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城市垃圾数字化管理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摘要：随着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大量人口涌向城市，城市社会管理日益复杂，任务越发艰巨，传统的城市管理体制难以适应当前城市管理新的需要。为了解决当前城市管理中出现的日益复杂的问题，破解城市管理中的体制性困境，上海部分地区开始探索城市综合管理“大联动”机制建设。
城市垃圾数字化管理论文 篇1：
城市环境卫生管理精细化的现实困境与纾解策略
摘 要：推进城市环境卫生管理精细化是实现城市管理精细化的题中之意，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目前，城市环境卫生管理精细化面临管理理念较为滞后、管理机制不健全、管理标准不明晰、管理经费不充足、管理手段不够先进等现实困境。为此，应推动管理理念从传统型向现代化更新，管理机制从“运动式”趋向长效化，管理标准设定从模糊化到清晰化，管理经费从随意性向稳定性转变，管理手段从传统型向智慧化改进。这样，才能加快推进城市环境卫生管理精细化，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目标。
关 键 词：城市管理;城市环境卫生管理;精细化管理;治理现代化
收稿日期：2021-01-18
作者简介：罗志强，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共江西省委党校讲师，研究方向为公共管理理论。
一、问题的提出
城市是公共服务高度集聚的地理空间，加强城市管理是促进城市发展的重要依托，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具体体现。在城市管理这项系统工程中，环境卫生管理的重要性日益突出、任务日益艰巨，因为环境卫生不仅是城市干净整洁的外在名片，也是城市健康发展与否的内在指标。
作为城市管理的重要内容，城市环境卫生管理是一项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民生工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城市管理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围绕城市管理精细化作出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部署都与城市环境卫生管理息息相关。2013年12月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要融入让群众生活更舒适的理念，体现在每一个细节中。”“用科学态度、先进理念、专业知识建设和管理城市。”[1]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时特别强调要加强环境管理，“推进城市管理目标、方法、模式现代化”。[2]2015年12月，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强调“特别是要注意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城市工作要把创造优良人居环境作为中心目标，努力把城市建设成为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丽家园。”[3]2017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期间强调“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4]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城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一流城市要有一流治理，要注重在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上下功夫。”[5]在2019年新年贺词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感谢“环卫工人”“这些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守护者”。[6]可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城市管理的重视一以贯之，对城市环境卫生管理的关注由来已久。
二、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精细化管理这一概念最初用于企业管理领域，是一种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管理所占用的资源和降低管理成本为主要目标的管理方式。[7]由于这种方式是对传统粗放式、经验化管理模式的反思、批判和超越，适应了时代发展需求，随后被引入政府管理领域，成为政府管理的创新方式。[8]然而，到底什么是精细化管理，学界对此虽早有讨论，但至今尚未达成共识。有学者从微观视野出发，认为精细化管理应该体现规范化、数字化、协同化、精益化等特点，[9]包含“多元化”的治理结构、“共享化”的发展成果、“法治化”的治理环境、“网络化”的治理方式、“专业化”的治理人才等要素。[10]也有学者认为微观视野有明显的局限性，只有从宏观上把握才能解决精细化的学术和实践双重难题。[11]尽管视角不同，但精细化管理被普遍认为“代表着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方向，是未来我国城市和发展的主导性策略”。[12]但同时也要看到，通过设计精细化制度实现精细化管理是有成本的，[13]精细化管理在实践中还存在不少障碍。当前，全国城市管理执法体制不统一，[14]城市“条块”管理体制的弊端突出，[15]外部监督存在实质性缺位，尽管已经结合了决策、执行和监督三方面权力，[16]但反映在案件移送、信息共享、配合制度等方面还任重道远。[17]
从管理主体看，政府角色正在发生变化，社区组织、社会组织、私人部门因力量日益壮大而受到重视，它们与公共部门形成了重要的伙伴关系，18]由此以市场为基础、由竞争驱动的策略正在取代传统的、以规则为基础、由权威驱动的策略。[19]从管理机制看，单靠立法不能解决政府部门“碎片化”难题，立法和执法要同频共振，[20]综合执法改革的推进有利于破解执法力量分散所导致的管理碎片化、多头交叉执法等問题，[21]要构建部门间双向互助的持续性机制，[22]负有管理权的政府部门之间在城市环境卫生管理中需要建立必要的沟通机制，按照操作规范和分工安排实现管理资源的有效整合和管理行为的协调统一。[23]此外，必须完善综合管理大联动机制，[24]加强正式政治和非正式政治的条块协调。[25]从管理过程看，必须优化过程与结果的衔接，形成规律性认知并逐步建立和完善分领域精细化管理的长效机制。[26]从管理手段看，急需以智慧治理为改革路径，[27]不少学者瞄准了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等平台，强调要抓住机遇，实现智慧化管理。但也有学者持审慎态度，认为大数据虽然为城市精细化管理提供了手段，但应防止盲从、过热和形式主义。[28]
由此可以看出，已有研究对城市精细化管理是未来城市管理的主导范式取得了共识，并在其主要内涵、基本特征、推进路径以及范式转换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但其更多集中于对城市精细化管理的探讨，没有把城市环境卫生管理作为研究对象，且缺少从城市环境卫生管理精细化实践操作方面进行深入研究。
三、城市环境卫生管理精细化的现实困境
城市环境卫生管理精细化是根据时代发展和现实需求而提出的重大课题，是关系到城市良好形象与人民美好生活的系统工程。当前，推进城市环境卫生管理精细化还面临一些现实困境。
（一）城市环境卫生管理理念亟待更新
一是部分管理者思想上不够重视。城市环境卫生管理是一项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单一到综合的工作，但部分管理者对城市环境卫生管理的重要性在思想上缺乏足够重视，认为这项工作不能产生直接经济效益，无法与见效快的工程项目相比，因而不愿花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缺乏对当地实际情况的精准掌握，没有充分发挥以上率下的作用，造成了不想推动、不推不动、推而不动的局面。二是部分管理者认识上不够深刻。没有把城市环境卫生管理工作当作一项系统性、制度化、常态化的任务对待，偏向“运动式”管理，习惯采用突击检查、以罚代管的方式，由此造成了城市环境卫生管理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浪费。三是部分管理者规划上不够合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规划在城市发展中起着重要引领作用，考察一個城市首先看规划，规划科学是最大的效益，规划失误是最大的浪费，规划折腾是最大的忌讳。”[29]当前，部分管理者“应景式”规划较多，没有根据时代变化和城市发展的实际需要做好城市环境卫生管理规划，因而在源头上留下了管理漏洞，并且在管理过程中不愿意及时更新设备和平台，以致实施具体管理时心有余而力不足。
（二）城市环境卫生管理机制不健全
一是部门协调联动机制不健全。城市环境卫生管理不仅需要城管局一个部门参与，还需要党委、政府、文明办、旅游局、街道办事处、居委会等多元主体协同发力。但现实中，由于不同主体在城市环境卫生管理中的职责不同，任务轻重缓急不一，其对待这项工作的态度也不同，这就可能造成凝聚共识困难、统一指挥不便、密切配合不易的局面。二是长效监管机制不健全。部分管理者存在只通报不问责、只考评不奖惩等问题，还有部分管理者存在只问责、只管治而不服务等问题，导致激励效应不明显，城市环境卫生状况难以得到根本改变，边治理边反弹现象比较突出。三是社会参与机制不健全。在城市环境卫生管理中，政府、社会、公众等不同主体依然存在割裂现象，如政府部门往往以管理者自居，忽略了管理与服务并存的双重属性，使得社会和公众参与管理的渠道较为狭窄，无法形成多元主体参与管理的格局。
（三）城市环境卫生管理标准不明晰
一是道路保洁管理标准不明晰。道路保洁是一项复杂性工作，涉及到不同路况、不同作业工具、不同天气、不同时段等现实情况，需要精细选择保洁方式。然而，在哪种路况选择什么样的作业方式、作业工具方面还存在随意性，尤其是在遇到冰雪天气时，有些保洁人员仍然采用洒水方式进行路面清扫，这极易导致发生交通事故的后果。二是环卫设施设备管理标准不明晰。如没有建立专人管理负责制度，缺乏对环卫设施设备统一管理、保养、维护制度，给日常使用留下了隐患。此外，部分使用者规矩意识不强，不能严格按照相关操作流程、操作规范进行作业。三是生活垃圾收集、运输、处置标准不明晰。垃圾分类在部分城市还没有落实到位，就连垃圾容器的外观和标识也存在混乱现象。有些保洁员为了省时省事，没有严格执行垃圾分类要求，甚至自己对垃圾分类都缺乏足够的认识，无法很好地贯彻落实统一标准。
（四）城市环境卫生管理经费不充足
一是城市环境卫生管理队伍经费不充足。城市环境卫生管理精细化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完成的，而是要组织专门的管理队伍进行管理。随着城市环境卫生管理面积的不断扩大、领域不断扩充、要求不断提高，管理队伍也要同步发展壮大，这些都需要充足的经费作支撑。但现实中，在职在编城市环境卫生管理人员的收入并没有与工作任务同步增长，也就是说，工资待遇没有得到相应提高，严重影响了管理队伍的稳定性。二是城市环境卫生管理基础设施经费不充足。城市环境卫生管理理念要先行，配套要跟上。做好这项工作，必须有充足的专项资金。但现实中，市政工程建设和设备购置往往与城市快速扩张和管理需求增长存在较大差距。如部分县城中心城区的公厕供给总数与需求总数不匹配，不能满足城市发展需要;再如城市每个垃圾容器每天都应该配置一个塑料袋，以方便及时袋装清理垃圾，但经费不足造成一些垃圾容器没有配置塑料袋或者不能保证每天都能将垃圾袋装清理。三是城市环境卫生管理运行维护经费不充足。运行维护是加强城市环境卫生管理的重要环节，也是一项重大工程。卫生设备既会随着风吹日晒产生损耗，也会出现人为毁坏的可能，这就需要加大运行维护力度，运行维护经费也要同步增加。但现实中，运行维护经费往往捉襟见肘，难以按照作业量和标准保障到位，直接影响了设备的正常运行，严重影响了市容市貌。
（五）城市环境卫生管理手段不够先进
一是环卫作业方式原始。设备是否先进直接关系到管理效率和管理效果。部分城市环境卫生管理设备比较陈旧，机械化程度低，甚至停留在依靠大铁锨装垃圾、大扫帚扫马路阶段，以致路面清扫率、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粪便无害化处理率等都较低，满足不了人民群众对干净整洁环境的期待。二是环卫工人的综合能力有待提高。城市环卫工人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对新技术和新设备接受能力较差，在熟练操作环卫设备上还需要转型升级。三是智慧平台建设缓慢。从目前来看，尽管智慧城市建设已经迈出了步伐，但城市环境卫生管理智慧平台建设速度较为缓慢，有些县级城市刚刚起步，有些县级城市尚未将其提上日程，有些城市的智慧平台虽已初步成型但运用率不高，总体上没有突破传统管理方式和手段的制约。
四、城市环境卫生管理精细化困境纾解策略
城市环境卫生管理精细化是一项系统性、复杂性、长期性工程，既要注重更新管理理念，健全管理机制，也要关注管理标准，保障管理经费，更要适应时代发展趋势，充分利用现代管理手段，这样，才能推动城市环境卫生管理早日步入精细化、现代化轨道。
（一）从传统型到现代化：更新管理理念
⒈系统管理理念。城市环境卫生管理是城市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城市人口管理、交通管理、流动摊贩管理等共同构成统一的管理网络。它们之间不是互相独立、彼此割裂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交织的。其中，某一个子系统出现问题都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给整个系统带来不利影响。为此，必须树立系统管理理念，加强顶层设计，通过预判城市发展趋势，研判城市管理难题，进行有针对性的前瞻性规划，推动有回应性的整体性管理，这样，才能使城市环境卫生管理更加科学、城市运行更加高效。
⒉依法管理理念。城市环境卫生管理无论从过程还是结果角度衡量，都必须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推动。在作出重大决策时，一定要于法有据;制定标准规范时，一定要有法可依;推进管理措施时，一定要有法必依;执行执法决定时，一定要执法必严。如在建筑物标识标牌专项整治行动中，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如有设置标识标牌和户外广告需求的，必须聘请有资质的专业设计公司设计，报城管局审批、备案后方可实施;各街道要按照严格执法、违法必拆的原则开展执法工作，做到拆前有方案、拆中有保障、拆前拆后有图片，讲究工作方法，认真做好解释、劝导工作，确保社会稳定。总体来说，就是要在城市环境卫生管理的全过程做到以法律为准绳，依法管理、依法办事，切实解决城市环境卫生管理中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
⒊综合管理理念。一是强调综合手段的运用。要针对不同问题、不同情节综合运用行政、法律、道德等多种手段。二是强调综合关系的协调。要综合调节利益关系、协调社会关系，对“人、屋、车、场、网、组织”等各类要素进行全面管理和服务。三是强调解决综合问题。要研究制定市容市貌标准和城市管理措施，编制城市管理专项规划，制定城市管理方面的年度工作目标和考核办法，以解决负责市政设施运行、环卫保洁和垃圾收运、处置、资源化利用等问题，指导、监督、检查、考核市容环境卫生和综合行政执法管理工作。
⒋源头管理理念。城市环境卫生管理精细化既要治标、更要治本。治本之策在于加强源头管理，从源头上找准症结，做到对症下药。以垃圾分类工作为例，尽管一些人的习惯一时难以改变，但还是应从源头上和根本上解决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12月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的那样，要加快建立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垃圾处理系统，形成以法治为基础、政府推动、全民参与、城乡统筹、因地制宜的垃圾分类制度，努力提高垃圾分类制度覆盖范围。因此，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是加强源头管理的根本所在。
（二）從“运动式”到长效化：健全管理机制
⒈构建协同性参与机制。精细化管理涉及大量微观事务，完全依靠政府力量必然会造成巨大的行政成本支出，且未必能达到预期效果。城市环境卫生管理作为一个多方主体共同参与公共事务的过程，不应仅仅视为政府单一主体的事，还应建立起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公众等各主体之间协商合作良性互动关系，努力形成共建共治共享格局。构建协同性参与机制应关注以下几方面：一是参与过程互动。即“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30]而不是缺少核心的“主体多元化”。二是参与主体间的关系。必须准确把握政府主导与社会协同的关系，在强化政府行政管理责任的同时，通过各种方式调动各类社会主体参与精细化管理的积极性。既要强调各级行政部门的主导地位，强化公众、社区、企业的主体责任，也要发挥行业协会、商会、公益机构等专业性社会组织的作用。[31]三是参与渠道多样。参与渠道多样是实质性参与的必备条件，应通过制度化拓宽社会参与渠道。
⒉健全长效化监管机制。要将环境整治纳入政府绩效考核体系，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监督，将社会监督意见作为对相关职能部门绩效考核的重要依据。一是明确考核指标。将城市环境卫生管理纳入各相关部门年度管理目标之中，完善城市环境卫生管理考核指标体系。考核内容由单一的卫生保洁向市容环境、园林绿化、市政设施、经营秩序等转变。在进行绩效考核制度设计时，应明确考核范围、考核主体、指标体系、过程监督和激励措施五个方面内容。二是完善考核办法。将日检、暗查、月综合考核、督办四方面结合起来，对工作成绩突出的和未完成目标任务的予以通报;同时，不定期组织人员进行检查督查，对于履责不到位、工作推进不力的，严格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责任。三是强化考核结果的运用。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应组织专人对各街道整治情况进行督查考核，对不作为、乱作为、推诿扯皮、弄虚作假、不能按期完成整治任务的单位，按照有关规定进行责任追究;对管理不到位、措施不落实、工作效率低、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吃拿卡要的单位和个人进行严肃问责。
⒊健全市场化运作机制。国务院出台的《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2017年3月1日第二次修订）第二十九条规定：“环境卫生管理应当逐步实行社会化服务。”实践证明，“多元主体下有效共治的市场模式是我国环卫公共服务提供的理想模式”。[32]因此，在城市环境卫生管理中，应当重视并建立起政府与企业的合作关系，以合作克服政府大包大揽的传统弊端，提高城市环境卫生管理质量和效率。按照政企分开、管养分离原则，加快公共服务市场培育，加大城市管理市场化、专业化力度，把市场能做好的尽量交给市场，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确立公共服务企业在城市基础设施养护市场的主体地位。这就要求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逐步有序将路灯、亮化、环卫保洁、垃圾分类处置及“牛皮癣”清理等交给企业、社会组织，形成政府主导、企业经营、市场化运作的管理管护新机制，以走出当前城市基础服务设施运营管理高成本、低效率的困境。
（三）从模糊化到清晰化：明确管理标准
⒈明确道路保洁管理标准。从总体上说，要按照路面净、路牙净、井箅子净、树穴净、绿化带净、墙根净等标准进行作业，达到道路上无垃圾、无污水、无沙土、无烟头、无果皮纸屑的效果。具体而言，一是在作业方式上，要区分快速路、主次干路、非主次干路、非机动车道、人行道等特点选择保洁工具。快速路、主次干路以采用大型保洁机具联合作业方式为主，非主次干路、非机动车道、人行道应使用小型保洁机具或人工保洁方式进行作业。二是在任务分配上，要区分不同季节、不同时段等安排任务量。如在非冬季，可按照早晨、午间、晚上三个特定时间段实行每天三次集中作业。如遇高温、暴雨等特殊天气，可根据实际情况优化作业模式并及时调整作业时间及频次。三是在质量上，要严格控制道路上可见垃圾数量、可见垃圾滞留时间、地面尘土量、路面本色度等指标符合城市环卫要求，确保道路保洁作业二次扬尘污染控制到位，作业后路面无污水、无污泥、无杂物。
⒉明确环卫设施设备管理标准。环境卫生设施设备的设置、管理、维护应符合布局合理、整洁卫生、方便实用等要求，保证设施设备和作业机具的种类、功能、数量配置到位。环卫车辆、垃圾容器、垃圾转运站、公厕等设置应符合国家现行实施的《城市环境卫生设施规划规范》GB50337、《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准》CJJ27、《城市公共厕所设计标准》CJJ14和《城市公共厕所卫生标准》GB/T17217等有关规定，不折不扣加以落实。
⒊明确生活垃圾收集、运输、处置标准。应按照国家相关要求，全面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行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置，促使垃圾分类收集与运输、处置方式相协调，促进生活垃圾处理的无害化、减量化和资源化。同时，加强对垃圾收集运输作业人员的管理，确保在运输过程中不出现垃圾扬、撒、拖挂和污水滴漏等现象。
（四）从随意性到稳定性：保障管理经费
⒈在管理队伍方面提供充足保障。应按照国家和省、市有关机构编制管理规定，根据精细化管理实际需要，合理核定和调整城市环境卫生管理队伍人员编制，努力配足配强队伍，有效解决城市环境卫生管理力量不足问题。另外，各项工作牵头单位要负责具体工作的组织实施，主要领导负责抓总协调，制定工作方案，确定工作目标，强化工作举措，明晰工作进度，明确责任人员，通力协作形成合力，杜绝推诿扯皮现象，确保城市环境卫生管理工作顺利进行。
⒉在设备方面提供充足保障。进一步夯实城市环境卫生管理设备基础，市、区两级要安排专项资金更新和添置一批市政养护、桥梁维护、垃圾清运、城管执法等急需设备，淘汰陈旧、落后设备。
⒊在经费方面提供充足保障。调整现行城市环境卫生管理经费预算标准，按照高水平、精细化、长效化的管理要求，综合城市规模扩张、设施投资及资金成本增加、作业成本加大、人员工资提高、物价上涨等因素，建立健全工作量与经费同比例增长机制。推动城市空间资源市场化，通过招标、拍卖等形式出让地下通道、户外广告等经营权，实行特许经营，收入全部用于城市环境卫生管理，努力形成城市建设与卫生管理互动互促、协调发展的良性循环局面。
（五）从传统型到智慧化：改进管理手段
⒈搭建城市环境卫生管理数据集聚平台。数据是一种符号，更是一种资源。“复杂的数据不再仅仅呈现出结构性特征，反而更多地呈现出非结构性和半结构性特征”，[33]因此，把数据资源转化为管理效能，就需要搭建数据集聚平台。这个平台就像一个数据库，既包含实时数据，也包含历史数据，通过有效对比和分析，能够为管理提供数据支撑。如新加坡城市管理部门开发的“一联通”以ICT技术为依托，居民可以充分利用这个数据平台实现广泛参与;[34]又如美国纽约311平台也成为城市环境卫生管理实时数据的最主要来源。在我国，已有一些城市设立了非紧急政务热线，如江西设有12345市民服务热线，这一热线涵盖市容环卫多个职能部门，为搭建数据集聚平台奠定了良好基础。
⒉组建城市环境卫生管理数据分析团队。数据如果不经分析，只能成为僵尸数据，对于城市环境卫生管理工作毫无意义。数据驱动的城市需要一支专业情报分析团队，队员必须具备数据处理、信息分析、情报甄别能力，尤其需要数据科学和竞争情报方面的专业人才。通过数据分析，能够对城市范围内所有环卫作业车辆、垃圾采集点等进行实时监控，做到管理无死角，确保卫生清洁及时、垃圾清运及时、维修养护及时，进而实现精细化管理。
⒊构建城市环境卫生管理数据预警指标体系。基于数据构建的预警指标体系有助于系统而直观地展示大数据背后所呈现的城市环境卫生管理短板，科学地梳理问题矛盾次序，从而提高决策者的管理效率，这也是进一步展开情报分析以切实解决问题的基础。城市可以在搭建城市公共数据集聚平台的基础上，根据对已有数据的分类，尝试设计预警指标，并在不断扩大公共数据所涉范围的同时，逐步完善整套预警体系。[35]
总之，城市环境卫生管理精细化作为城市管理精细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抓手，但就目前来看仍然面临一些困境，因此，应在充分认识和把握城市发展趋势的基础上，以历史眼光和宏大視野对待城市管理问题，尤其要把城市环境卫生管理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久久为功、常抓不懈，以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在城市生活中的安全感、尊严感和幸福感。
【参考文献】
[1]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N].人民日报，2013-12-15（01）.
[2][29]习近平在北京考察工作时强调立足优势深化改革勇于开拓在建设首善之区上不断取得新成绩[N].人民日报，2014-02-27（001）.
[3]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N].人民日报，2015-12-23（01）.
[4]习近平.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EB/OL].http：//china.cnr.cn/gdgg/20170305/t20170305_523637510.shtml.
[5]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坚定改革开放再出发信心和决心 加快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N].人民日报，2018-11-08（001）.
[6]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二○一九年新年贺词[N].人民日报，2019-01-01（01）.
[7]汪中求，吴宏彪，刘兴旺.精细化管理[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145.
[8]刘银喜，任梅.精细化政府：中国政府改革新目标[J].中国行政管理，2017，（11）：107.
[9]陈晨.城市治理精细化转型路径分析[J].中共珠海市委党校珠海市行政学院学报，2015，（1）：39.
[10]姚亮.“五化”同步助推社会治理精细化[N].中国社会报，2016-03-28.
[11]赵孟营.社会治理精细化：从微观视野转向宏观视野[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6，（1）：78.
[12]唐皇鳳.我国城市治理精细化的困境与迷思[J].探索与争鸣，2017，（9）：92.
[13]蒋士成，蒋岩岩.精细化制度能实现精细化治理吗——一个经济学视角的分析[J].探索与争鸣，2018，（8）：66.
[14]曾纪茂，周向红.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体制的分类与比较[J].中国行政管理，2019，（2）：23.
[15]韦如梅，董幼鸿.破解城市管理体制困境的路径选择——以上海城市综合管理“大联动”机制建设为例[J].上海城市管理，2016，（6）：83.
[16]熊文钊，张步峰.城管论衡：综合行政执法体制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
[17]贺荣.北京市综合行政执法有关问题的探索和思考[J].法学杂志，2010，（10）：94-97.
[18]（美）査德博克斯.公民治理——引领世纪的美国社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19]（美）珍妮特·V·登哈特，罗伯特·B·登哈特.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11.
[20]金国坤.行政执法机关间协调配合机制研究[J].行政法学研究，2016，（5）：15.
[21]陶振.大都市管理综合执法的体制变迁与治理逻辑[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7，（1）：34.
[22]刘福元.部门间行政协作的困境与出路——以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为例[J].当代法学，2016，（5）：83.
[23]郭大林.从“数字化”到“互联网+”：城市管理的多元共治之道[J].求实，2018，（6）：79.
[24]王艳文，王烁.城市管理模式的探索与思考[J].机构与行政，2015，（12）：56.
[25]叶敏.城市基层治理的条块协调：正式政治与非正式政治——来自上海的城市管理经验[J].公共管理学报，2016，（2）：129.
[26]李强.城市精细化管理的实践偏差与逻辑遵循[J].城市观察，2019，（2）：142.
[27]李金龙，陈芳.智慧治理：城市综合执法创新的路径选择[J].江西社会科学，2018，（6）：202.
[28]熊竞.大数据时代的理念创新与城市精细化管理[J].上海城市管理，2014，（4）：26.
[30]王道勇.加快形成“一主多元”式社会治理主体结构[J].科学社会主义，2014，（2）：25.
[31]吴苏贵，李显波.上海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调研报告[J].科学发展，2018，（1）：87-93.
[32]柴宝勇，石春林.多元共治下我国环卫服务的模式类型与逻辑线索——基于有效性视角的分析[J].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20，（2）：14.
[33]罗志强，李才平.大数据时代的社会治理创新：挑战与变革[J].理论月刊，2017，（3）：174.
[34]余敏江.“超前治理”：城市管理的范式革命——评《“花园城市”的“管”与“治”——新加坡城市管理的理念与实践》[J].理论与改革，2017，（4）：113.
[35]施雯.基于大数据的情报分析如何助力城市管理——纽约实践及启示[J].图书情报工作，2016，（4）：117. （责任编辑：高 静）
Practical Dilemma and Relief Strategy of Urban Environmental
Health Management Refinement
Luo Zhiqiang
Key words：urban management;urban environmental sanitation management;fine management;modernization of governance
作者：罗志强
城市垃圾数字化管理论文 篇2：
破解城市管理体制困境的路径选择
摘要：随着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大量人口涌向城市，城市社会管理日益复杂，任务越发艰巨，传统的城市管理体制难以适应当前城市管理新的需要。为了解决当前城市管理中出现的日益复杂的问题，破解城市管理中的体制性困境，上海部分地区开始探索城市综合管理“大联动”机制建设。该机制试图在不改变现有行政管理组织体制和部门行政管理职责的前提下，“通过队伍整合、管理联动、信息互通、资源共享等举措，实现信息准确采集、指挥调度统一、力量动员高效和处置快速及时”的现代化城市管理目标，有效解决当前城市管理中普遍存在的疑难杂症。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形成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社会管理机制”，[1]提高社会管理的科学化水平。上海市部分地区为了解决日益复杂的社会管理问题，在不改变现有城市管理体制基本框架的前提下，探索社会管理机制创新，探索建设城市综合管理“大联动”机制，打破条块分割，整合各种主体，形成整体合力，切实推进“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社会管理机制”建设，以逐步提高上海社会综合管理的能力和水平。
一、城市管理复杂化对现有城市管理体制提出新挑战
近年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人口流动也在加快，其中重要的表现之一就是大量人口开始涌向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同时，由于城市的容纳能力有限，公共服务水平不高，一系列社会管理问题凸现出来，社会冲突和社会矛盾呈高发态势，传统的“条块分割”式的二元管理体制越来越不能适应城市新的发展需要，城市管理迎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一）城市管理复杂化
随着大量人口涌入城市，有些城市或某些城市的部分地区外来人口已超过本地户籍人口。据2013年6月统计，上海闵行区流动人口已超过120万，与98万的户籍人口形成人口倒挂，人口数量的增加和人口结构的变化，使闵行区部分区域的“城中村”、违法搭建和群租现象突出，小发廊、小饭店、小网吧、小浴室、小棋牌室、小游戏机房等无证“六小”场所蔓延，乱设摊、无证照经营现象难以遏制。原有按照户籍人口进行配置的公共产品无法满足区域内民众的需求，社会治安问题越来越严峻，对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形成巨大威胁，也给城市管理带来巨大挑战。具体如下：
一是公共安全问题突出。据统计，“从2002年到2008年，闵行区‘11O’接处警总量年平均以30%以上幅度增长”。[2]全区“八类”恶性案件和“两抢”等严重影响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案件高发；“黄赌毒”等治安问题屡禁不止；非法行医致死事件时有发生；部分地区重大安全隐患普遍存在，安全设施不到位。尤其是郊区一些企业将厂房、工业用房改建为出租房，存在很大安全隐患。
二是市容环境问题严重。1.无证经营、占道经营、跨门经营严重，甚至将书报亭改为餐点，造成交通堵塞，人行不便，影响市容；2.环境卫生存在顽疾，乱拉横幅、乱放垃圾现象普遍，且都在夜间活动，很难控制，整治成本也大；3.违法搭建时有发生，如因外来人口多，住房需求强烈，而违法搭建因收费低易出租，因此违法搭建难以禁止，严重影响了市容环境。
三是社会管理秩序混乱。1.非法营运猖獗。黑出租、黑三轮、黑二轮、黑货车非法营运普遍且乱停车现象严重，影响了正常交通秩序。2.非法诊所、非法学校普遍存在。由于外来人口众多，正规的医疗、教育机构难以满足需求，给非法行医、非法办学等的生存提供了土壤。
四是社会稳定问题突出。如上海市闵行区的经济社会在改革开放后的几十年里取得了很大发展，多项市级重大工程在此开工建设，城乡一体化建设也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由城市建设引起的拆迁、征地，民营企业发展导致的劳资纠纷，以及经济发展对市容环境的破坏等引发的新的社会矛盾，特别是群体性冲突大幅上升，集访、群访等非正常上访大量增加。同时，外来人口管理困难。外来流动人口中大部分学历不高，且有很强的同乡观念和抱团意识，容易聚众闹事。
总之，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给城市社会管理带来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仅靠现有的城市管理模式难以解决现实复杂问题，传统应急性、被动式的社会管理方式亟需改变。
（二）当前城市“条块”二元管理体制的弊端凸显
1.“条块”权责不对等
长期以来，区级职能部门比较多地集中了城市管理人、财、物等资源配置的权力，城市管理的重心主要在区级层面。由于现有的部门受垂直管理体制的影响，区级的“条”和街镇的“块”之间，时常难以有效协调联动。一方面，区级职能部门尽管掌握了较多的管理资源和管理权力，但因管理力量有限等原因，面对各种城市管理顽疾，往往是“有权管、看不见”，沉不下去，管不到边。另一方面，处于基层直接面对群众的街镇，在城市日常管理中苦于缺乏相应的权力作保障，往往是“看得见、摸得着、无权管”。
2.“条块”联动不到位
目前，我国城市社会管理架构基本上还是继续采用旧有的管理模式，以条为主进行垂直管理，条块分割，部门之间信息缺乏有效沟通；条与块之间缺乏应有的联动，条与条之间也存在壁垒，易产生人为的信息屏障。长期以来，条块之间未形成长效、整体合力，难以适应情况复杂化、任务艰巨化的社会管理需要。
3.管理力量不足
基层人员配备问题比较突出（管理执法人员过少），户籍人口配备执法人员比例不协调，尤其是专业执法人员缺乏，影响了行政管理和行政执法；行政部门不主动，不积极参与前端管理。如在郊区，“食品监管领域，人均监管户数为44，是徐汇的4倍，静安的7倍。全市城管平均配备数为6人/万人，而松江区不到2人/万人。同样的情况，在交通执法、房管、卫监等许多部门都不同程度存在”。[3]
4.管理方式单一
城市社会管理习惯于搞专项整治。这样做，往往短期内效果较好，但重专项整治、轻常态管理容易导致职能部门对于该管的事情缺乏必要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静等专项整治来推进工作，影响城市社会管理的实效。现行城市“条块”二元管理体制弊端凸显，问题较多。在实际工作中，当问题涉及多个部门时，往往不能明确问题的首要责任人或最终承担者，存在“谁都有责任，谁都可以推卸责任”的怪现象。部门之间的隔离使得城市管理出现缝隙，部门之间缺少整合致使很多问题难以统筹解决，往往形成城市管理中的空白区域和真空地带，严重影响了城市管理的严密和高效。为了解决当前城市管理中方式单一、条块分割等普遍存在且越来越不能适应发展需要的问题，必须有所改革和创新，探索适应城市新发展的城市管理新模式、新机制，这也为基层城市综合管理“大联动”等机制创新提供了有利的政治生态。
二、破解困境——上海城市综合管理“大联动”机制建设探索
为了解决当前城市管理中出现的日益复杂的问题，破解城市管理中的体制性困境，上海部分地区开始探索城市综合管理“大联动”机制建设。该机制试图在不改变现有行政管理组织体制和部门行政管理职责的前提下，“通过队伍整合、管理联动、信息互通、资源共享等举措，实现信息准确采集、指挥调度统一、力量动员高效和处置快速及时”[3]的现代化城市管理目标，有效解决当前城市管理中普遍存在的疑难杂症。“大联动”是一种管理机制创新，是城市综合治理的新探索。该机制特色鲜明，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组织架构设计：由条线管理为主向街镇管理为主转变
“大联动”以“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统一协调，分级包块，责任明晰”[4]为基本原则，在区级层面设立联动中心、街镇层面设立联动分中心、社区层面建立联动工作站，大力加强和充分发挥街镇在城市综合管理中的主体作用。通过建立区、街镇和居（村）委三级“大联动”管理网络，最终形成“党政领导、统一指挥、诸力联动、各司其职、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主”[3]的工作体系。在该工作体系中，各级党政主要领导为第一负责人，各相关委办局领导参与联动中心工作，各相关部门都成为中心的联动单位，确保“大联动”工作权威性和常态化。
（二）管理力量整合：由力量分散向协同作战转变
管理力量整合包括社会协管力量的整合和职能部门执法力量的协调联动。社会协管力量的整合，由区级负责统筹，街镇统一管理，居（村）委集中使用。职能部门执法力量的协调联动，是在区职能部门指导下，探索和建立以街镇为主的行政执法联动模式，解决力量分散、信息屏蔽、各自为战的管理弊端，形成“一张管理网络、一套运行机制、一个指挥系统、一个服务平台、一支综合力量”[4]的城市管理工作新格局。同时，要加强体制内管理力量与体制外社会力量的联动，既要用好政府以市场化手段购买的社会服务资源，更要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调动广大市民的积极性，建立并壮大“大联动”社会志愿者队伍，进一步全面提升城市管理水平。
（三）管理内涵拓展：由市容环境管理向城市综合管理延伸
目前，全国不少地方都在试行“大城管”改革，但其重点主要还是集中在市容市貌的整治方面。而上海部分地区正在推动的城市综合管理“大联动”机制建设，则是以“整合资源抓源头、综合治理保稳定、化解隐患促和谐”为目标，以“管理力量大整合、社会服务大集中、信息采集大平台、矛盾隐患大排查、社会治安大联防、行政执法大联动”[2]为思路，整合现有管理资源，以网络化管理为基本形式，其中以全区作为大网、街镇为中网、街面和小区巡管为网格，并且相互叠加，多网合一，建立起一张竖到底、横到边的无缝衔接的城市社会管理网络。
（四）管理流程设计：从事后执法处置向事前发现预防延伸
上海“大联动”机制建设在城市管理工作流程的设计上，坚持“先服务、再管理、后执法”的理念，改变管理方式，从处置问题向发现问题延伸。加强依法行政，明确界定服务、管理和执法三者之间的关系，尤其强调服务类力量不能代替管理类力量，管理类力量不能代替执法类力量。在“大联动”机制推行过程中，注重预防工作，始终把握“三个尽可能”，即：能在初始阶段解决的，尽可能不拖延至后续环节解决；能通过服务手段解决的，尽可能不动用管理手段解决；能通过管理手段解决的，尽可能不进入执法程序解决。
（五）管理模式运行：实现常态管理与应急管理相结合
“大联动”机制主要立足于城市综合管理的常态化。如闵行区“大联动”中心与区应急联动中心合二为一，实行“两块牌子，一套班子”。街镇“大联动”分中心也逐步接入区应急联动中心主要信息平台，成为街镇应急联动事务指挥平台，平战结合，实现常态管理和应急管理有机统一。
（六）管理技术应用：由信息孤立的封闭式管理向集约高效的数字化管理方向转变
目前，部分地区覆盖全区各街镇的综合管理基础信息采集系统已经建成并投入使用。该平台一方面为及时向各级主要领导及相关管理部门科学决策提供必要的基础性信息依据。另一方面，为基层管理主体，如区、街镇和居（村）委之间，有效实现信息资源共享、对接有序规范和管理联合行动，成功将“大联动”的信息分流、交办督办、通报反馈、考核监督等机制融入到信息系统中，将运行机制规则固化为网上实际操作流程，基本实现“信息流、工作流和责任流”三流合一，有效杜绝推诿扯皮、不按时限办理等问题，切实提高“大联动”管理的工作效能和执行效力。
“大联动”机制，通过各职能部门间的工作联动、信息共享和力量整合，使原有“条”上与“块”上的行政力量和社会资源能够得到有效整合利用，特别是强化了街镇、社区等基层“块”上的综合管理职能，促进形成了块上牵头、条上联动的城市管理工作新局面，解决了“条上有权看不见，块上看见无权管”、权责错配等体制性问题；“确保‘条条之间’、‘条块之间’实行联合执勤、协同执法的联动机制，促使‘条’在‘块’上刚性的、制度化的联动运行机制中，在指令性、常态化的联勤指挥调度下履行法定职能，解决了行政管理中存在的责任缺位、环节缺失和运行‘失灵’的问题。”[3]
三、城市综合管理“大联动”机制给城市管理模式带来巨大变革
上海城市综合管理“大联动”机制的创新实现了从科层治理向整体性治理的转变，它以满足公民需求为目标，以信息技术为依托，以整合、协调和责任为要求，实现各种力量在城市社会综合管理中的联动，体现了整体性治理的内在要求，至少在以下几方面促进了政府城市管理模式的变革：
（一）从政府管理理念角度看，“大联动”机制创新是以问题的发现为导向，以解决民众关切的问题为路径，以满足民众的需求为目标，提高政府的回应性
“大联动”机制“突出强调主动发现问题，健全矛盾隐患排查机制，通过日常网格化联勤和小联勤巡防，及时发现、快速处置，突出源头管理、前端管理。实现被动整治转为主动治理，将矛盾控制在萌芽状态，将过去的联合整治由突击开展转变为常态集中，通过条上联动、块上巩固，有效强化了对城市管理老大难问题的长效工作机制建设，掌握社会管理的主动权，满足民众的社会需求”，[3]为民众提供有效的公共产品和服务。
（二）从政府管理流程再造角度看，“大联动”是城市管理机制的创新，其核心是实现政府组织的扁平化，减少行政管理的中间层级，提高管理的效能，达致政府与民众之间直接沟通、良性互动和有效服务的目的
“大联动”机制打破了我国政府组织“条”、“块”分割、边界分明的传统格局，强化了不同职能部门之间的配合与协作，加强了各种管理力量的整合，为广大民众提供更高质、更便捷的服务，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三）从政府治理模式变革角度看，“大联动”机制创新是以突破原有的条块分割的科层体制局限、快速整合条块资源为目标的基层治理模式新探索
“大联动”机制实现了从传统科层制治理向整体性治理模式的变革，通过“条”上资源在“块”上的整合，如街镇联动指挥中心既有各职能部门授予的部分先期指挥权，也有对街镇各方面力量的综合协调权，有效改变了过去各自为政的局面，实现了城市管理中的“多赢”局面，为民众提供了整体性的公共服务，提高了政府为民服务的能力和水平。
（四）从政府管理方式角度看，“大联动”机制创新社会参与模式，实现协同管理
“大联动”机制吸纳各种主体参与城市治理，其运作主要以街镇分中心为管理平台，对城管协管、房屋协管、市容环境协管、治安辅助巡逻，社区保安、物业保安，社区综合协管、居委会干部、治安积极分子等各种力量进行有效整合，共同参与城市综合治理。在市民生活的最基层，如社区，则主要依靠群众性自治组织、社区现有管理机构和人员对基层社会管理的参与，实现市民的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在实现基层民主自治的同时，在涉及安全、环境和秩序等公共问题方面做到及时发现、快速处置，实现与各相关管理部门和单位的无缝对接，实现了各种主体的协同治理，提高了城市综合治理水平。
（五）从政府管理技术角度看，普遍运用现代化信息技术，提高“大联动”机制运行效率
“大联动”机制依托于现代信息技术。现代信息管理技术的重要基础设施就是各类监控。“大联动”机制对遍布市区的各种监控设施进行有效整合、统一配置，职能部门根据各自的权限和实际需要，使用这些设施和资源，形成一套完整的“信息采集、流转、处置、反馈的运作流程，实现区、街镇、社区三级网络的串联和联动部门的信息共享、接口有序和工作联动”。[3]同时，把“大联动”进一步细化为网格化管理，以街镇为中心，多网合一，同网同责；以社区为网格，通过社区网格巡管队，开展公共安全、环境和秩序等基础信息的采集和上报工作，必要时及时排查隐患、维护治安，甚至直接行使管理权。所有这些信息的流转、指令的传递、结果的反馈等环节都是通过“大联动”信息网络平台实现，信息技术的普遍运用提高了“大联动”机制运行的效率。
（六）从政府管理评估模式角度看，“大联动”机制建立了以结果为导向的评价体系，对“大联动”机制运行过程进行全程监控
为确保“大联动”机制真正发挥实效，上海部分地区政府将各单位“大联动”工作绩效纳入目标管理考核，作为年终考评和领导干部任免的重要参考依据之一，先后建立起多项考核评比制度。同时，分步骤向社会公开“大联动”政务信息，率先向区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全面公开，并计划通过区政府门户网站向全社会公开各单位、各部门“大联动”履职情况，通过社会监督的倒逼促进“大联动”工作的深化和完善。
说明：本文部分资料来源于上海闵行、松江、嘉定、长宁、浦东周浦镇的城市综合管理“大联动”机制建设调研报告。
参考文献：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石竹.一场城市综合管理的“大联动”——记上海市闵行区城市综合管理的创新机制[J].信息化建设，2011（3）.
董幼鸿.大城市社会管理机制创新面临的困境与化解——以上海基层城市综合管理大联动机制建设为例[J].理论与改革，2013（5）.
孙潮.平安世博催生社会管理创新——以上海市闵行区“城市综合管理和应急联动机制”为例[J].行政管理改革，2010（10）.
责任编辑：王 缙
作者：韦如梅 董幼鸿
城市垃圾数字化管理论文 篇3：
数字化如何助推垃圾分类治理创新
[摘 要]伴随垃圾分类的政策倡导与实践创新，数字化技术普遍渗透进城市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进程，成为助推垃圾分类治理创新引擎。文章通过对浙江“虎哥回收”个案进行考察发现，数字化技术介入垃圾分类过程，实现了垃圾流动过程优化与主体利益关系的重构。治理机制“链条化”、治理主体关系“结构化”和治理目标“多元融合”三条路径，推动着垃圾分类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保障数字化助推垃圾分类治理创新的持续性，今后需要进一步夯实居民环保参与、社区组织网络等社会基础。
[关键词]垃圾分类;数字化治理;技术与社会;浙江“虎哥回收”
数字化转型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数字技术赋能已成为现代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引擎。伴随着国家逐渐落实数字中国建设战略和加快数字社会建设的政策支撑，以及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的社会影响，数字化技术日益嵌入日常生活世界与现代社会治理体系。
数字化治理是数字化技术与治理理论融合渗透的现代综合治理创新形态，是治理主体运用信息技术，易化政府行政和公共事务的处理程序，并提高民主化程度的治理模式，①亦即通过治理工具的“数字化”，推动治理主体及单元精确、协调、高效、稳步和持续运作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历史过程。②以数据为本的数字化治理是当代社会技术变革与社会治理新范式，更是重构治理理念、治理逻辑、治理体系与治理模式的结构性力量。借助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等网络平台与信息技术的普及，利用“互联网+”促进环境风险治理转型，已成为学界共识和实践创新来源之一。③在城乡生活垃圾分类治理领域，智能分类回收设置、手机APP、远程监控等数字化技术被普遍应用于城乡生活垃圾分类过程，垃圾分类俨然进入数字化治理新时代。
一、问题的提出
与各地政府积极借助数字技术推动垃圾分类创新及其丰富的实践经验相比，学界对垃圾分类数字化治理的研究刚刚起步。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垃圾分类治理创新的技术路径研究。学者们普遍认为，互联网、区块链等新技术是垃圾分类治理创新的有效路径之一。杜欢政、刘飞仁在归纳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收集难点的基础上，提出强化垃圾分类收集宣传，形成垃圾分类运输、分类处置的“城市梯度标准”，强化垃圾分类技术创新，推动云计算、大数据等新技术加速渗透的系列机制。①胡溢轩、童志峰在环境协同共治模式的“安吉”模式分析中指出，农村垃圾处理的技术支撑机制，尤其是“互联网+”生活垃圾处理的市场化，是推动环境协同治理与农村垃圾处理的重要技术。②钱坤提出，要实现城市垃圾分类治理的目标，应当构建“强制+激励+教育”的整体性治理新路径，互联网等可以优化整体性治理路径。③此类研究主要从强化政府职责、改进分类技术与健全体制机制等综合性视角提出创新垃圾分类治理，但垃圾分类智能化、数字化治理作为环境治理中诸多机制和技术创新的一类，并没有成为单独的学术议题，其实践意义与理论价值还未获得充分表达。
二是垃圾分类数字化治理研究。尽管“互联网+”垃圾分类的实践效果和模式运行存在“源头分类难以激励”、④“原子化”的個体主义倾向⑤等实践困境，但是垃圾分类数字化治理依旧是创新环境治理的有效机制。蒋培通过分析垃圾分类技术在乡村落地的社会基础，强调了数字化技术嵌入乡村的“社会关系-技术知识”体系。⑥周冯琦、张文博分析了垃圾分类智能化利用的阶段特征、现实问题及优化路径。⑦孙旭友提出“互联网+”垃圾分类是农村垃圾污染治理的创新方式和提升农村人居环境质量的必然要求。⑧此类研究强调了数字化助推垃圾分类治理的重要性和可行性，但是关于数字化如何助推垃圾分类治理创新、数字化治理的内在机理等议题还远未形成体系化、整体性研究。
互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为垃圾分类治理提供了新的工具与平台，也改变了垃圾分类治理的深层次运作逻辑。数字技术的介入与赋能对垃圾分类投放、回收与监管等处置方式的改变，以及垃圾分类效率化与处置科学性的提升，可以通过过程监控、垃圾减量率、资源化利用率等数字化场景直观呈现;而数字化技术对垃圾分类治理逻辑的重构，需要借助垃圾分类数字化治理过程分析，重新认知治理客体（垃圾）与治理主体（行动者）在数字化技术介入下的逻辑关系。垃圾分类数字化治理本质上是不同主体之间关系的技术化重构，也是围绕“垃圾”流动与“主体”行动形成的垃圾分类治理关系网的数字化表达。就此而言，垃圾分类数字化治理是新时代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在环境治理领域的运用，是借助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与大数据等数字化技术介入垃圾分类过程，以实现垃圾分类主体协同治理与垃圾分类治理效能提升。数字化助推垃圾分类治理创新，是以数字化技术优化垃圾分类治理过程与重构利益主体关系为基础，对垃圾分类治理逻辑的重新塑造。数字赋能如何重塑治理逻辑，进而助推垃圾分类创新？要回答好这一问题，就需要围绕“垃圾”分类过程，对垃圾分类治理主体、治理目标、治理机制的变化加以分析。基于此，本文以浙江“虎哥回收”为例，把“垃圾分类数字化治理”作为独立的研究议题，在洞悉其数字化治理过程与治理内容的基础上，以垃圾的分类处理过程优化与主体的关系重塑为主要研究落脚点，分析数字化技术如何重塑垃圾分类治理逻辑，进而助推垃圾分类治理创新。
二、个案介绍与资料获得
（一）个案介绍
“虎哥回收”是浙江虎哥环境有限公司旗下的生活垃圾分类和生活服务品牌。该公司成立于2015年7月，总部位于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目前有杭州余杭区与湖州安吉县两大服务覆盖圈。公司现拥有专用生活垃圾分类回收车辆200辆，资源化分选总仓3万余平方米，构建了一条从居民家庭到垃圾总仓的垃圾“分类、收集、运输、处置”路径。其垃圾分类体系“脱胎”自杭州市余杭区，并已推广应用至湖州、衢州等地市。
浙江“虎哥回收”是依托杭州市余杭区政府数字化治理平台，自主打造的便民、高效的废旧物资回收平台，于2015年11月正式上线，已运行多年。“虎哥回收”垃圾数字化治理系统以线下投放、运输、分拣、仓储、回收等垃圾处置设施为基础，依托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等现代互联网技术，搭建起“垃圾分类大数据”“呼叫订单信息实时监控”“物流实时监控”“资源化数据”“环保积分兑换监管”五大板块的智慧化管理平台，构建出“分类”“清运”“处置”三大信息模块，并实现垃圾分类治理信息数据的政府共享，如图1所示。
“虎哥回收”依托垃圾分类数字管理平台，构建生活垃圾全生命周期的智慧化监管网络，实现垃圾从源头产生环节、收集运输环节到末端处置环节的闭环管理，以提供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服务，建立“前端收集一站式，循环利用一条链，智慧监管一张网”的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全链条体系。它试图通过以下四种方式实现垃圾分类数字化治理：一是居民垃圾分类投放的数字化。公司将其自有的小程序推广到居民中应用，基于线上的便捷交互，使居民足不出户便能参与垃圾分类回收，并对居民回收可利用废弃物、有害垃圾存量及其获得公益金额度、环保积分兑换等进行数据统计。二是公司在垃圾收运与处置环节的在线监管。借助线下物流系统与监控平台，对垃圾收运时间效度、每天的垃圾收运量、垃圾回收工作效率等加以实时监控与数据统计。三是垃圾分类处置的数字化。企业对垃圾的处理信息，包括垃圾数量、可回收物存量、垃圾回收利用率等，在不同时间节点进行大数据分析和场景展示。四是政府购买服务的量化考核。通过垃圾分类数据的共享与数字化展示，企业可以更好地呈现服务效果，推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与数字城市建设。“虎哥回收”垃圾分类数字化治理平台与治理过程，为研究垃圾分类数字化治理创新提供了绝佳案例。
（二）资料获得
本文所用资料主要通过定性的参与观察、深入访谈、文献分析等方法获取，主要包括三个部分：一是对“虎哥回收”的运行背景、取得成效和现实问题等通过实地走访、座谈、专题研讨等形式进行收集，这是本文资料的主要部分。调查对象有30多人，其中包括区政府分管负责人、区城市管理主要负责人、所在街道相关负责人、浙江虎哥环境有限公司负责人和员工及居民等。二是通过参与式观察获取资料，即实地考察村居社区垃圾投放、回收、分拣和处理状况，实地参观“虎哥回收”总仓以及虎哥智慧化管理平台的后台处理和数据分析等。三是通过现场索取和网上查阅获得的各种文字资料，主要包括企业宣传画册、会议记录、工作报告、媒体新闻报道等。
三、数字化助推垃圾分类治理创新的三种路径
浙江“虎哥回收”依托督导检查、物流运输、处理设备与后端集约公司等线下设置，打造且运营的垃圾分类数字化治理系统，坚持数据赋能与科技支撑，以数字化推动垃圾治理模式创新，实现了垃圾分类处置流程与利益主体关系的重构。“虎哥回收”主要通过以下三种方式助推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治理模式创新。
（一）数字化延展治理机制立体循环
市域生活垃圾分类是城市人居环境改善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举措，其本身就是蕴含着前端分类投放、中端分类收运与后端分类处理等不同阶段的复杂运行系统，需要提升激励、动员、宣传、考核等不同治理机制的效能。如何发挥多元化治理机制的统合作用，提升垃圾分类环节之内的分类效果以及实现分类环节之间的融合，一直是困扰生活垃圾分类制度落实与提升垃圾分类治理效能的主要难点。“虎哥回收”依托垃圾分类数字管理平台，构建了生活垃圾全生命周期的智慧化监管网络，实现了垃圾从源头产生、收集运输到末端处置等不同环节的闭环管理。这种闭环式管理的全过程监管系统与垃圾分类处置有效衔接体系，借助智慧化监管网络，提升了激励、监控、考核等機制在垃圾分类不同环节中的治理效能。譬如在中端分类收运阶段，依托物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技术，对垃圾运输过程中的作业车辆进行全过程实时管理，实现运输车辆车载视频和清洁站、转运站等设施视频监控的联网，在线监控运输车辆状态、垃圾收运量、设施环境质量，用数字化手段覆盖垃圾中端运输中的管理盲区，让垃圾分类收运完全展现在线上监管与数字化考核之下。在垃圾末端处置环节，根据数字化平台统计的资源化组分信息、资源化去向信息、有害垃圾信息、末端企业管理信息等后端信息模块，全景式展示垃圾分类处置路径与治理效果，可以全方位、科学化与精确性考核企业处置垃圾的“三化”成效。根据企业的统计报表显示，虎哥公司2019年“虎哥”生活垃圾减量共计9.2万吨，资源化率达95%以上，无害化率达100%。这为政府对企业的评估、考核提供了直观依据与量化标准。
尤为重要的是，“虎哥回收”通过大数据分析与智慧化监管系统，建构出一种“一体化循环机制”，实现了不同治理机制“链条化”延展，推动垃圾不同分类阶段之间的有效融合。在前端分类投放阶段，“虎哥回收”借助“一呼百应”回收平台、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投放信用评价平台、垃圾分类情况数据分析等数字化手段，持续培育居民的垃圾分类习惯、推进垃圾分类投放与溯源性跟踪，为垃圾分类收运与处理奠定了基础。在中端分类收运阶段，“虎哥回收”对垃圾运输过程中的作业车辆进行全过程实时管理，保证全程分类收运无盲区，保证后端垃圾分类处理有序开展。在末端分类处理阶段，“虎哥回收”通过对易腐垃圾进场数量、处置数量和利用去向进行监管，处理站点数据监测并预警，提升了垃圾分类处理的科学化与有效性。
（二）数字化实现治理主体关系重构
构建以政府为主导、以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的根本保障。然而，垃圾分类实践中的制度设置不合理与政府越位或缺位、企业自主性弱且盈利能力不强、公众参与意愿低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失衡，是城市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难以深入推进的问题所在。“虎哥回收”垃圾分类数字化治理以“虎哥智慧化管理平台”为依托，构建垃圾分类、清运、处置等信息系统与数据库，把后台垃圾分类数据对接市区政府管控平台，实现居民参与、企业运营与政府监督等治理主体角色的准确定位，推进政府主导、企业主体与居民参与的关系优化与结构化合作。
一方面，数字化为各垃圾分类主体角色定位与作用空间提供技术支持与制度保障。按照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的要求与设计，政府、企业与居民需要各司其职：政府负责购买、监管与考核，企业负责垃圾分类业务日常运作，居民需要积极参与垃圾分类。数字化技术和平台为落实和完善现代化环境治理体系提供了技术支持。政府购买服务、监督考核的指标化与数字化，需要数字化治理方式及其数字化精准呈现，而“虎哥回收”垃圾分类数据库主动对接政府管理平台，政府可以随时查询、监管整个回收网络运行及其数据结果，强化了政府监管标准化与精准化。居民则可以通过“一呼百应”线上呼叫平台，快速呼叫专业回收人员“虎哥”入户带走可回收与有害垃圾等“干垃圾”，并通过APP账户“环保金兑换”系统得到可以线下兑换生活用品的环保金，提升了居民的垃圾分类意愿。
另一方面，数字化治理平台优化治理主体关系，建构紧密型垃圾治理共同体。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现代化环境治理体系，不仅要求各主体遵从各自的角色定位和作用空间，也需要推进治理主体信任关系与治理共同体建设。数字化治理通过数字化展示、指标量化与方便快捷等优点，与治理主体之间的合作更为开放与紧密。数字化治理平台直观展现与数字化指标量化反映，可以让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市场化契约关系更加信任，企业与居民之间的互惠关系更为积极。例如“虎哥回收”实施居民垃圾分类二维码定点跟踪与评价、视频监控清运车辆与场所、末端监管垃圾资源化利用与企业运营情况，对垃圾收运时间效度、每天的垃圾收运量、垃圾回收工作效率、资源化利用率等加以实时监控与数据统计，可以直观呈现“虎哥回收”垃圾分类治理效能，也为政府购买服务与指标考核提供依据。“虎哥回收”数字化治理实现了资源回收系统与环卫清运系统的有效融合，串联起了“企业-居民-社区”与“居民-社区-政府”的生活垃圾分类互动网络和生活垃圾分類抽离系统。
（三）数字化推进治理目标多元融合
数字化技术手段实现了垃圾分类理念、过程与方法的根本转型。垃圾分类数字化治理是治理主体借助数字化技术实现垃圾分类目标，重构治理结构与主体关系、创新治理方法的过程。垃圾分类数字化治理，不仅需要治理垃圾分类数据，也需要基于垃圾分类数据而对数字加以组织和运用，“强调数据为治理构造了一个新的治理场域，推动治理主体以一种新的观念和视角去重新审视社会治理”。①这种基于“对数字的治理与基于数字的治理”的垃圾分类数字化治理分析框架，在关注垃圾分类数据及其治理价值的同时，需要重新审视数字技术对垃圾分类治理理念、治理结构、治理方式、治理效能的重构，以及由此引发的基层社区治理模式与城市环境治理体系的现代转型。
在以数据为本的数字化治理逻辑下，数据成为治理行动依据和治理目标的外在导向。垃圾分类的数字化与指标化，在“垃圾”物的处置、“主体”关系建构与“基层”秩序规范之间搭建起融合关联，呈现治理目标一体化态势。以数字为导引的垃圾分类治理，围绕垃圾处置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展开，垃圾分类数字化治理情况的量化与大数据分析，可以直观呈现垃圾分类治理过程与成效，为提升垃圾分类治理效能提供了依据，亦为“垃圾”处置提供了精准定位和科学依据。“虎哥回收”工作人员在采访中谈道：“在梳理整个垃圾分类的过程当中，最终是把所有的量化指标全部以数字化方式呈现出来。”对垃圾分类数据的整理，不仅可以量化垃圾分类企业的运营情况，为政府购买服务与指标考核提供依据，重新建立以数字为中心的监管模式，以及搭建数字串联企业-政府-居民的关系链;而且通过垃圾分类数字化治理，可以提升社区居民的参与意愿和环保意识，推进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例如“虎哥”公司以“虎哥”形象与队伍为基础，在塑造虎哥回收员、虎哥分拣员等分工人员的基础上，拓展出“虎妈”“虎娃”等延伸队伍以及组建垃圾分类党员巡检队伍和流动宣传队伍，发动党员担任“辅助桶长”，通过包区巡检、包户宣传等方式，上门开展“现场教学”，形成邻里互相学习、监督的社区氛围。
“虎哥”公司实施垃圾分类数字化治理，形成了指向垃圾治理成效“基于数字的治理”与应对监管考核的“对数字的治理”两种融合性治理逻辑，以及导向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治理目标。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数字化创新治理，为切实推进市域现代化治理提供了检验切口与实验“窗口”，也实现了垃圾分类处置、治理主体关系与基层秩序等治理对象及其目标的“一体”统合推进。
四、结论与讨论
建立健全线下线上融合的资源循环利用体系，推进垃圾分类与资源化利用，是解决“垃圾围城”问题与实现城市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目标的有效方式。自2000年城市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开始，中国的垃圾分类治理效果一直备受诟病。为破解城市垃圾分类困境和治理难题，进一步提升垃圾分类治理效能，互联网、大数据、智慧平台、区块链等数字化技术，各类智能分类回收装置、公众号、小程序、智慧管理平台等数字化手段，被广泛应用到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进程之中。在加快数字化发展与建设数字中国，推动智慧型城市与数字化生活新图景建设等社会背景下，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俨然已经进入数字化治理新时代。
数字中国的建设与智慧城市的打造，驱动生产、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使数字化成为助推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创新的重要引擎，如下页图2所示。“虎哥回收”依托智慧城市打造、数字社会建设以及良好的物流系统，充分融合线上数字化治理系统与线下分类回收利用体系，建立起“前端收集一站式，循环利用一条链，智慧监管一张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全链条体系，实现了生活垃圾分类与资源化利用的有效衔接。“虎哥回收”的数字化治理体系运行，以线上监管与线下物流融合、前端分类简约与后端利用集约结合、数据精准分析与智慧化监管整合等方式，实现了“四个融合”，即：生活垃圾分类回收网络与城市环卫清运网路的“两网融合”，线下收运与线上智慧监管的“双线融合”，前端分类投放、中端分类收运与后端分类处理的“过程融合”，以数字化治理串联激励、监管、考核、宣传的“机制融合”。“虎哥回收”的垃圾分类数字化治理，以数字化技术和数字化治理平台为依托，推动激励、监管、考核等治理机制的精准化及其作用“链条化”延展，理顺了政府、企业与社会之间的结构性关联，通过大数据分析的垃圾分类信息数据指标量，推动了垃圾分类、主体关系与基层善治的目标合体，达成从垃圾分类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到市域治理现代化的转型提升。
数字赋能是现代社会发展的新引擎，带来社会的整体性变革与系统化转型。垃圾分类数字化治理是互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在垃圾分类领域的应用。以数字化助推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创新与模式转型，能够优化分类投放、分类收运、分类处置的处理体系，有效达成垃圾分类“无害化、资源化、减量化”的处置目标，助推城市环境治理现代化甚至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数字化技术介入提升了垃圾分类治理的精准化和科学性，实现了垃圾分类治理逻辑重塑。数字化技术及其应用助推垃圾分类治理创新，实现了“垃圾”流动过程的优化与“主体”利益关系的重构，也需要一定的社会基础作为保障。数字化技术的场景应用、推广扩散以及数字化助推垃圾分类治理创新的持续性，需要清运系统、监督人员等线下设施基础和制度保障，也需要居民环保参与、社区组织网络等社会基础加以支撑。
数字化技术的社区嵌入及其有效运转，是“技术-人-社会”相互适应与协调的过程，缺少居民的环保参与、社区社会组织的广泛动员、垃圾分类与家庭事务的有效衔接等社会基础，会导致数字化技术的社区悬置与“数据为本”的数字化治理基础空虚化。居民环保意识难以激发，社会组织力量参与受到政府与企业主导型合作结构的影响，以及政府考核企业服务的指标化与企业考核垃圾治理的指标化，难以触动个人消费意愿和家庭消费方式等产生垃圾的生产生活方式，无法从根源上减少生活垃圾生成。数字化技术在生活垃圾分类处理中的推广与应用，是市场与政府合力推动的结果。如果社会力量被动参与到垃圾分类数字化治理进程之中，将很难对垃圾分类的技术应用、场景呈现、目标生成、评价标准等治理要素产生实质性影响，并会阻隔生活垃圾分类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如何应对消费主义无孔不入与深入毛发的影响，真正实现社会力量参与的垃圾治理结构，以及切实克服数字化技术的内在弊端，依然考验着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和资源化利用体系的运行能力。
另外，本文只是对社会企业实施的垃圾分类数字化治理进行了分析，还未扩展到市域垃圾分类数字化治理范畴，可能会限制本文某些观点的适用空间。对垃圾分类的智慧网或数字治理过程的分析，可能会忽视垃圾分类的线下治理网、社会机制运作、人与技术之间的深层次关联、数字化技术内在弊端等相关议题。这些问题将是后续研究需要重点考察的内容。
责任编辑：胡颖峰
作者：孙旭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