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民国时期农田水利建设论文(精选3篇)》，供需要的小伙伴们查阅，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摘要：通过收集和整理清至民国期间曲靖地区的水利碑刻资料，本文试图了解曲靖地区的水利发展和社会变迁。一方面，这有利于扩大中国水利社会史的研究范围，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另一方面，这也为当今曲靖的水利，特别是农田水利的发展和规划提供借鉴。
民国时期农田水利建设论文 篇1：
从民国碑刻看房山县民国二十五年凿修泉池始末
【关键词】民国二十五年；房山县；凿泉工程；河北省农田水利委员会
【摘 要】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为了复兴农村，在国民政府开始加强农田水利建设的大背景下，河北省农田水利委员会对辖区内各县开展了凿泉建设，时属河北省管辖的房山县（今属北京市房山区）曾开展了较大规模的凿泉疏渠工程，保存至今的三通石碑见证了这一水利工程的建设情况。结合民国档案资料，文章对民国二十五年（1936）所开展的房山县凿修泉池工程进行了论述。
水利者，农业之本；农业者，民生之本。为了养护民生，以巩固其统治，历代统治者都很重视水利建设，民国时期的国民政府亦不例外。上世纪30年代前后，为了复兴农村，在国民政府开始加强农田水利建设的大背景下，河北省农田水利委员会对辖区内各县开展了凿泉建设，时属河北省管辖的房山县（今属北京市房山区）曾开展了较大规模的凿泉疏渠工程，保存至今的三通石碑见证了这一水利工程的建设情况。
房山县富民第一泉纪念碑，现存于北京市房山区大石窝镇下营村，被砌筑于富民第一泉泉池南侧的石墙上。碑呈长方形，碑阳有字，碑高79厘米，宽29厘米，厚度因砌于墙内无法测量。碑阳文字计30字：“中华民国二十五年 月 日」房山县富民第一泉」河北省农田水利委员会凿修”。其中大字高8厘米，宽7.5厘米；小字高5厘米，宽4厘米（图一）。
房山县富民第三泉纪念碑，位于房山区高庄村南（原属四座庙村），碑座半埋于水泥地下，碑身被砌于院墙上。碑为方首抹角，高94厘米，宽46厘米，厚度露出墙体2厘米。方趺座，长62厘米，地面以上高15厘米，厚10厘米。碑阳文字计30字：“中华民国二十五年 月 日」房山县富民第三泉」河北省农田水利委员会凿修”。大字高8厘米，宽5厘米；小字高、宽均4厘米（图二）。
房山县富民第五泉纪念碑， 2016年初在高庄村南修路时出土，现存放于高庄村委会院内。长方形，无碑座，高74厘米，宽32厘米，厚14厘米。碑阳有字，“中华民国二十五年 月 日」房山县富民第五泉」河北省农田水利委员会凿修”。大字高、宽均6厘米；小字高4厘米，宽3厘米（图三）。
由碑文可知，三通石碑均刻于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即1936年，刻立单位是“河北省农田水利委员会”，是为记录并纪念房山县富民第一泉、第三泉及第五泉的开凿而立。从碑文来看，当时开凿的应不止此三泉。
一、关于河北省农田水利委员会
民国政府以农业为立国之本，河北又为农业大省，因北方少水，一遇旱灾，农业收成即受到极大影响，因此加强农田水利建设，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1928年北伐胜利后，晋冀察绥及平津成为阎锡山的领地，军政大权在握，1929年8月10日阎任命徐永昌为河北省主席。徐于9月9日就职[1]。当时正值水旱灾乱，民生凋敝，徐永昌到任后创建河北省农田水利委员会，致力兴办河北灌溉事业，以银币十万元作为试办资金[2]，开始推行凿井开渠，以培养民力。为了委员会的运行，他亲自筹措资金，一是与银行界交涉，以长芦盐作抵押，从银行借款350万元，二是从庚子赔款中借到350万元，共计700万元，用于开展打井、修渠、建水库等水利工程[3]。徐永昌在河北省主席任内仅短短的一年有余，自认为成立河北省农田水利委员会是任期内所做令他感到满意的三件事之一。
1930年，徐永昌离职，该委员会被裁撤。1934年复设，“1935年9月28日，冀农田水利委员会在保定召开全会，会议推商震等七人为常委”[4]48。翌年（1936），时任河北省主席宋哲元将组织加以健全，设立常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为河北省农田水利委员会主持日常重要事务的决策执行机构，执行上级主管部门及委员会托付及决议的事项，宋哲元与冯治安都曾担任过本会委员，张吉墉、梁建章、王秉嘉担任过本会常务委员[5]。作为民国时期河北省的水利行政机构，河北省农田水利委员会在成立初期几度兴废，地区水利建设得以短暂发展，实施了凿泉、凿井等水利工程，穿渠引水灌溉农田，灌田亩数显著提高，直接促进了农业的发展。1934年至1937年间房山地区开展的凿泉建设即是由河北省农田水利委员会组织实施的。
笔者在查阅与河北省农田水利委员会相关的文献资料时发现了三本记载该委员会开展农田水利建设工作的成绩书。第一届成绩书刊印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记载了1934年冬调查泉池的情况，涉及24个县，阅泉315处，调查的每处泉池均编制有开凿计划书[2]。第二届成绩书刊印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记录了1934—1936年两年间调查、开凿的各县泉苗情况[6]。第三届成绩书刊印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记载了1936年调查和建设的情况，以及贷款用以凿井、开渠、浚河等水利工程的尝试[5]。房山县开凿泉池工程见于第二届和第三届成绩书：第二届成绩书中记载了1935年冬房山县调查泉池的情况及开凿计划，第三届成绩书中详细记载了房山县泉池的具体开凿情况。
二、房山县凿修泉池情况
房山区的西南地区泉水资源极为丰富，尤以大石窝及长沟一带为最，其中大小泉眼数十个，分布于北泉水河及南泉水河两岸。北泉水河旧称“甘河”，南泉水河旧称“灌河”。据民国《房山县志》载：“甘河，源出小罗家峪。东南流经玄心寺南，以上皆干河，又东南流至西甘池北，北甘池西有庙俗曰将军庙，泉流自石隙涌出，下流过石桥顺承王寝园前，两岸皆稻，极美，古所谓泉甘而土肥者也。又东南经敬谨亲王寝园南，自东甘池出山，经沿村桥，又东南流至长沟镇，再南入涿县界。”“灌河，源出自西域寺西北之水头。东南经西域寺之东，其支流引入寺内，又南复折而东，經下庄村又东南流，三岔水、东域寺水先后注之，三岔水有泉。又东南经前后石门东，又南流经高家庄东南，白玉塘水，自西北经四座庙、高庄、万泉庵北，有大泉数眼涌出，灌稻田三顷余，产稻甚美，俗谓玉塘米。又东南经下营北来汇，又经崖上、独树村南，又东南经纸房北，至半壁店经清行宫前，又东经南正、双磨南，至良各庄北，再东南至长沟西而南入涿县界。”[7]由此可知，两河周围泉眼众多，沿途村落土质肥沃，水源丰沛，所产作物品质极佳。但是，在开展凿修泉池工程之前，房山县泉水资源利用情况极差，一些原有泉池的旧池面积较小，出水量增大时造成浪费，不能有效引水灌溉。还有部分泉眼周围山石较多，发生地质灾害时极易滚落池中，堵住泉眼，使泉水不能涌出。且渠道开挖不够合理，渠道堵塞，多余的水不能够及时排入河中。
房山县的凿修泉池工作始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12月。据河北省农田水利委员会第二届成绩书记载，该委员会派凿泉筹办员调查了房山县泉苗19处。通过实地考察，这19泉中有真泉，也有假泉：属于假泉的是马跑泉、五侯村西南泉等2泉，属于真泉的有水峪村北泉、水峪村东北泉、尤家坟村南泉、五侯村南泉、白玉堂泉、周各庄西北泉等17泉。其中又因地势所限不能引用，或出水量较小不能施工的有6泉，因此列入开凿计划书的只有11处，分别是羊头岗北泉、瀑水泉、朱各庄村东泉、天开村南泉、下营村西泉、下营村西北泉、三座庙村南口泉、西峪寺泉、北甘池西泉、周口店北泉、南岗洼泉[6]。但是，第三届成绩书中记录的于次年真正开凿的9处泉池中，只有下营村西泉和下营村西北泉是列入原开凿计划的，其余均不在凿泉计划之内。
1936年4月，赵鸿程、刘钟麟受河北省农田水利委员会委派，前往房山，与当地相关部门商讨凿泉事宜。经实地勘查、协商，最终确定开凿9处泉池。第三届成绩书详细记录了这9处泉池的开凿情况：4月17日—6月17日开凿房山县富民第一泉，4月17日—6月15日开凿房山县富民第三泉，4月20日—5月13日、6月8日—6月25日分两段时间开凿房山县富民第二泉，6月20日—7月19日开凿房山县富民第五泉，6月26日—7月19日开凿房山县富民第四泉，10月15日—11月20日开凿西甘池泉，10月16日—10月30日开凿西甘池第一泉，11月30日—12月18日开凿西甘池第三泉，12月1日—12月16日开凿西甘池第二泉。共计开凿泉池9处，浚渠1195丈，建洗衣池一处、汲水池一处，共用款2174元3角2厘[5]。
九泉中工期最长的为富民第二泉，于4月20日开工至6月25日竣工，工期最短的为西甘池第一泉。此外，因天气寒冷，无法进行水中作业，西甘池第二泉未砌泉池即告停工，西甘池第三泉仅池岸整理后即停工。
九泉施工做法基本相同，均为在原有旧池基础上扩凿泉池面积，砌筑石墙于池口建闸，再行疏浚渠道，使水流顺畅地注入干渠。
工程完工后，为留永久纪念，部分泉池立碑并标注泉名。据第三届成绩书记载，九泉中除富民第四泉、西甘池第二泉、西甘池第三泉无碑外，其余6处泉均立有石碑。所立石碑用料均为汉白玉，且都刻有“河北省农田水利委员会凿修”及“中华民国二十五年”的字样。其中富民第一、二、三、五泉碑是立碑部门、泉名、立碑时间自左向右排列，而西甘池第一泉和西甘池泉碑则自右向左排列。富民第三泉的凿修碑尺寸最大，“立于泉池中央，字迹正对闸口” （图四）[5]，又恐年久被附近地户侵占，于泉池四角各立汉白玉石桩一个，上刻“泉界”二字，是此次开凿的九泉之中唯一立有泉界碑的。
三、工程成效及意义
民国二十五年（1936）房山县开展的凿泉建设，规模较大，成效显著，沿渠百姓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具体表现为：
1.凿泉工程完工后出水量与灌田亩数显著提高。据第三届成绩书统计：工程完工后，每分钟总出水量为1415立方尺，可浇地13320亩。其中富民第一泉出水量最多，为每分钟出水320立方尺，可灌田3000余亩。在开凿的九处泉池中，凿泉灌田最多的为下营村的房山县富民第一泉，其次为房山县富民第四泉[5]。另据1936年河北省的调查，房山县因修水利而得到灌溉面积1.3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3.5%[8]。
2.凿泉工程雇佣当地劳动力，提高了下层百姓的生活水平。在房山地区开凿泉池所用雇工大部分来自当地，如第三届成绩书中《开凿西甘池第一泉报告书》中所载：“在村长监视之下，贫苦农民，尽先雇佣，以示赈济之意。”[5]119
3. 凿泉工程缓解了因水资源不均衡而引发的矛盾。正如第三届成绩书中《开凿西甘池泉报告书》所说：“此泉之水，在渠之上游，与西甘池第一泉之水，汇流至磨房附近，再与西甘池第二、三两泉及胜泉诸水，汇合南流，遂成清水河。水势浩荡，下游长沟、杜村、丁庄等数村，均赖此水，种植稻田。惟一经天旱，水不足用，争水惨案，时有所闻。并自西甘池至长沟一带，共设水磨八处，泉水被阻，下游水利，颇受影响，农民与磨房，亦时有龃龉。此泉开发后，水量充足，此项争执，或可消灭。”[5]125第二届成绩书中也有记载：“房山县下营村西泉……但至春季，因水量不足，常为争水而生纠纷，或诉讼县府，察其周围，泉源甚富，如少加开凿，当无争水诉讼之虞。”[6]478
国民政府发展农田水利尽管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其成果毕竟有限，如不进行彻底的政治改革，遏制政治上的腐败，其经济建设也难有大的作为，其后的政治、经济形势发展也证实了这一点。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河北地区陷入战乱状态，房山县的凿泉建设随即停止。
[1]河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河北省志：大事记[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1992：198.
[2]河北省农田水利委员会.河北省农田水利委员会第一届筹办凿泉成绩书[M].河北省农田水利委员会，1935（民国二十四年）.
[3]刘存善.徐永昌与阎锡山：五[J].文史月刊，2003（2）.
[4]河北省水利廳水利志编辑办公室.河北水利大事记[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1993.
[5]河北省农田水利委员会.河北省农田水利委员会第三届筹办凿泉成绩书[M].河北省农田水利委员会，1937（民国二十六年）.
[6]河北省农田水利委员会.河北省农田水利委员会第二届筹办凿泉成绩书[M].河北省农田水利委员会，1936（民国二十五年）.
[7]廖飞鹏，马庆澜.房山县志：卷二：河流[M].[出版者不详]，1928（民国十七年）.
[8]北京市房山区志编纂委员会.北京市房山区志[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167.
〔责任编辑：成彩虹〕
作者：马垒
民国时期农田水利建设论文 篇2：
清至民国曲靖水利碑刻文献收集与整理研究论纲
摘 要：通过收集和整理清至民国期间曲靖地区的水利碑刻资料，本文试图了解曲靖地区的水利发展和社会变迁。一方面，这有利于扩大中国水利社会史的研究范围，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另一方面，这也为当今曲靖的水利，特别是农田水利的发展和规划提供借鉴。
关键词：清至民国；利碑刻；论纲
1 清至民国曲靖水利碑刻文献收集与整理研究的意义
水利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水利是现代农业建设不可或缺的首要条件，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替代的基础支撑，是生态环境改善不可分割的保障系统，水利事业的规划和发展，不仅事关农业农村发展，而且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不仅关系到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而且关系到经济安全、生态安全、国家安全。”①清至民国水利碑刻是了解曲靖地区水利建设和发展的重要物质载体，记录了这一时期曲靖水利设施的概况，水利纠纷的处理原则，用水的规则。水利碑刻提供的信息为今天曲靖水利建设和改革提供很多有益的借鉴。这是本研究的现实意义。研究清至民国时期曲靖水利碑刻文献，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尽管水利史，特别是水利社会史是学界研究的重点之一，但是，以往水利史研究往往局限在水利发达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抑或是华北和江南地区，对西南地区，特别云南地区，水利史研究较为薄弱，因此，通过水利碑刻资料，对曲靖地区水利史的研究，可以较为全面地了解水利与曲靖地区的社会变迁，进而扩展到云南区域社会史的研究，同时，可以为反思中国“治水社会”和“水利共同体”理论，提供现实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讲，本研究可以丰富中国水利社会史的研究。
2 清至民国曲靖水利碑刻文献收集与整理研究的现状
水利碑刻既是水利史研究的重要资料来源，又是水利史的研究内容。国内学界对水利碑刻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水利碑刻资料的收集和整理，水利碑刻见于新中国成立前的旧方志，如，《新纂云南通志》、《续云南通志长编》、建国后各级政府编纂的地方志和水利志中，如马宁主编的《中国水利志丛刊》（扬州：广陵书社，2006）、云南省水利厅《云南水利志》、《昆明水利志》，专门的碑刻资料有《河东水利石刻》、《洪洞介休水利碑刻辑录》、《云南名碑名塔》、《楚雄历代碑刻》、《宜良碑刻》等，具体到曲靖地区有《曲靖地区水利志》、《陆良水利志》、《师宗县水利志》、《曲靖文物志》等。另一方面是借助水利碑刻资料进行水利史，特别是水利社会史的研究。有代表性的著作有行龙主编《环境史视野下的近代山西社会》（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田东奎著《中国近代水权纠纷解决机制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董晓萍、（法）蓝克利著《不灌而治：山西四社五村水利文献与民俗》（北京：中华书局，2003），代表性的论文有胡英泽“凿池而饮：明清时期北方地区的民生用水”（《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第2辑）、赵世瑜“分水之争：公共资源与乡土社会的权利和象征——以明清山西汾水流域的若干案例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张俊峰“明清以来晋水流域之水案与乡村社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2期）、行龙“从‘治水社会’到‘水利社会’”（《读书》2005年第8期）、钞晓鸿：“灌溉、环境与水利共同体-基于清代关中中部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等，涉及曲靖水利研究的有《民国年间云南曲靖恭家坝水利纠纷》、《元明清云贵高原水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变迁》，上述研究为本课题研究提供了条件。
国外学者关于水利碑刻的研究，除了进行资料收集，如由白尔恒、蓝克利、魏丕信主编的《陕山地区水资源與民间社会调查资料集》（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更多是以水利碑刻为载体进行水利史的研究，美国学者卡尔·魏特夫提出的“治水社会”观点（《东方专制主义—对于集权力量的比较研究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以此观点为基础形成了很多成果。日本的中国水利史研究学者在继承和批判魏特夫治水理论基础上，提出了“水利共同体”理论，并引发了激烈的讨论，出现了一系列论文，相关成果见森田明《清代水利史研究》（亚纪书房， 1974 年）。
上述国内外研究成果为本课题的开展提供了借鉴和参考，其不足之处在于，研究的区域局限于黄河流域的华北、长江流域的江南，而对地区西南的曲靖鲜有问及，同时，其侧重于常态研究，多集中在水利工程、水利建设等传统水利史的研究上，对于非常态下“水利社会史”的研究，尤其是水利纠纷的研究提及较少，这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空间。
3 清至民国曲靖水利碑刻文献收集与整理研究的内容
本研究循序渐进地探明以下三个问题：
①“有什么”的问题，即清代至民国时期曲靖水利碑刻资料的概况；
②“是什么”的问题，即通过分析清代至民国曲靖水利碑刻资料，了解曲靖水利建设和发展情况，进而分析曲靖社会变迁；
③“有什么用”的问题，即清代至民国时期曲靖水利碑刻的当代价值。
本研究的研究内容包括：
①清代至民国时期，曲靖地区（主要范围包括富源、沾益、麒麟区、陆良、马龙、会泽、宣威、师宗和罗平）水利碑刻的分布情况；
②水利碑刻的内容特点；
③清代至民国时期曲靖水利社会史研究；
④清至民国曲靖水利开发和建设的当代价值。本研究通过运用新材料，即通过收集到的碑刻资料分析曲靖水利建设，并采用新方法，即利用实地调查和文献查阅相结合的方法，较为客观准确地反映曲靖水利建设情况。
本研究试图得到的主要观点是：
①清至民国曲靖的水利，特别是农田水利建设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②水利建设不仅重视经济效益，还关注社会效益；
③清至民国曲靖水利建设对当下水利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注 释
①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1/29/c_121039106.htm下载于2016-4-20。
参 考 文 献
[1] 杨祖诲.曲靖地区水利志[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
[2] 本书编纂委员会.曲靖文物志[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9.
[3] （清）毛玉成.咸丰南宁县志[M].台湾：成文出版社，1974.
[4] 史军超.云南名碑名塔[M].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1.
[5] 丘勤宝.云南灌溉问题[J].云南建设，1945（1）.
[6] 吴绍墨.云南农田水利事业的检讨[J].云南建设，1945（1）.
[7] 郑肇经.中国水利史[M].上海：上海书店，1984年.
[8] 汪家伦，等.中国农田水利史[M].北京：农业出版社，1990.
[9] 行龙.从“治水社会”到“水利社会”：走向田野与社会[M].北京：三联书店，2007.
[10] （美）卡尔·魏特夫著，徐式谷等译.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11] （日）森田明.清代水利史研究[M].东京：亚纪书房，1974年.
[12] 冯贤亮.近世浙西的环境、水利与社会[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13] 钞晓鸿.灌溉、环境与水利共同体-基于清代关中中部的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6（4）.
作者：杨天虎
民国时期农田水利建设论文 篇3：
浅谈嵩明县上游水库
摘 要：嵩明县地处昆明市北部，境内河流众多，且源近流短，加之降雨时空分布不均，历史上水旱灾害频繁，因此，嵩明县的水利建设比较突出。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嵩明县各大河流上有修建了大大小小的水库，在水利建设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上游水库即是在这一时期修建的。
关键词：修建水库；灌溉农田；蓄水
中国有悠久的水利建设的规模和技術。从传说中大禹治水以来，除水害、兴水利的活动不仅是中国传统社会农业经济的基础，而且是历代社会政治稳定的重要条件之一，因此历代政府无不重视水利建设。从邗沟到都江堰，从芍陂到坎儿井，从京杭运河到黄河改道，充分体现了“治水者治国”的理念。20世纪50年代初期土地改革以后，兴修水利，充分利用水源，向水旱灾害作斗争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云南省也修建多个大大小小的水利工程。
一、上游水库概况
嵩明县上游水库是嵩明县现今最大的水库，位于嵩明盆地北端嵩阳镇东北约6公里，大坝全长360米，坝高16.5米，顶宽6米，库面开阔，是一座以灌溉为主，兼顾防洪的综合利用的中型水库，总库容2610万平方米，控制径流面积213.5平方公里。担负着下游三镇5.6万亩农田灌溉及省花卉示范园区的供水及下游集镇村庄等近20万人、贵昆铁路、昆曲及嵩待高等级公路等交通干线的防洪保安任务，年供水量达3000多万立方米 。
二、“以蓄水为主”的指导思想
光绪二十四年（1898），贡生查连升写过一篇文章《开挖嘉丽泽海可以除水旱而广土地，兴农业而开财源论》的文章，提出先在下游疏通河道排除水患，然后在上游筑坝蓄水的设想。民国三十三年（1944）云南省建设厅对嵩明县嘉丽泽做过一次规划，但范围很小。建国后，政府曾对自然地理情况和历史上水旱灾害分析研究，确定了“以蓄水为主”的指导思想，一反民国时期“先泻后蓄”的作法。
“以蓄水为主”水利思想可以将嵩明县自然条件的有利方面积极利用起来，修建蓄水工程，雨季把洪水积蓄起来，旱季用以灌溉，同时蓄水也可控制调节洪水，减轻下游洪水威胁。上游水库在果马河上游，果马河上游属暴雨中心地带，年降雨量为1076毫米，年径流量一亿一千万立方米，最大洪峰出现在1909年和1933年， 1909年的最大洪峰为88.3立方米/秒，1933年为139.1立方米/秒，枯水季节最小径流量为0.5立方米/秒 。修建水库可以充分利用当地的雨水条件。另外，上游水库右岸是与河流平行的普家山，左岸是土丘及较开阔的谷地，坝址以下地势逐步扩展进入嵩明坝区，库区地势平缓。水库大坝横梗于羊街平坝通往嵩明坝子的咽喉山口，库身较为宽阔而呈带形，是比较理想的建库地形。
上游水库修建后，控制了牛栏江上游径流面积的四分之一。
三、修建上游水库的意义
（1）防洪
嵩明县是水灾高发地区。自弘治十三年（1500年）至1985年水旱灾害资料分析，嵩明县近500年间出现水灾40次，平均每12年一次，呈现出“十年一遇”的周期性。县北部的果马河即是水灾泛滥之地。
果马河上游因河道弯曲迂回，断面窄小，加之沿河农户在河中设坝拦截河水灌田，涨水时节坝拦拆除不及，难以宣泄，决堤成灾，嘉丽泽周围有将近三万亩田年年被水淹没。另外，龙津桥附近与普沙河交汇成一段成“之”字形，每逢雨季，龙津桥东的渠道形成“倒挂金钩”，水似倒流，河湾村常被水淹，“灶洞捉鱼”是为常事，田亩动辄“三年两不收”，倚伴区东部田园，变成沼泽。因此有民谣云：“月亮出来月亮青，有囡莫嫁河湾村， 半夜三更涨大水，全家老小动哭声。月亮出来月亮白，沿河好田种不得。种下庄稼不得收，全部冲下嘉丽泽。” 从俗语和民谣中反映出来的是果马河的水灾带来的极大危害，它不仅威胁着正常的生产生活，而且危害了当地百姓的生命。
上游水库即是截流果马河而建，在防洪溢洪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水库分挡水坝、输水涵洞、两条溢洪道，溢洪道按500年一遇的洪水校核，泄流量115立方米/秒。
（2）灌溉
嵩明县自古有“十日无雨即旱”的说法，旱灾平均每18年一次，小程度的旱灾也是平均每6年一次，历史上曾出现过连续六年没有栽下一棵秧的记载。五十年代，水库兴修蓄水，缓解了旱情。1959年春耕生产季节，嵩明坝子遇大干旱，几个月未下过一次透雨，因上游水库蓄了三千多万方水，水库蓄的水沿灌溉渠道，流向村庄田野。至此之后，水库周围地区，包括倚伴、杨桥、小街、四营、小新街、嘉丽泽农场六个地区19个乡得以享受灌溉的利益，1400亩旱地改为水田。
近年来，杨林工业园区在上游水库实施调水方案，整个调水工程分两期进行，一期日供水量为5万立方，二期日供水量为10万立方，解决杨林工业园区及周边职业教育基地、长松园片区、嘉丽泽片区等供水困难问题。
（3）拉动经济效益
首先，税费征收。1961年开始征收水费。当时是本着“量出为入”的原则，每亩征收0.5元。1964年4月灌区代表会议决定提高水费征收标准为：（1）自流灌溉大春每亩收一元，小春每亩收0.5元；（2）提水灌溉，国家排灌站负责提灌的每亩收2元，社队自建提灌的每亩收0.6元；（3）不论自流灌溉或提水灌溉，每亩均征收水费粮半市斤。1976年调整为：自流灌溉每亩收1.2元（大春0.8元，小春0.4元）；提水灌溉每亩收0.6元；水费粮每亩征收1市斤 。
其次，综合经营。水库有养鱼水面3000亩，从六十年代起就逐步开展以养鱼为重点的综合经营，1975年起又先后开挖鱼种池22个，总面积50亩，修建了鱼苗孵化设施。围绕渔业生产的需要，建盖了酒厂和养猪场，以及运输业务。1975年至1981年期间，国家投资23.1万元，管理所自筹11万元，扩建生产设施。1977年至1980年省水产研究所曾在水库搞养鱼试点，年平均投放三寸鱼种20万尾，1979年成鱼产量第一次达到20吨。
（4）带动相关配套设施建设发展
首先，公路。自水库修建以后，库区各村都修了与干线联结的公路，交通便利。1963年，下普渡村的大路加高一米，修通了横跨水库的第一条通道。1968年由水库受益社队出工，国家拨款23000元，在尖山村东北修筑了一条长400米，高7米，顶宽6米的跨水库通道，解决了東西两岸的交通问题。
其次，隧道。蛇山隧道是上游水库的配套工程，隧道凿通后，避开易塌险段，减少输水损失，满足了下游用水需要。
再次，治理排灌河流。果马河自水库以下至牛栏江全场14公里，经1966年和1972年两次治理成为排灌两用河流，用水季节，利用河槽，通过26座涵、闸、渡槽等设施，输水灌溉沿岸农田一万五千亩。
最后，修东干渠。渠首自输水涵洞消力池末端的分水闸起，沿果马河左岸由北往南至嵩昭公路19公里处穿过公路，然后沿蛇山梁子西坡延伸七公里绕过山嘴，再沿蛇山东坡又南折流往北，至龙街附近进入平坝区。1963年进行了几次扩建，所有桥、涵、闸都改为钢筋混凝土结构或皮石支砌的永久性建筑。
（5）形成文化资源
上游水库修建后，为纪念这一壮举，1959年修建上游水库纪念碑。碑青石，碑体为方柱型，高1.52米，边长0.4米。正书，阴刻。正文137行，满行17字，共2300余字。碑文以20世纪50年代后期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特定的历史背景和语言，追溯了历史上的果马河给沿岸人民造成的严重灾害和上游水库修建的全过程及水库建成后嵩明坝子发生的巨大变化。
碑文中反映了水库修建时用工、用料、技术创新的详细情况以及水库的技术参数，是研究当时水利建设的珍贵实物资料。同时，碑文中用民间小调的形式反映了水库修建前后当地人民生活的情况，以碑刻的形式保留民间小调在昆明地区目前是首次发现。2002年7月25日，嵩明县人民政府公布“上游水库纪念碑”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011年1月17日，昆明市人民政府公布“上游水库纪念碑”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6）体现时代风貌
上游水库修建过程中，遇到诸多的困难，而其中所体现出的奉献、团结、苦干巧干的精神是值得后人敬佩和借鉴的。
淹没区四百多户农民，以牺牲自身利益的奉献精神，主动让出土地。再者，上游水库工程大，需要人力多，直接受益的小倚伴、王四坝、东马、正义、本营、龙海等乡的农民，自动打破乡界社界，合同协作，积极出工，非受益的新街、杨林、大树、马营、南营、小营、鼠街、核桃、龙保等乡的农民，也自带粮食，自带行李，自带农具，到工地上参与建设。此外，因技术工人缺乏，采取师傅带徒弟的办法，边作边学，弯扎钢筋、搅拌浇灌混凝土、开采、支砌石料、烧石灰、烧红土、化验土料、检验质量等技术在劳动者中熟练地应用。工具改革飞跃发展，实现了车子化、机械化，提高了工效，加快了速度。四个月的时间涌现出300多名模范人物，锻炼出近千名各种技术能手，节约劳力35万个，节约经费 20万元，多快好省地修好了水库。
结语：
嵩明县上游水库的修建，有效抑制了水旱灾害，增加了灌溉的面积，带动了库区经济的发展，充实了嵩明县的文化资源，它是嵩明县水利建设成就的突出代表。过去的成就是今后的新起点。现今上游水库也存在着一些问题，诸如水库有潜在的“带病”运行的风险，有些水利设施因为年代久远有所老化，除险加固、更新改造的任务还非常重；以养鱼为主的水体综合经营潜力还有待挖掘，大水面的养鱼经验不足，单位面积的产鱼量低；库区生态环境的保护任务重等。这些问题也是嵩明县水利工程建设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我们必须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眼光看待这些水利工程，不仅充分发挥起作用，而且达到与环境相和谐发展的目标。
作者简介：郭山云（1959-），男，云南昆明，文博馆员，嵩明县文物管理所副所长。大专学历，主要从事文博工作、云南地方史及中国史研究，有浓厚的历史研究志向。
作者：郭山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