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小编精心整理了《中国媒体英语教学的意义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在中国，中国式英语的概念是由葛传规老先生在他的著作《漫谈由汉译英问题》中首先提出的。他认为《四书》(FourBooks)、《五经》(FiveClassics)、《八股文》(eight-leggedessay)、《翰林院》(Hanlinyuan)等书名的英译不能叫做中国式英语,而是中国英语。
中国媒体英语教学的意义论文 篇1：
高职英语教材中国文化缺失现状分析及改革探索
【摘要】 自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中提出“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后，国内学者对高职英语教学思政教育体系建构、课程设计等进行了大量理论和实践研究。然而，针对高职英语教材中国传统文化缺失的现状，国内只有少数学者进行了研究。本文以现行高职英语教材综合教程和基础教程为例，从多个维度分析中国文化缺失的现状并探究高职英语教材的改革策略与路径。
【关键词】高职英语;中国文化;改革探索
【作者简介】王笑如（1988-），女，河南商丘人，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英语教育。
一、 高职英语教材融入中国文化的重要性
高职英语教材以培养学生掌握职业场景下的英语应用技能为目标设置话题。然而教材不仅具有教授语言点的工具性，更具备文化价值传播的人文性。目前，高职英语教材大多选取国外原版资源作为教学语篇，以保证“原汁原味”地传递西方生活文化及价值观念。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因此分析现行高职英语教材中中国文化缺失的现状并编写出符合中国国情和实际，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职英语教材，是构建高职英语课程思政体系的前提，是实现全员全方位全过程育人的保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 高职英语教材中中国文化缺失的现状
1. 高职英语教材单元模块设计缺乏中国文化导入。现行高职英语教材教学单元模块以听、说、读、写、译为主，致力于培养学生的语言实际应用能力，忽视了教材的人文性。在对高等教育出版社等6家出版社出版的10套高职英语教材的前言进行的调查显示，仅少数教材单独设置了文化导入模块，明确提出教材体现“工具性”与“人文性”相结合特点的仅一套。以《大学体验英语——听说教程》为例，该教材强调语言材料与文化内容的融合，但是注重对西方文化背景的介绍与教学。在设置“文化透视”模块的《点击职业英语基础英语模块》一书中，文化透视模块在12个单元中共出现21次，其中有关中国社会文化的介绍共2处，分别是汉语、粤菜;引入中西文化对比思考的共2处，分别是中国家庭人口、中國公寓;剩余17处是关于美国及西方社会文化的引入。以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新技能英语基础教程——学生用书2》为例，书中设置了世界各地“Around the World”板块，并强调让学生了解外国文化知识，引导学生认识中西方文化差异。在10个单元中，涉及中国元素的只有1处关于中国长城的介绍。总体而言，现行高职英语教材中，单元模块设计注重技能培养，轻视人文熏陶。即使有专门的文化引入模块，中国文化、中国元素的呈现也较少。
2. 高职英语教材语篇内容缺少中国文化。Cunningsworth指出，一门课程不可能持有中立的观念，教材作为课程的一部分，不论直白或隐晦都在反映某一种社会秩序，传播某一种价值观念。因此，针对中国学生，我们应该立足当代中国国情，编写一套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教材。本文以“十二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目录中的6本教材为例，其中2本为基础教程，4本为综合教程。参考诸学者（Cunningsworth，1995;程晓棠，2011;王震静，2020）提出的教材社会文化价值属性的评估体系，从以下几个维度来考量现行的高职英语教材。
（1）话题范围：是否符合高职院校学生的兴趣需求。
（2）文化背景：源语言文化、目的语文化、其他文化。
（3）语篇描述的人物背景：年龄、性别、族群、职业、社会阶层。
（4）语篇描述的社会关系是否符合现实——时代性。
通过研究发现，一本教材涵盖8-10个不同的话题，涉及旅游、时尚、语言学习、环境保护、信息技术、生活方式、校园生活等。其中旅游、时尚、现代信息技术、环境保护、体育运动、美食是重复率较高的话题，涉及内容较少的是校园爱情、家庭关系、游戏、航天科技、金融经济。由此可见，大部分话题和大学生在校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符合高职院校学生的兴趣。
从语篇的文化背景角度看，从4本高职综合英语教材选取的60篇文章中，源语言文化（美国文化为主）的语篇共有20篇，占总体数量的33.3%;普世文化的共32篇，占总体数量的53，3%;介绍中国文化或讲述中国故事的共8篇，占总体数量的13.3%。由此可见，现行的高职英语教材在语篇选择上仍然以西方传统文化为主。
在《高职英语综合教程》中，共有3篇详细介绍了著名人物，分别是比尔·盖茨的大房子、史蒂夫·乔布斯的衣着、时尚设计师可可·香奈儿。教材中其他有关人物的语篇较短，角色或为虚构人物，以大学生及年轻人为主。从语篇选择的人物社会阶层看，3篇选择了IT和时尚行业的成功人士。因此在价值观念的引导上更具有导向性。
从语篇内容的时代性角度来看，《高职英语综合教程》中反映当代中国的内容有2008年奥运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能够较好地反映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状况的是教育科学出版社的《新编大学实用英语教程》第1册，共有3篇，分别是共享经济、微信的优劣、在线购物的优缺点。大多数语篇内容仍然在介绍美国及西方社会的通信媒体、公共交通、时尚品牌、航天科技。
总而言之，从教材的模块设计到语篇内容、素材的选择，现行高职英语教材缺乏“中国文化”的融入，不利于培养高校学生“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在价值观念的传播上，仍然具有以西方价值观念为主的导向性。
3. 高职英语教材非语言符号素材中国文化的缺失。对于中国学生来说，教材中多一些有关中国文化的介绍、多一些中国人的图片，而不完全是外国文化的介绍，会让我们的学生感到亲切（程晓堂，孙晓慧，2011）。通过统计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新编实用英语综合教材1第四版》等5本教材，共统计出人物图片287张，其中中国或亚洲人物的图片占总图片数量的0-28%之间，平均占有比例为15%。
以中国元素建筑、风景等为统计对象，表现中国建筑物的图片共有13幅，占建筑风景图片总量的8%。其中故宫图片4次，上海东方明珠图片2次，长城图片2次，鸟巢图片2次，上海世博会中国馆图片重复2次，其余1张为青岛海滨图片。
由此可见，中国文化的图片展示在现行高职英语教材中比例较低，展示内容以北京、上海为主，主题较为单一。长城、故宫、东方明珠等虽然具有代表性，但时代性不强。能够反映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伟大成就的大工程港珠澳跨海大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等标志性建筑应该走入高职英语教材，反映中国科技进步的“天眼”、北斗卫星、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等都是可以体现中国元素的代表。
三、 高职英语教材融入中国文化的改革探索
高职英语教学不能忽视学生价值观念的培养，高职英语教材既要传授语言技能，也要传播文化价值。为了更好地融入中国文化，培养学生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高职英语教材应当着手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革。
1. 单独设计文化导入模块。教材除了注重学生英语应用能力的培养，在听说读写译的常规模块外，拓展出文化背景模块，有意识地增加同单元主题相关的中西方文化知识，培养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英文表达能力，有意识地培养学生批判性的文化意识。
2. 语篇内容融合中国文化背景。通过对现行高职英语教材语篇选择的研究发现，大多数语篇的文化背景仍然以西方文化为主。语篇的背景不是要生搬硬套中国文化的某一故事，而是将主题和背景有机融合。例如在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新编大学实用英语教程》第1册中，第六单元的主题为旅游Travelling. 在熱身模块同时兼顾了旅游常用物品的英文名称学习，又列出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英文名称作为学习任务，让学生通过查阅资料将国家和英文名称对应起来。在阅读语篇的选择上，第一篇的内容为丝绸之路旅游指南，介绍了丝绸之路途径地及古丝绸之路对中国文明发展的贡献，此外还介绍了当代中国丝路旅游之热。文章全篇约210个词，避免了生僻词，符合学生的认知水平，课后提供了相应的词汇、句型的习题，满足了学生掌握知识点的需求。可以进一步改进的是，在古丝绸之路旅游后，可以拓展出一个文化导入模块，通过一个点、一个人物、一个小故事介绍“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带来的机遇。
3. 拓展教材的非语言符号资源。相较于文字和图片内容，短视频以便捷、直观、综合的感官体验，在“讲好中国故事”方面更具优势（刘伟，2020）。以“李子柒”制作的短视频为例，截至2020年4月29日，“李子柒”账号在YouTube上的粉丝突破1000万，总观看量为13.5亿次，成为首个在该平台粉丝破千万的中文创作者（张洪芸，2020）。由此可见，非语言符号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语言障碍，扩大传播力。在教材中植入二维码，学生通过扫码就能观看中国文化的英文短视频，这也是培养学生用英文“讲好中国故事”的有效途径。由国家广电总局主办，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高等教育出版社策划推出的英文版《你好，中国》就是优秀的短视频资源，该节目选取了100个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词汇，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中国文化的精髓，适合在留白处植入二维码，让学生更便捷直观地学习中国文化的地道英文表达。
参考文献：
[1]张爱玲.高职英语教材分析及微观评价——以《新理念职业英语基础英语 1》为例[J].济南职业学院学报，2020（第二期）.
[2]程晓棠，孙晓慧.英语教材分析与设计[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
[3]CunningsworthA. Choosing Your Coursebook[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2.
[4]柴婷，李桂东.党史、新中国史融入大学英语教学路径探索——以《新世纪大学英语综合教程 2》为例[J].中国多媒体与网络教学学报，2020.
[5]朱毅，陈世润.高职英语教学中的思政教育体系构建研究[J].职教论坛，2017，32.
[6]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N].人民日报，2016-12-09（1）.
[7]张红芸.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实践经验和可行路径——以 YouTube李子柒短视频为例[J].出版广角，2020（12）.
作者：王笑如
中国媒体英语教学的意义论文 篇2：
中国式英语的成因及对英语教学的启示
在中国，中国式英语的概念是由葛传规老先生在他的著作《漫谈由汉译英问题》中首先提出的。他认为《四书》( Four Books) 、《五经》( Five Classics) 、《八股文》( eight -legged essay) 、《翰林院》( Hanlinyuan) 等书名的英译不能叫做中国式英语, 而是中国英语。葛老的意思是说，如果这些著作的英译是中国英语，那么这些翻译是可以被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所接受的，而如果被看作是中国式英语，那就说明这些著作的英译很拙劣，很失败。那么，什么是中国英语，什么又是中国式英语呢？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吗？
我们先看看中国英语的主要特点。首先，它是以规范英语为基础，通过音译，借译汉语词汇以及词意再生等途径使汉语的一些表述进入英语交际，是标准英语和中国特有的社会文化现象相结合的产物，能更清楚地准确表达中国特色的文化。因而在中国人的英语写作和宣传资料中，尤其是在英译的政论文章中非常常见，也为英美人所接受。而中国式英语是中国的英语学习者和使用者在应用英语时，由于受到汉语的语言规则和习惯的干扰和影响，形成的不合乎英语语言规范的畸形英语。它有如下特点：第一，中国式英语是中国的英语学习者和使用者用英语单词和短语死搬硬套汉语语法句式主观创造出来的不符合英语表述习惯或有悖英语国家语言文化习惯的病态英语。第二，中国式英语是中西方思维方式、文化传统存在差异的结果。第三，中国式英语是对规范英语的错误运用，因而不为英语国家人们所理解和接受。从而不能用于国际交流,不能被看作一种交际工具。
作为英语学习者，我们学习和使用英语的主要目的是就是为了能够把它作为工具在国际上进行交流，所以我们要能够区分中国英语和中国式英语,搞清楚形成中国式英语的原因，从而在使用过程中避免中国式英语的出现。
一、 中国式英语的成因
对于“中国式英语”这种语言现象的起因，我们主要可以从文化背景、语言特点、学习环境等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1.从文化角度分析
（1）中英思维方式的不同是中式英语产生的根本原因。汉语是整体思维，表达比较笼统，模糊。一般是按时间发展顺序和逻辑顺序进行表达。英语偏重个体思维，表达比较准确，较多使用关联词来表示句子之间的关系。举例来说，汉语里的“前面的”在英语里就有时间的前面和空间的前面的不同，因而就有很多对应的词：“before，in front of，in the front of，former…”。汉语可以直接说“牙好，胃口就好”，英语就需要表示条件关联词：“only when we have good teeth, we have good appetite.” 语言是思维的表现形式。这些思维方式的差异必定反映在语言表达上。因此，语言学习不仅是了解和掌握语言文字运用规律的过程，也是思维方式形成过程，尤其是外语学习。
（2）文化差异是引起中国式英语的重要因素。不同民族间在文化生活、语言习惯等方面的差异必定导致语言间的差异。世界上的民族大多有属于自己的语言。语言和文化密不可分，每个民族的文化都需要通过其语言表述出来。同时，一个民族的语言也纪录这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习俗、生活方式及他们对生活的思考，是传播该民族文化的媒体。社会文化及风俗习惯的不同必定会反映在语言上。英语国家的人同我们在谦虚度、自信度、委婉与坦率、人情味等方面也存在很大差异。这点就会体现在语言。例如在中国，人们以老为尊。喜欢以“老*”或“*老”来称呼一些德高望重的人。而在英语文化里，用“old…”称呼他人是很难被对方接受的，会被对方认为是种歧视。即使对方年龄再大。另外，中国人见面总是喜欢问对方“你要上哪里（Where are you going？）”或“你在干什么（What are you doing?）”。这在西方人看来是不可理解的。因为他们认为去哪里，干什么是自己的私事，跟其他人没任何关系。而如果按中国习惯见面问对方“吃过饭没（Have you eaten yet）？”更不可取，他们则会误以为你想邀请他们吃饭。在英语国家，人们见面地道的问候则是“Hi”“How are you？”“How do you do？”等。
2.从语言特点角度
英语同汉语属于不同的语言语系。英语是拼音文字，属于印欧语系，在语言学被称为综合性语言。它的语法意义是通过词形变化来表达的；汉语是一种表意文字，属于汉藏语系，是通过虚词，词序变化来表达语法意义的，语言学上称之为分析性语言。这两种语言无论是在词汇，还是在句法结构上都存在很大不同。因而，中国式英语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与英语词汇的运用不当及句式顺序不正确有关。
（1）词汇应用方面。中国式英语的形成很多是由于词汇搭配不当形成的。使用者往往按照汉语中的词组搭配生搬硬套；忽略英语词语内涵。我们知道，英语词汇的意义由外延和内涵组成，外延指单词的字面意思，而内涵则指单词的隐含意及扩展意。如果我们在学习中只是注重词汇的外延，只懂得其表面含义，而忽略了其内涵，不知道该单词是褒还是贬，是正式用语还是非正式用语，是书面用语还是口头用语，就会造成误解，引起不快。如“childlike”和“childish”都有“孩子般的，孩提般的”意思，但前者是褒义词，指“孩子般天真可爱的”。而后者却是贬义词，意为“幼稚可笑的，不成熟的”。如果你用“childish”去描述你英语国家朋友可爱的行为，就会招致对方不快。
（2）语法方面。在句式方面，英汉句子结构有很大不同。汉语中的定语往往放在在中心词的左边。倾向于修饰成分前置。因而单句较多。而英语多复合句，倾向于修饰成分后置。句子较长。
二、 “中国式英语”成因对英语教学策略的启示
基于上面对“中国式英语”成因的分析，我们应该对症下药，采取不同策略提高学生用英语思维的能力，避免“中国式英语”的产生。
1.以学生为主体的策略
在我国，英语的学习主体主要是在校学生。学习的主要环境是以课堂为主。我们知道，课堂是一种人工创造的，非自然的语言环境，与我们所需要的用目的语交际的语境有一定的距离。而对语言学习者来说，要有效地避免中国式英语，消除母语对英语学习的影响。创造语言环境是很必要的。学习者一定要多读，多听，多看。因此，在平时的英语教学当中，老师应多鼓励学生广泛阅读英语文章，多听英文广播。多看英语类节目。阅读是提高语感的最佳方式，因为通过阅读原版英文资料，我们不仅可以拓宽自己的知识面，也可以接触和熟悉地道英语的语法结构及表达的逻辑顺序，这有助于我们熟悉英语国家人们的逻辑思维顺序，消除汉语思维方式的负迁移。因此，在英语教学中，英语老师同时也应该多给学生推荐一些和英语国家人们的真实生活情景比较贴近的英美文学作品，也可以推荐些反映英美国家社会文化生活背景的报刊杂志，鼓励学生课外积极阅读以提高语感，培养英语思维能力。在听说方面，鼓励学生课外多听一些贴近英美国家文化生活的资料。英文原版电影是练习地道英语的很好的材料，既可练习听力，也可以模仿地道的英语发音，最重要的是可以培养学习英语的兴趣，一举几得。另外英国BBC及美国VOA电台的节目也是我们学习地道英语表达及发音的极好原材料。有机会和条件的话多和以英文为母语的人交谈，学习他们应对不同的语言环境所用的不同的语言和表达方式。
2．以老师为主体的策略
（1）为学生创造语言学习环境。在日常英语教学中，老师不应只简单局限于教授课本知识，还应该有意识地去培养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努力为学生创造良好的语言学习环境。一方面老师在日常教学当中应尽量的用地道的英语进行教学，另外一方面应多组织丰富多彩的教学活动来创造真实的应用英语的语境，给学生张口说英语的机会，培养他们应用英语的兴趣。
（2）加强基本功练习。基本功的强弱是中国式英语能否避免的关键。在教学中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式英语多出现在语言基本功较差的学生当中。因此在教学当中，老师必须从基础的知识抓起，加强学生的基本功训练。一方面加强词汇方面的学习，结合阅读材料分析不同词语的外延及内涵，不断向学生强调其用法。同时，老师应适时引导学生正确使用词典。加强学生语法及句法方面的练习，引导学生把所学的语法及词汇知识应用于现实中，通过反复练习充分消化吸收，把机械的理论输入积极转化为浅显易懂的输出。从而掌握英语语法的特征，避免中国式英语的出现。
应用语言学的研究表明,第二语言学习者无论如何努力也是很难习得和本族人一样的语言能力的。因此,绝大多数中国人，即使有很好的英语基础，在说英语时也会带有“中国味”，让英语国家的人一听就是中国人在讲英语。即便是中国国际广播电视和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的播音员或主持人,也容易在冠词、介词和连词的重读上及名词词组中心词的修饰语上犯错误。由此看来，中式英语的产生并不是某个人所特有的现象，任何外语的学习多多少少都会受到学习者母语的影响。这种影响会随着学习进程的推进及个人能力的提高而减弱的，并非不可避免。学习者在学习的过程中应积极利用周边语言环境中可利用的因素，学习使用新生的英语表达。在正确的学习方法引导下，通过不断的尝试和出错，检测和改正，逐步克服各种不利因素，系统地合理地向正规的，地道的英语靠近，并逐渐掌握。
（责任编辑 任洪钺）
作者：刘亚娥
中国媒体英语教学的意义论文 篇3：
行走中国江湖的西洋百晓生
历史上出现过很多著名的中国通,他们为中国带来了异域文明的惊喜,也将中国文化的辉煌告知自己的族人。中国通们眼中的中国就是世界眼中的中国,他们的个人遭遇与认识角度造就了早期中国的海外印象,奠定了世界想像中国的方式,进而确立了他们与中国共处的基调和变奏。这种基调依然回响在今天这个信息化时代,因为在这个基调中已经发生了更多的故事,被固定为历史事实,无法改变也无可回避。
马可·波罗:书写东方神话
马可·波罗(Marco Polo)大概可以算作最早也最有名的中国通了。1254年生于意大利威尼斯一个商人家庭。马可·波罗17岁时跟随父亲和叔叔,途经中东,历时4年多于1265年到达蒙古帝国的夏都上都,与大汗忽必烈建立了友谊。他在中国游历了17年,曾访问当时中国的许多古城,到过西南部的云南和东南地区。回到威尼斯之后,马可·波罗在一次威尼斯和热那亚之间的海战中被俘,在监狱里口述旅行经历,由鲁斯蒂谦写出《马可·波罗游记》。
《马可·波罗游记》记述了他在东方最富有的国家——中国的见闻,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热烈向往,对以后新航路的开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西方地理学家根据书中的描述,绘制了早期的“世界地图”。研究马可·波罗的学者莫里斯·科利思认为:马可·波罗的《游记》“不是一部单纯的游记,而是启蒙式作品,对于闭塞的欧洲人来说,无异是振聋发聩,为欧洲人展示了全新的知识领域,这本书的意义在于它导致了欧洲人文科学的广泛复兴”。
马可·波罗的中国之行及其游记,在中世纪时期的欧洲被认为是神话,被当作“天方夜谭”。但《马可·波罗游记》却大大丰富了欧洲人的地理知识,打破了宗教的谬论和传统的“天圆地方”说;对15世纪欧洲的航海事业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意大利的哥伦布、葡萄牙的达·伽马、鄂本笃,英国的卡勃特、安东尼·詹金森和约翰逊、马丁·罗比歇等众多的航海家、旅行家、探险家读了《马可·波罗游记》以后,纷纷东来,寻访中国,打破了中世纪西方神权统治的禁锢,大大促进了中西交通和文化交流。因此,可以说,马可·波罗和他的《马可·波罗游记》给欧洲开辟了一个新时代。
《马可·波罗游记》打开了欧洲的地理和心灵视野,掀起了一股东方热、中国流,激发了欧洲人此后几个世纪的东方情结。许多人开始涌向东方,学习东方,以致欧洲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革。许多中世纪很有价值的地图,是参考《游记》制作的。许多伟大的航海家,扬帆远航,探索世界,是受到马可·波罗的鼓舞和启发。事实上,美洲大陆的发现纯属意外,因为《游记》的忠实读者哥伦布原本的目的地是富庶的中国。当时欧洲人相信,中国东面是一片广阔的大洋,而大洋彼岸,便是欧洲老家了。
从《马可·波罗游记》一书问世以来,700年来关于他的争议就没有停止过,一直不断有人怀疑他是否到过中国。早在马可·波罗活着的时候,由于书中充满了人所未知的奇闻异事,《游记》遭到人们的怀疑和讽刺。关心他的朋友甚至在他临终前劝他把书中背离事实的叙述删掉。之后,随着地理大发现,欧洲人对东方的知识越来越丰富,《游记》中讲的许多事物逐渐被证实,不再被视为荒诞不经的神话了。但还有人对《游记》的真实性产生怀疑。
19世纪初,学术界开始有人站在学者的角度批判此书,并质疑马可·波罗。德国学者徐而曼最早提出马可·波罗根本没有到过中国的论证,认为所谓他在元朝17年的历史完全是荒诞的捏造。编排拙劣的教会传奇故事,是为了传教士和商人的利益,借以激发感化蒙古人的热情以便到中国通商而创作的。并且说,马可·波罗一家最远不过到达大布哈里亚境内,关于蒙古帝国的情况是从曾到过该地的商人们口中听来的。
面对质疑,中国史学家们的态度耐人寻味。国学大师钱穆的回答妙趣横生,或许代表了他们普遍的想法和观点。他说他宁愿相信马可·波罗真的到过中国,因为他对马可·波罗怀有一种“温情的敬意”,刨根问底是史学家的敬业精神,我们已经习惯于他们中的一些人得出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考证结果。
在我看来,论证马可·波罗是否真的曾经来过中国,除了给个别历史学家赢得名气之外可能还有更深的用意。比如推翻中世纪中国曾经创造当时最伟大文明的事实,从而让中国历史所受到的尊重缩水,另外也可能是要否定中国曾经深刻地影响了欧洲的历史进程和文化变迁,证明今天欧洲的强大完全是他们祖先自己的努力,这样,在他们面对中国趾高气扬时就变得底气更足了。与这样的心态相比,马可.波罗显然要可爱得多,难怪钱老要给予他温情的敬意了。
这样一张地图,诱发了古典欧洲对于遥远中国的浪漫想像,同时也将中国的“天下观”彻底撼动。
利玛窦:“欧”字的发明者
利玛窦是意大利的耶稣会传教士,明朝万历年间来到中国。其原名中文直译为玛提欧.利奇,号西泰,又号清泰、西江。被中国士大夫尊称为“泰西儒士”。他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开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阅读中国文学并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的西方学者。除传播天主教教义外,他还广交中国官员和社会名流,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他的著述不仅对中西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对日本和朝鲜半岛上的国家认识西方文明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1582年(万历十年)利玛窦应召前往中国传教,8月7日到达澳门。由于明朝闭关锁国的政策,之前的传教士都未能进入中国传教,而只能停留在澳门。因此罗明坚神父向东方总巡察使范礼安举荐了利玛窦。
两年后,利玛窦获准与罗明坚神父入居广东肇庆。他们对中国官员自称来自“天竺”,致使中国人以为他们是佛教徒。利玛窦解释来中国的原因:“我们是从遥远的西方而来的教士,因为仰慕中国,希望可以留下,至死在这里侍奉天主。”他不敢直接回答传教的目的,否则他可能会被驱逐。为了传教,他们从西方带来了许多用品,比如圣母像、地图、星盘和三棱镜等。其中还有欧几里德《几何原本》。利玛窦带来的各种西方的新事物,吸引了众多好奇的中国人。特别是他带来的地图,令中国人眼界大开。
进入了中国的利玛窦对中国文明非常称赞:除了还没有沐浴“我们神圣的天主教信仰”之外,“中国的伟大乃是举世无双的”、“中国不仅是一个王国,中国其实就是一个世界”。他感叹“柏拉图在《共和国》中作为理论叙述的理想,在中国已被付诸实践。”而且他还发现中国人非常博学,“医学、自然科学、数学、天文学都十分精通”。但是他也发现“在中国人之间科学不大成为研究对象”。这一年的8月在肇庆建立了“仙花寺”,开始传教工作。
1584年,利玛窦制作并印行《山海舆地全图》,这是中国人首次接触到了近代地理学知识。利玛窦利用解释各种西方事物的机会,同时介绍了他们的天主教信仰。他们翻译了《十诫》、《主的祈祷》和《圣母赞歌》,以及《教理问答书》。很快亦有中国人对天主教产生兴趣。于是利玛窦开始派发罗明坚撰写的《天主实录》,以中文解释天主教的教义。许多中国人都对这部书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但是无论如何,无论是“仙花寺”的创立,还是《天主实录》的刊行,中国人始终是把它当作佛教流派而已,中国人对于基督教还没有多少实质的认识。
利玛窦于1601年1月24日抵达北京。进呈自鸣钟、圣经、《万国图志》、大西洋琴等方物,得明神宗信任。1601年,明神宗下诏允许利玛窦等人长居北京。但中国的朝廷根本没有注意到,利玛窦长住北京的目的是为了传播基督教。之后利玛窦在北京以丰富的东西学识,结交中国的士大夫。常与宾客谈论天主、灵魂、天堂、地狱。同时编撰新书,包括以中文写成的《二十五言》等,得到不少中国知识分子的尊重。到了1605年,北京已有200人信奉天主教,当中有数名更是公卿大臣。1610年(万历三十八年)5月11日利玛窦病逝于北京,赐葬于平则门外的二里沟。
带着西学而来的利玛窦开展了晚明士大夫学习西学的风气。一共有150余种西方书籍被翻译成中文。利玛窦撰写的《天主实录》以及和徐光启等人翻译的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等书不仅带给中国许多先进的科学知识和哲学思想,而且许多中文词汇,例如:点、线、面、平面、曲线、曲面、直角、钝角、锐角、垂线、平行线、对角线、三角形、四边形、多边形、圆、圆心、外切、几何、星期以及汉字“欧”等就是由他们创造并沿用至今。
在这个传教士的眼中,中国是一个柏拉图式的理想国,如果有了他们的神的眷顾,这个国家将步入更高级的文明。但事情走向了他理想的反面。
费正清:美皮中骨的头号中国通
费正清致力于中国问题研究长达60年。他被公认是西方思想界的头号中国通,甚至是一个“皮美骨中”的西方人。他创建了哈佛大学的东亚研究中心,这个机构到今天还是欧美最重要的中国问题研究重镇,他主编的《剑桥中国史》前后创作时间长达25年,聚集了世界各地12个国家的100多位中国研究专家撰稿,展示了国外对中国史研究的最高水准。1991年9月12日,他把刚刚完成的《中国:一个新的历史》书稿交给出版社,两天后去世。
1932年1月20日,瘦瘦高高、25岁的哈佛大学研究生费正清乘汽轮到了上海吴淞口码头。他原本打算在这里与新娘费慰梅举办一场东方式的婚礼,谁知道一周后爆发了“一·二八”战事,他在混乱中逃到北平,婚礼的规模要比他预想中的小,但充满了更多的神秘气氛。他在日记中记载道:“我带着新娘沿着皇宫的路回家,乘车穿过宫殿的大门,黄昏时抵达我们居住的胡同。在烛光下,我们甜美而亲密地吃西餐,屋外传来中国人举办婚礼的笛声和铜锣声。”就是在这样的文化交错中,费正清开始了他命中注定的“中国式人生”。
新婚后的费正清在中国断断续续待了7年。他去了许多地方,结识了很多一流的中国学者,他最喜欢的朋友是梁启超的公子梁思成和他美丽无比的妻子林徽因。与记者斯诺和政治家司徒雷登不同,学究气很重的费正清不喜欢轻易地“站边”,他只想用自己的眼睛来看中国。一开始他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了悲观和怀疑,他甚至认为,如果日本扩大侵略,“农民将会默默地欢迎他们,因为农民的处境不会比现在更坏”。但是,4年后,他渐渐改变了这些观点。
在抗战的相当长时间里,他主持美国国务院的北京新闻处工作,向罗斯福总统汇报中国动态并提出建议是他最重要的工作。从后来公开的信函中可以看出,费正清一直在梳理自己对中国的观察。在一开始,他认为中国是美国价值观与其他价值观冲突的战场,因而文化上的改造是最重要的课题。几年后,他意识到科学与民主的推广似乎更为迫切。当他接触到一些左翼人士后,他又认为那些能够解决土地和农民问题的、受过西方知识分子教育的中国人才是中国未来的领导者。
这都是一些交错在一起的问题,它们从20世纪初就开始呈现在所有关心中国问题的人的眼前,100年来,交织往返、缠缠绵绵,从来以一种混沌的姿态向前寸进。费正清用一个外人的眼睛,时而看得清楚,时而看得模糊,不过由于没有掺杂过多的情感因素,便比绝大多数的中国人要真实一点。
1948年,费正清出版了《美国与中国》,自此他被公认是第一流的中国问题专家,他此后的生命便一直站在美国与中国这个接触点上,左顾右盼。他的观点越来越趋于务实。他是最早主张美国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知名人士。越战一结束,他就建议美国政府通过旅游与中国接触,并力主取消贸易禁运。他说:“意识形态上的偏执,正在损害美国和中国的利益。”即便是在学术方面,他也越来越趋于方法论上的讨论。他说:“在中国的黄河上逆流行舟,你往往看到的是曲弯前行的船,而没有注意到那些在岸边拉纤的人们。”也就是说,你必须站得更高更远,才能看清事实的全部。
晚年的费正清坚信:“中国和美国可能处在两条终将相汇的道路上,因为我们都在致力于各自的现代化。”他在1987年出版的《观察中国》中写道:“邓小平近几年推行的务实主义,不是使人联想到毛泽东,而是使人联想到约翰·杜威于1919年对中国进行的讲学以及当时‘五四运动’胡适派的改良主义观点。”这种长跨度的、戏剧性的历史衍续在费正清的眼中似乎从来没有断裂过。
费正清喜欢用一种俯瞰的视角观察中国,在成名作《美国与中国》的开篇第一段他就如此写道:“中国人民生活的根本问题,常常可以从空中一眼看出:受到侵蚀的棕黄色丘陵、浑浊江河泛滥的平原、小块小块的绿色田地,以及攒聚在一起形成村落的简陋茅屋、错综如网状的银白色水稻梯田和水路,是无数世代折断腰背苦力劳动的见证——这一切都是由于太多的人,过分密集在太少的土地上,从而使人们为了维持生命,耗竭了土地资源以及人的智慧和耐力。”
费正清学术生涯的最大成就就是创立当代中国学。特别强调运用多种档案、多种语言、多种社会科学方法研究中国,从而导致一种被称之为“新汉学”的中国学的形成。费正清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做出了不懈努力。他的论述影响了整整几代美国学人和战后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主张美国政府尽早放弃对中国的“遏制和孤立”政策,转向“遏制而不孤立”政策,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关系正常化。这些主张凝聚着他多年来对中美关系的深入思考,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作为中美关系的专家、倡导者和阐释者,费正清致力于影响历史进程,而不是仅仅理解和解释历史。
静谧的哈佛校园,其中涌动着费正清的学术风暴,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未来。
司徒雷登:被误会的燕大校长
杭州耶稣堂弄是一条隐匿在市中心的小弄堂,紧贴银泰百货,平时来往的多是赶潮流的年轻人。很多人都不知道,一位和中国大有渊源的美国人曾出生在这里。弄堂里的银杏和榉树曾见过他小时嬉戏的身影,藏在住宅楼群中的那幢两层小楼作为他的故居已于3年前对公众开放。这个美国人的名字叫司徒雷登,是个杭州通。
司徒雷登曾因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在中国家喻户晓。他的父母都是早期到中国的美南长老会传教士,从血统上说,他是一位纯粹的美国人。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我是一个中国人更多于是一个美国人”。相比较于那些观察中国、研究中国的政治家、学者与商人,这位燕京大学的前校长更有资格被称为中国通。此前的司徒雷登被打上了帝国主义者的标签,在很多中国的年轻人中埋下了仇视的种子。细想一下,能够劳动毛泽东他老人家亲自执笔来打倒的一个外国人,在当时的中国肯定是一个拥有极大影响力、受到知情者尊重的人。
司徒雷登出生在天水堂教士住宅。他11岁时到美国弗吉尼亚州上学,在那里曾被人讥笑为不会说英语的怪物。在大学期间受“学生志愿国外传教运动”的影响而转到神学院,立志于传教。1904年他结婚后携妻子回到杭州,如愿以偿地成了第二代美南长老会传教士。
1908年司徒雷登开始任金陵神学院希腊文教授,1910年任南京教会事业委员会主席。辛亥革命时兼任美国新闻界联合通讯社驻南京特约记者。1919年1月,他被聘请为燕京大学校长,此后,他作为燕大的长期领导人为该校的发展壮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司徒雷登四处募捐,为燕京大学在北京西郊建造了一所宫殿式的美轮美奂的新校园,不惜出重金延请中外著名学者如吴雷川、许地山、邓之诚、郭绍虞、顾颉刚、赵紫宸、容庚、钱穆、吴文藻等人来燕大任教,提升燕大知名度和学术地位,1927年,燕大与哈佛大学合作组成了著名的哈佛燕京学社,促进中美文化交流。到30年代,燕大已发展成为中国学术水平最高的教会大学。
司徒雷登提倡学术自由,要求燕大的学生既中国化,又国际化,注意与学生、员工互动交流,对待学生和蔼可亲,对待教职员工热情温暖。九一八事变后,他亲自带领数百名燕京大学的师生上街游行,抗议日本对中国的侵略。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他因拒绝与日军合作,被日军关在集中营,直到日本投降后获释。1945年,获释后的司徒雷登继任燕大校长直到离开中国。
司徒雷登对中国的了解与声望受到了美国政府的重视,早在1933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就曾召见过他,听取他对中国时局的意见。日本投降后,美国政府任命司徒雷登出任美国驻华大使,他于1946年7月11日上任,开始积极支持国民党政府进行反共内战,又拉拢民主个人主义者,培植中间势力。当时有人这样评论:他“既是政客又是学者,既是狡猾的对手又是温馨的朋友”。
1949年4月,解放军攻占南京,他没有随国民政府南下广州,留在那里。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不得不悄然登上返回美国的轮船,随即退休。据说在他离开中国前夕,曾经和中国共产党高层秘密接触,也打算前往北京磋商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事宜,但是被提前召回,未能成行。8月8日,新华社播发了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将他作为美国的象征而极尽讽刺,说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这篇文章还被收入了中学语文教材,“司徒雷登”这个名字在中国成了声名狼藉和失败的代名词。
闻一多在《最后一次演讲》中有段谈司徒雷登。“现在司徒雷登出任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长在中国,受的美国教育。他住在中国的时间比住在美国的时间长,他就如一个中国的留学生一样,从前在北平时,也常见面。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
2008年11月17日上午,杭州半山安贤园,司徒雷登先生的骨灰安放仪式在一片肃穆中进行。“别了”的司徒雷登又回来了,离他安息燕大校园的遗愿咫尺之遥,这是历史的进步。
任燕大校长时期的司徒雷登,他所倡导的学术自由,曾经让那个时代的精英们热血沸腾地投入到自己的学术理想中,令今天的中国学者羡慕不已。
不是外人的外国人
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马克·罗斯韦尔听上去很陌生,不过提起他的中国名字“大山”几乎人人都知道是那个会说相声的加拿大人。他机智幽默、高大威猛而且彬彬有礼,操着一口纯正的京腔儿。在中国的领地之内,大山大概可以算作是除了前辈白求恩之外最有名的加拿大人了,别的不敢说,比加拿大总统有名是一定的。
大山1965年在渥太华出生。1984年考上多伦多大学东亚系开始攻读中国研究并起中文名字陆士伟。1988年毕业后他入选中加两国互换学者交流项目,被派往北京大学中文系。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参加了中央电视台元旦晚会,在小品中出演一名叫大山的中国青年。他出色的表演使“大山”这个名字一夜间家喻户晓,此后他取中文名为大山。后来他拜了著名相声演员姜昆为师,开始学习相声,并不断在全国各地的舞台上和电视屏幕上献艺。他流利纯正的汉语以及对中国文化的深切了解令许多中国人折服。《曲艺》杂志如此评价大山:“经过刻苦的学习和多年的艺术实践,大山的语言水平和艺术表演技巧日臻成熟,获得曲艺节内行和广大观众的好评。”
相声演员有句口头禅:“相声是一门语言艺术,讲究说学逗唱”,掌握相声这个达到了艺术高度的语言能力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对于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国人来说尚且不容易,对于外国人来说难度可想而知。不过大山的确做到了,单是春晚的舞台,他已经上过好几回了。掌握了一种语言的精髓自然就进入了一个文化的深处,人民日报曾经评论道:“大山是一个外国人,但他不是外人。”
善良好客的中国同胞们早已经把大山当作了自己人,这中间除了他在演艺舞台上混了个脸熟之外,自然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其实大山并不是混演艺圈的,说相声、演话剧、演电影都不过是他的业余爱好罢了。他所从事的工作涉足文化、教育、商贸、公益等许多领域。在中国工作生活的20年里,大山逐渐发展成一位全方位的中外友好使者。
中国的媒体曾评价大山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最有影响的外国人之一”。2002年大山被正式列入“加拿大名人录”,2004年大山被评为“北京十大杰出青年”,成为获此殊荣的第一个外国人。2006年大山又荣获加拿大的最高终身成就奖——加拿大勋章——以表彰他为中外友好交流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大山尤其对教育领域情有独钟。作为一个学习外语的成功者,大山开始帮助中国人学习英语。《随大山商访加拿大》、《随大山万里行》、《捷径英语》等英语教学节目在中央台热播,双语儿童读物《大山叔叔讲故事》几乎成了当代的安徒生童话。后来,大山又投入到对外汉语教学的工作中,为中央台国际频道编写和主持了《交际汉语》、《旅游汉语》以及《体育汉语》系列节目。
大山所从事的宣传工作包括商业广告、志愿性公益宣传以及促进中西之间相互了解的宣传项目和文化咨询。无论是担任企业的形象代言人还是公益组织的爱心大使,大山一向口碑良好。几年前大山编写了第一本专门面向中国大陆读者的《加拿大旅游指南》,近几年大山又为加拿大奥委会做中国文化顾问,出任“北京2008年奥运会加拿大队特使”。
消减文化的差异与冲突是大山毕生的理想。在中国工作生活了近20年,大山感受到东西方的确有不同的历史背景和风俗习惯,但从更深的层次上看,中西文化也有很强的互补性。两种文化碰到一起的时候并不全是差异和冲突,是完全可以在“大同”中取得有机的结合。中西方的差距有时表面上看起来很大,实际上有很多相通的地方,只是表现方式不同。有时外国人把中国人想像得特别神秘,而中国人也常把外国人想得离奇古怪,其实这是主观意识上的区别,从本质上看并没有那么大的差别。
在大山看来,近一百多年以来中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保留自己文化的同时中国人的确吸收了许多国际上的文化因素,并不断地在寻找两者之间的平衡点。中国正在走向世界,同时世界各国都在不同形式上接受崛起的中国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包括在文化上。如何寻找中西文化之间的结合点和平衡点,如何建立和谐世界,是这一时代的大话题。从更高的视角来看,生活和工作在两种文化之间的大山所从事的正是这方面的工作。语言教学、文艺表演、咨询和宣传工作只不过都是具体的途径而已。
大山说:“在中国,人们希望向我学习英文和了解国外的情况,但到了国外,我反而成了中国的一名代表,外国人希望通过我了解更深层的中国。”是外国人但不是外人的大山以他特有的身份和优势在中西之间架起一座真正的文化桥梁。
还是那句老话:这是一种什么精神?这是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
知华派因中国而崛起
去年3月24日,美国参议院批准了总统奥巴马对骆家辉的商务部长提名。这样,算上此前已被任命为能源部长的朱棣文,以及白宫内阁秘书卢沛宁、白宫公共联络室主任陈远美、国土安全部法律总顾问方富宇等人,奥巴马政府中已有多位华裔担任内阁级高官或总统幕僚。除了华裔之外,奥巴马政府里还有很多白皮肤的中国通,如财长盖特纳,美国新一任驻华大使乔恩·亨茨曼。奥巴马延续并发扬了布什重用中国通的思路,舆论称之为知华派的崛起。与其说这是知华派的崛起不如说是中国的崛起,后者才是问题的根本。
为了应对中国的崛起,美国各大智库也早已开始了对“中国通”的储备。这些著名智库里的“中国通”几乎都有在政界、学界乃至商界摸爬滚打的经历,个个都身手不凡。上世纪70年代,中美建交后,中美两国就签订了短期汉语学习协议。由美国国际教育交流学会负责从全美高校选拔学生,来中国学习汉语,并为优秀者提供奖学金。正是这个培训项目,培养了盖特纳。
1981年夏天,也就是项目启动的第二年,盖特纳和其他30名美国学生来到北京大学,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学习。一年后,他又转到北京师范大学继续学习。盖特纳和同学们走遍了北京,了解中国的历史和人文,并开始通过中国人的眼睛看美国。这令他日后受益匪浅。盖特纳可以被称为最成功的“中国通”储备人才。
很显然,无论是骆家辉、朱棣文还是其他华裔政治人物,他们首先是地道的美国人,从美国立场出发、维护美国利益乃是天经地义、不言自明的事,几乎没有人指望他们利用公务之便给中国“特殊照顾”。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与其他人没有区别。其共同特征,是对中国均比较熟悉——也就是说,他们都是“知华派”。知华派的崛起,乃是近期美国一个重要政治现象,涉及中国的议题越来越热,懂得中国问题的人越来越“吃香”,倡导中美合作的声音也越来越受重视。利用自身优势活跃于政治和经济圈的华裔精英,更是其中的重要力量。应该说,华裔入阁,是美国知华派地位总体上升的标志。
从认识上看,知华派的上升有助于美国更加客观地认识中国。奥巴马政府上台伊始就高调定位中美关系,期待与中国“同舟共济”,其中既有经济危机背景下恳求中国助其脱困的短期策略考虑,也与理性务实的“中国观”占据舆论主流有密切关系。今后,知华派若能不断引导美国民众、媒体和精英阶层更加客观、理性、全面地认识中国,将对两国减少误判、增进互信、夯实双边关系的民意基础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从行动看,知华派崛起也有助于使合作成为两国关系的主旋律。骆家辉主管经贸,朱棣文主管能源,都是中美关系中的核心和敏感问题。经贸合作虽是当前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但分量正在减弱,由此引发的冲突增多;能源合作虽是双边关系的潜在增长点,但还大多停留于意向阶段,缺少可实施的具体方案。这些问题处理得好,积极合作全面关系现实可期;处理不好,机遇可能蜕化为障碍,合作可能让位于竞争。知华派如能推动两国心平气和地探讨全面协调可持续的新关系模式,将对两国关系的稳定大有裨益。
华裔入阁以及知华派的崛起,对中美关系的长远发展而言是个利好消息。不过,凡事皆有可变性和两面性。“知华派”并非“亲华派”,知华派在美国对华决策中地位上升,也可能导致两国在各领域的博弈更加激烈。对此,我们也要心中有数。对于那些不太关注政治的人们而言,知华派的崛起至少证明了一点,那就是跨文化眼光在当今和未来的世界中将是一种巨大的财富和权力。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认识到,所谓知华派的崛起首先证明了中国的崛起。
随着中美关系之重要性的提升,知华派在美国的权力核心中赢得了从未有过的分量。不知这是否为中国之幸?
美国现任财长盖特纳
作者：张亚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