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我国绿色金融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摘要：目前，我国绿色金融体系正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市场供需失衡、发展动力不足等现象日趋凸显。
我国绿色金融论文 篇1：
“双碳”目标下商业银行绿色金融发展
银行是我国绿色金融助力“双碳”目标的主力军。基于对我国银行机构多年的绿色金融探索与实践的观察，本文总结发现商业银行发展绿色金融主要有三大模式：绿色金融集团化发展模式、绿色金融事业部发展模式、绿色金融产品中心发展模式。不同金融机构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适合本机构的模式。
引言
“双碳”目标预示着我国绿色发展进入新阶段。2020年9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提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以下简称“双碳”目标）。我国作为当前全球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此次明确提出“双碳”目标，对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也预示着我国的绿色发展进入了减污降碳的新阶段。
绿色金融成为实现“双碳”目标的主要工具。要实现“双碳”目标，众多机构都预测未来的30～40年低碳领域需要投入上百万亿元的投资。如根据清华大学的研究，要实现全球控制温升2℃目标导向转型路径，能源消费2030年左右达峰，我国2020—2050年能源系统须新增投资100万亿元。除少部分公共资金投入外，80%以上需要的是社会资本的投入。绿色金融作为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碳中和的主要工具，市场空间广阔，未来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银行是我国绿色金融助力“双碳”目标的主力军。银行机构作为我国经济系统中的重要金融机构，是我国绿色金融的主力。目前我国的银行金融机构体系中，主要包括1家開发性银行、2家政策性银行和6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还有12家中型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和4000多家的区域性地方法人银行（主要是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等）。在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银行是我国绿色金融助力绿色发展与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的重要主体，根据人民银行的数据，截至2020年末，我国绿色贷款达到11.95万亿元。目前在我国的各类银行中，都不乏绿色金融的探索与实践，根据人民银行发布的《我国绿色金融发展报告2019》，中资大型银行绿色贷款占全部绿色贷款的70%，中资中型银行绿色贷款占全部绿色贷款的16%，中资小型银行绿色贷款占比近7%。
本文以商业银行为研究对象，探析我国各类商业银行绿色金融的主要发展模式，为银行发展绿色金融，助力我国“双碳”目标的实现，提供参考。基于对我国银行机构多年的绿色金融探索与实践的观察，本文认为商业银行发展绿色金融将呈现三大模式：绿色金融集团化发展模式、绿色金融事业部发展模式、绿色金融产品中心发展模式。
绿色金融集团化发展模式
在金融机构逐渐走向混业经营的趋势下，一些银行金融机构纷纷向集团化发展，其中部分机构积极把握绿色金融发展机遇，充分发挥集团化、多牌照经营优势，发展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投资、绿色理财、绿色租赁、绿色信托、绿色基金、绿色保险、气候与环境管理等，实现绿色金融业务、气候风险管理、绿色企业文化在集团层面的普遍发展、联动发展，逐渐形成规模化、多元化、品牌化的绿色金融集团。绿色金融集团化发展模式有以下特点：
在战略与规划上，建立绿色金融集团化发展目标。根据自身情况和牌照资源，建立银行集团应对气候变化、支持可持续发展的绿色金融战略和愿景目标，并根据自身情况和牌照资源，将战略目标覆盖包括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信托、绿色租赁、绿色理财、绿色投资、气候与环境风险管理、自身碳中和、绿色企业文化、ESG（环境（Environmental）、社会（Social）、治理（Governance）的简称）信息披露等在内的集团化绿色金融发展领域。
在公司治理与组织架构上，建立集团化绿色金融发展架构。包括设立银行集团绿色金融领导小组，统筹领导集团绿色金融发展，重视银行集团绿色金融发展规划、发展目标以及相关政策;同时设立绿色金融领导小组办公室，该机构组织、协调整个银行集团相关部门与机构的绿色金融相关业务规划、发展目标、相关政策和实施方案等的制定与落实;银行集团内的各个部门、分行以及各个机构（子公司）负责自身的相关绿色金融业务、气候和环境风险管理、自身绿色发展等工作。
在业务发展上，建立集团化绿色金融产品与服务体系。集团内的各个部门和机构负责自身职责范围内的绿色金融产品开发与服务，如公司金融相关部门，为企业客户提供绿色信贷、绿色供应链融资、绿色债券等绿色产品服务，零售金融相关部门，为个人客户提供绿色住房按揭贷款、绿色消费信贷、绿色经营贷、绿色信用卡、绿色私行服务、个人客户绿色理财等;金融市场相关部门进行绿色投资，如进行绿色债券、绿色股权等投资;在子公司方面，根据拥有的金融牌照，开展绿色租赁、绿色信托、绿色理财、绿色股权投资、绿色保险等产品和服务。
在风险管理上，将气候环境风险融入银行集团整体的风险管理框架，并逐步建立集团气候与环境风险管理体系。根据银保监会发布的《绿色信贷指引》，金融机构的绿色金融内涵至少包括三大支柱：绿色金融业务、环境和社会风险管理以及自身的绿色表现。因此，金融机构的环境和社会风险管理体系是绿色金融重要方面，需要建立集团环境和社会风险管理的基本政策、主要制度和相关流程，各个牌照的机构（子公司）需要建立起自身的环境和社会风险管理制度和流程，最终形成集团的环境和社会风险管理体系。在企业文化与品牌建设上，逐步建立集团和各自机构的绿色文化与品牌。银行集团和拥有的各个机构（子公司）均需要投入资源，不断打造并逐步形成绿色信贷、绿色租赁、绿色信托、绿色基金、绿色保险、绿色理财等品牌，共同打造并逐步形成内涵丰富、服务多元的集团绿色金融品牌效应。
绿色金融集团化发展模式实践。在我国21家主要银行中，除1家开发性银行、2家政策性银行，有18家国有大型银行和全国性股份制银行，部分银行利用综合牌照优势，提供多元化的绿色金融产品与服务，助力各类企业低碳绿色转型以及绿色产业发展。以兴业银行为例，作为中国首家赤道银行、绿色金融的倡导者和先行者，兴业银行综合运用集团多元化产品，形成了涵盖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租赁、绿色信托、绿色基金、绿色投资等在内的集团化、多层次、综合性的绿色金融产品与服务体系。
绿色金融事业部发展模式
绿色金融事业部发展模式，就是银行在总行设立绿色金融部或绿色金融事业部，承担绿色金融具体业务战略、规划及政策制定等，统筹全行绿色金融的发展，并对全行绿色金融业务目标、效益目标、风险目标负责，建立银行的绿色金融营销激励机制、业务管理体系、产品体系以及风险管理体系，同时在区域或者分行建立绿色金融分部或是绿色金融团队。该模式下，绿色金融事业部承担风险也享受收益，可被定位为利润中心，获得直接客户营销职能，也可能被赋予信用风险审批职能。在现实中，也有部分银行存在称作“绿色金融事业部”的设置，但该“事业部”其实并非利润中心，而是主要牵头负责产品开发、营销推动、业务管理、技术支持、部分资源配置等，实现银行绿色金融专业化的运作。绿色金融事业部发展模式有以下特点：
搭建绿色金融事业部组织架构。银行一般在总行设立绿色金融部，或绿色金融事业部，负责牵头全行绿色金融的产品开发、营销推动或直接营销、业务管理、专业研究、风险管理等。同时推动在分行层面建立绿色金融团队或设立专门的绿色金融岗等，形成绿色金融总体组织架构。在某些情况下，银行甚至可能将该部门定位为利润中心，给予直接客户营销职能。
注重绿色金融营销激励机制。绿色金融事业部主要从考核评价、资源配置、差异化授权等方面建立绿色金融业务约束激励机制，这些激励约束机制可以为银行绿色金融业务发展提供重要动力。
关注绿色金融产品创新。除了银行可以向绿色环保企業和绿色环保项目提供传统的流动资金贷款、固定资产贷款、银团贷款外，银行根据自身的客户结构和重点领域，创新开发绿色金融特色产品与服务，如绿色投行产品、绿色金融细分领域产品、绿色普惠金融产品，以及可能推动绿色零售产品开发等。
建立绿色金融风险管理体系。根据银保监会《绿色信贷指引》等金融监管制度的要求，建立全行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的基本政策、各项制度和相关流程，建立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专家团队等，或采纳赤道原则，按照赤道原则建立起银行的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体系。在某些情况下，甚至给予绿色金融事业部绿色项目风险评审职能，负责全行绿色金融业务的专业审批，或是推动总行负责审批信用业务的审批部门下设成立绿色金融专项审批处室，对总行审批权限的绿色金融业务实现主要集中审批。
绿色金融事业部发展模式实践。部分区域性的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采用此模式发展绿色金融，如江苏银行2016年初在总行设立了绿色金融及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简称PPP）事业部，九江银行2017年总行层面成立绿色金融事业部，在组织架构、激励机制、产品创新以及风险管理等方面不断探索，逐步形成绿色金融类事业部发展模式。
绿色金融产品中心发展模式
绿色金融产品中心模式，就是银行金融机构在总行相关业务部门内，建立绿色金融中心，主要职责是与境内外机构合作或自主研发，持续进行绿色金融产品创新和开发，并推动绿色金融产品的营销落地，做好业务管理。绿色金融产品中心发展模式有以下特点：
建立绿色金融中心。一般须在总行级别的业务部门内建立绿色金融中心，如在总行公司金融部门下设立二级中心，该中心主要职责是负责绿色金融产品的开发与推动。
重点开展绿色金融产品创新。主要采取的产品开发和创新路径包括：一是与国际国内机构合作，进行绿色产品创新开发，如部分银行与国际金融公司（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简称IFC）合作损失分担的能效贷款，与世界银行、法国开发署、亚洲国家开发银行等国际机构合作绿色转贷款;还有部分银行与政府部门合作，进行绿色金融产品开发。二是在绿色金融的特定细分领域进行产品创新，如合同能源管理领域开发未来收益权质押融资，在分布式光伏领域开发光伏贷产品，在碳交易领域开发碳金融产品等。三是依托其在总行业务部门的优势开发产品，如在投行部下，就可以开发和推广绿色投行产品，如绿色股权融资、绿色债务融资工具、发行绿色债券等。
进行创新产品营销与管理。为了推动创新产品的营销和落地，绿色金融中心将会争取银行给予这些绿色金融产品配置一定的业务资源、财务资源等，如给予信贷规模、风险资产、差异化的资本成本等，并给予配置一定的财务费用，通过产品营销推介会和营销竞赛等形式，推动绿色金融产品营销。同时，由于很多绿色金融创新产品存在与外部机构合作的情况，绿色金融中心还要做好这些创新产品内部和外部的管理工作。
绿色金融产品中心模式实践。部分商业银行的绿色金融的发展和实践主要集中在绿色金融产品创新上，因此将其归类于绿色金融产品中心模式。如浦发银行发布以“绿创未来”命名的绿色金融综合服务方案，面向市场推出了十大创新产品;如华夏银行在总行公司部下设立绿色金融中心，专注于绿色金融产品创新与营销推动，先后承接了法国开发署能效与可再生能源绿色中间信贷项目、世界银行节能转贷项目、世界银行“中国可再生能源与电池储能促进项目”等，基于与国际和国内机构的合作，形成了包括国际转贷款、光伏贷、排污权抵质押融资、合同能源管理融资等的绿色金融创新产品体系。
对不同绿色金融发展模式的思考
绿色金融集团化发展模式。银行将绿色金融上升到集团高度，依托集团资源，发挥集团综合发展优势，打造全集团实施的绿色金融发展体系，并建立集团内部联动机制。因此银行在经营管理、产品创新、资源获取等方面可以发挥集团化、规模化的优势，有助于拓宽绿色金融的服务范围，提升集团的绿色金融总量，扩大市场份额，降低扩展业务的边际成本，并提升银行的抗风险能力和竞争能力。但与此同时，绿色金融集团化模式对银行的绿色金融的组织架构和统筹协调能力要求较高，同时对银行的金融牌照有一定的要求，因此大型银行和中型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可能更加适合;而区域中小银行受限于金融牌照资源有限、经营区域受限、客户数量有限以及绿色金融发展能力不足等问题，集团化模式在区域中小银行绿色金融业务的发展中可能并不适用。
绿色金融事业部模式。银行在总行设立绿色金融事业部，统筹全行绿色金融的发展。部分事业部可以掌握绿色金融的主要决策权，包括“财务权”“用人权”甚至“风险审批权”以及直接向客户营销的权利，成为绿色金融的“利润中心”，承担风险并享受收益，有利于绿色金融业务的做大做强以及专业化的管理。部分事业部也可能没有直接向客户营销或者进行风险审批的职能，而是牵头管理、推动和技术支持全行绿色金融业务的专业化机构。绿色金融事业部模式下需要正确处理事业部、职能部门和分支机构之间的关系，需要建立起密切合作、科学分工、协调一致的工作网络，否则可能会出现利益上的冲突与摩擦，如事业部客户营销与分支行客户营销的冲突，以及完成业务指标、利润指标与风险管理的冲突等。
绿色金融产品中心模式。一般会在总行级别的业务部门内建立绿色金融中心，主要职能是开展绿色金融产品创新和负责绿色金融产品的营销与管理。产品中心模式一般会通过与国际和国内机构合作，进行绿色金融产品开发与创新，并能够获得国际与国内机构的技术支持，借助外部机构绿色金融技术与经验，进而激发银行的产品创新能力。另外，由于绿色金融中心还负责推动创新产品的营销和落地，绿色金融中心将会争取银行给这些绿色金融产品配置一定的业务资源、财务资源等，因此有助于推动绿色金融产品的营销。绿色金融产品中心模式并未建立非常完善的银行整体绿色金融组织架构，所以可调配的资源非常有限，更多的资源和精力专注在自己职能范围内开发的绿色金融创新产品，而对绿色金融中运用更多的传统产品和金融工具支持绿色产业发展无法形成有力推动。因此这类模式下，银行的绿色金融业务较难实现规模化发展，一般会呈现绿色金融创新能力较强、亮点较多但整体绿色金融规模有限的格局。
结语
综合来看，并没有绝对的绿色金融先进发展模式，在具体的实践发展中，部分银行机构可能是几个模式的混合，部分银行可能并未体现出哪一类模式的典型特征，只有部分实践。从发展的角度，为了实现我国的“双碳”目标，中国的商业银行还需要不断探索可持续的绿色金融发展模式，以适应我国在“双碳”目标下，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能源結构以及生产生活方式的深刻变革，通过发挥金融的资源配置和风险管理的功能，助力我国“双碳”目标的如期实现。
（钱立华为兴业研究首席绿色金融分析师，鲁政委为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本文编辑/孙世选）
作者：钱立华 鲁政委
我国绿色金融论文 篇2：
我国绿色金融体系创新路径探析
摘 要：目前，我国绿色金融体系正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市场供需失衡、发展动力不足等现象日趋凸显。本文通过对绿色金融体系作用机理的研究以及国内外发展模式的对比，分析我国绿色金融体系发展面临的绿色金融标准不统一、政策体系不完善、可持续发展动力不足等问题，进而从政策创新、金融组织创新、产品创新、科技创新等四方面全方位探讨我国绿色金融体系的发展创新路径，为绿色金融体系可持续发展提供依据。
关键词：绿色金融体系;可持续发展;创新路径
DOI：10.19647/j.cnki.37-1462/f.2019.03.006
随着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日趋稳定，生态文明建设在可持续发展中的地位日渐提升，这对我国绿色金融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我国绿色金融体系正处于初步探索阶段，绿色金融市场供需失衡日益凸显，绿色金融发展动力不足。因此，探索绿色金融体系创新发展路径、为我国绿色金融发展提供动力是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一、我国绿色金融体系的作用机理
我国绿色金融体系的构建始终以“支持资源节约、环境改善与应对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为核心，以金融、财政、环保等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为基础，在政府和监管机构的引导和监督下，通过不断创新的金融工具和服务手段，动员和激励更多的社会资金投入清洁能源、清洁交通以及节能、环保等绿色产业，以此助力我国经济向绿色化转型，支持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环保、新能源、节能等领域的技术进步，加快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提升经济增长潜力。
如图1所示，我国绿色金融体系的作用机理具体可分为需求层、引导层、功能层和展现层。体系的需求层面包含问题层和约束层。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以粗放式模式为主，缺乏足够的激励机制来调动金融市场的绿色转型，缺乏强力的约束机制保护环境。在这种“先污染、再治理”发展模式下，政府能够得到短期的经济绩效，但由此带来的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将长期束缚经济高质量发展。
我国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与资源环境约束之间的矛盾日趋显著，倒逼政府采取强制性的绿色经济转型。我国绿色金融的发展以政府、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为主体，包含引导层和功能层。在经济绿色转型背景下，首先，需要政府有效的激励和制约政策的引导，通过倡导绿色发展理念、不断完善法律法规，激励和监督绿色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然后，通过金融机构绿色工具的不断创新、服务的持续改善以及绿色产业融资规模的不断扩大，逐渐形成资金导向，提高绿色金融效率和环境效益，降低绿色发展成本，有效抑制污染项目投资，促进绿色产业升级，推动产业的绿色转型。
最终，通过绿色金融的可持续发展，改善我国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满足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需求，在展现层面表现为实现经济、环境效益的最优化，实现绿色经济发展。
二、我国绿色金融体系的发展现状分析
经过10多年的发展，在国家政策的推动、监管制度的引导和金融机构的积极探索下，我国已经形成具有一定特色的绿色金融体系。
（一）国内外绿色金融体系的发展模式
绿色金融体系的发展可分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模式。“自下而上”的发展模式源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主要依靠内生的融资支持，以绿色金融体系下层的金融需求促进多元化的外部绿色金融创新;而“自上而下”的发展模式主要用于发展中国家，其绿色金融体系发展呈现明显的外生性特征，以上层结构引导下层结构需求为基本规则，绿色金融体系两种发展模式的比较见表1。
（二）我国绿色金融体系的特征
1. 我国绿色金融体系的顶层设计。结合图1和表1可以看出，我国绿色金融发展模式与发达国家存在明显差异，国内绿色金融体系主要强调政府的主导性和转型的强制性，而西方国家重视市场机制的力量。我国绿色金融体系的发展程度决定了经济绿色转型的深浅，与发达国家不同，我国绿色金融体系基础薄弱，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模式为经济绿色转型带来了巨大的负担 ，因此，国内绿色金融体系的前期发展应该着重于转变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通过污染处罚和环境改善，强力约束破坏性和污染性经济发展方式，逐步改善金融机构或企业的绿色投资意识，将污染的负外部性转化为企业融资成本，促使资金由灰色高污染项目流向绿色经济项目，达到由粗放式经济发展向“浅绿”经济转型的目的。
由此可见，我国“浅绿”经济转型离不开政府政策对绿色金融体系发展的引导和约束，也体现出我国绿色金融体系发展初期区别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显著特征，即“顶层设计”。绿色金融政策体系日趋完善，绿色信贷政策、绿色债券政策以及部分激励政策也相继出台，发展绿色信贷业务的银行从最初的21家发展至全国4000多家。
2. 中央有效推动与地方积极创新的有机结合。我国“自上而下”的绿色金融体系不单单是由上到下的单向推动，而是中央有效推动与地方积极创新的有机结合。2017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七部委印发五省（区） 《建设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总体方案》，决定在浙江、江西、广东、贵州、新疆 5 省（区） 选择部分地方建设绿色金融改革试验区，五大试验区主动出台绿色金融实施方案和行动计划，积极探索绿色金融的发展模式和路径，各有侧重、各具特色。比如，湖州市在探索绿色金融体系中，设立了首家环境信息披露试点金融机构和中国首家绿色专营支行，在国内首创“保险+服务+监管+信贷”模式。衢州市则侧重于传统产业绿色转型，在全国率先将财政资金竞争性存放指标与银行绿色信贷业务挂钩，首创了安全生产和环境污染综合保险，并设立了绿色产业引导基金。
3. 绿色金融市场蓬勃发展。首先，绿色信贷业务在我国绿色金融市场仍占主导地位，信贷规模稳步增长。银保监会的数据显示，2013年6月末至2018年7月末，国内21家主要银行绿色信贷余额从5.20万亿元增至9万亿元。其次，绿色债券快速发展，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绿色债券市场。中债资信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10月底，我国境内市场上绿色债券余额已达5352.34亿元;76家主体发行各类绿色债券共87只，共计1328.89亿元，是2016年全年水平的2.4倍。最后，我国绿色金融市场在绿色保险、绿色股票、绿色基金业务方面也有所突破，绿色金融产品正趋向多元化。
三、我国绿色金融体系发展面临的挑战
虽然我国绿色金融体系特征显著，但依然存在制约体系发展的不利因素，我国绿色金融体系发展面临的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绿色金融标准不统一
第一，我国现有金融产品标准和我国现有绿色金融信息披露标准如表2和表3所示，目前，国内尚未形成统一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绿色证券在产品标准和环境披露标准中对应有多个标准，标准体系中既存在交叉指标，又存在相互不兼容指标，尽管我国目前在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业务方面发展迅速，但是由于相關产品的项目标准界定模糊、披露信息不足等原因，容易导致绿色金融“漂绿”现象，影响国内绿色业务的稳定。
第二，现有标准中仅包含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两个产品，虽然现有标准已经覆盖我国绿色金融市场的两大主要产品，但是我国绿色金融市场发展迅速，绿色保险、绿色基金等产品规模正在不断壮大，我国目前单一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已经落后于绿色金融市场的发展速度。而且对于创新金融产品，尽管可以吸引投资者的资金，但绿色项目认定标准不明确，从金融机构角度考虑，其为追求利益降低标准，为非绿色项目留下操作空间;从第三方绿色认证机构角度考虑，由于国内独立性绿色认证机构缺失，大量评级机构、律师事务所等涌入服务市场，非权威评估机构的评估结果缺乏客观性，为非绿项目提供投机机会。以上原因可能导致绿色金融市场“非绿驱逐真绿”现象。
（二）绿色金融政策体系不完善
第一，绿色金融发展理念淡薄。绿色金融项目成本高，短期收益不显著，难以得到地方政府的青睐。再加之绿色GDP在政绩考核中的权重不高，地方根深蒂固的传统政绩观也无法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导致绿色金融发展理念淡薄。
第二，绿色金融监管体系不完善。绿色金融的监管主要包括政府、金融监管机构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和金融机构对绿色金融客户的事后监管。一方面，由于我国绿色金融体系仍处于探索阶段，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政策、法律法规监管制度仍需完善，而且绿色金融信息不对称和产品制度不明确也导致了绿色监管存在较多盲区，最终造成对金融机构监管不到位。另一方面，由于绿色金融相关事后监管、信息披露机制不健全，金融机构为了短期效益，存在降低绿色金融客户监管门槛的风险。
第三，绿色金融供需不平衡。绿色金融工具与普通金融工具相比，成本优势不明显，尤其还存在绿色专户、频繁信息披露等方面的隐性成本，地方政府在担保增信、财政奖补、风险补偿等方面的支持力度有限。
第四，绿色金融体系主体激励不相容，绿色发展目标不统一。绿色金融体系依靠中央、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相互协调保证体系的健康发展，中央政府和金融监管机构出台政策激励绿色金融发展，地方政府和监管机构是政策传达和实施的关键，而金融机构则是落实政策，发展和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但三者的短期利益不一致，地方政府除了关注绿色金融的发展还需要考虑当地GDP的影响，金融机构则是经济利益与环境保护的矛盾体，三者目标各异导致绿色金融激励政策执行效率低。
（三）绿色金融可持续发展能力不足
第一，虽然我国绿色金融体系现阶段主要依靠政府政策的顶层设计，但是从可持续发展角度分析，金融机构和企业才是我国绿色金融体系未来的内在动力，我国目前绿色金融机构模式较为单一，缺少绿色金融评估、中介、知识服务等专业机构的支持，影响绿色金融体系的多样化发展。
第二，我国目前绿色金融体系中产品种类少，以绿色信贷为代表的原生性产品占绝大比重，派生性、创新型绿色金融产品比重低，这种失衡的资源配置制约绿色金融体系的发展能力。
第三，绿色金融从理论角度看属于交叉学科，从市场角度看属于新型的金融业务，但同时具备金融知识、环境经济等相关学科知识的复合型绿色金融人才在国内比较缺乏。
第四，绿色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与绿色金融的发展需求不相匹配，尤其是在信息化和创新性方面，绿色金融信息不对称问题严重，共享机制不完善，导致绿色金融业务覆盖面有限，绿色金融产品创新动力不足，绿色金融实践能力较弱，最终使部分绿色项目失去对市场的吸引力。
四、我国绿色金融体系发展的创新路径
根据以上分析，我国绿色金融的发展面临多方面的挑战，要想实现绿色金融体系建设的跨越式发展，在保持国家政策、金融监管、金融机构三大主体的高效推动下，应从创新角度全方位开展我国绿色金融体系的建设。
（一）绿色金融体系的政策创新
1. 绿色金融体系的标准化。随着我国绿色金融市场机制不断完善、绿色金融产品规模日渐壮大，构建统一的标准是绿色金融体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其一，结合五大试验区发展情况，对现有标准进行筛选整合，根据市场上绿色金融工具现状，逐步完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并有效界定绿色产业和项目，形成统一的绿色金融项目目录，以此匹配国际水平的绿色金融认证机制，促进我国绿色金融体系的国际化发展。其二，统一金融机构对投融资企业的环境审查评估和风险管理标准，确保覆盖投融资项目的全流程，主要包括项目准备和批准、执行审核、监测监管。其三，实现行业标准差别化管理，根据行业技术特点制定环境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标准以及操作指引，实现环评和风险管理标准的定量化，以适应我国绿色金融市场的发展速度，为绿色金融工具的创新保驾护航。
2. 加大绿色金融发展的激励力度。各级政府应建立包含绿色产业、环保、绿色金融等多维度的协同激励框架，优化财政的绿色配置，提高绿色基础设施投入在财政绿色支出的比例。除了在税收、招商引资、科技创新等方面加大财政补贴与优惠力度以外，政府和监管部门可参照普惠金融扶持政策，采取降低绿色资产风险权重、绿色信贷定向降准以及绿色债券优先受偿等政策，完善绿色金融激励制度，从而降低金融工具成本，完善收益成本风险共担机制，调动金融机构和投资者的积极性，吸引多层次投资资金涌入绿色金融产业。
3. 完善法律制度和监管措施。首先，明确个人、企业、银行需要承担的环保法律责任。如美国的《超级基金法》、法国的《能源转型法》及《格勒奈尔法案》等通过明确贷款人在环境污染中的法律责任，将环境污染外部性内生于企业、金融机构的经营决策中。其次，保障污染受害者的权益，加大对为污染项目提供资金的金融机构的连带责任处罚，减少“漂绿”现象的产生，提高金融机构在绿色金融发展中的责任感。最后，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力度。明确金融机构在污染耗能成本上的环境风险责任，建立金融市场主体的声誉评价机制，公开考核金融机构的社会环保责任，通过金融机构维护企业声誉来参与绿色金融活动。
4. 完善绿色金融体系的风险防范机制。绿色金融工具具有普通金融工具的一般特性，同样存在一定的风险，由于我国绿色金融体系尚处于探索阶段，政策不完善、市场机制不健全会增加绿色金融工具的政策风险、道德风险。因此，为了维护绿色金融安全和投资者的利益，应完善风险防范机制，加大对违规行为的处罚，保障绿色金融发展的公平性，同样应当建立一定的利益受损补偿机制，来弥补投资者的利益损失。
如图2所示，绿色金融体系的政策创新路径应针对目前绿色金融发展现状，在统一的绿色金融标准基础上，加大对绿色产业的激励、完善绿色金融法律和监管机制，加强绿色金融工具的风险防范，从而构建全面的绿色金融政策体系，保障绿色金融体系的可持续发展。
（二）绿色金融体系的金融组织创新
1. 设立专业绿色金融机构。一方面，效仿发达国家设计专业的政策性银行，依靠政府政策支持投资于新能源、可再生能源、节能和能效、低碳基础设施、环境保护等特定领域，以杠杆效应来带动国内绿色金融机构的协同发展。另一方面，区别于国内传统金融机构设立创新型金融机构，为绿色金融体系注入新活力，激活绿色新产业的发展。
2. 设立绿色金融体系中介机构。第一类是绿色金融体系认证机构。加强绿色金融产品的强制性认证，匹配“赤道原则”，为我国绿色金融产品国际化提供支持。第二类是绿色金融体系征信机构。主要提供涉及企业征信调研、保险和资产评估、自信评价、信用增进等绿色金融相关的征信服务，以解决国内绿色企业在成长初期规模小、抵押物不充足的问题，缓解其融资难、融资贵的现状。第三类是绿色金融体系专业事务机构。主要覆盖绿色金融业务的律师事务、会计事务和知识产权代理等业务，为绿色企业提供专业咨询顾问服务。
3. 设立绿色金融体系的产学研相结合的协同创新中心。构建“高校+研究机构+金融机构+企业”的合作模式，形成绿色金融能力持续建设机制。通过高校和专业研究机构对绿色金融理论和实践深入研究，以及与金融机构、企业的联合人才培养，持续推进金融机构绿色金融业务规划、产品开发和员工专业水平的提升，为绿色金融市场持续注入活力。
如图3所示，我国绿色金融体系的金融组织创新全方位考虑金融机构、中介机构和产学研结合这3个方面的因素，以绿色金融机构的專业化和创新性发展，激活绿色产业;以中介机构的全方位服务，为绿色金融体系发展提供强有力保障;以协同创新中心持续的绿色金融能力建设，为绿色金融发展提供专业化人才，注入新活力。
（三）绿色金融体系的产品创新
1. 绿色信贷产品创新。应在充分发挥我国现有绿色信贷产品优势的基础上，从以下四个角度开展产品创新：第一，从供应链金融角度开展绿色产品创新。将绿色金融体系标准与供应链金融产品相融合，通过与环保部门的合作来弥补标准不足的缺陷，从而保证绿色供应链金融产品和业务的创新性。商业银行可以利用科技金融，实时掌握绿色供应链在不同场景、不同环节以及不同主体间的特征信息，从而全面分析供应链金融的各种需求，加快供应链金融产品的更新效率，缩短反应周期，从而实现绿色供应链金融产品的信息化和适时化。第二，从消费信贷角度开展绿色产品创新。一是推出绿色房贷。建立绿色建筑评价标准体系，对满足绿色建筑标准的住宅提供优惠利率、低费率等;二是结合现代社会人群消费需求，推出绿色家电、新能源车、低碳汽车等方面的新型消费贷款。第三，从碳排放市场角度开展绿色产品创新。可以根据市场交易过程中的关键环节设计和创新绿色信贷，例如承购合同保函、碳交付保函、运营和出口信贷、配额借贷、配额担保贷款等。第四，从抵押品角度开展绿色产品创新。一是成立绿色担保基金，并建立绿色保险与绿色信贷联动机制;二是探索环保技术专利权质押贷款、绿色特许经营权质押贷款、政府补贴账户质押贷款等。
2. 绿色债券产品和业务创新。第一，扩大绿色信贷资产证券化范围，在绿色PPP项目、消费信贷、能效贷款、绿色住房抵押贷款等领域逐步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第二，从基金主题角度开展绿色基金的创新，细化绿色行业分类，创新基金主题，扩大主体范围，可以从保护环境和节约能源角度创新绿色基金，比如清洁能源、绿色公共服务、水土整治、大气治理、植被修复等领域。第三，开展碳金融市场的绿色债券创新，探索组建碳基金、碳资产托管，同时有序开展碳远期、碳掉期、碳期权等金融衍生产品，进而带动各类以未来碳收益为支持和抵质押的贷款、债券、股权业务，构建多元化碳金融产品体系。
3. 绿色理财产品创新。目前，我国绿色金融体系中的银行理财产品配置存在一定比例，但仍处于起步阶段，因此，绿色理财产品的创新应关注以下五点：第一，建立专项绿色理财产品，绿色资产占比100%，定向投资于绿色债券、绿色知识类等非标资产;第二，提高绿色资产在普通银行理财中的占比;第三，推出绿色理财直接融资工具，在符合绿色金融工具对资金使用的规定下，用来补充企业流动资金缺口;第四，以“普及、开放、低门槛”为目标，利用金融科技开发绿色理财产品，并结合手机银行等互联网平台吸引投资群体;第五，逐渐完善理财产品风险评估中的环境和社会风险指标，提高理财产品的安全性。
4. 绿色账户产品创新。支付产品、信用卡绿色化在我国绿色金融体系中几乎属于空白领域，因此，从支付结算产品、信用卡消费和存款类产品这3个角度进行绿色产品创新，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第一，学习欧美国家，在客户账户管理中增加环境管理要素，赋予银行账户环境保护理念;第二，积极推行绿色存款，银行通过与客户签订委托协议，约定存款利息的一部分捐赠给环境公益组织，提高客户对环境保护的贡献度，并根据客户贡献度建立相应的积分、增值服务等激励措施;第三，大力开展绿色信用卡业务，结合特约商户对绿色产品提供大幅度优惠，在分期产品中，可为绿色产品提供更低的利率或手续费。
绿色金融体系的产品创新如图4所示，根据国内发展现状分为两种创新路径，即对成熟绿色金融产品的创新和起步阶段绿色金融产品的创新，创新方向和角度有所差异。
（四）绿色金融体系的科技创新
将区块链、大数据等金融科技手段应用于绿色金融体系将会为绿色金融的发展和创新带来较大突破，绿色金融体系的科技创新路径如图5所示。
首先，从绿色信贷业务角度看，“区块链+大数据”模式的绿色金融体系创新模式，可以通过共享账本对绿色信贷业务的资金链信息进行实时监控，可以保证在整个资金链上的动态征信，提高信息传递的效率，有利于绿色信贷业务的风险防控，降低信息不对称的风险。
其次，从信息化建设角度看，利用区块链和大数据技术，可以兼容和统一不同类别的信息共享平台，从而构建更全面、更高效的集征信、监管、评价于一体的综合性信息共享平台，既降低了绿色金融业务的成本，又提高授信和资金流通的效率，在改善金融机构绿色信贷业务服务的同时调动金融机构和企业参与绿色金融体系发展的积极性。
最后，从创新风险防范角度看，虽然绿色金融政策、产品的创新会带来一定的金融风险，但是，区块链技术的融入可以提高信息共享平台的安全性、透明性和快速反应能力，不仅有助于金融机构的贷后风险管理和发展效果评估，还可以限制绿色金融产品定价在合理范围内，促使绿色金融业务公开透明化，有利于降低金融泡沫风险、保障绿色金融体系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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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曹倩
我国绿色金融论文 篇3：
我国绿色金融研究回顾与展望
一、引言
绿色金融是指金融机构在投资、融资决策过程中，关注资源、环境等因素，主动引导资金流向，推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活动。绿色金融不仅可以推进生态环境建设和环境问题的治理，而且有助于引导和助推企业从高污染、高能耗模式向绿色循环低碳发展模式转型。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我国绿色金融、生态环境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关系不断强化，逐步形成了以绿色债券、绿色信贷、碳金融等为代表的绿色金融发展之路。本文运用可视化分析软件CiteSpace，结合图形学、信息科学、统计学等学科理论与计量学引文、共现分析等研究方法，对绿色金融相关研究文献进行分析，旨在清晰展示该研究领域主题演进、研究现状以及发展态势，以期为绿色金融的相关研究提供理论参考及借鉴启示。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CiteSpace是在科学计量学、数据和信息可视化背景下逐渐发展起来的具有多元性、动态性、分时性的用于分析科学文献中蕴含的潜在知识的引文分析软件。它不仅可以将某一知识领域的演进历程集中展现在网络图谱中，同时可以运用知识基础的引文节点文献和共引聚类表现研究热点。
本文以绿色金融相关的文献体系和文献计量特征为研究对象，以中国知网数据库为检索源，选择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及CSSCI期刊2000—2019年数据，以“绿色金融”为主题词进行高级检索，同时筛除非研究文献，共得773篇研究文献，以此作为有效数据，组成本文的研究样本。
三、我国绿色金融研究基本特征分析
（一）时间分布特征
发文数量及年度变化趋势可以展示研究者对该领域热点的关注度以及变化趋势。本文采用折线图展示绿色金融领域研究趋势的变化。
如图1所示，绿色金融的相关文献年发文量整体上呈逐年上升趋势。早在20世纪90年代，绿色金融的概念就已经被国内学者所提及，但是并未引起学术界的关注。随着环境问题的凸显，学者们逐渐认识到绿色金融是金融业发展的重要趋势。2015年，我国发布《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明确指出建立绿色金融体系。2016年，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联合发布《关于構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提出建立健全绿色金融体系，充分发挥资本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十三五”规划纲要中再次提出发展绿色金融，设立绿色发展基金。2016年，我国积极推进将绿色金融作为G20领导人峰会议题，并将中、英两国联合撰写的《G20绿色金融综合报告》列为峰会成果。由此，我国在绿色金融方面的学术研究和实践探索受到了国内外社会的广泛关注，全球绿色领导力明显提升。绿色金融相关支持政策的出台激发了学术界对绿色金融领域的研究热情，绿色金融也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
（二）作者发文量及作者共被引分析
通过 CiteSpace 软件对绿色金融进行作者合作网络可视化分析，结果见表1。以绿色金融为主题发文量排名前三作者分别是：马骏、安国俊、王遥;13位作者的发文量在4篇及以上。根据普莱斯公式M = 0.749[√Nmax]（Nmax ：最高产者的发文数量），计算得绿色金融研究领域高产作者阈值为2.80，故发文量达到或超过3篇的作者为高产作者，共有28位，发文量占总发文量的14.5%。马骏被引率最高的文章是《论构建中国绿色金融体系》，从机构建设、政策支持、金融基础设施和法律基础设施四个方面为我国绿色金融体系的建设提供建议。安国俊被引率最高的文献是《构建绿色金融市场体系》，该文提出要积极推动政府与社会资本机构的有机合作模式——PPP模式，建立统一的、多层次的金融市场。王遥被引率最高的文章是《中国绿色债券发展及中外标准比较研究》，提出为促进绿色债券的发展应统一对绿色债券的界定、项目分类及信息披露标准。从总体上看，绿色金融的研究仍需要更多学者的加入。
通过对发文作者进行共现分析得到合作网络图谱（略），可以发现绿色金融领域研究整体较为分散，作者间交流较少、合作度不高。其中合作关系较为紧密的研究团队是以葛察忠、翁志忠为中心组成的研究团队和以周月秋、张静文、殷红等人组成的研究团队。他们发文量较多，且具有较强的影响力，是绿色金融研究领域的核心作者群。
（三）发文机构分析
通过CiteSpace软件对发文机构进行网络可视化分析，经数据运行后统计绿色金融领域发文量前10名的研究机构（见表2）。中国人民大学以26篇的发文量排在首位，其次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兴业银行、中央财经大学等。
从合作关系来看，各科研机构间的合作仍待进一步加深。目前科研合作主要集中于少数权威研究机构和重点院校层面，地方性研究机构和地方性院校合作交流较少。绿色金融工作开展情况与地方政策、相关利益群体认知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应加强地方研究机构与高校的密切合作，提升绿色金融领域研究能力，以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和社会对绿色金融发展的需求。
（四）我国绿色金融研究热点演化路径
CiteSpace可以对绿色金融的词频、词语时间趋势、词语的突发性和词汇的网络属性进行分析。通过对绿色金融相关文献的关键词进行共现分析，可以直观反映该领域的研究主题、研究结构及研究热点。
1. 关键词共现分析。基于CiteSpace软件对关键词进行分析，得到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略）及关键词分布表（见表3）。
根据普莱斯定律计算得高频关键词最低频次约为16，即关键词词频大于等于16词的关键词为均为高频关键词。高频关键词代表着绿色金融的研究热点。从表3中可得，除去绿色金融本身，显现频次最高的5个词分别是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金融体系、金融、财政金融，这说明近20年来，实践应用是绿色金融研究的主要对象。根据词频的显现年限，可以看出最新出现的关键词是绿色发展、绿色经济，初现年份是2016年，截至2019年，词汇频次分别为42、105次，发展速度赶超早期部分关键词。
中心性是测度关键词重要性的指标，其代表一定时期内核心研究主题。本次关键词共现结果出现13个既有较高显现频次、又有较高中介中心的关键节点，按照其中心度排列，分别为：绿色金融、绿色产业、绿色信贷、赤道原则、“一带一路”、绿色保险、金融创新、经济、绿色债券、银行业、商业银行、财政金融、金融机构等。这表示在绿色金融研究领域中，核心研究内容是绿色产业、绿色信贷、赤道原则、绿色债券。
2. 我国绿色金融研究发展路径。从关键词共现图谱来看，节点与节点之间的颜色较浅，说明近几年衍生出来的研究热点较多。将绿色金融研究主题集聚成两个阶段和两条演化路径，并以2015年作为两个阶段的分界点。
（1）2000—2014年为第一阶段，该阶段研究内容较少，主要研究路径为绿色金融—绿色信贷—赤道原则—财政金融/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该阶段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绿色金融概念研究、发展的必要性研究及政策建议三个方面。例如，李树（2002）认为绿色金融与传统金融的区别在于：绿色金融不仅强调人类社会生存环境的利益，而且将环境的保护及其利用程度作为计量其成效的标准。张秀生和李子明（2009）提出绿色信贷的本质在于正确处理金融业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生态环保、生态建设和绿色产业融资。任辉（2009）指出：树立绿色金融理念、创新绿色金融产品、强化绿色信贷机制等是发展绿色金融的基础。张红（2010）指出绿色金融政策法律化是制度绩效评估的前提之一。
（2）2015—2019年为第二阶段，该阶段绿色金融领域研究内容丰富，主要研究路径为金融创新—绿色转型—经济增长—“一带一路”—乡村振兴。该路径主要探索绿色金融创新发展的思路及运行体系的构建、“一带一路”绿色金融发展、绿色金融与乡村振兴等。从关键词共现图谱线条的颜色上看，第二阶段为该领域的研究前沿及热点。例如，王兴帅和王波（2019）通過分析韩国的绿色储蓄项目、绿色认证、“绿色金融指导师”制度，提出应完善我国政府引导、市场驱动的双重激励机制，推动绿色债券发行等建议。周月秋（2017）认为，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推出标志着我国绿色金融已经由顶层设计阶段步入实践创新阶段，这既是对解决我国地方绿色金融发展问题的有效尝试，同时也彰显了我国落实《巴黎协定》的决心。曹明弟和董希淼（2019）指出绿色金融不仅有助于推动金融机构引导更多的社会资金进入“一带一路”绿色产业中来，还能够通过开发高标准、优质的绿色发展项目，满足投资者对金融机构环境责任和社会责任的要求，从而推动“一带一路”金融体系的绿色化。翁智雄和葛察忠（2016）认为推动我国绿色金融发展应强化财政、金融与环保政策的配套支持力度，丰富绿色金融产品及融资工具，实现“一带一路”建设与绿色金融的深度融合。杨世伟（2019）提出要健全完善乡村振兴的绿色金融服务体系，提高支持乡村振兴的绿色金融供给能力，推动支持乡村振兴的绿色金融政策落实等。
四、总结与展望
随着绿色金融相关政策的出台，绿色金融研究迅速发展，尤其是2015年之后发文量涨幅明显。研究主题从绿色金融概念、必要性等描述性研究，逐渐向实证研究转变，且交叉学科广泛。绿色金融未来发展和研究的趋势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是绿色金融与普惠金融相结合的研究。绿色金融与普惠金融均关注金融发展中的薄弱环节。目前单独研究绿色金融和普惠金融的成果较多，但是对于绿色普惠金融的研究还处于初期探索阶段。学术界应更多地关注和研究小微企业、三农等普惠领域的绿色金融需求以及提供实操性的解决方案。此外还需对绿色普惠金融的理论内涵、服务体系、标准和评估体系、环境社会效益、风险进行深入研究。
二是绿色金融支持绿色消费的研究。2019年8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发展流通促进商业消费的意见》强调，金融机构要加强对绿色消费的金融支持，鼓励金融机构加强对居民购买绿色智能产品的信贷支持。通过绿色金融支持绿色消费是未来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学术界应重点关注居民绿色消费的意愿以及如何将绿色消费意愿转化为绿色消费行为。金融机构依托互联网技术和电商消费平台，创新金融工具，发展公益金融，推动绿色金融融入消费过程将是绿色金融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实现金融机构、公益机构、政府机构跨界合作的公益金融研究将是绿色金融领域研究的新热点。
三是探索建立完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以及环境信息披露与共享机制。虽然国内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建设取得了积极进展，但由于管理部门众多、市场主体类型多样、管理标准存在差异等原因，绿色金融信息披露整体制度规范缺失，各信息披露主体之间信息共享不足，不利于推动绿色金融可持续发展。在完善国内绿色金融标准建设的基础上推进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的现代化水平，有利于提升投资者和金融机构对绿色项目的识别能力，促进绿色投资。此外，还需要进一步与国际接轨，积极参与国际绿色金融标准制定，提升话语权。推进绿色金融标准体系研究以及完善环境信息披露制度也将是未来一段时间理论和实践研究的方向。
基金项目：河北省教育厅2016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京津冀协同发展视角下河北省绿色金融研究”（ZD201614）。
（责任编辑 刘西顺;校对 XS，GX）
作者：李妙然 樊珍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