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清政廉洁反对腐败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摘要：廉政文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破”“承”“立”是从整体上推进我国廉政文化建设的三维路径。“破”是前提，破除腐败文化，为廉政文化建设正本清源;“承”是基础，传承中华优秀传统廉政文化，为廉政文化建设固本培元;“立”是根本，确立廉洁价值观，守正创新，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文化之魂。
清政廉洁反对腐败论文 篇1：
腐败亚文化的形态特征与德法合治方略
[摘 要] 腐败亚文化是与清正廉洁主文化完全对立的一种反文化。我国的腐败亚文化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逐渐形成、演变和发展而来，主要以权力腐败、职务腐败为主。作为一种文化，腐败亚文化不仅有很强的渗透性和扩散性，同时还有极强的变异性和隐蔽性，因而对其的治理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要完全消除腐败亚文化，首先要继续高举从严惩腐的利剑，以法治方式清除奉行腐败亚文化的顽固主体;其次，要不断细化完善法律法规，彰显制度文化在抵御腐败亚文化中的刚性作用;再次，坚持以上率下，彰显纯洁的行为文化对于治理腐败亚文化的标杆作用;最后，要坚持以文化人，为治理腐败亚文化提供正确的价值支撑，重塑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真正促使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统筹联动，相互促进，最终彻底清除腐败亚文化。
[关键词] 腐败;腐败亚文化;文化治理;反腐败;依法治国;以德治国
亚文化是相对于主文化或主流文化而存在的一种文化。一些文化学学者和社会学学者都认为，每一种亚文化都具有一些区别于主文化的特征。甚至有些亚文化在本质特征上与主文化完全对立，被称为反文化。腐败亚文化就是与清正廉洁主文化完全对立的一种反文化。如何更加有效地治理腐败亚文化？这既是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完善国家治理、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项重大课题。
一、腐败亚文化的演变及其特征
我国的腐败亚文化本质上也是腐败反文化，是与社会主义的清廉主文化背道而驰的反文化。我国的腐败亚文化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逐渐形成、演变和发展而来的。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社会乃至中国共产党党内开始弥漫一些以权谋私的现象，诸如各种各样的“拉关系”“走后门”，各种各样的任人唯亲、优亲厚友，倒买倒卖各类计划物资、计划指标，等等。当时，人们按照中央的口径，称这些现象为“不正之风”，因为当时从上到下都还存在一种共识，就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应该也不可能产生“腐败”的。随着“不正之风”愈演愈烈，中央不得不予以正视，不得不公开抨击并遏制党内存在的腐败现象。
从腐败现象产生并被正视，到腐败亚文化形成，也历经了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演变过程。这个过程客观上看，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基本形成。经过快速演化，腐败成为一种亚文化，已不再是个别现象，其不仅限于个别地方、个别单位，也不仅存在于中国共产党党内，而是成为了一种比较普遍的社会风气，蔓延滋长，愈演愈烈。腐败亚文化的疯狂滋长持续了近30年。其间，党中央采取了许多反腐败的措施，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是并没有完全抑制住腐败亚文化的蔓延和渗透。在一些地方和一些领域，腐败亚文化仍然相当猖獗。
党的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开启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征程，展开了包括全面从严治党的“四个全面”伟大布局，腐败亚文化的蔓延之势开始得到强有力的遏制。不过，从文化自身的特点来看，每一种文化（包括亚文化），都必然具有比较强的张力，从其产生到消亡都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腐败亚文化也不例外，其不仅具有相当的普遍性，而且具有很强的渗透性和扩散性[1]，以及极强的变异性和隐蔽性。遏制腐败亚文化蔓延，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要完全清除腐敗亚文化，首先就需要厘清腐败亚文化的形态和特征。
1. 权力腐败。腐败产生于权力，产生于没有约束的公权力，这是西方关于腐败来源的经典表述。权力腐败也是我国腐败亚文化的主体现象。一些掌握公权力的腐败分子，往往是集政治腐败、经济腐败、生活腐败于一身。政治上，结党营私，拉帮结派，封官许愿，买官卖官，任人唯亲，团团伙伙，弄虚作假，阳奉阴违，文过饰非，欺上瞒下，一手遮天，为所欲为。经济上，大肆敛财，贪污挪用，索贿受贿，化公为私，中饱私囊，侵吞公款，侵占国有资产，大搞权钱交易，不得钱不办事，得了钱乱办事。生活上，追求物质享受，情趣低俗，玩物丧志，沉湎花天酒地，纵情声色犬马。对于这些形形色色的腐败现象，党中央多次在重要会议、文件中公开加以严厉斥责。从各级纪委监委公开通报的腐败案例可以看到，就腐败分子的级别、岗位性质、权力大小来说，上自高居党和国家领导位置的诸如周永康“大老虎”之流，下到村镇或街道社区的小官“苍蝇”之辈，从党组织及其部门，到政府乃至其附属权力机构，从正职到副职，从直接管钱、管物、管人的职位或部门，到所谓没有实权的“清水衙门”，几乎没有哪个级别、哪个部门、哪个地方、哪个岗位完全没有腐败分子出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尖锐指出的，天涯无净土！由此便可知，腐败作为一个亚文化存在的普遍性和严重性。
2. 职务腐败。除了掌握公权力的党政等机构人员外，一些行业的从业人员，也是腐败亚文化的重要承载和张扬的主体。从文化演进的规律来看，腐败亚文化的发源地首当其冲是公权力部门，但是，当腐败形成亚文化并长期蔓延之后，必然会弥漫于公权力以外的部门和行业，最直接的就是经济、金融领域，然后逐渐波及有关民生领域，如教育、卫生领域，最终会遍及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在一些行业，譬如金融业、国有大中型企业、医院、学校、网站、报社、期刊等，一些握有权力的领导者，如董事长、总经理、行长、厂长、院长、校长等等，他们的腐败行为，有些是个别的隐蔽行为，有的已经成为潜规则。比如银行贷款回扣、广告回扣、药品及器械回扣，这些在业界早已成为公开的秘密，而且人们心照不宣，习以为常。更有甚者在一些行业，哪怕只是普普通通的一线员工，如柜员、会计、律师、医生、教师，甚至是临时聘用的保安、门卫、水电修理工，只要是在特定场合、特定的办事环节能够说了算，都可以利用手中的自由裁量权来为自己谋取私利。这种自由裁量权，可能仅仅是一个排序权，一个发号权，也可能是一个专业性比较强的权力，如评价权、审查权、推荐权、录用权、选择权。这些本应是属于服务性的工作过程。然而，拥有哪怕是一点点自由裁量权的人，如果其心术不正，你作为服务对象，就得给其利益，否则就不能得到公正公平的对待。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作为服务对象的人，为了谋求一种特殊的对待，主动去对那些具有自由裁量权的人进行“打点”，以换取对自身的好处，这就是腐败亚文化渗透力和侵蚀力的具体表现。当下，受腐败亚文化的渗透和侵蚀，一些本来应该神圣的行业、高贵的职业，已然失去了自己的本色，再也没了其应有的神圣与高贵。如医院、学校、医生、教师。
3. 群体腐败现象。群体腐败既是腐败成为一种亚文化的标志物，也是助推腐败亚文化疯狂蔓延的加速器。由此也催生了不少新名词，比如“塌方式腐败”“窝案”等。“塌方式腐败”的特点就是整个地区或单位都陷入腐败。其往往与一个地方或单位的一把手的腐败有直接关系，一把手腐败的同时，相关联人员也竞相腐败。其原因往往是因一个腐败的一把手在一个地方或单位长期把持和经营的结果。“窝案”则表现为在一些大案中，大量的腐败者相互勾连，盘根错节。群体腐败对于社会的负面影响是非常恶劣的。在“塌方式腐败”和“窝案”发生的地方或单位，腐败分子往往互相庇护，互相利用，拉帮结派，搞小圈子，乌烟瘴气，腐败文化弥漫，正气长期得不到伸张。2014年山西省的“塌方式腐败”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4. 腐败亚文化的代际传递。当腐败亚文化形成并长期蔓延的时候，文化的侵染性和文化的代际传递特点就必然表现出来，腐败由这一代人传递给下一代人。下一代人自青少年时期就浸泡在腐败亚文化之中。他们通过腐败文化的耳濡目染，自然而然地接受腐败文化，传递腐败文化，这也为腐败文化的蔓延和扩展提供了社会基础和传承渠道。从20世纪末开始，一些大学的校学生会、院学生会，已然成为一些大学生追逐权力、享受权力的“练兵场”。一些学生通过形形色色的“贿选”，角逐学生会主席等职位。有的学生会“干部”，在学生会安插自己的“亲信”，或者充分利用自己的权力为自己、为好友谋取某些“机会”或好处。有的学生会“干部”，甚至开启了“当官做老爷”的生涯，学着发号施令，学着为自己配备“秘书”，颐指气使，趾高气扬。甚至在中小学，有些未成年人在腐败亚文化的熏染之下，也学着搞“权钱交易”。比如谁给了班长钱，班长就可以不安排谁做卫生。这些看起来“小儿科”的现象，不能不令人担忧。腐败亚文化就这样侵蚀着青少年。放任这种代际传递，任由腐败亚文化蔓延滋长，代代相传，腐败便可能演变成为社会的主文化，后果不堪设想。
二、对腐败亚文化实施德法合治的内在逻辑与成效
德法合治即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是中国优秀传统德政文化与现代法治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在21世纪初就明确提出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的主张。只有把法治建设和德治建设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才能不断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一）对腐败亚文化实施德法合治的内在逻辑
面对腐败亚文化的蔓延滋长，为什么必须坚持德法合治？这既是由道德与法律的内在关系决定的，也是由文化建设和文化治理规律决定的。
从道德与法律的内在关系看，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律是准绳，道德是基石[2]。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规范社会行为、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法安天下，德润人心。法以惩恶，德以扬善。法律有效实施有赖于道德支持，道德践行也离不开法律约束。法治和德治不可分离、不可偏废。治国治党，都需要法律和道德协同发力。在国家治理中，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使法治和德治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从严治党的过程中，必须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使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成为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也要使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成为加強制度治党的过程。
从文化建设和文化治理规律看，在文化的四个层级精神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之中，精神文化处于最深的层级。精神文化会发散、渗透到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中去，这也是文化所具有的一种综合性和整体性特质。文化中的各种基本要素，包括精神（思想）、行为、制度以及物质等等，都是紧密联系的，有时甚至是相互支配或相互制约的。现代社会，人的行为首先受到思想的支配，同时也要受到制度的约束。这就是我们在文化建设和文化治理中之所以必须注重综合性和整体性，必须把精神文化、行为文化和制度文化以及物质文化统筹起来的内在机理。那么，在治理腐败亚文化的过程中，德治主要是进行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化的范畴，法治的基本前提是法律制度建设，主要属于制度文化的范畴，所以必须德法合治，从而遵循文化建设和文化治理的内在规律，既通过法律制度遏制和防止腐败行为发生，又通过思想道德建设消除腐败的思想和欲望，才能做到标本兼治。
（二）德法合治方略在治理腐败亚文化中的成效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切实推进德法合治方略，经过数年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使泛滥成灾的腐败亚文化得到遏制，反腐败斗争也取得了压倒性胜利。
坚持有计划地持续开展党内教育活动，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带动全社会思想道德建设，是一种有效的德治方式。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历次党内教育活动，对于形成良好政治生态、遏制腐败亚文化，意义重大。比如2013-2014年在全党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聚焦作风建设，集中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问题。2015年在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对照“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的要求，聚焦对党忠诚、个人干净、敢于担当，着力解决“不严不实”问题，切实增强践行“三严三实”要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努力在深化“四风”整治、巩固和拓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果上见实效，在守纪律讲规矩、营造良好政治生态上见实效，在真抓实干、推动改革发展稳定上见实效。2016年在全体党员中开展“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其落脚点在于，“着眼党和国家事业的新发展对党员的新要求，坚持以知促行，做讲政治、有信念，讲规矩、有纪律，讲道德、有品行，讲奉献、有作为的合格党员”。明确要求“加强党性锻炼和道德修养，心存敬畏、手握戒尺，廉洁从政、从严治家，筑牢拒腐防变的防线”。2019年在全党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入进行清正廉洁教育，涵养了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增强了忠诚干净担当的主动性和自觉性。通过先进典型示范教育和反面典型警示教育，党员、干部的纪律意识和规矩意识进一步提升，公正用权、依法用权、廉洁用权的自觉性明显增强，党群干群关系更加密切，党内政治生态持续好转。
坚持在健全完善国家法律制度的同时，加强党内法规体系建设，体现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的高度统一。继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后，党的十八大进一步确立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目标。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果。在全面依法治国的大格局中，一方面，国家法治体系不断完善。如制定或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与治理腐败紧密相关的法律法规。另一方面，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3]。“加快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被纳入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大局之中。修订了《中国共产党章程》，并修订或制定了大批准则、条例等党内法规。既有关于党风廉政和监督检查的党内法规，如《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等，也有关于党组织开展各项工作的党内法规，如《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和国家机关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党政领导干部考核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务公开条例（试行）》等等。
可以看到，党的十八大以来由于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和从严治党的实践中，非常好地坚持贯彻了德法合治的方略，也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效果。全党全社会道德水准明显提升，党风和社会风气明显向好，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更加健全和完善，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的态势不断巩固，腐败亚文化的蔓延势头被有效遏制，腐败亚文化的滋长空间被大大压缩。
三、推行德法合治腐败亚文化的重点举措
腐败亚文化的治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所谓“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德法合治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治党的长期方略。2020年11月16日至17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实现法治和德治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因此，在腐败亚文化的蔓延之势被遏制以后，为了完全消除腐败亚文化，还必须继续持之以恒地推进德法合治方略，并通过有效举措把这一方略落到实处。
1. 继续高举惩腐利剑，以法治方式清除腐败亚文化的顽固主体。蠹虫不除，腐败不尽。必须坚持以零容忍的态度坚决查处腐败案件。“保持高压态势不放松，查处腐败问题，必须坚持零容忍的态度不变、猛药去疴的决心不减、刮骨疗毒的勇气不泄、严厉惩处的尺度不松，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发现多少查处多少，把反腐利剑举起来，形成强大震慑”。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不能有任何喘口气、歇歇脚的念头。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必须继续以严刑峻法来震慑腐败分子。一方面重点依法查处不收手的顽固腐败分子，遏制和减少腐败增量。另一方面毫不松懈地查处存量腐败，重点依法深挖潜藏在公权力部门和准公权力单位如国有金融单位、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腐败分子。继续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绝不姑息，绝不手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的那样，“我们既要用铁的纪律整治各种面上的顶风违纪行为，更要睁大火眼金睛，任凭不正之风‘七十二变’，也要把它们揪出来，有多少就处理多少”[4]。只有把这些腐败分子全部挖出来，腐败亚文化才会彻底断根。
2. 不断细化完善法律法规，彰显制度文化在抵御腐败亚文化中的刚性作用。要织密制度的笼子，增强制度严密性和可执行性。特别要注重完善预防性法律制度。首先应该不断细化有关党委、政府和有关执法、监督机构等公权力部门的法律法规，彻底、有效地把公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同时还应该不断细化和健全有关公共服务、公共资源领域和有关行业的法律制度和工作规范。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给一切公权力、一切准公权力和每一个从业者的裁量权定规矩、划界限，不给腐败分子任何可乘之机，不给腐败亚文化提供任何滋生蔓延的空间，真正构筑起“不能腐”的法制网络。
3. 坚持以上率下，彰显纯洁的行为文化对于治理腐败亚文化的标杆作用。以上率下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十八大以来能够有效遏制腐败亚文化蔓延的根本举措。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党风廉政建设，要从领导干部做起，领导干部首先要从中央领导做起。正所谓己不正，焉能正人。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转变作风，身体力行，以上率下，形成“头雁效应”。为什么必须坚持以上率下？这与我国的文化传统有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长期存在着仿效圣贤的文化。从正面来说，是见贤思齐文化。从反面来说，叫做上梁不正下梁歪。腐败亚文化的产生，其根源在上。腐败亚文化的治理，也必须自上而下。所谓上和下，也是相对的概念。在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权力系统，必然分为上下级。在一个企事业单位，领导者为上，员工为下，党员为上，群众为下。在一个家庭，长者为上，幼者为下，父母为上，子女为下。由此，我们每一个人，既可能处于下的位置，也可能同时具有上的身份。每一个人在要求上级做表率的同时，也要自身做好表率。这样全面地实行以上率下，在全国、全党、全社会形成积极健康、清正廉洁的行为文化。
4. 坚持以文化人，为治理腐败亚文化提供正确的价值支撑。治理腐败亚文化，最大的难点在于重塑价值观。价值观是文化的内核，是文化中最深层的意识。腐败亚文化的形成，其深层的支撑是一些人对于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拜金主义、物质主义、享乐主义和官僚主义等价值观的认同。坚持以文化人，就是要教育引导人们纠正错误的价值观，重塑公道正派、清正廉洁等正确的价值观。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視价值观建设。他曾鲜明地指出，“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这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次要素。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其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5]。在参加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必须加强思想政治建设，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以文化人、重塑价值观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过程，也是一个涉及全社会、需要各方面各层级共同努力的复杂工程。上文所谈到的严惩腐败分子、织密制度笼子和坚持以上率下等举措，实际上也会间接地作用于价值观重塑。除了一些间接性举措之外，还有一些更加直接的工作需要重点加强。
以文化人，重塑价值观，需要正确的理论指导。正确的理论指导是重塑价值观的凭依。当前的突出任务是加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宣传和研究。同时，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理论研究、理论宣传和理论教育，实现理论上的正本清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站在新的历史高度深刻总结和反思了应“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目标与方向的认识，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历史性飞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产生本就是理论上正本清源的结果。要彻底清除腐败亚文化的思想理论根源，对那些曾经引起全党全社会价值观混乱甚至颠倒的所谓理论还需要进行全面的理论反思。比如在哲学层面曲解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本原中物质与精神关系、主张追求个人利益和物质享受的理论;在政治学科领域混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否定共产主义理想的理论;在经济学科领域歪曲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论、否定公有制经济、主张私有化的理论，等等，都需要进行系统地清理。不破不立，要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就需要进行一次真正的拨乱反正。只有从理论上彻底厘清是非，才能重塑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才能确立正确的公私观、义利观、是非观、正邪观、苦乐观，才能从深层次上清除腐败亚文化。
以文化人，重塑价值观，需要正确的舆论导向。舆论导向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舆论所主张和追求的政治方向和价值取向。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对于重塑价值观十分重要。不仅各级党报党刊、電台电视台要讲导向，都市类报刊、新媒体也要讲导向;新闻报道要讲导向，副刊、专题节目、广告宣传也要讲导向;时政新闻要讲导向，娱乐类、社会类新闻也要讲导向;国内新闻报道要讲导向，国际新闻报道也要讲导向;主流媒体要讲导向，非主流媒体也要讲导向;传统媒体要讲导向，网络媒体、融媒体也要讲导向。从治理腐败亚文化的角度来说，必须坚持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等共产党人价值观。要善于运用各类文化形式，包括各类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各类展览展播和演艺活动，一方面，继续加大清正廉洁正面典型的宣传力度，充分发挥正面宣传鼓舞人、激励人的作用;另一方面，适度有序地通过反面典型的深度剖析进行警示教育。用高质量高水平的新闻作品或艺术作品，形象生动地告诉人们，特别是要告诉青少年一代，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什么是值得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文化氛围，为抵御和消除腐败亚文化、弘扬清正廉洁价值观，提供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澎湃的精神动力。
以文化人，重塑价值观，需要有效的教育引导。教育引导的重点对象包括两个群体，一个是党员特别是年轻党员群体，一个是青少年群体。加强对党员的正确价值观教育引导，能够对全社会产生示范效应。在新的历史阶段，需要重点开展共产党人价值观教育，让每一个党员把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等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这样才能形成和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形成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加强对青少年的正确价值观教育引导，既是文化传承的普遍规律决定的，也是在当前特殊的文化背景下阻断腐败亚文化代际传递的紧迫要求。在教育内容上，要继续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教育，同时要着重开展清廉价值观教育。要善于把清廉价值观教育与核心价值观教育融为一体。在教育主体上，要把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统一起来，特别要注重家风建设、家规家训、家长言行对青少年价值观形成的潜移默化作用。在教育方法上，要善于运用细化的方法。比如在进行核心价值观教育时，要细化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每一种价值理念的教育;比如在进行诚信品行教育时，还要细化到学业诚信、交友诚信、求职诚信等方方面面的教育;再比如在进行学业诚信教育时，还要细化到作业诚信、考试诚信等等点点滴滴、一言一行。大而化之的笼统的空洞说教，不仅没有效果，还会令人反感。必须学会运用细化方法，才能把价值观教育以及其他品行教育“落细、落小、落实”，收到良好效果。
综上所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实施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伟大方略，使得党风廉政建设取得令人鼓舞的成效，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腐败亚文化的蔓延势头得到有效遏制。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巩固和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清除腐败亚文化，仍然需要全党全社会付出不懈努力;必须深刻把握党风廉政建设规律，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必须深刻把握文化建设规律，针对腐败亚文化的演变特点，继续坚持德法合治的重要方略。要一手抓依法治国，一手抓以德治国;一手抓制度治党，一手抓思想建党;一手抓法治反腐，一手抓道德教化。坚持两手抓、两手硬。要让依法惩腐、制度防腐这一手硬上加硬，让德治教化、思想建设这一手由软变硬。在依法反腐治腐的同时，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重塑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真正促使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统筹联动，相互促进，最终彻底清除腐败亚文化及其滋生土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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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习近平：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EB/OL].新华网，2016-12-10.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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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王伟国.加快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EB/OL].求是网，2019-12-27.http：//www.qstheory.cn/wp/2019-12/27/c_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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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EB/OL].人民网，2016-05-03.http：//cpc.people.com.cn/n1/2017/0823/c64094-29489862.html.
[5] “习近平谈核心价值观”——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EB/OL].人民网，2014-07-24. http：//cpc.people.com.cn/n/2014/0724/c64387-25332402.html.
[责任编辑：汪智力]
作者：问青松
清政廉洁反对腐败论文 篇2：
我国廉政文化建设三维路径探析
摘 要：廉政文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破”“承”“立”是从整体上推进我国廉政文化建设的三维路径。“破”是前提，破除腐败文化，为廉政文化建设正本清源;“承”是基础，传承中华优秀传统廉政文化，为廉政文化建设固本培元;“立”是根本，确立廉洁价值观，守正创新，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文化之魂。“破”“承”“立”三维路径是有机统一体，需要家庭、学校和全社会共同参与，夯实我国反腐败斗争的文化根基。
关键词：廉政文化;腐败文化;传统文化;廉洁价值观;教育;文化建设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广泛凝聚人民精神力量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厚支撑。学界普遍认为廉政文化是人们关于廉洁从政的思想、信仰、知识、行为规范和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方式及社会评价，是以廉政为核心内容的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结合体，在范畴上属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廉政文化建设则是一种能动性的建构，是动态的过程，从宏观视域看，破除腐败文化、传承优秀传统廉政文化以及确立廉洁价值观是廉政文化建设的有机整体。廉政文化建设对于推动全体公职人员廉洁从政，促进全社会形成清正廉洁的社会风气，具有显著的积极意义。放置于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框架内，廉政文化建设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我国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成果夯实根基，也是提高我国腐败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重要举措。本文试图对我国廉政文化建设展开整体性研究，全面分析“破”—“承”—“立”三维路径在我国廉政文化建设中的功能作用，揭示三维同建的必要性并提出可行性方案，为全社会各领域全方位推动廉政文化建设提供新思路。
一、“破”：破除腐败文化，
为我国廉政文化建设正本清源
腐败文化是腐败滋生蔓延的土壤和环境，腐败行为往往嵌入腐败文化场域中，腐败文化越盛行，腐败越猖獗。破除腐败文化，铲除腐败滋生土壤，是建设廉政文化的基本前提。
我国的传统人情社会成为腐败文化诱因。费孝通先生认为我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人情社会，形成以个人为中心、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的亲疏有别的人际关系“差序格局”，这种差序格局就如同“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1]（P41-42）。这一圈圈波纹体现了我国重血缘、分亲疏的传统伦理社会格局，以家庭为中心构建起具有特殊意义的“互帮互助”的功利性人情关系网络。恰恰是这种功利性的传统人际关系文化为权力寻租的腐败行为提供了支撑，社会学家认为这种基于人情网络建立的“特殊信任”是一种消极的社会资本，与腐败程度呈正相关关系。[2]在我国千百年的封建官场上，“封妻荫子”“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正是封建官场腐败文化的真实写照。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中国共产党又领导人民群众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终结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封建买办统治和不平等的阶级社会关系，封建官场的陋习被暴风骤雨般涤荡清扫。然而这种传统的腐败文化在观念上深刻影响中国人，根深蒂固，一旦外部客观条件适宜，又会沉渣泛起，继续催生腐败。
从传统走向现代，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经过艰难探索，终于探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行改革开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辟了广阔前景。在由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际遇中，我国以积极开放的姿态融入世界，学习和汲取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而与此同时，各种社会思潮乘虚而入，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享乐主义以及极端拜金主义等腐朽思想逐渐渗透到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个领域。一些理想信念不够坚定的党员领导干部在“糖衣炮弹”面前败下阵来，脱离人民群众、接受吃请、收受贿赂的党风政风出现;社会上容忍腐败、羨慕腐败、以腐败为荣的思想观念和社会风气张扬;舆论空间则充斥着腐败是推动经济发展润滑剂、必需品的错误观点。当封建腐败文化残余与新时期涌入的西方腐化思想相遇，当腐败文化逐渐弥漫于各领域，权力寻租、权权交易、权物交易、权色交易等腐败现象就会层出不穷。
人们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对腐败产生深刻影响，腐败、“亚腐败”价值理念制约着腐败问题的根本解决。[2]对于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力和其他利益的行为，有些人不但不觉得卑鄙可耻，反而趋之若鹜，千方百计想成为腐败圈子中的一员，一旦进入“圈子”，则为自己拥有获取特殊权利的机会而沾沾自喜。许多人对具有“腐败能力”者阿谀奉承，讨好巴结，希望通过依赖权力实现个人愿望、获得个人利益。一个普通商人苏洪波，将自己营造成来头大、靠山硬、关系广等身份背景，就被云南省两任省委原书记白恩培、秦光荣奉为座上宾。其他的干部和普通群众更是将其奉为“能人”，刻意攀附，唯恐不识。[3]这种“腐败羡慕”和“以腐为荣”的意识形态，折射出的是一种社会存在，即人们相信腐败“圈子”能够奏效，相信腐化的关系网络才是“办成事”实现目标的必备工具，能找到“关系”“靠山”就是能力的象征。这就决定了我国廉政文化建设必须坚决斩断“小圈子”“关系网”等联结腐败的纽带，彰显腐败终究要付出代价的因果逻辑，使人们从思想上消除对腐败的容忍和羡慕。习近平总书记坚定指出：“党内决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决不能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决不能搞门客、门宦、门附那一套，搞这种东西总有一天会出事！”[4]（P769-770）他又强调：“要让每一个干部牢记‘手莫伸，伸手必被捉’的道理。”[5]（P395）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决大力反腐，对违纪违法问题“零容忍”，一大批贪腐官员被查处。不管是身居高位的“大老虎”，还是群众身边的“小苍蝇”，“伸手必被捉”的威慑力在现实中不断显现。白恩培、秦光荣、苏洪波等玩弄官场“潜规则”的干部和参与腐败交易的其他人员也终究没能逃脱法律的制裁。当越多的人对政府的反腐败工作感到满意，他们越愿意参与建设一个更加廉洁的社会。[6]因而，我国廉政文化建设必须进行伟大的斗争，彻底铲除腐败文化，扫除催生腐败之风的深层次文化诱因。广泛宣传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到廉洁社会建设当中，党内外同向发力，从思想观念着手，铲除腐败文化赖以生存的思想基础，挤压腐败文化生存空间。
（一）加强党风廉政教育为重点，削弱腐败文化消极影响，以廉洁的党风政风清除腐败风气
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就十分重视思想教育，新的历史条件下，一部分党员干部在考验和风险中放松自我教育，把市场经济中商品交易的做法运用于公权力交易，把人情关系异化在道德和法律之上，侵蚀党的先进性、纯洁性，腐败成为横亘在党群关系之间的“毒瘤”。当公权力对社会利益不断侵害时，人民群众对领导干部的不信任感也便会随之加深，进一步发展很可能会掉进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塔西佗”陷阱中，危及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7]（P35）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国共产党开启了全面从严治党新篇章，自上而下开展广泛而深入的思想教育实践活动。通过反“四风”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解决公款吃喝、公车使用、“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等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又从“实”出发升华领导干部作风建设;“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要求每一位党员增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从合格党员做起，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推动全体党员担负起“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历史重任并为之不懈奋斗，党风政风明显好转。中国共产党持续推进、严肃认真开展学习教育活动，以廉洁的党风政风引领社风民风。廉洁的党风政风是破除“潜规则”、根除“关系网”的“清洁剂”，是遏制腐败文化蔓延的锐利武器。
（二）由重点推向全面，坚决批判并抛弃腐败文化，引导全体民众与腐败文化作坚决斗争
随着党中央持续坚决反腐深入推进，一些反对意见随之涌现，有的认为反腐败会降低政府办事效率，有的公然提出反腐败阻碍经济发展，还有的提出反腐败过头论。这些或是短视的错误认知或是别有用心的指责往往混淆视听，涣散人们的反腐斗志，形成一种为腐败行为呐喊助威的腐败文化氛围。我国廉政文化建设必须坚定反腐败鲜明立场，明辨是非、鞭挞腐恶、弘扬正气，揭示我国反腐败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引导人民群众以长远的目光深刻认识腐败的危害，教育人民自觉成为反腐败阵营中的一员，敢于向支持腐败宣扬腐败的错误言论和观点亮剑，坚定不移反对腐败文化，与腐败文化展开坚决斗争，清除腐败文化思想阵地，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文化正本清源。
二、承：传承中华优秀传统廉政文化，
为我国廉政文化建设固本培元
优秀传统廉政文化是我国廉政文化建设的源头活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借鉴我国历史上优秀廉政文化，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5]（P390），中华优秀传统廉政文化蕴含着涵养新时代清廉党风政风和社风民风的丰富资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文化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廉政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深刻影响着中华儿女。儒家经典《尚书·周官》早就提出“以公灭私”的要求，《礼记·礼运大同篇》发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倡导，荀子在《赋篇》建议统治者“公正无私”，儒家思想体系中彰显鲜明的“崇公抑私”立场。法家韩非子《饰邪》篇也强调要“明于公私之分”，提出公私分明的鲜明主张。墨家墨子《修身》提出“廉、义、爱、哀”之道，把廉政作为重要德行明确提出。我国古代廉政思想彰显了对“公心”的推崇，蕴含着“廉”的道德内涵，并逐渐发展为勤政廉政与“民本”思想的结合，形成公正无私、节俭重民、心系天下的传统廉政品德，渗透于中华民族精神之中。传统廉政教育文化也深刻影响着我国普通民众，古代蒙学读本《千字文》把“廉洁”和“气节”“正义”“谦让”作为即便是人生困顿潦倒时都不能缺失的重要品德。《弟子规》提出“物虽小，勿私藏”，认为占有很小的公物也是道德缺失。诸葛亮的《诫子书》教育后代“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司马光在《训俭示康》告诫子女“世以清白相承”。戒奢崇俭之道在我国古代的廉政教育中熠熠生辉。仁爱民众、以廉养德的历代清官身体力行，将廉潔从政的品德落实于为官实践之中，深受百姓尊重和爱戴。从汉代的李广、孔奋到清代“第一廉吏”于成龙，许许多多的清官廉吏成为我国官场文化历史长河中的璀璨明珠，他们书写了“廉者，政之本”的真谛，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心目中的为官典范。
中华优秀传统廉政文化历经数千年积淀形成独特的文化元素，深深根植于中华民族之中，是当前建设廉政文化弥足珍贵的文化资源。毛主席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予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8]（P34）实现对优秀传统廉政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优秀传统廉政文化彰显现代价值，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文化的源头活水。
（一）文本传承与廉政知识建构
文本形式是传承优秀传统廉政文化的基础形式，既要借助现代化技术手段保存好传统廉政文化文献典籍，这是其他传承方式的前提和基础，也是依赖优秀传统文化建构廉政知识的第一层面。在此基础上，继续上升为创造性的知识建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将传统廉政文化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文化建设相结合，赋予时代内涵，挖掘其超越时空限制的时代价值。一方面，以脍炙人口的通俗读物形式将优秀传统廉政文化的深刻内涵深入浅出地呈现于民众。另一方面，在科学理论指导下总结古代廉政文化建设的经验与不足，激活传统文化廉政资源，去芜存菁，汲取传统廉政文化建设的智慧，推动当代廉政文化建设理论创新，在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中拓展当代廉政文化建设的深度和广度。
（二）实物传承与廉洁心理建构
实物传承形式具有形象性、直观性的突出特征，我国历史上的许多优秀廉政文化与实物联系在一起。古代廉政者故居、廉洁牌匾、勤政工程等各类承载着廉洁精神品质的实物均可作为传承优秀传统廉政文化的现代载体。纸上得来终觉浅，当优秀传统廉政文化的“历史场域”嵌入人民大众的现代生活时，人们走进现场，“观看”“触摸”古代廉政实物，置身于历史场景，不知不觉为古代廉政文化所滋养，在润物细无声中感受廉政故事，在潜移默化中增强廉洁意识，加强对清正廉洁的认同感，对贪腐的鄙视和否定，从而实现廉洁心理的建构。对于公职人员而言，廉洁心理筑起了避免滑向腐败深渊的内部防线;而广大民众在面对现实的腐败现象和腐败行为时，则不再认为是正常现象而容忍之，更不会盲目地羡慕和崇拜，而是勇敢地行使监督腐败的权利。
（三）艺术再创作与廉洁行为模式建构
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现代社会日新月异，人们的精神追求也越来越多样化，艺术工作者需将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相结合，不断创新文化产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文化需求。优秀传统廉政文化资源恰是我国当代艺术创作的宝库，蕴含着当代艺术创新所需要的道德规范、思想观念和人文精神，将优秀传统廉政题材纳入现代舞台艺术和影视剧创作之中，既是文化传承，又是艺术创新，更是以艺术形式倡导和弘扬廉洁行为模式。用现代艺术形式激发传统廉政文化“崇廉尚廉”的育人功能，使人民群众在满足文化需求中感悟优秀传统廉政文化的永恒魅力，崇尚和追求廉洁品质，并逐渐养成廉洁的生活方式。
三、立：确立廉洁价值观，守正创新，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文化之魂
党的十九大报告鲜明指出要“弘扬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等价值观”，既是对执政党建设的战略部署，也是执政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廉洁价值观是廉政文化的内核，又是廉政文化本身，确立廉洁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文化建设的关键所在。正风反腐“不仅事关政治生态的净化，更是一场价值观的较量”。[9]
马克思通过对巴黎公社的分析总结，提出社会公仆思想和建设廉价政府的构想。[10]（P55）“社会公仆”和“廉价政府”的定位明确了无产阶级政权显著的人民立场。廉洁价值观突显了马克思主义防止政权异化实现廉洁政治的内在本质，体现了对人民负责的基本立场和根本观点。中国共产党早就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清正廉洁是共产党执政为民的内在要求，培育共产党人廉洁价值观是中国共产党永葆清正廉洁、执政为民的政治本色。共产党的廉洁价值观培育又与全社会确立廉洁价值观相辅相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既要“督促领导干部坚定理想信念，保持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和廉洁操守，提高拒腐防变能力”，也要“在全社会培育清正廉洁的价值理念，使清风正气得到弘扬”。[11]（P135-136）党员干部廉洁从政的理想信念与全体民众的廉洁社会价值取向是内在统一体，崇尚廉洁的社会价值取向恰恰是中国共产党廉洁从政这一政治伦理的内核。[12]在全党全社会确立廉洁价值观是我国腐败治理不断深化标本兼治、提升治理效能的关键一环。
（一）从治国理政的高度确立培育廉洁价值观的制度体系，改变我国当前廉洁价值观建构的式微状态
廉洁价值观是对廉洁价值取向的接受、认同，进而引导人们形成廉洁的行为模式和生活生产方式，是一种缓慢的建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崇尚清廉与羡慕容忍贪腐相博弈，在我国较长时期内还会依然共存。有学者在连续五年的廉情评估调查数据中设置了“廉洁接触指数”项，即对被访者就其最近一年是否经历过“为了办事方便向公职人员请客送礼”进行测量，测量结果显示公众在日常生活中行贿的可能性依然比较高。[13]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即使是在我国反腐败已经取得巨大成效，反腐败得到人民群众极大拥护和支持的情况下，许多民众仍然没能从价值观高度认识腐败，也未能从内心深处抵制腐败，相反却在日常生活中参与了行贿的腐败行为，表征着我国廉洁价值观的构建仍然处于式微。要而言之，我国廉政文化建设，需要从治国理政的高度确立培育廉洁价值观的制度体系，以制度的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和稳定性推动实现廉洁价值观培育常态化和持续性，以丰厚的廉洁思想和价值意蕴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文化建设，实现廉政文化导向、教化和规范等多重价值功能。
（二）实现廉洁价值观的生活化建构，助力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制机制形成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反腐败斗争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和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坚定推进，反腐败斗争成效显著。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再次强调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制机制。“不敢腐”依靠严厉惩戒腐败的威慑力，“不能腐”突出扎牢权力的笼子，“不想腐”则是内部力量，是对“不腐败”行为的自觉选择。当前，“不能腐”的惩戒力度越来越凸显，制约和监督腐败的笼子也越扎越紧;“不想腐”的自觉性有所增强，然而在新的反腐败形势下仍需要加大力气把稳思想之舵，筑牢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制机制的思想堤坝。这表明我国需要将廉洁价值观融入日常生活当中，大力弘扬群众史观和人民立场，推动全体社会成员以服务人民作为行动指南，在日常生活中廉洁奉公、诚信友善;引导人民群众正确处理个人与集体、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廉洁自律、爱岗敬业、大公无私。以廉洁价值观为核心推动我国廉政文化建设，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提供内部动力和外部影响力。
四、“合”：三者结合，
全面加强我国廉政文化建设
廉政文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破”“承”“立”三维路径各有侧重，又相互联系，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破”是前提，破立相辅相成，不破不立，破除腐败文化、铲除腐败土壤，是建设我国廉政文化的首要任务。“承”是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5]（P164），继承与发展中华优秀传统廉政文化，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文化建设提供源泉。“立”是根本，是“破”和“承”基础上的创新，在全党全社会确立廉洁价值观，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文化建设的关键。全面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文化建设，需要家庭、学校乃至全社会共同努力，将“破”“承”“立”相结合，做细做实，久久为功。
（一）把家庭作为“破”“承”“立”廉政文化建设第一课堂，以廉洁家风建设推动廉政文化建设
家庭是每个人最温暖的心灵港湾，家庭教育对个人品德形成产生最直接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家庭教育涉及很多方面，但最重要的是品德教育，是如何做人的教育”。[14]（P354）廉政文化中包含了公正、无私、诚信、清廉等许多重要品德，家庭教育对个人成长的影响最早、时间最长、程度也最深，建设廉洁家风，对消除腐败文化影响、传承优秀传统廉政文化和培育社会主义廉洁价值观具有渗透式教育的独特优势，能够潜移默化地熏陶个人的廉洁品格和道德修养。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党员干部要重视家风建设，指出领导干部的家风是其作风的重要表现，要求领导干部要做家风建设的表率。[14]（P356）领导干部应率先垂范，推动家家户户建设廉洁家風，使千家万户成为我国廉政文化建设参与者，以廉洁家风促清廉党风政风，也带动整个社会“崇廉尚廉”的社风民风。
（二）将“破”“承”“立”廉政文化建设融入我国国民教育体系中，在青少年重要的拔节孕穗期夯实廉政之根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廉洁的青少年就是廉洁中国的未来，我国廉政文化建设必须走进校园，通过整个教育体系引导和教育青少年远离腐败文化，传承优秀传统文化，自觉树立和践行廉洁价值观，把青年一代培养成为崇尚清廉、服务人民的有责任、有担当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各教育部门和各学校需要大力挖掘廉政文化教育资源，利用课程教学体系和校园文化传播平台等载体深入推进校园廉政文化建设，促进廉洁品德“入心”“入脑”，让廉政文化成为青少年成长中的重要精神食粮。
（三）创造“破”“承”“立”廉政文化建设的社会大环境，形成人人参与、共建共享的廉政文化建设格局
我国廉政文化建设，具有显著的文化建设属性，又涉及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领域;参与主体既涵盖党政机关、各单位、各团体，又包括每个公民;建设目标既要着眼于增强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秉公用权的价值理念，又要培育全体社会民众崇尚清廉、诚实守信的廉洁品质，打造风清气正的朗朗乾坤。因而“共建”是途径，鼓励和动员全社会共同参与，坚决抵制和反对腐败文化滋生蔓延，传承优秀传统廉政文化，创新廉政文化建设理论、打造优秀廉政文化作品、传播廉洁故事，宣传廉洁政策，弘扬廉洁价值观，将廉政文化融入各种群众性文明创建活动中，构建起廉洁的社会氛围和生活情境;“共享”是价值指向，把廉政文化建设成为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使人人共享公平正义的清廉生活。人人参与、共享共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文化建设，必将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我国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提供坚强的思想保障，为提高我国腐败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提供深厚的文化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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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ree-dimensional Path of Anti-corruption Culture Construction
LIU Ai-xin
（School of Marxism，Guangxi University，Nanning 530004，China）
责任编辑：梁 坤
收稿日期： 2020-09-08
基金项目： 201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国廉政文化建设的民众参与路径研究”（17BKS069）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刘爱新，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碩士生导师，入选第二期“广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杰出人才支持计划”，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道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作者：刘爱新
清政廉洁反对腐败论文 篇3：
新时代推进国家廉政治理现代化的价值、基础与路径
摘 要：推进国家廉政治理现代化，是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中之义，也是汲取历史上治乱兴衰经验教训、巩固当前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之制日趋完善、廉政改革全面深入、反腐败斗争取得重大成效，为新时代推进国家廉政治理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生发基础。今天我们要站在新的历史交汇点，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以建设廉洁政治为目标，凝聚廉洁共识、发扬改革精神、强化法治思维，构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制机制，将国家廉政治理现代化推向新阶段。
关键词：廉政治理体系;廉政治理能力;廉政治理现代化;反腐败斗争;廉洁政治
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胜利，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是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内在要求，更是党和国家跳出历史周期率、实现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了具有开创性、里程碑意义的战略部署，也为新时代推进国家廉政治理现代化指明了方向、规划了路径。新时代坚持党对反腐败斗争的“全过程领导”，加快构建结构合理、逻辑清晰、层次分明的中国特色反腐败制度体系，从源头上预防和遏制腐败，把反腐倡廉制度优势进一步转化为国家廉政治理效能，将为建设清廉中国、实现“中国之治”注入强大力量。
一、新时代推进国家廉政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价值
国家廉政治理現代化，是国家廉政治理体系和廉政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中国特色反腐败制度及其执行力的集中体现。新时代推进国家廉政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价值，要从理论、历史、现实三个维度科学把握。
（一）推进国家廉政治理现代化是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中之义
腐败是阶级社会中的一种消极现象，它根源于私有制基础上的剥削制度，直接表现为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用，是阻碍国家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毒瘤。作为阶级专政的工具，国家通过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两项基本职能，在表面上充当着调和社会阶级矛盾的“第三方力量”，在实质上代表着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我国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形式和实质具有内在一致性，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国家和社会中利用公共权力，侵占公共资源、侵犯公共利益的腐败行为和腐败现象，不仅违背了公权力姓“公”的原则，而且破坏了国家的性质、动摇了党执政的根基。“如果任凭腐败问题愈演愈烈，最终必然亡党亡国。”[1]以遏制腐败为核心的国家廉政治理，构成了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
治理腐败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在我国，党领导下的专门反腐败机构、政府的司法系统、媒体、各类社会组织，以及参与举报腐败行为的公民个人，都是反腐败的重要力量，而其中起根本性作用的是反腐败制度及其执行能力。推进国家廉政治理现代化，就是要建立健全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提高党和国家预防和惩治腐败的能力，把新时代的反腐败斗争推向新阶段。中国特色反腐败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内容，前者的规范化、系统化、体系化，必然会增加后者的完备性、科学性和运行的有效性，进而形成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强大动力。因此，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方式上，推进国家廉政治理现代化都将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二）推进国家廉政治理现代化是充分汲取历史上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
社会中腐败现象的存在，折射出国家廉政治理的不善。这种不善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表现尤为突出。以第一次工业革命为契机，英国在18世纪率先实现现代化，也遭受了历史上最猖獗的腐败，卖官鬻爵、贿选成风、官商勾结等腐败现象在社会广泛流行，整个国家“从头到脚都完全堕落和腐败了”。无独有偶，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崛起的美国，被现代化衍生出来的“政治机器”和“城市老板”所把持，收买型腐败渗透到原本为避免权力滥用和防止腐败而建立的“三权分立”政治制度中，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也同样没有避免由国家现代化和体制僵化矛盾引起的腐败。社会和经济的迅速现代化提供了腐败滋生蔓延的土壤，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则在于缺乏有效的政治制度化。
历史上国家跳出腐败泥潭的经验和教训充分证明，只有深入推进国家廉政治理现代化，才能保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18—19世纪，英国以改革议会制度为核心，推动了责任内阁和政党制度的成熟，并通过建立文官制、公共支出问责制，颁布《公共机构腐败行为法》等举措，有效遏制了腐败，推动了国家结构的理性化。19世纪末，美国通过制定抑制腐败法律、完善执法机构规章制度、利用党派利益冲突、加大新闻媒体披露腐败力度、凝聚公共监督力量等手段，提高腐败交易成本、降低腐败预期收益，实现了暂时的利益制衡。反观苏联，由于对制度建设的不重视，导致“反腐败实践容易受‘一把手’的直接干预和影响”，且“长期的领袖高度集权制、党政官员上级任命制、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特供制” [2]等僵化的体制没有得到彻底改革，最终留下亡党亡国的惨痛教训。
（三）推进国家廉政治理现代化是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的关键举措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精准有力惩治腐败，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夺取了新时代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胜利，将我国廉政治理推向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同时要看到，我国正处于奔向现代化的社会转型时期，在生产力尚未达到现代化水平、历史上几千年的封建剥削思想仍有残余、党和国家的体制机制还不够完善、西方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不断入侵的现实条件下，腐蚀和反腐蚀斗争是严峻的、复杂的，反腐败斗争是长期的、艰巨的。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增强防范风险意识，提高治理腐败效能，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推进国家廉政治理现代化是关键。
现代化中产生的问题，终究需要现代化来解决。新时代我国腐败与反腐败的博弈呈现出新的特点。一方面，腐败问题越来越向深层集聚，增加了反腐败的难度。“党的十八大以来不收敛不收手，严重阻碍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贯彻执行、严重损害党的执政根基的腐败问题”[3]依然存在;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案件易发多发;啃食群众获得感、挥霍群众对党信任的“微腐败”时有发生;金融领域腐败对社会主义经济秩序和市场安全的危害明显加大等等，这些现象对反腐败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反腐败斗争的持续推进，又遏制了腐败的蔓延势头。越来越多的违纪违法干部和腐败分子在高压震慑和政策的感召下，抛弃侥幸心理、放下思想包袱，自觉投案，成为中国特色反腐的一大亮点。因此，只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反腐道路，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反腐倡廉制度，不断提高党和国家惩治腐败的能力和水平，才能不断夺取反腐败斗争新的胜利。
二、新时代推进国家廉政治理现代化的现实基础
国家廉政治理，是通过上层建筑各部分的有效衔接、相互促进，推动社会政治环境和政治生态朝着廉洁方向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也为新时代推进国家廉政治理现代化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制度和现实条件。
（一）日趋完善的中国之制为推进国家廉政治理现代化奠定了根本前提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4]。这一本质蕴含着“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奋斗目标，是推进国家廉政治理现代化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我国，公有制作为经济基础的“基础”，其内在要求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人民发展为导向，这就为避免腐败大面积爆发提供了制度性前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建立在这一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它不僅在本质上区别于一切旧的剥削制度，还形成了包括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这些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5]在内的丰富体系，成为了彻底铲除腐败、推进国家廉政治理现代化的根本制度保障。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揭示了中国之制的十三个显著优势，这些显著优势深刻融入我国反腐败斗争，成为推进国家廉政治理现代化的根本前提。首先，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特色反腐的集中优势和鲜明特征，也是我国廉政治理不断夺取新的胜利的根本政治保证。其次，中国之制为完善国家廉政治理体系提供了基本保证。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建立廉政制度树立了利益导向;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坚持改革创新、与时俱进，为完善反腐败机制注入了法治思维和革新动力;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提高廉政制度的战略性、前瞻性提供了现实可能。再次，中国之制为提高国家廉政治理能力提供了重要力量。坚持全国一盘棋、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是整合和凝聚分散反腐力量的重要支撑;坚持发展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理念，是筑牢全社会反腐倡廉共同意志、有效开展廉洁教育的思想基础;坚持德才兼备、选贤任能，是壮大反腐败工作队伍的人才保证;坚持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相统一，参与全球腐败治理事务与合作，也是提高国家廉政治理效能的有效途径。
（二）全面深入的廉政改革为推进国家廉政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内生动力
从本质上认识腐败，不断超越针对腐败“追身式防御”的模式，是我国廉政治理的突出特点。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从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层面，对廉政改革做出提纲挈领的部署，明确要求“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廉洁政治，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6]531以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为主要着力点，新时代国家廉政改革不断深入、有序推进，为实现国家廉政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深化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和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贯穿廉政改革、推进国家廉政治理现代化的一条主线。2014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的《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实施方案》，立足制度反腐和法治反腐，要求纪检体制改革扛起“两个责任”、上提“两项权力”、覆盖“两种监督”、管好“两类人群”。2018年2月，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和《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对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再推动、再部署，强调要“推进纪检监察工作双重领导体制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领导”[7]。与此同时，为了实现对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的监督全覆盖，《决定》还提出“组建国家、省、市、县监察委员会，同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合署办公，实现党内监督和国家机关监督、党的纪律检查和国家监察有机统一”的新要求，以进一步扎紧扎牢遏制腐败的制度笼子。全面深入的廉政改革，不仅填补了制度空白、规范了制度运行、完善了制度体系，还刺激了党内反腐倡廉法规和国家反腐败法律制度的建构，形成了推动国家廉政治理现代化的强大力量。
（三）卓有成效的反腐败斗争为推进国家廉政治理现代化描绘了美好蓝图
“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是对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成效的深刻总结。一方面，“压倒性胜利”说明我国反腐败斗争实现了从量的积累到质的转变。“十八大五年间立案审查中管干部440人，约是十七大期间的6.7倍，十九大以来又有70余名中管干部被立案审查调查”;“截至2018年11月，党的十九大以来全国共查处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23.87万个，处理31.6万人”;“新增外逃人数从2014年101人下降至2017年4人，骤减96%。”[8]数据表明，我国腐败存量明显减少、腐败增量得到有效遏制，反腐败斗争取得了重要胜利。而另一方面，“压倒性胜利”不能与“决定性胜利”“完全胜利”划等号。反腐败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腐败的一些深层次、根源性问题，还有待更有力的措施加以解决。
反腐败斗争的成效，一方面“要看通过反腐败斗争，是否把消极腐败现象遏制在可能的最低限度”;另一方面“还要看通过反腐败斗争，是否保持了社会的基本稳定，为改革的深化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和环境。”[9]党的十八大以来，多省市正风反腐的生动实践证明，反腐败是修复政治生态、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正能量。2014年，广东省大力推进反腐败工作，地区生产总值也增长了7.8%，高于全国0.4个百分点;2015年，安徽省滁州市深化作风治理，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增长了9.9%;山西省治理塌方式腐败后，许多地方和国有企业发展指标持续向好;《反腐倡廉蓝皮书：中国反腐倡廉建设报告NO.8》最新的调查也显示，90.2%的城乡居民认为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反腐败的制度措施“非常管用”和“比较管用”。中国反腐败斗争取得的卓越成效，从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我国国家廉政治理现代化水平的提升，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反腐败制度、提高制度执行能力，也必然推动国家廉政治理现代化向高质量方向发展。
三、新时代推进国家廉政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路径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了具有开创性、里程碑意义的战略部署。以全会精神为指导，新时代的国家廉政治理要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以建设廉洁政治为目标，凝聚廉洁共识、发扬改革精神、强化法治思维，构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制机制，迈向现代化新阶段。
（一）建设廉洁政治，为推进国家廉政治理现代化明确目标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6]42。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歷史和实践充分表明，清正廉洁做表率，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内在要求，更是党和国家跳出历史周期率、实现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
新时代推进国家廉政治理现代化，要把建设廉洁政治作为根本指向和奋斗目标，进一步深化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要把建设廉洁政治融入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总体目标，制定“分步走”的战略规划，到2021年全面实现国家廉政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中国特色反腐败制度更加巩固、优越性充分展现。
立足当前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的现实阶段，建设廉洁政治，一是要持续保持反腐败的高压态势，一以贯之、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二是要聚焦影响党和国家政治生态的“污染源”，加快完善中国特色反腐败体制机制，着力从根源上遏制腐败;三是要进一步强化和落实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推动纪检监察工作向高质量方向发展，提高治理腐败的综合效能。此外，发挥共产党人清正廉洁价值观的引领作用，以优良的党风促进政风、社风好转，也将为建设廉洁政治，推动国家廉政治理现代化营造良好氛围。
（二）澄清认识误区，为推进国家廉政治理现代化凝聚共识
腐败和反腐败之间的较量从来不会停歇。随着反腐败斗争全面持续深入的展开，腐败分子的痛处被深深触碰，社会上开始出现和传播“反腐败与群众无关”“反腐败导致‘为官不为’”“反腐败造成消费萎缩”“反腐败是权力斗争和权力更替”“越反越腐”等噪音、杂音。其目的是希望党和国家调整反腐败的方针政策，让拧紧的作风建设发条松下来，让前进的反腐战车停下来。
唯物史观为认清腐败现象及其危害提供了根本原则与方法。从人类社会发展进程来看，“只要谁敢搞腐败，就必须付出代价。一棵参天大树，如任蛀虫繁衍啃咬，最终必会逐渐枯萎”[10]。腐败作为社会和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凸显出来的一种对抗性的利益矛盾，只有通过斗争的方式，才能解决和根除，任何放任腐败、以和平方式治理腐败的观念都是错误的，都必须纠正。
对反腐败斗争产生的错误认识，说到底都是政治上不清醒、思想上不坚定的表现。新时代推进国家廉政治理现代化，一方面要深化对新中国史、党史的学习，坚定理想信念。要在党内规范化的集中性教育和常态化的日常教育中，夯实反腐倡廉的思想道德基础，补钙壮骨、坚定信仰，提高抵制错误思想入侵的能力;另一方面要大力开展反腐倡廉的形势政策教育，强化政治定力。要向全党全国全世界人民讲好中国的廉洁故事，凝聚起坚定不移反腐败的共识和斗志。
（三）发扬改革精神，为推进国家廉政治理现代化注入动能
推进国家廉政治理现代化的根本动能，来源于廉政体制机制的与时俱进。中国特色反腐败制度和廉政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廉政思想为指导，根植于中国廉政治理实践，吸收了中国传统廉政治理智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优越性。这一优势是势能优势和性能优势的辩证统一，“只有通过制度改革，将制度势能转化为制度性能”[11]，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才能实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革，蕴含着我国廉政改革的逻辑。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要求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成为一切上层建筑变革的逻辑起点。这一转型时期，由于对市场规律把握不充分，必然导致廉政体制机制的不健全，而其中最根本的，是对公权力监督和制约的不到位。因此，我国廉政制度性能的提升，有赖于进一步深入的廉政改革。
推进新时代的廉政改革，关键要充分发扬改革精神。首先，要发扬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精神，对腐败现象和腐败行为保持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并善于从根源上认识和消除腐败;其次，要发扬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的精神，各级党组织和党员要有干事创业的勇气和担当，敢于破除廉政治理中的一些利益藩篱，推动廉政改革不断深入;最后，要发扬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精神，对于危害群众利益、威胁党的根基的腐败问题，要敢于动真碰硬，勇于针锋相对。
（四）强化法治思维，为推进国家廉政治理现代化提供保障
法治是治国理政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什么时候重视法治、法治昌明，什么时候就国泰民安;什么时候忽视法治、法治松弛，什么时候就国乱民怨。”[12]当前反腐败斗争中出现的一些突出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仍然存在。新时代推进国家廉政治理现代化，必须强化法治思维，在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同时，下大力气提高反腐败法律制度的执行力，让法律制度刚性运行。
把法治思维贯穿国家廉政治理的始终，要从根本上辨别两个命题。一是“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这是一个伪命题。党在我国处于执政和领导地位，要坚决抵制把党的领导作为个人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的挡箭牌行为。二是“权大还是法大”的问题，这是一个真命题。任何个人手中的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不遵守权力运行规矩，随心所欲、为所欲为，最终必然会受到法律的惩罚。
提高国家廉政治理的法治化水平，前提是科学立法，从制度源头完善反腐败法制体系，推动反腐倡廉党内法规和反腐败国家法律的有效衔接，才能提高法律的执行力。在深化法治反腐的进程中，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也要一抓到底。一方面，各级领导干部要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把党中央关于法治反腐的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另一方面，各级领导干部也要认真学习并及时跟进反腐败法律法规新发展，在深化廉政改革、化解廉政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中，加强对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运用，推动反腐败依法治理。
（五）加强党的领导，为推进国家廉政治理现代化把握方向
党领导国家廉政治理现代化，从根本上说是由我们党和国家的相互关系所决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彻底打碎了旧的国家机器，建立起新的国家政权，决定了党在国家中领导核心的地位。而党的領导，最终是通过主导国家政权运作、利用国家政权合法地组织和管理社会来实现。廉政治理作为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现代化发展也必然要求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在中国反对和防止腐败，实质就是要防止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党的少数干部的腐化变质，这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必须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才能完成这一任务。”[13]推进国家廉政治理现代化，要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反腐败斗争的基本方略，学习落实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精神，在持续深入的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中，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巩固党的领导核心地位。
推进国家廉政治理体系和廉政治理能力现代化，政党主导是原则，多元共治是目标。各级党委要在研判问题线索、分析反腐败形势、案件审核上压实主体责任，通过健全完善反腐败组织协调机制、反腐败专项报告制度、重要节点廉政提醒机制等，引领廉政治理发展方向;纪检监察部门要加快构建“纪律监督、监察监督、派驻监督、巡视监督‘四个全覆盖’的权力监督格局”[14]，完善推进反腐败斗争的治理结构;相关执法部门要加强规范化建设，确保严格公正文明执法。
（六）构建三维机制，为推进国家廉政治理现代化谋划战略
我们党反腐败不是看人下菜的“势利店”，不是争权夺利的“纸牌屋”，也不是有头无尾的“烂尾楼”。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要激浊扬清、固本培元，深化标本兼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构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制机制，这不仅是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的顶层设计，也是关于新时代推进国家廉政治理现代化的战略部署。
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是各有侧重，且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不敢腐侧重于惩治和威慑，不能腐侧重于制约和监督，不想腐侧重于教育和引导，三者贯穿着道德、纪律、法律、制度等要求，凸显了标本兼治的综合效应。构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制机制，是把我国廉政制度更好地转化为廉政治理效能，实现对腐败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的重要决策部署。
当然，要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廉政生态，还需要增强辩证思维、战略思维，在反腐败工作中把握现象和本质、形式和内容、原因和结果、偶然和必然、可能和现实、内因和外因、共性和个性的关系，提高制定反腐败计划、制度和决策的水平;要运用他律与自律相结合的手段，把“严”的要求贯穿到廉政治理责任、制度、监督、教育、管理的始终，用治标行动夯实治本基础，以治本举措巩固治标成果;要加快构建廉洁政治文化，发挥廉政文化对政党的管理与约束、滋养与扶正、定向与激励、自信与自省的多重功能，以良好的政治生态助推三维机制的长效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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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校 王学青
Key words： clean governance treatment system; clean governance treatment capability; modernization of clean governance treatment; campaign again corruption; clean politics
作者：顾玉平 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