，所以吉利需要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来防范并购中出现的财务风险。
三、企业并购财务风险防范对策
（一）制定明确的收购计划
在决定跨国收购之前，企业首先要明确：并购并不是企业发展的唯一方式。因此，企业决策者必须首先在海外并购和其他外部发展方式之间进行战略抉择，以确保企业正确的发展方向。如果全球市场与境外资源对于企业举足轻重，则需要制定一个明确的海外收购计划，包括战略上的评估和业务上的整合，交易结构、支付手段和风险防范的设计，以及并购后的经营方针、整合策略等。切实做好并购后的准备工作。相对于国外企业，我国企业的管理理念和方法整体上处于劣势，这让国内企业在并购之后的整合过程中大费周章。由于一个企业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是企业在长期具体的管理事件中逐步形成的，因此企业文化在融合时会面临诸多的困难。对此，企业需要做好各项准备工作，解决好企业文化之间的融合，并且重点专注对人才的引导。
（二）规范资产评估制度
合理科学的资产评估制度为企业并购提供了可靠的依据，有助于外商对目标公司的资产结构、经营状况、资产价值、获利能力等重要指标进行详细的了解与科学分析。从而确定恰当的并购交易价格，使得整个并购工作量化、规范化。相关政府部门在避免直接介入的同时要为并购双方提供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以及较为完善的监管体系，加强对并购的监管工作，尽量防止暗箱操作的发生，切实有效地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三）寻求专业机构支持
海外并购的风险有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结果，而且通常源于并购交易前的阶段。中国企业防范跨国并购法律风险的有效手段是寻求专业支持。由于我国企业缺乏海外并购经验，企业需要委托专业机构对并购进行并购策划；委托会计事务所进行财务审计；委托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从企业有跨国并购的意图开始，就要寻求专业机构给予支持，获得及时、同步的法律服务，将有助于并购的成功。
企业并购是以达到企业利润、每股收益、企业价值最大化为目标，企业的并购活动不仅要考虑操作上的可行性、更要注意经济上的合理性，为最大限度减少财务风险或避免对一家有吸引力的公司支付过高的价格，必须进行全面详细的财务评价和分析。同时作为一种复杂的资本运作活动，企业并购蕴含着很大的风险，并购风险由多种风险构成，财务风险是核心，如何防范控制风险，提高并购的成功率成为参与企业并购关注的问题。因此，对并购过程中风险的衡量和控制显得特别重要。
参考文献：
［1］张秀兰：《并购绩效的实证研究》，《企业经济》2006年第7期。
［2］施军、徐维兰：《我国上市公司并购绩效的实证分析》，《现代企业》2008年第9期。
［3］Healy p，K Palepu，and R Ruback，Does Corporate Performance Improve After Mergers，Journal of Finanical Economics，1992．
［4］Robert J．Borghese．M&A from planning to integration，New York：McGraw-Hill，2001．
［5］Lajoux Alexandra Reed．The art of M&A：A Merger，Acquisition，New York：McGraw-Hill，1999．
［6］Hofderness，Clifford G．A Survey of Blockholders and Corporate Control，SSRN Working Paper，2001．
（编辑 梁恒）
作者：刘良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