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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青年亚文化论文范文
浅谈青年亚文化之“追星热”
摘 要 青少年崇拜偶像是青年亚文化现象中的一个侧面，是一种正常的社会文化现象，本文分析了“追星热”的现状及产生的原因，并探讨了追星的弊端，提出了应正确引导青少年的追星现象的措施，使走出比较单纯、幼稚的偶像崇拜的误区， 消除并抑制它的负面影响。
关键字 追星热 现状 原因 弊端 措施
当今的中国国际化的速度惊人，国际化带来多元化和娱乐化， 青少年群体深受影响，特别是娱乐化的意识形态对于其成长过程个性的塑造势必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青少年于懵懂的青春期，对于社会的理解还只是一个朦胧状态，他们的认识水平也流于表面和肤浅，对未来也充满了美好的幻想和憧憬。而娱乐圈的偶像多数是以他们亮丽的外在美作为自己最大的取胜资本，成群的少男少女成为他们的“俘虏”就不难想象其原因了。偶像对他们思想和行为的牵引作用是不可忽视的，甚至会影响到他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目前过度的“追星热”，已经产生和正在产生种种负面影响，不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
一、青年亚文化之追星热的现状
目前追星已经成为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 “追星热”属于青年亚文化现象中的一个方面，追星族与追星文化被约翰·费斯克看作是抵抗主流文化意义的一部分，费斯克在他的《追星族的文化经济》一文中说，追星文化即是对主流文化意义的抵抗，追星族典型地与主流价值系统所鄙视的文化形式有着密切的联系。我们可以找到偶像崇拜的心理学依据，但现实却远没有那么简单。近几年出现的“哈韩”、“哈日”现象是偶像亚文化的典型。这表明偶像亚文化在青春期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的社会并没有为心理断乳期青少年准备好合适的文化形式，因此，他们对成年人强加的文化产生抵触在所难免。
二、追星热产生的原因分析
（一）追寻“理想自我”
由于青少年存在着青春期的困惑，面对学习的压力和纷繁复杂的世界往往会感到无所适从，他们这种内心深处的困惑是由于心中没有建立起一个稳定的自我形象，即所谓“自我同一性”。此时，他们开始思索自我的意义，他们急需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活生生的形象作为自我的代表。由于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他们急切的在公众人物中寻找那些具有自己欣赏特点的人物，盲目的崇拜目前最流行的明星。从这个角度来说，偶像是崇拜者的代言人，是崇拜者的理想自我。
（二）从众心理
对于青少年而言，他们缺乏社会经验以及辨知能力有限，往往不能分清是非黑白，只是盲目地跟风模仿，相互攀比。很多人并没有自己独特的喜好，只是跟着潮流走。社会上流行什么，他们就追什么；歌星中谁最红，他们就追谁。周围的同学个个都追星，以致本来没多大多大心情追星的同学，为了不被看做“落伍”，不被视为“异端”，也自觉不自觉地入了流。这是一种明显的从众心理，追求时髦，寻求刺激，没有自己独特的个性追求，从而使“追星”成为一种风气。
（三）媒体的不良导向
由于目前越来越火的选秀热的现状，愈演愈烈的选秀活动充斥荧屏，导致造星的速度越来越快，这样就造成粉丝团体的急速膨胀，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加入到选秀和FANS的行列中去。同时一些媒体在报道明星时，只是一味地追捧，却没有及时地提醒青少年盲目追星的危害。因为青少年的是非辨别能力还是有限的，媒体应该进行适时是、负责任的进行引导青少年正确的崇拜偶像。
三、追星热的弊端
（一）“追星”容易导致青少年盲目崇拜、迷失自我
由于青少年所处年龄的特殊性，他们认识水平有限，使得相当一部分青少年对自己的青春偶像缺乏深层次的理解。一些青少年甚至不懂得什么是自己真正需要的，不懂得偶像身上哪些东西才是值得自己仿效的，只是一味崇拜，盲目学习，结果把自己弄得面目全非，还丢失了自身原本很宝贵的自然、纯朴。
狂热的追星会导致青少年沉溺于自己所营造的虚幻的明星世界中，只关心偶像的一切，偶像的动态时刻牵动着他们的心，对外面的其他事情则表现出过度的冷漠。由于追星使学生们影响学习甚至荒废学业。
（二）“追星”容易使青少年人格扭曲、价值偏差
社会上诸多短期的“造星”运动，容易助长的青少年的浮躁风气，滋长投机取巧心理，而缺乏脚踏实地、积极进取的精神，这给青少年带来利己主义心态和享乐主义心态，而使人生思考的理想主义成分大大减少。如果长期受到这种价值观的刺激和感染，不仅会淡化社会化教育所取得的积极成果，还会使他们初步形成的良好品德、兴趣与需要结构发生变异，使价值取向出现错位。
（三）追星容易导致不良消费、过度消费
由于过分崇拜明星而成为“追星族”，疯狂参加或购买有关明星的一切东西--无论是有形的或无形的。例如：参加明星演唱会， 追随明星到各地花费的路费和住宿费 ， 或间接购买明星物品（如唱片、画册、光盘等） ， 无形中会增加青少年的消费，加重家里经济负担。
四、引导青少年正确“追星”的措施
（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加强对青少年人生观和价值观引导
对于青少年而言，由于其正处于人生与事业的重大的转折时期，因此应引导他们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在教育中应始终贯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正确的人生观可以起到人生定向的作用，引导青少年学会怎样正确崇拜偶像，应怀着健康的心态，欣赏明星的奋斗精神，对艺术的执着追求，对于公益事业的爱心奉献等；引导青少年清楚认知明星身上值得追寻的闪光点，而不是盲目追求，应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和平和的心态，这样才有利于他们更加健康地成长。
（二）加强与青少年的精神交流，加强对青少年健康、理智的心态的塑造
为了使青少年的“追星”的热度能够减退，应该加强与青少年的精神沟通交流。家长和学校应尊重青少年的追星权利，使青少年清楚认识到“追星”的两面性。教师、家长在与青少年沟通时应掌握如下原则：首先，学会倾听。真正的倾听是以一种朋友的身份去了解青少年的内心世界，进而去帮助他们减轻或消除各种心理和生理上的困惑与压力。其次，注意平等与尊重。这便要求教师、家长要放下高高在上的架子，学会换位思考，从青少年的身心特点出发看待他们所面对的问题。最后，注意沟通的策略。沟通要从青少年感兴趣的问题入手，但不要直接涉及敏感的话题。要循循善诱，从旁敲侧击中启发青少年说出自己的困惑。
（三）培养青少年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加强对青少年的消费观念和消费习惯的培养
“追星族”大多数都是在校的学生，在没有任何收入来源的前提下，追星的花费绝大多数都源自父母给的零花钱或生活费。青少年中为了追星所出现的高消费现象，不仅扭曲了孩子间的人际关系，歪曲了其消费理念，同时也加重了家长的经济负担，更助长了他们的虚荣心理。因此学校和家长应培养青少年正确的消费观念，抵制那些“追星”高消费，避免同学之间互相攀比，让青少年学会如何合理安排个人开支，做到收支平衡，养成良好的消费习惯。
（四）利用网络阵地的优势，加强对青少年正确 “追星”氛围的营造
互联网被称为“争夺眼球的战争”（war of eye balls）意即谁能吸引住网民的注意力，谁就会在互联网上取得获胜的优势。引导青少年追星应把网络作为其不可或缺的阵地，采取主动出击的策略，去抢占本该属于自己的阵地。我们应积极充分利用网络资源，编写互动的、有吸引力的正确追星课程，让生动的文字、图形、图象、声音等媒体取代原来的教条、生硬的说教。
综上所述，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追星”观是迫在眉睫的，是全社会、家庭、学校所应该承担的责任。应该让青少年懂得一个人的真正内涵，在于其知识、修养和对社会做出的贡献，值得我们学习和崇拜的是那些对事业、对人生执著追求和不断进取的优秀人物，在喜爱偶像的同时也要了解其背后付出的努力和艰辛，了解其成长史，学习他们的奋斗精神、开拓精神、创造精神，这样才能脚踏实地地不断充实自己，成为新世纪的有用人材。
作者简介：方绿璇，（1984-5），台湾金门人， 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0级高校教师，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研究。
参考文献：
[1]王育培.理想自我与真实自我的背离和复归—青少年“追星”心态与对策试探[J].厦门教育学院学报，2001（1）.
[2]陈胜伟.从大学生追星现状看高校通识教育的研究[J].科技创新导报，2009：23.
[3]赵雅文，王素云.青少年偶像崇拜及其负向效应的抑制与诱导[J].锦州医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2）.
[4]刘飞.青少年追星现象微探及其对策—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指导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J].菏泽学院学报，2008（1）.
作者：方绿璇
第二篇：文化综艺折射青年传统文化热
《中国诗词大会》已走到第五季。文化类综艺能有这样的生命周期，并且未见明显颓势，就当下而言，有着足够丰富的意义和内涵。
从2016年至今，《中国诗词大会》《见字如面》《朗读者》《国家宝藏》等多档文化类综艺，不断赢得收视率和口碑的双重认可。从模式上看，这些文化类综艺既不像港台综艺模式“嘻嘻哈哈”，不像欧美综艺模式受“条条框框”限制，也不像韩国综艺模式“大喊大叫”的风格，更符合中国国情、更接中国地气儿，在剧情节奏、情感认知、价值理念、文化身份上，与电视机前、各类平板电脑和手机屏幕前的青年观众，有着更为贴近的文化心理距离。
就算是在今天，在相当一部分人的脑海中，一提起传统文化、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一定程度上还是会有刻板、保守的印象，很少会将这些话题与青年文化、青年亚文化联系起来。然而近几年来，移动互联网等新兴媒介所折射出来的一系列新鲜、纷繁的文化经验，却从根本上颠覆了这种似乎是天经地义的看法。
事实上，当下的年轻人对于传统文化、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表现出了令人始料未及的巨大热情。与传统文化相关的纪录片、文化类综艺近三年来的“突然”热播，大大超出了既往所有理论分析框架的解读范围。
对于当代青年迸发出的传统文化热情，我们要加倍珍惜和重视。中国广大青年群体，正在作为电影、电視、移动互联网等各类文化产业的消费主体，在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源源不断地登上历史舞台。横向对比日本的“低欲望一代”，看看西欧、南欧、北美发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中国青年群体作为文化产业乃至国民经济的增量意义，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在这个维度上，这一波被誉为“清流”的文化类综艺是不是一种生命力更长、效益产出周期更持续的模式?能不能在较为丰富的层次上满足来自三四线城市和广大县级市的广大青年群体的文化娱乐需求?这些关键性问题都还有待进一步评估。“清流”文化类综艺背后的传统文化热所影响的范畴，恐怕也不只局限在其自身行业范围内，还将辐射到其他多个领域。
作者：孙佳山
第三篇：文化关系场域中的青年亚文化批评
最近十余年来，青年亚文化逐渐成为人文社科领域关注的热点，学界越来越不满足于以翻译域外相关理论并加以研究的“纯学术”话语方式，而更为自觉地将国外的理论运用于对本国青年亚文化现象的观察、研究和批评之中。作为较早系统介绍和研究伯明翰学派青年亚文化理论的学者，胡疆锋一直对中国当代青年文化和青年亚文化进行着敏锐、细致、跟踪式的观察，并致力于以清晰而又贴近的青年亚文化理论视角，对所观察的现象进行分析、阐释和批判。这本《中国当代青年亚文化：表征与透视》（以下简称《表征与透视》）便是其多年努力的结晶。
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发明一些集合性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特定的范式去把握和阐释各种社会现象。“青年亚文化”正是这样一个概念，它在美国芝加哥学派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那里，是因应当时特定的社会情境，观察年轻人的文化实践，并对之进行阐释时运用的概念。也因此，随着社会情境的变化，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必然会发生变化。当我们将这一概念引入学术研究时，所面临的一个危险便是，无视自身的社会情境和文化语境，搬用现成的教条，犯下刻舟求剑、削足适履的错误。《表征与透视》对此显然高度警惕，著者特别费心地在导论和第一章都强调了我们今天谈论青年亚文化的社会语境，并据此界定“青年亚文化”。
人看成一个整体，并过度强调了大众文化的负面影响”。其实，该著作者与主张“青年消失论”的学者们，都敏锐地注意到中国当下文化的结构性变化，但是面对这一变化展开文化批判时所持的价值立场和观察视角殊为有别。其间的差异或在于，“消失论”者是以曾经的精英文化为标准，表达对大众文化（massculture）的批判，而该著作者则站在相对温和的平民立场，在对大众文化（popularculture）表示理解的前提下对其进行解析和批判，并探讨青年亚文化与其发生的关系。同为“大众文化”，但是在两者心目中的含义不尽相同。持温和立场的《表征与透视》，以严谨的态度剖析复杂、多元、深含矛盾与冲突的青年文化构成，而并非追求痛快淋漓的言说，发表居高临下的论断。
通览全书后回头来看著者对青年亚文化的界定过程，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其一是将青年亚文化置于中国当代整体的文化形态和格局之中加以考察，尤其是参照主导文化对青年的期待来厘定青年文化的存在，从而区分出青年认同文化、青年亚文化、青年反文化、青年负文化。也就是说不是依据年龄，而是依据其与主导文化的距离来区分青年文化，这就凸现了青年文化与主导文化的关系状态，也表明著者意欲以此来把握青年文化。在这个序列中，“青年认同文化”与“青年负文化”分别位于正负两极，前者以“认同”界定，在一定程度上改写了这个概念在文化研究中固有的含义，即以“我是谁”发问的身份辨识和自我定位，而更接近于一种承认和趋同的意味。而“负文化”的“负”具有相反、背离、抛弃等含义，以之命名的青年文化便意味着对整个序列的颠覆。因此可以说，这个序列是包含着著者的立场预设和价值评判的“结构化”结果，它承认了主导文化的霸权地位。从逻辑上看，这意味着放弃对主导文化的省察和质询，但在很大程度上，它更是一种在中国当下特殊语境中进行言说的策略，即在两端固定的情况下，可以更为充分地谈论中间状态的青年亚文化和青年反文化。
其二，与上一点相关联，著者不仅在与主导文化的关系中，而且在对青年文化总体的把握中来界定青年亚文化。著者指出，青年亚文化是“通過风格化、另类的符号对主导文化和支配文化进行挑战的一种附属性文化方式，具有抵抗性、风格化、边缘性”。这一界定本身基本上承袭了伯明翰学派的青年亚文化观念，但由于著者将青年亚文化视为青年文化的一个构成部分，而赋予这一界定更多的文化比较的内涵。首先，它避免了两个极端：一个是将青年亚文化视为青年文化的例外状态，另一个是以青年亚文化取代青年文化。其次，著者以青年亚文化为论说的中心，但并不意味将它从青年文化的整体中抽离出来，而是在与其他青年文化类型的比较中展开言说。再次，著者注意到青年亚文化存在的流变性和不确定性，这并非对经典亚文化理论中所指出的抵抗/收编模式的简单套用，而是充分关注青年亚文化与其他青年文化，与商业文化、大众文化、消费文化等主导文化的混杂、互动、互渗、融汇的具体情况。
上述两方面不仅反映了著者所强调的“结构论”旨趣，反对以年龄来界定、衡量和评价青年文化的“世代论”，而且更意味着他以青年亚文化的言说勾连起复杂的文化关系，形成视野开阔的文化批评的场域。
于是，我们看到，著者在指出恶搞亚文化不乏智慧和创新，并可疏导郁闷情绪的同时，也注意到其中越出底线者对重要精神资源、民族传统的冲击与破坏。他在仔细剖析恶搞的典型案例《Q版语文》的戏仿与狂欢化之后，特别指出它与巴赫金的狂欢化文学的区别，并揭示它与商业炒作、资本运行、利益争夺的密切关联。著者还从网络文学对各种民族主义和国家问题的想象与思考中，解析出网络亚文化的“象征性解决”与现实困境及历史上的民族意识之间的密切关联，并甄别和批判了其间狭隘、激进、极端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复土主义等。在对流行歌曲的谱系进行全面的描摹中，著者则解析出其间的怀疑者、出走者和破坏者这类“非角色青年”创造的亚文化，认为“他们的寻找、实践、建设一方面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另一方面他们的浮躁、偏颇和失败也引起人们的深思”。他在谈论青春题材的电影时，批评中国的“怀旧经济”庸俗化，有意无意地遮蔽过去的那些庸俗、阴暗、琐屑，镜头多聚焦于个体成长中的经历，而很少深入触及相关的社会文化语境与生存环境；与此同时，他又从中洞见了青年亚文化的认同焦虑和危机。由此可见，这些论述不仅指认了青年亚文化的确切存在及其意义，而且也揭示了其所产生的文化环境，在某种程度上指向了主导文化所宰制的文化整体的裂隙。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著者将青年亚文化置于青年文化序列之中，呈现为一种“在……之间”的状态，待看完全书对具体的青年亚文化现象的论述，我们则可以感受到，与对青年亚文化的定位相适应，关于它的言说形成了一种中介的力量，贯通起不同的文化形态，并将价值评判蕴含其间。这样的论述表明，著者力图从广阔的文化批评领域中提取和淬炼青年亚文化的因素、质地和内涵，并在与文化、政治、经济、传媒、教育等领域复杂的联系中辨析其价值，评价其功能。这就显示出著者强调青年文化的“结构性”的意义。当然，对“结构性”的强调带来的“空间感”，也可能会冲淡对青年文化思考的“时间感”，即历史意识。著者对此颇为警惕，我们看到他对网络文学的民族主义问题的探讨，就深入到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但在对其他现象的思考和评析中，历史感则相对淡薄一些。
斯图亚特·霍尔在谈到对美国嬉皮士现象的研究方法时指出，分析者要“尽可能地使尽浑身解数，设身处地地从嬉皮士的主观愿望出发来解释这一现象”，他将此称为分析中的“现象学”运动。这或许在根本上只是一种理想的状态，但是对研究者来说，只有努力将作为事实的世界从与主观感受和意识的相联中分离出来，才能把握事实的确切存在。对此，《表征与透视》显示出自觉的意识，强调对青年文化实践的“参与式观察”，主张多一些代入感，认为“这样才能注意到其中的复杂因素”。因此，虽然该书并没有网罗（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所有的青年亚文化现象，甚至对更为典型的青年亚文化现象也或有遗漏，但它所谈论的恶搞、网络文学、流行歌曲、青春电影几种类型，都建立在深入详尽的观察基础之上，让我们与青年文化实践的一个个细节相遇，在那些词语，那些画面，那些笔触，那些人物的命名，那些回荡的旋律中捕捉到关于青年亚文化的感性存在。这无疑是一种贴近的、理解的途径。
当然，也是在这里，我们感受到一种缺憾，那就是经验材料相对单一。全书主要的研究对象是文本，丰富的文本固然是一种经验的存在，但其所关联的经验却无法完全在文本中呈现。譬如，这些文本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它们被什么人阅读？在什么语境中被阅读？这些问题对我们更深入、更准确地理解青年亚文化实践及其社会文化功能，同样有着重要的作用；而回答这些问题则需要更为丰富的经验研究的路径。提出这一点，与其说是对该书的苛责，不如说是对著者未来研究的期待。实际上，《表征与透视》足以表明，如果说文化是一个时代的肖像，那么它在复杂的文化关系场域展开的青年亚文化批评，已经为这个时代的文化肖像涂抹了色彩鲜明的笔触。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中国当代青年亚文化传播的变迁”（项目编号：13YJA86000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陈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