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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医学道德的儒学影响论文 篇1：
新安医学与程朱理学互动关系的研究
摘要：程朱理学是宋明理学的主要派别之一，由北宋时期的程颢与程颐兄弟创立，至南宋时期朱熹集为大成。古徽州为朱熹故里，二程与徽州也有颇深的渊源，徽州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与程朱理学的相互影响。新安医家多为儒医，行医方式多透出儒学特征。新安医学的文化底蕴深厚，尤其程朱理学的忠孝礼仪、义利观等儒家思想是新安医家著书立伦及从事医业的行为准则。因为古徽州人商人的身份，广泛活动于全国各地，故又将徽州的文化转播向全国各地，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程朱理学在全国的影响。
关键词：程朱理学;新安医学;互动关系
宋明理学包括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在后世发展的过程中以程朱理学最为人们知晓，程朱理学以儒学为宗，属于客观唯心主义，以朱熹的格物致知为代表。新安医学起始于宋元，拥有悠久的历史，学术发展成就显著，现如今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在历史上由于人口的迁徙，将当时先进的思想——程朱理学传入古徽州地区，对新安医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了探寻程朱理学与新安医学发展的互动关系，现综述如下：
一、对程朱理学思想和新安医学的初步探讨
1.1程朱理学思想
程朱理学由二程兄弟开始创立，由弟子杨、罗从彦、李侗三代传承，最后到南宋朱熹集为大成，它不仅继承了大量儒学的思想与学说，并且批判性的吸纳了道家与佛家的思想。程朱理学具有求理精神、求知精神、求实精神、忧患精神、和谐精神等[1]。其中的理即是宇宙万物的本源，先于自然和社会现象而存在，它在不同的情境下有不同的名称，例如：天、道。在现实生活中可以将其抽象化系统化逻辑化的体现为“三纲五常”“伦理道德”。程朱理学是一次思想的巨大飞跃和变革，不仅推动了当时宋朝的社会发展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2新安医学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新安医学发源自皖南古徽州，以丰厚的徽文化滋养，东晋为始，繁盛于清末民初，名医辈出，至今长盛不衰达百年，是中国传统医学的一朵奇葩。新安医学医家众多，大多为儒医，行医特色也多透有儒家思想，治学严谨，医德高尚。在2009年王键教授选出了最具有代表性的10位医家，分别是：汪机、徐春甫、孙一奎、吴崑、汪昂、叶桂、程钟龄、吴谦、郑宏纲、程文囿[2]，他们均著作等身，理论与实践成就突出，影响深远。如汪机提出“营卫一气学说”，不仅创造性的提出了营卫互依、营非纯阴、气血阴阳之虚不离营气等观点，而且在实践中延伸出了“参芪双补说”，使人们正确运用了人参、黄芪等补气药物;并且对他的弟子孙一奎的“命门动气学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誉为“程朱阙里”的徽州，文教发达，儒风独茂，给新安医学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3]。
二、程朱理学对新安医学发展的影响
2.1医而好儒，儒而通医
徽州尊师重道，为栖徒讲学之地，无论是书院还是讲学之地都有学者聚集其中，有“东南邹鲁”之誉。浓厚的文化氛围和儒学的熏陶使徽州学术文化统于程朱理学[4]。《茗州吴氏家典序》中“我新安为朱子桑梓之邦，则宜读朱子之书，取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以邹鲁之风自持，而以邹鲁之风传之子若孙也”程朱理学已渗透到家乡徽州的各个方面。也正是因此新安医家的家族观念尤为突出，子承父业，将祖先的经验与医方代代传承，形成了家族链，使祖先的心血不至于失传同时稳定累积，示于后世，这是子孙的义务也是儒家文化尊祖的体现。
新安医家仁心仁术，行医时秉承“存天理，灭人欲”，“人欲”指超出必要生存条件的一切欲望，对求医之人一视同仁。孙思邈的《大医精诚》的那句“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恶疾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这就是大医本于大儒[5]。
2.2调补气血，固本培元
固本培元思想是新安医家所特有的学识思想之一，由汪机提出，孙一奎完善传承。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医家滥用苦寒滋腻之品，导致因过度使用苦寒滋阴之品而损伤脾胃者频出，汪机子承父业，以朱丹溪学说为基础，结合临床实际，对时行的“滋阴降火”进行质疑和反思，提出了固本培元的学识思想和治疗思路[6]。新安地区四面环山，相对封闭，又因为受到程朱理学的影响，当地宗族户籍制度森严，这就保證了汪机固本培元学说的兴盛与传承。朱熹的“格物致知”“存天理，灭人欲”等思想和儒家的“仁”成为固本培元学派发展的指向，如朱熹曾经让弟子半日读书，半日打坐入静以此调整、理顺、优化人的小“太极”，并使之与天地的大“太极”相通、相融、相济，天人合一[7]。深刻影响了学说的发展与创新，使固本培元学说数百年昌盛不衰。
2.3突破常规，大胆创新
在新安医学的全盛时期，新安医家便进一步开展了学术争鸣，学术影响进一步扩大，医学专著大量涌现，内容涉及内、外、妇、儿、针灸等方方面面。如因张一帖而得名的“张一帖内科”;始于南宋黄孝通的“黄氏妇科”;郑于丰、郑于蕃创始的"南园喉科"、"西园喉科"等。
程朱理学认为“理”是自然界也是社会的最高准则，新安医家秉承着程朱理学“格物致知”的思想传统，实事求是，理性探索。面对古籍他们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如明清伤寒三派中的“错简重订派”，明末方有执率先提出，清初喻昌大力倡导，他们认为现传世的《伤寒论》因为年代久远，又历经战乱，必有错简，在此基础上，必须坚持不懈地研求医理，采用新的“削”、“改”、“移”、“调”等编排方法，对其考订重辑，并撰写成《伤寒论条辨》[5]。
三、新安医学对程朱理学的影响
古时徽州人多徽商，又称儒商，他们是商人，但是却十分注重家乡文化的发展，为此花费十分多的精力投资了教育事业，培养出一大批“悬壶济世”的儒医。因为商人的性质，他们广泛活动于全国，又因为他们“有贾而好儒”的家庭信条，所以他们在带进先进思想的同时也将程朱理学传播向全国各地[8]。
3.1新安医学与吴中医学的交流发展
在古时候因为地域，经济的限制，徽州地区患病率高且病种多样，所以此地区的医家多喜欢著作入门的医学书籍，普及医学知识，因此医家的理论功底十分深厚[9]。
在以家庭为纽带的徽商的发展下，徽州地区的经济开始快速发展，徽州地区的人们也开始外迁。“苏州人家由徽州迁来的甚多。其初率以经商，后乃渐以科第称巨族。”表明有很大一部分的商人举家迁往了苏州地区（古时又称“吴中”），这就将新安的文化一并带入了吴中地区。除了商人的迁入，也有医者的主动游历，比如汪机的弟子孙一奎，就行医于此，还有迁徙到苏州的叶姓医学世家中叶桂倡卫气营血辨治温病学说，叶的弟子有吴县顾景文、华帕云等，顾、华氏再传叶氏说，世称“叶派”，叶氏学说创新、规范了吴中多发的温热病的辨治[10]。在程朱理学思想的影响下，这些外迁的商人和游学的医家不仅将两地的医学、文化进行交流，也将程朱理学思想的影响进一步扩散。
3.2“太极”思想的发展
朱熹的的“太极”之理在中医学“理”、“气”、生理、养生、脉理、病理、药理、医理等方面均有体现，尤其对赵献可的太极命门说、孙一奎的命门三焦说、李时珍的药学的影响最为突出[11]。
江浙的南部，与新安地区毗邻，因为地理位置的影响，受到新安医学思想的影响颇大。新安医家在江浙南部行医者比比皆是，所以文化、思想的交流、渗透不可避免。如“肾间命门图说”，有人认为实以“赵献可”为首倡。但是将赵献可的学说与孙一奎的“命门三焦说”相对比，虽然各有不同，但是在位置、作用的方面，可说根本一致，但是孙一奎的“命门说”较赵献可的早了半个世纪[12]。
四、结语
程朱理学作为中国古代最为精致、完备的理论体系之一，对当时各具体科学影响深远，新安医学起源于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的故乡古徽州，两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儒医是新安医学的一大特色，医而好儒，儒而通医，吸收了儒家“仁、孝”的精髓，体现了大医精诚济世关怀的医德医风。程朱理学吸收佛、道因素，加深了新安医学对太极、阴阳、命门的理解。在程朱理学格物致知影响下新安医学在临床与理论上大胆创新博采众长，诊治中运用辨证论治的思维，开创了“培元派”“错简派”“养阴清润派”等学派。创建了中国最早的医学学术团体，其实事求是、注重实践的学术风格完善了中医理论体系，使中医更加科学化思辨化。纵观本文及上述总结，足以证明程朱理学与新安医学具有密切的互动关系。
参考文献：
[1]许敬辉.试论宋代理学精神内核及其辩证思考[J].长春大学学报，2021，31（05）：79-83.
[2]王键，黄辉，郑日新.十大新安医家[J].中医药临床杂志，2013，25（12）：1055.
[3]程露露.徽文化与新安医学的发展研究[J].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2019，19（50）：135+143.
[4]卜菲菲，杨硕鹏，胡建鹏.试析程朱理学对新安医学发展的影响[J].中医药临床杂志，2015，27（07）：1017-1018.
[5]刘玉凤，王键.新安医家之德容医风[J].医学与哲學（A），2012，33（05）：74-76.
[6]刘珍珠，王瑞，代玄烨，翟双庆.新安固本培元派形成主要原因探析[J].安徽中医药大学学报，2020，39（01）：9-11.
[7]张巧霞，郑立柱.朱熹的太极之理在中医学中的体现[J].医学与哲学（A），2013，34（06）：73-76.
[8]汪珺.浅谈新安医学[J].教育教学论坛，2018（20）：217-218.
[9]冯丽梅.医学地域化[D].北京中医药大学，2007.
[10]张玉才，万四妹.新安医学的历史地位及影响[J].中医文献杂志，2004（04）：4-7.
[11]张巧霞，郑立柱.朱熹的太极之理在中医学中的体现[J].医学与哲学（A），2013，34（06）：73-76.
[12]吴锦洪.新安医学培元派的形成和影响[J].安徽中医学院学报，1991（02）：13-15.
作者简介：孙文静（2001-06），女，汉族，安徽宣城，本科在读，安徽中医药大学，研究方向：医学文学
窦祥霜、吴昊、楼阁、梁蕊蕊皆为安徽中医药大学本科学生
作者：孙文静 窦祥霜 吴昊 楼阁 梁蕊蕊
传统医学道德的儒学影响论文 篇2：
传承与创新传统医德的困境与出路
[摘 要] 深受儒家文化浸润和影响的传统医德具有美德伦理的特征，强调德性和义务。新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和医疗条件使传统医德的传承与创新面临诸多困境。传承与创新传统医德应立足于挖掘传统医德的文化基因，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引领，与现代医学职业精神交流融通，并与时代特点、社会实践、文化自信相结合，保持传统医德的生命力，实现传统医德的现代转化。
[关键词] 传统医德;内涵;困境;创新发展
[基金项目] 2016年度江苏省教育厅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6SJB710035）
[作者简介] 邹 苏（1978—），女，湖南祁东人，硕士，南京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统医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医乃仁术的行业准则、不谋私利的道德品质、精于医道的科研精神以及谦和有礼的行医态度，这些构成了传统医德的基本内涵。自古以来形成的医学家行医实践的传统医德规范，面对新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和医疗条件，存在诸多困境。传统医德结合时代特点、社会实践、文化自信，实现自身的现代转化，弘扬传统医德思想的时代价值，既是传统医德传承和创新的时代需要，也是新时代医德建设的现实需求。
一、传统医德的内涵
医学道德作为社会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的深刻影响。“仁者爱人”是我国古代儒家思想最推崇的基本原则，这一理念是建立在人的生命价值高于一切的逻辑之上，这也成为我国传统医德的思想源泉。“医乃仁术”便是儒家仁爱思想与医学本质的完美结合，强调良医是仁爱之心、高尚道德和精湛医术的高度统一。古代医家在这方面有很多精辟的论述。晋代医家杨泉在《物理论·论医》中提出：“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明代医家龚廷贤在《万病回春·医家十要》中把“一存仁心”“博施济众”作为医者的根本品质。古代医家历来强调，欲救人学医则可，欲谋利而学医则不可。可见古代医家对仁爱的重视。虽然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医生的社会地位并不高，但是大批知识分子在“医乃仁术”这一观念的影响下，仍然积极从医，为黎民百姓的医疗、保健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围绕“医乃仁术”这一医德核心，传统医德还提倡廉洁行医、重义轻利的道德品质，“普同一等”、平等待患的价值理念，“大医精诚”“博极医源”的科研精神，谦和有礼的行医态度。传统医学对医德的重视程度之高，医德法典成文之早，论述涵盖面之广，在世界传统医学史上堪称之最[1]。
二、传统医德形成的思想基础
《周易·系辞传》中记载：“天地之大德曰生”，是指天地最大的美德，就是孕育出生命，并且承载、维持着生命的延续，这是天地化生万物的大德之仁，也是中国古代哲学对生命的礼赞。清代著名医学家王士雄在评选《言医选评》时说：“医何以仁术称？仁即天之理，生之原，通物我于无间也。”在王士雄的观点中，“医乃仁术”的“仁”被进一步理解为“天之理”“生之原”，已經超越了仁心、人性的层面达到了本体的高度。清代医学家贾棠在为《景岳全书》作序时说：“原夫天地生物，以好生为心，……古之圣人，又以天地之心为己心，着为《素问》《难经》”。贾棠把创建医学的圣人之心看成是“以天地之心为心”。圣人生命与天地之道的契合说明天地之心是圣人之心的本源和依据，也说明博大精深的医学是天地生生之德的体现。因此，在古代医家的思想中，天地之心所指的生生之仁成为古代医学产生的最终根源，医学理应继承天地之仁的精神。“仁”也就成为古代医家不懈追求的最高道德境界。
传统医德一直深受儒家文化的浸润和影响，中国古代医家大多具有儒学思想的深厚根基。唐代名医孙思邈指出，作为医家“须涉猎群书，何者？若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不读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诸事则不能默而识之。”明代医家陈实功在《医家五戒十要》中也提出：“先知儒理，然后方知医理。”明代医家龚廷贤在《医家十要》中说：“二通儒道，儒医世宝，道理贵明，群书当考。”这些都证明古代医家非常强调精通儒家思想是学医的基础和前提。
传统医德具有美德伦理的特征，强调德性和义务的特点，医疗行为的基础是医者内在的德性和自律，传统医德更多的体现在医者自身的道德修养和自我规范方面。因此，在许多古代医家看来，“修身”、德性是学医和行医的重要前提，医者只有先具备仁心，才能行仁术。正如西晋哲学家杨泉在《物理论·论医》中所说：“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为医之道，必先正己，然后正物。”
三、传承与创新传统医德的困境
医德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是社会道德的一部分，是医疗卫生实践的产物，受到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的变迁、文化关系等因素的制约和影响。随着社会的变迁、医疗卫生实践的发展，尤其是市场经济的冲击，传统医德在自身的传承和发展上出现了断裂，传统社会以德性为基础的伦理道德出现了动摇。传统医德的局限性也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传统医德的传承和发展面临诸多困境，例如传统的重义轻利的观念与市场经济条件下医务人员利益意识的觉醒之间形成鲜明反差;新的医疗技术发展带来许多亟待解决的医学道德新课题，则是传统医德很少涉及的领域;现代医德所面临的诸如医疗资源分配、社会公平等方面的问题，也是传统医德的盲点。传统医德与当前社会经济文化及医疗技术发展的实际需要存在一定差距，更不足以解决现代医学领域的所有道德问题。如果单纯地传承传统医德，则难以适应新时期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需要。因此，在新的医疗实践条件下，传统医德既要传承思想精髓，又要主动适应新时代的要求，才能焕发强劲的生机和活力。
四、传承与创新传统医德的立足点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提出了“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2]的新时代医疗卫生职业精神。广大医务人员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健康的神圣使命、特殊价值和崇高境界，是对新时代医德内涵的深刻阐释。因此，新时代医德建设应立足于挖掘传统医德的文化基因，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传统医德的创新发展，这既是传统医德保持生命力的现实需要，也是树立医务工作者文化自信的根本遵循。
（一）以传统文化为文化基因
文化基因是人类文化系统的遗传密码。中国传统医德深受中国传统文化长期而深远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也为中国传统医德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成为传统医德的文化基因。“仁”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也是最高道德标准;是贯穿我国传统医德思想的一条主线，也是古代医者必备的思想道德修养[3]。“医乃仁术”便是中国传统医德最直接的体现。
传统医德生长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片沃土，充满人文关怀与理性光芒，是医疗行业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在新时代医德建设中，传承与创新传统医德的现代价值，是医务工作者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种积极肯定，更是发自内心深厚的文化自信[4]。
（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引领
党的十九大确立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并提出要实施健康中国战略，这是一个包含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多领域多方面的综合战略。实施健康中国战略需要医德文化建设为其提供不可或缺的有力支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医德文化的建设必须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医德文化建设，就是要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加强对传统医德的价值认同，更好地挖掘和利用传统医德思想精华，充分发挥传统医德在社会理想、价值理念、道德修养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将传统医德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中国精神及社会主义道德观相结合，突出传统医德的时代内涵及现代精神。这无论是对传统医德自身的传承和创新，还是对推动国家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促进经济和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都可谓意义深远[5]。
（三）与现代医学职业精神交流融通
现代医学职业精神是约束与规范医学这一行业实践的伦理道德与技术规范，充分体现了医学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现代医学职业精神的主要内容有人道主义、利他主义的职业观念，敬畏生命、救死扶伤的职业目的，爱岗敬业、甘于奉献的职业态度，这些都与传统医德思想的基本原则和道德规范存在思想上的一致。
然而，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重道轻器，以个体行医为主要模式的传统医学在传统社会不受重视，导致传统医学没有形成也不可能形成严格意义上的职业精神。现代医学职业精神反映的是现代医学模式下西方医学的基本原则和职业操守，是整个医学界乃至全社会、全人类所倡导的职业准则、价值取向，它与传统医德提倡的以美德伦理为基础的个体自律有很大差别。
因此，在基本原则和道德规范等方面，传统医德与现代医学职业精神虽然具有共同之处，但在具体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随着现代医学职业化的发展，传统医德需要与现代医学职业精神相适应，与现代医学职业精神交流与融通，通过传承与创新发展，体现出自身的时代价值与应用价值。
五、传统医德的创新发展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经济环境、人们的文化观念和价值观念、医学为民众服务的组织形式、医学本身的系统构成等都在发生变化，传统医德在今天的医疗实践中，从时代、实践、文化等层面，对当今医学职业精神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一）结合时代特点，将德的自律与法的他律相融合
传统医德的基础是美德伦理，成为医者仁爱行医的道德律令，有效地调节传统社会的医患关系。然而，医者的道德意识和道德素养参差不齐，在行医过程中并非所有的医者都会坚守。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医者遇到很多困惑与难题时，单靠自觉自律去规范行为既不现实也不可能，现代医疗活动不仅需要医德的规范与约束，更需要医学法律的规范与约束。首先，医学法律可以弥补医德约束力的缺陷。医学道德中的救死扶伤、人道主义、尊重患者等原则，具有柔性的特点，而法律则使得这些原则更加具体、更具有操作性。其次，医学法律对医学道德具有导向和保障作用。新时代的医德建设，要将为社会所必需的医德规范上升为法律，運用国家强制力保证不同利益主体的行为不失范、不越轨，有了医学法律的保障，医学道德才能更好地发挥约束作用，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二）结合医疗实践，将基本内涵与价值拓展相融合
尊重生命的责任意识。古代医家都把“仁爱救人”作为医学的最高目标，医家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也无论生命价值如何都要一心赴救。“人命至重，有贵千金”这一医德观念，至今仍激励着广大医务工作者。然而这种无条件的“普救含灵之苦”的医德观念在今天需要重新审视。现代生命伦理观认为，人生的目的不仅要满足自身存在和发展的需要，而且要对社会承担责任，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人们对自身的价值更加关注，对脑死亡标准、安乐死等不再拒绝，而是在冷静思考中选择。当一个人已经失去了满足自身需要的能力，无法挽救生命时，还要不惜一切代价抢救，这不仅影响稀缺卫生资源的合理分配，增加社会和家庭的负担，而且也增加患者本身的痛苦。因此，我们要尊重生命、关爱生命，既要一心赴救，又要强调生命价值的意义，树立生命神圣与生命价值相统一的观念。
义利平衡的价值意识。医疗、卫生事业是公益事业，医疗卫生部门属于非营利性单位，政府拨款有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医疗卫生部门势必受价值规律作用影响，不可能长期处于亏本服务中。现今医务人员已改变了单纯依靠国家工资取得报酬的状况，个人收入多寡与医院经济效益相联系。因此，不能把职业道德和个人正当利益对立起来，一方面要大力提倡博施济众、不谋私利，另一方面又要肯定和尊重医务人员的合法利益，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不断增加他们的合法收入。我们反对那种不顾患者利益，以不正当手段谋取个人私利的不道德行为。只有义利兼顾才能义利兼得，只有义利平衡才能义利共赢。
精于醫术的敬业意识。医术与心术密切相关，也是医德的一个重要方面，不能看作单纯的技艺。时代在前进，医术也在发展。古代先贤虽然有很多贡献，但也有错误或不全面之处，这就需要今天的医务工作者既要继承先人的优秀经验，又不能泥古，只有敢于创新、善于创新，才能推动医学科学的不断进步，才能还更多的人以健康。
（三）结合文化自信，将传统医德转化为职业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文化自信是医学职业精神培养的重要依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讲仁爱、守诚信、重民本、崇正义这些丰富的价值理念、伦理精神，是涵养传统医德的重要思想源泉，也是医者在职业生涯中的“立职之本”，是医生职业精神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例如传统医德中“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念、“大医精诚”的道德伦理以及“悬壶济世”的使命担当等，饱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价值观念和行为范式，它展现了古代中医名家治病救人、助人为乐的优秀品质，是中医职业精神的集中体现[6]。医学职业精神的提升离不开文化素养的提高，特别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因此，在大力倡导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新时代，传承与弘扬传统医德，不断强化医务工作者对优秀传统医德的认同，使医务工作者自觉地将优秀文化所具有的优良传统和优秀品质逐渐内化为职业精神，从而构建良好的医疗环境。
六、结语
传统医德将“人”作为出发点，强调了医学的“人性”，闪耀着儒家思想的光辉，推动了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健康事业发展，对当代医务工作者的医疗行为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在现代医疗实践的背景下，传统医德需要与现代医学职业精神相适应、与社会医疗相互协调，才能显示出其历久弥新的生命力和穿透力[7]。
传承与创新传统文化应该坚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有”“两相”“两创”方针，即对待传统文化要有区别地对待、批判地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必须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要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及创新性发展。
参考文献
[1]林殷，陈可冀.儒家文化与中医学[M].福州：福建科技出版社，1993.
[2]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EB/OL].（2016-08-21）[2016-08-22]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
/2016-08/21/c_1119428119.htm.
[3]张明霞.“继承”与“创新”——传统医德向现代医学职业精神的发展[J].中国社会医学杂志，2019（6）：571-573.
[4]侯艳.基于中医院校中国传统医德教育现状构建连续性大医德教育模式的研究：以成都中医药大学为例[D].成都：成都中医药大学，2013.
[5]朱亚杰，张艳清.中国传统医德现代转化路径分析[J].医学与社会，2014（1）：1-3.
[6]洪梅，吴冰，周庆焕，等.生命文化视域下医学生职业精神的培养[J].中国医学伦理学，2014，27（1）：70-72.
[7]张立方.传统医德在当代医德教育中的价值启示及实现路径[J].中国医学伦理学，2018，32（4）：520-524+530.
Predicament and Way Out of Inheriting and Innovating Traditional Medical Ethics
ZOU Su
（College of Marxism/College of Medical Humanities， Nan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Nanjing， Jiangsu 210023， China）
Key words： traditional medical ethics; connotation; predicament;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作者：邹苏
传统医学道德的儒学影响论文 篇3：
儒家人生观对传统医学伦理的影响
摘 要：儒家的人生观珍惜生命，以促进社会的完善为人生的完善，追求经世济民。这种思想成为传统医学伦理重要的理论基础。古代医学追求的目的就是“悬壶济世”，认为医疗的本质是珍爱生命、救死扶伤。儒家修身养德的思想也深刻地影响了古代医学以寡欲和养心为祛病、强身、长寿的重要途径。古代医家正是在儒家人生观的影响下确立了“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职业志向。
关键词：儒家；人生观；传统医学；伦理
儒家的人生观用生命的观点体察宇宙和人生，以更好地完善人生、完善生活。而中国古代医学最大的特点便是用系统思维的方式来把握人体，也就是说把人看做天地、自然和社会关系中生存的人，人的身体、脏腑、气血、表里上下，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这样的思维模式与认识方式，与儒家保持着天然的一致。可以说，儒家对生死、幸福、理想等人生问题的种种看法，使得医学必然从中吸取很多有用的东西，加以融汇和升华。于是，儒家伦理思想成为医学发展的指导并在医学实践中接受检验和发展，对我国传统医学从理论到实践都产生了极大影响。
一、重视生命，人为贵
在中国传统思想体系中，人的问题始终处于核心地位。儒家认为，生命是可贵的，人的生命尤其可贵，因而，人的价值高于世界上一切其他存在的价值，必须予以尊重。孔子创立的仁学，就强调要关心人、尊重人、关爱生命。荀子说：“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荀子·王制》）理学大师朱熹说“人为最灵，而备有五常之性，禽兽则昏而不能备，草木枯槁则又并与其知觉者而亡焉。”（《朱子文集》卷五十九）草木仅有生气，禽兽有血气知觉，人除此之外还具备五常之性，是天下最灵者。王夫之亦指出，人的生命现象、生命活动是有规律的，这些自然规律反映出了人的生命存在的客观实在性。“因是论之，凡生而有者，有为胚胎，有为流荡，有为灌注，有为衰减，有为散灭，固因缘和合自然之妙，万物之所出入，仁义之所张弛也”（《周易外传》卷二），将人的生命看作一个经验的事实。
医学目的就是治病救人，它建立在天地之间人为贵的思想基础之上。儒家珍生理论是中国古代医学伦理重视生命思想体现的重要理论来源，并以医学的视觉进行了贯彻与演绎。
首先，古代医学强调天地万物莫贵于人。现存最早的医学巨著《黄帝内经》，从医学的角度解释人的生理和心理现象，认为人是天地之间的自然产物：“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五气入鼻，藏于心肺，上使五色修明，音声能彰；五味入口，藏于肠胃，味有所藏，以养五气，气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素问·六节脏象论》）①这是用中国哲学独特的观点解释人的生理活动和精神活动的自然形成和运动过程，把人的生存看做是一个自然的现象。人是天地的产物，生命是自然界的神奇现象，因而是值得珍惜的，故 “人之情，莫不恶死而乐生”（《灵枢·师传》），认为向往生存、厌恶死亡是人的共同本性，不同的人有或善或恶、或贪或仁等不同的人性，由其各自不同的生理禀赋所决定。最后的结论是：“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素问·宝命全形论》）②。唐代孙思邈强调生命宝贵，“人命至贵，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备急千金要方》自序）③其著冠以“千金”二字，意在于此，可见儒学对医学的影响极为深远。
其次，珍爱生命和身体。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李杲在《东垣十书·远欲论》中说：“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以隋侯之珠，弹千仞之雀，世必笑之，何取之轻而弃之重耶？残躯六十有五，耳目半失于视听，百脉沸腾而烦心，身如众派漂流，瞑目则魂如浪去，神气衰于前日，饮食减于曩时，但应人事，病皆弥甚，以己之所有，岂止隋侯之珠哉。”意谓人之身重于名利财货，年老之人的身体，更比“隋侯之珠”还要珍贵。明代医家张介宾针对老子以有形为大患的虚无之论明确提出有形为乐的观点，“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使吾无身，吾有何患？’余则曰：吾所以有大乐者，为吾有形，使吾无形，吾有何乐？是可见人之所有者惟吾，吾之所赖者惟形尔。无形则无吾矣，是非人之首务哉！”（《景岳全书》卷二）身体是幸福的基础，也是生命的基础，没有身体就没有生命的存在，没有身体也就没有幸福，没有我的一切。所以，人应该珍爱生命，珍爱身体。
再次，医为仁术，爱人为尚。后代医家也继承《内经》人贵思想，汉代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自序》中明确提出，医者精究方术，是为了“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身。”他提倡治病要“爱人知人”，就是来自儒家思想的影响。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中说：“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生命。”④此言充分体现了孔子爱人、泛爱众思想的精神实质。明末潘楫的《医灯续焰·医乃仁术》更明言“医以活人为中心。故曰：医乃仁术。有疾而求疗，不啻求救溺焚于水火也。医乃慈仁之术，须披发撄冠，而往救之可也。否则焦濡之祸及，少有仁心者能忍乎！窃有医者，乘人之急而诈取货财，是则孜孜为利，跖之徒也。岂有仁术而然哉？比之作不善者，尤甚也。”他还指出，“医者当自念云：人身疾苦，与我无异。凡来请召，急去勿迟，或止求药，宜即发付，勿问贵贱，勿择贫富，专以救人为中心，冥冥中，自有佑之者。乘人之急，故意求财，用心不仁，冥冥中自有祸之者。”潘楫认为医既为行仁术者，就要不计得失，一切从病人出发，救治病人犹如救人于水火，这样才符合“生物之天理”，凡是在行医过程中，乘病人危难，敲诈勒索，骗取钱财的，就是戕贼仁术的强盗，必遭报应。王艮则提出“身与道原是一件”的观点，他说：“若夫爱人而不知爱身，必至于烹身割股，舍生杀身，则吾身不能保矣”（《王心斋先生全集》卷三）。反对当时社会旌表的割股疗亲、切肝为药、剜目治母等愚孝行为，高扬爱身、保身之举。
但儒家并不认为个人生命至高无上，他们反对杨朱“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的贵生主义，也反对告子“生之谓性也”的自然人性论，认为如果将肉体生命看做人生最高价值，那么人为了保全生命就会无所不为，为了享受生命便会无恶不作。儒家认为，人的精神生命重于肉体生命，生命的意义不在于对死亡的超越，而在于实现生命内蕴的价值。他们宣扬的最高价值理想是为家庭、国家、社会尽义务，“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论语·卫灵公》）⑤。个人为社会群体利益而死就是义，求义而死就是死得其所。孟子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⑥儒家在重视生命的同时，强调生得伟大，死得其所，为了道德的理想和社会的利益，可以“杀身成仁”，“舍身取义”，这构成了儒家生死观中最崇高的气质。生命价值的核心是它所蕴含的道德意义，道德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失去了道德，生命就失去了任何意义，人就不成其为人。通过立德、立功、立言，个人将有限的生命投入为家国天下无限发展的事业之中，从而获得永生。这便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儒家对人的道德生命的重视，到宋明理学发展到极致，对此后的医学发展又产生极大负面影响。与肉体生命相比，理学家更看重人的道德生命，相对而言生死显得淡漠。朱熹说：“然人有是身，则有耳目鼻口四肢之欲，而或不能无害夫仁。人既不仁，则其所以灭天理而穷人欲者，将益无所不至。”（《朱子文集》卷七十七）⑦将人的道德生命与肉体生命摆在对立位置，道德境界的升华必须克制肉体生命的种种欲望，导致各式各样的养心、养德、寡欲、灭欲之说横行。这种唯道德主义的思想，与医学的生命科学本质水火不容，就如一道巨大的屏障，遮蔽了医家探讨人正常生理规律的视野，反而处处以道德的修养手段和价值取向作为延年益寿的途径。由于一味灭欲修德，静坐读书，明清人士体弱短命者越来越多。颜元在《朱子语类评》中痛切指出：“终日兀坐书房中，萎惰人精神，使筋骨皆疲软，以至天下无不弱之书生，无不病之书生。生民之祸，未有甚于此者。”总之，宋代儒学的不少道德说教无形中成为束缚后来医学进一步发展的枷锁。
二、寡欲养德，仁者寿
儒家素来重视养德与养生的关系。认为道德纯粹者可长寿，此观点对后世医学产生了很大影响。《尚书·洪范》中提出“向用五福，威用六极”，具体内容是：“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六极：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忧，四曰贫，五曰恶，六曰弱。”所谓幸福主要有五个方面：即长寿、富足、康健平安、道德高尚、寿终正寝。在五福之中，寿为先，但寿还是要与德并存的。传统儒学追求的幸福，不在于对外在优越物质条件的享受，而主要在于精神生活的幸福，是一种求之于己的自我内在精神的充实和愉悦。《论语·雍也》曰：“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⑧孔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他不羡慕世俗之人所追求的富贵利禄，而只求自己内在德性的完满。《论语》记载他尝论道德之乐云：“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论语·学而》）⑨“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⑩“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於我如浮云。”（《论语·述而》）11后世将孔子讲的这种“乐”称之为“孔颜之乐”，在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看来，幸福的本质是精神的，而不是物质的，富贵并非儒家追求的目的，仅仅有富贵不足以让人感受到幸福。真正的幸福是道德的高尚和精神的崇高，有德便是幸福，它能够超越物质生活的享受而获得真实的幸福。
孔颜之乐就是得道之乐，有德便是有福，是要人们安贫乐道。这种思想在宋明理学那里得到了极大的张扬。朱熹认为颜子之乐，是由于能做到“私欲克尽，故乐”（《朱子语类》卷三十一）12。这种乐是他的精神境界所带给他的，是超越了人生利害而达到的内在幸福和愉快，是“大乐”、“至乐”。朱熹认为乐处在那“极苦涩处”，道德的完善需要经过艰苦的努力，在精神和物质生活上吃不了苦，就无法获得真正的幸福。经过这种理解，“安贫乐道”不再是贫而乐道，而是要以精神生活的幸福来取代物质生活的幸福。朱熹说：“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朱子语类》卷十二）13“天理”实质上是指“仁、义、礼、智”的纲常伦理。“人欲”是指人们的生活欲望，“计较利害”之心，是指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朱熹总结儒家理欲观，教导人们要克制和抛弃生活欲望，绝对遵循封建伦理教条。他指出“人只有个天理人欲，此胜则彼退，彼胜则此退，无中立不进退之理”，“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灭，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学者须要于此体认省察之”。人欲是人心中恶的渊源，与天理完全对立而不能并存，必须彻底根除才能够完全恢复天理，朱熹认为“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朱子语类》卷十三）14。做到了“明天理，灭人欲”，也就达到了“圣人”境界。
儒家的这种思想，对古代医学产生了重大影响，许多医家都以养德为养心，以养心为养身的重要方法，认为纵欲将导致体虚从而罹病，因而主张寡欲、养德，以为祛病、强身、长寿之法。《素问·疏五过论篇》说：“论裁志意，必有法则，循经守数，为万民副，故事有五过、四德。”15四德就包括了惩恶劝善、哀孤恤寡、尊老爱幼等儒家倡导的道德观念。《素问·上古天真论》还描述了“今时之人”败德伤生的内容，其云：“今时之人，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时御神，务快其心，逆于生乐，起居无节，故半百而衰也。”16将酗酒、纵欲、淫乐、虚妄等无德行为作为短寿的原因。因此要想长寿，首要任务是“积善气”、“存仁心”，提高道德修养。养德须得寡欲，古代有不少医家提倡节制欲望，以此为养生之理论依据。这种说法尤其在宋代以后盛行。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震亨认为人之所以病皆因“情欲无涯”，他以存养道德本心为防病的有效手段，从理欲关系出发，作《饮食》、《色欲》二箴来警示世人说：“因纵口味，五味之过，疾病蜂起，病之生也”，所以“口能致病，亦败尔德”（《格致余论·饮食箴》）而色欲更是应戒，但世人“狥情纵欲，惟恐不济，”以致“既丧厥德，此身亦瘁”（《格致余论·色欲箴》）。明代万全亦将“寡欲”视为养生第一要务：“夫寡欲者，谓坚忍其性也；······坚忍其性则不坏其根矣”（《万氏家传养生四要》寡欲第一），皇甫中亦言：“养生如待小人，在修己而正心”（《明医指掌·病机赋》）。
当然，作为医家与道德家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他们没有片面地追求道德完善，而是强调养德是为了养身，养身是养德的基础。明代王文禄说：“养生贵养气，养气贵养心，养心贵寡欲，寡欲以保元气，则形强而神不罢。”强调远房室、绝嗜欲，目的在于养性命，保养元气，使身体强壮，精力充沛。他对养德与养生的关系作了较全面的阐发，“养德养生二而无全学也。矧天地大德曰生，今以养德属儒曰正道，养生属仙曰异端，误矣。身亡而德安在哉。故孔子慎疾曰：父母惟疾之忧，教人存仁致中和。孟子曰：养气持志集义，勿忘勿助，是故立教以医世，酌人情而制方。……故集义存仁完心也，志定而气从，集义顺心也，气生而志固；致中和也，勿忘助也。疾安由作，故曰养德、养生一也，无二术也。”（《医先》卷一）王文禄将养德的内容系统化，他根据孔孟的思想，认为除了存仁完心之外，养德还有包括志定气从，集义顺心，气生志固，致中和等一系列程序。只有如此，疾病才无从发生，这样便可“同跻仁寿之域”（《医先》卷一）。
养德推向极端，便是存天理、灭人欲。这种理欲观在客观上也确实起到纠正时弊，反对纵欲享乐的积极意义。17但是将人的道德生命与生理欲望本身相对立，对本以活人救命为首要任务的医学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如李梴认为：“若识透天年百岁之有分限节度，则事事循理自然，不贪不躁不妄，斯可以却未病而尽天年矣。……主于理，则人欲消亡而心清神悦，不求静而自静。”（《医学入门·保养说》）把理欲之辨作为养生的原则，以为禁绝了人欲便能延年益寿，以道德修养取代医学上的防病治病。这不可避免地包含着违反人正常生理活动规律的地方，与人颐养天年的正常需求背道而驰。因而，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受到明清之际带有启蒙色彩的一批儒家学者的批判，如泰州学派、王夫之、戴震等。戴震说：“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乎合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戴东原集·与某书》）“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孟子字义疏证》下）戴震在揭露理学道德观念的残忍性与危害性上是极为深刻的。
三、不为良相，愿为良医
众所周知，我国古代医者地位普遍不高，属下九流之列，医术被视为雕虫小技，一些士子虽精通医道，却唯恐别人以医家视之。唐韩愈在《师说》中仍有“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耻”之语。但至宋代则情况大变，出现了“医而优则仕”的壮观景象。这是由于医学治病救命的宗旨和儒学仁爱思想的契合，医学乃是“活人之术”，“济世救人”是医家的最高理想。而儒家以人的道德完善为人生的理想境界，但它并不孤立地追求个人的道德完善，而是将个人的完善和社会的完善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孔子就以恢复周礼作为自己毕生的理想，并且不谓艰难地执着追求，虽四处碰壁，畏于匡、困于蔡，茫茫然若丧家之犬，仍然无怨无悔，“朝闻道，夕死可矣”。
孟子也认为，在本质上，个人的幸福只有与天下的幸福完全一致时，才是真正的幸福，才能实现人生的理想。他认为一个人应该“以天下之乐为乐，以天下之忧为忧”，后来宋代的范仲淹将此演绎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孟子看来，人活在世上要有价值，但这个价值不是个人的完善，而是要有利于天下民众和社会。虽然穷时要独善其身，但追求的应该是“达则兼善天下”。
儒家这种兼济天下、博爱济众的特征本身就是医学所具备的，明代龚廷贤在《万病回春·医家十要》中就说：“一存仁心，乃是良箴，博施济众，惠泽斯深。”因此医学被定名为“仁术”，成为践履儒家最高道德标准的一种技艺。习医养生成为儒者重要的修身功夫。大批儒者行医以悬壶济世，同时作为医者的儒生，强调用仁的道德标准作为行医准则，使古代医德水平得到普遍提高。
宋代大儒范仲淹年轻时的抱负除了入相之外，就是悬壶济世。针对有人认为良医之技失之于卑的观点，他曾说：“嗟乎，岂为是哉。古人有云：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且大丈夫之于学也，固欲遇神圣之君，得行其道。思天下匹夫匹妇有不被其泽者，若已推而内之沟中，能及小大生民者，固惟相为然。既不可得矣，夫能行救人利物之心者，莫如良医。果能为良医也，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民之厄，中以保身长年。在下而能及小大生民者，舍夫良医，则未之有也。”（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三）良医与良相在地位上虽有差别，但从儒家“利泽生民”的观点来看，两者根本一致。习医和习儒的共同目标都是济世救民，二者殊途同归。“不为良相，则为良医”成为旷世箴言，对后世产生了深刻而广泛影响。许多儒生通过不同途径从医，并认为这是实现爱人救世夙愿的途径。元代名医朱震亨本为著名理学家许谦门人，据明戴良《丹溪翁传》载，朱氏“闻道德性命之说，宏深粹密，遂为专门，”但当许谦要他“游艺于医”时，他慨然曰：“士苟精一艺，以推及物之仁，虽不仕于时，犹仕也。”乃“奚焚弃向所习举子之业，一于医致力焉。”可见在朱氏看来，只要精通医术这一种技艺，即可将仁爱之心施及于人，虽不做官也同做官一样，实现自身抱负。他说：“吾穷而在下，泽不能及远，随分可自致者，其惟医乎？圣贤一言，终身行之不尽，奚以多为！”（《宋元学案》）虽“穷”亦不愿独善其身，行医是泽及他人，践履圣贤行仁道之言的最佳选择，是人生的旨归。明代医家左斗元在《风科集验名方序》中说：“达则愿为良相，不达愿为良医，良医故非良相比也，然任大责重，其有关于人之休戚则一也。”由于医术最为百姓所日用，因此最贴近圣人之道。
然而，对于儒者来说，只有经邦纬国才被视为人生正途，金榜题名、登科入仕才是儒生们的最高理想。因此不少儒者习医往往只将其当做为官的捷径。据载，“庆历中有进士沈常，为人廉洁方直，性寡合，后进多有推服，未尝省荐。每自叹曰：‘吾潦倒场屋，尚未免穷困，岂非天命也耶？’乃入京师，别谋生计。因游至东华门，偶见数朝士，跃马挥鞭，从者雄盛，询之市人：‘何官位也？’人曰：‘翰林医官也。’常又叹曰：‘吾穷孔圣之道，焉得不及知甘草、大黄辈也？’始有意学医”（《古今医统·儒医》）可见士子学医一个重要因素是为了获得爵禄。借封建帝王重医的机会，许多士人向医术中求官，朝中甚至一度医职冗滥：“及宣和中，自和安大夫至翰林医官，凡一百十七人，直局至祇侯，凡九百七十九人，冗滥如此”。（洪迈：《容斋随笔》卷十六）仅以医术为加官进爵的工具，这样的医官在医术与医德方面都不会有过人之处，至于那些“既不辨病，又不审药性，更不记方书”但又“好为高论欺人”者（《医学源流论》貌似古方欺人论），更是等而下之。在这种以官职高低作为衡量人的地位和价值标准的官本位环境中，许多儒生丧失了对诸如医学等实用技艺的钻研精神，扭曲了自己的人格。
总而言之，儒家人生观是其伦理思想最富积极价值的内容之一，对传统医疗道德产生了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它表现了对人生命运的深切关怀，展示了博大的仁慈之心和对生命价值的高度尊重，它凸显了促进人的完善这一崇高道德责任和历史使命感。当然，儒家思想受时代的局限，其中也不乏糟粕，在一定程度上又制约了古代医学的发展，但不可否认它为中国传统医学提供了充分的生命智慧。所有这些，已融入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之中，到今天仍值得我们重视、改造、继承和发挥，对于当今社会医生职业道德建设、医患关系处理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注 释
①②杨永杰、龚树全：《黄帝内经》，北京：线装书局，2009年。
②③④1516李振吉、王永炎：《中医经典必读》，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5年。
⑦121314（宋）朱熹：《朱子语类》，王星贤注释，黎靖德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⑤⑥⑧⑨⑩11陈戍国：《四书五经》（校注本），长沙：岳麓书社，2006年。
17尹业初：《论先秦儒学普适价值对现代社会秩序构建的启示》，《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年第3期。
（责任编校：文 建）
作者：周奕 张怀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