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方言保护范文
保护方言
方言的保护
[摘 要]在大力推广普通话的今天,方言虽然表面上呈现出繁荣的景象,而实际上很多方言却濒临消亡。方言和普通话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它具有自身的价值。在推广普通话的同时,也要给予方言一定的话语空间,实现方言与普通话协调的共存与发展。
[关键词]普通话、方言、现状、价值、保护措施 [正 文]
一 方言形成的原因
方言，英文dialect，是语言的变体。一些语言学者认为，所谓“方言”和“语言”的区别基本上是任意的，遭到其他很多语言学者激烈反对，并提出种种不同的判断标准予以佐证，这些不同的判断标准又常常会产生不一致的结论。一般来说，所有的方言实际上都可以被称作或视作语言。但方言有这样几个显著特点：缺少适当的书面语，并且，语言未达到准确描述的程度;语言使用者也没有属于自己的国家。
就拿我们汉语的方言来说。汉语方言是汉民族语言的地域性变体。汉语方言的内部发展规律服从于全民族共同语，同时又具有不同于其他方言的特征，在语音、词汇、语法方面都有自己的特点。作为汉语的不同方言，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分布在不同地域;是古代汉语的发展结果。汉语方言与汉语的关系是个别同一般的关系。
汉语方言的形成和发展与社会的发展和变化是息息相关的，只有密切联系汉族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才能了解汉语方言形成以及发展的详细过程。
汉语方言的形成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 社会原因
(一)人口的迁徙
原来居住在同一地方、使用同一语言的人，由于战乱、垦荒、戍边等原因向其他地方迁徙，是方言形成的主要原因。
汉语方言就是历史上居住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汉族人向四周迁徙形成的。 在远古时期，汉语是在比今天小得多的范围内使用。当时汉族居住的中心是黄河流域陕西、山西、河南一带，周围是使用非汉语的其他民族，这些民族主要有东夷、南蛮、西戎和北狄。到了周朝，汉语显然已扩散到边远的地区了。以后的几个世纪，说汉语的人一直向外扩展，渐渐分布到了今天这样广阔的地域。 汉族历史上有三次重要的人口迁徙。首先是北人南下，其次是东人西徙，最后是中心区向边疆移动。
先说北人南下。北方汉族向南的大迁徙主要有三次。第一次是西晋末年至五胡十六国时期，北方陷入兵荒马乱之中。黄河中下游一带的汉族人开始扶老携幼纷纷向南迁徙。他们渡过淮河、长江，来到江西中部一带。第二次是唐代末年至五代十国时期，黄巢起义的战火迫使河南西南部、安徽南部以及南迁江西的移民继续往南迁移，到达福建西部及江西南部一带。第三次是宋末元初，蒙古元人挥戈南下，北方人再一次向南迁徙。这次南下的人进入福建、广东、广西，甚至有人渡海来到海南岛、台湾。这三次主要是北人南下，把汉语带到了南方原来使用非汉语的地区。
再说东人西徙和中心区向边疆移动。明清两代，东部的人向西部的四川、湖
南、湖北、云南等地迁徙;山东东部(胶东半岛)和河北的人向东三省迁徙(即闯关东)，山西和陕西人向内蒙古迁徙(即走西口)。
由于汉族这几次大迁徙，汉语就从原来只使用于黄河中下游一带的一种语言变为今天分布在全国各地的语言。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汉语方言就此形成了。
(二)民族的接触
不同民族语言的接触，也会导致产生方言差异。
汉族在迁徙到新居住地之后，与原住民族相互接触，导致语言的接触。语言接触最常见的是词语的借用。
例如，壮侗语言称“屋”或“家”为“栏”[ran2]。作为壮侗民族传统房屋的栏，是用竖立的木桩构成底架，建成高出地面的一种房屋，屋内住人，屋下的空间养家畜。这种形式的房子被称为干栏式建筑。
在现代汉语的南方方言中，虽然没有把人住的房屋称为“栏”的，但牲畜的住处仍然沿用称为“栏”，如“牛栏”、“猪栏”。
又如，现代有些壮侗语言把集市称为“墟”，现代的粤语还是把集市称为“墟”的。东北话把面包叫做“裂巴”，这是从俄语中借来的。
二、语言自身的原因
汉族带到新居住地的汉语，在各地发展是不平衡的。这种不平衡也是造成汉语方言差异的重要原因。官话在学术里就叫官话方言，也分了很多种，中国自古以来疆域就大，而且古人往来之间并不象现在这样方便，所以基本上各地都以自己当地语言为交流语言，这种语言是随着历史变迁、地理环境等因素行成的，并没有完全统一的一个标准，现在的八大方言形成是因为使用这些方言语言的人相对形成区域，某区域内的大部分人都使用这种语言交流，就形成了现在的八大方言，但如果细究，就同一方言区域，各区县语言都可能不一样，这就是俗话说：“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所以方言没有人规定，只是大家习惯约定俗成的语言。官话是因为各地区之间需要交流，大部分人都能听懂的语言就逐渐成为了大家共同使用的语言——官话。一般来说官话都是统治者所在区域的语言。比如现在为什么国际通用英语，就是因为英国的殖民主义时期形成的，汉语开始热，是因为中国逐渐开始成为世界政治经济的重要力量。所以，是先有方言，后有官话的。
二 方言面临的危机
如今的濒危方言早已经不局限于使用人数少的语种,而是已经扩展至全部汉语方言。城市规模越大,方言受到的冲击越大。其中以上海话和杭州话表现的最为明显。
(一)方言濒危的第一表现,就是语言环境的极度收缩。近几十年来,由于地方戏曲的走下坡路,影视事业的发展,教育的普及和语言规范化方针的贯彻,方言最先退出的是文化生活。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不同方言区的人交往愈来愈多。加以政治宣传和行政管理的需要,方言正逐渐退出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家庭生活成了方言最后的活动空间,甚至有些青少年掌握不好方言,将普通话也带进了家庭,方言已经带有残存性质了。 表面上看,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仍然有成千上万的人在说上海话,而实际上,使用上海话的范围越来越窄。任何来自书面或者媒体的信息,都要用普通话表达。上海话只能用在几乎没有文化层次的吃饭、睡觉之类日常生活狭小的范围内。上海话正在走向名存实亡的不归路,长此以往,将会造成上海方言的词汇日趋贫乏。专门研究上海方言的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钱乃荣
举出了佐证,根据他的统计,上海话中有特色的、而在普通话中没有的单音动词,其中有74个词在现今大学生一代中已消失不再用了。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闽南话、粤语,以及其他几乎每一个应用方言的环境。
(二)第二个困境是年轻一代的疏离。越来越多的年轻的上海人,他们的普通话已说得相当纯熟,纯熟到日常口语中普通话的比例已占到二分之一左右,他们可以把普通话和上海话说得一样流利,甚至更流利。他们在学校里无论上课下课,是回答提问还是同学间交谈、打闹,基本上说的是普通话。只有回到家里,才用上海话,这个上海话也不纯粹。普通话的影响,已在今天的上海话中潜移默化的显露出来。例如今天的青年将“为什么这样”说成“为啥格样子”,而不是说“为啥迭能”,并且将“为”念作去声,而不是像以前的上海话那样念成阳平。 很多小孩子已不会说上海话。就拿最简单的“我”来说,很多人吐字不准,变成了“吾”或“窝”;在一个连贯的句子中,常常上海话夹杂着普通话;一些沪语俚语年轻人根本听不懂,如“鸭屎臭”“到铁板新村去”等。事实上,年轻一代使用普通话的熟练程度早已超出方言。 不仅仅上海话正在被遗忘、异化,这种语言要素的流失还殃及了地方文化。专家指出,沪剧、昆曲、评弹说书等原来在江浙一带广为盛行的地方曲剧,越来越边缘化;就连曾一度被全国人誉为海派特色的上海滑稽戏,也正在逐渐丧失它的文化地位,甚至与年轻一代“绝缘”。
四、方言消失的原因
方言之所以出现上述危机,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家政策。①当美国动画片《猫和老鼠》的方言译制片在全国热播时,国家广电总局针对这种用方言配音的境外动画片的播出日渐增长的趋势,出台了《广电总局关于加强译制境外广播电视节目播出管理的通知》,以“不利于普通话的推广”为由,紧急叫停了这种方言版本动画片在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播出。②针对有些官员在接受电视采访时使用方言,教育部有关官员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样做影响不好,将和有关部门进行磋商,提出要求让官员说方言不要出镜”。 方言译制片叫停与说方言的官员不得出镜接受媒体采访让方言似乎成了“过街老鼠”。
第二,社会原因。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更加频繁,这使得普通话成为必不可少的交流工具。特别是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大城市,集中了从全国各地涌入的人群,普通话就变成人们在工作和生活中的主要语言,方言的使用场合越来越小,语言环境极度收缩。
第三,思想观念。随着普通话的推广,普通话意识已深入人心,人们往往按照普通话的标准来看待自己的方言。特别是年轻人,在思想上排斥自身的方言,认为自己的方言很“土”,从而不愿意说方言。有些年轻的父母有了孩子之后,就一直用普通话和他们进行交流,这使得这些小孩子根本不会说方言。
四、方言的重要作用
(一)方言代表着中国文化的多元性 中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不同的地域形成了不同的地域文化,而这些特有的地域文化都是以方言为载体的。在这些地域文化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楚文化,楚文化的代表作品《楚辞》就是用楚地方言写成的,“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其中所涉及的历史传说,神话故事,风俗习惯等,都带有鲜明的楚文化色彩。 此外,富有代表性的还有客家文化。客家人是一个独特的群体,他们古时候由中原迁到福建、广东、
海南等地后,由于与原居住地长期分隔,他们的语言逐渐发生变化,但却彼此互通,这就是客家话。在此基础上,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客家文化。客家文化就是以客家话为载体而存在并不断发展着的。方言代表的是文化的多样性。方言消亡了,表面上看来是无所谓,对民族文化的沟通不会有影响,甚至这种沟通会越来越顺畅。但是一旦方言丢了,一个具备特点的文化载体就消亡了,这牵涉到文化的多样性,而这种多样性的消失,跟物种灭亡一样,是没有办法恢复的。
(二)方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 中国是一个曲艺之乡,有很多的地方戏曲和说唱艺术。戏曲有京剧、越剧、楚剧、汉剧、黄梅戏、粤剧等,说唱艺术有东北的二人转、陕西的秦腔、苏州的评弹等。其实不管说唱艺术也好,还是地方戏曲也好,它们都是方言的一种延伸。如果没有这么丰富的方言,我们很难想象中国有这么丰富的地方戏曲和说唱艺术。 地方戏曲,由于受到独特的方言的限制,使得不掌握这种方言的人无法独立从事这一剧种的剧本创作。同时戏曲在几十年前的中国曾独步一时,培养出一大批发烧友。由于在正统传媒和文化教育中一味的杜绝方言,事实上就是在一刀切断戏曲传播的血脉,使之萎缩并最终走向衰亡。这一点无论是从戏剧作为“土特产”,还是从生产者的角度———它的消费群而言,都是显而易见的。作为雅剧的昆曲的发展和衰亡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过度规范化和统一化带来的萎缩,昆曲由于经过文人介入,给它带来了很多繁琐的条条框框,同时它的背后依托脱离了方言,使用一种所谓中州韵来押韵,最后沦为少数文人的游戏,不断衰落,虽然清朝一些文人企图复兴,已无回天之力。 另外,中国很多传统文化名著也是用方言写成的。据研究,中国四大名著中的《红楼梦》和《水浒传》就是用方言写成的。
(三)方言是普通话的源泉方言是最贴近生活的,语言中最鲜活的成分还是蕴涵在方言当中。普通话中很多鲜活的词汇来自于方言,没有方言,普通话也就不复存在。 中央民族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敬文东就说,四川方言天生的能力是,不用我们费力,就能把我们领进锣鼓喧天、锅碗瓢盆、家长里短的沸腾生活,那是茶馆与火锅代表着的人间事件。胡适明确地把中国的语言分成三等,方言土语是最自然的语言。在《〈海上花列传〉序》中说:“方言的文学所以可贵,正因为方言最能表现人的神理。古文里的人物是死人,通俗的白话固然远胜于古文,但终不如方言能表现说话的人的神情口气。古文里的人物是死人,通俗官话里的人物是做不自然的活人,方言土语里的人物是自然流露的人。”在《〈吴歌甲集〉序》中,胡适又说:“我常常想,假如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是用绍兴土话做的,那篇小说要增添多少生气啊!„„最近徐志摩先生的诗集里有一篇《一条金色的光痕》,是用硖石的土话作的,在今日的活文学中,要算是最成功的尝试。.„„凡懂得吴语的,都可以领略这诗里的神气。这是真正的白话,这是真正活的语言。”老舍之所以能将老北京的百姓生活写的活灵活现,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他完美地运用了北京方言。 正是因此,过去很多方言词汇,如大排挡、便当、银楼、写字楼、垃圾等正不断地进入普通话之中,为普通话增添了不少活力
五、方言的保护措施
针对方言目前的状况,我们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积极采取措施,对方言进行合理的保护: 第一,在推广普通话时要适当保留方言的话语空间。在制定相关的语言政策时,我们应更加谨慎,不要 对方言过于苛刻。比如在非公开场合不禁止说方言,给方言一定的生存空间。
第二,抢救以方言为载体的文艺形式,特别是对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戏曲要加强保护。努力培养接班人,同时鼓励文艺工作者创作出更多的优秀的作品,使之得到继承和发展。
第三,对我国目前使用人数比较少,尤其是对濒危的方言做一次全面调查,尽可能地抢救原始资料,采取录音等方式将方言保存下来,进行研究。 方言濒危好比是物种消失,如果不加保护,方言的消亡,有可能只是几年的时间。国家有关部门应当认识到方言的价值,在推广普通话的同时,给方言留下一定的生存空间,使方言和普通话协调地共存和发展。
四，结语
各民族各地区的方言都有着自己的特色，方言是研究一个地区文化的重要窗口。当然经济在市场化的今天，各地区的经济文化差异较大，有的方言面临着消亡，有的方言走向强势。对于那些有价值的弱势方言，我们应该加强保护。而对于强势的方言，我们也要理性看待，积极吸收其中的好的部分，丰富普通话的的语音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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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保护方言有必要修改稿
对方辩友，各位评委，大家晚上好
今天我方的观点是保护方言有必要，根据辞海定义，方言指的是一种语言中跟标准语言有区别的、只在一个地区使用的话。而保护的定义是尽力照顾，使不受损害。今天我们这里所说的保护方言不仅仅就是使方言不受损害，更多的是为了方言的更好的发展。今天我们说保护方言，保护的是所有的方言。据现代汉语词典定义，有即为存在，必要指的是不可缺少;非这样不行，即今天我方主张，存在使所有方言不受损害以及更好的发展的必要。下列我方将从三个角度来论述我方的观点。
一，首先，方言，作为一门语言，作为中国地域文化的载体，是总体文明的土壤，其历史可以追溯到语言的产生之时。文化的多样性以及他们之间的互动、激励和竞争，就是我们文明长盛不衰的内在机制。方言背后，蕴藏着这样文化多样性的精髓，所以保护方言，是保护文化，也就是捍卫文明。
二、方言作为一门沟通工具，不同的方言有其不同的表达特色，有不同的语言体系。区别于标准语言的正式，方言词汇丰富，表现力极强，能表达许多普通话难以表达的意思。同时方言的语态语调极传神，能引起大家的强烈反响和共鸣。方言架起了同一地区的人之间沟通的桥梁，同时也给与了当地人名一种地区归属感。无论是因为工作漂泊在外，还是因为求学进取在外，还是从军驻守在外，一句家乡话往往能拉近彼此的距离。所以保护方言，就是尊重多样化的沟通，是保卫地区归属感。
三、方言作为一种维系社会，家族的重要媒介，象征的是说方言者这一群体的共同精神寄托。 是当地历史文化和社会结构变化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具有极其重要的社会文化表达价值和研究价值。(社会的角度)
对于当地人来说，方言是生活的维系，是当地人精神面貌的反应，是他们个性特征的象征。(家族关系)
同时方言也是家族传承的关键媒介。(家族)
所以保护方言，是保护精神寄托，也就是传承地区特色。
今天我们说保护方言有必要，不是说就是要让方言一成不变。也许今天对方辩友会说，语言在发展过程中有其自身的择优淘劣，被需要的语言自然会存在下去，这无可厚非，但是保护方言与方言自身的择优之间并无矛盾，但是今天，就发生在我们中国，有百分之二十的方言以及濒危，有40%的方言正在走向濒危。而这些要消失的方言也具有极高的价值，有保护的必要。因此，我们有必要通过一些方法为方言的发展保驾护航。这些方法就是对方言的保护。由此，我方认为保护方言有必要。
一辩稿之外的东西
保护濒临消失的语言，就是保护人类的“生物多样性”
2009年2月19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绘制了一个《全球濒危语言分布图》，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用“语言地图”的形式，向人们直观展示了全球部分族群的濒危母语现状，并分为5个等级：不安全的、危险的(明确要灭绝的)、濒危的(严重濒临灭绝的)、垂危的(极度濒临灭绝的)、已灭绝的(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该组织同时发布的等级量表显示，在全世界现存的6000多种语言中，大约2500种语言濒临灭绝;其中538种语言面临极度灭绝危险，502种语言面临严重灭绝危险，632种有确切灭绝危险，607种存在灭绝可能。濒危语言的数量超过了世界语言总数的1/3，也比2001年发布的濒危语言数量增加了好几倍。
辽宁宽甸满族自治县青山沟镇，85岁的满族老人赵玉兰正在手工制作绣花鞋。 (CFP/图)
事实上，早在20年前美国阿拉斯加大学语言学家迈克尔·克劳斯(Michael Krauss)教授就在美国语言学会的年会上发出过警告：“如果有一天，地球上90%的人类语种灭绝了，那么语言学就是历史上惟一一门看着自己消失的学科。”当时他预测，世界上的语言有一半将会在一个世纪内逐渐消失。如今他的预言正在被验证。
UNESCO前任总干事松浦晃一郎博士曾经说道：“一种语言的消失导致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形式的消失，特别是使用这种语言的团体——不必说诗歌和传说，更不必说谚语和笑话——传统和口头表达组成的珍贵传承。语言的消失同样损害人与生物多样性之间保持的关系，因为语言承载着丰富的自然以及宇宙知识。”
97%的人使用4%的语种 UNESCO的统计显示：全球——也就是说，占全球人口3%的人说着全球96%的语种。而且有一半的语言只有不到10000人会说，有1/4的语言不到1000人会说。同时，只有不到1/5的语言在学校和互联网上使用，世界上4/5的网页是英语网页，数以千计的语言基本上进不了教育体系、新闻媒体、出版物和公共场所，尤其是没有文字的土著语言，消失危险更为突出。
关于濒危语言的数据触目惊心：全世界目前有150种濒危语言的使用人数不足10人;有80种濒危语言的使用人数不足5人，其中28种属于极度濒危语言，只剩一人会说，而且只会说单词或简单句子。去年中国台湾最后一个会说巴则海语的人——97岁的原住民潘金玉去世，这一语言随之消亡。由UNESCO发布的《全球濒危语言分布图》显示：印度共有196种语言濒临灭绝，是濒危语言最多的国家;排在第二位和第三位的国家分别是美国和印度尼西亚，濒危语言数量分别为192种和147种。
在母语遗失方面，澳大利亚是全球最为严重的国家。在澳大利亚人的语言遗产中，有95%已消失殆尽。由于受殖民运动的影响，土著语大幅度减少，现在普及下来的是白人殖民者留下的澳大利亚土著口音英语。在白人到来之前，澳大利亚大概有250种语言，加上方言，共有700多种，如今却只剩下不到50种。那些经过年深日久累积下来的民族文化载体——故事、传说、歌谣、诗歌、谜语等，因语言消失而严重摧毁。
澳大利亚土著语严重遗失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这个国家早期的殖民政策造成的，但也有由于现代经济生活使不少土著语失去用武之地所致。不过，澳大利亚政府上个世纪70年代就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采取一些措施来抢救和保护当地土著语。例如，1985年创建中部土著人电视台，在此之前，澳大利亚没有为当地人准备土著语电视台;鼓励和资助广播电台和网站办土著语频道。通过这些途径，一些土著语得以保留下来。一些民间基金会也对土著语的保护工作给以资助。例如，今年68岁的查尔里·孟克达是目前唯一会说澳大利亚北部地区土语——阿莫瑞达格语的人，他是从已经去世的父亲那里学会这种语言的。为了保护阿莫瑞达格语，在一家基金会的资助下，孟克达好不容易才招到两名学徒;但其中一人觉得这种没有文字形式的语言很难学，不到一个月就退学了;看来这一土著语的保护依然任重道远。
傲慢与偏见
拉美国家约有4000多万印第安人，共有600多种印第安语言，其中250种目前濒临消失的危险。主要原因是不少拉美国家政府的政策是不鼓励使用印第安语言，而是要求必须得学习西班牙语，如果某一个人不会讲西班牙语，就会被视作没有文化。不过，近年来玻利维亚、厄瓜多尔等国通过的新宪法已明确规定，该国的印第安语言已同西班牙语一样，都是官方语言。
英国牛津大学研究人员苏里尔·莫夫(Suriel Mofu)博士2010年5月在印度尼西亚最东端的巴布亚省偏远丛林渔村中发现一种名叫杜司内的古老语言，并将它公布于众。当时只有两名60多岁的女性以及一名70岁左右的男性居民会说这种语言。杜司内语从未被书写，它是以口头形式借由传统故事和生活经验在当地代代相传下来的，只在一些庆典中被人们使用。
目前由牛津大学语言学家玛丽·达林普(Mary Dalrymple)教授领导的研究小组正在该渔村进行一项为期14个月的项目。据她介绍，这项记录和存档杜司内语的项目非常紧迫，因为有一名杜司内语使用者已经在去年底去世。她表示，家长们都喜欢用马来西亚的主要语言——马来语来教育孩子，好让他们在进入大学和找工作时能够有优势，但这样的情况已经让杜司内语渐渐消失殆尽。“目前还活着的那两名杜司内语使用者都有自己的孩子，但他们并不教孩子杜司内语，所以在他们去世时，这种语言也将被他们带进坟墓。”达林普教授说。
现在渔村的村民和村长对保护自己的语言都有着很高的热情，他们十分担心一旦剩下的两名杜司内语使用者去世，他们将永远失去自己民族的传统语言。为此当地社区的居民给予达林普教授等人的科研工作大力支持。
成功的例子
美国建国以来，已有150多种印第安人的土著语不复存在。目前尤奇语这一土著语的使用者只有5个人，且年龄全都在75岁以上，他们生活在俄克拉荷马州。这是一种与世隔绝的语言，也就是说，它同地球上其他任何语言没有联系。美国政府现正在采取积极措施，以录音和录像的方式将尤奇语保存起来，同时在儿童中间进行普及，期待这种语言走向复兴。 历史经验表明，语言的保育并非只是学术上的空想。例如，19世纪对希伯来语的复兴，就是最好的例证。公元前70年，罗马人毁掉了犹太人的都城耶路撒冷;犹太人被逐出家园流落世界各地，他们被迫使用寄居国的语言，致使其母语——希伯来语走向濒危。希伯来语一度只被少数的土耳其人和英裔巴勒斯坦人使用，而现在以色列就有超过700万人说这种语言。这是世界语言历史上的一大奇迹。
日本北海道的阿伊努语曾一度濒临灭绝，上世纪80年代只有8个人能说这种语言，并且均为高龄老年人;后来日本政府进行了政策调整，建立基金会，开办文化馆，出版辞书等，让当地的后人学习自己的语言;目前阿伊努语正在慢慢恢复，其前景看好。
新西兰在拯救毛利语时实行了一个政府计划，名叫“语言小巢”，在幼儿园中传授毛利语，不仅拯救了毛利语，也成为抢救濒危语言的典范。
现状仍不乐观
在过去的100年间，全球已经有五百多种语言消失。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很多有识之士就在奔走呼吁抢救世界濒危语言。为此，UNESCO确定1993年为抢救濒危语言年，并在1999年的一般性大会上宣布：从2000年起，每年的2月21日为“国际母语日”。其目的是为了帮助人们了解世界各民族母语文化的现状，推动濒危语言的抢救和保护工作，促进语言及文化的多元发展。从那以后，国际上成立了数十个抢救和保护濒危语言的组织和基金。然而直到现在，世界各地濒危语言保护的现状还不容乐观。
2003年8月，美国康奈尔大学的科学家丹尼尔·艾布拉姆斯(Daniel Abrams)等人在英国《自然》杂志上给出了一个专门针对濒危语言演化的数学模型，为语言学家对濒危语言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提供了十分有用的研究工具。
英国剑桥大学最近启动的“世界口头文学保护项目”正在试图抢救一些濒危语言，恢复那些地方的人们对传统及身份的认同和自豪感。其主要任务是将世界上那些正在迅速消失的歌曲、诗歌、传说等口头文学用音频、视频及其他多媒体形式予以记录存档。项目负责人马克·图林(Mark Turin)博士认为，全球语言学家的人数，比那些濒临消失的语种多得多，如果他们每人愿意“认领”其中一部分工作，那么他的计划就会有突破性的进展。他坚信，保护濒临消失的语言，就是保护人类的“生物多样性”，影响极为深远。UNESCO文化处副主任弗兰克斯·里维尔(Francoise Riviere)博士给予这一项目高度评价，并强调指出：抢救和保护濒危语言刻不容缓，此事应受到世人的关注。
值得一提的是，互联网虽然给人们生活带来便利，但也会加快一些语言的“灭绝”，使语言的多样性遭到破坏。由于目前弱势或濒危语言能够进入互联网的可能性很小，而越是不能利用互联网，那么在信息化时代中被边缘化、加快衰弱的可能性就越大，于是就形成了恶性循环，侵蚀着语言生态链。有关专家认为，如果能解决好互联网上的语言多样性问题，将会给缓解语言濒危带来极大帮助。
如果满语消失
当今中国也同样面临着濒危语言问题。一项调查显示：中国正在使用的120余种少数民族语言，使用人口在10000人以下的语言约占语言总数的一半;在1000人以内的有20余种，它们基本上处于濒临消亡的边缘。
据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名誉会长孙宏开教授介绍，有几种少数民族语言已经处于完全失去交际功能的状态，如满语、畲语、赫哲语、塔塔尔语等;有20%的语言已经濒危，如怒语、仡佬语、普米语、基诺语等;40%的语言已经显露濒危迹象或正在走向濒危。即使使用人口超过1000人的语言，也并不说明它们有较强的生命力。例如，满族虽然有1100多万人口，但会说满语的人却已经不足百人，他们都是年过八旬的老人;这些老人辞世之时，也将是满语退出历史舞台之日。有关人士担忧：如果满语消失，很多清代史实再也没有解密的机会了。
第三篇：2018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申论范文：保护方言保护地方传承
保护方言保护地方传承
崔子格的《江南好》中有歌词写到：“江南好风光，多少传说万古流芳”。江南好地方，不仅有好山好水，还有美食佳人，更有吴侬暖语暖人心怀，各地方言精彩纷呈。但是，随着时间的流转，方言对于我们的下一代而言，已是需要学习的语种之一了，保护方言，已成了刻不容缓的事情。
作为语言的变体，作为一种文化载体，方言在表达思想感情和地方文化方面，的确比普通话往往更具优势。“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无论现代文明如何洗礼，乡音的基本信息永远丢不了。它反映了包括族群迁徙历程在内的很多历史与文化内涵，承载着鲜明的地域特色、时代特色。在这些意义上，方言的保护非常必要。
方言不仅是我们当地人的一种交流语言，还承载着地方上很多的传承。越剧、昆剧、锡剧等地方戏剧都是使用的方言，如果方言得不到传承，那这些地方戏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珍贵的地方戏文化遗产也就无从继承。方言能勾起人们无限的乡愁和美妙的乡情。家乡方言也历来被游子们视为心中的“好声音”。大学期间在外求学，若听一个陌生人说着一口纯正的家乡方言，就会非常激动，感觉非常亲切，忍不住会去搭讪。“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是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话语。
但作为一种文化，方言的最大“危机”，不仅在于方言中有许多比较困难的发音，更在于方言的无法书写以及缺乏音标体系而不能原汁原味地保存下来。从这个层面上说，方言传承产生危机是不可避免，同时也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正如学者指出的，传统社会的封闭性往往能够确保地方性文化基本隔绝于外界影响，沿着自身轨道演进，但现代社会，地方性文化除非受到国家政治和商业力量支撑，或作为流行文化载体而传遍大江南北，否则是没有多少机会逃脱逐渐萎缩的命运。
越是这样，越意味着对方言的保护与传承，不能刻意“灌输”，不能照本宣科，而是应该回到生活的现场，回到语言使用的具体语境里，在听中说，在体验中学，在变化中保护。
方言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丰富多彩的方言反映了丰富多彩的世界。每一种方言都承载着一段乡愁，一脉传承，一方土地的灵魂。那里面留下了我们祖辈对物质、文化和精神的追求，它的精髓早已在我们的脑海中打下深深的烙印，让我们获得永久的滋养。我们要不
遗余力地走上保护方言的道路，用我们的方言保护着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华夏传承一代代传下去，并且不断发扬光大。
第四篇：关于保护及弘扬汉语方言的倡议书
朋友们：
语言是人类由蒙昧走向开化的主要标志之一，也是沟通的主要媒介。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语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会受到多么严重的限制。如果说文字是语言的衍生物，那么相对于文字而言，语言则是一种缺乏固定性的沟通媒介。
由于受自然环境、地域、种族等客观因素的交替影响，生活在不同国度的现代人形成了不同的语言体系，同一国度的现代人也由于上述原因，逐渐形成了细化的语言派别。其主要特点，即依附于同一种文字(指汉字，不包括少数民族文字)，但口头发音略有区别。在习惯上，我们把这种依附于同一种文字，但口头发音略有区别的汉语称为“方言”。
虽然语言的形成、发展有一定的规律性，但随着地域交流的频繁和深入，特别是普通话的推广，方言在一点程度上呈现出萎缩的现象。普通话的作用是便于人们的口头交流，事实证明它也确实起到了这个作用。从文化交流的角度看，由于普通话的大力推广，“十里不通风，百里不通俗”的现象已经基本成了历史。在普通话推广已经取得阶段性成功的今天，只要一个人的口语能力没有太大问题，他(她)在沟通方面就不会有什么困难，普通话已经成了实实在在的“通行证”。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在普通话为人们消除了种种沟通障碍的同时，也无形中侵占了方言的发展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方言的萎缩。特别是在70年代以后，由于社会形态的转变，人们逐渐由乡村涌向了城市。而相对来说，城市的普通话氛围要比乡村浓烈得多。另外，随着中国教育水平的提升，70后从小学开始就满嘴的普通话，紧随其后的80后、90后就更不在话下了。虽然由于上一辈的缘故，方言不会在上述三代人手上消失，但在这样一个普通话占据主导地位的语境下，特别是人口大流动的今天，他们的下一代会有多大的几率继承家乡的方言呢?当然，由于人口大幅度流动，方言有可能被用交叉感染的方式被外地人继承，但这种互补就像美国人背《论语》背得比中国人熟练一样，是一种莫大的反讽。
作为一种无形的文化遗产，方言理应像我们生命中的遗传密码一样，以一种自然的方式，世世代代传下去。假如这种延续变得刻意了，甚至是仪式化、职业化了，那就证明我们的语境出问题了。它原本最贴近普通人的生活，这就证明它应该永远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是一份不言自明的遗产。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时，我们或许能给后代留下各种各样的遗产，但他们最需要其实只是一种纯正的方言，是带着乡土气息的无声召唤。他们凭借着那一声召唤，就可以循着到这个民族的文化根基，包括一些很琐碎，但是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
如果方言继续萎缩下去，势必会带动地方文艺的萎缩，以戏曲为代表的地方文艺将越发后继无人。虽然地方文艺的萎缩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但如果没有了方言这个根基，正宗的地方戏曲必然会荡然无存，中华民族的文化会出现一个无法弥补的缺口。假如没有几个90后会说安徽话了，我们难道就用普通话唱黄梅戏吗?
面对这个看似滑稽的问题，我们应该沉默，并且行动起来。
第五篇：简析南京方言从吴方言到江淮方言的历史变迁
摘
要
南京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经历了千年变迁，历史上有六朝古都之称。而南京方言也经历了历史的变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南京方言目前属于北方方言下的江淮次方言,然而根据史料记载,南京话在魏晋时期以及魏晋以前都是隶属于吴方言的。本文从南京方言的起源开始,通过史料记载的纵向对比和其语言特点与周围的吴方言的横向对比，在几个重点历史时期找出南京方言的历史变迁，论证南京方言是由吴方言向北方方言转化的。并探求出影响南京方言转变的外部原因，分析南京方言的现状，寻求保护南京方言的方法。
关键字 吴方言;江淮方言;历史变迁;语言融合
一
绪
言
南京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与北京、安阳、西安、洛阳、开封、杭州同称为中国历史上的七大文化古都。公元前472年越王勾践灭吴后，在今天南京的中华门西南侧建城，开创了南京的城垣史，迄今已有2471年。
公元3世纪以来，先后有东吴、东晋和南朝的宋、齐、梁、陈(史称六朝)以及南唐、明、太平天国、中华民国共10个朝代和政权在南京建都立国，留下了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南京地理位置优越，三面环山，一面临水，依钟山而扼长江。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素有“钟山龙蟠，石城虎踞”之称。拥有悠久的历史和特殊的地理位置的南京，其文化和语言也经历了漫长的变化,根据史书记载和后人的推断,南京话最早是属于吴方言的,而目前南京话被划分为北方方言下的江淮次方言,这其中的变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我们还原历史面貌探求个中缘由并提出可靠有力的证据。而追溯南京方言的变迁和发展也对现代南京话的保护与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二 南京方言的历史演变
商代末期，周太王之子泰伯、仲雍来到江南建立吴国，以今天苏州为都城，逐渐发展壮大，领长江下游两岸地区。春秋时期吴国强大，向北扩张，最早的南京城在这种情况下建立。据《建康实录》里记载：“越王筑城江上镇，今淮水一里半废越城是也。”淮水指秦淮河，废越城在今南京中华门外右侧，越城筑于周元王四年，这是南京城最早的起源。随着城市的建立，人口的聚拢，南京本土语言在此繁衍发展起来。三国时，吴称建业，西晋灭吴后改称建邺，又因避讳司马邺讳，改称建康。隋唐以后有蒋州、江宁、上元、白下、升州等名称。明代始称南京，历史上通称金陵。和南京的称谓一样，南京话也经历了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发展。
(一) 六朝前期南京话属吴方言,同时存在一种外来方言
据有关史料记载,六朝前期的南京方言属吴语系统。南朝乐府民歌中，有一类题为“吴声歌曲”的民歌，这类民歌，多流行于长江下游一带，是用吴方言传唱的歌曲，温柔敦厚、婉转缠绵，歌词中有相当部分保留有一个典型的吴语词汇
“侬”。据统计，吴歌《华山畿》二十五首之中，用“侬”的有五首，占五分之一，《读曲歌》八十九首之中，用侬的有二十二首，几乎达到四分之一[1]110。孙吴西晋之时建业城绝少有外来居民，人口变动极不明显，无论普通百姓还是统治者及官兵都是当地土著，据《世说新语·排调》记载“刘真长始见王丞相，时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弹棋局曰：何乃渹!刘既出，人问王公云何?刘曰：未见他奇，唯闻作吴语耳。”王丞相指王导,东晋初年大臣。刘孝标注云：“吴人以冷为渹。”这件事发生在建康，王导王丞相会见刘真长，刘真长名惔，字真长，沛国相人。刘是北方人，王导和他谈话仍用吴语，可见当时的建康话也是属于吴语区的。袁家骅先生也在其著作中写道六朝时期“金陵方言似属吴语范围” [2]232。
但是,自四世纪初晋安永嘉之乱以来，怀帝愍帝相继被俘，北方人民遭到巨大灾难，争相南逃避乱。到晋元帝司马睿在建康建立东晋政权，北方的世家大族更是大举南迁，其中最著名的当属王、谢两家，居住在今南京夫子庙附近的乌衣巷内。建康是京城，是南渡客户最集中的地方，随着大量北方人的涌入，北方官话开始在建康流行，特别是从旧都洛阳南来的人带来了洛阳话，结束了有史以来吴方言垄断江南的局面。但这并不意味着吴方言被彻底取代，南京方言在此就彻底向北方方言转变。事实上东晋时期，吴方言仍在南京方言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晋郭璞注《尔雅》《方言》，其中称“今江东人呼某为某”、“今江东呼某”、“今江东音某”等，共一百七十余条。但是建康是江东首府，地位十分重要，郭璞在区分方言时并没把这一地区另外处理，可见当时的建康话在吴语范围中[3]38。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南方土著居民中的士族阶层颇为时兴说北方话，吴方言与北方方言在建康并存的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南朝颜之推在《颜氏家训·音辞篇》中描述当时建康方言状况时说：“易服而与之谈，南方士庶皆操吴语，所以‘数言可辨’;北方士庶皆操北方话，所以‘终日难分’”。语言成为区分南北士庶的一个标志。因此我们可以推断这个时期的南京城内存在着两种方言并存的现象，一个是以洛阳话为代表的北方方言，另一个是南京土语为代表的吴方言。
(二)隋唐、宋、金、元时期南京方言进一步向北方方言靠拢
南京在六朝三百年间，经过历代的建设，在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很发达，到梁武帝时期，成为当时我国最大的城市。但是经过侯景之乱，建康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建康一百多万居民大量减少。隋兵灭陈后，隋文帝又下令“建康城邑，平
荡耕坑”把南朝偏安的基业彻底根除[4]123。建康经历这两次大破坏，人口变动很大。隋唐两代对金陵都采取抑制政策，但是由于金陵的重要地位，还是逐步恢复，南唐建都南京，经济文化相当繁荣，其中当地居民中不少是来自北方。南唐后期，宋兵南下，金陵人又经历了一次大聚散。北方人参与其间，推动金陵话继续向北方话转变。北宋末年，金人南侵，北方人民又大量南来，早期多集中于建康，随后金兵破江宁，次年抢掠烧杀而去，建康遭毁灭性破坏，遗留下的居民不足原来的十分之一。这次浩劫后，大批北方人逃来，而且多为汴洛人，后来建康又逐步繁荣起来，在这一人口聚散过程中，南京话自然又向北方话进一步转变。元初金陵人口只有九万五千人，比南宋《景定建康志》所记载四十三万人大为减少，由此可见其中人口变动之大。
(三)明清时期南京方言结构有所变动
明朝时期，朱元璋建都南京。据史书记载，明初南京人口变动很大，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十三云：“初明太祖之下金陵也，虑反侧，尽迁其民于云南，而徙南直隶浙江民二万户于京师，充仓脚夫。命户部籍天下富民万四千三百余户，徙其家实京师，曰富户。”时至今日，昆明、西宁等地有许多人都说她们的祖辈是明初从南京迁来，昆明方言到现在还和南京方言有某些共同点，在风俗习惯上也很相似[5]43。而迁来的富民来自全国各地，大多数来自江浙地区。他们的语言极其复杂，由于吴语区的语言较多，可以推测，当时的南京话中的吴语成分有所增加。由于南京有着重要的政治经济地位，因此南京话也被作为官话广为传播。明初官修的《洪武正韵》就是以当时的南京话为主体，“参校方俗，考核古今，为之折衷”的基础上编订的。由于南京话在前面历朝的演化中已经趋近于北方方言，而中原汉语自古为全国通语，因此为了更好地行使官话的职责，南京话被官方修订为更接近中原汉语。明末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如利玛窦、金尼阁等，他们就是学习了以南京话为主体的明朝官话。他们回国后著作的《西字奇迹》和《西儒耳目资》用拉丁字母拼音方案拼写汉字，采用了汉语传统的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五个声调，是符合当时的南京话的。直至清代，南京话的官话地位才被北京话取代。清代直到民国期间，南京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政治地位，经历了几次战争涂炭，无论是太平天国运动还是日军大屠杀，都给南京本地人口带来巨大的冲击。随后填充来的人口大多来自江淮方言区的苏北一带的人
民，南京方言的北方话成分又大大增加，对向北方话转变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经过这样漫长得历史变迁，南京方言已然逐渐的脱离了吴方言向北方方言靠拢。
三 南京方言中的吴语痕迹
虽然目前南京方言属于北方方言下的江淮次方言，已经与吴方言相去甚远，特别在语音上，已经很难寻找到吴方言的痕迹了，但是通过研究词汇，我们还是能发现不少南京话与吴方言相通的地方。【明】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一[6]8，有方言一篇，所举皆明代中叶流行南京之常用语。“南都方言，言人物之長曰‘苗條’，美曰‘標誌’，蠲曰‘乾淨’，不蠲曰‘齷齪’、曰‘邋遢’„„;其不聰敏者曰‘鶻突’、曰‘糊塗’„„”其中所列的词语如“龌龊”“鹘突”是吴方言也在使用的词汇。
《江苏省志 方言志》第五章[7]43常用词对照表中江苏各地的方言词汇都有列举，其中一些词汇,南京方言和吴方言区的苏州方言有着相通之处。如“正宗、地道”苏州话会说“道地”，而南京话即说“地道”也说“道地”。形容不错，苏州话说“蛮好”，或者“勿错”，而南京话也习惯用“蛮好”，等等。
不难看出，南京方言中还和吴方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由于吴方言相对稳定和保守，而南京方言经过几次动荡变迁，相对易变和开放，和吴方言间的联系已经越来越远了。
四 探究南京方言演变因素
(一) 空间因素
又可称作地域因素，南京地处长江下游沿岸，靠近东南沿海地区，是南下北上的必经之地，且地势开阔平坦，水陆交通便利，成为人口流动量大，相对开放和包融的地域。因此在南京这里，融合了多民族多地域新事物新思想的复杂文化，这种文化的包容性也带动了语言的开放和包容性。我们知道南方方言，如吴方言、闽方言等等许多词汇到现在都沿用自古语，保留的相当完整。而南京话中词语的更迭十分频繁，从古流传下的词汇几乎没有了。易中天在其著作《大话方言》中解释道：南方坑坑洼洼，重重叠叠，云遮雾障。南方更向往“鸡犬相闻，民至老
死不相往来”的那种“小国寡民”的生活[8]24,而南京通便的地理位置和条件也使得其很难保持吴方言的语言特点。
(二) 人的因素
根据史料记载，我们能轻易的发现，南京不仅仅在空间上人口往来频繁，在历史的时间层面也经历了多次人口聚散。人口的巨大变动带来的是对南京原有文化和语言的冲击。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这种性质决定它的发展只能是渐变的，而且系统内部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发展速度是不平衡的。渐变性和不平衡性是语言发展的两大特点[9]177。因此虽然南京话早在六朝末期就已经存在两种语言并存的现象，但是真正的完全脱离吴方言转而投向江淮方言也经过了极其漫长和反复的过程。具体包括以下点: 1 人口迁徙导致外来方言在同化本地语言的同时留下了原住民语言的底层
根据史料记载和语料资源我们可以推断出在六朝时期南京方言是属于吴方言区的，随着永嘉之乱北方人口大举南迁，带来了包括洛阳方言在内的北方方言。在接下来的数百年时间内，随着一次次北方人南迁带来大量的北方方言，南京方言发生了巨大变化，目前已经属于了北方方言的江淮次方言。虽然南京方言已经由当地的吴方言转化为了江淮方言，但是在今天我们仍能在今天的南京方言中发现吴方言的痕迹。可以说,形成现在的南京方言很重要的原因是人口迁徙,同时也离不开在人口迁徙前的原住人口的语言作为现在南京方言的基础。 2 多层次、多来源的移民层层叠加，形成了层叠型的方言结构
南京历史上经历了大大小小数次人口聚散,补充到南京人口既有北方方言区的人口,亦有来自南方吴方言、赣方言等方言区的人口，同时人口迁移的年代各不相同，在多种方言与南京原住民方言的融合过程中，形成了多种方言层叠的现象，构成了现在南京方言的形式。
3 人为的设立通语促进了南京话的转变和传播发展
南京在历史上有六朝古都之称，是多个王朝的都城。作为政治中心其语言必定会作为官方语言广为传播，特别是在明代，南京话作为全国通语的基础为全国通用甚至流传海外。但纵观历史，中国帝都多建在北方，除南京外通行的通语也都是以北方方言为基础，因此南京方言要成为全国通语其无论是语音还是词汇语法上都要受到北方方言的影响，被人为的加以规范和整理并大面积推广使用，使
得南京方言不仅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发生转变也在成为通语的过程中受到规范和转变。
目前的南京话，虽然已经不再是全国通语，但是随着普通话的推广普及，南京方言也受到极大地影响，已经逐步在向普通话靠拢。
五
南京方言的现状
在今天的南京市区，并存着两种南京话，称为“老南京话”(被称为“地道的南京话”)、“新南京话”(一般所指的“南京话”) 。所谓“新”、“老”，也仅就当代而言;相对于历史长河中各个时代不断变迁的话音则没有意义。目前南京城区同时并存着老南京话社区、新南京话社区和普通话社区。普通话和新南京话之间很容易沟通，而和老南京话则较难沟通。老南京话，即一般所指的“地道的南京话”，俗称“白话”，是明清两代南方官话的代表方言,它和北方官话的最大不同在于保存了入声系统，往往被称为“真正正宗的南京话”。老南京话主要通行于老城区的南京本地居民社区，流行于城南及城西的老南京居民中。此外，古代南京居民移居外地而传统保持较好的群体，如西南地区屯堡“京族”的屯堡话，和老南京话有接近的地方。老南京话和新派的南京话分歧较大，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老派的南京话有尖团之分，而今天60岁以下的南京人已经不能够区分。如，老派南京话中，“江”和“浆”，“千”和“牵”都是不同音的，而现在它们都同音。
2.老派的儿化音很丰富，新派的儿化音在消失之中，这可能是受附近扬州、镇江、芜湖以及南京郊区的江浦、六合方言的影响(这些方言都无儿化)。
3.老派的卷舌音zh,ch,sh ，r有区分，如：“张”与“脏”，“竹”与“足”都不同音。而新派的卷舌音只出现在i和e前。如：“迟”和“词”能区分，而“张”和“脏”不区分。
4.老派的an,ang不能区分，如“关=光”，而新派受普通话的影响，则能够区分。
5,.普通话中读e的非入声麻韵字今天的年轻人都读成如普通话的e，而老派则读[E]或[EI];普通话里读e的果摄字，老派都读[o],而新派[o]和[γ]任意
读[10]20。
以上是语音上的差别，新、老南京话在词汇上的差别也很大。对于许多老方言词，使用新南京话的年轻人都会感觉陌生，比如“手勒儿-手帕、捋绳儿-窗帘、孟浪-冒失”等等，同时老南京话中常用的儿化词和以“子”结尾的词，如“筷儿、小孩儿”等，如今在新南京话中也很少使用了[11]86。今天南京城区的年轻人，大多已经不会说纯正的南京话了，这一点就连南京人自己也承认说的是“南普”。而江宁，江浦等地还保留着比较正宗的方音土语，但是由于南京是政治文化中心的缘故，郊区人到了南京市区也会改说不纯正的带有普通话味道的“南普”，或者直接讲普通话。如果再不加以保护，过不了多久，这种正宗的南京白话就再也听不到了。可见新老南京话之间的差距已经越来越大了，并且老南京话迅速衰退，新南京作为主要方言已经成为目前南京话发展的趋势。
六
结
论
通过史料的记载和后人的推断以及南京方言中残存的吴方言的痕迹，我们可以推断南京方言最开始是属于吴方言的，经过长达千年的历史演变，及其特殊的地理因素和人口变迁，南京方言逐步向北方方言靠拢，目前属于北方方言下的江淮次方言，并有进一步向普通话靠拢的趋势。
普通话的推广对于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正是由于普通话的推广，许多方言已经失去了原有的特色而逐步向普通话靠拢，这并不利于文化和语言的多元化发展。目前来看，在南京青少年中，老南京话已经很少人使用了，出于对本地方言的保护，建议在提倡普通话的基础上同时加强对青少年南京方言的教育，加强他们对家乡语言的认同感，这将不仅仅是对语言的保护，也是对南京古城千年历史和文化的保护。
参 考 文 献
[1]逯钦立.先秦汉魏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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