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必大家在写论文的时候都会遇到烦恼，小编特意整理了一些《基于文化意象的文学翻译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摘要】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一直是翻译研究的重点和难点。本文结合外宣翻译的特点，利用近年来国内外主要翻译研究成果，对外宣翻译中的文化负载词翻译现状进行分析，并进一步探讨外宣翻译中文化负载词的具体翻译策略。
基于文化意象的文学翻译论文 篇1：
跨文化文学接受中的文化过滤与文学变异
摘 要：据接受理论和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研究跨文化的文学接受中的文化过滤与文学变异现象，重点分析造成文化过滤的原因是：接受者一方的现实语境、语言翻译、传统文化因素、接受者的个体接受屏幕等。并力图通过对文化过滤的分析来揭示跨文化文学接受中的变异机制。
关键词：文化过滤：文学变异；影响：接受
文献标识码：A
比较文学中传统的影响研究存在着浓重的重视影响者而轻视接受者的倾向，“影响”被当作一个永恒不变的、至高无上的事实，在它的背后凸显的则是影响者的绝对权威。至于接受一方，则一直扮演着消极、被动的角色，似乎文学交流活动就是从发送者到接受者的单向度流程。在倡导文化多元主义的今天，传统影响研究的这种倾向愈益暴露出其局限性。20世纪60年代后接受美学兴起，它肯定接受者在文学交流活动中的能动性、选择性、创造性，从而开启了传统影响研究的现代转型。而在此之前，现象学和解释学已经为破除作者中心、凸显读者作用奠定了哲学基础。海德格尔对“先行结构”、伽达默尔对“成见”的强调，从理解的本体论性质的角度，肯定了读者对文本意义的创造作用。
文学交流活动中接受者的主体性、选择性、创造性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就是文化过滤。文化过滤是指跨文化的文学交流中，接受者根据自身的文化传统、现实语境、价值标准、审美习惯等对交流信息进行选择、移植、改造、重组，它的结果就是源交流信息在本土语境中的变异。对文化过滤的研究有助于揭示文学变异的机制及其规律，也有助于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发挥文化交流中弱势文化一方的能动作用，反对强势文化的文化霸权主义。
任何文学交流都是以文化过滤为前提的。这是因为任何文化一旦形成，就具有一定的独立性、稳定性、内聚性，因而在面对异域文化的时候，或多或少会表现出抵御和排它。文学交流中本土文化遭遇异域文化的情形一般有两种：一种是异域文化作为强势文化，对接受者一方进行强制性的文化灌输或潜移默化的文化渗透；另一种是接受者一方出于发展自身文化的需要，向异域文化中有利于自身的因子主动“拿来”。在这两种情况中，文化过滤都是相伴始终的。第一种情况，接受者一方可能采取文化保守主义的态度，以自身的文化传统、文化习性作为防御异域文化入侵的武器，使异域文化的传播受到一定的限制，使接受成为文化过滤之后的接受。第二种情况，接受者依据自身的情况对异域文化进行辨别、选择、改造。吸收其有利于自身发展的部分，过滤掉其与自身发展不相适合的部分。这种情况下文化过滤的作用表现得尤为突出，有时经接受者积极选择、过滤、改造后的文化甚至与原文化相比已经面目全非。韦斯坦因指出：“在大多数情况下，影响都不是直接的借出或借入，逐字逐句模仿的例子可以说是少之又少。绝大多数影响在某种程度上都表现为创造性的转变。”接受者的这种能动性是文化交流史上从来就存在、而我们的文学研究史上却长期忽视的事实。当下研究者们逐渐认识到，文化交流中决定影响源能否对接受者发生有意义的影响的最重要的因素，可能并不是影响源本身，而是接受者一方的社会环境、时代要求、历史传统等。“在一定程度上说，影响者的命运与效应此时由接受者来决定。”
文化过滤和文学变异的存在，提示了两种文化中不可通约的部分，也鲜明地彰显了各自的文化特性。产生文化过滤的深层原因乃是各自文化模子的不同。叶维廉教授在《东西比较文学中“模子”的运用》中指出了东西方由于其文明肇始之初确立的根本价值原则的分歧而导致各自有着不同的文化模子。包括不同的“观念的模子”、“美感经验形态”和“语言模式”等。两个文化模子有叠合处也有不叠合处。其叠合处反映了人类思维的共相，是文学交流的基础。而其不叠合处反映了东西方文化各自的特性及其不可通约性，是文化过滤的所在。一般说来，文化的差异性越大，文化过滤的程度就越高，接受者的创造性接受也越明显，源信息的变异性也越大。
总的来看，接受者面对影响者的文化渗透，从本民族立场出发，组成了多层面、多角度的文化过滤之网，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因素。
一、现实语境
外来影响的发生，从历史的角度看，决不是一种孤立和偶然的现象，而是首先源于接受者一方的社会状况、时代环境对另一种文化的深刻的内在需求。接受者一方往往根据自身现实语境的需要，而对外来文学的质素进行过滤，使其发生适合于自身需要的变异。从这个角度上说，一个民族文学对外来文学的选择和接受就不仅仅是一个文学史事件，而是一个社会学事件、一个历史事件。因此韦斯坦因指出：“文学‘接受’的研究指向了文学的社会学和文学的心理学范畴。”并强调应“对政治和社会的因素在形成文学原则过程中的作用作细致的探讨。”
古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作为一个母题人物，被历代的作家所书写、塑造。从古希腊的赫西俄德、埃斯库罗斯到18世纪的歌德、19世纪的拜伦、雪莱，都曾创作过情节不同、性格各异的普罗米修斯故事。而这些而作家们创作时的现实语境，正是其对一些情节质素进行过滤并造成普罗米修斯形象变异的重要原因。
据赫西俄德《神谱》记载，在古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在进贡时杀死一头公牛，把好肉留给自己，而把肥肉和骨头伪装起来作为贡品送给宙斯，宙斯受骗后把火藏起来作为报复，普罗米修斯则盗火送给人类。为了惩罚普罗米修斯的这一新错误，宙斯把他绑在悬崖上，派神鹰啄食他的肝脏。因此古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形象具有双重性，既是创造者和慈善者，又是阴谋者和反叛者。古希腊雅典民主制极盛时期的剧作家埃斯库罗斯采用了普罗米修斯的题材。在《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中，埃氏着重歌颂丁普罗米修斯为民主和正义而斗争的崇高精神和雄伟气魄，而完全过虑掉了神话原型中普罗米修斯形象阴险狡诈的一面。在普罗米修斯从神话原型到文学形象的这第一次转变中，其性格的变异正是源于当时现实语境的要求。在埃氏创作的当时，雅典民主派反僭主专制的斗争进行到白热化的程度。面对此斗争，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作为骗子和阴谋者的一面是埃氏不认同的，而他坚决反抗宙斯专制统治的一面，则是当时的时代精神所迫切需求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剧中宙斯专制横行、残忍暴戾，实际上是雅典专制时期僭主的形象。普罗米修斯反抗专制、不怕牺牲，是为民主政治而斗争的雅典民主派的化身。可见作为全新的普罗米修斯形象的创造者，时代精神、现实语境是如何制约着埃氏对神话人物性格的过滤和变异。
但在埃氏剧中，最终普罗米修斯以和解的态度结束了同宙斯的冲突。悲剧的结局流露出奴隶主贵族出身、政治上属于民主派的埃氏想要调和民主派和贵族派矛盾的愿望。面对埃氏剧作一直以来的强大影响，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再次选取了普罗米修斯的题材。在其诗剧《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中，雪莱修改了埃氏剧中普罗米修斯同宙斯和解的结局，
不论是奉旨前来游说的麦鸩利的威逼劝诱，还是掌握恐惧、猜忌、怨恨的鬼魂的精神折磨，都无法使普罗米修斯低下高傲倔强的头颅。结局是朱比特被冥王推翻，普罗米修斯被释放，全宇宙一片光明和欢腾。雪莱创作的当时，正值法国大革命失败、神圣同盟力图复辟实行专制统治的黑暗时代。雪莱虽然佩服埃斯库罗斯“登峰造极的艺术”，但决难认同那种“叫一个人类的捍卫者同那个人类的压迫者去和解”的结局。因此诗剧歌颂了普罗米修斯反抗专制压迫、推翻暴君的永不妥协的精神，并展示了斗争胜利的光辉前景，起到了在黑暗时代鼓舞人民斗志的作用。
可见不论是埃氏还是雪莱，他们对外来文学影u向的选择性接受、对普罗米修斯性格特质的过滤及情节结局的变异处理，都是与作家创作时的现实语境密切联系的，是服务于当时的现实需要、解决当时的现实问题的。普罗米修斯作为一个神话原型人物，既古老又年轻，他在一个个新的时代语境中，面对一个个新的问题，而一次次地焕发新的活力。
二、语言翻译
不同民族间的文学影响得以发生，往往是要经过翻译这一特殊媒介的。而任何一种语言都是一个负载着独特民族文化内涵的系统，因此语码间的转换不可能完全等值地进行，语码转换过程必然会造成一些文化信息的增添、失落、扭曲、变形。同时，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由于其“前见”或“先结构”，在理解上也不可能完全忠于原著。因此翻译造成的文化过滤就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因素，而是文学在两种语言间穿行时必须考虑的首要问题。
先看译者的因素。翻译在当今文化研究的背景下，已远远超出了语言学的范畴，而带上了阐释学、意识形态、话语权力等的色彩。英国学者斯坦纳在《通天塔——文学翻译理论研究》中提出了“理解即翻译”的观点，也即翻译不仅仅是语言转换，翻译的问题首先是一个理解和阐释的问题，就我们的论题而言，则是译者对另一民族、国家的现实生活、自然状态、价值观念等的理解和阐释。
按照阐释学的观点，理解和翻译过程中对原文绝对的“忠实、准确”是不可能的，而变异则是必然的。阐释学起源于传统的解经学，解经学的目标是消除误解以达到对原文的正确客观的理解。而在海德格尔看来，所谓正确客观的理解是根本不存在的。海德格尔是从本体论而非方法论的立场上来看待理解的。他认为理解是“此在”在世的基本方式、即人的存在的基本方式。因此理解就不是—个方法论问题，而带有“此在”的本体论性质。人的存在的历史性决定了理解是一种在时间中发生的历史性行为，它总是受到“先结构”的制约，不存在超越时间和历史的所谓纯客观理解。由于理解的历史性，作为原作第一读者的译者必然不能摆脱“前见”或“先结构”而获得对原作的正确客观的理解。罗兰·巴特高呼“作者死了”，读者获得了空前的自主权，翻译中的过滤和变异就是必然的了。
其次，语码转换过程造成的文化过滤和变异。俄国形式主义提出“形式即意义”，文学作品的内涵意义总是与其特定的外在形式结合在一起，甚至可以说，文学作品的外在形式本身就具有独立的意义。尤其在欧美后现代的文学创作中，这种形式主义的倾向更是登峰造极。而由于语言的差异，正如奈达指出，翻译只能是翻译内容，要在译语中再现原语作品的形态几乎是不可能的。比如中国古典诗歌，其意境营造、其无以言传的魅力，是与其格律工整、平仄相和、音韵铿锵密不可分的。而一旦翻译成英文，即便能再现原诗的内容，原诗浑然天成的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却是无论如何无法再现的。而在语码转换过程中失去了的那一点东西，正是真正的诗情诗味所在。因此美国当代著名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才说：“诗，就是翻译过程中失去了的东西。”
即便不谈形式，仅就内容传达而言，所谓“剥应词”之间的转换也必定要造成一些内容信息的流失、扭曲和变异。这是因为所谓的“对应词”事实上在各自民族的语言系统内所承载的文化信息、情感信息是不一样的。在这个意义上，它们不可能做到完全对应，有时在深层意义上甚至是完全相反的。这尤其体现在一些特定的文化意象上。各民族由于其独特的地理环境、文化传统、神话传说、历史事件、审美心理等，形成了一些独特的文化意象，它们在人们的日常语言和文学作品中不断地被重复，形成一种文化符号，其中凝聚着特定的文化含义，包容着独特的情感氛围，引起人们丰富的联想。朱光潜先生曾在《谈翻译》一文中就此提出了著名的“情感雾围”说，指出这类文化意向具有营造一种“情感雾围”的特殊功用。这些文化意象包括植物、动物、地名、数字等。如汉语中的梅兰竹菊，欧美民族语言中的玫瑰、橄榄树、夜莺、威尼斯、数字“十三”等。在翻译中，文化意象的传递往往只能做到语言表层上的对应，而意象所负载的深层的文化信息却在语码转换过程中失落或扭曲了。一般来讲，两种文化的异质性越大，文化意象变形和扭曲的程度也越大。如“龙”，在中国文化里是神圣、高贵、威武的象征，在西方文化里却是一个凶残、可怕的动物，西方的英雄史诗中常常有英雄杀死龙为民除害的情节。因此西方人对中国人自称“龙的传人”的那种自豪感可能感到非常困惑。即使是同一文明圈，一些文化意象背后所隐含的独特的民族历史和民族感情，也往往在翻译中失落。匈牙利翻译家乔杰·拉多曾举过一个例子：匈牙利诗人有一首诗题为《我们需要莫哈奇》，英译者把它翻译成了《我们需要失败》。莫哈奇是一座城市的名字，1526年匈牙利人在此惨败，从此受土耳其人统治。因此莫哈奇对匈牙利人来说隐含着这段屈辱的民族历史和沉痛的亡国感慨。英译者直译出了它的本义，但文化意象背后特定的民族历史和民族文化内涵却失落了。可见由于文化系统、民族历史等的差异，文化意象及其所凝聚的独特的情感信息在翻译中几乎注定会遭到过滤和变异。从这个意义上说，语码转换就意味着文化过滤。
三、传统文化因素
金丝燕指出：“接受本身就是批评。每一次接受，接受者都有意无意地作了选择，而文化框架在文学接受中默默起着过滤作用。”“文化框架”中最重要的就是各民族强大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是指一个民族在漫长、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世界观、思维模式、风俗习惯、伦理道德、宗教信仰、哲学思想、文学样态等。就跨文化的文学接受而言，接受者的传统文化及其形成的一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扮演着“前见”或“先结构”的角色，它制约着接受者的接受屏幕和期待视野。人们总是按照自身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自己所熟悉的一切去解读另一种文化。一般来讲，异域文化中与自身传统文化同构的因素往往能被迅速吸收，而与传统文化异质的因素往往会遭到屏蔽或过滤。传统文化用以规范和过滤外来文化的网络包括民族心理、宗教观念、伦理道德、文学传统等。
东西方民族由于在以上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因此在跨东西方异质文明圈的文学接受中，传统文化因素造成的文化过滤和文学变异表现得尤为明显。朱生豪对《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朱丽叶焦急等待情人来闺床与自己共度良宵的台词的
有意误译、严译《天演论》的注释“罕木勒特，孝子也”，都是著名的例子。
即使在同一文明圈，各民族国家也有着各具特色的传统文化，使得跨文化的文学接受发生种种过滤和变异。
中国元杂剧《赵氏孤儿》18世纪传人欧洲，激起了欧洲各国文化界的强烈反映，甚至出现了好几种改编本，对欧洲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而欧洲各国在接受《赵》时产生的差异性，正可为研究各自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民族心理提供佐证。最早对《赵》进行详细批评的是法国批评家阿尔央斯。他指责《赵》剧违反了新古典主义的基本原则“三一律”，剧本的动作时间长达20多年，且地点多次转换，完全不符合“时间、地点、情节整一”的原则。其次，他指责《赵》违背了古典戏剧纯净的风格和“措辞得体的惯例”，剧中包含着许多血腥的场面和令人吃惊的动作。法国作家伏尔泰的改编本《中国孤儿》将原剧时间从二十多年缩短到一个昼夜，使之符合“三一律”。还在原剧基础上加上一个恋爱故事。剧中成吉思汗一方面是位高权重的君王，一方面是多情的骑士，始终未能忘怀多年前的一段恋情，他对尚德之妻的爱情最终升华为对尚德之妻所代表的中华传统道德文明的仰慕。与法国批评家的否定和批判态度相反，英国批评家赫德对《赵》剧进行了积极认同。他认为《赵》剧在情节、情感、结构、布局等方面都与古希腊悲剧《厄勒克特拉》相似。英国剧作家墨非也改编了《中国孤儿》，墨非指责伏尔泰改编本中成吉思汗向尚德之妻求婚的情节非常突兀，它把一个粗豪野蛮的鞑靼王变成一个谈情说爱、唉声叹气的法兰西骑士，与全剧基调不符。墨非改编本中的成吉思汗始终是个野蛮的征服者，最终以汉族对鞑靼的侵略抵抗到底、取得胜利结束。
之所以造成英法两国对《赵氏孤儿》的不同反映、不同改编、对其主题的不同过滤及人物形象的变异处理，其原因正在于各自民族的传统文化。法国是古典主义大本营，古典主义对法国文化影响巨大，因此不符合“三一律”、不符合古典戏剧纯净风格的《赵》剧在法国遭到了苛评。而法国自中世纪以来就是骑士文学的故乡，普罗旺斯骑士抒情诗在封建时代对男女之爱的自由抒发曾受到恩格斯的高度赞扬。因此在骑士风范盛行、民族文化浪漫化基调突出的法国，伏尔泰改编本中的成吉思汗就具有了野蛮征服者和多情骑士的双重色彩。而在英国，古典主义的影响和民族文化浪漫化倾向都相对较弱，因此《赵》剧在英国较少受到苛评，成吉思汗也，始终是个侵略者，而没有以多情骑士的面目出现。加之当时英法战争的背景，更使得对反对侵略、追求自由的时代精神注入墨非剧中，歌颂了汉族对成吉思汗外族入侵的抵死抗争。
四、接受者的个体接受屏幕
在接受美学看来，文学文本是一个充满了诸多“空白”与“未定点”的“召唤结构”，只有当读者依据自己的理解和想象去填充了这些空白与未定点，使之“具体化”之后，艺术作品才会最终完成。读者先在的“期待视野”和“接受屏幕”在此填充过程中起着制约和过滤的作用。期待视野是指一种“文化先结构”，它是读者在阅读文本之前已经具备的先有(Vorhabe)、先见(Vorsicht)、先把握(Vorgriff)，实际上就是读者在阅读作品之前已然存在的立场、观点、审美标准和去取标准。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接受屏幕”决定了哪些外来文本在读者那儿会被认同而哪些会被排斥。
接受者的个体接受屏幕与其传统文化密切相关，是其传统文化形成的民族接受“先结构”的具体而微的表现。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异越大，就越容易出现接受屏幕的制约和期待视野的错位，也就越容易发生文化过滤和文学变异。这在东西方异质文明圈的文学接受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即使在同一文明圈，有着大致相同的文化传统和民族心理，读者个体由于不同的人生经历所形成的不同的文化修养、知识背景、审美趣味等，也往往形成迥然相异的接受屏幕，使外来文本在不同读者处产生不同的文化过滤和文学变异。
布吕奈尔说：“在同一时期古典主义的伏尔泰和浪漫主义的勒图诺尔在莎士比亚面前不可能有同样的态度。”面对同一个莎士比亚，作为莎剧读者和译者的伏尔泰和勒图诺尔，出于不同的审美趣味、艺术修养和价值立场，对莎剧作品作出了完全不同的反映、过滤和变异。众所周知，莎士比亚是精神实质上的浪漫主义者。莎剧澎湃激越的情感、驳杂狂放的艺术表现都体现了浪漫主义美学的核心。而伏尔泰是古典主义的信徒。古典主义的美学立场与浪漫主义针锋相对。面对莎剧中恐怖惨烈的场面以及一些低俗粗鄙的词汇，伏尔泰以其纯正的古典主义审美趣味无法接受，因为古希腊悲剧历来回避血腥恐怖场面、并且使用崇高庄严的语言。因此在伏尔泰看来，莎士比亚简直是“一个荒涎不经的闹剧作者”、“一个喝醉酒的野蛮人”，其作品充满了“尊大而奇怪的思想”。“在他不由自主地狂怒之下想揭露这个野蛮人的失礼”时所翻泽的莎士比亚的作品，着力凸显了莎剧恐怖和鄙俗的一面，而其崇高、诗意的一面则被忽略或屏蔽了。与此相反，作为浪漫主义者的勒图诺尔，其审美趣味与莎士比亚的艺术风格完全契合，他对莎士比亚充满了热爱。他翻译莎剧作品，宣称“要把莎士比亚献给自己的同时代人，并使他们爱他。”渗透了他自己的情感、理解和艺术再创造之后的莎剧作品，与伏尔泰笔下的完全不同。以致法国文学界有一句名言：“一个世界和伏尔泰一起结束了，一个世界和勒图诺尔一起开始了。”可见读者本人的艺术趣味、美学立场所形成的接受屏幕是如何影响了他们对异质文学的接受、过滤和变异。
综上所述，对跨文化的文学接受而言，文化过滤是首先、必经的环节。这既是各民族的文化生态系统自我保护的本能，也是接受主体基于深刻的内在需要而主动选择的结果。文化过滤有着复杂的过滤机制，现实语境、语言翻译、传统文化、接受者的个体接受屏幕等是其中主要的几个因素，此外还有出版市场的控制、政府政策等其他的因素。应当指出，造成文化过滤的以上因素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它们常常是共同起作用的。研究文化过滤，对于研究各民族的民族文化特性、研究各个时代的时代特征和历史内需、揭示跨文化的文学接受中的变异机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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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金丝燕.文学接受与文化过滤——中国对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接受[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7][法]布吕奈尔.什么是比较文学(葛雷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作者：李 丹
基于文化意象的文学翻译论文 篇2：
试析汉英外宣翻译中的文化负载词翻译
【摘 要】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一直是翻译研究的重点和难点。本文结合外宣翻译的特点，利用近年来国内外主要翻译研究成果，对外宣翻译中的文化负载词翻译现状进行分析，并进一步探讨外宣翻译中文化负载词的具体翻译策略。
【关键词】外宣翻译 文化负载词 翻译策略
“文化负载词是指那些标志着某种文化中特有的词、词组或习语，它们反映了特定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积累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的活动方式”，由于这些词语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尤其是在英语这样一种与汉语相差较大的语言中很难找到能与其内容和形式都完全一致的表达。外宣翻译作为翻译的一种特殊形式，有其特定的翻译原则，如何把文化负载词翻译与外宣翻译相结合使之达到对外宣传的目的成为当前外宣翻译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 外宣翻译与文化负载词的概念
1.外宣翻译
外宣翻译是翻译的一种特殊形式，外宣翻译的对象是其他国家的受众，是翻译对外宣传材料的实践活动的总称。张健教授对其的定义是：“外宣翻译作为翻译的一种特殊形式，是指在全球化背景下以让世界了解中国为目的，以汉语为信息源，以英语等外国语为信息载体，以各种媒体为渠道，以外国民众（包括境内的各类外籍人士）为对象的交际活动。”同时他认为“外宣翻译的目的是实现交流，沟通信息”“让读者明确无误地理解和获得译文所传递的信息要旨，起到对外宣传的效果”。
外宣翻译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外宣翻译涵盖各行各业、各级部门从事对外宣传方面的翻译活动，即人们常说的“大外宣”的翻译概念。狭义的外宣翻译是指各种政府文件公告、媒体报道、政府及企事业单位的介绍等实用文体的翻译。本文拟探讨的范围属于狭义的外宣翻译。
2.文化负载词
语言本身不仅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文化的载体。在翻译中，翻译的对象是文化而不是语言，但文化势必具体体现为语言，语言就是文化传播的一种载体。各种文化在不同的历史条件、地理环境、宗教信仰、社会习俗影响下使得各自相应的语言中一定数量的词语表现出各自所独有的文化内涵。
二 外宣翻译中的文化负载词语的翻译
黄友义教授提出了外宣翻译的三贴近原则，即：贴近中国发展的实际、贴近国外受众对中国信息的需求、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译者在忠实原文的前提下，以西方受众所接受的话语方式，在内容和形式上做必要的变通，产生出通顺可读的译文，以达到宣传中国的目的。曾利沙教授也提出了“经济简明”原则，“经济简明”原则有双重意义：一是译者以尽可能少的文字准确传达相应多的信息;二是让受众以尽可能低的成本（指信息处理时间和精力）获取最明快流畅（相对于冗长累赘）的信息。
韦努蒂首先提出了归化和异化两种翻译观，引起了译界归化与异化之争。归化即主张译文应当以目的语或译文读者为归宿，以目的语读者习惯的表达法传达原文内容;异化要求译文应以源语或原文作者为中心，在翻译中保留原文语言文化的特点，译文的风格因此要符合源语的表达。但韦努蒂表示，异化和归化并非是两种相对立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异化翻译也是归化。两者之间没有绝对的分界线，并在一定程度上是重叠的”，外宣翻译的三原则并无首要次要之分，其出发点是让外国读者了解中国，归宿是实现交流与沟通。因此在外宣文化负载词的翻译过程中，译者不能随意地偏向异化或者归化，而应当结合自身对译入语语言文化和认知思维特征及其信息接受心理灵活地采用该两种翻译观，实现信息交流最大化。
在中国译界，归化与异化之争被看作是直译与意译之争的延续。王东风教授直接提出了“归化与异化之争，是意译和直译之争的延伸”。直译直接体现的是语际间的共性，利用相同或相似的表达方式来表达该种共性。汉英两种语言虽属不同语系，在语言结构、表达方式和思维方式等方面都有各自不同的特点。但是两种语言有时在词汇、句子结构、语序以及文化内涵方面又有一定的相似性。因此在翻译外宣文化负载词时，如要准确地传达材料的原意，译者应当尽量保持两种语言的词汇和文化内涵的一致性。这样，译者不仅能省时省力，读者也能较好地了解原文意思。但是直译绝非字对字的死译或者曲解原文的曲译，这就要求译者必须具备良好的英语国家语言文化知识储备。意译则源于各语言之间的特异性，尤其是习语以及习语中的比喻手段，这些通常是译入语中所没有的或者与源语的特定文化背景有关的，这使得直译无法进行下去。为达到翻译目的，译者必须舍形取意进行变通，做出适当的语法、词汇，或者语义调整。文化负载词承载着其所属的文化内涵，理论上需要译者进行意译，但是在外宣翻译中，由于其 “经济简明”的原则，解释性分析不能太过冗长，不可能出现一些文学翻译“注释占大半页”的状况。这就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须用词简练精确，字字必酌，以尽可能少的文字传达尽可能多的信息。
基于以上的翻译观点，结合汉英外宣翻译中文化负载词翻译的特性，提出并结合具体译例讨论下列翻译方法：直译（音译）、直译（音译）+注释、直译+意译、文化形象替换、意译。
1.直译（音译）
当源语和目标语与之间的差别较大且语义空缺明显时，译者不可能兼顾负载词的语义和形式，在这种情况下直译（音译）成了行之有效的手段。特别是涉及中国文化的一些特征如：人名、地名、地理、烹饪、历史人物或事件时。如：太极（Taichi）、阴阳（Yin and Yang）、风水（Fengshui）等。在故宫博物院的翻译中，全部采用了直译（音译）的方法，如：太和门/殿：Gate/Hall of Supreme Harmony（Taihe men/dian）;中和殿：Hall of Central Harmony（Zhonghe dian）;乾清宫：Palace of Heavenly Purity（Qianqing gong）;千秋亭：Pavilion of One Thousand Autumns（Qianqiu ting）;太极殿：Hall of the Supreme Principle（Taiji dian）等。
使用直译（音译）方法可保持译名最简，减少译者的工作量，让读者感受其中的异质文化，了解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异国情调。但是直译（音译）有其弊端——容易让人不解或者望文生义。如果“太和”翻译成“Supreme Harmony”勉强能表达“高度的和谐”的含义的话，那么“千秋”翻译成“One thousands Autumns”则完全令人不知所谓，与之类似的有太极殿（Hall of the Supreme Principle）、中和殿（Hall of Central Harmony）等。针对这种情况，除了给其加上注释，译界也无法给出更好的解决办法。正如陈刚教授所言的“我们只能寄希望于跨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外国读者会逐渐接受这个音译词并领会其中所蕴含的文化意义”。
2.意译
当具有特殊文化形象的文化负载词难以在译入语中找到形式和内容都完全一致的表达时，译者可以采取意译的方法，舍弃形式将其内涵意义表达出来。如：解语花（mind-telling flower）、拜堂（perform the marriage ceremony）、华表（An ornamental stone column used to decorate important buildings or public places）等。意译能够很好地传递词语的文化内涵，使其不至于像直译一样表达字面意思而导致文化内涵流失引起读者的误解。如前面所提到的千秋亭（The pavilion of One thousand Autumns），“千秋”所表示的时间极长的含义已经丢失殆尽，读者只能把之视为一个特殊名词。意译不足在于语言形式不够简练，这一缺点在外宣翻译方面尤为明显，“华表”在汉语中只有两个汉字的长度，而其英译却有十二词之长。
3.直译+意译
外宣翻译的宣传对象是文化预设不同的外国读者。文化负载词文化寓意浓厚，直译出来的表面意思有时并不足以使读者理解源语的含义。意译能够传达源语的基本内容，使译文通顺流畅，但其缺点在于不能保留源语的特色。由此可见，直译和意译在一定程度上是互补的，因此译者也可以采取直译和意译相结合的办法。如：
木已成舟：The wood is already made into a boat—what’s done is done.
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Like the dog that bit Lv Dongbin—you bit the hand that feeds you.
虽然“意译+直译”能够最大限度地保留源语的语义和结构特点，但是译者仍然需要注意坚持“经济简明”原则。
4.文化形象替换
文化形象替换利用译入语中的某个文化形象替换源语中的形象，以获得相同的交际效果。在翻译文化负载词时，如果源语与译入语有意义相近的文化形象时，译者可以采取文化形象替换的翻译方法，对这些词进行转换，利用源语中含义、色彩相当的典故或文化意象进行翻译。如：大海捞针（Look for a needle in a haystack）、画蛇添足（Paint the lily）、笑面虎（A wolf in sheep’s clothing）、败走麦城（Meet one’s Waterloo）等。文化形象替换法不但能使译文形象生动，且不会显得累赘，因为译入语有类似的文化形象，所以译者不需要对其解释，对读者而言也利于理解其中的文化含义。但是文化形象替换方法也有其缺陷：只能使用在有相近文化形象的情况下，应用范围有限。另外替换的文化形象不能是对理解全文起着重要作用的关键信息点，否则将会适得其反，引起读者误解。
5.直译（音译）+注释
为了解决直译（音译）的弊端，翻译研究者提出了增加注释来解决该问题。即把隐藏在负载词中的文化含义用注释表达出来。如：福娃（Fuwa-The mascots of Beijing 2008 Olympic Game）、罗汉大虾（Luohan Prawn—Prawn with mixed vegetables）、昆曲（One of the oldest forms of opera still existing in China）。毫无疑问的是，注释的确能够保证一定原语信息的完整性，但是译者添加的注释不宜过长，过于冗长将会导致外国读者接受信息的成本增加，达不到对外宣传的目的。
上面五种常见的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方法各有所长，也各有缺点，不同翻译方法有时也可以相辅相成。因此译者在翻译时应当充分了解各种翻译方法的优缺点，在充分理解原文的基础上，根据词汇特点、原文语境、目标语文化特点灵活地采用翻译方法，以达到外宣目的。
三 结束语
王佐良教授曾经感叹：“翻译之难，在于一种文化里有些不言而喻的东西，在另一种文化里却要花大力气去解释。对本族语者不必解释的事情，对外族语者得加以解释。”外宣翻译工作有其特定的规律、宗旨和原则，对译者有着严格的要求，而要从事外宣翻译工作，需要具备厚重的中外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知识功底。文化负载词作为外宣翻译的一个突出难点就更需要译者在翻译文化负载词时充分考虑译文所使用的环境和对象，采用相应的翻译策略和方法，从而达到对外宣传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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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林劲、李婷婷〕
作者：李小云 陈莉霞
基于文化意象的文学翻译论文 篇3：
制度化译者行为视角下的茅盾“农村三部曲”英译研究
内容摘要：翻译家沙博理是国家对外文化交流机构的制度化译者，参与政府机构发起的翻译活动，遵从国家的文化战略和政治意图。沙博理对茅盾“农村三部曲”的英译，不仅呈现出对革命叙事主题和语言风格的忠实转换，同时，他将文化负载词多替代为译入语中语义相近的固有文化表述，彰显出适度灵活性的特征。沙博理作为制度化翻译群体中的外来译家，他对农村三部曲的英译整体上趋向缓和，不仅符合传播国家经典革命文学话语的社会属性，而且使其语言性翻译行为更具变通性，兼顾考量译入语的文学规范。
关键词：茅盾“农村三部曲”;制度化译者;沙博理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国家翻译实践史书写研究》（18BYY019）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任东升，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国家翻译实践、宗教翻译思想研究。郎希萌，武汉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翻译理论。
Title： On the English Versions of Mao Dun’s Three Seas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alized Translator’s Behavior
Key words： Mao Tun’s Three Seasons; institutionalized translator; Sidney Shapiro
Authors： Ren Dongsheng， Ph. D.， is professor and doctoral supervisor at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100， China）. Hi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national translation program studies and religious translation theory. E-mail： dongsheng_ren@ouc.edu.cn. Lang Ximeng is Ph. D. candidate at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Wuhan Univesity （Wuhan 430072， China）. Her research translation interest is translation theory. E-mail： simonalang@163.com
譯者实施不同语言符号系统之间的转换活动，通常会受到国家政治观念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制约，使翻译活动具有语言性和社会性相结合的双重特征。国家对外文化交流机构中的译者或译者群体遵循社会集体观念和民族核心价值取向，参与维护核心政治实体利益的“制度化翻译”（任东升、高玉霞，《翻译制度化》 21）。作为制度化翻译活动“执行机构中的一员”，译者服从国家对外宣传部门的统筹安排，翻译过程遵循国家意识形态和政治理念，同时译者被赋予“独特的地位和权利”，拥有“国家公务员”的政治文化身份，此类翻译主体被称为制度化译者（任东升、高玉霞，《制度化译者》 39）。制度化译者的翻译活动具有政治性为主导的特点，他们更加注重通过翻译来实现国家核心文学话语输出的文化战略。制度化译者行为目标是通过翻译展现国家的外交及政治使命，并非追求翻译活动本身及后续的经济利益。同时，制度化译者的另一重特征是译者主体性受到制约，他们接受国家图书编辑室的专业编辑人员选定的文本素材，遵循由外文出版社制定《翻译守则》中的具体翻译条例，译作出版前要接受国家下属编辑和出版部门的审查。他们并非从自身偏好来实施翻译活动，而是具有受命翻译的社会责任感，强调制度化译者“翻译群落”的共同政治文化目标（胡庚申 7）。制度化翻译群落通常由中国译者和外国译者共同组成，中国译者更能体察出原文所蕴含的文化涵义，而外国译者的跨语言文化身份能使其更灵活地选择译文表述，两者结合能够更好地传递出文本背后的社会文化属性。
华籍美裔翻译家沙博理（Sidney Shapiro， 1915-2014）作为一名特殊的“外国专家”，在对外出版发行的政府机构中专事翻译长达三十余年，他的“译者行为”受到国家核心意识形态和政治观念所主导，呈现出“社会视域下译者的语言性翻译行为和社会性非译行为的总和”（周领顺，《译者行为批评》 73）。建国后十七年时期，沙博理翻译了十多部经典现当代文学著作，其中包括茅盾的农村三部曲系列短篇小说《春蚕》、《秋收》和《寒冬》，英译本名为Spring Silkworms and Other Stories（1956），由其所在的外文出版社刊印。沙博理通过对外介绍茅盾的经典农村革命文学作品，参与对具有革命精神的新农民形象及其所献身进步革命的客观宣传，是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革命经验的“社会的社会化过程”（周领顺，《批评论纲》 94）。此外，茅盾农村三部曲首部英譯本Three Seasons and Other Stories（1946），由叶君健在剑桥大学担任研究员期间翻译，同时经英国出版社推出发行。彼时第二次世界大战虽已结束，国内解放战争的烽火并未熄灭，叶君健发现西方民众并不了解中国的革命现状和农村情形，他试着通过翻译主动介绍中国当代农村的真实景象，争取国际舆论对中国共产带领导地进步革命的支持。下文将叶译本作为对照译文，探讨基于建国后不同的历史语境，沙博理作为制度化译者通过农村三部曲英译本参与国家文化生产的体现，试着分析沙译本对原文革命进步主题、语言风格和文化负载词等核心要素的凸显。
一、农村三部曲沙译本中的革命主题传递
茅盾创作农村三部曲时中日军队在上海的战火刚停止，作品中主人公老通宝全家所处江南村镇也受到国内政治形势波及，他们虽然排除万难喜获春蚕和秋稻的大丰收，却遭到封建势力和外国资本联合压低农产品市场价格，致使债务加深，村民的生存条件继续恶化乃至丧失性命，同时以阿多为代表的新生革命力量逐渐觉醒，并且开始走上武装反抗的道路。笔者通过下图所示，选用蓝色、橙色和灰色柱状图分别代表《春蚕》、《秋收》和《残冬》，对原文、沙译本和叶译本中的段落情况进行对照统计，探析制度化译者在整体语篇层面对故事核心内涵的传递，进而描写故事的革命主题和两代主人公的不同命运。
图1. 农村三部曲、沙译本和叶译本的段落统计
在段落层面，沙博理对《春蚕》和《秋收》的英译基本上遵从了对原文故事节奏和叙事框架，通篇段落布局并未有明显改变，译文展开的节奏与原文保持一致，向译文读者讲述老通宝全家跌宕起伏的命运，以及阿多等年轻一代意识到通过武装反抗才能够生存下去的现状，符合制度化译者必须“忠实于原文的思想和政策”的目标（Ni Xiuhua 13）。叶君健对《春蚕》的英译却比原文段落少42段，删减近30%，删去与主题衔接不紧密的段落，包括主人公的心理描写、村庄景色的渲染和村民之间的对话，叶君健译者的能动性发挥显著，意在突出故事的革命主题和叙述节奏，使译文中主人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更强烈，体现出叶君健更为偏重故事情节走向的叙述，进一步将故事主题的推向译文读者。
《残冬》的沙译本与叶译本段落总数都存在明显的删减，究其原因在于《残冬》中存在着大篇幅村民之间的简短对话，发话人和其话语内容常常被分离成两段，虽然汉语可以“依靠语篇的语境意义来弥补其在逻辑和连贯方面的不足”，但是英语行文的“逻辑和连贯关系”需要“通过句法结构来体现”（袁晓宁 103）。因而，沙博理为使语篇的行文逻辑更加符合英文写作规范，将大篇幅的人物对话以人称的转化作为依据，把段落根据句意的完整性进行拆分、合并或者重组，符合外文出版社制定的《翻译守则》中的另一项标准“通顺”，即满足译语读者能够“不费过多的思索和推敲能够看懂译文”（Ni Xiuhua 12），避免破坏译文中对革命主题顺畅叙述的制度化翻译要求。
农村三部曲创作的社会背景是日本悍然发动侵华战争，国民党当局却执意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并且发起围剿共产党领导武装力量的国内战争。在《春蚕》中，茅盾通过老通宝的心理描写，提及当局政府已经与外国侵略者议和，村民们认为生活有望逐渐恢复正轨，准备将收成可观的蚕茧卖给茧厂，然而茧厂并未开门，不安稳的政治局势将导致农村经济形势更加艰难，对他们本已食不果腹的生活带来更为残酷的打击。
【例1】原文：况且听说和东洋人也已“谈拢”，不打仗了，茧厂里驻的兵早已开走。（茅盾 235）
沙译：What’s more， he had heard that they had made a deal with the Japanese， the Chinese soldiers who had been billeted in the silk houses had long since departed. （Shapiro 23）
叶译：Besides， it had been rumored that the Government was trying to seek peace with the Japanese by diplomatic means in order to suppress the communists. （Ye Junjian 24）
沙译文通过“made a deal”忠实表达出局政府与侵略者已经“谈拢”，并且“不打仗了”的政治信息，国民党在“茧厂里驻的兵”即“the Chinese soldiers”也已经撤走，符合制度化翻译活动不得增添原文信息的翻译标准，忠实于作者对老通宝对社会局势错误判断的描写，并未试图添加国民党政府将军队从茧厂撤走的政治意图。叶译本中删除了末尾短句中国民党“驻兵”已经“开走”的信息，而且添加目的状语“为了镇压共产党”，可谓是写译结合，译者能动性的发挥在于通过译笔来报国，推进作品中的革命主题的凸显。叶君健的翻译初衷是传递中国政治现状的爱国诉求，将国内的进步势力“the communists”被围剿的状况介绍给西方读者，争取国际舆论对共产党进步武装的支持。
有趣的是，美国进步作家阿尔伯特·马尔兹（Albert Maltz）读了沙博理翻译茅盾的《春蚕》，被茅盾的文笔和故事的情节所折服并且写信给茅盾，之后沙博理为马尔兹和茅盾传递信件多年，这是制度化译者成功传递中国当代经典革命文学主题和叙述的例证。通过文本细读可见，沙译本整体上忠实再现出原文新旧两代农民对革命的不同理解，刻画出他们被时代裹挟前行的命运，客观描绘出中国农村革命的发展轨迹，体现出制度化译者如实介绍经典文学作品主题的社会使命感。
二、农村三部曲沙译本中语言风格的忠实
茅盾农村三部曲的语言风格具有多样性，用雅致秀丽的语言描绘出太湖沿岸风景，寓情于景来烘托故事发展的基调;也用细腻平实的笔触介绍人物的心理，语言篇幅常常较长，同时，主人公的日常对话简短生动，两者交错出现并且互相映衬，使全文的段落呈现出波浪起伏特征，具备现实主义写作的艺术魅力。制度化译者对原文语言风格的傳递，也需要满足“译文必须译什么像什么”的准则，使译文的文本风格与原文保持一致（Ni Xiuhua 13），制度化翻译活动不仅要忠实文本的革命叙事主题，也需考量原文的语言叙事和文本风格。
茅盾在《春蚕》中详细讲述了村民一整月不眠不休的艰辛蚕事劳动，细致地刻画出阿多在蚕忙时节的整段心理活动。阿多对农事劳动带来的经济价值判断虽然有些模糊却十分准确，他已经初步预测到蚕茧大丰收也不能使村民清偿债务，更难以实现经济翻身。原文整段心理活动的展开也使读者进一步领会两代主人公的性格，例如老通宝的悲观和勤奋、阿多乐观与坚韧，使人物形象的塑造更加鲜活立体。
【例2】原文：①阿多咬住了嘴唇暗笑。②虽然在这半个月来也是半饱而且少睡，也瘦了许多了，他的精神可还是很饱满。③老通宝那种忧愁，他是永远没有的。④他永不相信靠一次蚕花好或是田里熟，他们就可以还清了债再有自己的田;他知道单靠勤俭工作，即使做到背脊骨折断也是不能翻身的。⑤但是他仍旧很高兴地工作着，他觉得这也是一种快活，正像和六宝调情一样。（茅盾 229）
沙译：[1]Ah To bit his lips to keep from laughing aloud. [2]He had been half starved the past two weeks and had slept little. [3]But in spite of having lost a lot of weight， he was in high spirits. [4]While he never suffered from any of Old Tung Pao’s gloom， neither did he believe that one good crop， whether of silkworms or of rice， would enable them to wipe off their debt and own their own land again. [5]He knew they would never “get out from under” merely by relying on hard work， even if they broke their backs trying. [6]Nevertheless， he worked with a will. [7]He enjoyed work， just as he enjoyed fooling around with Sixth Treasure. （Shapiro 18）
沙博理在译文中呈现出阿多心理活动的所有语义信息，忠实呈现出制度化译者遵循原文信息数量的要求;同时在短句前多处添加关系连接词，加强段落的连贯性和逻辑性，使译文更加通顺，符合制度化翻译活动要达到“流畅的外文”的语言要求（Ni Xiuhua 13）。例如，句②、⑤讲述阿多面对艰辛依旧保持乐观的复杂心理，译文分别通过分离成[2]、[3]和[6] 、[7]两个短句来呈现，使英文的逻辑性更明晰，勾勒出阿多批判性革命思想的萌芽，符合制度化译者使读者能顺畅领会作品进步主题的准则。此外，沙译文在句[4]中通过添加“neither”，将汉语句③和句④前一个分句结合，使阿多“永远没有”父亲的忧思和“永不相信”靠农事能改善处境两个短句相并列，使语意之间的衔接更自然，刻画出主人公对现实的准确认知，也为阿多日后踏上革命道路的抉择做铺垫。叶君健则删除了整段的心理描写，是译者有意而为之，避免向读者透漏下文故事的发展和结局，也使译文对革命故事的整体叙述更加紧凑，彰显出鲜明的译者能动性特征。
茅盾在农村三部曲每部开篇都选用婉约清丽的语言，将暖春、冷秋和寒冬时节的水乡风景铺陈开来，对小河、阳光和桑树的描写都赋予了人的感情，烘托整篇农村革命故事的氛围，预示下文故事结局。《残冬》中整个村庄冷风萧瑟和树木萧条，不复春蚕和秋收时的暖阳，偶尔虽然也有冬日阳光洒下，给村民带来希望，但是那一抹金黄的阳光转瞬即逝，更加反衬出村民生存希望之光的渺茫。
【例3】原文：忽然像是揭去了一层幔，眼前一亮，淡黄色的太阳光变做金黄了。（茅盾 266）
沙译：Suddenly， as if a curtain had been lifted， the view cleared and the dull yellow sunlight brightened into gold. （Shapiro 59）
叶译：Suddenly the clouds parted showing a bright sun in a clear sky. （Ye Junjian 55）
茅盾原文分为三个小短句，运用动词“揭”、“亮”和“变”形象地描绘出阳光洒落的过程。沙译文符合制度化翻译的语言风格一致，和原文句型保持高度忠实，同时将每个动词传神地译为“lifted”、“cleared”和“brightened”，使译文读者领会到阳光变化的过程，符合制度化译者彰显汉语叙述“重过程”的语言特征，而非偏向英文“重结果”的表述习惯（王建国、何自然 8）。叶译文则将诸多短句整合为一个长句，仅保留动词“part”，将“眼前一亮”修改为地点状语“in a clear sky”，同时把“变”译作伴随状语“showing”，其译文重结果，表述更符合西方写作的语言惯例，译者希望通过写译结合的方式，让翻译文学进入目的语文学的殿堂。
沙博理忠实于原文细腻和雅致的语言写作风格，传递出不同季节变换下的江南水乡风景，运用心理描写刻画出复杂立体的主人公形象，符合制度译者传递出经典当代文学创作中语言艺术的要求。沙博理不仅需要传递原文的革命叙事主题，而且符合茅盾的行文叙事和写作风格，再现原文的艺术魅力，实现国家对革命文学创作和文学话语输出的目标。
三、农村三部曲沙译本中文化负载词的替代
文化负载词指的是“反映某种文化现象、体现某种文化认识、折射某种生活方式的词语”（姚喜明 53），也是可能给译文读者造成阅读障碍的重要因素。农村三部曲中不仅包括乡土气息浓郁的吴语词汇，包括养蚕种桑相关的农业用语;而且含有反映中国历史、政治的文化词汇，包括著名历史演义小说中的名言警句、嬉笑怒骂相关的乡俗俚语等。沙博理是制度化翻译群落中的外来译家，他对文化负载词的处理，与对故事主题和语言风格的高度忠实有所不同，具有适度灵活的变通性。
《春蚕》中六宝不满阿多同已婚荷花玩笑，并低声咒骂荷花不知检点，荷花则不甘示弱回骂，接着六宝就开始暗讽荷花言语行为不端，话语中将歇后语形式和乡间俚语词汇融于一起，使两人之间的对话通俗有趣，像读者展现出刘宝的泼辣和荷花的不甘下风的性格特点。歇后语不仅使人物的形象更加生动，也将作品语言刻画地诙谐幽默和生动有趣，但是其独特的语言形式和文化意象是文化词汇翻译的难点。
【例4】原文：“你管得我？棺材横头踢一脚，死人肚里自得知：我就骂那不要脸的骚货。”（茅盾 224）
沙译：“Think you can handle me？ I’m talking about a shameless man-crazy baggage！ If the shoe fits， wear it！” （Shapiro 10）
叶译：“It’s none of your business！ She who is without shame should know whom I mean， for ‘Even the man who lies dead knows who’s kicked his coffin with the toes.’ Why should you bother”. （Ye Junjian 15）
沙博理的译文并非按照对话中歇后语的形式来呈现，而是将其拆分为两个小句，并调整了句子的先后顺序，将歇后语的点题内容放在描述性词语的前面。他选用“baggage”的非常用语义来呈现“骚货”，并且在末尾套用地道地英文俗语表述，来体现“人该有自知之明”的文化内涵，沙博理对词汇的处理发挥了译者的适度变通性。沙博理充分领会文化负载词的深层涵义，选用西方读者更熟悉的英文表述，更为灵活地实现制度化译者对作品故事内涵的传递。叶君健的译文则是将歇后语的前后两个部分都直译成英文，与其对原文段落和语句的删减有不同，试图再现文化特色词汇中的东方异域文化特征。
农村三部曲中的部分文化负载词具有负面文化色彩，反映出受封建思想荼毒农民的迷信和顽固，例如白虎星原指传说中给人带来灾难的凶神，后来却成为描绘女性隐私部位及给伴侣带来不幸的侮辱性词语。荷花在文中就10次被村民骂为“白虎星”，恰巧因为结婚后不久家里牲畜相继死亡，丈夫也染上重病，想必无非是瘟疫爆发所致，但是荷花為此遭受到村民的严重歧视。“白虎星”不仅反映出封建旧思想对村民的负面影响，也是造成荷花不幸命运的关键因素。
【例5】原文 沙博理译文 叶君健译文
白虎星 evil spirit
（Shapiro 10） “White Tigress Star”*
“*Nickname contemptuously given to a woman whose private parts grow no hair. It is said to be inauspicious for a man to marry such a female — Translator.”
（Ye Junjian 15）
witch White Tigress Star
damn witch （60） Tigress Star （30， 32）
表1 “白虎星”的不同英译
沙博理首次将“白虎星”翻译为“evil spirit”，保留了“白虎星”能招致不幸的深层内涵，剩下9次皆翻译为“witch”，即“女巫”，会让西方读者联想到拥有魔力却招致不幸的邪恶之人。沙博理作为制度化翻译群里中的外国专家，对中西文化都十分了解，更加重视选用读者更易理解的措辞，来展现文化词汇的深层社会内涵。同时，建国初期对文学作品的英译，目的在于树立全新民族形象和展现优秀革命文学作品，白虎星暗含对女性身体和心灵的贬低，不符合当时介绍进步文学作品的目标。沙博理选用西方常用的“witch”来表示“白虎星”，保留“不吉利”之意，同时抛弃不尊重女性的另一重涵义。叶君健首次将“白虎星”逐字直译“White Tigress Star”，并且添加文后注释，阐释原文语境下对女性敏感部位的指涉，以及能够带来不幸的文化引申义，其后9次译文的处理也基本相同，反映出他在凸显革命文学主题之时，也注重传递东方译语文化的异域特征。
沙博理对词汇的聚焦更考虑读者的阅读感受，而且挑选西方文化中涵义相近的词汇或短语进行替换，减少部分词汇本身的负面色彩，更好地实现词汇文化意蕴的传递。沙博理是制度化翻译群落中的外来译家，他对微观语言层面的适度调整棱角，兼顾读者的阅读感受，更好地传递出词汇指涉的社会属性，使得其翻译活动整体上表现为灵活度较高的忠实。
四、沙博理制度化译者行为批评
译者行为批评是关于“译者借翻译活动参与社会的社会化过程的研究”（周领顺，《翻译批评》 125），制度化译者的翻译活动与国家政治意图相符合，译者的主体性发挥受到限制，译者在聚焦文学翻译转换之时，更加注重制度化译者行为之后所带来的政治属性和社会意义。沙博理对农村三部曲英译实践，与建国初期“否认翻译的商品属性，强调翻译的政治属性”的历史语境密切相关（任东升、赵禾 7）。沙博理农村三部曲英译本不仅呈现出原文的社会革命主题，也尽力传递原文的语言风格，符合政府机构作为赞助人对革命叙事主题的支持和介绍中国经典文学作品的意图，承担着再现中国革命历史叙事和建构民族形象的政治使命。沙博理介绍中国文学经典的翻译活动，彰显出以传递民族文化为主的语言转换准则，体现出制度化译者服从民族核心利益的遵命翻译理念。
沙博理在制度化翻译群落中，译者身份为“典型外来译者”，他充分了解目的语读者的阅读期待，传递出农村三部曲中词汇中的进步文化内涵，符合介绍中国革命经验和建设的政治目标。对农村三部曲中文化负载词的处理，沙博理的译者能动性得到适度发挥，翻译语言表述更为地道和灵活，选用目的语文化中社会内涵相同或者相近的词语进行替换，制度化译者行为更为“柔和”（任东升、高玉霞，《制度化译者》 47）。沙博理考虑目的语读者所熟悉语言文学规范，并非将词语内涵的直译，而是尽力使文学经典符合目标语读者的阅读期待，进而更好地呈现文本蕴含的社会文化属性。
制度化译者作为国家文化传播和翻译机构中的成员，其译者行为需要满足国家核心文化战略和政治意图的规划。沙博理作为制度化译者，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经典文学作品，对茅盾农村三部曲中革命进步主题和语言风格的英译，呈现出遵从国家对外宣传政治理念的高度忠实性。同时，沙博理作为制度化翻译群落中的外来译家，在文化负载词等微观层面也适度调整棱角，更好地建构人物及其背后的民族形象。沙博理对农村三部曲的英译呈现出高度忠实的指导原则，同时结合适度灵活语言策略的双重特性，体现出制度化译者行为受到所处历史语境和译者身份的共同影响。
注释【Notes】
①感谢王瑞对本文的前期协助，谨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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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翁逸琴
作者：任东升 郎希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