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职称或毕业的时候，都会遇到论文的烦恼，为此精选了《经典观古代文学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摘要：文学经典中存在不同的层次。古代文学与当代文学是两种概念构成方式，古代文学经典与当代文学经典也是两种概念构成方式。当代文学是一种事实性描述，而古代文学则是一种解释性概念；古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经典是一致的，而当代文学经典是对古代文学经典的借用和变形，它不可避免地包含想象的成分。
经典观古代文学论文 篇1：
艾伦·布鲁姆之经典阅读的启示
阅读经典不仅仅是一种古诗词和古代文学经典的鉴赏和文学评析，而是站在一种更加高远的精神高度和更加宏大的思想背景中，去聆听古人那些关于宇宙、人生、社会问题上的教诲，努力透过文字的层面寻找和体会古人的智慧。
2017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公布《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其中将“实施中华经典诵读工程”作为重要任务之一，并将“教育普及”作为传承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基于这一背景，诵读国学经典在学校教育中已经受到普遍重视，但围绕经典诵读仍存在很多亟需探讨和解决的困境。其中，最为突出和关键的是，很多学校和教师对“为什么读”“怎么读”“读什么”等关键问题还没有形成清晰的认识，这就导致经典诵读在目的上陷入盲目、被动和不自觉的泥坑，在方法上导致“读死书”“死读书”以及刻板的“死记硬背”现象，在内容上缺乏反思、甄选意识。如果这些困境和前提性问题得不到重视和有效解决，将直接影响经典阅读的效果和文化传承的力度和高度。
美国自20世纪初便开始经典阅读运动，在经典诵读方面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理论和经验。其中，倡导经典阅读的美国政治哲学家艾伦·布鲁姆在古典阅读的意义、方法和选择经典作品这三个问题上都有独到的见解，其对西方经典的认识以及独特的经典阅读方式为我们打开了更加广阔的视野，其观点或许可作“他山之石”之用。
一、经典诵读需要回答的几个问题
国学经典在今天备受教育青睐，然而从—开始，很多经典诵读的活动就被蒙上了一层激情裹挟的盲目，蜂拥而来的诵读大潮在某种程度上淹没了人们对经典誦读的理性思考，其典型表现是对经典阅读之前必须要明确的一些根本问题没有清醒的认识。
1.为什么读——经典诵读的意义
诵读经典自然是因为经典很重要，对于很多教育者来讲，这是一个无需深入探讨的问题，然而，如果我们继续追问下去，问“为什么重要”，可能很多人就有些茫然了，他们对于“为什么要诵读经典”这一问题实际上还没有形成一个清晰的认识，不会在经典诵读教育时打一个“为什么”的问号，将经典诵读的重要性简单理解为上级教育部门、学校重视或课程标准要求和学生考试需求等表面层次。
为什么要诵读经典实际上是对诵读经典意义的理解和回答，它是整个经典诵读过程的前提性问题，决定了我们如何阅读以及阅读的目的。
2.怎么读——经典诵读的方法
经典诵读顾名思义就是对经典文本的阅读和背诵，又可细分为朗读、诵读、朗诵、吟诵等不同层次，近几年尤其流行“吟诵”，另有配乐、表演、展示等多样化的表现形式。但总而言之，这些都属于阅读和记忆背诵的范畴。除此之外，经典阅读之“怎么读”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被忽略，那就是“解读”。经典诵读不应仅停留在阅读和背诵上，它必定还涉及对经典的解释和体验。在低年级，诵读经典可以主要以强调熟读记忆的素读方式为主，但高年级必定面临解读的问题。如何对经典进行解读又有各种不同的方法，而哪一种方法是恰当的，在当前也是缺少反思的。在当前的经典解读过程中存在的大量的浅显解读和随心所欲的诠释是个更大的问题。怎么解读这一问题关系着我们从经典中读到什么，体会到什么，也关乎解读的目的和实际效果。
3.读什么——经典作品的选择
中华经典浩如烟海，极其丰富。从内容上讲，它包含儒墨道法释等诸子百家经典、蒙学经典、诗词歌赋经典等等；从时间上讲，它包括古代经典也包括近当代经典。当前，基础教育领域的经典诵读在选择经典作品上存在着一些有待商讨的地方。首先，经典选择范围存在窄化现象，主要表现为倾向于儒学经典；其次，各个年龄阶段的经典选择呈现出一定的趋同性和盲目性，如幼儿阶段和低年级过分推崇《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等蒙学经典，但又很少思考选择这些文本的标准是什么或这些文本所蕴含的主要价值在哪里。
怎样选择诵读的经典，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它关系到经典的评价标准，也关系到我们对经典价值的认识以及在今天经典所要传递的历史智慧的理解。这一问题或许还没有确定的标准可循，国内也没有现成统一的经典名单可以选择，但这恰恰需要一线经典诵读教育者要有选择意识和反思意识。
二、布鲁姆的经典阅读观
艾伦·布鲁姆提倡阅读古典，其教育回归古典的思想，对经典阅读的意义、方法和经典作品选择都有精辟的阐述。
1.经典的价值在于其永恒智慧和对人性的提升
布鲁姆将古代经典作品称之为“伟大的书”，他认为这些“伟大的书”的价值在现代社会被贬低了，现代学生失去了阅读这些书的实践和品位，因此无法从这些书籍中得到精神的滋养，失去了批判和思考当前事件的参照点。从这一现实问题出发，布鲁姆指出“伟大的书”的意义在于：这些经典著作让我们认识到了人类社会在任何时代都要面临的一些永恒的问题，并为我们提供了处理这些问题的永恒智慧；经典著作是人类社会思想和体验的精华；它为我们提供了可能的完善人性的典范。布鲁姆尤其强调最后一点，他认为“阅读经典作品将使人置身于无限深蕴的本质存在，使人忘掉他们短暂纷杂的现实生活。永恒完整的人性不仅过去存在，而且永远存在，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能够伸展自己探寻的指尖触摸到它，这样做将不断完善我们那不完满的人性”。通过经典阅读，一个人才可能自我实现，因为“自我实现有赖于对人的可能性的认识，而这些可能性就有血有肉地活在那些旧书之中”。
2.字里行间研读法与精神交流
在布鲁姆看来，经典文本的解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文本是相对封闭的，它是作者在特定时空背景中的精神创造。经典的正确阅读方法是认真研读而不是浏览，阅读者应该阅读原著而不是任何拙劣的评论，最为关键的是，在阅读经典时应该“力图按照它们的作者所希望的那样去阅读它们”。也就是说阅读不仅要读文本，还要考虑到作者在写作文本时所面临的背景、问题以及作者的写作历程，才能真正理解作者的所想所写。唯此，才能真正与作者进行交流，唯此，从古人那里得到智慧的启迪才是可能的。
3.选择那些具有时代意义的经典
西方的经典阅读从20世纪初就开始了，其时，较早倡导经典阅读的莫蒂默·阿德勒列出了“伟大的书”的三个标准：这本书具有当代意义，也就是说，它与我们时代的问题有关；这本书是无穷无尽的，它可以被一次又一次地阅读，从中受益；这本书与许多伟大的思想和伟大的问题有关，这些伟大的思想和伟大的问题在过去的25个世纪里占据了思想者的思想。后来的经典阅读运动一直秉承这样一种选择标准。到了布鲁姆这里，经典文本的选择也在强调现代性、永恒、伟大等关键词。实际上，布鲁姆提倡阅读经典的原因正是“现代性的危机”，是为了更深地理解西方现代性及其危机。因此，在布鲁姆看来，那些伟大的书必定是与现代社会和现代问题密切相联的，是具有当代意义的。
三、布鲁姆经典阅读的启示
在经典诵读中，“为什么读”这一问题决定了诵读的高度，而“怎样读”决定了从经典中读到什么，“读什么”即选择怎样的经典则决定了诵读的最终目的和指向。布鲁姆在这三个问题上的观念给当代经典诵读提供了重要思路。
1.提升阅读高度，理解经典的永恒价值对于个人和时代的意义
阅读的高度决定了精神的高度，因此，当代经典诵读的意义必须超越狭隘的功利价值，提升到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文化高度。布鲁姆提示我们，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它为我们展现了人类所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以及古人在这些问题上所展现出来的，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永恒智慧。这些重大问题和永恒智慧超越了时空的局限，不仅对于今天的我们仍有启迪作用，而且对于整个世界文化发展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阅读经典不仅仅是一种古诗词和古代文学经典的鉴赏和文学评析，而是站在一种更加高远的精神高度和更加宏大的思想背景中，去聆听古人那些关于宇宙、人生、社会问题上的教诲，努力透过文字的层面寻找和体会古人的智慧。这些智慧不应因时代的更迭而被弃之敝履，同样也不应因其为“过去”所作而被冠之以“倒退”和“守旧”。阅读经典必须站在一个跨越时代的高度上，寻找这些永恒的价值。诵读的意义重在挖掘经典所承载的文化灵魂，它是一项严肃、艰巨的时代使命，而不仅是一种兴趣、潮流，这要警惕当前流于形式的各种表面的、花样的仪式化经典诵读，更要警惕将经典诵读商业化的行为。
经典向我们展示了人性的可能性和完满性的一面，很多专家在谈到经典作品对人格的塑造时，就曾提出“以经典孕育智慧人格、道德人格、審美人格”的观点，就是在提醒我们经典诵读不仅仅是文学审美教育，更是道德教育、人格教育。因此，在当前，经典诵读应该成为社会教育、道德教育、历史教育的一部分，通过经典诵读，学生能够在可能的范围内提升人性的高度。
2.怀敬畏之心，进行字里行间的慢功夫阅读
布鲁姆还提示我们，经典诵读方式的重要性不可忽视。对于不同的人来讲，经典诵读会衍生出各种各样的不同方式。趣味性的阅读方式自有其独到之处，但绝不是当下我们诵读经典所要推崇的阅读方式。钱理群先生曾经说过：“如果今天我们口喊经典阅读，年轻一代或者大众，却都不读原著，只读别人的解释，这就会误事，会造成比我们想象的更加严重的后果，说不定比不读更坏。”
布鲁姆意识到现代个性化的阅读方式会使经典诵读误入歧途。因此，他提醒我们，经典诵读必须要阅读原著，而且要抛开那些带着随心所欲的“前见”对经典进行解读的方法。布鲁姆在经典阅读方法上一直强调“字里行间”的阅读方法，因为只有这种方法才能保证我们能够真正达至作者的真实想法，聆听到来自经典的伟大智慧。鸡汤式的阅读方式是浅薄的，它在不同程度上剥离了经典所承载的传统文化内涵，使经典失去了其文化厚度和深度，沦为快餐式的读物。
对于经典，我们必须要怀着一种敬畏的心态去阅读，忠实于经典文本，借助字里行间的研读，回到文本所创造的时代，尽可能了解这个作品的真正意义。经典所蕴含的价值和意义具有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永恒性，如果每个时代的人都按照“常读常新”的解构式阅读方法，经典便不再成为经典。同样，如果阅读不回溯作者写作的具体情境而一味从字面上进行明显带有个人前见的解读，经典中所蕴含的永恒价值就不会轻易展现。诵读经典必须超越急功近利的动机，它是一项慢功夫，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3.明确选择经典文本的标准，清楚经典诵读的目的
在璀璨浩繁的中华经典宝库中，文本的选择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当这些文本要作为教育内容来推广时，更要明确选择的标准和目的。20世纪末我国传统文化复兴以来，我国学界一直有“何谓经典”的讨论和探索，但由于我国经典源流之长、内容之繁，学者们很难在经典标准上达成共识。
新世纪以来，传统文化的地位不断上升，其中的精华也不断得到挖掘和重新认识，我们对传统文化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在这一过程中，传统文化中的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人文精神成为我们要传承的主要内容。对传统文化主要内容的这一认识实际上提供了选择经典文本的标准，也就是说那些能够最好地体现核心思想理念、传统美德、人文精神的文本就是我们要诵读的经典文本。教育中的经典诵读工程应根据学生的年龄阶段，选择不同深度、层面的文本作为诵读内容。在诵读同一经典文本时也应按照这些标准来遴选和突出阅读的具体内容。
可以看到，新世纪以来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是基于我国转型期文化发展需要和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如布鲁姆和美国古典阅读运动一样是基于明显的“现代问题”意识的。这意味着教育中的经典诵读绝不是“钻故纸堆”，而是本着一种以古释今的精神和内在价值观来选择经典文本，解读经典文本。
责任编辑|樊璐
作者：刘正正
经典观古代文学论文 篇2：
对“文学经典”问题的诊治
摘 要： 文学经典中存在不同的层次。古代文学与当代文学是两种概念构成方式，古代文学经典与当代文学经典也是两种概念构成方式。当代文学是一种事实性描述，而古代文学则是一种解释性概念；古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经典是一致的，而当代文学经典是对古代文学经典的借用和变形，它不可避免地包含想象的成分。如果混淆了这些区别，就会产生不必要的理论困惑，文学经典的意识形态论就是这样的理论困惑。如果清除这样的误解，我们就会发现文学经典和文学性是文学活动的两面。这里的概念分层主要是一种治疗，它虽然是初步的工作，但廓清概念才能继续前行。
关键词： 文学经典； 意识形态； 文学性
收稿日期： 2006－03－20
作者简介： 王峰(1971—)，男，辽宁省锦西市人，文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说到文学经典，我们就忍不住地想哪些文学作品是经典，比如我们会想《红楼梦》是经典，李白的诗是经典，《三国演义》是经典，《阿Q正传》是经典；有时我们也认为《平凡的世界》是经典；我们也问这样的问题：当代文学里哪些是经典呢？大众文学里哪些是经典呢？如果例子想得少些，我们还能明白地说说文学经典指的是哪些，但一旦想起的例子多了，我们就会陷入迷惑，好像经典有很多种，每种经典的涵义都很不同，让人越想越糊涂。
一般来说，我们都注意到经典的树立主要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是文学性，我们也叫它审美内涵；一是意识形态，就是各个利益集团不断争斗，为了自身的利益树立对己有利的经典。有学者认为经典之树立在于文学性，有学者认为主要是意识形态的作用。无论怎样，这两方面的争斗构成经典问题的主要讨论范围。但一般来说，学者们都注意到单纯从意识形态出发或单纯从文学性出发都会带来无法自圆其说的矛盾，所以往往采取调和的思路。也有学者看到经典有不同的层次，比如，我们谈论杜甫的诗作与谈论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是不一样的，前者具有一种成熟的风格和均衡的品质，如果有人否定杜甫的诗是经典而且言之成理，那可真是一个划时代的批评家了；后者则是实验型的，本身有一定缺陷，但引起人极大关注。我们一般把前者称为古代文学经典，而把后者称为当代文学经典。［1］119这样的区分是恰当的，但如果在古代文学经典和当代文学经典中都发现了一致的文学性或一致的意识形态作用，就再次把两个层次混淆在一块儿了。
我们一般思考经典问题的时候，都是沿着“经典是如何树立的”这样的思路进行的，这里试图另换一个思路，就是考察一下我们是怎样谈论经典的，不同的谈论方式是否有不同的涵义。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治疗”意识形态论带来的一系列混淆。
为了简便的缘故，在这儿首先提出经典的层次划分。我们一般在三个层次上谈论经典：一、古代经典，制作一系列的规则；二、古代文学经典，这是从现代文学观念看的，重点在文学形式上；三、当代经典，我们依据它来判断当代文学。从三个方面来说，经典都具有史的价值，都是在树立规则。
一、 经典是与生活的交织
英文里说起“文学经典”的时候有两个表达，一个是literary canon，一个是literary classic，都有规则或传统的意思。实际上传统就是规则，我们遵照传统而行事就是遵照传统给我们树立起来的规则行事。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经”与“典”是两个词，但两者的涵义大致是相通的。《说文解字》认为“经，织也。”《辞海》对此做了进一步的阐释：“经，织物的纵线，与‘纬’相对。”《说文》里的释义是比较古的，与经的原意比较接近。织是什么呢？是织入其中的意思，这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是形成规则，无论是经还是纬，都是赋予形式，使物得以显形。一块布，如果没有横线和纵线怎么织成一块布呢？所以“经”是一种条理化的规则。我们在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行为，这些行为如果没有一些规则把它们织到一起，就是混乱的，但一般来说，各个行为之间都会有一些关联，这些关联就需要通过某种方式把它们确定下来，使人们有章可循，这就是“经”的作用。“经”一旦树立，就会产生规约人们行为的作用。有了经，人们的行为就有了遵从的规则；二是与人们的生活交织在一起。“经”为人们的生活树立起规则，但不是说从此之后，这个规则就从人们的生活中独立出来，与人们的生活不相关了。“经”就是与人们的生活交织在一起的，古代不断有释经的行为，甚至有为了某种目的而造伪经的行为，这都是看到“经”实际上是交织在人们生活中的，它不是孤立地存在于某个高高在上的所在，向我们放射无比耀眼的光芒，那样想实在是一种误解。我们说经典的树立是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为什么树立经典？因为有需要。什么样的需要？可能是政治生活，可能是经济生活，可能是道德生活，可能是文化生活，等等。当然在古代，没有分得这么清楚，它是一种混合的规则，它可能就是结合着某种政治需要、文化需要等等而树立起来的文本典范。作为一种规则，它就不可能仅仅是文本表述自身的规则，它还包含着政治规则或者文化规则等等，就像《诗经》，它不仅仅是文学作品，或者它就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它可能本来就如《礼记·王制》所言是天子 “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注: 以上所引为《诗经》的采诗说，另有列士献诗说、孔子删诗说。参见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1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60-61页；亦见陆侃如、冯元君《中国诗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9页。]，后来演化为各种有教养活动的交流平台，所以你会看到对于《诗经》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有些解释在我们现代人看来觉得不可思议，但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它就是那样恰切。
与“经”相连的是“典”。“典”的原义则为常道、法则。《尔雅·释诂》解释道：“典，常也”，“典”主要是一种树立起来的规则，而“经”不仅有这层意思，它还显现出一种形成的过程，显现与生活交织在一起的层面。“经”与“典”的词意在古代中国基本可以通用。可见在中国古代，经典的意义就在于树立规则，同时它又与人们的生活编织在一起。古代政治阐释和伦理阐释是主要的两条途径，所以古代的经典主要偏重于这两个方面。但这样是否就能说经典的树立是政治意识形态的事呢？进而说文学经典的树立也同样是意识形态所致？
可以看到，诸多主张意识形态论的学者对此会持肯定的答复，而且看起来好像也顺理成章，因为古代经典的树立就是与生活中的各种政治、经济、伦理关系纠结在一起的，那么经典也正是在各种意识形态的作用下形成的。但是我们看到，意识形态论有一个潜在的预设，就是文学与其他部分是分离开的。文学，有它独特的领域，它与其他意识形态部分有一个边界隔开，哪怕这个边界是非常模糊的。其实，强调文学审美内涵的观点也同样假设了这一边界，而且会把这个边界划得更清晰一些。这样思考经典问题，就会假定文学一直有其自己独特的性质，它或者拒斥其他因素的侵入，或者接受其他因素的侵入。但古代是否有这样的文学性呢？回答是否定的。可以说，这样想是拿现代文学的性质衡量古代文学。
二、 古代文学经典的涵义
我们先要说说“文学”这个概念。据乔纳森·卡勒说，“文学”(literature)一词晚到200年前才具有现代意义的，我们可以在18世纪末德国浪漫主义中找到它的踪迹，或者是以法国作家斯达尔夫人于公元1800年出版的一本书《文学与社会建制的关系》为标志。那么，什么是现代意义的文学呢？就是一种以想象性为主的写作。［2］21西方“文学”概念的演进与中国类似。中国古代并无现代意义的“文学”概念，但有相近的“文”的概念，只是这个“文”的概念比较驳杂，中国学术传统讲文史不分家，“文”这个概念也是如此。当然从魏晋开始，开始有了注重形式因素的“文”，与现代意义的“文学”概念相近，但在漫长的历史中并不占优势。比如宋太宗（977－984）时期修纂《太平御览》中“文”的分类为：1.序（文）；2.诗；3.赋；4.颂、赞、箴；5.碑；6.铭、铭志、七辞、连珠；7-8.御制；9.诏、策、诰、教、诫；10.章表、奏、劾奏；11.论、议、栈、启、书记；12.诔、吊文、哀辞、哀策；13.檄、移、露布；14.符、契券、铁券、过所、零丁；15.品量文章、叹赏、改易、诋诃；16.思疾、思迟；17.著书（上）；18.著书（下）、幼属文；19-20.史传。
离我们最近的清代，人们对“文学”的看法也与我们现在完全不同。比如清代张英、王士祯等撰的《渊鉴类函》中文学类分为：1.周易、尚书；2.春秋、礼记、史；3.书籍、帙、诵读、写书、藏书、校书、求书、载书负书、赐书、借书；4.文字、著述；5.文章（敏捷、叹赏）；6.诏、制诰、章奏、表、书记、檄、移、图、谶、符；7.诗、赋；8.七、颂；9.箴、铭、集序、论、射策、连珠、诔、碑文、哀辞、吊文；10.儒术、劝学、善诱；11.讲论、名理、好学；12.博学、幼学、从学、同学、废学；13.笔、砚；14.纸、墨、策、简、牍、札、刺、券契、封泥。
由此可见，现代意义的文学不过是古代“文”的分类的一部分而已。
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一词是晚清以来才由日本转译过来的。近代日本先借用中国“文学”一词来译literature，词义缩小定格为“以语言塑造形象来反映现实的艺术”，再传回到中国，成为后来中国“文学”概念的一个主导方向。［3］362但也不是说，这个译法一经传入，“文学”概念就再无疑义了，实际上，“文学”到底指什么经过了二三十年的探讨，这主要表现在20世纪初文学史写作上。如何书写文学史，如何确认文学史中的经典，这经过了一个不断变动的过程。［4］
我们看到，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文学的涵义都有演变，古典涵义与现代涵义有很大区别，而我们现在使用“文学”这个概念的时候，基本上是在现代涵义上使用的，因此我们在古代作品中用到“文学”一词的时候，要有一些历史意识。可以说，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是两种不同的概念构成方式。现代文学是在现代“文学”概念下产生出来的，它也包含对古代文学的追慕，但主要部分是文学的自觉。而古代文学则是现代的一种解释机制，我们当然能够发现很多作品是具有强烈的形式美特性的，比如诗赋词曲，但对古代“文学”的整体规划却是以现代“文学”观念为基础的。
文学史本身就是由经典树立起来的。我们在文学的历史中发现，古代有很多作品很符合我们现代的文学观念，因此我们很自然地将其称为文学经典。当我们谈论古代文学经典的时候，我们就是有意地忽略掉与文学无关的一些意识形态因素，这样做有利于发现哪些作品更具有形式审美内涵，这当然是以当代的文学观念在古代寻找“源流”，而且这样做是很有意义的，但不要忘了，任何溯源的举动都是一种阐释，假如在谈论经典的时候把这一假定忘记了，就会倒流为源，以疏为典。我们把古代文学经典从政治、道德语境中剥离出来，这本来就是一种解释，假如我们解释时，把它当作确定不变的事实了，就会发现古代文学经典是格外受到外部意识形态因素影响的。我们承认，古代经典(而不是文学经典)根本脱不开意识形态的干涉，但古代经典是一个事实性描述，而古代文学经典则是一种文学史解释，两者根本不是一种存在方式，虽然我们面对的可能是同一个对象，比如《诗经》。
所以文学经典的树立与古代经典的树立还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当然认为《诗经》是文学，但不等于说《诗经》经典化的过程就是文学经典化过程的一个范例，如果这么说就要犯错误。当然我们说古代文学经典的时候也就是指《诗经》、《史记》等等那些在古代负有文学之外使命的作品，这并不矛盾。同样是《诗经》，古代人看它与我们现代人看它完全是两个角度，我们也说《诗经》是文学经典，但我们说这话的含义不同于古代人说《诗》为五经之首的含义。所以不要把文学经典的《诗经》等同于古代经典的《诗经》。我们说的是同一个东西，但看的方式不一样。
由此，我们可以说，在文学经典的树立中当然有意识形态参与其中，而且扮演着重要角色，但不是决定性因素。文学作品本身、政治力量、文学机构、公众意见共同构成了当时对文学[注: 此处用的“文学”一词极宽泛，它包含各种“文”与“笔”、“文”与“学”的概念分延，这也与不同时代树立经典作家的方式相符。]经典的选择，可能一时这个因素大些，一时那个因素大些，但没有哪个是决定力量。文学经典的树立是一种实践，没有一个不变的规则，过分强调其中一个因素就会产生偏差。文学作品本身，很容易被误解为文学性，一种纯粹的文学性。实际上，我们判断文学的时候都以某种文学独有的性质为基础的，但并不是说这是一个纯而又纯的文学性。没有这种东西：它潜伏着，等待我们去发现。文学性恰好就是在不断的讨论甚至是争论中显现出来的，它是生长出来的，不是一下子就有一个纯粹的本性放在那儿，它一诞生就带着各种各样的杂质，包括意识形态。所以不应该说，意识形态决定经典的设立，而应该说经典的设立里就包含着意识形态的作用。但这并不能证明文学经典一直以来就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了，古代文学这个概念更多的是现代文学概念的一个解释性应用，所以，一定要在古代文学经典中发现意识形态的决定性作用，是用错了力。这就好像我们评价一个人，我们先设置了一个完人的道德标准，然后发现没有一个人在道德上是完美的，因此就说，人都是坏的，都是为了各自私利而损害他人的，所以人的本质是不道德的。——这么说根本就没理解“道德”是怎么回事。
三、古代文学经典与当代作品
实际上，古代文学经典问题是基于现代文学观念的一个解释性评论，特别是基于当下文学观念的一个解释性评论，为什么要有这样的评论呢？一个关键是通过梳理文学史来凸显当下文学观念，进而产生这样的想法：当代文学中有没有经典。[注: “当代”指的是1949年以来的这段时间，虽然这种划分颇为牵强，但从意识形态与文学关系的角度来看却也合适。现代文学从1919年算起不过30年的时间，对这段时间中的经典追溯与当代文学中的经典问题是紧密相连的。]古代有经典这是毋庸置疑的，这个经典是各种意识形态交织作用的产物。古代也有文学经典，但如我们前面指出的，这大部分是我们基于现代文学观念的一个梳理，当然这个梳理不那么强硬，不是用一把标尺，定一个尺度，不合适的就截去，合适的就留下。我们看到，的确有很大一部分作品与现代文学观念相吻合，而且离现代越近，吻合者越多。但毕竟古代文学是在现代文学观念烛照下才得以凸显出来的。
我们看到，文学史的编制实际上就是经典的序列。那么当代哪些是经典？这一问题似乎很奇怪，因为我们一直在谈当代文学经典。是的，但这和谈论古代文学经典有什么不同呢？前面我们谈到用意识形态来分析古代文学作品有些偏了，当代文学作品当然是与现代文学观念合拍的，它与意识形态有多大关系呢？
我们为什么要谈当代的经典呢？一个回答是，因为它们对我们最有紧迫性，我们要依据它们来判断其他作品。如此，这些当代经典就与古代经典有很大的不同。之所以树立当代文学经典，是为了显现当代文学性质为何，并依此判断其他当代作品。由于当代文学经典与政治意识形态联系过于紧密，在它身上过多地维系了政治诉求，或者说，文学经典的树立，很大程度上是意识形态的事，这一点在20世纪50-70年代尤为典范，而古代文学经典则是通过滤除各种意识形态因素确立起来的，所以，我们在谈起当代文学经典的时候，实际上对“经典”一词怀有谅解的心情。我们说卢新华的《伤痕》和刘心武的《班主任》是经典，但我们没有拿它和《红楼梦》比；我们说李季的《王贵和李香香》是经典，但我们没有拿它和古诗十九首比。我们的确谈论《班主任》这样的当代文学经典，我们也的确谈论所谓的红色经典，但这些经典与古代文学经典无疑不在一个层次上。
实际上，我们讨论经典问题的时候，往往是在不同层面上进行的。如果不能分清层次，就会产生概念上的混淆，以致出现“古代文学经典有很大一部分是意识形态树立起来的”这样的误解。如前面所指出的，古代文学与当代文学是两种不同的概念构成方式，当代文学是一种事实性描述，而古代文学则是一种解释性概念，它是中国20世纪初以来的现代文学观念的应用和推演，所以说“古代文学经典由意识形态决定”是混淆了不同的概念结构，意识形态因素只应该在事实性描述中才有用力之处。
我们看到，当代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密切些，当代文学中各类所谓“经典”像走马灯一样的变幻不停，与意识形态的距离太近是一个主要原因。用意识形态来分析现当代文学还算恰当，但用来分析古代文学就会混淆事实与解释性现象。但作为一种事实存在的当代文学同样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假如有当代文学经典的话，那么这个经典的标准也会放得极低，与古代文学经典根本不在一个层次上，充其量可以说是好的作品，如果把标准稍为提高，当代文学中是否存在经典就会成为一个悬案。如果当代文学经典问题消隐，那么它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问题也会消隐。由此可见，从意识形态出发来研究文学经典问题并不是一个恰切的角度。
让我们再转换一下角度。如果我们从古代文学经典与当代文学经典是两种经典形态这一事实出发，我们就会发现当代文学经典这一提法的更深层的涵义。无疑，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观念是一致的，而古代文学则是现代文学观念的一个扩展和整理。但这并不代表纯而又纯的文学性体现在当代文学中，相反，它是在整理古代文学时出现的，我们恰恰是在古代文学中指认最具文学性的作品和代表作家，指认的方式就是将其树为经典，所以我们才会在各种文学史中看到经典作家的追认和经典作品的排列，并把他们看做文学性质的保障。可以说，文学经典与文学性不是两种文学活动，它们是一种文学活动的两面。那么当代文学经典呢？它是对古代文学经典的借用和变形，它是对一种构成性概念的借用，包含相当多的想象成分。所以我们看到，当代文学活动与意识形态密切相关这是一种事实描述，而当代文学经典概念则是一种构成性概念的借用，它的意义在于为当代文学指明方向，借以探究文学的界限和文学的性质。这么说不是把当代文学经典概念判断为一种假概念，而是指出这种概念活动的想象成分，指出它的局限以及它的积极意义。
由以上我们看到，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分析经典问题并不很恰切。那么是否就剩下文学性了呢？也不尽然。如果这个文学性指的是一种纯而又纯的标准，那么答案是否定的；如果文学性指的是一种变化的历史，这倒是可以接受的。我们不如把文学性当作一种引导，而不是决定，毕竟我们总要依据一些标准来进行判断，虽然这个标准不太牢固，但聊胜于无。我们更应该把文学性当作一种运动，经典是这种运动的另一面，两者是双向铸造的关系，而不是谁决定谁的关系。
［ 参 考 文 献 ］
［1］ 南帆．文学理论新读本［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
［2］ JONATHAN CULLER．Literary Theory［M］．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3］ 冯天瑜．新语探源［M］．北京：中华书局，2004．
［4］ 戴燕．文学史的权力［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 杜 敏］
A Diagnostic View of Problems in “Literary Classics”
——Misunderstandings in the View of Ideology and Their Removal
WANG Fe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Eastern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作者：王 峰
经典观古代文学论文 篇3：
多元文化冲击下的古代文学传承与发展
【摘要】 我国古代文学源远流长，在每一个时期都表现出了独特的魅力。从先秦的诸子散文到唐诗宋词，再到明清小说，很多作品都是我国的艺术瑰宝，在古今中外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和信息技术的迅速崛起，各种形式的文化现象、文学作品不断的产生和发展，逐渐形成多元文化并存的局面。这使得我国的古代文学逐渐式微，很多人不喜欢读古文，甚至读不懂古文。在这种情况下，加大对我国古代文学的宣传、保护和传承力度，应该成为新时期文化传承的重要工作之一。
【关键词】 多元文化;古代文学;传承;发展
我国古代文学的价值是有目共睹的，它对我国人民乃至整个国家的精神层面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在当今社会，对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进行传承已经变成了一项重要的任务。在社会生活中，引导人们自主阅读古文，充分强化古代文学对其内在精神的塑造，有利于提升传承古代文学精髓的能力和水平。
一、古代文学的丰富内涵
我国古文学作品在形式上较为多样，在内容上也十分丰富，其中涵盖着各个领域的知识，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和探索价值。站在结构模式与知识内容上看，古代文学关系到了各个方面的传统文化。例如，其中包含的有关哲学的著名作品有《道德经》《论语》《庄子》等，包含的有关史学的著名作品有《左传》《史记》《汉书》等，包含的有关科學的著名作品有《水经注》《齐民要术》等，另外还有有关日常文学的日记、小说、游记类的作品。我国古代文学多样化和丰富性的原因就在于文学本身就具有包罗万象、海纳百川的特征，并且我国古代文学在古人一代接一代的传承创新中，已经变得更为丰富，涉及医学、政治、军事、艺术、舞蹈、美术、音乐、宗教、历史等多领域的知识内容。可以说古代文学是我国的文化宝藏，其价值是不可估量的。
二、古代文学传承与发展的必要性
（一）传承古代文学有利于拓宽文化发展的渠道
我国古代文学在记载和传承的过程中，大都是采用文言的方式书写和讲述的。这种方式与现代的语言讲述和文字书写有一定区别，在面对面语言讲述与文字书写的传播上有一定的困难。而现代社会信息科技快速发展，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和多媒体技术屡屡创新，这为古代文学作品在传播和发展上开拓了新的道路。我们可以利用新媒体技术传播优秀的古代文学作品，民众也能利用不同的途径来搜索和学习自己需要或感兴趣的古代文学作品，从而有效缩减学习古代文学作品的困难程度，能有效激活古代文学作品在现代社会的发展、传承之路，为后续古代文学的研究和利用带来帮助。
（二）传承古代文学有利于促进民族特色文化的形成
经过几千年的发展、积淀与维护，我国古代文学以完美的姿态展现在现代社会中，它们不仅仅是书籍和文字，更是具有生命力的文化精神，构成了中华民族思想和民族精神的核心。现代社会，外国文化不断涌入，传承古代文学有利于消除外国文化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民在思想上带来的冲击。现代人应该充分学习我国古代文化，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遵循我国特有的发展道路，逐渐构成独有的文化特色，使我国文化和民族精神传承发展得更加壮大。在构建民族特色文化的过程中，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拥有正确的是非观和判断力，对古代文学不可生搬硬套，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将其和现代文化有机整合，发展、利用对现代社会有利的因素，进而构成自由化、民主化、潮流化的民族新文化。
三、多元文化冲击下的古代文学传承与发展
（一）将古代文学在当代进行合理转化
世界正在向一体化方向发展，各国文化在不断地摩擦融合下衍生出新的文化形式，并且在不同的时期表现出自身独有的文化特点。古代文学因为现代各种文化的影响，在发展和传播上遇到了瓶颈，基于此，发展和传承古代文学需要对古代文学开展适度的转化工作。相关单位应该针对古代文学开展深刻探究、分析，汲取其精华，然后运用到实际工作和生活中。这样能使大量优质的古代文学作品更好的传承下来，并有效融合到现代文化中，为其发展衍生提供帮助。在对古代文学进行转化的过程中应该做好几方面的准备：
第一，应该综合目前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针对我国古代文学开展综合性探究，分析古代文学的进步历程，将其中精华内容和糟粕内容进行分离，对优质部分进行传播与转化，深度归位到初始文化环境中，寻找文化传承的推动力。第二，应该和外国文学有机结合，在结合期间找出发展衍生的机会，让我国古文学更具历史价值和时代意义。在全球一体化发展的进程中，封闭国门很难得到良好发展，并且外国文学中也有好的、能为我们所用的东西。我们应该在外国文学和我国古代文学中找到契合点，汲取外国文学中的精华，完成对我国古代文学的创新和发展，将我国古代文学的价值充分展现出来。
（二）以丰富情感感受文学作品
传承和发展古代文学，需要品读、理解古代文学作品。在对古代文学作品进行品读、理解时，不仅要采用合理的方式深刻研究文学作品，而且还要求读者在品读期间投入自身的情感，利用丰富的情感来全面感受文学作品的内容。因为古代文学在创作中，绝大部分文学作品的内容都和人民群众的生活、工作有一定联系，作者常常将自身的经历、情感融合到文学作品的创作中。因此，对读者来说，了解作者的生活经历，理解作品的创作背景，才能有效协助读者更充分地理解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和作者传达的思想感情。例如，苏轼的《水调歌头 · 明月几时有》中，“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一句，其主要表达的是作者出门在外，渴望和家乡亲人团聚的情感：中秋节是举家团圆的欢庆日，但是作者却不能回家，这种对家乡、对亲人的渴望之情，在月夜皎洁月光的映衬下更显得深切、突出。读者在品读文学作品时，还可以把自身的经历和情感融合到作品中去，进而更加深刻的理解作者创作的目的和情感，了解文章的价值所在。
例如，学习王安石的作品《十五》时，从诗句“月明闻杜宇，南北总关心”中便能够体会到母亲对外出打拼的孩子的牵挂之情，在月圆的夜晚有杜鹃的叫声传到母亲耳中，即刻引起了母亲的牵挂之情。这首诗体现了母爱的纯真和伟大。母亲是一个家的精神支柱，母爱是世界上最伟大、最无私的爱。在阅读此类文学作品时，可以把自身经历和情感注入文学作品中，通过自身对母爱的认识和感知来深刻品读文学作品。
（三）融入多媒体技术，让中国古代文学经典重焕新生
现代社会，坚持使用纸质书阅读的人越来越少了。一方面是因为纸质书不便携带，另一方面是人们的阅读时间少了，各种多功能的电子产品充斥着人们的生活，各类信息轰炸式的吸引着人们的眼球。在这种情况下，推广古代文学的阅读和学习，可以将古代文学作品与现代设备、现代技术结合起来。比如，可以利用手机等网络终端普及性高、携带方便的特点，通过移动阅读来推广和普及古代文学。移动阅读的容量大、维度广，通过移动阅读来推广有关我国古代文学的经典内容，能够促使更多的人去认识我国古代文学，提升品读、研究我国古代文学的积极性。同时还可以将有声阅读的优点展现出来，利用生动有趣的动画、讲解短片等来帮助读者对古代文学作品进行理解。
在推广移动阅读的过程中，应该客观的对传统书本阅读方式与电子书移动阅读方式进行正确评价：我们赞同移动阅读的优点，但同样也应该承认传统书本阅读的优点。总的来讲，就是要认识两种阅读方式的不同，取长补短，将纸质书籍阅读方式和移动阅读方式进行有机结合，充分体现各自的优势，弥补各自的不足。
1.纸质书籍能够涵盖的内容是有限的，并且携带相对来说不够方便，但是其带给大家的阅读感受是移动阅读无法比拟的，并且有助于深入解读的开展，这和我国古代文学经典的品读标准完全一致。同時，纸质书籍通过先人的总结与校对后更显学术性与思想性。另外，纸质书籍在反复品读时，便于标注和翻阅，这有助于加深对作品的理解。在认识到纸质书籍的优势后，就可以利用扫描等技术将纸质书籍转化为电子书籍，在转化的过程中需要寻找高质量的古代文学作品，对有批注的古代文学作品要尽可能的呈现其原貌。另外还可以研发一些小程序，方便读者在阅读的时候书写和保存自己的批注、心得等内容。
2.移动阅读给人们的阅读带来了方便，有助于促进读者对零星时间的运用，但是其劣势也是很多的。例如，在移动阅读期间极易遭受外界因素的影响，精力很难集中，导致阅读更具零星化。另外，移动阅读中的内容不够齐全，很多经典名著目前并未录制其中，并且错误率较高，在古代文学作品的研读上收获不大。再者，从阅读内容来说，人们更喜欢娱乐性的内容，而我国古代文学作品大多属于学术性较强的作品，内容非常严肃，这在吸引读者眼球方面具有较大的劣势。为了使我国古代文学作品在现代化社会中重新燃生命之火，也可以完善、优化电子版的古代文学作品，将古代文学作品的内容碎片化，以适应读者阅读时间的零星化。同时，还可以将古代文学中的一些内容做成读者容易接受的动画、短片、知名学者讲解等，以满足不同人群的阅读需求。当然，能够阅读纸质书籍时，还是提倡阅读纸质书籍。
综上，为了提高古代文学的传承与发展效率，古代文学要与现代教育紧密相连，将古代文学在当代进行合理转化，最大限度地保留古代文学的精华，为其传承与发展提供充分保障。将古代文学与当代生活相融合，让其能够在新时代得到传承与发展，不仅有利于文化自信的建设，还能够为我国精神文明建设起到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郭小转.多元文化背景中元代边塞诗的发展[D].中央民族大学，2012.
[2]张丽红.还原文本的多重解读——多元文化语境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新探讨[J].现代教育科学，2011（11）：137-139.
[3]赵建成.浅析古代文学作品的多元文化形态——以汉魏六朝小说为例[J].求是学刊，2010，37（02）：118-124.
[4]林大志.古典文学研究：多元文化格局中的重要一翼[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01）：9-11.
作者：雷正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