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哲学客观命题研究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摘要：为了验证“舆论学又被称为新闻哲学”这一命题，在梳理有关新闻哲学几种认识的基础上，对新闻哲学这一概念进行了重新界定，并对这一命题的出处进行了理论溯源，提出了对这一命题的新认识，即“舆论学可以被看做是新闻的哲学”，用以说明舆论学研究可以增进和加深对新闻现象和基本规律的认识，并对新闻现象和活动起到支配和指导作用。
哲学客观命题研究论文 篇1：
探索哲学的现代科学形态之谜
摘要：广谱哲学是为了解决哲学命题的普遍性与精确性的矛盾、哲学方法的非程序化与程序化的矛盾而提出来的。它以辩证结构主义为建构思想，以广义的公理化、模型化、数学化、程序化为研究方法，为传统哲学构建科学形态。它为大部分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概念建立了相应相称的数学模型，为大部分辩证唯物主义的所谓“哲学方法”建立了相应相称的程序，也提出了许多新的概念和方法。广谱哲学创建17年来，在基础理论研究、应用研究方面取得了较丰硕的成果，在教学、系统科学、文艺学、人才学、法学、管理学、科技哲学、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等十余个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
关键词：哲学；广谱哲学；哲学科学形态
收稿日期：2013-03-25
作者简介：朱晓鸿（1971-），女，河南南阳人，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学院讲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所博士生。
广谱哲学是1996年由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张玉祥教授正式提出的。17年来，广谱哲学不断取得新进展，也得到了愈益增多的专家学者的关注，相关领域的研究更是成果丰硕。本着促使该学科继续深入发展的期望，特就广谱哲学的创立、研究现状和未来发展做一综述。
一、广谱哲学的创立
广谱哲学是为了解决哲学里长期存在的两对基本矛盾——哲学命题的普遍性与精确性的矛盾、哲学方法的非程序化与程序化的矛盾，吸取了系统科学的成果，采用现代数学的方法而创立的。
哲学命题的普遍性与精确性的矛盾是指哲学命题具有最高的普遍性，但难以确切化、精确化，容易造成歧义和误解。这是许多哲学命题长期争论不休的原因之一。例如，哲学史上“一分为二”与“一分为多”之争、可知论与不可知论之争、“真理-元论”与“真理多元论”之争等。事实上，这类哲学命题比比皆是，差不多随便找出一个哲学命题皆是如此。广谱哲学则用公理化、模型化、数学化的方法解决了上述问题。
广谱哲学要解决的另一个矛盾是哲学方法的非程序化与程序化的矛盾。这个矛盾是说，传统哲学讲的“哲学方法”是没有程序的，即没有先干什么，后干什么的步骤。例如，传统哲学讲“现象反映本质，本质决定现象，因此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传统哲学不仅没有进一步揭示现象如何反映本质、本质决定什么样的现象，而且也没有提供“透过现象看本质”的程序。广谱哲学则在揭示了现象和本质关系的广义量化结构基础上，给出了“透过现象看本质”的不失一般性的程序。
很显然，要解决上述两对矛盾是很不容易的，核心的问题是要找到适宜的数学工具。所谓“适宜的”，一是这种数学不依赖于数量关系，因为哲学问题一般不涉及数量关系。因此，传统的以数量关系为基础的数学（如代数方程、三角函数、微积分等）不能描述哲学问题；二是这种数学的适用面要宽，因为哲学概念、命题的根本特征就是具有最高的普遍性。
在经历了多年的失败之后，张玉祥教授于1987年开始接触并系统地研究了泛系方法论，后者是由我国数学家吴学谋教授创立的。顾名思义，泛系方法论是适合于广泛系统的数学化的方法论，它把集合论、近世代数、图论等的许多成果推广到一般系统。它不依赖于数量关系，又具有高度的普适性，显然这正是解决上述两对矛盾的适宜的数学工具。
1989年，张玉祥教授发表了《关于哲学的规范化道路》一文，正式把泛系方法论作为哲学数学化的建模工具。从1990年到1995年，张玉祥教授连续发表了20余篇论文，重点是分析、研究如何应用泛系方法论为哲学问题建立模型。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1996年，张玉祥教授发表了《关于广谱哲学的构想》一文，标志着广谱哲学的正式提出。从1996年至今，有数十位作者在国内外期刊上发表了100余篇广谱哲学论文和3部专著。这些论文著作反映了广谱哲学的许多开创性的工作。第一，它为大部分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概念建立了相应相称的数学模型（参见表1）。这里所谓的“相应相称”，是指哲学概念的普适性有多高，所建立的模型的普适性就有多高。第二，它为大部分辩证唯物主义的所谓“哲学方法”建立了相应相称的程序。这里“相应相称”的含义与上同。第三，它提出了许多新的概念和方法。例如，描述事物具有多重属性的多叶客观性概念、描述事物量变质变的类变概念（同类变和异类变）、描述社会价值取向分布的价值场、价值网概念，等等。在方法上，广谱哲学提出了多种联络分析法、广义极值分析法、大系统广义偏导法，等等。第四，广谱哲学也在数学、系统科学、文艺学、人才学、法学、管理学、科技哲学、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和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等十余个领域得到了应用。
二、广谱哲学的研究现状
根据检索的结果，有关广谱哲学的论文、著作100余篇（部）。大体上可分为基础理论研究、应用研究和理论评价三大类。
（一）基础理论研究
基础理论研究的主要作者（论文、著作）以张玉祥教授为主，主要内容为广谱哲学的基本概念、广谱哲学的主要内容和广谱哲学的理论特征等等。关于广谱哲学的基本概念，张玉祥教授认为，“广谱”两字的基本含义是“广泛的知识系列”，亦即“普适性”，它反映了哲学的根本特征。他认为真正的哲学都应具有“广谱性”。学术界流行的关于哲学的“意识形态说”、“人学说”（把哲学看成人学）、“社会科学说”（把哲学看成社会科学），等等，都是走偏了。没有反映出哲学的本质特征。提出“广谱哲学”这个概念，正是为了恢复哲学应有的普适性。
张玉祥教授提出，广谱哲学以辩证结构主义为建构思想。辩证结构主义是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对传统结构主义的继承和改造，即继承了传统结构主义的合理内核（如广义结构的概念、模块组合的方法等），同时又赋予各种客观结构以可变性、可转化性和可观控性等。在辩证结构主义的建构思想下，各种哲学概念、原理和方法被抽象、分解成不同的结构模块，然后通过哲学结构模块的连接、组合或变换来模拟各种哲学问题。按照他的分析，广谱哲学的基础理论分为六个基本板块，即广谱存在论、广谱联络论、广谱阴阳论、广谱类变论、广谱映像论和广谱价值论。
广谱存在论是广谱哲学的本体论。它以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观、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存在观等为主要哲学背景，以牛顿力学、相对论、量子力学与变换群的关系，现代数学中变换群与等价类的关系等为主要科学背景，通过引入可映像公理和等价性公理而定义客观存在的概念，并据此推出多叶客观性定理等一系列重要结论。它还给出了隐存在（对应显存在）、历史存在、未来存在和无限存在（对应有限存在）等多种特殊存在形式的广义量化模型和相应程序。它用数理形式的成果批驳了主客观唯心主义的多种错误观点。
广谱联络论是唯物辩证法普遍联系观的一种定型研究。它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普遍联系观为主要哲学背景，以一般系统论关于系统性质的理论和现代科学关于普遍联系的事实为主要科学背景，通过引入最小联络公理和性状非自在公理而推论一般系统论的诸多重要结论，并与现代科学（现代物理、化学等）的有关原理相衔接。广谱联络论所提出的多种联络分析方法（宏观联络分析法、主要联络分析法、关键联络分析法等），以广义量化的程序模拟了具体科学中的诸多方法。
广谱阴阳论是关于辩证矛盾学说的一种新研究。它以辩证唯物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和中国古典哲学的阴阳学说为主要哲学背景，以现代数学中的对偶理论和现代科学技术中关于相互作用的普遍事实为主要科学背景，用满足两个抽象数学条件的阴阳序偶模拟辩证矛盾概念，区分了具有不同性状的两类阴阳——动力阴阳和状态阴阳，并刻画了它们的存在性公理。广谱阴阳论关于主序阴阳的理论，关于类阴阳的理论，完整而形式具体（指数理形式）地刻画了唯物辩证法关于主要矛盾的学说和关于基本矛盾的学说。它所提出的阴阳控制的思想从动力机制上刻画了一般控制的实质。
广谱类变论来源于量变质变规律的辩证结构主义研究，其哲学背景是辩证唯物主义的量变质变规律和时间一维性观点等，科学背景是科学技术中普遍存在的量变质变现象和协同学、耗散结构论、突变论中的系统演化理论。它用同类变（同一等价类内的变化）模拟广义的量变，用异类变（从一个等价类跃迁到另一个等价类）模拟广义的质变，通过引入环参诱变公理和质量关联公理而推论系统类变规律，通过耦合量变质变规律和对立统一规律推论阴阳类变规律。广谱类变论关于系统演化的可逆与不可逆的广义量化模型回答了认识论上可知论与不可知论对立的根源。它关于系统稳定性与不稳定性的广义判据以及关于系统类变的观控理论，对于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理解和研究一般控制理论均具有新的参照意义。
广谱映像论是以广义映像（数学上表现为映射）概念为基础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能动反映论）的研究。它以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能动反映论、实践观和真理观等为哲学背景，以离散数学的映射概念、泛系方法论的映像概念、控制论和泛系方法论的观控方式概念和现代科学技术中的实验方法等为科学背景，提出了多种能动反映的映像模型，并通过引入现象归类公理和本质存在公理构造了从现象到本质的典型映像（如从个别到一般、从现象到规律、相似现象的类比移植等）。它关于等价映像的真理定义以及关于认识真理性的判据（结构模拟型判据、机理模拟型判据等）在极其抽象的广义量化形式上概括了科学研究中的大量实践结果。它关于认识的逆像理论具体地模拟了从理论到实践的实现过程。
广谱价值论是关于哲学价值论的一种结构化、模型化研究。它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论为哲学背景，以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价值论、泛系方法论的广义供求观等为科学背景，通过引入广义供求关系（不限于经济学上的供求关系）而给出了价值实现的两个数学条件（同质性和非空性条件）。它用对单元素集的映射幂形式为对立的与辩证的价值判断建立了模型，分析了它们的区别与转化。它通过引入一般评价函数来模拟各种评价过程。广谱价值论还构造了一定社会范围内的价值场网模型，特别是给出了社会价值场网的一般调控模型。
（二）典型应用研究
关于应用方面的研究，已有数十位作者做了认真的探索。限于篇幅，这里只列述几个方面的研究。
第一，离散数学。离散数学是广谱哲学主要数学基础，因此，在广谱哲学创建过程中，广谱哲学的创建人张玉祥教授做了大量的研究。为了适应哲学研究的需要，张玉祥教授对离散数学的诸多基本概念和方法，如集合、运算、二元关系、偏序、等价、映射、结构、同态、同构和变换群等，做了系统的扬弃和改造，揭示这些概念和方法中蕴含的事理、哲理和技理，并按照辩证结构主义的思想予以动态化处理，用以描述辩证发展和转化。周锦安教授不仅具体地阐发了广谱哲学对离散数学扬弃和改造的内容，而且概括和提炼了广谱哲学对离散数学扬弃的主要方法和特点。苗袆教授则在概括广谱哲学对离散数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阐发了广谱哲学的运筹学意义。
第二，系统科学。系统科学是广谱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背景，因此，在广谱哲学的发展过程中，对系统科学的吸收、提炼和改造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其中张玉祥教授对于一般系统论关于系统的开放性、整体性、嵌套性、动态性以及自组织理论（耗散结构论、协同学等）关于系统演化、可逆与不可逆、稳定与不稳定和系统分析法等，均从辩证结构主义和广义量化方法方面做了具体的分析。王晓岗副教授则从广谱类变论的角度对系统的演化和发展变化做了更为具体的研究。
第三，物元分析。物元分析是我国数学家蔡文教授创立的一门新型的交叉学科。它以物元（指描写事物的基本元素，包括事物、特征和数值三个要素）和物元变换为研究对象。1998年，张玉祥教授首次运用广谱哲学的理论和方法，对物元分析的若干核心概念（如可拓集合、零界、特元变换等）做了系统的分析。其中可拓集与广谱类变论、零界与广义中界、物元变换与广义变换的结合，在一定的意义上拓展了物元分析的数学基础。在此基础上，高新亚教授又运用广谱哲学的方法对相关概念做了详尽的广义量化分析。
第四，科技创新理论。科技创新是国内外科技界、科技哲学界多年的热门研究领域，也提出了许多理论和方法。但这些理论和方法，往往偏于零碎和不系统，缺乏统一的理论依据和不失一般性的程序。为此，广谱哲学基于它所提出的单叶客观性和多叶客观性原理，探讨了科技创新中的“求真”和“怀疑”精神、科技创新与观控方式的关系、产生收敛性思维与发散性思维的方法，并为多种科技创新方法（如学科交叉法、类比移植法、系统置换法等）建立了广义量化的模型和程序。
第五，西方哲学史。广谱哲学在发展的过程中，针对西方哲学史上的一些著名代表人物的观点做了系统的分析，特别是运用结构分析和广义量化分析的方法，肯定了他们的合量内核，澄清了许多混乱之处。这些分析涉及柏拉图的“理念论”、洛克的物质观、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说”、贝克莱的“感知说”、休谟的“不可知论”、胡塞尔的“本质变更法”、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证伪主义和新托马斯主义等。
第六，思想政治教育学。思想政治教育涉及许多有争议的概念和命题，例如“思想”、“正确思想”、“错误思想”、“思想的复要性”、“思想的稳定性”、“思想的流变性”和“思想教育的内化”等。广谱哲学运用广谱映像论、广谱类变论中的观点和方法均对它们进行了结构分析和广义量化分析，分别为它们建立了思想的映像模型、多影模型、自稳模型、思想的跃迁模型等。
第七，文艺理论。这里的文艺理论是指探索文学艺术作品创作规律的理论。广谱哲学针对文学艺术创作过程中生活素材的选取、人物形象的设计、故事情节的安排和篇章结构的谋划等，运用广谱映像论和广谱价值论，提炼和概括了多种文艺创作模式，例如文艺取像模式（商化映像、子集映像、赋价映像等）、影像合成模式、情节生成的变换模式和叙事类作品的结构设计程序等。这些模式或程序，不失一般性，又有足够的灵活适应性。
第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逐渐成熟。例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结构特征、“先富后富论”和“一国两制”等。为这些理论建立适宜的结构模型和广义量化模型，是广谱哲学又一应用领域。为此，广谱哲学先后为这些理论建立了初级阶段的交叉结构模型，“一主多元结构”（一个主导，多元发展）的偏序结构模型、坚持“四项基本原理”的自同构模型和“先富后富论”的大系统广义偏导模型以及宏观调控模型等。
第九，其他研究。广谱哲学在发展的过程中，还涉猎了其他诸多领域的问题。例如，张玉祥教授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建立了价值量映射模型，他还为人才成长与培养模式建立了能级轨道跃迁模型等。此外，张泽中、黄强等在《探讨水利工程绿色利用的广谱哲学基础》一文中，用广谱价值论的思想和方法来分析水利工程绿色利用问题。贾屏在《水资源合理利用的广谱哲学基础探讨》一文中，用广谱价值论的思想和方法来讨论水资源利用的相关问题。尹强、田世民等在《论都江堰地区旅游开发的广谱哲学基础》一文中，则把广谱价值论的思想和方法与旅游开发等结合起来等等，这里不再细述。
（三）若干理论评价
在理论评价方面，已有数十位学者对于广谱哲学做了积极的、肯定性的评价。限于篇幅，这里只列述几个有代表性的评价。
1998年，我国数学家、泛系方法论创建人吴学谋教授在《广谱哲学探索》序言中。认为广谱哲学是“泛系方法论在哲学园地上结出的一枝绚丽的花朵”，是“独具特色的新的理论体系”。
1998年，河南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陶承德教授在《广谱哲学探索》序言中，认为广谱哲学的研究“最终将导致哲学原理和体系本身的深刻变化，给几千年来的古老哲学带来全新的面貌”。
1998年11月，华北水利水电学院闫世全教授在《南京政治学院学报》发表书评《哲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广谱哲学探索>评析》，认为广谱哲学“元疑属于哲学研究中最富挑战性、最富冒险性的课题之一”，指出广谱哲学对传统哲学的“四化”（广义的公理化、模型化、数学化和程序化）工作，“大大地深化和推进了哲学基本理论的研究”。
1999年，吴学谋教授在香港的《京港学术交流中心》刊物上发表《泛系：一种多层网络型的跨学科新研究》，文中指出：“张玉祥用泛系方法论、泛系数学、泛系哲学具体发展了具有创造性的、元科学性的广谱哲学，对哲学、系统论的交缘以及哲学的现代化、规范化、形式化或数学化做了可贵的探索。”
2004年，河南省科学院院长余守志教授在《广谱存在论导引》的序言中，集中评价了广谱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广谱存在论。他指出：“广谱存在论的一个最鲜明的特色是它抛弃了任何实体性的概念，如元气、‘五行’、分子、原子、一般物质、场等等，甚至也抛弃了任何特定关系或结构的概念、系统、组织、有机体等等，而以多重（n个人或n次，n可取无穷大）观控作用下的等价性（不变性）取代了它们，但又把它们作为特例统摄其中。这样一个思想既坚持了唯物主义物质观的基本原则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而又能够为人的意识所反映，又极大地拓展了唯物主义本体论的范围。”余守志教授认为，广谱存在论中的多叶客观性定理，“无论对于本体论、认识论，还是对于真理观、实践观都是一个重大的推进”。
2006年8月14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刘二中教授在“自主创新与广谱哲学10周年全国学术研讨会”上，充分肯定了广谱哲学的大胆创新精神，认为广谱哲学可以称为是“中国的广谱哲学学派”。
2006年8月14日，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王鸿生教授在“自主创新与广谱哲学10周年全国学术研讨会”上，“对广谱哲学为辩证法引入结构主义观点，形成了辩证结构主义的建构思想，对于广谱哲学通过引入不同的条件，使两个相反的判断同时成立，用结构分析方法解决可知与不可知的对立，以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代表两种不同层次的经济学等观点，表示充分的肯定”。
2006年8月15日，河海大学博士生导师孙其昂教授在“自主创新与广谱哲学10周年全国学术研讨会”上，“对广谱哲学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指出广谱哲学能够把现代数学方法和哲学思想结合起来，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这种创新的精神是值得发扬和学习的”。
三、广谱哲学存在的问题和未来发展
广谱哲学从1996年正式提出到现在已经走过17个春秋，回顾过去，可以说充满了艰难曲折，但展望未来，广谱哲学如何发展？为此，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广谱哲学研究所所长张玉祥教授就广谱哲学的未来发展提出了如下的思路。
第一，基础研究。广谱哲学的基础理论目前有六个板块，即广谱存在论、广谱联络论、广谱阴阳论、广谱类变论、广谱映像论和广谱价值论。可以说，广谱哲学在这六个板块上均做了较为重要的工作，即相对于传统哲学而言，在公理化、模型化、数学化和程序化上有了实质性的推进。但相对而言，广谱联络论、广谱阴阳论较弱。原因是：其一，量子力学的发展给广谱联络论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问题。例如，如何理解拉兹洛在《微漪之塘-宇宙进化的新图景》一书中关于ψ场（宇宙量子真空零点能与全息场）的学说？量子通讯背后隐藏的事物机理与普遍联系学说是什么关系？其二，在数学上，对偶同构、自对偶同构抑或对偶同态、自对偶同态能否确切地描述对立统一关系？这些问题都需要重新认真思考。
第二，应用研究。广谱哲学尽管有了十余个领域的应用，但还不够深入具体，还不够广泛全面。所谓不够深入具体，是指在已应用的学科，还只是浅尝辄止。例如，在政治经济学领域，还只是对劳动价值论做了数学描述，其余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还没有涉及。又如，在法学领域，也只是在自由裁量权和国家机构设置上做了一定的结构分析，其余的法学问题还远未涉及。所谓不够广泛全面，其一是说，在所涉及的学科领域诸多专题上不够广泛，如上所述。其二是说，还有许多学科尚未涉及。例如，军事谋略学、理论历史学、生态学和语言学等等。特别是还没有形成广谱哲学应用的优势学科。这里所谓的优势学科，是指广谱哲学在某些学科的应用，使该学科获得了不同于传统理论和方法的新成果。这些新成果是靠传统的理论和方法得不到的。例如，在系统科学领域，广谱哲学主要在一般系统论上做了一些工作，但在系统科学的自组织理论上还有很多工作可做。
在广谱哲学的应用研究上，需要广谱哲学工作者与各领域的专业工作者联盟，互相配合、互相学习，才能结出更多的硕果。
第三，宣传推广。通过十余年的发表论文、学术交流等工作，广谱哲学在河南省哲学界特别是河南省自然辩证法界有较大的知名度。通过两次全国性学术会议——2006年广谱哲学10周年研讨会和2011年广谱哲学15周年研讨会，广谱哲学在国内哲学界和自然辩证法界也有一定的影响。此外，通过参加国际系统科学学术会议和学术交流在国外系统科学界也有较好的反应。但总的来说，宣传和推广工作还远远不够。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首先是广谱哲学一直处在继续深入研究中，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不宜急于宣传。其次是由于广谱哲学是追求公理化、模型化、数学化和程序化的新型学科，对大多数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而言，囿于理论背景和知识结构的限制，理解起来有很大的难度，难于被人接受。即使对从事数理自然科学的人而言，也很难理解没有数量特征的哲学为何能够数学化，很难理解一个覆盖面极宽的哲学思想能够公理化、模型化，等等。
广谱哲学今后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做好宣传、推广工作，包括以通俗、生动的语言介绍广谱哲学的新观点、新方法，在更多的专题领域有深入、系统又有特色的应用，培育一支既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坚定信仰，又有良好的高等学科知识的研究队伍，使广谱哲学不断得到健康、稳定、可持续的发展。
（责任编辑 韩顺友）
作者：朱晓鸿
哲学客观命题研究论文 篇2：
“新闻哲学”与“舆论学”之关系刍议
摘要：为了验证“舆论学又被称为新闻哲学”这一命题，在梳理有关新闻哲学几种认识的基础上，对新闻哲学这一概念进行了重新界定，并对这一命题的出处进行了理论溯源，提出了对这一命题的新认识，即“舆论学可以被看做是新闻的哲学”，用以说明舆论学研究可以增进和加深对新闻现象和基本规律的认识，并对新闻现象和活动起到支配和指导作用。
关键词：新闻哲学；舆论学；新闻学；哲学
对新闻哲学与舆论学二者关系的探讨，来源于对“舆论学也被称为新闻哲学”这一命题的争论。国内学界形成两种不同态度，一种是不加论证地予以支持，另一种是从学科设置的角度来说明二者只可相通，不可相同。那么，二者究竟能不能等同？该命题到底有没有被误读？本文将围绕这些疑问展开讨论。
一、国内关于“新闻哲学”的几种认识
在哲学和具体学科之间，往往有着某种具体门类的哲学作为两者理论中介，例如，哲学和文艺学之间有艺术哲学（美学），哲学和思维科学之间有逻辑学（思维哲学），哲学和教育学之间有教育哲学，哲学和语言学之间有语言哲学等等。因此，似乎哲学和新闻学之间也需要有个“新闻哲学”才显得合情合理。但是，“新闻哲学”对于中国新闻传播学界来说，的确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新概念，到目前为止，其研究成果还寥寥无几。为了厘清“新闻哲学”这一概念，首先需要对当前的主要观点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进行界定。
通过梳理国内现有的研究成果发现，有以下五种不同的“新闻哲学”认识观点：
第一种，“新闻哲学”是“舆论学”。1984年出版的《新闻学简明词典》中同时收录了“新闻哲学”和“舆论学”这两个术语，并作出如下解释：新闻哲学，即舆论学，参见“舆论学”条目。舆论学，又称“新闻哲学”，是研究舆论的产生、形成及其社会作用的学科。该词典把“新闻哲学”当做是“舆论学”的一个“别称”，新闻哲学的研究对象、研究范畴、研究手段和舆论学完全重合。随后，上述理解得到了迅速的推广和传播：1985年第12期的《新闻业务》（现名为《中国记者》）在其“知识之窗”栏目中对“新闻哲学”这一术语进行了上述介绍；1986年第6期的《新闻界》在其“开阔篇”栏目中继续沿用了这一观点；1990年出版的《社会科学学科辞典》，在“新闻学科”下收录了“舆论学”，解释与上述观点无异。由此可见，这种观点只是把“新闻哲学”当做是一个凸显舆论学在新闻事业中具有指导性地位的“别称”而已，既不是理论，也不成学科。
第二种，“新闻哲学”是对新闻传播现象的哲学研究。1993年，甘惜分教授主编的《新闻学大辞典》对“新闻哲学”进行了如下解释：“新闻哲学是对一切新闻传播现象的哲学研究。它主要借助哲学方法研究新闻传播现象，探究其本质、规律，总结内容主要有两部分：一是对新闻学本质原理的研究，重点探讨新闻的起源与本质、新闻的特征与社会属性、新闻传播的规律等。二是对新闻工作中的哲学问题的研究，重点探讨新闻工作中的各种矛盾关系，运用辩证法研究这些矛盾中对立的两个方面怎样相互联系、相互斗争以及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这种代表性观点的核心就是利用哲学方法来揭示新闻传播活动的本质规律。
第三种，“新闻哲学”是“新闻伦理学”。胡兴荣的《新闻哲学》是我国唯一一部该领域的专著，该书的主要特点是把新闻学理论和新闻伦理学融合起来。从学科分类上看，伦理学属于哲学范畴，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因此，新闻哲学被视为建构新闻伦理学的基础和前提，它旨在当媒体与社会、媒体与政府、新闻与理论、主观和客观、自由和自律等各种关系陷入困境时，运用哲学方法解决新闻工作者在理念和实践中遇到的两难。
第四种，“新闻哲学”是西方的“媒介哲学”。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新闻传播学者，习惯把探讨新闻媒介与政府以及其他干预势力之间关系的各种理论称之为“媒介哲学”（Media Philosophy），我国港台地区一些学者则称之为“新闻哲学”。代表性的观点有：“报刊的四种理论”（Siebert， Peterson &Chramm）、“政治—报刊圈”理论（Lowenstein， Merrill & Circle）、“报刊五种理论模式”（Hachten）、“批判模式”（Altschull）和“综合模式”（Picard）。
第五种，“新闻哲学”是“元新闻学”。该观点把以上四种观点都归结为认识上的误区，并进行了批判。该观点认为，把“新闻哲学”和“舆论学”“新闻伦理学”等新闻学二级学科的对等，是理解“新闻哲学”的一个误区，并提出了“元新闻学”这一概念，即关于新闻学研究的研究，新闻学原理的原理。新闻哲学重点研究新闻理论的认识论、方法论基础。
以上五种认识各有特点：认为“新闻哲学”就是“舆论学”的观点，把二者的对等当成是约定俗成的常识和定律，缺乏深入的学理论证，在认识上存在着一定的偏差；認为“新闻哲学”是“新闻伦理学”的观点，缩小了“新闻哲学”的内涵，伦理学属于哲学门类，可哲学却不仅仅包含有伦理学；认为“新闻哲学”是西方“媒介哲学”的观念，在中国的适用性有限；认为“新闻哲学”是对新闻传播现象的哲学研究的观点，体现了新闻研究中的对立统一哲学方法，但是缺乏对“新闻哲学”内涵的抽象概括；“新闻哲学”是“元新闻学”的观点，多少给人一些“只破不立”的感觉，在否定其他观点的同时，却没有对自己的观点进行深入的论证，终究还是让人摸不清头脑。可见，国内对“新闻哲学”的认识还难以达成共识，研究热情和深度都有所欠缺。
二、对“新闻哲学”的理解
在笔者看来，从本质上说，新闻哲学是哲学的一般原理在新闻理论与实践领域的应用；反过来，新闻学的问题和观念也能够引发哲学上的思考。或者说，新闻哲学是从哲学出发审视新闻现象，运用哲学思维方式探究新闻学问题，从而形成对新闻现象的根本看法；抑或是从新闻学问题出发，寻找哲学上的根据，为新闻学问题的解决提供哲学背景。因此，新闻哲学研究应该包含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为新闻学研究提供思维范式。在这一层面上，新闻哲学就是对人類理性在新闻实践活动中所采取的独特形式的探究。而这种人类理性，便是体现在具体新闻实践活动中的思维模式和思维范式，它们正是新闻哲学研究的对象。例如，新闻工作的主要工具是语言，如果新闻工作者对语言哲学这一哲学分支学科多加了解和学习的话，那么新闻工作可能会变得更加出色。早期实证主义者认为语言 “陈述事实”的功能远强于语言表达情感的功能，几乎把“陈述事实”当作语言唯一的合法用途。这一偏见就是“硬新闻”（时事类新闻）比“软新闻”（连环画、字谜游戏、通知告示等）更加重要的哲学基础及其在新闻学中的反映。后来许多实证主义者纷纷“软化”了自己的观点，把语言的说笑话、讲故事、发感慨等其他功用与陈述事实功能平等对待。显然，语言哲学为新闻工作者更加深入、细致地审视新闻工作提供了一种思维模式或范式。
第二，为新闻学研究提供方法论。新闻学研究需要有哲学世界观基础和方法论指导。例如解释学，是西方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文化哲学。解释学关注的焦点是文本，文本是解释学研究的对象和基础。从解释学的视角看，新闻文本具双重含义：一是它将新闻事件呈现在传播者面前，传播者需要对其进行理解和解释；二是受众也会对新闻文本进行解读，但此时的新闻文本包含了传播者的理解和解释。因此，文本选择的重要性显而易见，它会影响新闻传播者看待新闻事件的角度，也直接决定了受众理解的偏差与否。
第三，为新闻学研究提供价值规范。如今，新闻活动已经和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新闻哲学也需要解决与新闻活动相关的价值问题，阐明新闻活动的目的，从而对新闻实践进行规范与引导，使之不偏离目标。不同的哲学，也会对新闻活动的目标有不同的指导。例如，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现代哲学在“价值”的本质问题上有着不同观点：西方现代哲学认为价值是主观的，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认为价值是主客观相统一的，表明了作为主体的人们与客体之间的一种“需要满足”与“满足需要”之间的关系。新闻既是物质产品，也是精神产品。受众和新闻的关系正是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即受众对新闻的需要是新闻价值的主观条件，而新闻能够满足受众的信息需要是新闻价值的客观基础。因此，对于新闻哲学来说，既要研究宣传需要，更要研究受众需要，由此确定新闻价值，从而选择新闻事实。
三、“新闻哲学”即“舆论学”的理论溯源
通过前文的文献梳理可知，赞同“新闻哲学”就是“舆论学”的观点多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辞典和学术期刊的知识介绍性栏目。然而，这些文献对将二者等同的理由却语焉不详，没有任何理论上的论证和说明。因此，为了进一步探究“新闻哲学”和“舆论学”之间的关系，我们需要对这一观点进行理论溯源。
1981年第4期的《陕西新闻研究》杂志刊登了一篇两万余字的学术论文《舆论学初探》，这是我国第一篇舆论学专论性文章，其作者就是被誉为我国舆论学“拓荒者”的刘建明教授。这篇论文总结了“舆论”和“舆论学”等概念，第一次大胆地提出了“舆论学，是新闻学的哲学”的这一命题，成为该观点的提出者。但是需要注意，刘建明教授认为“舆论学”是“新闻学”的“哲学”，而并非“舆论学”是“新闻哲学”。
1988年1 月，刘建明教授的论著《基础舆论学》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该论著被认为填补了我国舆论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空白。该书开篇写到：正像美学是“艺术哲学”一样，舆论学是新闻的哲学，同时它又是驾驭民心的艺术。为什么将舆论学看做是新闻的哲学？刘建明教授做了详细的论述：由于社会舆论始终显现着社会思潮的消长，表达人们对现实事件的评价，因此，舆论规律不仅支配着新闻报道活动，而且深刻制约着人类的各种社会活动。新闻报道以社会为对象，传播事实与评价事实本身无非是表达某种无形或明显的意见，用以指导或造成社会舆论。一个新闻记者要正确地反映或引导舆论，必须具有舆论学的知识。不懂舆论规律、不善于把握舆论动向的人，很难成功地从事新闻报道活动或其他社会工作。社会舆论确实能够无时无刻地给社会工作者提供大量研究的素材，引起他们的注意、深思和探索，并根据舆论态势对周围的一切作出合理的判断。这样，舆论学作为独立的科学出现以后，必然涉足、影响到一切社会领域，特别是对新闻传播领域具有高度指导意义。
如果说在舆论学界提出“舆论学是新闻哲学”的观点有“自抬身价”的嫌疑，那么新闻学界是否也有同样的认识呢？由项德生和郑保卫教授编著的《新闻学概论》一书，在梳理西方新闻学发展史的过程中，提到了两部出版于20世纪20年代的资产阶级新闻学经典之作，一部是被誉为西方舆论学奠基之作的李普曼的《舆论学》，另一部是约斯特的《新闻学原理》。书中提到：李普曼在书中论述了舆论的本质及其形成过程，认为“舆论是公众或许多人对他们共同关心或感兴趣的问题（或事件）公开发表出来的意见”，它靠新闻宣传的“刺激——反映”过程所积淀在人脑中的“固定成见”，进而形成社会公众的看法即舆论。第一次揭示了新闻现象的深层本质——舆论过程，舆论学因此被称为新闻哲学。
可见，舆论过程确实贯穿于新闻活动中，对舆论过程的哲学认识可以帮助人们理解新闻活动的本质规律，从而为新闻活动提供准则和标准。
四、对“新闻哲学”与“舆论学”之关系的再思考
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有了一个对“新闻哲学”与“舆论学”之关系进行正确解读的基础。笔者赞同刘建明教授提出的“舆论学是新闻的哲学”的观点，并且认为“新闻的哲学”和“新闻哲学”这两种表述存在着极大的差异。
“舆论学是新闻的哲学”这一观点，实质上是将舆论学比作是用来指导新闻活动的哲学思维和方法，进而表明舆论学研究可以增进和加深对新闻现象和基本规律的认识，并对新闻现象和活动起到支配和指导作用：第一，舆论过程的客观根源要求新闻来源的正确和可靠，舆论的形成来源于公共事务包含的刺激性信息，而公众对公共事务的获知往往是通过阅读新闻，对最新发生的公共事务进行的报道便是新闻，因此，新闻和舆论的发生、发展和变化就形成了一个互动的关系。第二，舆论过程的主观因素要求新闻报道的内容必须真实和客观，要以满足公众知情权和实现人民根本利益为价值导向，尽量排除个人固有成见因素的干扰，健全新闻工作道德标准；第三，舆论过程的实践因素要求通过舆论监督、新闻自由和新闻立法来推动政治民主化进程，畅通民意渠道，推进新闻体制改革；第四，舆论的认识论因素要求新闻工作提高舆论引导的科学性和艺术性，要研究新闻受众的心理和认识过程，不要低估群众的主观能动性。
“舆论学是新闻哲学”这一观点的表述缺乏严谨性，首先，“新闻哲学”是新闻学下属的新兴分支学科，和“舆论学”在学科上当属并列关系，这样的等同反而造成两个学科主体地位的丢失。其次，通过前文分析，新闻哲学的内涵和外延都要大于舆论学，而舆论学对新闻学在哲学层面上的指导意义更多地体现在提供价值规范方面，这也是为什么有学者将新闻哲学和新闻伦理学等同的原因。
五、结语
近30年来，我国舆论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表现在论文数量逐年增长，形成了若干热点研究领域，涌现出一批专家学者和研究机构。然而，我国舆论学研究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尤其是基础理论研究相对薄弱，存在重实践、轻理论的现象，缺乏理论创新。甚至在一些基本概念的使用上，还存在着混淆和不严谨的情况。本研究就“舆论学也被称为新闻哲学”这一观点展开了讨论，经过论证得到“舆论学是新闻的哲学”这一更为合理的表述，说明舆论学研究可以增进和加深对新闻现象和基本规律的认识，并对新闻现象和活动起到支配和指导作用。今后我国的舆论学研究应该加强理论创新，为正确地解释和理解舆论现象，加强舆论引导和管理工作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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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毅（1978-），博士，教授，天津外国语大学国际传媒学院新闻传播系主任。
（责任编辑：薛耀晗）
作者：刘毅
哲学客观命题研究论文 篇3：
人之初的呐喊
摘要；普罗泰戈拉“人是万物的尺度”的人本主义命题，开启了从“自然哲学”向“人事哲学”的转变。而繁荣活跃的民主政治是普罗泰戈拉命题产生的社会前提。原子论哲学思想是普罗泰戈拉命题产生的理论前提，人的自觉是命题产生的内在逻辑。颂扬人性是普罗泰戈拉命题的精神实质，相对主义感觉论是普罗泰戈拉命题在认识论上的显著特征。开辟人本主义思想是普罗泰戈拉命题的意义所在。
关键词：自然哲学；人事哲学：人本主义；相对主义：感觉论
公元前5世纪是人类哲学思维发展的一个转折时期，它实现了从“自然哲学”向“人事哲学”的转变。对于这个转变，苏格拉底固然起了特别突出的作用，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人则是普罗泰戈拉。他以“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光辉的命题揭开了转变的序幕。在人类绵延的哲学思考中，这一命题尽管遭到了无数的褒贬毁誉，然而它作为哲学链条上的重要一环。却永远值得人们去纪念和反思。黑格尔说过。真理是一个过程。普罗泰戈拉命题作为一个过程的起点。必然存在各种的不足和非议，然而每一个哲学命题的提出，不在于它本身是否完满，而在于它为人类思维的发展启示了什么，在人类思维的长河中它的作用和价值何在。这是我们再次提起这个古老命题的原因所在。下面就六个方面作简要的论述。
一、繁荣活跃的民主政治是普罗泰戈拉命题产生的社会前提
哲学离不开时代。哲学是“时代的精神和最盛开的花朵”。是“整个客观环境的自觉的精神本质”。不同的哲学体系总是本质地反映了一定时代的要求和特点；同时，时代的状况又决定了哲学的方向和特色。“所以哲学并不站在它的时代以外，它就是对它的时代的实质的知识。”普罗泰戈拉“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命题正是雅典活跃的民主政治生活的产物。普罗泰戈拉生活在古希腊的全盛时期，传统的自然血缘氏族制度已经土崩瓦解，代之以新的奴隶制民主国家：波希战争的胜利剧烈地改变了希腊的社会关系，使希腊人骄傲地耸立于周围其他国家和民族之上，并使雅典成为全希腊的霸主的中心，造就了雅典的空前繁荣。雅典城邦民主制的高度发展保证了它的公民的政治自由，使他们的个人利益和个人能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公民们积极地投身于各种公共事业，自由地讨论社会和人事，这种生动活跃的民主生活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思想状况。
正是这种生动活泼的政治氛围孕育了雅典社会在思想领域的百花齐放。各种意见都有发表的机会，一时间也许眼花缭乱，尽管有钻牛角尖的、搞文字游戏的，甚至奇谈怪论、胡思乱想的，但这个阶段却预示着人类思想的大丰收，出现了政治家伯利克里、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建筑家费底阿斯和戏剧家索福克勒斯、阿里斯多芬等，他们每个人都堪称伟大，而希腊的民主制则为这些闪烁的群星提供了广大的宇宙，
希腊智者学派活跃于民主制的极盛时期不是偶然的，他们的命运与古希腊的命运紧紧相连。智者学派的衰落。反映了雅典民主制的衰败。这就象资产阶级革命经由意大利文艺复兴以及英、法不同类型的革命风暴的洗礼。才产生了象康德、黑格尔这样的哲学大师一样，有了思想上的对比与交锋。才有哲学上的大总结和大提高。虽然洛克、卢梭和狄德罗在哲学的深度上和康德、黑格尔无法比拟，然而康德、黑格尔却失去了洛克、卢梭的那种激进的精神和活泼大胆的思想。同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也失去了智者们生动活泼的精神，虽然他们在哲学上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智者学派的学说正是古希腊社会精神风貌的反映。时代孕育了哲学。普罗泰戈拉这条被黑格尔赞为“伟大的命题”的命题——“人是万物的尺度”，对当时希腊自由民积极而自信的精神风貌作了精辟的哲学概括。如果没有当时雅典人那种意气风发的精神风貌，没有政府的虚心与宽容。能产生一条确立人的主题性原则的命题——“人是万物的尺度”，是不可想象的。
二、原子论哲学思想是普罗泰戈拉命题产生的理论前提
普罗泰戈拉以前的“自然哲学”，哲学家们努力探求的自然本原。经历了由一种物质形态逐渐转变为多种物质形态的过程。从泰利斯的“一”——水，到恩培多克勒的“四”——水、土、火、气。再从有限的物质形态到阿那克萨戈拉的无限的“种子”。这种以物质为基础的多元论在古代的最高概括就是德漠克利特的原子论。这也是普罗泰戈拉命题产尘之前最后的一个“自然哲学”形态。从某种意义上说，普罗泰戈拉命题是原子论在“社会人事”方面的思想延伸。为什么这么说呢?下面我们就两种理论作以下比较：
在德谟克利特看来，原子是“一”又是“多”，原子是自满自足的，是没有空隙的、独立的，它们可以相互结合尘化为万物，但其本身又是不变的。在普罗泰戈拉看来，生活在民主制社会中的每一个自山民，都是一个小“原子”，它有自身的独立性，自满自足，恬然自得，它拥有自己的全部独立性与别人发生关系，相互结合成为城邦。城邦人民之间周然需要协商，以便结合成为统一体，但在这个统一体中，每一个公民又是自由的，仍然不失去“原子”的独立性。它们无懈可击，每由一个人的意见都是真理，不仅应该容许发表。而且应该容许倾听和对待。这样一种“封闭的原子”各行其是，当然会发尘“碰撞”，万物正是在原子的旋涡碰击中变化生长。
“原子”有大小、轻重、人亦有强大、弱小。无论大小仍然为原子，无论强弱仍然是“人”。原子的结合形成万物，人的结合形成社会：原子的规律运动形成自然的规律运动，人的规律活动形成社会的活动规律。两者是多么的契合和相似!古人的思考已无从考据。然而从哲学的逻辑推演中不难发现，普罗泰戈拉的命题下是原子论哲学基本原则在社会生活中的进一步发展应用。当然两者之间存在着很大的本质差异，比如普罗泰戈拉命题所表达的个体性原则就不是原子论的自然演绎，而是民主政治的社会产物。但就其人类思想发展的连续性来说，普罗泰戈拉的思想是深受原子论影响的。
三、人的自觉是普罗泰戈拉命题产生的内在逻辑
“人之为人”的问题是一个古老而常新的永恒话题。然而，这一问题的提出却经历了漫长的里程。人类从动物界脱离出来的时候，其思维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缺乏自我意识，从而也就没有对象意识。人和自然界的观念是混沌一片的。由于人的生存完全依附自然的恩赐，并且对自然的力量产生畏惧，因而，在人类早期的活动中。占主导地位的思维则是巫术意识。受巫术观念的支配。人类常把主体需要与客体特性混淆在一起，不能区分主体和客体。常把主观的东西客观化。他们以主观与客观范畴的同一为核心。展开了其他同一性范畴，把异己的、孤立分散的现象世界整合为一，同化于神，这就产生了史前神话。
神话中的世界。一方面是力量无比的神所主宰的世界，另一方面，又是人类进行有声有色的斗争的世界。这一方面反映了人类在自然面前的弱小，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人类对自我主体和自
我价值的觉醒。在不断改造人类生存环境的劳动中，人类逐渐地感受到自身的智慧和力量的伟大。于是史前神话中的英雄主义和乐生主义诞生了——这是人本主义思想在史前神话中的初步萌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人作为自然的附属品，其力量的单薄、对自然必然性的盲目敬畏和迷信，决定了人类思维进一步发展的方向——关注自然，使“自然哲学”首先突出出来，而人对自身的关怀亦在对自然的探讨中孕育和发展着。
较早的哲学家们还没有把社会人事当作与自然事物有区别的对象，他们朴素地信赖自然世界和自然次序的永恒存在与至高无上。虽然初期的哲学家们从神话转向自然是一个极大的进步，但他们心中的“自然”还是混沌不分的。其中各个方面和要素只是在逐步分化着。
巴门尼德用逻辑的思维方式改造了原始朴素哲学，从此哲学开始学会要区分现象与本质。于是，哲学中的本题论产生了。人同自然的对立与分离开始以思维的形式表现出来，然而，这时的哲学仍未超出“自然”的范围。后来的恩培多克勒、阿那克萨戈拉等通过研究认识问题触及到了人自身的性质，这些都是对人的能动性、人与自然的区别的新思维的反映。然而，只是到了普罗泰戈拉才真正地突破了“自然”的范围。“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命题宣告了哲学新形态——人本主义——的诞生，它是古典时代希腊人历史主动性高度发展和人的自觉觉醒的表现和产物。自从人类接受了“自我意识”的洗礼，处身大宇宙的风景就一去不复返了。哲学从此走向了新的纪元。
四、颂扬人性是普罗泰戈拉命题的精神实质
在普罗泰戈拉以前甚至在他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希腊世界普遍将神看作是真假善恶的裁判者。就当时的思想斗争状况来说，“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命题具有极大的启蒙意义。它体现了反对传统神学的倾向。普罗泰戈拉曾经这样写道：“至于神，我不能说他们存在。也不能说他们不存在，因为阻碍我认识这一点的事情很多。例如问题晦涩，人寿短促。”这表明普罗泰戈拉看到：人虽然和动物都生活在自然界中。但人高于动物，因为人还同时生活在社会当中。在社会这个舞台上，神不是人的统治者和裁决者，究竟有没有神。神如何存在，人们还无法确定。
在人类社会和人生的天地旱。惟有人才是一切的中心。人是一幕幕戏剧的制造者和演出者，又是最后的裁判员。人为自己制定习俗、法律、伦理规范和城邦生活准则来自我约束；人是主动的，是这些规则的制定者和修订者，因而惟有人才有资格对此发表意见，加以褒贬。做出裁决。这样，以往的一切在拥有了自我意识并初步觉醒的希腊人面前就要重新加以审查了，以往的一切教义和准则都要在人的审判台前辩明自己存在的理由。人类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有资格有力量也有权力来评判现存的一切。“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这种把人作为价值和认识标杆的确立，以大无畏的反叛神学的精神，奏响了人性的赞歌，弘扬了主体的伟大精神，这正是普罗泰戈拉命题的精神实质所在。
五、相对主义感觉论是普罗泰戈拉命题在认识论上的明显特征
普罗泰戈拉完成了从恩培多克勒开始的感觉主义，把它推到了一个顶点，并把其中的相对主义大大发展了。
“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命题在认识论上的应用就是普罗泰戈拉所说的“感觉即知识”。他把个人的感受和体验作为判定事物存在及性质的标准。普罗泰戈拉看到可感事物的性质同主体感觉有密切关系，看到事物的相对性。这无疑是认识史上的一个伟大进步。恰如黑格尔所说的，他是“一位深刻的彻底的思想家。”但是，作为真理的标准，感觉是不可靠的，它不仅是认识的最初阶段。而且具有个体性。必然随主体和时间而变化，导致是非不辩、“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混乱。从这方面说。这一命题是错误的。然而联系哲学发展的历史，普罗泰戈拉的相对主义感觉论则有不可磨灭的功绩。这种感觉论的提出正是针对巴门尼德抽象的绝对主义存在论的。存在的事物必然是可感的事物。对于抽象的“本质”存在只能存疑，不能承认。这是普罗泰戈拉感觉主义的主旨所在。对于这一点。我想过分地指责普罗泰戈拉就不正确了。因为问题往往是在一个观点发展到顶点时。才会暴露其内在的缺陷。当普罗泰戈拉把感觉的意义明白地概括并加以绝对地强调时。感觉本身的主观性和相对性方面才充分展示出来。它在反对巴门尼德时是正确的，但又是片面的。认识的真理性本不在认识的范围内。所以。“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命题只有在实践的基础上才是正确的。——这些复杂的问题直到近代乃至今天仍然为人们所反复争论着。因此，我们不应该也决不能强求于古人。
尽管“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命题具有相对主义感觉论的色彩，但从认识论的发展来看。这一命题的历史作用是不可简单地否定的。它是认识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它把感觉中的主观性、相对性方面暴露出来，给后人提出了思考批判的新题目。近代哲学不正是在对这一问题的争论中丰富和发展的吗?
六、开辟人本主义思想是普罗泰戈拉命题的意义所在
“人是万物的尺度”从社会历史观来说就是把人看作是人和社会、人和自然、人和神的中心，用人的利益、需要和体验来解释人们的社会活动。这一命题的提出标志着希腊哲学走上了入学的道路(或者说走上了主体性的道路)，是人在原始宗教和自然统治下的第一次觉醒。它开辟了人对自己本质的考察。在人的自我意识的发展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所以有人称普罗泰戈拉为“人本主义的先驱”、“古希腊时期的启蒙者”。
普罗泰戈拉的命题把“人是什么”的问题提到了人类恩维的日程表上，“人”这个客观存在从此进入认识领域，成为主体的“人”所要认知的客体。与此同时，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社会组织、伦理规范等也进人了认识范畴，人们从此意识到了自己是社会活动的主人，奴隶和自由的主宰再也无须幼稚地托付给神了。
“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命题浓缩了政治、伦理、法律、哲学等一切人文思想。它冲破了传统宗教的束缚。为人们积极干预尘活作了理论上的论证。所以，黑格尔认为，从普罗泰戈拉开始，人类进入了“自我反思”的阶段。作为哲学链条上的一个关节点。这一命题为人类思维之树的分枝、发芽、成长、繁茂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命题为在近代启蒙运动中所倡导的自然神论、天赋人权论、社会契约论等人本主义思潮提供了依据，打开了闸门。于是。一个关于“人”的真理探讨过程便浩浩荡荡地展开了。
作者：张 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