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播论文范文

2022-05-12

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大众传播论文范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摘要]在现代社会里,大众传播执行着极为重要的社会功能,我们认为主要有环境监视、社会协调、文化传播和娱乐功能四个方面。本文主要针对对文化传播的具体功能和内涵,它所反映的人类对文化价值的思考与追求以及文化传播带来的正负效应进行细致的阐述,从而加深我们对大众传播的社会功能中“文化传播”这一功能的认识。

第一篇:大众传播论文范文

大众传播时代的客家文化传播策略

摘 要:客家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人际传播在客家文化传承和保护中具有重要作用。在大众传播时代,客家文化的生存与发展面临着挑战和危机。为应对大众传播对传统文化的消极作用,应注重意见领袖作用、充分利用新型人际传播,拓宽人际传播渠道、积极营造客家文化传播的环境。

关键词:客家文化;大众传播时代;人际传播;传播策略

一、客家文化渊源

近年来,文学界、史学界、艺术界、新闻媒体以及客家地区的党政府部门等社会各界对客家文化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客家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对客家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日益成为被关注的话题。

客家是中国汉民族的一个稳定而又独特的民系。他们主要是4世纪(西晋末年)、9世纪末(唐朝末年)和13世纪初(南宋末年),为躲避战乱而从黄河流域逐渐迁徙到南方的汉人。他们都操着共同的客家方言,有着共同的生活习俗和共同的心理素质。目前,国内的客家人主要分布在广东、福建、江西、广西、湖南、四川、贵族、台湾、海南等省、自治区。客家人分布既广泛,又相对集中。客家人在迁徙过程中不忘母语,即客家话,到落脚之地仍能说客家话,并代代相传,因此客家话成为识别客家人的主要标志。谢栋光教授在《客家话形成的三个阶段》一文中指出,“移民只要具备这两个条件,故乡的语言风俗就不会丢失。一是集团式的迁徙,在移民过程中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由强宗大族或德高望重者为流亡领袖;二是抵达迁入地之后,居住要相对集中[1]。”客家人每次迁徙的队伍均具备这两个条件,故客家文化也得以延续和传承。

客家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客家文化与中原文化一脉相承。它既表现出早期河洛文化的内涵,又具有魏晋唐宋时期的中原风。客家文化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有物质的,也有非物质的,其中包括保留着浓厚中州音韵的客家方言(汉语七大方言之一);富有特色的客家民居建筑,如寨堡式的圆柱形或方形夯土围屋、围龙屋、走马楼以及中西混合式等;腔调优美、抒情隽永的客家山歌;被誉为“南国牡丹”的广东话剧;独具特色的饮誉海内外的客家风味食品,如盐焗鸡、酿豆腐、落水狗等。

客家文化主要以人际传播渠道传播与传承,并发展成有自己个性的文化。正如《荀子·王制》所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2]”。人能结成社会群体,而它们(指牛、马等)不能结成社会群体。这说明人际关系在传播客家文化过程中起到凝聚和纽带的作用,客家人通过社会关系进行客家文化传播活动。人际传播是最基本的传播方式,是人类最广泛、最主要和最复杂的社会行为之一。它在维系和形成人类社会、孕育和延续文化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客家文化的传统传播渠道

客家文化1000 多年的传承离不开人际传播这种传统的传播渠道。在大众传播时代到来之前,大多数专家学者认为,教育、教堂、人际影响是文化传载的主要渠道。时至今日,大众传播在文化传承中发挥了主渠道的作用,然而人际传播在文化传播过程中“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3]。

人际传播是最基本的传播方式,是人类最广泛、最主要和最复杂的社会行为之一。它在维系和形成人类社会、孕育和延续文化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客家人由最初河南洛阳到黄河以南地区、由黄河地区到长江中下游地区,由长江中下游地区到南洋,最终遍布全世界,在这个过程中人际传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客家妇女、商人移民、艺人文人、世界客属恳亲大会等各类不同的人群构成了客家文化传统传播渠道。

(一)客家妇女

文化通过传承代代相传。本土文化的学习过程从你出生那一刻就开始了。父母、同龄人、学校、宗教机构等都是文化传承的主要老师。其中父母的文化传承的第一任老师,教育则是文化传承的主要载体。

客家妇女在家庭中承担着大部分的活儿:“……(客家妇女)在家庭中是一家之主,主持家政,农事以及家务,概由其包办,而老弱之抚养,少长的教导,亦概由她们负责[4]”。客家妇女包揽了孩子的一切,包括教育。另一方面,客家妇女具有不可多得的良好素质,如勤俭、精干、耐劳、大方、热情等,英国学者爱德尔曾说:“客家人是刚柔相济,既刚毅又仁爱的民族(应为民系),而客家妇女更是中国最优美的劳动妇女的类型。……客家民族是牛乳上的乳酪,这光辉,至少有70%是应该属于客家妇女。[5]”客家妇女从孕育就开始教育,从婴儿到成年子女的寝起庭扫,乃至家居生活的柴米油盐,言传与身教结合教育子孙,子孙受其影响又将这些教育内容教给其后代,客家文化得以薪火相传。

客家人的传统家教主要有三个特点:1.重视培养后代敢于冒险,敢于进取,不畏艰难,勇于接受厄运的挑战的精神。客家子弟自小就听着“宁愿出门做到死,不愿在家吃老米”,“胆大漂洋过海,胆小死守家门”这些客家谚语成长。在这种环境的熏陶下,客家子弟成年后陆陆续续离开家去打拼,即使自己不走,也会被父母或妻子赶出家门去闯荡。2.教育后代平等对待士农工商。冯秀珍在《客家文化大观》记载:“在客都梅县泮源源里的公王庙里供着红脸、黑脸、白脸三王,红脸为铁匠,黑脸为农夫,白脸为教书先生,他们平等坐于神庙,享受客家人的香火祭祀,保佑客家子弟的谋生生涯平坦、顺利”[6]。3.对男女区别施教,这与中国传统家教一样。而客家人对女子的教育要求更严格,要求她们女耕女织,既主内也主外。这一特点是由客家妇女在家庭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所决定的。

(二)商人异客

客家人为了生存和发展,经过五次大迁徙,摆脱了中原“安土重迁”和“父母在不远游”的传统保守观念的束缚,树立起四海为家的新思想。因此,客家人的足迹从黄河一带向长江以南一带迅速延展,范围扩展到江西、福建、广东、广西、四川、湖南、台湾等地,18世纪末远渡南洋、美洲做劳工,之后辐射到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全球繁衍了众多客家人及其后裔。

听着“情愿在外讨饭吃,不愿在家掌灶炉”这些客家俗语长大的客家子弟年龄稍长,就会有出门创业的念头,甚至漂洋过海创基业,如广东梅州石扇人罗芳伯。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罗芳伯抱着南洋采金谋生的希望,邀集同乡,带着工具、种子、干粮和淡水等出海,经过两个多月的艰难跋涉,漂流到婆罗洲——一个基本没有开发的荒岛。罗芳伯在这样的环境中开垦土地,种粮种菜,而后又到东万律开采金矿,并最终成为兰芳大统制大唐总长[7]。像罗芳伯这样的客家人还有很多,他们为南洋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易经》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孟子提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忧患意识,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都表现出了积极进取的思想意识。自强不息、开拓进取以及爱国爱乡的客家精神在出门开拓的客家人身上更能体现出来。这种精神代代相传,客家人走得越来越远,在哪里立下根基就在哪里成功,便有了“哪里有咸水,哪里就有客家人”这一说法。

(三)艺人文人

在客家文化元素中,客家音乐是必不可少的元素之一。音乐是人们抒发、表现、寄托感情的艺术,而艺人们创造出的音乐作品则能体现出他们的文化和精神。民族和地方音乐往往彰显出与众不同的文化内涵和价值,那么艺人们创造出的客家音乐也体现出了客家文化和客家精神。客家音乐形式和内容丰富多彩,它包括客家器乐曲中汉乐和闽西十番、客家山歌、山歌号子、客家小调、说唱音乐、戏曲音乐、歌舞音乐以及宗教音乐。近年来,一些客家音乐得到国家相应的保护,广东梅州客家山歌和广东汉乐、福建龙岩与福州市的闽西客家十番音乐和茶亭十番音乐、江西赣南采茶戏、广西博白县桂南采茶戏、闽西汉剧和木偶戏、广东紫金县花朝戏等共7 项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客家音乐在传承的过程中,客家人通过现场的看和听,养成对客家音乐的浓厚兴趣,熟悉客家音乐的歌唱、演奏、表演的程式,逐渐参与表演,从而客家音乐的作品、表演方式和表演技术也就在现场的音乐活动中得以研习和传承[8]。

“客家文学”的定义目前没有标准化,且文学界颇多争议,但客家文化的文献著作日益增多,尤其是每届世界客属恳亲大会的召开,由客家人组成的客家研究学会都会相应出版、更新客家学的研究成果。谭元亨教授多次参与编纂,个人也写了多部客家文化的作品,如《客家圣典》《客家文化史》《客家图志》《客家女》等,因此荣获20世纪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客家名著奖。研究客家文化对于弘扬客家文化具有深远的意义:有利于更好地研究中华民族文化;更好地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有利于海外华人的爱国热忱的阐扬;可使新一代客家人发扬先辈的优良传统继承先辈的优秀品德[6]。

(四)世界客属恳亲大会

近年来,海内外多地竞争举办世界客属恳亲大会(简称世客会),2014年的举办权落户于印度尼西亚的峇厘岛(第26届)。世客会源于1971年,由香港乃至亚太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客属组织——香港崇正会召开第一届,那次会议还决定以后每隔两年轮流在世界各地有关城市召开一届。至此终于形成一个世界性的客属社团,一个把大大小小各种血缘、地缘、族缘和业缘集中在一起的社团。世客会自举行以来,已在亚、美、非三大洲10个国家和地区共22个城市举办过24届,规模逐渐扩大,已由单纯的恳亲联谊发展为融经济合作、文化交流和学术研讨于一体的活动载体。

现在世界客属恳亲会已是国际上最具影响力的华人盛会之一,是海内外客属乡亲联络乡谊和进行跨国跨地区交往的重要载体,成为各国各地区客家开展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与传承的重要舞台,代替了宗族的功能[7]。它的指导思想——弘扬客家精神,增进海内外客家的团结,促进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推进祖国和平统一成功指导世客会跨国家和地区传播,使之成为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地位不亚于奥运会的盛会,并让更多人认识客家人,理解客家人精神。

如今,大众传播时代的到来,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甚至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书籍、广播、报刊、电视、网络等大众传媒的信息传播活动无不渗透。也就是说,大众传播已经成为人们获得外界信息的主要渠道。“媒介带来的信息充满着人们生活的空间,并成为一种举足轻重的生活环境,即便那个人没有使用大众传媒,人们仍然生活在一个大众传媒和各种现代媒介已广为使用的社会之中。[9]”然而,大众传播日益对传统文化产生了双重的影响,即积极与消极影响。

三、大众传播时代对客家文化的双重影响

(一)大众传播对客家文化的积极影响

所谓大众传播,就是专业化的媒介组织运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和产业化手段,以社会上一般大众为对象而进行的大规模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活动[10]。H·拉斯韦尔发表的《传播在社会的结构与功能》一文中提出传播的三大社会功能,其中社会遗产传承功能是传播的一项重要的功能。传播是保证社会遗产得以代代相传的重要保障。由口头传播到文字传播,由文字传播到印刷传播,由印刷传播到电子传播,每一次传播技术的进步给人类文化得到一定的保护和传承。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大众传播的手段的进步和范围的扩大,使得大众传播最终成为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因此,大众传播在人类文化甚至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的过程中有着重要作用。

大众传播的特征及社会功能决定了它要承担传承社会文化的重任。大众传播的积极作用主要体现以下三点:

1.大众媒介的传播特性推动了客家文化的传继

大众传播媒介,凭借着先进的传媒手段和传播技术,能够跨越时间和空间限制,对于扩大非物质文化的传承范围、延长非物质文化的传承的空间、丰富非物质文化的传承内涵,所起的作用是人际传播所望尘莫及的[11]。由口头传播转变为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各种以大众媒介为载体传播途径,以优于人际传播的速度传播,把一对一延伸到一对多、多对多,并且能够及时保存下来,有效促进了客家文化的传承。2013年4月1日起,中央四套从周一到周五播出百集大型客家系列片《客家足迹行》,这是中央电视台用了近一年的时间横跨全球五大洲,深入客家聚居地,踏遍客家人走过的山山水水,探寻客家迁徙足迹,记录客家生活,发现客家文化传承。通过梳理和记录客家迁徙历史,记录客家千百年保留下来的汉族文化以及五彩缤纷的客家风情,不仅可以弘扬客家文化,同时还将唤醒客家人的文化自觉和自信[12]。

2.大众媒介的传播能引起大众的重视和保护

大众传播时代的到来,信息通达度和传播速度达到了几何倍数的增长,受众可接触信息的渠道也增多,通过媒介的宣传报道,向本地区介绍客家文化可唤起大众对它的关注,同时可以引起政府职能部门的重视,进一步推动政府开展保护和宣传客家文化的工作。为了保护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全国各地相应建立起了保护体系,以行政手段为客家文化保护提供了制度保障。除此之外,媒介对客家文化的传播,使得以传统戏剧、曲艺、舞蹈、手工技艺为主的文化旅游业、文化产业等受到了社会公众的欢迎和青睐,与此同时,带动了相关地方经济的发展,反过来产生动力又推动了文化产业的发展,这客观上也起到了保护和传承客家文化的积极作用。

3.新技术促进客家文化的传承创新

一种文化想要发展,必须是将文化的积累与传承创新相结合[13]。而文化的传承创新离不开技术和手段的进步和推力。在大众传播时代,新技术的应用赋予客家文化新的动力,为客家文化的制作工艺和表演技艺的创新提供了更多的元素和灵感。同时,客家传统的民俗、舞蹈、戏剧、音乐、曲艺等获得了更为广阔的创造空间。客家文化在内容上得到了传承,在工艺上有所创新,在观念上受到了重视,不得不归功于大众传播的积极影响。

(二)大众传播对客家文化的消极影响

我们在肯定大众传播对于客家文化的积极影响的同时,不能忽略其消极影响。首先,大众传播技术对文化塑造具有强制性操作。大众传播技术可实现客家文化的批量复制、机械生产,并产生了盲目追求商业化和消费化的不良影响。大众传播利用科技手段,在对文化传播上采用覆盖式传播和规模化生产的方式,对受众的价值观念、思维意识和社会生活进行强制性的信息输入和引导,导致其想象力和思维空间的萎缩[14]。其次,大众传播功能过度强化易导致文化的媚俗化。大众传播功能过度强化主要是指娱乐功能过分强化,这会导致大众传播的内容庸俗化和媚俗化。大众传播的媚俗化,指的是“传播往往一味注重和迎合大众的口味,过分追求经济利益,导致了传播文化的庸俗化、媚俗化[15]”。“单纯追求经济利益,就必然导致创造重心由精神品格的发现和构建滑向单纯的对世俗享乐的追求,失落应有的认识价值。[16]”第三,大众传播社会责任和文化传播功能的缺失。大肆宣传商业文化和消费文化,直接影响是使受众接触到庸俗化,甚至是媚俗化文化。最重要的是,弱化了大众传播对文化筛选、剥离文化功能,严重损害了大众传播在受众眼里的精神向导的形象,背离了大众传播积极引导社会良好风气的责任,同时影响了大众传播对文化积累、传承、发展、变迁、重组、创新这些作用的发挥。

大众传播时代,对传统文化传播和继承方面的冲击和消解,亦对客家文化产生这样的效果。大众传播挤压客家文化传播的空间,使客家文化载体弱化,甚至消亡,让客家文化的传统传播途径受到冲击,进而改变了客家文化的思想,从而导致客家文化传播面临严峻的形势。

1.客家文化传播的载体深受冲击

客家文化传播的两大载体是客家话和客家山歌。经过几次大迁移,由于客家人认定“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因此客家话能够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受本地语言的影响很少。然而在大众传播的今天,不同区域、不同族群的交流日益密切,普通话成为了全国通用的传播语言,客观上对客家话形成了强大的冲击力,使客家话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如从广东省来说,粤西和珠三角地区的客家语言岛被挤占甚至消失,惠州、深圳、韶关、清远等边缘地区的客语区流失严重,梅州、河源等客家核心区也倍受冲击。

在大众传播的互联网化、快餐化的影响下客家山歌逐渐消亡。客家山歌是客家文学的瑰宝和客家文化的宝贵遗产,自唐代开始,至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上继《诗经·十五国风》、汉魏乐府,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还逐渐吸收了南方各地民歌的精华,成就了自身丰富的内容和多样的形式。随着经济的繁荣,社会的发展,客家人更多追求大众流行音乐、摇滚音乐,那未经雕琢的原味客家山歌音韵已不能满足大众的文化需求。

2.客家文化的传播途径的弱化

客家文化的主要传播途径是迁徙、客家传统节日、传统手工技艺,然而这些途径在大众文化时代背景下逐渐弱化。首先,客家文化遍布南北、世界传播主要是经过几次历史大迁徙完成的,迁徙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躲避战乱、保留种族、繁荣后代,所以之前的大迁徙保留了又别于当地的原汁原味是客家文化,然而进入到大众传播时代,占主导作用的大众文化逐渐改变了客家文化,加上处于和平年代,客家人落脚后容易得到稳定的生活而选择与本土居民共栖,同时为了适应当地民俗和环境逐渐改变一些客家的风俗、传统。其次,客家传统节日的冷淡也进一步弱化了客家文化,主要表现在城乡一体化后,客家人更加分散,很多客家人没有时间去组织、参加客家传统节日活动,甚至有些客家的后代因为被本土文化同化并不知道自己是客家人,对自身的文化一无所知、无认同感,反而更加容易接受大众化节日,使得一些客家传统节日走向消亡。最后,客家许多手工技艺靠口传身教来传播,随着时代变迁,在大众传播的影响下,这种口传身教的方式基本上不存在了,主要原因是没有继承人,加上需求大大减少,随着老一辈的老去,许多传统的手工技艺也走进了坟墓。

3.娱乐化使客家精神传播面临严峻形势

客家人之所以有辉煌的历史,是因为一直传承着“十六字”客家精神:开拓进取,艰苦奋斗,崇文重教,爱国爱乡[17]。在大众传播下今天,客家文化的传播面临着一个文化传播娱乐化的环境。文化传播娱乐化,主要是借用新闻传播娱乐化概念,是指传播特定文化现象时,根据文化接受者的心理特点及需求,在正确表达特定文化内容的同时,增强文化表现形式上的故事性、情节性,趣味性、贴近性和吸引力,使文化接受者在一个轻简单快速的接受一种文化,只是领会一种文化的表面,而没有领会这种文化的精髓,如网络流行的“杜甫很忙”、“元芳,你怎么看”。“杜甫很忙”没有把杜甫的爱国情怀正确表现出来,反而出现了嘲笑杜甫的情形;“元芳,你怎么看”没有真正反应出元芳的忠君爱国、正直的形象,而是一种调侃式娱乐。客家文化是一种比较朴实和传统的文化,代表了客家人向上的精神,这需要的是在日常生活中的实践和言传身教才能慢慢体会,是一个慢慢的体会和感悟过程,过于娱乐化不但不能传播客家精神,反而可能误读和扭曲了客家文化的精神。

四、大众传播时代下的客家文化传播策略

面对大众传播时代带来的消极影响,该如何保护和继承客家文化呢?笔者认为,在客家文化的传承过程中,人际传播始终是核心渠道,充分利用大众传播时代的先进技术和方式,由传统传播方式带动其他传播渠道来推动客家文化的发展和继承。因此,应该进一步运用和扩大人际传播,同时充分利用大众传播,才是推进客家文化的传承和保护的关键。

(一)发挥人际传播中意见领袖的作用

“意见领袖”是传播学五大奠基人之一拉扎斯菲尔提出的,他认为在信息传播过程中,有一些人能够为他人提供信息,并能对他人施加一定的影响,这些人就是意见领袖。意见领袖一般是在某个群体或某个团体中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或者被认同感,通晓某些问题,并乐于接受和传播相关信息。客家妇女、商人移民、艺人文人等群体在传播客家文化过程中占据了主导地位,那么这些群体就属于意见领袖。因此,首先发现和挖掘这些广泛分布在人际传播中的各个领域的意见领袖,充分调动他们的参与性,才能发挥出意见领袖的作用,这对客家文化的传承,与缓解大众传播对客家文化传播途径的弱化,都可产生一定积极的作用。

(二)发展新的人际传播渠道

客家文化的传播途径的弱化,使人们更容易也更多地关注新的传播途径。为了满足人们的需求也为了传播客家文化,“客家文化时空”网站在2004年应运而生,目前成为全国三大客家网站之一(另两个是:客家风情网(广州)和客家堂网(梅州)),每天点击率上万人次。网站包含资讯、日志、相册、圈子、论坛等九大板块,其中客家文化时空论坛是全球最专业的客家文化交流平台之一。论坛按内容来分,有客家消息、客家源流、客家人物、客家风俗、客家民居等16个母栏目,客家话写作、客家名胜古迹、客家活动等42个子栏目;按客家地域划分为广东客家、福建客家、江西客家、广西客家等8个母栏目和博白客家等3个子栏目;按时空文化分为小说散文、诗词对联等7个栏目;按休闲娱乐分为贴图专区、灌水专区等多个栏目。客家文化时空论坛设置近百个栏目,涵盖了客家文化方方面面,注册的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和兴趣畅所欲言,同时可以浏览别人的评论和留言,以及与多人进行交流沟通。徐天河教授对该网站给予高度评价:客家文化时空网站自诞生之日起,凭借客家人突出的艰苦创业、团结奋斗、开拓进取、和谐共赢的精神,不遗余力地弘扬客家文化,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与祖国和平统一[7]。

(三)积极营造客家文化传播的环境

1.政府官员的积极引导

政府有责任对客家文化的传播行使职责,而且政府有能力对客家文化的传播进行组织。政府的职能是保护公共资源不受损失,保护全体民众的共同利益不受损失。因此,政府就应该把客家文化的发展和传承纳入本地整体发展的视野,使传统文化走出边缘化的弱势处境[18]。

地方当局及其官员拥有广泛的行政、社会资源以及号召力,充分利用可以高效、节省地获得最佳传播效果,同时有利于塑造客家活动品牌形象,甚至可以打造出世界客家品牌,洛带镇的成功有力地验证了政府官员在人际传播上的优势。在洛带镇官员的倡议支持下,借助已经举办16届的桃花节这一平台传播客家文化,形成了“一节(桃花节)一会(客家文化学术会议)”的新鲜模式。一节一会吸引了大量的海内外游客,而借助桃花品牌的力量,客家文化也随之走出成都,走向世界[19]。2005年,世界客属第20届恳亲大会在成都隆重举行,这次会议是由客家提出系统申请,得到四川省和成都市政府支持而得以成功举办。洛带客家文化品牌终于名扬海内外[20]。政府官员在传播客家文化作用上显示出了权威性、公信力,使客家文化的传播途径得以加强利用,也使客家文化的精神得到传承和发扬。

2.保护客家方言

俗话说“入境问俗,方言为先”。语言不仅是一种沟通工具,而且是传承文化、负载认同、代表尊严的媒介[21]。客家人讲的客家话,是客家文化重要载体,也是客家民系的重要标志。然而,客家方言流失严重,甚至被认为是地球上衰落最快的语言之一。客家人的迁徙和与当地人的通婚是客家话流失的最主要的两个原因。为了入乡随俗,也为了适应当地的生活,客家人主动学习当地的语言,以便于与当地人的沟通,减少外乡人的阻力和矛盾。生活在桂柳一带的客家人,大部分客家人会说几口方言,桂柳话、壮话也能流利地说出。在客家人融入当地的同时,客家话就被一点点地改变,尤其是通婚的客家妇女为了适应婆家生活,放弃了客家方言,包括放弃教给下一代客家方言。在广西博白县的郊区,客家方言的流失更为严重:客家人迁徙过来后就地落脚成为一条村,过去一听语音就知道是客家人,而现在这个村子的客家人除了中老年人还说客家话,年轻人基本上用的是当地的地佬话,而年轻人也很难与中老年人沟通。保护客家方言,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保护客家文化。使用客家方言直接增加客家人之间的认同感,使他们感情更加深厚,更加“一家亲”。保护客家话有利于加强客家人之间人际交往和沟通,有利于增进海内外客家人的感情,也有利于缓解大众传播对客家文化传播的载体的冲击。

3.把客家山歌引领进校园

作为客家文化语言传播第二载体——客家山歌,是客家话吟唱的民歌,在客家地区广为流传,历史悠久。客家山歌在内容上承袭了以《诗经》为首的中国传统诗词歌赋乃至俗文学的特点,而在表现和歌吟的形式上,则充分吸收了南方少数民族的粗犷豪放,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的特色[22]。因此,客家山歌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思想价值。如:“人生在世唔怕穷,最怕睡到日头红,老古言语都讲过,早起三朝当日公。”这首客歌是鼓励客家人要早起、要勤奋,要锐意进取,而不是当懒虫;又如“青竹莫把黄竹欺,嫩笋也有变笋时,孝顺传下孝顺子,忤逆教出忤逆子。”这首山歌教育客家人要孝顺父母,也要谨防“上梁不正下梁歪”。由此看来,客家山歌反映着客家人的文化意识、民俗风情、民族特性、伦理道德、劳动生活,它凝聚了千千万万客家人的智慧和才能,是客家人的历史文化、劳动生活和民俗风情的缩影[8]。

从这个意义来说,客家山歌的传继实际上就是整个客家文化精神的传继。那么,如此优秀的客家传统文化没有理由不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独立扛起一面大旗。把客家山歌引进校园,使客家地区的学生更加深刻理解自己的文化,在传唱客家山歌过程中传承客家文化。在大众传播时代,把文化的精髓传递下去,这种文化才会生生不息,把客家山歌引进校园对于传播客家文化,以及应对大众传播时代的消极影响具有重要作用。

五、总 结

综上所述,客家文化是传统优秀的民族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具有独特的价值,继承发展好客家文化有利于更好地研究中华民族文化;更好地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有利于海外华人的爱国热忱的阐扬;可使新一代客家人发扬先辈的优良传统继承先辈的优秀品德[6]。进入大众传播时代以来,客家文化的传承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尤其给客家文化的传播载体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弱化了客家文化的传统传播途径,还有娱乐歪曲化的严峻形势。为此,在大众传播时代下,要积极营造有利于客家文化传播的环境,在利用人际传播中意见领袖作用的同时,还要充分发挥人际传播渠道等传播策略,让客家文化继续得以传承发展,发挥积极的文化作用。愿客家文化与时俱进,永葆活力;客家精神薪火相传,历久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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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艾涓]

作者:李虹霏

第二篇:浅论大众传播的文化传播功能

[摘要]在现代社会里,大众传播执行着极为重要的社会功能,我们认为主要有环境监视、社会协调、文化传播和娱乐功能四个方面。本文主要针对对文化传播的具体功能和内涵,它所反映的人类对文化价值的思考与追求以及文化传播带来的正负效应进行细致的阐述,从而加深我们对大众传播的社会功能中“文化传播”这一功能的认识。

[关键词]文化传播;教育功能;价值取向;遗产传承

“传播”是我们每天都在进行的事情,它离我们并不遥远;“文化”是我们每天都在接触的事物,它就在我们身边。将这两个我们已经非常熟悉的词语组合在一起,就构成了我在这篇文章中所要讨论的主题——“文化传播”。

文化传播是以文化信息为媒介内容的传播,是人类交流、开化的特殊形式,是传播的特殊范畴之一,是大众传播的社会功能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功能。威尔伯·施拉姆称文化传播“是社会得以形成的工具”。社会学家扎尔斯·科利认为文化传播是“人类关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机制,是一切智能的象征和通过空间传达它们和通过时间保存它们的手段”。人类学家爱德华·撒皮尔强调:“每一种文化形式和每一社会行为的表现,都或明晰或含糊地涉及传播”。这些描述说明了文化传播的可能性、普遍性以及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文化传播促进了多元文化的生成和发展;文化传播加速了全球化进程;文化传播促进了文化整合和文化增殖;文化传播造成了文化积淀;文化传播促成了文化分层;文化传播导致了文化变迁……文化传播给我们带来了太多崭新的社会现象,面对着文化传播巨大功能产生的强烈冲击,我们准备好了吗?

一、 文化传播功能的横向细分

说到“文化传播”必须先明确“文化”的概念。我们对文化的定义可分为广义与狭义两种。狭义上的文化是与特定民族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相对应的,包括思想、道德、风尚、宗教、文艺、科技、学术、法律以及相应的制度和组织。广义上的文化则是指人类经过劳动创造的一切社会成果的总和,它包括所有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凡是人类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界和社会的活动的成果(或结果),都属于广义上的“文化”范畴。根据这个概念,我们对文化传播功能进行如下分解:

从横向来看,文化传播主要有教育功能、影响文化价值取向功能和传递文化、建设道德规范功能三个方面:

(一)文化传播的教育功能是我们最熟悉的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人的全面发展,这也是文化传播追求的终极目标。就整个人类社会而言,人的全面发展实质上就是人类社会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过渡,它强调的是人的社会化程度,即整个人类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全面发展,社会物质文明和社会精神文明高度而又协调的发展。就个人而言,全面发展强调的是人的个性化程度,即作为个体的人在各个方面的全面发展,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全面而协调的发展,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全面发展,人格、智力、能力、体力、创造力的全面发展等等。而这些目标的实现都与文化传播紧密相连,从根本上讲,都与人的教育紧密关联。

文化传播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关键性要素,这种文化传播主要是通过教育来完成的。事实上,教育的过程就是文化的过程,教育的内容就是文化的内容,教育的形式就是文化的形式。教育是文化传播的主要手段,也是人走向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有效途径。可以说,教育的本质属性就是文化传播,教育的主要功能就是主体与主体之间进行交往的文化传播的功能。

(二)文化传播的文化价值取向功能

“文化价值取向”指的是一定主体基于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在面对或处理各种矛盾、冲突、关系时所持的基本价值立场、价值态度以及所表现出来的基本价值倾向。这个定义如此诠释可能太过抽象,这里可用三个具体例子来做解释。

第一,关于媒介内容中妇女形象的研究。媒介所呈现的女性形象已经成为当代许多媒介研究者一个重大的研究主题。妇女模式的观察者指出,过去和现代的媒介很少展示扮演职业角色的妇女,缺少强大的、重要的妇女形象。在美国电视中,妇女主要以两种面貌出现:家庭妇女或从事地位低下的、从属性职业。美国的媒介广告也常常通过安排妇女的从属性姿态这些视觉手段把妇女描述成需要被保护的弱者,传播了妇女依赖男人的旧思想意思。具体而言,“男人是医生,妇女是护士;男人是律师,妇女是秘书,男人在公司,妇女照料时装用品商店。”可是现在,很多人已不再认同这样一种观念。“事业型女强人”的形象在哥特式小说、爱情喜剧、肥皂剧中塑造得越来越多。女人已不再被认为是男人是附属,相反,男人常常要面对“顶头女上司”的现象已不再罕见,甚至出现了靠“吃软饭”生存的男性。

这是KooKai时装公司的一幅广告宣传画。KooKai这个法国时装品牌专为15-25岁的年轻一族度身订造,以活泼反叛的少女形象出现。无需多做解释,这幅宣传画已经鲜明地表现了这个女性时装品牌的倾向:极为夸张地渲染女性独立自主的叛逆形象,把男性玩弄于股掌之间。女性形象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并且这种巨变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这正是体现了文化传播对人们价值取向的改变。

第二,关于非主流的生活方式在社会中的扩散。我们主张建立的社会是在主流文化的导向下有共同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的总体,这就要求文化在传播过程中将社会整体认可的观念与准则进行复制,将不同的个体同化。正如古代社会所提倡的“三纲五常”、“君臣之礼”,就是为了达到这样一个目的。但是,现代社会中,“非主流”这个名词对于大家来说已不陌生了。早在1997年,美国一档电视节目“爱伦”(Ellen)就公然在镜头中表现了两位妇女浪漫地亲吻,这在美国社会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时至今日,非主流生活方式在社会中已越来越多。例如非主流人群追求的与众不同——打扮入时、造型夸张,在生活中喜欢穿颜色鲜艳的服饰,发型前卫,有的还文身、打耳洞、唇釘、脐环。他们爱自拍,多用手机或摄像头,统一从头部上方45度斜照下来,男生喜欢照侧面长发,女生则爱瞪大双眼加嘟嘴或抿嘴,然后PS自拍的照片。“非主流”虽然不会成为主流,但是“非主流”能够在社会中生存和蔓延已充分证明有这样一部分受众在被同化,他们原有的价值观在文化传播过程中在被改变着。

第三,“明星制造”为平凡人走向星光舞台筑路。随着“超女”、“快男”、“快女”的迅速走红,中国社会一大部分人投入了这场“明星制造”的热潮中——不管是作为观众还是演员。这样的选秀节目原是效仿美国的“American Idol”,这场选秀风能从大西洋的另一岸刮到中国来并将热潮持续这么久足以见得文化传播的神通广大了。我们在传统观念中对明星的种种认可被“超女”、“快男”、“快女”所颠覆。明星应当漂亮标致,而李宇春走红后“中性美”比漂亮标致更吃香;明星应当演技超群,而湖南卫视制造的青春大戏《一起来看流星雨》中大胆启用从未涉足演艺界的魏晨、俞灏明等明星饰演男主角,演技的要求已退居二线;明星应当歌声优美,而曾轶可的“狮子座”也以拿捏的唱腔风靡一时……文化观念的改变离不开文化传播的宣传,文化传播不仅仅是将外来文化带入本土,还使外来文化在本土中蔚然成风、逐渐渗入民众的传统观念并悄悄改变我们原来的看法。

以上三个例子已经从不同的侧面展现了文化传播对文化价值取向产生的深刻影响。文化传播正以它自己的方式树立起新的文化价值取向。

最后,文化传播还能够传递文化和建设道德规范。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继承均离不开社会文明的代代相传和社会规范的建设和传递。这些都离不开文化传播。此外,文化传播又是传递社会道德准则和建设社会道德规范方面的一股无形力量。大众传播媒介可以从正面宣传社会道德准则,如:尊老爱幼、舍己为人、廉洁奉公和乐于为国为民奉献等品德,赞扬体现这些美德的人物和行为以促进社会道德准则的实施;也可以从反面揭露背离这些准则的行为和倾向,以引起对这些违背道德准则的行为的社会舆论制约。近年来,我国大众传播媒介在揭露批判贪污腐败和行业不正之风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二、 文化传播功能的纵向细分

从纵向来看,文化传播主要有社会遗产传承功能和政治功能(包括法律、习俗、民主传统)两个方面。

社會遗产传承功能是文化传播内容的重要方面。人类社会及文明的发展离不开文化遗产的传承。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建立在继承和创新的基础之上的,只有将前人的经验、智慧、知识加以记录、积累、保存并传给后代,后人才能在前人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完善、发展和创造。文化传播是保证社会遗产代代相传的重要机制。

谈及政治功能,很多人会觉得政治与文化是两个并列的概念,何以能把政治功能纳入文化传播功能的细分之中呢?其实不然。首先,先来看一个概念:政治文化。何为政治文化?政治文化是文化总体的一个方面,早在18世纪的一些启蒙学者的著作中就已提到。孟德斯鸠在其《论法的精神》中就殚精竭虑地探讨了一个民族的“普遍精神”、“道德和习俗”对该民族的政治生活会产生什么影响。托克维尔在他论述美国民主制度的专著中,也就美国人的民族习惯、思维方式及观念对其政治制度的影响进行了深入探讨。印象政治文化的社会因素很多,除了物质关系外,首推社会文化的制约。因为各种政治文化都是其置身的社会文化大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或者说是亚文化,亚文化或子系统总是免不了受到大系统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政治文化是维持一个社会的政治体系能够得以顺利运行的基本心理环境。它将确定社会公民对政治系统运行的基本信念和基本态度,维持公民对政治体系的基本认同和价值评价”。所以,每个国家的政治家都非常重视政治文化的传播,希望代表统治集团利益的政治文化能够为全体公民接受。而在传播政治文化的各种渠道中,大众媒介的效果不容忽视。通过文化传播,统治阶级所倡导的政治文化在一辈辈的社会公民中代代相传,并从某一特定群体(意见领袖)扩展到社会其他群体之中,从而巩固某种特定的政治文化的地位,甚至形成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特有的政治传统,在历代沿承中扩大影响并被不断改进。

横向、纵向论述了这么多的功能,其本质都是文化传播所带来的各种深刻影响,也正是文化传播这一显著功能的进一步细分。

三、 对文化传播策略的考察

深入研究文化问题、探讨文化传播的文化策略已是当务之急。讲究文化策略,是为了促进文化传播更加合于人类理性、更加科学、更加有效,使文化传播真正成为文明的推进器。新闻传播作为一种文化事业,它的国际性、民族性与时代性都要求文化事业管理者、从业者具备深厚的文化意识和传播技巧,掌握其内在的文化规律,并确定具有战略眼光的文化策略。宏观意义上的文化策略,应该是将国内国际的文化传播都包括在内,把中国纳入世界体系来考虑。具体而言,要点有如下几个方面:

1.正确对待和充分利用跨国媒介,促进文化的沟通,实行价值观念的交流,将受众的自主选择和舆论引导相结合起来。

2.以系统观念协调跨国、跨文化的新闻传播与国内新闻传播的关系,让全球意识、国家意识、民族意识三者统一起来。

3.我国新闻传播的文化目标应该是顺应世界潮流,推动社会发展,提高国民素质,建设现代文明。

经过以上考察,可以得出这样一个重要的推论:如果没有文化的交流与传播,任何文化都将是一种“死文化”而不是一种“活文化”;如果没有文化的交流与传播,把自己同外界封闭起来,把“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割裂

开来,任何文化都不会葆有生机和活力,最终都将终结和消亡。毋庸置疑,文化传播不仅仅是大众传播一个不容忽视的功能,还是文化的首要功能和基本功能。这也正是我们关注文化传播所包含的深刻复杂的涵义的原因及其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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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晨

第三篇:《中国大众音乐——大众音乐文化的社会历史连接与传播》读后

流行音乐已成为当今社会音乐生活中的重要音乐现象。对于流行音乐的研究,音乐美学关注的是它的审美价值,音乐史学关注的是它的历史发展和流变,对于它的流行(传播)的研究则是音乐社会学所关注的问题。曾遂今先生所著《中国大众音乐——大众音乐文化的社会历史连接与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7)即是用音乐社会学的方法对流行音乐(包括广义和狭义)进行系统研究的一部著作。也可以将该作视为曾先生1997年版的《音乐社会学概论》(2004年“增删修改”版为《音乐社会学》)的“姊妹篇”、“系列篇”。如果说,被称为“中国第一部音乐社会学专著”(于润洋语)的《音乐社会学概论》对于我国的音乐社会学学科建设方面具有着开创性的意义,那末《中国大众音乐》(以下简称《大众》)一书的重要意义和价值则在于其对大众音乐及其流行与传播的社会学、传播学等跨学科的、系统的研究方面学术上的先导性、开拓性和奠基性。

一、视角的独特性

涉及“流行音乐”(或曰通俗音乐)一词,一般特指源于欧美的、现代社会城市中诞生的通俗化、时尚化、商业化的音乐。具体说来,即是以其时间上的现代性、空间上的城市性、审美上的通俗性、制作上的现代科技性、流行上的商业性等为特点的大众化音乐。《大众》中对于流行音乐的考察,则并未囿于这种狭义的流行音乐观,而是表现出其独特的视角。其一,是大文化的视角。即从“中国音乐文化体系中的大众音乐”(第二章)的角度来审视中国的流行音乐(包括中国现代社会中的流行音乐)。流行音乐,是大众音乐,更是音乐文化体系中的大众音乐,此可视为《大众》之流行音乐研究的逻辑起点。其二是历史的视角。如对中国流行音乐所作的历史学、社会学分类上将其定位为与宫廷音乐、文人音乐(现代则为政府音乐、专业音乐)相对的“大众音乐文化”(导引,第二章)。从而提出了“广义而宏观的通俗音乐(流行音乐)”(导引)的概念,并通过历史上的大众音乐所具有的“自然的”“面向社会,面向最广大群众”(导引)的共性的描述,深刻揭示出广义的流行音乐的本质特点。其三是现代传播学理论的视角。流行性,可谓流行音乐最显著的特性。对于作为大众音乐的流行音乐的流行(传播)特性的研究,应该说是《大众》理论展开的逻辑重心,从而也形成对以往多见的关于流行音乐单纯的或形态学、或审美学、或历史学研究的一种新开拓。基于对大众音乐的历史、宏观意义上的审视,《大众》进而深入分析讨论了大众音乐的传播形态(自然传播和技术传播)及其商品性(第七章)、流行性(第八章)等。特别是其中关于技术传播的五大类型(乐谱、唱片、无线电、电视和数字化网络)(第六章)、依技术传播媒体分类的大众音乐传播的五种形式(a.原始、b.乐谱、c.表演、d.唱片、e.无线电-电视)(第六章)、音乐流行模式“三环”(A.激发环节;B.社会心理倾向;C.作品本体)制约图式等的解析方面所体现出的从社会学、传播学以及历史学、审美学、心理学角度对大众音乐进行综合考察的全新眼光,尤见其学术视角的“前沿”和独到。

二、视域的开阔性

《大众》全书的结构总八章,可分为两大部分。一为前四章,可概括为中国音乐“文化体系”、“历史长河”中的“大众音乐”;二为后四章,可概括为“大众音乐”的“传播”和“流行”。在第一部分中,《大众》对于中国大众音乐从时、空两维度作了宏阔的“鸟瞰性”、“概览性”陈述和深入地探索性研究。如纵向上的时间跨度方面,囊括了远古乐舞,先秦民歌,秦汉乐府、相和歌,魏晋南北朝清商乐、吴歌西曲,隋唐曲子,五代两宋唱赚、鼓子词、诸宫调,元代杂剧、散曲,明清小曲、戏剧等等(第三章);横向的空间维度上则包含了民间音乐、宗教音乐、军旅音乐、儿童音乐、革命音乐、当代流行音乐(第四章)等等,从而在时空交错、经纬纵横的大视野上为我们展示了中国大众音乐文化的历史发展及文化构成方面的宏伟图景。另如在全书第二大部分后四章中论述大众音乐作为 “音乐商品的历史进化与发展”(第七章)时,对音乐商品价值从 “零时期”、到“萌芽、发展时期”、再到“膨胀时期”所作的历时性分析,也表现出其广阔的学术视野。

三、视线的深刻性

《大众》在为我们描绘中国大众音乐及其传播、流行的发展史实时,均是与“论”密切相关、相连的。由上所述,其叙“史”述 “实”可见宏阔的视野;而其立“论”上,则不乏学术上的诸多真知灼见。如作者在对“中国音乐文化体系中的大众音乐”进行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评述之后,所得出的“大众音乐是整体音乐文化发展的动力源泉”(第二章),是“历史的晴雨表,社会发展的指南针,社会感觉的心电图,历史长河的录像带”(第四章)的结论;将中国当代音乐文化作政府音乐(Governmental)、大众音乐(Popular)、学院派音乐(Academic) “三相划分”及其交相互成、互动(如20世纪50—60年代GPA/GP/GA型;60—70年代Gpa/地下P型;80年代P/GP/A型;90年代G/P/A型) 理论(第二章)的提出,从而超越了关于音乐文化分类认识上惯行的“雅与俗”、“主流与非主流”、“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等二元对立思维模式;讨论大众音乐的传播流行问题中所作“人类社会的音乐实践,本质上是音乐传播的实践”(第五章)、“正向传播与反馈(传播)的长期双向交流形成”对“某文化风格的”“认同”及“民族精神气质的标志”(第二章,第五章)、“音乐史就是音乐的流行史”(第八章)等理论概括;在论述大众音乐的商品属性时所提出的“在我们现实的音乐商品中,对音乐商品的二重性的认识,其意识形态性应当摆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第七章)的观点等等,都表现出作者深刻的学术见地。

四、视触的敏锐性

《大众》对大众音乐进行历史的和传播学、社会学的透视中还可见其现实针对性方面敏锐的视触。如对当前流行歌坛“走穴”、“营业性演唱”(第四章)、“假唱”(第六章)等的社会学分析;对 “当代中国流行音乐两个极端”(“俗不可耐和晦涩离奇”)(第七章),对电视晚会“三多”(声乐多,声乐中独唱多,独唱中流行歌曲多)现象和“电视晚会的艺术带头性和传媒权威性逐步消失”(第六章)的倾向等的批评;对中国流行音乐“起码较长时期内”像80年代“音乐商品生产的‘大瀑布’(状况)再也不会出现”(第七章)的预测。再如,面对“今天音乐商品价值膨胀期,占社会传播支配地位的e式传播(无线电-电视)致使传播透明度趋近于零”的情形而敏锐地指出音乐商品的“艺术、商品追求上价值选择”已到了临界点,从而发出警惕“音乐商品成了商品价值规律的奴隶”(第七章)的呼吁,等等。对“大众音乐文化的社会历史连接与传播”的研究,其首要的目的和意义,无非在于发现其中某些规律性的东西,以更好地进行我们今天的“音乐文化建设”。由上可见,这也正是《大众》为我们所呈现的著述宗旨。

除上述“四性”,另其全书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贯穿(如唯物史观、马克思商品学说),研究上多学科又多种方法(如系统论、统计学)的综合,分析论证中动、静态的结合(如音乐传播透明度衰减图示,上述当代中国大众音乐文化“三相”划分互动、音乐流行模式“三环”制约理论),对最新理论动态和社会音乐信息的广泛把握,学术性、教材性与可读性的兼具,史料的丰富翔实及图(包括插图、图示和图表)文并茂等方面,也属于该著较显著的特点。若要找点不足,那就是关于“中国大众音乐文化体系大观”中民间、宗教、军旅、儿童、革命、当代城市民间等六类音乐的分类逻辑上似不甚严谨,另文中个别处是否论述应再求精炼、举例应更求典型。

刘 航 中国传媒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金兆钧)

作者:刘 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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