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
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的特点
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文化热”以及90年代社会史研究随之复苏以来，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与文化转型的持续研究和探讨就始终是国内学术界的一大热点。本文作者提出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具有外源性、差异性、艰巨性和不彻底性等四大特点。这一结论建立在对国内学界近30年的研究成果加以总结的基础上，条分缕析，自成一说，或可对读者有所启发。
一、外源性：从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动力上看
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的外源性。尽管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社会和思想内部已经孕育了某些新的社会和思想因素，这些新的社会和思想因素构成了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历史起点。但是，这些新的社会和思想因素只为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提供了可能性，而没有成为现实性。这是因为，它们并没有突破传统的坚厚外壳，开始其近代的转变。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仍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封建国家，政治上是封建专制，经济上是小农经济，文化上是一元的中国传统文化。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开始的，是一种外源性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所谓外源性是相对于内源性而言的，意思是说这种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不是(或不全是)“由社会自身力量产生的内部创新”，而是在西方的外来因素的刺激和作用下发生的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变。正因为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是外源性的，“西力东侵”和“西学东渐”对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启动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近代中国的社会和文化在变迁与转型的过程中，除了内源性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所碰到和必须解决的“古今”问题外，还有“东西”问题。“东西”与“古今”问题的并存，使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任务，比之属于“内源性”的一些国家(如西欧)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来说要复杂得多和困难得多。
二、差异性：从不同地区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节奏看
差异性是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我们考察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时就会发现，东南沿海和沿江地区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启动和发展最早、最快，中部和北部地区的启动和发展其次，西北和西南地区的启动和发展最晚、最慢，整个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呈现出从东向西、从南向北逐渐递减的趋势。其原因就在于，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是在西方的外来因素的刺激和作用下启动的，“西力东侵”和“西学东渐”对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影响很大，而首先受“西力东侵”和“西学东渐”影响的便是东南沿海和沿江地区，具体来讲是长江下游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位于这些地区的上海、广州和其他口岸城市是西方列强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输入文化的桥头堡。以文化而言，舶来的西方文化经口岸城市在向内地的其他城市和广大农村辐射的过程中，因内地的其他城市和广大农村所处的位置不同，与口岸城市尤其是作为全国文化和西学传播中心的上海之间联系的紧密与否，而呈现出“以上海为中心，成浪圈形向四周扩散的时代特点”，离上海越近，与上海联系越紧密，其辐射力越大;反之，则越小。十九世纪外国传教士办的《格致汇编》设有一“互相问答”栏目，专门回答读者提出的各种问题，在前后16年中，读者共提出问题320个，提问者注明籍贯的有260人次，除美国的2人外，其余的258人次来自于全国的18个省区。其中《格致汇编》所在地上海的提问人数最多，达到52人次，占总人次的五分之一;其次是临近上海、与上海的联系非常紧密的浙江和江苏，分别
达到了45和30人次;再次是地处东南沿海、与上海交往便利的广东、福建和山东，其提问人数均在20人次以上;“其他各地提问人数的多寡，大抵因与上海的距离远近、交通便否而变化”(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6卷《晚清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1页)。提问人次的多少虽然不能说明西方文化传播的全部情况，但就一般情况而言，某地提问的人越多，说明该地阅读此刊物的人也就越多，西方文化对此地的辐射力度也就越大。除地区之间的差异外，城乡之间以及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之间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也存在着较大差异。一般而言，城市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要早于和快于乡村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大城市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要早于和快于中小城市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所以，就某一地区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而言，又呈现出从大城市再到中小城市最后到乡村而逐渐递减的趋势。
三、艰巨性：从实现社会变革和文化转型的阻力看
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第三个特点是它的艰巨性。这主要表现为：第一，在进入近代以前，中国是一典型的传统社会，历史悠久，发展完善，不仅具有超强的稳定性，而且还具有极强的历史惰性，因此，要将这样一个典型的传统社会转变为近代社会，其艰巨性可想而知。事实上，在近代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变迁与转型的过程中，中国的社会和文化的内部因素曾对这种变迁和转型起过非常大的阻碍作用，比如封建地主阶级及其封建专制制度对政治近代化进程的拼死抗拒，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自足自给的小农经济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顽强阻扰，旧的封建主义思想文化观念对新的资产阶级思想文化观念在近代中国传播的负面影响，等等，这也就是马克思讲的死人抓住活人的问题。第二，除了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的内部因素的阻力外，西方的外来因素对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的阻力也是巨大的，尤其是西方列强(包括后来的日本)始终都想把中国变成它们的殖民地，为达此目的，它们不仅发动了一系列侵略战争，给中国近代的社会生产力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而且还强迫中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极大地破坏了中国的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它们还和中国统治者相勾结，破坏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进步事业，这些都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第三，就近代西方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来看，新兴的资产阶级是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推动者和领导者。但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仅产生和形成较晚，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开始产生和形成，而且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一个具有两面性的阶级：一方面，中国民办资本主义企业同外国资本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之间的矛盾，决定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愿意参加反对外国侵略和反对封建压迫的斗争，具有历史的进步性和一定的革命性;另一方面，中国民办资本主义企业同外国资本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之间存在着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和一定的依存关系，又决定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反对外国侵略和反对封建压迫不坚决、不彻底，具有先天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先天所具有的这种软弱性和妥协性，使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更为艰难。因为，许多应该由资产阶级承担和完成的历史任务，由于资产阶级的形成晚和形成后所具有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不得不由农民阶级、开明士绅甚至地主官僚来承担。如作为中国经济近代化之开端的洋务运动就是由清政府中的一些中央官员和地方督抚来倡导和主持的，而作为中国政治近代化之开端的戊戌变法的发动者和领导者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正在向资产阶级转化过程中的封建士大夫阶级。这也是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之所以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不彻底性：从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实际效果看
不彻底性是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第四个特点。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艰巨性，导致了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不彻底性。就社会变迁而言，在经
济结构上，虽然旧的封建经济在逐渐衰败、减少和新的资本主义经济在不断产生和发展壮大，但直至近代结束，封建经济依然存在，在有的地区和部门所占比重还很大，中国仍然是一个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新旧经济并存的社会;在阶级结构上，虽然产生于旧的封建经济之上的封建地主阶级已渐次退出历史舞台，而产生于新的资本主义经济之上的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相继成了历史舞台的主角，但直至近代结束，封建地主阶级并没有消亡，作为一个阶级，它们不仅依然存在，而且还有较大的政治能量，通过代理人，它们还能影响中国社会的发展;在法律制度上，虽然建立在旧的封建经济之上的、以维护旧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为目的的各种旧的法律制度尤其是国家的政治制度——君主专制制度已被废止和推翻，建立在新的资本主义经济之上的、以维护新的资产阶级利益的各种法律制度尤其是国家的政治制度——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在名义上已建立起来，但直至近代结束，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只有其名而无其实，中国仍然是一个没有民主的专制独裁的国家，人民并没有享受到民主国家的人民所享受的各种自由权利;在社会结构上，虽然传统的以士、农、工、商组成的“四民社会”的身份等级结构已逐渐被具有近代意义的职业功能结构所取代，在宗法关系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大家庭、大家族制度以及以血缘、地缘和业缘为纽带而产生的各种社会团体或组织，如会馆、行会、帮会等，或已发生解体和蜕变，或为新的社会团体或组织，如政党、商会、学会等所代替，但直至近代结束，宗法关系以及在宗法关系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大家庭、大家族制度还依然存在，在有些地区还很严重，大多数人并没有从各种人身依附的网络中解放出来，成为真正独立的个体。从文化转型来看，虽然文化的构成要素发生变化了，从单一文化(中国文化)变成了多元文化(除中国文化外，还有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俄国无产阶级文化等);新的学科和文化部门也建立起来了。一方面，一些传统的部门和学科或不能适应社会现代化的需要而逐渐衰落，或接受西方近代文化的影响，变革原有部门和学科的内容和体系，从而向现代部门和学科转化;另一方面，西方的一些新部门和新学科开始传入中国，并最终得到确立和发展，从而极大地丰富了中国近代文化的部门和学科体系。与此同时，诸如纲常名教、专制独裁、男尊女卑、夷夏之辨、重农抑商、“天不变、道也不变”等一些旧的价值观念受到冲击或否定，并逐渐为民主、自由、平等、博爱、重商、进步等一些新的价值观念所取代，民主和科学开始成为近代文化核心的价值观念。但直至近代结束，不仅中西文化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没有完全解决，一些旧的价值观念依然束缚着人们的头脑，不民主或反民主、不科学或反科学的现象不仅存在，而且还十分严重，如政治上的专制独裁，思想上的封建迷信，学术上的政治干预，文化上的一元独尊等等。无论是社会还是文化，都没有完成其变迁和转型的过程。
第二篇：从“废止缠足”看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
近代中国社会生活变迁清晰地反映了现代化的进程和社会的进步。鸦片战争后，伴随西方列强的侵略，西方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也逐渐渗透到中国百姓的社会生活之中;崇洋习气熏染开放的地区;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期间，在一些有识之士的倡行和政府政策的推动下，社会习俗的变革加速;部分传统陋习也因为不适应近代社会文明发展的趋势而遭淘汰。社会生活与观念变化的表现包括“断发”与不缠足运动，社交礼仪的变化，婚丧仪式等等。
其中，废止缠足被视为妇女解放的重要标志，然而人们在认识到废止缠足的重要历史意义的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的心理原因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缠足起于五代终于民国，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三寸金莲”是一个历史符号，而缠足本身作为一种文化则能够反映出中国文化心理的隐秘一面。女子缠足，从南唐到晚清，其风愈演愈烈，乃至于形成规模，满清那从北地吹来的带着蛮荒气息的风也未能改变这种习俗，反而与之同化。清朝顺治、康熙两代皇帝均颁下禁止缠足的诏书，却毫无成效。虽然在中外历史上都有盛行一时的变态美学，比如西方
17、18世纪流行的束腰，但像裹脚这样长时间、大规模的群体性行为实属罕见。这种性变态文化在中国封建社会经过近一千年的滋养，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价值衡量和评判标准，成为与中国古代文化息息相关的一部分，同样也微妙地折射出中国古代审美文化的变形和扭曲、挑逗、隐晦的性暗示。在传统的中国古代文化中，性作为一种禁忌和隐私存在，长期以来，对于性的压抑和需要爆发的愿望共同交织，形成了含有大量试探、暗示和调情的性文化，在压抑的过程中，这种含蓄的性文化逐渐被扭曲，从而导致了性变态文化的出现。其中，“三寸金莲”即是性变态文化中性暗示的一大代表。在中国古代，身体只能遮蔽，不能显现。”宋代诗人苏东坡曾作的《菩萨蛮》是第一首专咏缠足的词，“涂香莫惜莲承步，长愁罗袜凌波去;只见舞回风，都无行处踪。偷立宫样稳，并立双跌困;纤妙说应难，须从掌上看。”从这首词可以看到：中国文化中的女性的身体已经被象征化了，并表现为一种暗示的关系，罗袜、弓鞋等紧贴着肉体的织物被赋予性的含义，成为身体的替代。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中，“三寸金莲”成为女性身体的无比神秘的隐私与暗示。
缠足诞生于男权主义社会，其产生原因与男性对女性的要求息息相关，从表面上来看，女性缠足是“女为悦己者容”，用迎合男性审美的行为来获取男性对自己的肯定，而更深层次来说，表现出当时社会的男性主体身份的成熟和女性客体地位的确认。自缠足始，女性手不能提、肩不能挑，连走路距离稍长一点都会疼痛难忍，彻底沦为男性的附庸存在，其价值必须由男性来进行判定。缠足的初始目的本是借以表现凌空回旋如仙如幻的特殊舞蹈，没想日后却成为剥夺中国女性舞蹈和跳跃的罪魁。宋代要求妇女三从四德，深处闺中，谨守闺范，缠足很快被发现是推行女教的很好手段。渐渐，缠足成为财富、权势和荣耀的象征，因为只有无需从事劳作的富贵家庭的女子才有条件拥有一双傲人的小脚。清人鼓词中有“小姐下楼格登登，丫头下楼扑通通。同是一般裙钗女，为何脚步两样声?”久而久之，缠足成为合乎情理的社会生活习俗，甚至被整个社会所认同，成为“国粹”。这个过程体现出女性地位的逐渐降低和男权主义的膨胀，通过缠足这一方式，男性得以将女性禁锢在家中“相夫教子”，从而满足了自身掌控一切的欲望。考证女子缠足的出处，不管是南唐李后主、齐东昏侯还是杨玉环，总脱不开宠妃对君王以邀宠为目的的献媚讨好。现在公认缠足始于五代南唐李后主，他的宠妃窅娘以帛缠足，使脚纤小屈上作新月状，再穿上素袜在莲花台上嗣嗣起舞，李后主看后十分喜欢，称其有凌云之态。发展到后来，缠足所带来的所谓“弱柳扶风之态” ，女子走起路来摇摇晃晃，弱不禁风，在男人看来风情万种，婀娜风姿，女子走动时“香汗细细，娇喘微微”，更是极大地符合了传统审美观中对于女子的定位。以征服者定位的男性在面对女
性这种软玉温香、娇弱可人的姿态时，能够最大限度的享受到征服的快感以及尽在掌握之中的病态的满足感。
当一种习俗有了文人墨客的参与之后，便渐渐成为一种文化现象，进而影响到群体审美意识，而在封建时代，文人心态即是当时男性心态的最高代表。封建时期士大夫对于缠足不懈歌咏，视女人如玩物，病态审美，赏玩小脚成为癖好。男性在亵玩女性小脚时的心态，是以一种高高在上的赏玩者的态度对待价而沽的商品的态度。缠足文化中有男权主义的深深浸透，还在于缠足的另一个作用，即是女子守贞。《女儿经》明确教导人们之所以要缠足，“不是好看如弓曲，恐她轻走出门外”。在这种意义下，女性完全丧失了作为“人”的基本权利，而是会走动的玩具，提供生育能力的繁衍机器，是男性玩弄于股掌之间的花瓶。缠足危害之大，不仅损害了二亿女子，近全国一半人口的健康，也不利于子孙后代的发育成长。上亿的女子由于腿足不便，被幽禁在家庭之内，难以走出家门，不可能使自身获得解放。使中国人蒙羞的“东亚病夫”，社会的积贫积弱，莫不与缠足有关。而国人对此种陋习的麻木不仁使人触目惊心。
缠足的废止是一个十分艰难的过程。晚清以后，在太平天国和此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新生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走上政治舞台，发起并参与了反缠足运动。它实际上是以反缠足为切入点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真正意义上的废止缠足在这一时期还远没有到来，但这种强调妇女是中国重要的一部分、平等对待妇女的思想开始深入人心。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基础，民国初以后，缠足现象才逐渐在城市中消灭。而真正意义上的放足，是到新中国成立后，在土改和民主运动中才得到实现的。缠足与放足，显示的是中国妇女社会生活的轨迹。 1911年10月19日，辛亥起义成功后的第九天，湖北军政府即发布妇女放足的通告。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立即于1912年3月13日发布命令：“恶习流传，历千百岁，害家凶国，莫此为甚……当此除旧布新之际，此等恶俗，尤宜先事革除，以培国本。”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力倡男女平等、保障妇女权益。1952年5月27日，山东省人民政府发布了《关于禁止妇女缠足的通令》，全省掀起了放足和禁止缠足的运动高潮。自此，流行千百年的缠足恶习终被废止。通过规模宏大的群众运动，妇女在政治、 经济、 文化教育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均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她们以崭新的姿态站立起来，成为国家的主人。
在废止缠足，妇女解放之前，男女的统一在于：生理男女的肌肉力量之区别与繁殖后代的分工，导致行为男女的社会角色分工，男性承担起保证女性(及家庭)安全的责任，并随文明发展将安全的含义扩展到供养家庭和充当家庭与社会的接口——即所谓“主外”。作为回报，女人给男人以舒适、服从、忠 贞，持家育儿——所谓“主内”。缠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女主内的心理。在心理层面上，女人对男人的依附与行为上的依附是一致的，“男子汉”的概念是那种男女关系顺理成章的产物。废止缠足，男妇女解放之后，女人与男人在行为上的差别越来越小，旧有的依附关系已经解体，“主外”、“主内”的分工也不再需要。保护所有人生命财产之安全的职能统一被社会交由法律部门和警察机构承担。在一个被严格秩序统治 的世界，男人不仅不必承当保护女人的职责，连他们自身也同样成为法律和秩序保护的对象。女性可以和男性一样参加各种劳动，使她们从“内”到 “外”， 走出家庭，获得了独立的经济地位。这种变化有社会进步的因素，也有妇女解放运动的争取，人们心理状态的变化。可见，缠足的危害除了女子的身体之外，更重要的是它禁锢了女性的的心理，限制了女性的正常发展，而废止缠足对整个社会的心理变化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缠足的最终废止，使女性可以自信地立足于社会之中，从事喜欢的职业，享受平的的待遇，这是废止缠足对社会生活和人们心理最重要的影响。
第三篇：浅谈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
摘要：
近代中国必须进行社会转型，这是由中国社会的特殊状况所决定的。步入近代以后，传统社会无论从它的经济基础还是政治制度、文化结构上均已不能再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了，因此各方面都需要进行深刻变革，其所包含的内容是多方面的，首先在于它的经济基础必须从一个农业落后的自给自足的封建社会向近代的工业化社会转变。
关键词：
社会转型传统文化鸦片战争资本主义国家变革
什么是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呢?简单的说，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就是古老中国必须要进行的社会变革，从一个封建落后的农业国家转变为一个先进的近代工业国家，从一个封建专制的国家转变为一个具有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法制的国家，从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传统的大国转变为一个有着现代民主平等意识的新型国家，这是以往中国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一个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封建农业国家，由于发生了同西方国家的巨大碰撞，鸦片战争起使整个中国的社会结构、思想文化、经济基础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动摇和变化，传统的封建超稳定结构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旧有的封建模式遭到了亙古未有的巨大挑战，再也不能维系下去，唯一的出路就是适应形势，尽快变革，使中国迅速摆脱那种阴影和困境，通过认识和纠正自己的短处与不足，学习西方的优点和长处，重新振作以走向近代化。
(一)
近代中国必须进行社会转型，这是由中国社会的特殊状况所决定的。步入近代以后，传统社会无论从它的经济基础还是政治制度、文化结构上均已不能再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了，因此各方面都需要进行深刻变革，其所包含的内容是多方面的，首先在于它的经济基础必须从一个农业落后的自给自足的封建社会向近代的工业化社会转变。
十九世纪发生在中国的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巨大的转折点，但它并不是一次偶然的事件，而是中西之间特别是中英之间长期思想、政治、经济等等力量对比冲撞后的一次总爆发。18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和资本主义制度已在国内完全确立，工业革命也已完成，机器工业逐渐取代了工场手工业，工业生产突飞猛进。此时的英国已是世界上最先进、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其在全球拓展贸易，寻求殖民地，商品市场和原料市场，并且希望中英之间扩大商
业交往和政治联系。而中国则在对外交往中采取了各种闭关自守的政策，于海外贸易中动辄禁海锁国，只是希望周边保持一个安定的环境，以有利于巩固其封建统治。落后的宗法专制统治建构了扼杀自我更新功能的社会机制;而严格限制对外交流又进一步助长闭目塞聪、盲目自大，并抑制了推动社会更新的外来驱动力。这种政策把中国孤立于人类文明进步的大潮之外，同时也使我们丧失了既有的优势。可见清政府闭关自守是一项强硬的政策，但也是一项僵硬的政策，其弹性系数太小，灵活性太差，着眼点太狭隘，因此势必会在日益增强的国际冲突中削弱自己，而这一切的根源则都正在于当时中国社会小农经济的社会基础。因此要想使中国走向近代化，就必须转变其小农经济的经济基础。
(二)
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问题上，我们不得不把许多眼光投置在中外关系这个大背景下，是因为我们要进行的社会转型并不是由于中国社会自身发展而进行的自觉要求，而是由于外界力量强加给我们，使我们被迫接受和进行改变的。
中国历史上长期不能得到变革，传统有着极大力量是重要原因之一。它从原始社会开始形成一直绵延至今，中间从未中断，在世界上相对独立地发展，曾经创造过令世界为之瞩目的光辉灿烂的文化，并在东亚地区长期处于领先和发展地位，拥有着广阔的地域和众多的人口，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又赋予它丰富的资源，历史上处于四周的民族大多属于文化落后的民族并长期受其影响，由此长期以往，便鼓励了我们民族的优越感和自大意识，使我们习惯了以居高临下的姿态，环视四方。这也确定了让我们自觉的接受一种与我们文化完全不同的异质文化是相当困难的，而这种文化要想对中国发生影响除非力量达到足够征服，否则是不容易得到任何改变的，这也确定了近代中国的基本走向。即近代中国要想向现代国家迈进，其旧有的传统文化也必须进行相应的文化转型。
(三)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基础，释道二教为补充的适应于小农社会的庞大文化体系，它以伦理血缘为基础，组织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社会结构，在促进中国社会发展，维护中国团结统一等方面所起过的重大进步作用是不容置疑的。尤其在其早期相比世界其它各地更处于文化发达的优越地位，因而也相应表现出了一种海纳百川的宏伟气度，其“对于自己的文化抱有极坚强的把握，决不轻易动摇他们的自信心，同时对于别系的文化抱有恢廓的胸襟与极严的抉择，决不轻易崇拜或轻易的唾弃。”⑼这正是一种文化开放的态度，抱着这种态度，在西方黑暗的中世纪时期，中国却走向了它文化的巅峰，四大发明都产生于此际，唐诗宋词、佛学哲学等也都盛极一时，中国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然而时过境迁，它的优点却由于其长期的停滞和固步自封而渐渐失去了生命力，忠孝、三纲五常、君臣父子、上下尊卑、夷夏之防以及经济上的重农抑商等等观念相互交织，都日益成了束缚中国进一步发展的强大枷锁，终于在近代数百年间随着西方的发展而不断落伍，其局限性在鸦片战争爆发后便全面暴露出来。
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经历了一场非常艰难的过程，实际上在相当程度上，无论中国的政治问题还是经济问题，归根结底都与中国的文化观念有关，某种程度
上，正是中国的文化观念延误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中国文化有吸收外来文化的传统，但是这种吸收一般也只都是在符合自己固有框架的前提内，对外来文化进行改造，使之适合于中国固有的文化和传统，维护其核心的“忠孝”内容，由此传统的儒家思想在这里表现出了惊人的保守性，他们顽强的维护中国古代一切固有的东西，举凡西方的观点一经进入，便立即上上下下，反对之声不绝于耳。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此时的西方文化是随着他们的大炮一起进来的，由此引起了中国人民情感上的强烈不平和民族义愤，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这种情形在外国没有挟着大炮进来以前也有，我们长期执行的就是闭关政策，直到西方侵略者用枪炮打开了我们的大门。原本由于制度文化落后，没有足够的自我更新能力，然而这种盲目排外又会使得我们无法认真吸收人类先进的文明成果，这正是中国现代化进程步履维艰的主要原因之一。近代中国数次失去了进取和发展的机会，延误了近代化的进程，这绝不只是一两个统治者误国的问题，而是我们普遍的社会文化和心态使然。
相比现代资本主义来讲，西方文化也是一种强势文化，而中国吸收引进的却异常困难，与整个中国旧有的社会文化基础有着极深的关系。在与西方接触中，中国文化还有一个鲜明特点即注重实用，洋务运动的兴起就是由于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体会到了西方的船坚炮利而开始的，但起初的事业却大多停留于物质层面上，而对西方文化之根本却始终持一种坚拒的态度。直到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日本由于全面学习和引进西方政治文化制度而国力飞跃直上，直至打败了清政府，中国才再次受到触动，并由此开始了戊戌变法。虽则这场由上至下的变革已开始从器物层面向制度层面深入，但其根本目的仍在于解救陷于亡国灭种之厄运的大清帝国。文化观念是社会变革的根本基础，但在近代转型的过程中，中国社会的变革却始终都在朝着实用的方向发展，无论上下，学者俗人，无不为实用的目的所驱使，朝野的目光集中于西方的科学技术，认为只要学到西方的利器就能使中国强大，到清末则认识到制度的落后或许是中国的病根，因此对西学的引进与关心也多于当时的制度改革的实际需要相关联，而没有从制约“器物”与“制度”的思想观念文化上入手反思，而若没有这些文化基础就不可能有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相应的社会政治制度，这点却被我们最广大的人们所忽略了。由此以后的戊戌变法及实现社会民主共和的理想都不断地遭到挫败，这实在不能说是没有其深刻原因的。
鸦片战争距今已近170年了，几乎和我们同时起步开始向近代化国家转变的日本已经早已跻身发达国家的行列，而时至今日，我们社会转型的任务还不能说已被彻底完成。中国仍是一个落后国家，小农经济的社会基础还没有完全得以转变，农业仍在我们国家占有极大的比重;我们已经推翻了封建帝制，但法制观念却依然淡薄，封建思想在许多地方根深蒂固，官僚主义、封建家长制等依然盛行，可见任重而道远，社会转型仍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了解我们近代史上转型的过程及其转型的艰难，仍可以对我们今天的转型有巨大的借鉴和启发作用，历史上所存在的许多问题，有许多已经得到了根本改变，但不能否认有许多却仍是依然如旧，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充分重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使中国尽快完成社会转型的艰巨任务，早日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
第四篇：近代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动:
随着近代中国从封建社会逐步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阶级关系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动。
旧阶级的变化：
(1)地主阶级：军阀、资本家、地主
(2)农民阶级：自耕农、贫、雇农(流入城市)
新阶级的产生
(1)无产阶级：
A.组成：通商口岸的码头工人;外国轮船雇用的中国海员，外面资本家在中国设厂，兴建各种建筑工程的雇佣工人;洋务派兴办的军事工业、民用企业中的工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开办的近代企业中的工人。
B.形成过程：(a)19世纪40～50年代，第一批产业工人产生;(b)19世纪60～70年代，第二批产业工人产生;(c)一战期间，第三批产业工人产生。
C.特点：(a)分布集中;(b)产生较早(比资产阶级早30年)，人数少;(c)与农民有天然联系;(d )所受到的压迫世界罕见。
(2)资产阶级：买办、商人、地主、官僚、华侨等等投资新式企业转化而成，依据来源不同，中国资产阶级可分为两个部分：
A.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是和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的买办的封建的垄断资产阶级，集封建性、剥削性、买办性、寄生性、垄断性于一身。
B.民族资产阶级：
(a)由投资于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及商办企业的官僚、地主、买办商人转化而来的; (b)机器生产的手工工场场主转变而来。
其特点：
(a)革命性：它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具有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束缚的革命要求;
(b)妥协性、软弱性、动摇性：它与外国资本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身的力量又很薄弱，因而缺乏反侵略和反封建的坚决性。
这种两重性对后来的革命运动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特点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背景下进行的，与欧美各国相比，具有如下特点：①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受到内部封建保守势力的抵制，还不断遭到外部资本主义列强的倾轧、排斥和摧残，发展缓慢，历经曲折;②民族资产阶级始终没有真正掌握中国近代化的领导权;③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缺少必要的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技术、人才和思想的准备不足，它的推动力主要不是来自内部而是来自外部;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畸形，产业结构不协调。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很小，重工业特别是钢铁、机械、电力、石油等工业尤为微弱;地区分布不平衡，主要分布于东南沿海和沿江地区。
第五篇：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陈旭麓，上海人民出版社
、《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美】贡德•弗兰克，中央编译出版社 、《叫魂》，【美】孔飞力，北京三联
、《中国历史研究法》，梁启超，东方出版社
、《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茅海建，北京三联
、《戊戌变法史事考》，茅海建，北京三联
、《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桑兵，北京大学出版社
、《中国：传统与变革》，【美】费正清，赖肖尔，江苏人民出版社
、《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余时英，江苏人民出版社
、《中国近代史上的官绅商学》，章开沅、马敏、朱英，湖北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