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一共涵盖3篇精选的论文范文,关于《汇率制度选择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摘要]汇率制度选择一直是国际金融领域备受关注的一个问题。文章对汇率制度选择的研究方法及视角进行了总结，并对传统的汇率制度选择理论和汇率制度的新进展进行了论述，进而对未来汇率制度选择的研究进行了展望。
汇率制度选择论文 篇1：
汇率制度选择相关研究述评
摘 要：汇率制度选择一直是国际金融研究中的热点问题，无论是理论分析还是实证研究，至今仍未得出一致结论。基于此，文章分别从理论研究和实证检验两个方面，对汇率制度选择的相关核心文献进行了梳理和评述，旨在把握该领域内的最新研究动态，对汇率制度选择问题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汇率制度 汇率制度选择 理论综述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开放经济中各国的实践经验表明，汇率制度的安排与选择能影响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对国家而言，根据自身的经济、金融环境以及发展情况选择一个合理的汇率制度，能有效推动其实现经济目标。然而，尽管多年来众多学者致力于汇率制度选择问题的研究工作，但汇率制度选择的最优解至今仍未出现，因此有必要在该领域进行更深入的探索。为实现对以往研究成果及目前最新研究动态的把握，本文对国内外关于汇率制度选择的主要文献进行了梳理，并重点对国内2014-2018年间的核心文献进行了总结与评述。鉴于以往对该领域内文献的综述多局限于理论研究，鲜有学者对经验研究进行归纳，故本文分别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展开评述，旨在充分了解汇率制度选择问题的研究现状，并明确其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二、汇率制度选择的理论分析
汇率制度选择理论萌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早期的汇率制度选择理论往往与国际收支调节理论的争论相伴随。以金德尔伯格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主张固定汇率制，他们认为：首先，固定汇率制将各经济体连成一个稳定整体，这无疑更有利于世界经济协调发展;其次，通货膨胀的传递在浮动汇率制下具有不对称性，即棘轮效应会引发世界总体物价水平上升;最后，浮动汇率制会影响短期资本流动，容易引发危机。而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则推崇浮动汇率制，他们认为浮动汇率制的优势有三条：一是可实现货币政策独立性，即浮动汇率可使一国摆脱稳定汇率的限制，通过运用货币政策来平稳经济波动;二是自动调节稳定器作用，即汇率由市场决定，实现内外均衡;三是“隔离墙”功能，即浮动汇率制可通过本币的升贬值来实现贸易平衡，从而避免外部经济周期因素对本国经济的冲击。总体看来，这一时期的理论争议有着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即争论双方过于关注汇率制度自身特点，而忽略了国家间差异对于汇率制度选择的影响。
在浮动汇率支持者与固定汇率支持者争执不下时，蒙代尔从要素市场一体化角度提出“最优货币区”理论，认为必须结合特定经济环境来选择汇率制度。蒙代尔在1963年从宏观政策搭配角度出发，提出开放经济条件下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有效性的分析理论，这一理论最終发展为著名的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其结论为：货币政策在浮动汇率下效果显著而财政政策则在固定汇率下作用明显。20世纪70年代后，学者们开始注意到国家间差异，因而争论的焦点逐渐转移到汇率制度选择与国家宏观经济运行间的关系上来，并由此产生“依附论”及海勒的“经济结构论”。“经济结构论”认为应该根据一国的经济结构特征来选择汇率制度，“依附论”进一步聚焦发展中国家，认为发展中国家只能选择钉住汇率制度。同样的，这一时期的理论研究也存在不足，如“经济结构论”仅关注了一国的经济结构因素，对产权结构、制度因素等并未给予充分关注，存在局限性。
20世纪90年代，新兴市场经济体频发货币危机与金融危机，这使得国际学术界开始关注国际资本高度流动背景下的汇率制度选择问题，汇率制度选择理论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概括而言，这一阶段的理论研究主要着力于如何应对货币危机以及解释为何发展中国家无法实现“两级制”。一方面，就货币危机相关理论而言，第一代危机模型由克鲁格曼建立，他基于“蒙代尔-弗莱明”模型提出“三元悖论”，即对一个开放经济中的国家而言，只能同时实现固定汇率、资本自由流动和货币政策独立性其中的一个或两个目标，而不能同时实现三个。此后，罗高夫和奥布斯菲尔德在1995年提出了“固定汇率已死”的假设，他们指出在资本自由流动情况下，固定汇率制有着相当高的维持成本，所以一国应该开始转向更灵活的汇率制度。这同时也是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退出战略”也诞生于此时期，多恩布什、戈德斯坦恩指出，若一个国家为了抑制通货膨胀而采取钉住汇率制度，那么最终会被更富有弹性的汇率制度所取代。第三代危机模型由麦金农和皮尔、常和韦拉斯科、克鲁格曼、米什金等人共同创立。同时，实践证明发生货币危机多为实行“中间汇率制度”的国家，而实行“角点汇率制度”的国家往往免受危机困扰。由此产生“中间制度消失论”（Eichengreen，1998;Fisher，2001），即中间汇率制度不可维持，能够长久存续的汇率制度只有固定汇率制度和浮动汇率制度。另一方面，部分学者对发展中国家不适合浮动汇率制的原因进行了探讨。“害怕浮动论”由卡尔沃和莱因哈特于2000年提出，他们认为一些国家出于对浮动汇率的担心，实际采用的却是“软”盯住。故对于大多数不适于浮动的新兴市场国家，应当实行完全美元化。由艾奇格林和豪斯曼提出的“原罪论”也指出，大多数新兴国家的金融市场不发达，因此采用哪一种汇率制度都无法解决投机冲击。
总体来看，汇率制度理论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经济环境的影响，人们对于汇率制度选择的研究重点总是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然而其研究趋势却始终未变，即汇率制度选择理论的研究越来越贴近现实，越来越趋向于全面和细化。但就国内近期研究而言，有关汇率制度的理论分析略为少见，仅有路继业（2015）对中间汇率制度的内在不稳定性进行了探讨。他创新性地在时间不一致性框架中对中间汇率制度进行完整建模，并利用面板VAR模型证明了中间汇率制度的内在不稳定性是由政策制定者与公众间目标差异程度与经济冲击性质和强度共同决定的，其研究为中国汇率制度转型提供一个可能的方向。
三、汇率制度选择的实证研究成果
从以上的理论分析中可以看出，由于经济学家所处时期不同、分析角度不同，汇率制度选择结果也往往各不相同。由此引出了问题：究竟选择何种汇率制度才是合意的？不同于屈指可数的理论研究，近年来关于汇率制度选择的实证研究可谓汗牛充栋，卷帙浩繁。具体而言，国内外众多学者主要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了实证考察。
（一）汇率制度与经济运行
在对汇率制度进行选择时，不能忽视对汇率制度与宏观经济之间关系的理解。关于汇率制度对经济的影响，学界已从经济增长、贸易、收入等角度进行了深入探讨。
1.汇率制度选择与经济增长。汇率制度选择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最早始于高希等人，他们基于IMF分类法，较早地对1960年至1990年IMF报告中140个国家的数据进行了分析，得出两结论：一是固定汇率制对应着更低和更加稳定的通货膨胀率;二是在固定汇率制下产出波动性更大。但在随后研究中，高希发现，在高收入和中高收入国家，浮动汇率制对应着较高的经济增长率，而在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汇率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显著关系。耶亚蒂和斯图辛格（2003）使用新的实际汇率分类法，研究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1974年至2000年183个国家的数据。他们发现，对于发展中国家，汇率弹性越小经济增长率越低，产出波动性越大。莱恩哈特和罗高夫依据市场汇率将汇率制度分为钉住、有限弹性、管理浮动、自由浮动和自由跌落五大类，他们认为统一汇率制度条件下的宏观经济表现优于复汇率制度。胡塞恩等人研究发现，随着一国收入水平以及金融发展程度提高，弹性汇率制能够带来较高经济增长率。
就国内近期研究而言，学者们的研究重点逐渐转向系统性地考察汇率制度选择与其它因素对经济的共同作用。其中，部分学者从资本流动视角做研究。如袁仕陈等人运用VAR模型，考察了不同汇率制度下国际资本流动的经济增长效应。他们认为固定汇率制度下，资本流入阻碍经济增长，资本流出推动经济增长，而浮动汇率制度下情况相反。李芳等人则基于RR自然分类法，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检验资本流动突然中断、汇率制度与经济增长三者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在资本突然中断时，采用弹性较小汇率制度的经济体受到负面影响更小。此外，还有学者研究了在资本账户开放的不同阶段下，汇率制度选择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其中崔红宇与戴金平构建了开放条件下新凯恩斯模型，发现一国在资本账户开放过程中，适当增加汇率弹性，有助于本国经济发展。
然而，总体来看，对于何种汇率制度最有利于经济增长这一问题至今仍未寻得最优解。这是因为基于不同汇率制度分类法得出的结论往往是不同的。故我们需要更全面地进行考察，汇率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仍有待深究。
2.汇率制度与贸易。从现有文献来看，多数学者对汇率制度能显著影响贸易这一观点给予肯定：固定汇率制度可以通过减少交易成本来增进贸易，而浮动汇率制度则可能通过汇率及时调整减缓世界市场对贸易的冲击，也有助于稳定本国宏观经济。就国内近期研究而言，主要从最优货币区理论出发，集中研究出口产品与汇率制度选择的关系。其中张璟和刘晓辉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于产品层面测算的出口分散化数据检验发现：不论采用何种汇率制度分类方法，均能得出扩展边际出口分散化程度越高，发展中国家越会选择更有弹性的汇率制度这一结论。雷文妮、李柔和崔小勇基于RR分类法，运用离散变量模型证明了出口产品多样性高的国家倾向于实施浮动汇率制，出口产品多样性低的国家倾向于实施固定汇率制，这与传统最优货币区理论相悖。
3.汇率制度与收入。就现有文献而言，研究汇率与收入关系的文献较为常见，关于汇率制度与收入关系的研究却屈指可数。在为数不多的研究中，梅尔基于LYS分类法和RR分类法研究了76个国家和地区汇率制度与低收人群间的关系。研究表明，不论基于何种汇率制度分类法，中间汇率制度均能够提升发展中国家低收人群的收入水平，国内学者崔小勇、张鹏杨以及张晓芳等人的研究结论与梅尔相似。进一步地，陈金至、尹依依和钱程等人认为汇率制度与收入差距间存在着U型关系。
通过对上述研究进行归纳，我们发现对于汇率制度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学术界还存在明显分歧。这些分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1）汇率制度分类差异。现有研究在分类依据和分类方法上有较大差异，这无疑会对结论产生影响。（2）在汇率制度与宏观经济变量的诸多关系中，有增强和抵消的部分，很难断定究竟固定汇率与浮动汇率哪个更好。（3）各国经济发展水平、金融成熟度、经济开放度等方面存在差异，故汇率制度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效果不同，导致在汇率制度选择上难以得出一致结论。总之，对于汇率制度与宏观经济影响这一问题有待理论和实证的进一步探讨。值得重视的是，既有文献多集中于从宏观经济层面解释汇率制度的影响，鲜有对社会福利效应进行探讨。此外，既有文献的分析往往局限于需求和总量方面，有待于从供给和结构角度深入探究。
（二）汇率制度与“三元悖论”
“三元悖论”自被克鲁格曼提出以来，便始终是国际金融研究热点。由此，众多学者选择在“三元悖论”框架下进行汇率制度选择的研究。作为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的直接表述，“三元悖论”通过三角形清晰地指明独立货币政策、汇率稳定与资本完全流动性无法同时实现。纵观我国近期研究，大致可归为以下三类：
1.货币政策与汇率制度选择的关系。代表性的如杨柳、黄婷采用结构因素增强型向量自回归模型，比较分析了我国汇改前后不同汇率制度弹性对货币政策有效性和独立性的影响，刘晓辉和张璟则对2000年以来的全球汇率制度和货币政策框架演变进行了分析，认为实行汇率锚和通货膨胀盯标制的货币政策框架（FIT范式）在浮动汇率经济体中正日渐盛行，越来越多的新兴市场經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成为实行FIT范式的主体。
2.资本流动与汇率制度选择的关系。对于资本流动程度高的国家更倾向浮动汇率制还是固定汇率制的问题至今未形成一致看法：一方面，根据“三元悖论”，为实现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流动程度越高的国家越会倾向于选择浮动汇率制;另一方面根据“最优货币区”理论和“货币错配”理论，资本流动程度高的国家反而会选择固定汇率制。相对应，部分既有经验研究为“三元悖论”观点提供了有力证据（Edwards，1996;Poirson，2001;Levy-Yeyatietal.，2010），部分实证分析所得结论却截然相反（Savvides，1990;Markiewicz，2006;Bearce & Hallerberg，2011），甚至还有研究发现资本流动对于汇率制度选择并没有显著影响（Juhn&Mauro，2002;Hossain，2009）。为探寻分歧出现原因，肖潇等考察不同类型的资本流动对于汇率制度选择的影响。他们发现，无论采用何种汇率制度分类方法，组合投资资本、短期资本和权益资本流动程度越高的经济体越可能选择更具弹性的汇率制度，这为“三元悖论”观点提供证据支持。
3.资本账户开放与汇率制度选择的关系。不论理论层面或实证层面，既有研究未就资本账户自由化对汇率制度选择影响形成一致观点，刘晓辉等发现资本账户自由化测算方法是导致结论分歧的主要因素之一，他们通过实证证明了采用名义测算法衡量资本账户自由化程度时，资本账户自由化程度越高的发展中国家更倾向于选取更具弹性的汇率制度，而采用事实测算方法会得出相反结论。此外，另有部分学者运用DSGE模型对汇率制度改革与资本账户开放路径与顺序进行了探讨，其中胡小文、张上峰认为在完成资本账户开放之前，应先实现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但刘金全、张菀庭和徐宁则表达不同观点，认为目前中国现状更符合“二元悖论”，也就是即便在浮动汇率制条件下，资本项目自由化与货币政策独立性仍不可兼得，利率市场化并不是资本项目自由化的前提。
（三）汇率制度与经济冲击
汇率制度与货币危机及金融稳定的探讨集中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东亚金融危机后，许多经济学家将危机的发生归咎于东亚各国实行的钉住汇率制度（Obstfeld & Rogoff，1995;Willianmson，2001，2002），认为汇率制度弹性的增加可以吸收外部冲击。但在2015年8月，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改革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暴跌，跨境资本大量流出。我国的案例表明增加汇率制度的弹性会放大外部冲击，增加跨境资本流动，这显然与理论结论相悖。由此，引发了新一轮关与浮动汇率制度究竟能否有效减缓外部冲击的探讨。一方面，王道平、范小云和陈雷认为，一国政府对外宣布的汇率制度弹性越大，负向外部冲击越容易引发自我实现式的货币危机，这一观点得到李芳、卢璐和卢逸扬的支持。然而，刘粮和陈雷发现尽管缓冲作用相对较小，但浮动汇率制度仍具有外部冲击缓冲器作用，能够有效吸收国外利率对净资本流动的冲击。关于汇率制度与货币危机关系的争论仍未得出一致结论。尽管学界对此问题已经进行充分讨论，但仍存在以下不足：一是现有研究多为理论探讨，实证分析略显薄弱，有必要结合数据进一步检验;二是本文认为汇率制度分类不一致性是导致分歧的主要原因之一，且事实上许多经济体的实际汇率制度与名义汇率制度不一致，采用名义分类法往往难以如实反映真实情况;最后，本文认为汇率制度并非引发货币危机的唯一因素，在讨论汇率制度弹性与外部冲击的关系时，需要同时对其他影响因素给予充分考虑。
四、小结
由上文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一是没有普适性的汇率制度，各种形式的汇率制度均有优劣;二是汇率制度随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但从长期来看各国朝着更为灵活的汇率制度演变;三是发展中国家往往有特殊的经济金融环境，与发达国家相比，其汇率制度选择更易陷入困境;四是我国汇率制度改革必须考虑现实情况，不能一味照搬西方汇率制度选择理论。货币政策、资本控制、出口竞争力等涉及内外部均衡因素均对我国汇率制度选择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实行弹性化的人民币汇率制度是大势所趋。
在上述几方面研究中，仍有待完善之处：一是对于汇率制度选择的研究，在多方面未形成统一的结论，且在国内近期研究中，多以实证分析为主，理论方面的创新较罕见;二是研究多从“三元悖论”与资本流动角度展开，虽然能得出合理结论，但研究存在片面性，亟需从多元化视角对汇率制度选择问题进行考察;三是现有文献较为注重研究汇率制度选择对于国家整体影响，少有文献对汇率制度选择的社会影响给予关注，在国内近期研究中，仅陈金至、尹依依和钱程对汇率制度与收入不平等关系进行探讨。
总体而言，现有研究表明汇率制度受多种因素影响，汇率制度需要根据主导影响因素变化做出相应调整。需指出的是，目前理论界很难将具有较强独立性的因素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内，故虽然每一视角的局部均衡分析都给出了汇率制度选择的依据，其结论对于汇率制度的选择仍不具有一般性指导作用，但这不意味着否定将单一视角作为主导因素所得结论的现实指导意义。笔者认为，就汇率制度选择而言，不存在普适性的最佳选择，匯率制度的选择更大程度上是多种汇率制度形式的并存与相互转换。
参考文献：
[1] 路继业.中间汇率制度的内在不稳定性：对“两极化”的新解释[J].世界经济，2015（4）
[2] Reinhart C M， Rogoff K S. The modern history of exchange rate arrangements： a reinterpretation[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4（1）
[3] 李芳，卢璐，卢逸扬.资本流动突然中断、汇率制度与经济增长[J].财贸经济，2018（2）
[4] 雷文妮，李柔，崔小勇.出口产品多样性与汇率制度选择[J].金融研究，2018（7）
[5] 刘晓辉，张璟.汇率制度与货币政策框架：演变、特征与启示[J].国际金融研究，2018（1）
[6] 肖潇，张璟，刘晓辉.分类资本流动与汇率制度——来自162个经济体的经验证据[J].国际金融研究，2017（4）
[7] 刘金全，张菀庭，徐宁.资本账户开放度、货币政策独立性与汇率制度选择：三元悖论还是二元悖论[J].世界经济研究，2018（5）
[8] 王道平，范小云，陈雷.可置信政策、汇率制度与货币危机：国际经验与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启示[J].经济研究，2017（12）
[9] 刘粮，陈雷.外部冲击、汇率制度与跨境资本流动[J].国际金融研究，2018（5）
（作者单位：韩树新，河北经贸大学 河北石家庄 050051;孟玟伊，江西财经大学 江西南昌 330013）
[作者简介：韩树新，河北经贸大学教授，研究方向：Clifford分析;孟玟伊，江西财经大学国际学院学生，研究方向：国际经济与贸易CITF。]
（责编：贾伟）
作者：韩树新 孟玟伊
汇率制度选择论文 篇2：
汇率制度选择理论的回顾与展望
[摘要]汇率制度选择一直是国际金融领域备受关注的一个问题。文章对汇率制度选择的研究方法及视角进行了总结，并对传统的汇率制度选择理论和汇率制度的新进展进行了论述，进而对未来汇率制度选择的研究进行了展望。认为：由于存在“恐浮”，应该依据实际实行的汇率制度而不是官方宣布的汇率制度进行研究；从动态角度进行汇率制度转换的研究也是很重要的发展方向；应该对中间与两极汇率制度进行统一的界定，建立支持或反对“中空论”的严格理论框架。
[关键词]汇率制度；汇率制度的选择；中空论；恐浮论
汇率制度选择一直是国际金融领域很受关注的一个问题，选择合理的汇率制度是各国在经济发展进程中面临的至关重要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货币危机频繁爆发，导致对汇率制度选择理论研究再次掀起高潮，本文将追本朔源，对学者们的研究进行回顾与总结，以期对后来人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研究方法及视角
（一）宏、微观分析框架
1.宏观分析框架
早期的汇率制度选择理论是随着二战后开放经济的宏观经济学的出现而逐步展开的，以Kindleberger和Friedman为代表，从宏观经济均衡的政策目标出发，对固定汇率与浮动汇率孰为最优展开了讨论。蒙代尔－弗莱明模型（M-F模型）将汇率制度选择与其它宏观政策目标结合起来，为后来的研究建立了一个精巧的分析框架。随着汇率决定理论的进展，多恩布什的“超调理论”大大扩展了M-F模型，使其扩展为M-F-D模型，其一个重要的结论是在粘性价格和浮动汇率条件下，货币冲击可能影响实际经济，导致价格和产量的大幅变动和调整时间的延长，认为当货币需求的冲击是经济干扰的主要来源时，固定汇率优于浮动汇率。
2.微观分析框架
随着对国际资本流动、外汇投机行为、国际政策协调等领域的深入分析，微观经济分析方法逐渐被开始用于考察汇率制度选择问题。以Laidler（1988）[1]为代表的微观经济效率论主要从交易成本的角度分析了不同汇率制度对微观经济效率的影响，得出了为了使跨国交易者承担的交易成本最小化，全球统一货币是最好选择的结论。1995年Obstfeld 和Rogoff的著名论文《再论汇率动态变化》[2]的发表，开辟了“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的时代，由于融入了微观经济基础，福利分析框架被引入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模型进行汇率制度分析，认为一国在选择固定汇率制度还是浮动汇率制度时，依据的是哪一种汇率制度选择带来的损失最小。
（二）静态分析、比较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
1.静态与比较静态分析
20世纪70年代以前，汇率制度选择理论的内容主要限于固定和浮动之争，其分析方法主要以传统宏观经济学分析为基础的静态和比较静态的成本——收益分析。M-F模型利用比较静态的总需求分析框架，指出开放经济条件下，浮动汇率与固定汇率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其收益取决于经济冲击的性质。
2.动态分析
随着宏观经济分析方法的进步，理性预期等因素被引入汇率制度分析，对汇率制度的考察逐渐向动态化发展。名义锚理论就是针对20世纪80年代许多国家的高通胀现象，利用理性预期和动态一致性理论对汇率制度进行考察，认为一国汇率应当有较大的刚性或者完全固定，使政府能够获得声誉，从而降低通货膨胀。周继忠（2004）[3]将过去的汇率制度选择也作为当期决策的解释变量，构成了汇率制度选择的动态选择模型，发现同一国家的汇率制度选择常常有较高的序列相关性,其主要原因是汇率制度选择中存在明显的状态依赖性。Husain,Mody and Rogoff(2005)[4]发现一些主要的全球性和地区性的事件影响汇率制度转换的频率。对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而言，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和90年代早期的中东欧与前苏联转轨使得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汇率制度转换频率更高；90年代后期，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面临的金融危机也使其再次提高汇率制度转变频率。汪茂昌（2005）[5]通过研究发现，1990～2002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汇率制度发生了28次汇率制度转型，其中有20次转向更具有弹性的汇率制度，8次转向钉住汇率制度。
（三）政治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视角
1.政治经济学分析视角
汇率制度的选择不仅是经济学研究的问题，它既涉及国内政治经济秩序安排，又是一国政治经济制度对外的体现。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分析汇率制度选择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如政府声誉、政府强弱程度、政治稳定性以及立法和选举制度等。
政府声誉是公众对于政府履行政策承诺或义务的可能性的判断，反映了政府在公众心目中的可信度。关于政府声誉与汇率制度选择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哪一种汇率制度更有助于提高政府声誉。一般来说同浮动汇率制度相比，灵活性较低的汇率制度有助于提升政府声誉。
政府强弱程度对汇率制度选择的影响体现在弱政府由于会通过效用比较选择特定时期的政策，不受以往承诺的约束，因此比强政府更倾向于有扩张财政的压力，许多政府采用钉住汇率制度来引入一种公信力，避免这种压力。Levy-Yeyati, Sturzenegger and Reggio（2004）[6]认为弱政府使得钉住汇率制度更加难以维持，尤其在战争和社会动乱期间，政府更容易屈从于来自国内利益团体的压力。他们采用当局当政时间、国会政治的herfindahl指数（herfindahl index of congressional politics）以及选举竞争力立法指数（legislative index of electoral competitiveness）来作为政府强弱的代理变量，实证结果表明强政府确实提高了采用钉住汇率制度的概率。
一国政局的稳定性对汇率制度的选择也有重要的影响，一般认为政治不稳定导致了更高的浮动汇率制度的可能性，因为这样的国家缺乏政治能力和政治支持来维持固定汇率制度。稳定的政权有利于政府考虑一些更长远的经济目标，如低通货膨胀。不稳定的政权使政府对未来的考虑更少，对长期固定汇率所需的反通胀的纪律性不那么关心，这使低通胀的重要性大打折扣，政府考虑得更多的是如何刺激经济以赢得选票，持续的经济刺激会导致通货膨胀使政府迫于压力而贬值。Edwards（1996）[7]认为在政治不稳定对汇率制度选择的影响中，实际上有两个相互抵消的力量：首先，较高的政治不稳定增加了放弃钉住汇率制度的成本，因此减少了政府事后再选择钉住汇率制度的可能性；第二，较高的政治不稳定性增加了当局的贴现率，使其对未来考虑更少。这样政治不稳定对事后选择钉住汇率制度影响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所以政治不稳定对汇率制度选择的影响还需要经验验证。Benassy-Quéré and Coeuré（2002）[8]发现使用内阁变化的频率作为政治不稳定性代理变量在事实汇率制度分类中增加了采用中间汇率制度相对于两极汇率制度的概率，但是在官方汇率制度分类中并没有显著的影响。
立法和选举制度对汇率制度选择的影响是这样的，一般认为，联盟政府比占多数席位的政府更加不稳定，如果从政治不稳定对汇率制度选择的影响来看，联盟政府有更高的选择浮动汇率制度的可能性。但是在胜利者占有一切（winner-takes-all）的多数选举制度（majoritarian electoral system）中，执政党对政策工具，尤其是对货币政策有绝对的控制权，可以确保他们再次当选。因此，在多数选举制度中执政党更偏好浮动汇率制度。比例选举制度（proportional system）可以分为反对党比例高和反对党比例低两种情况，反对党比例低的立法体系中，由于反对党没有力量影响政策，类似于多数选举制度，偏好浮动汇率制度；而反对党比例高的立法体系，反对党对政策的制定过程有较大的影响力，固定汇率制度有助于解决政策冲突，因此，偏好固定汇率制度。邝梅等（2007）[9]运用新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分析了利益集团、民主化程度、选举制度和政党等政治因素对新兴市场国家汇率制度选择的影响。
2.制度经济学分析视角
随着产权理论的出现和发展，有些学者开始运用产权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分析汇率制度的安排和演变。袁鹰(2001)[10]从产权理论角度将汇率制度质的规定性归纳为四个方面：汇率的元数、汇率变动的灵活性、汇率水平的确定机制以及本币的可兑换性。刘海虹(2001)[11]从契约经济学的角度重新审视汇率制度的安排与选择，强调汇率制度安排的选择与相应的产权制度安排具有高度的依存和互动关系。建立在制度理论基础上的汇率选择理论，则将汇率制度的选择作为一种强制性的制度变迁，研究制度的供给与需求。一国政府作为汇率制度选择的主体，只有当其预期收益高于强制推行制度变迁的预期成本时，他才会采取行动来增加汇率制度的供给、消除制度的不均衡。尽管如此，如果新汇率制度的选择会降低产权主体可获得的效用或威胁到产权主体的利益，那一国可能仍然会维持某种无效率的汇率制度。
二、汇率制度选择理论发展
（一）传统的汇率选择理论
1.M-F模型
早期的汇率制度选择理论主要与固定汇率制、浮动汇率制孰优孰劣相关。浮动汇率制的支持者认为浮动汇率制可以通过汇率波动隔绝外部通货膨胀。然而推崇固定汇率制的经济学家认为，固定汇率能够规避汇率风险、促进国际贸易和投资；固定汇率制还可为企业设立一个清晰的、可监督的目标，政府虑及“声誉”，通常不会轻易对之进行突然的升贬，因而它具有较强的刚性，可起驻锚作用。究竟哪一种汇率制度更理想双方一直争执不下。M-F模型以一个开放的小型国家为分析对象，考察了开放经济条件下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在不同汇率制度下的不同作用，从而指出，浮动汇率制度与固定汇率制度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其收益取决于经济冲击的性质，如果冲击主要是名义的，那么固定汇率有助于减少国内产出的波动；如果冲击主要是实际的，那么浮动汇率更好。
2.最优货币区理论（OCA）
最优货币区理论是汇率制度选择方面较有影响的理论，由Mundell开创，该理论认为不能笼统而抽象地谈论汇率制度的优劣，应该着眼于不同国家的具体经济特征，并根据这些国家的具体特征探讨汇率制度的适用性。经济开放度以及经济规模是McKinnon提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评价标准，一般认为贸易开放度高的小国应选择固定汇率制度，而贸易开放度低的大国则可以从汇率浮动中获益。其他导致固定汇率制度被选择的因素还有生产要素较高的流动性、生产与外贸结构的多样性等等。另外，传统的最优货币区理论也强调了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对组建共同货币区的影响，如果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当，具有相似的经济结构，那么各国面对的外界冲击就是对称的，可采用同样或类似的货币政策予以抵消，就不需要独立的货币政策。因此，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经济结构趋同的国家有可能形成货币联盟。最优货币区理论既开创了根据各国经济结构特征具体来分析汇率制度，又为区域货币一体化分析提供了分析框架。
3.汇率目标区理论
Williamson(1965)[12]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实行可调整盯住汇率制度，但是这种制度在资本高速流动的情况下容易遭受投机性攻击，需要采用一种不易遭受投机压力的汇率制度——爬行钉住制。Williamson(1985)[13]主张建立一个中心汇率上下各10%的汇率目标区，目标区的维持不需要太多的努力，货币当局的干预只是偶尔为之。Krugman(1991)[14]则把这种汇率目标区思想加以理论化、形式化，形成了经典的Krugman汇率目标区理论模型。沿着爬行钉住和目标区理论路径，经济学家提出了爬行带以取代爬行钉住和汇率目标区。Dornbusch和Park (1999)[15]又将爬行钉住、目标区和爬行带统称为“BBC规则”， 该规则包括三方面内容：（1）是每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都应钉住一个“货币蓝子”，而不是钉住主要贸易伙伴国家的单一货币；（2）发展中国家应确保钉住的汇率在一个合理的较宽的范围内浮动，即确定一个汇率目标区；（3）为目标区设立一个中心汇率。
（二）汇率制度选择理论的新发展
1.原罪论
Hausmann，Panizza and Stein（ 2000）[16]认为由于金融市场的不完全性，其货币又不是国际货币，不能用于国际借贷，甚至在本国市场上，也不能用本币进行长期借贷，一国的国内投资不出现货币错配，便出现期限错配。因此，企业面临一种“魔鬼的选择”：要么借美元而招致货币错配，或者用短期贷款来做长期用途而出现期限错配，这就构成了外部融资的内在风险，无论采取哪种汇率制度，这种风险都将存在，因而被称为 “原罪”。原罪论最重要的政策结论就是，在原罪存在的情况下, 由于无论企业或政府都不愿汇率变动，因此汇率难以浮动；政府在固定汇率制度下又会陷入两难：当投机袭来之时, 一方面, 政府无法用货币贬值来缓解压力, 另一方面也不能用提高利率来保卫本国货币, 最后只得听任金融崩溃。现有的固定汇率制或浮动汇率制都无法解决原罪问题, 因此, 最好的办法, 便是把部分美元化变为全部美元化（张志超 2002）[17]。但是沈国兵（2002）[18]认为根据原罪论实行完全美元化至多对于一些小型开放经济可能是适合的。因为原罪论以金融市场不完全为前提基础，对于金融市场相对完全的发达市场经济和金融市场相对不完全的封闭经济（不存在利率和汇率的传递机制），该假说得出的结论是不成立的。
2.恐浮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恐浮论”来解释为什么许多国家官方公布的汇率制度是浮动汇率制度，而在实际上采用的却是钉住汇率制度，尤其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它们对外汇市场进行强有力的干预以维持汇率的相对稳定。对于“恐浮论”，一般认为是货币替代和货币错配的资产平衡表效应的存在使得企业和政府都不愿汇率浮动，这些国家政府和私人部门债务大部分是以硬外币来定值，在情况不利时会强烈抑制货币大幅贬值，因为货币的迅速贬值对货币错配的资产平衡表效应有巨大的影响，资产负债表上的负债数额立即上升，使得借款企业净值大幅缩水，从而陷人财务困境。当货币错配情况较为严重时，大量未对冲的汇率风险会提高货币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如果这些国家不能在降低货币错配方面取得进展的话，它们只能选择对美元保持高度稳定的软钉住汇率制度，或者只能采取激进的方法——即实行本国经济的美元化。Poirson（2001）[19]就认为一国外币定值债务等指标也会对各国汇率制度选择产生重要影响。一般来说，一国的外币定值负债越多，汇率变动可能引起的风险效应越大，也宜于选择固定汇率制。Levy-Yeyati, Sturzenegger and Reggio（2004）[20]以负债美元化程度作为货币错配程度的代理变量，发现较高的负债美元化程度的国家倾向于选择不太灵活的汇率制度。陈建斌（2006）[21]认为发展中国家普遍遇到了货币错配与汇率制度选择的两难困境，僵硬的汇率制度为货币错配风险的累积提供了正向激励，加深了货币错配，货币错配程度的加深强化了汇率制度的“浮动恐惧”，必须采取有效措施走出这个困境。
3.中空论
传统的汇率制度选择理论主要围绕固定汇率与浮动汇率孰优孰劣展开，但是20世纪90年代新兴市场频繁爆发危机以来，一些经济学家似乎统一把矛头对准了中间汇率制度安排，认为唯一可持续的汇率制度是超级固定（货币局、货币联盟和美元化）或完全浮动汇率制度，这种流行的观点就是“中空论”。“中空论”由1994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Eichengreen（1994）[22]针对1992～1993 年间欧洲汇率机制危机首先提出，此后得到了Obstfeld 和Rogoff(1995)[23]、Fisher(2001)[24]等的支持。但也有一些学者对该理论持反对意见，如著名的汇率经济学家Frankel(1999)[25]等。
“中空论”的主要理论依据是蒙代尔的不可能三角，即在理论上固定汇率、自由资本流动和独立货币政策这三者之间只能同时实现其中的两个目标，任何同时实现三个目标的尝试都可能以货币危机而告终。Frankel、Schmuk ler 和Serven ( 2000 )[26]用“可核验性”来建构“中空论”的理论基础。他们认为处于两极的汇率制度, 如完全的钉住制或完全自由的浮动制, 对公众来说就比较简单, 比较容易进行核验。所以, 各国会最终选择这些可核验的汇率制度而放弃中间制度。“可核验性”理论只是试图为“中空论”提供一个可能的理论根据。事实上， Frankel (1999)[27]认为，对于许多国家来说，中间汇率制度通常比角点汇率制度可能更合适，特别地，对于大规模资本流动尚不构成问题的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而且，对于适合建立共同货币的区域，中间汇率制度比角点汇率制度更可行，他曾强调，没有任何一种汇率制度在任何时候对任何国家都同时适用。Baillu 和 Murray(2002)[28]认为在工业化国家比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中空论”更加成立。虽然采用中间汇率制度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比10年前少，但是中间汇率制度仍然是一种普遍的选择。Williamson （2000）[29]认为就现阶段发展中国家而言，唯一与政策相关的问题是如何设计和操作中间汇率制度。
三、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一）依据实际实行的汇率制度（de facto）而不是官方宣布的名义汇率制度(de jure)对汇率制度选择进行研究
Fischer (2001)[30]曾经使用IMF的官方分类法，考察了20世纪90年代IMF185个成员国的汇率制度，发现对于那些向国际资本流动开放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来说，钉住制度确实是不可持续的。针对Fisher得出的汇率制度两极化的结论， Baillu and Murray(2002)[31]指出：Fisher的实证研究是基于“官方分类”的汇率制度，这种“官方分类”的汇率制度的资料是由IMF收集而由各成员国负责提供的，但各国上报的汇率制度和它实际执行的汇率制度有可能不一致。Bubula and Ötker-Robe（2002）[32]认为从IMF官方汇率制度统计来看，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汇率制度演变似乎支持“中空论”，越来越多的国家实行货币局制度、加入货币区或是美元化，实行浮动汇率的国家也翻倍了。但是根据官方宣布的汇率制度和实际实行的汇率制度是有区别的。许多经济学家依据各国实际实行的汇率制度进行研究，Levy Yeyati and Sturzenegger (1999)[33]构建了LYS分类方法，把汇率制度划分为五类：固定汇率制度、爬行汇率制度、肮脏汇率制度、有弹性的汇率制度和其他汇率制度。Reinhart and Rogoff (2002)[34]构建了RR分类法，他们以20世纪40年代以来基金成员汇率历史年的有关数据为依据,构筑了15种类型安排，他们所构建的汇率制度分类法为许多经济学家在研究中采用。因此，未来依据实际实行的汇率制度而不是官方宣布的名义汇率制度研究汇率制度选择是一个共同的选择。
（二）从动态角度对汇率制度的可持续性及转换进行研究
在现阶段，几乎很少有国家愿意让市场来自由决定其货币汇率，各种中间汇率制度仍然是比较现实的选择，而且汇率制度的选择并不是一次性的（once and for all）。Masson（2001）[35]指出，历史上各国经常自愿或非自愿地改换其汇率制度。例如当一国处于高通货膨胀时，可能采用固定汇率制度，但当通货膨胀下降以后，由于对外竞争力的下跌，便可能放弃这一制度。沈国兵（2002）[36]根据现实中各国汇率制度选择的多因素差异性与互动性，提出了“多种汇率制度形式并存与相互转换”的假说。丁一兵（2005）[37]在特定发展中国家合意汇率制度的动态变化基础上，指出发展中国家选择汇率制度的原则明显不同于发达国家，随着经济的发展，发展中国家的合意汇率制度将经过浮动一固定一浮动的动态转化过程。
Wolf(2001)[38]选取1975～1999年间作为样本期间，将汇率制度分为六类，研究了汇率制度之间相互转换的数量和持续期。从每种汇率制度实际维持的时间来看，严格钉住制度的持续期最长，均值为14.9年；单一货币钉住和货币篮子钉住的持续期次之，均值约为9～10年；而浮动汇率制度的持续期较短，均值约为5～6年。Husain,Mody and Rogoff(2005)[39]发现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钉住汇率制度比其他汇率制度持续期短；在发达国家，中间汇率制度（包括有限灵活和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比其他汇率制度持续期短。自由浮动汇率制度在发达国家是十分持久的，但是在新兴市场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却是十分脆弱的。
现实也表明，在发展中国家，由于金融市场发育不完善，实行完全的自由浮动汇率制度并不可行，其汇率制度转换实际常变动于不同的中间汇率制度之间，因此对于汇率制度的可持续性及转换的研究也是一个重要的方向。
（三）研究汇率制度与经济绩效的关系
许多经济学家试图通过对不同汇率制度与经济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来证明两极汇率制度是否优于中间汇率制度。Ghosh等(2000)[40]比较了货币局制度、钉住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下的经济运行状况，得出的结论是：货币局制度下经济增长最快，浮动汇率制次之，最后是钉住汇率制。Husain,Mody and Rogoff(2005)[41]发现对于经济不发达的国家，钉住汇率制度较好，可以实现高通胀和汇率制度的持久性。但是，钉住汇率制度不稳定而且易导致危机，随着一国经济金融发展，将会从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中受益；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浮动汇率制度更加可持续而且可以实现经济高增长；对新兴市场经济的研究发现汇率制度与经济表现之间没有很强的联系。
在传统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这两项指标之外,一些研究也拓展到了对中间汇率制度与金融脆弱性之间关系的研究。Aizenman and Hausmann(2000)[42]认为由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金融体系不发达，它们从固定汇率制度中获取的收益要比工业化国家高，但是不发达的金融体系与汇率制度结合却易遭致投资性攻击。Rogoff et al（2003）[43]认为对于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的早期固定或者相对僵化的汇率制度可以在不牺牲增长目标的情况下提供反通胀的公信力；随着一国经济与制度的发展，政府和私人部门以本国货币借贷变得比较容易，汇率波动的风险下降了，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显示出更大的收益。
经验分析表明，汇率制度并不是一个外生变量，也不是一个独立于一国国情和国际环境的政策选择问题，而是取决于一系列经济和政治因素的内生变量，因此要选择最适合的汇率制度，必须研究汇率制度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
（四）对中间与两极汇率制度进行统一的界定，建立支持或反对“中空论”的严格理论框架
1999年1月1日IMF重新依据实际汇率制度而不是官方宣布的汇率安排对各成员国汇率制度进行了新的分类将不事先宣布汇率路径的管理浮动和独立浮动分别作为一类汇率制度。Fischer(2001)[44]根据研究需要，依据IMF新的汇率制度分类方案把汇率制度划分为三大类，将IMF的不事先宣布汇率路径的管理浮动和独立浮动归入到浮动汇率一类中。沈国兵（2002）[45]认为许多经济学家在围绕“中空论”汇率制度假说进行论战时并没有遵循一个一致的中间汇率制度内涵界定，因而也就难以判断谁是谁非，大大地削弱了其应有的理论说服力。一般来说超级固定一极包括货币局制度、美元化和货币联盟已经取得共识，但是将管理浮动归入浮动一极还是归入中间汇率还没有定论，其对“中空论”假说的经验论证有显著的影响。
“中空论”的理论依据均有一定道理，但是也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漏洞，都不能从理论上证明两极汇率优于中间汇率，Frankel (2004)[46]认为现在还不存在支撑“中空论”假说的理论基础。所以经济学家们对“中空论”假说在理论上并没有形成一致的观点，关于中间汇率制与浮动汇率制孰优孰劣的争论仍将继续下去，建立支持或反对“中空论”的严格理论框架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研究课题。
[参考文献]
[1]Laidler，D.. what remains of the case for flexible exchange rates[Z].pakistan development review,1988:27.
[2]Obstfeld, M. and K. Rogoff.Exchange rate dynamics redux[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5,103: 624-660.
[3]周继忠.发展中国家的汇率制度选择[J].财经研究，2004,(6):30-43.
[4]Husain, Mody,and Rogoff.Exchange rate regime durability and performance in developing versus advanced economies[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005,52 :35-64.
[5]汪茂昌.新兴国家汇率制度转型的比较研究[J].亚太经济，2005,(3):47-51.
[6][20] Levy-Yeyati, E., Sturzenegger and reggio.on the endogeneity of exchange rate regimes[N]. Paper provided by Universidad Torcuato Di Tella in its series Business School Working Papers with number veintiuno,2004.
[7]Edwards, S. The Determinants of the Choice between Fixed and Flexible Exchange-Rate Regimes[N].NBER Working Paper No.5756 ,1996.
[8]Benassy-Quéré and Coeuré.The Survival of Intermediate Exchange Rate Regimes[EB/OL].http://www.cepii.fr/anglaisgraph/workpap/pdf/2002/wp02-07.pdf.2002.
[9]邝梅,王杭.影响汇率制度选择的政治因素——东亚和拉美新兴市场国家的实证分析[J].国际金融研究，2007,(10):26-33.
[10]袁鹰.论汇率制度选择中的产权制衡作用[J].南开经济研究， 2001,(2) :26-30.
[11]刘海虹.人民币汇率制度安排的产权经济学分析[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3.
[12]Williamson, John.The Crawling Peg[M]. Princeton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Finance no. 50,1965.
[13]Williamson, J..The Exchange Rate System[M].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85.
[14]Krugman, P..Target Zones and Exchange Rate Dynamics[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1:669-682.
[15]Dornbusch, R. and Park.Flexibility or Nominal Anchors[M]. Exchange Rate Policies in Emerging Asian Countries, Routledge, London,1999.
[16]Hausmann, Panizza, and Stein .Why Do Countries Float the Way They Float?[R].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Working, 2000: 418.
[17]张志超.汇率制度理论的新发展:文献综述[J].世界经济，2002,(1):13-22.
[18][36][45]沈国兵.汇率制度选择：理论综述及一个假说[J].世界经济文汇,2002,(3):63-78.
[19]Poirson, Helene.How Do Countries Choose Their Exchange Rate Regime[N].IMFWorking Paper,WP/2001/46.
[21]陈建斌.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错配与汇率制度选择困境[J].广东金融学院学报，2006,(5):44-50.
[22]Eichengreen, Barry.International M onetary Arrangements for the 21st Century[M].Wash 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1994.
[23]Obstfeld, M aurice and Kenneth Rogoff .The Mirage ofFixed Exchange Rates[J].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1995,9(4):73- 96.
[24][30][44]Fischer, Stanley.Exchange Rate Regimes： Is the Bipolar Correct?[J].Delivered at the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Economics Association, New Orleans, 2001,(6).
[25][27] Frankel Jeffrey A.No Single Currency Regime is Right for All Countries or at All Times[N].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 7338, September 1999.
[26]Frankel, J. Schmukler, S. and Serven, L..Verifiability and the Vanishing Intermediate Exchange Rate Regime[N]. NBER Working Paper No.7901,2000.
[28][31]Bailliu and Murray. Exchange Rate Regimes in Emerging Markets[J].BANK OF CANADA REVIEW,2002.
[29]Williamson, John.Designing a Middle Way Between Fixed and Flexible Exchange Rates[J].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presented to a conference on “Monetary and Exchange Rate Policies: Options for Egypt”organized by the Egyptian Center for Economic Studies in Cairo on 19-20 November 2000.
[32]Bubula and ötker-Robe.The Evolution of Exchange Rate Regimes Since 1990: Evidence from De Facto Policies[N].IMF Working Paper 02/155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2002.
[33]Levy-Yeyati, E. and Sturzenegger.Classifying Exchange Rate Regimes: Deeds vs. Words [EB/OL].http://www.utdt.edu/1999:34-38.
[34]Reinhart, C. and K. Rogoff.The Modern History of Exchange Rate Arrangements: A. Reinterpretation[N].NBER Working Paper No.8963,2002.
[35]Masson, P.R..Exchange Rate Regime Transitions[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01,64 (2):571-586.
[37]丁一兵.汇率制度选择[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144-175.
[38]Wolf, H..Exchange Rate Regime Choice and Consequences[N]. NBER October,2001.
[39][41]Husain, Mody,and Rogoff.Exchange rate regime durability and performance in developing versus advanced economies[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2005,52:35-64.
[40]Ghosh, Gulde, and Wolf . Currency Boards: More than a Quick Fix?[J].Economic Policy :An European Forum , 2000, 31:269- 335.
[42]Aizenman,J. and Hausmann, R.Exchange Rate Regimes and Financial-Market Imperfections[N]. NBER Working Paper No. 7738,2000.
[43]Rogoff, K. ，AM Husain, A Mody, R Brooks, N Oomes.Evolution and performance of exchange rate regimes[N].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king Paper No03/243,2003.
[46]Frankel Jeffrey A.Experience of and Lessons from Exchange Rate Regimes in Emerging Economies[M]. Monetary and Financial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 The Way Ahead, edited by Asian Development Bank (Palgrave Macmillan Press, New York), 2004, (2):91-138.
The Choice of Exchange Rate Regime: Retrospect and Expectation
Zhao Yuping
（Economy and Trade college of Tianjin commercial university, Tianjin300134, China）
Key words: exchange rate regime；the choice of exchange rate regime；hollowing out；fear of floating
（责任编辑：张积慧）
作者：赵玉平
汇率制度选择论文 篇3：
经济冲击与汇率制度选择
摘要：汇率作为一重要的经济变量，其决定基础及其波动的形成也离不开经济冲击的重大作用，并与经济本身的波动以及其他经济变量的变动密切相关。本文讨论了在名义冲击和实际冲击下的汇率制度选择、国外冲击下的汇率制度选择和通货膨胀冲击下的汇率制度选择问题，并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的汇率制度选择的实证分析指出汇率制度选择的决定因素是多方面的，在考虑汇率制度时应综合考虑。
关键词：汇率；经济变量；经济冲击；汇率制度
一、经济冲击和汇率制度的分类
经济冲击是引发经济变量以及经济系统本身改变原有运行轨迹，并使得经济出现波动的根本性原因。在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化的今天，如何认识经济冲击，是理解经济系统及其包括汇率在内的变量变动的关键。我们从抵御经济冲击的视角出发，来判断何种汇率制度在当前状态下更有利于一国抑制经济冲击。我们首先分析经济冲击的种类。
1．名义冲击与实际冲击。名义冲击是对经济中名义经济变量的冲击，最典型的类型是货币冲击，货币冲击在完全竞争和价格完全弹性下呈现中性，即名义变量以等比例变动，而对实际变量不产生任何影响。但是，当名义冲击在名义变量无法实现等比例变动情况下，名义冲击就不再呈现中性，并对实际变量产生实质性影响。实际冲击是对经济中实际经济变量的冲击，一旦发生实际冲击，将首先对实际变量，产生作用和影响，并引起它们在数量上发生变化。在实际冲击中，引起冲击的具体原因很多，重要的实际冲击类型有技术冲击、产出冲击、消费冲击等。
2．需求冲击与供给冲击。需求冲击与供给冲击严格来说是具有传导和扩散效应的冲击，即它本身不是产生问题的原因，但却是产生后果的关键。冲击无论是通过需求途径还是供给途径，对整体经济及其调整方式都将产生巨大影响。供给冲击往往导致的是供需反复的复合冲击，较之需求冲击更为复杂和更具冲击力。
3．内生冲击和外生冲击。根据冲击对象的性质划分，宏观经济冲击可以划分为内生冲击和外生冲击。
从根本上说，经济波动的成因是来自经济系统受到的内生和外生经济冲击。内生冲击是指发生在经济体系统内部的经济冲击，作用在内生经济变量上，主要对经济系统的内部因素产生影响，但也可能对经济系统的外部因素产生影响，具有一定的溢出效应。外生冲击是指发生在经济系统外部的经济冲击，作用在外生经济变量上的冲击对经济系统具有一定的转移和渗透作用。
二、经济冲击下汇率制度选择的理论分析
1．名义冲击和实际冲击下的汇率制度选择。Mundell、Flemjng最早结合经济冲击提出了现代汇率制度选择的理论，该理论表述为：在存在粘性价格的经济社会里，一国选择汇率制度的标准是看这一汇率制度能否减少国内产出的波动，以及在这一汇率制度下的资本流动程度。
20世纪90年代以后，汇率制度的选择理论进一步发展。该理论认为：(1)货币冲击在完全竞争和价格完全弹性下呈现中性，对实际变量不产生任何影响。此时，用汇率变动来改变产出是不必要的，可能会招致不必要的调整成本和社会成本。而强势政府运用固定汇率政策可以更好地承受住货币危机带来的政治成本；(2)当出现货币冲击时，如果选择浮动汇率，可能会导致不稳定的汇率投机，加剧外汇市场的不稳定，从而加剧货币市场紊乱所产生的紊乱。(3)当货币市场发生波动时，浮动汇率制度使经济更为脆弱。在国内货币供应给定的条件下，当货币市场需求发生剧烈变动时，利率水平也会相应发生变动。利率水平的变动会导致资本流动的变动并最终导致浮动汇率制下汇率的变动，汇率的变动对一国对外经常项目有直接影响，这又会导致对整个实体经济的冲击。
当经济冲击来自于实际因素，汇率制度的选择依据是：(1)实际冲击如技术冲击会影响国内商品与进口商品相对价格的，从而导致相对价格的频繁变动，对实际变量产生实质影响，这样汇率有必要作为政策工具对实际冲击做出反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本身进行迅速且相对无痛苦的调整；(2)本国商品的外部需求由于通货膨胀率差异而下降时，如果一国实行固定汇率制，本币的贬值压力导致货币当局在外汇市场购买本币，令本国货币供应收缩，从而导致国内经济部门的需求收缩，最终会让整个经济遭受大的需求冲击。
2．国外冲击下的汇率制度选择。弗里德曼指出，浮动汇率有隔绝外部冲击的功能。在固定汇率制下或政府干预的条件下，国外的货币扩张导致扩张国的储备外流，维持固定汇率制的国家储备内流，因此国外货币扩张，如果本国经济充分就业，这将导致国内通货膨胀，但如果允许国内货币升值，将避免通货膨胀的传递，浮动汇率通过相对价格变动能吸收需求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隔绝外部冲击，而固定汇率必须由产出变化来解决外部冲击。
3．通货膨胀冲击下的汇率制度选择。赞成浮动汇率的观点认为，在固定汇率之下，经济周期和通货膨胀会从一个国家传递到另一个国家，一国的物价上涨必然引起另一国物价的上涨。而在浮动汇率下，汇率的变动则可抵消这种传递影响，对通货膨胀和经济周期起到一定隔绝作用。而固定汇率制支持者认为，浮动汇率制度具有通胀倾向，一方面是各国在采取膨胀性财政货币政策时可不必考虑国际收支和汇率纪律；另一方面浮动汇率下通胀的传递具有不对称性。当本币汇率下浮，进口成本上升，物价上升；当本币上浮时，进口成本则因价格刚性而不容易下降或下降不足，其净效应便是物价的上涨。
面对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我们可以从有着通货膨胀历史的国家经验中看出，大多数国家都采取了钉住汇率制，把汇率作为提供了公众预期的名义锚，钉住汇率提供了抑制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的可信度的承诺。这些计划都成功地将通货膨胀水平降了下来，汇率承诺对价格和预期的稳定效应使通胀水平迅速下降。但是，把汇率作为减轻通货膨胀的名义锚同时也可能带来风险，国际收支的改变和对国际资本市场依赖的加大，伴随着经济政策和汇率制度的不协调，可能带来严重的货币危机。下面我们就对易受到经济冲击的发展中国家和转轨经济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经济体加以实证观察。
三、经济冲击下汇率制度选择的实证考察
在现代经济条件下，所有发展中国家和转轨经济国家都必须大量的以主要工业国家货币而非本国货币为媒介进行国际商务和金融活动，而发展中国家和转轨经济国家必须制定符合自己经济利益的汇率制度去适应可能随时面临的经济冲击。发展中国家和转轨经济国家具有不同的经济发展状况，国内金融的完善程度和对全球市场的开放程度都各不相同，抵御经济冲击的能力也不相同，因此选择的汇率制度有所不同。
1．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转轨经济国家国内金融体系尚不健全，抵御经济冲击能力不高，与世界资本市场的融合度
也低，而且多数情况下对经常项目或资本项目交易实行严格管制。这些国家大多实际上实施某种形式的钉住汇率制，对它们来说，由于金融基础架构不完善，缺乏健全的金融机构和广泛而成熟的外汇市场，采取钉住汇率制度能够为货币政策提供一个简单、可信的基准锚。虽然越来越多的国家，包括一些较先进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国家官方地把其汇率制度定义为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或者独立浮动制度时，实际上它们中的绝大多数实施的是一种事实上或法律上的钉住汇率制，或者是一种窄幅波动的汇率制度。例如，我国在法律上规定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而实际上实行的是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
2．实际上钉住汇率制度需要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和制度保证，要引导经济、金融体系适应汇率制度，钉住汇率越严越可信，实际效果就越好。现实经济中的资本流动环境容易对钉住汇率造成经济冲击，如果没有足够的政策承诺和制度基础，一旦面临冲击，就会招致成本巨大的经济危机。比如1987年墨西哥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控制通货膨胀的经济计划，其中就宣布了比索与美元的固定汇率，1989年年初转向了爬行钉住，1991年又转为爬行目标区。经过一段时间的货币政策实施以及信用急剧扩张后，急剧扩张的信用与汇率锚出现不一致，再加上经常项目持续逆差，官方外汇储备不断下降，引起投资者恐慌，最终在国际投机力量的冲击下，比索放弃了钉住制。因此，在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动的情况下，维持钉住汇率制的政策方面要求非常苛刻。
四、结论
面对在不同汇率制度下和不同汇率制度分类下，无法得出哪一种汇率制度最佳的一致性结论。在实际经济中，不仅要根据以上的经济冲击理论来选择汇率制度，更重要的是根据具体情况选择适合国情的制度。Frankel认为，没有一种汇率制度对所有国家都适用，也没有一种汇率制度在任何时侯都适用于一个国家。对于新兴市场国家来说，宏观经济成功的关键在于一个国家是否有健全的宏观经济制度，而汇率制度选择也许并不是一个主要因素。不过，在对汇率制度选择时，除了考虑经济冲击，还应该考虑到该国的宏观经济制度的特征。而且，一国汇率制度随着时间推移又会发生变化。因此，汇率制度的选择，不仅要考虑经济冲击的问题，而应该根据每一个国家的实际情况和内外政策的协调出发，这样才能选择有利于本国经济稳定和发展的汇率制度。
责任编辑 王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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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晓锋 朱 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