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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生性货币供给理论论文 篇1：
货币政策有效性与货币供给内生性的关系研究
摘 要：在当前我国货币政策效果不甚理想、货币政策操作目标以调控货币量为主的前提下，研究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与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关系具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笔者依据货币供给的一般模型，找出了影响我国货币供给特性的因素，认为中国货币供给具内生性，在货币供给内生性条件下，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应从增加汇率弹性、增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力度、适时选择控制通货膨胀率作为货币政策锚等方面入手。
关键词：货币供给；内生性；货币政策
作者简介：王有光(1963-)，男，河南清丰人，河南财经学院金融学院讲师，主要从事金融理论与实务的研究。
货币政策是指中央银行在一定时期内利用某些工具作用于某个经济变量，从而实现某种特定经济目标的制度规定的总和。一般而言，货币政策的中间指标可以有货币供应量或利率两种选择，并对应着两种不同的货币政策操作模式：以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间指标，主要是从货币供给方面来进行调控，称为供给型调控模式；而以利率为中间目标的。着眼于货币需求的货币调控则称为需求型货币调控模式。如果一国货币供给是内生的，即货币供给是由社会经济活动本身决定的，则该国货币政策当局将无法自主地左右其货币供给，这时，试图由货币当局通过供给型货币调控模式来调节货币供应并由此调节宏观经济将是无效的。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只能是利率，通过调节利率而影响货币需求和总需求，进而影响宏观经济运行。
从经济发展现状来看，基于货币供给外生的前提，以货币供给量作为控制目标的货币政策并没有想象的那么有效，如20世纪70年代西方经济的“滞胀”现象使传统的货币政策很难发生功效，处于尴尬的境地；20世纪90年代扩张性货币政策对治理日本经济衰退的无功而返，等等。这些现实的困难和经验使得人们对主流货币经济理论的外生货币供给这一理论前提提出了质疑。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货币供给的创造过程，对我国货币供给内生性进行了分析并给出结论，同时对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进行分析。
一、文献回顾
目前，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对于货币供给理论和货币政策有两种不同的建议。但在货币政策实践当中，中央银行基本上继承了各学派的思想，既承认新凯恩斯主义的货币政策短期有效，又承认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货币政策长期无效的观点；既注重货币政策的短期适用性，以达到促进有效需求的目的，又注重长期防范通货膨胀，以免货币政策的滥用产生对经济的负面影响。
在内生货币供给理论方面，新凯恩斯主义存在三种不同的观点，即适应主义的观点、结构主义的观点以及流动性偏好的观点。(1)适应性内生供给理论。持这种观点的有Weintraub(1978)，Kaldor(1985)，Moore(1988)等o Weintraub通过模型证明对于与名义收入增加相联系的任何货币需求的增加，中央银行都被迫采取增加货币供应的行动，直到使增加了的需求得到充分满足为止。这时货币政策只不过是在起一种“支撑职能”，毫无主动可言。货币供给表面是外生的，但实质上是内生的。(2)结构性内生供给理论，持这种观点的有Rousseas(1989)、Palley(1992)等。它与适应性内生供给不同的是引入了银行持有的二级准备金和银行关于资产负债决策的模型。(3)流动偏好的观点。Pollin(1991)对后凯恩斯主义内生货币供给理论所做出的著名总结中，提到了适应主义的观点和结构主义的观点。Dymski(1993)把流动性偏好的观点融入内生货币供给理论之中，认为银行将无法满足存款者进行支付的存款需求，如用于偿付其他银行的大量的货币需求将会导致银行流动性的不足，致使其资产缺乏流动性。流动性偏好的观点在承认内生货币供给理论的核心即在贷款创造存款的基础上，进一步说明了从存款到贷款过程的因果关系。
国内对货币供给内生性的研究主要是从经验研究的角度来进行的。万解秋和徐涛(2001)使用1994年一1999年的数据进行研究的结论是中国的货币供给已经有了较强的内生性。他们的解释是银行和居民对经济做出的反应改变了货币乘数和中央银行对货币总量进行控制的能力。魏巍贤(2000)使用1978年～1999年的数据进行研究，其结论是，货币变量是经济活动的弱外生变量，但不是超外生变量。
二、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分析
(一)基础货币内生性影响分析
我国的基础货币是由中国人民银行通过资产业务提供的。中国人民银行资产结构的变化可以反映出基础货币供应格局的变化。基础货币虽然构成复杂，但我国中央银行投放基础货币的渠道主要有三条：(1)对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再贷款。(2)金银、外汇占款。(3)对财政的透支和借款。由于财政占款所占比重较小而且一直趋于逐渐减少，而研究表明，广义货币供给与财政支出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它们之间变动相对独立，这与我国财政支出的资金大都依靠国债筹集的事实相吻合(李晓华 等，2003)。所以在这里我们主要分析再贷款、再贴现和外汇占款对货币供应内生性的影响。
1 再贷款与再贴现
1995年以前再贷款是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占央行的总资产中占60％。由于商业银行普遍要求中央银行增加再贷款或再贴现，而中央银行为避免经济衰退，不得不满足商业银行的要求，这种“倒逼机制”使得我国货币供给初现内生性。在我国由于社会信用机制不完善，企业缺乏契约观念，商业票据没有普及，未能形成一个发育成熟的票据贴现市场，使得我国再贴现业务发展十分缓慢。央行再贴现贷款占基础货币投放总量的比重很低，基础货币的调控作用远未得到充分的发挥。中央银行的再贴现业务和再贷款一样处于被动地位。
2 外汇占款
近年来随着出口增加，巨额外资流入，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为了保持汇率的稳定，这必然导致中央银行的外汇市操作是单一方向的运作，迫使其通过大量购入外汇，以满足货币需求。在1994年人民币汇率体制改革以前，从外汇占款项下投入基础货币，大约占广义货币(M2)增长量的50％，汇改当年上升到87％，2003年外汇占款所形成的货币供应量首次超过全部广义货币供应量，2005年和2006年，大约是广义货币增长量的1.5倍和2.1倍。到2008年底更是达到了2.4倍(中国金融年鉴编辑部，2009)。由此可见，上述贸易顺差持续放大和外汇储备继续增加，必然引发央行被迫释放等量基础货币。在这期间，虽然央行采取了减少专项贷和收回再贷款等冲销政策，但由于再贷款所占比重下降以及再贷款的计性和外汇占款的随机性，利用再贷款进行冲销操作的余地越来越小，所冲销的效果不很明显。
通过以上对我国基础货币三种投放渠道的分析，发现近些年来，央行基础货币的投放具有较强的被动性，货币供给内生性的增强。这主是由我国实行结售汇制，以稳定汇率为导向的汇率政策造成的，使得货币供给随外汇储备的增加而增加。或许三大渠道的任意一个还不足以反映整个基础货币供给的内生性，但不同渠道之间的“对冲”后，基础货供给必然表现出整体的内生性。
(二)货币乘数內生性分析
货币乘数K也是影响货币供应量的重要因素。货币乘数可以用货币供应量与基础货币相比获得。下面我们分别分析各因素对货币供给内生性的影响。
1 定期存款与活期存款的比率
从我国经济运行实际情况来看，由于定期存款的波动幅度通常大于活期存款，因此定期存款与活期存款的比率主要有定期存款来决定。近年来，公众可支配收入和财富的增氏大多按相近比率配置在准货币和活期存款上。研究表明，我国定期存款与活期存款的环比增长率都呈现出比较有规律的周期性波动，从而使得定期存款比率除少量季节性波动外，整体趋势较为稳定，而且它受到利率变动影响较弱，其稳幅上升并略有波动的态势主要是由经济周期和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
2 现金漏损率
现金漏损率高低与现金需求量的大小有关，而影响现金需求量的因素很复杂，但主要受到公众流动性偏好影响，在我国现金漏损率是由政府、企业和居民的行为共同决定的。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现金漏损率一直较高，但近十年来一直呈下降趋势。主要原因：(1)随着我国近十年来经济迅速增长，居民可支配收入和财富有了明显增长。但社会处在转轨时期，各项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尚未成熟，居民对未来的预期不是很高，便减少了当前消费，增加储蓄来满足未来消费。(2)这些年来我国名义利率水平一直比较低，2006年以来一年期存款利率一直在2％上下波动，比1996年大约下降了80％。因此，公众持有现金的机会成本相对较低，居民储蓄存款特别是定期存款增势减缓，加上征收利息税响，居民持现动机相对有所增强。现金量从1998年底的11200.7亿元上升到2009年6月底的33640.98亿元(中国金融年鉴编辑部，2009)；与货币存款相比，现金流量增幅较少，致使逐渐下降。(3)金融工具创新，网络银行和电子货币的发展均会导致现金漏损率的变化。从上述分析看出，我国当前的现金漏损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公众的流动性偏好，而独立于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因此具有很强的内生性。
3 存款准备金率
我国存款准备金率的计算方法是以旬末余额为基础，以存款形式上缴准备金则意味着上缴的准备金既可以是原始存款，也可以是派生存款，商业银行也就可以通过放款业务来创造准备金，这使得中央银行以准备金制度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1)法定存款准备金率
我国的法定存款准备金是针对商业银行的各种存款的，而不是单就期存款而言的。一般认为，下调准备金率之后，商业银行可贷资资金增加，货币供应量就会增加，
(2)超额准备金率
超额准备金率体现了商业银行对货币供给的影响。超额存款准备金率的高低，完全取决于商业银行对于资金的风险收益及成本的权衡。在我国，由于法定准备金不能用于支付清算，银行必须以持有超额准备金(备付金)的形式，保持必要的流动性。
综上所述，银行的超额准备率是影响货币乘数变化最主要的因素，虽然法定准备金是由中央银行根据其货币政策目标直接决定的，但是商业银行可以通过超额准备金率的大小来削弱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约束，而影响经济主体行为方式的是经济环境和经济改革政策，央行无法直接控制。
三、在货币供给内生性下的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一)货币政策有效性分析框架
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就是考察货币政策作为能动的政策变量，通过货币政策工具的操作能否实现货币政策目标。货币政策有效性的研究基本可以划分为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1)在理论层次，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有没有影响，即货币供给变化是否导致实际经济变量(如实际产出)变化的问题；(2)在实践方面，中央银行应当如何选择和实施适当的货币政策，才能实现宏观经济目标，即中央银行应当如何确定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中介和操作目标，选择适当的货币政策工具，通过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实现宏观调控的目的。
(二)货币供给模型
我国货币供给的基本模型为Ms＝BK。
我国的基础货币R由流通中的现金C、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准备金存款(Rr+Re)、财政性存款Of和邮政储蓄DP构成。即
B=C+Rr+RB+Df+DP。
假定Dd为活期存款额，h为提现率，r为法定准备率，e为超额准备率／为财政性存款占活期存款的比率，p为邮政储蓄占活期存款的比率。由于C=hDd，Rr=rDd，Re=eDd，D=fDd，D。=pDd，所以
月：hDd+rDd+cDd+／Dd+pDaDd，
货币乘数尺：Dd／B：1／。
在货币供给模型中，货币供给决定于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两个因素。除中央银行之外，商业银行以及非金融部门也会影响基础货币，具体而言，商业银行对超额准备量有较大的自主权，商业银行可以根据利率水平与利率趋势决定超额准备量。而流通中现金虽然是由中央银行发行的，但是与非金融部门对流通中现金的需求相关。由此可见，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和非金融部门共同决定了存款创造过程，但影响基础货币的最主要部门是中央银行。
(三)货币供给的内生性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货币供给是否具有外生性，等价于货币供给是否能被中央银行所控制。由前面给出的货币供给模型可见，货币供给决定于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两个因素。对货币供给是否具有内生性的原因分析就要从这两个因素人手。
1 基础货币
我们前面指出，基础货币在相当大程度上能被中央银行直接控制，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基础货币的供给是完全外生的。当中央银行的基础货币供给受到其它方面的干扰时，基础货币供应就会表现出内生性：(1)外部压力。在既定利率水平下，如果中央银行不能满足增加的货币需求，那么利率可能上升，这将影响到总需求，使未来失业率上升的可能性增大，在外部压力(如政府、社会公众)的干扰下，中央银行就可能适应货币需求的变化增加货币供给。(2)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职责。在经济景气时期，假设中央银行的方针是保持紧缩的货币政策以防止经济过度繁荣。当信贷需求扩张以后，商业银行会通过各种途径进行积极主动的负债管
理，使中央银行提供的流动性资金被最大限度的利用。
就我国而言，基础货币呈现出一定的内生性：(1)倒逼机制。改革开放以后，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金融领域出现了“倒逼机制”：在信贷需求旺盛的条件下，专业银行受到地方政府的干预，由于信贷计划管理制度本身的缺陷，加上商业性贷款与政策性贷款业务部分，专业银行可以首先满足商业性贷款，把政策性贷款的资金硬缺口留给中央银行，或者专业银行大量的超规模贷款导致自身的备付金下降，使银行体系出现支付困难，迫使中央银行追加信贷。使信贷规模常常被突破。这根源于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角色。(2)外汇占款对基础货币的影响。中国实施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是造成中国基础货币投放不稳定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国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不论其名义上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是什么，都首先要保证汇率目标得到实现，这给货币供应量目标造成了很大困难，因为它直接影响到基础货币的一定投放。(3)邮政储蓄全额转存制度的影响。邮政储蓄全额转存制度要求将邮政储蓄存款全部转存中央银行，其起因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高通胀压力环境下，为央行向财政融资提供资金来源。然而时至今日，一方面货币当局意图增加基础货币以扩张货币供应，另一方面不断增长的邮政储蓄存款却持续不停地从商业银行分流存款，使资金向中央银行回流，间接导致基础货币减少。由于事前难以预测邮政储蓄存款的变动幅度，因此只要现行的邮政储蓄转存制度不作调整，基础货币投放不稳的问题就几乎无法避免。综上所述，中国基础货币的供给具有一定的内生性，但总体来说，基础货币的供给还是外生的，中央银行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自主控制基础货币。
2 货币乘数
货币乘数的变动主要取决于通货占存款货币的比例、法定存款准备率和超额准备率这三个比率的大小。而中央银行只能控制法定准备金比率，通货占存款货币的比例以及超额准备率主要受到公众货币需求和商业银行贷款意愿的影响，因此中央银行控制货币乘数的能力较差，货币乘数呈现出较强的内生性。(1)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管理。20世纪60年代以前，发达国家的商业银行通过资产管理保持资产的流动性，因此银行保持了大量的准备金和债券(作为二级储备)以应付可能出现的支付危机，但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发达国家的商业银行通过资金多元化进行积极主动的负债管理，已经降低了商业银行对中央银行准备金供应的依赖性，弱化了中央银行通过准备金数量影响和决定货币创造的能力。(2)公众货币需求的不稳定性货币乘数的作用过程除了依赖商业银行的信贷意愿和能力以外，公众对货币的需求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从实证分析来看。人们发现许多国家的货币需求函数日益不稳定，这也支持了对货币数量控制方案的根本怀疑，并因此加深了人们对货币政策重要性的怀疑(汪红驹，2002)。货币需求的不稳定性使得中央银行难以自主地控制基础货币的供应，从而货币供给是内生的。(3)金融创新伴随着对交易手段日益增长的需要，有许多类货币的替代物可以使用。在现代化、自由化的金融市场上，金融中介结构、企业和居民要么以货币的形式，要么以其相应的替代物进行交易。在一定程度上，货币需求内在地创造了必要的供给。
从我国的情况来看，货币乘数具有较强的内生性，而且随着经济发展，内生性有不断增强的趋势：(1)1994年以后，专业银行的商业化改革逐步推进，商业银行的利润率下降，坏账增加，资本比率下降，商业银行在自身利益驱动下，必然提高风险意识，银行主要通过收益、成本和风险分析来做出放贷决策。商业银行的信贷能力和意愿限制信贷供给，银行根据自己对经济状况的判断、通过对自身行为的调节，改变了过去的货币派生机制，最终影响了货币供给。(2)公众主要通过决定持有现金的比例(现金漏出率)来影响货币供给。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收入增长速度下降，使得公众交易性货币需求减少；利率水平不断下降，再加上近年来宏观经济环境不稳定、企业效益不佳，公众预期收入稳定性下降，预防性货币需求也就随之增加；而投机性货币需求则因近年来利率水平下降而大大增加。这导致大量货币资金从交易领域退出，转化为预防性和投机性的现金和银行存款。
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的内生性必然使我国的货币供给具有内生性。货币供给的内生性，意味着中央银行不能合意地、外生地决定货币供给的数量。如果中央银行继续以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并运用总量控制工具进行货币政策操作，其有效性就会大打折扣。
理论的分析使我们得到了影响货币政策有效性的一系列因素，它们是外汇资产、财政存款、超额存款准备金率、现金漏出比率、准货币占活期存款的比例、时滞和货币政策操作模式。这一系列影响因素从以下几个方面揭示了货币政策低效的原因：人民币汇率政策对内部均衡的影响；公开市场操作工具的约束；金融创新的冲击和货币政策操作模式本身的合理性。
货币供给的内生性会大大削弱货币政策效果，但并不意味着货币政策无效或中央银行无所作为。问题的关键是，中央银行必须正视我国货币供给的强内生性特征，尤其是体制内生性特性。因此，中央银行应在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同时，在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时候应该注重下列四个方面：其一，增加汇率弹性，将汇率政策致力于外部均衡，最大限度地减少汇率政策对本币政策的干扰；其二，增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力度；其三，对金融创新进行积极、细致、广泛的研究；其四，适时选择通货膨胀率作为货币政策锚，中央银行应转换管理理念，将管理重心从货币供给管理转向货币需求管理，将调控目标由货币供应量转向利率和汇率。从而逐步建立起通货膨胀目标制的货币政策规则。
编校 育 川
作者：王有光
内生性货币供给理论论文 篇2：
货币供应内生性流动性过剩及通货膨胀的内在联系研究
摘要：经济学界对货币供应一直存在内生性与外生性之争。据对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有关数据的统计分析，货币内生性理论较好地诠释了中央银行货币供给行为。货币流动性过剩是导致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但由于货币供给的内生性，使得货币需求倒逼货币供应，中央银行调控流动性往往很难达到预期效果。金融危机是本次通货膨胀的诱因，宽松货币政策和四万亿投资等一系列的应对措施导致流动性大大过剩，但由于我国经济结构的二元性特征，使得流动性总量过剩和结构性紧缺同时并存，单一收回流动性往往会伤及实体经济健康发展。鉴于我国通货膨胀原因复杂性，需注意防范治理通货膨胀过程中造成的负面效应。治理通货膨胀应立足于产业结构调整，把促进经济和谐发展放在重要位置，制定协调、可持续的措施。
关键词：货币；流动性；通货膨胀
一、货币内生性与外生性
一般认为，通货膨胀主要是因为货币供应过度才使得流动性过剩，导致过多的流动性追逐定量商品推动商品的价格不断上涨。但在有些情况下却并不适用。据许雄奇和张宗益（2004)统计显示，1978—2002年，我国三个层次的货币供应量口径(M0、M1、M2)分别存在6.06%、4.15%、8.59%的超额货币供应，尤其是1997年以后，在M1、M2基数不断增大的情况下，货币供应年均增长率接近20%，然而这部分超额货币并未引发通货膨胀，反而在1998—2002年间出现了通货紧缩[1]。在我国出现的这种货币供给与物价之间的关系完全背离了主流货币理论的经典公式，“超额货币”似乎不知所处的现象，被国际经济学界称之为“中国之谜”[2]。
（一）货币外生性
所谓货币外生性就是指货币供给作为经济运行过程的一个外生变量，由中央银行独立自主地加以决定，其对经济运行和其它经济变量的影响通过凯恩斯效应或实际余额效应实现[3]。在现代经济学中，主流货币理论主要是指主流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的货币理论，二者虽然相互对立，但却在基本理论假设方面是完全一致的，即都主张货币外生性假设。中央银行只要确定了经济发展所需的合理货币需求量，然后供给适量货币，货币供需就能实现均衡。因此当货币失衡时，中央银行可以通过政策手段的实施加以矫正。
根据主流外生货币供给理论，货币流通速度是一个受制度、偏好等长期因素影响的变量，货币供给的变动必然会通过产出与价格的变动加以反映，从数量上看，一国货币数量的增长率应该等于价格水平上涨率与产出增长率之和，即等于物价CPI上涨率与国民收入GDP增长率。由于货币在长期是中性的，货币供应量过多必然推动物价上升，但在我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时间中却长期存在着超额货币供给与物价水平之间的反常关系。因此，基于货币供给外生性假定的现代主流货币理论似乎难以解释我国出现的“货币迷失”和“流动性过剩”这两种货币现象。但货币内生性却较好地解释了这个问题。
（二）货币内生性
所谓货币内生性是指流通中的货币是由经济运行本身的内在要求决定的，中央银行的货币供给并不是一种主动的选择行为，而是一种被动的适应性行为，因此，货币供给量是经济体系中的内生变量，中央银行对货币供给的控制只能是相对的[4]。较早提出货币内生性的是，1959年英国拉德克利夫委员会发表的《货币体系之运转报告》：“对经济真正产生影响的是包括货币供给在内的整个社会的流动性，试图控制货币的努力会促使经济主体用其他流动性的资产来代替货币，以至于货币政策无法实施，只有对经济中的一般流动性加以控制才是一种有效的货币政策”。托宾认为人们会根据成本和收益，在货币与其他金融资产之间做出选择，货币同其他金融资产一样，其供给和需求取决于持有该种资产的成本和收益。货币供给受到货币需求以及公众资产组合的优势等因素制约，因而整个金融系统和公众共同决定了货币供给[5]。格利和肖指出，由于非银行金融机构也具有货币创造作用，并且这种非货币金融是在货币当局控制之外。
后凯恩斯货币经济学的代表人物温特劳布、卡尓多、拉沃伊、莫尔、明斯基、罗西斯和埃尔利等人在上世纪70和80年代陆续提出了“适应性内生货币供给理论”和“结构性内生货币供给理论”。他们有的认为货币供给与实际产出水平以及就业有直接关系，而与物价水平只存在间接关系，为了防止信贷紧缩导致灾难性的债务紧缩，中央银行除了满足“交易需求”外别无选择；有的则强调当银行和其它金融中介机构的准备金不足时，主要是通过创新性资产负债管理，即银行贷款创造银行存款，商业银行再根据存款来寻找储备，而贷款又是由具有信用的企业或个人决定的，中央银行无法控制经济中的贷款量，因此也就无法控制货币存量。内生性货币理论的提出和发展重新诠释了中央银行的货币供给行为。
二、货币供给与流动性过剩
2010年，我国官方开始适用社会融资总量的统计。站在内生货币供给理论角度，随着金融创新和发展，履行货币职能的金融资产数量和种类越来越多，传统的金融业统计范畴已经不能涵盖整个社会资金的流动和变化，货币供应量指标与产出和物价变动间的相关性越来越弱。与此同时，社会公众、商业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政府等货币创造能力越来越强，各种新型金融衍生工具的出现和新型融资方式、渠道的诞生大大降低了中央银行的货币控制能力。因此，货币供给“过剩”，主因不是由供给方决定，而是由需求方决定。
（一）货币需求倒逼货币供应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货币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执行交易媒介职能的货币占比逐年下降，执行资产职能的准货币成为主体，这种货币结构导致货币供求均衡的主导力量由供给转向需求方面，而在需求结构中居民又占绝对主体[6]。从中央银行角度看，这种超额货币供给具有很大的被动性，由于其转化为其他金融资产形式，所以并未对物价造成压力。许多实证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如伍志文（2003）通过对货币形态的扩展，认为大量货币在资本市场的集聚是导致我国货币超额供应，进而出现“中国之谜”的重要原因[7]；王一萱、屈文洲(2005)认为，我国货币市场和股票市场上存在信贷资金套利的行为，大量货币通过灰色渠道流入股票市场的可能性是产生“迷失”货币的重要原因[8]；易纲和王召（2002）基于所建立的货币政策传导模型，认为在股市存在时，货币供给的增加并不会完全转化为商品价格的上升，而会有相当一部分在股票市场上溢出，而我国股市的投机性质所带来的价格“超调”现象加剧了这一不对称性，即使考虑股票价格上升所产生的财富效应和产量扩张，货币供给也不可能完全反映到价格和产出的变化上来，因此股市溢出和超调是我国货币“迷失”的重要途径[9]。张杰（2006）则认为，中国的高货币化和货币“迷失”现象具有深刻的政府行为内涵，政府部门对银行体系的运转进行了过多干涉，提供了大量显性补贴和隐性担保，经济中的货币供给将高于市场化条件下的最优水平，由此出现在货币数量论框架下的货币“迷失”[10]。审计署发布的2010年审计公告中显示，我国地方政府融资负债约10万亿元，占2010年年末人民币贷款余额47.92万亿元的20.9%。除此之外，地方政府还存在大量的银行外其他信用融资，不但数额较大，而且隐蔽性强，难以统计。地方政府融资相较于银行贷款，具有软约束性，容易游离于宏观调控之外。
货币乘数是连接货币供给与基础货币之间的纽带，主流货币理论主张货币乘数是基础货币扩张的倍数。一般来说，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来控制基础货币，但对货币乘数的控制能力有限。原因在于中央银行虽然可以通过调整法定准备金率来影响货币乘数，但超额存款准备金率、提现率则主要取决于银行和居民的行为选择，中央银行不能随意控制。2011上半年，央行连续六次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大型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达到21.5%，接近历史最高水平，理论上货币乘数相应下降，但实际结果确是货币乘数仍在不断扩大，看起来是信贷投放逐步受到限制，但存款增长率出现持续下降甚至负增长，表现为企业存款大幅下降，直接转向投资或经营领域，居民储蓄存款通过民间借贷途径投向企业或经济实体，形成罕见的“全民借贷”现象，直接抵消了央行的调控效果。另外，我国货币乘数的变动具有明显的顺经济周期的特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货币供给内生于经济的周期波动[11]。还有许多学者的实证研究也支持了我国货币乘数呈现出内生特性的结论。
（二）基础货币内生性的表现形式
基础货币的内生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再贷款与再贴现的“倒逼机制”上，由于经济转轨时期预算软约束的特征，财政和企业往往患有投资饥渴症并转化为银行信贷的软约束，形成适应性内生货币供给式的“倒逼机制”；二是在债券公开市场操作上，中央银行主动性匮乏，由于适合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的债券资产短缺，而中央银行本身债券也不足，难以通过逆回购业务收回基础货币，只能通过投放短期资金的单向操作，同时中央银行还要受到其他银行机构有无反向交易意愿的影响，灵活性和主动权受到一定的束缚；三是在外汇公开市场操作上，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和渐进性的汇率改革条件下，央行通过外汇占款投放基础货币具有很大的被动性，这意味着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基础货币数量成为依赖于外汇市场状况的内生变量。总之，货币供应的内生性会扩大货币乘数并使市场流动性膨胀。
三、流动性过剩与通货膨胀
（一）国际金融危机是本次流动性过剩的起因
201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管理通胀预期”作为我国宏观调控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2010年下半年至2011年6月15日，央行一直把抑制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加息4次至3.25%，11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最高达21.5%，但是，通货膨胀依然居高不下。统计数据显示，5月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5.5%，PPI上涨6.8%，5月份CPI的同比增幅已经处于2008年7月以来的最高位，创下34个月来新高。从表面来看，流动性过剩成为本次通货膨胀的主因，但通过实施严厉的调控流动性政策后，通货膨胀趋势并没有减弱趋势。2009年，我国曾一度实施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和4万亿投资等一系列的应对措施，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货币政策逐步向稳健转变。纵观这一过程，央行向市场释放流动性是迫于经济发展的压力，而收回流动性则是迫于市场价格的压力。近期我国江浙广东一带中小企业经营形势一度下滑，破产公司数量甚至超过金融危机以前，这是在当前流动性依然过剩的情况下发生的。
（二）我国通货膨胀的复杂性
从中国本轮经济通货膨胀的发生原因看，受三方面因素影响。一是自2009年来的货币超发。二是在全球货币量化宽松大背景下，国际贸易收支和汇率等因素的变动会直接影响国际商品价格；通胀将通过农产品和工业品链条分别传导到国内；通过贸易和非贸易部门的比价效应，通货膨胀进一步由贸易部门向非贸易部门扩散，最后引起价格的全面上涨。三是国际铁矿石、有色金融、原油等原材料和能源价格大幅上涨所引发的成本推动。当前中国经济正在走过“刘易斯拐点”。从实证研究来看，一个经济体在走过“刘易斯拐点”之后，往往伴随着较长时间低端劳动力工资水平的快速上涨。由于工业品的价格传导存在着明显的价格黏性，成本压力主要表现在低端劳动力密集程度较高的农产品上，容易引起农产品价格的波动。随后，劳动成本会通过向终端产品转移而引发整体物价与工资水平的螺旋式上升，最终促使成本推动型通胀压力在整个居民消费领域和工业制成品领域体现出来。
当前，中小企业的生存压力越来越大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据全国工商联的调查显示，九成以上中小企业无法从银行贷款，当前中小企业生存难度超过2008年。鉴于通货膨胀的严重危害，央行必须做出收缩流动性的宏观决策。首当其中的影响是最需要资金的中小企业，如果中小企业出现大面积经营问题甚至破产，势必会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为此，央行必须在收缩流动性、抑制通货膨胀和扶持中小企业之间做出妥协，但只要流动性依然旺盛，就必然会加重通货膨胀治理的负担。这实际上体现的是，资金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分配的不合理性以及产业结构的不合理性，大量的信贷资金流入了大型国企和垄断性行业，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本来就举步维艰，抗风险能力差，资金紧张不过只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罢了。
四、结语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内生性是当前我国货币供应增长的主导性因素，而货币超发造就了本轮通胀的流动性基础。由于我国当前通货膨胀形成的因素较多，传导机制较为复杂，因此，单纯的抑制流动性并不能从根本上抑制通货膨胀的蔓延，过于严厉的调控反而会伤及经济的发展，近期大量中小企业的破产甚于金融危机就是例证。治理通货膨胀应当立足于经济结构调整、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等方面，制定协调、有序的长期治理措施，并容忍通货膨胀在一定幅度内存在。一是在控制信贷总量的同时，金融监管部门应该制定银行业信贷投放监管比例，引导更多的贷款投向中小企业；二是切实提高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最大限度的削减市场垄断和行业垄断，除了影响国计民生、危及国家安全的行业之外，鼓励民间资本和民营企业参与和竞争，在税收、信贷等诸多方面保证中小企业享受平等的“国民待遇”；三是进一步加大社会信用融资统计和监管力度，尤其要防止银行外信用和融资膨胀，从而实现对整个社会资金流动性的有效控制。
（责任编辑：张恩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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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永涛
内生性货币供给理论论文 篇3：
货币供给外生抑或内生
摘要：货币供给在整个货币循环体系中处于源头的地位，其性质究竟是内生的还是外生的？是货币理论中始终不容回避的基础性问题，用传统的思维方法难以形成共识。鉴于此，本文梳理了国内外学术界有关货币供给性质的研究文献，在此基础上，通过借鉴生态系统物质循环货币及货币流通相关理论的研究成果，从仿生学角度对货币循环的定义、特点及描述方法进行了探讨，并运用货币循环理论解释了货币供给兼具内生性和外生性，它既是内生变量又是外生变量。
关键词：货币供给；内生性；外生性；生态系统
一、引言
货币供给性质究竟是内生的还是外生的？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判断决定了中央银行货币调控中间目标及其方式的选择，并将直接影响到货币调控的效果。然而，货币供给性质问题一直是现代货币理论争论的焦点所在，其是否可以完全由中央银行控制，是评判货币调控效果所必须回答的一个基础性问题，而这恰恰被当前已有的相关研究所忽略。
货币供给在整个货币循环体系中处于源头的地位，中央银行能否独立控制货币供给，是导致货币供给外生抑或内生分歧的关键。学术界对货币供给性质的讨论持有三类观点：第一类观点认为，货币供给是经济运行过程的一个外生变量，由中央银行独立自主地加以决定；第二类观点认为，货币供给是经济运行过程的一个内生变量，由经济主体的需要内生决定，中央银行不能有效地控制货币供应量；第三类观点认为，货币供给既是外生变量又是内生变量，中央银行并不能完全控制，还受制于经济主体的内生需要。很显然，上述观点分别从不同角度分析了货币的创造过程，形成了外生、内生以及内外生货币供给理论，构成了现代货币理论的基石。
纵观货币发展史，理论界关于货币供给性质的争论从来没有间断过，正是这些争论推动着货币理论不断向前发展。但是，货币供给的性质到底怎样？内生抑或外生？是货币经济学中始终不容回避的最基本理论问题，直接涉及宏观经济理论及有关对策研究，构成许多理论和现实问题争执的根源，用传统的思维方法难以达成共识。有鉴于此，本文梳理了国内外学术界有关货币供给性质的研究文献，在此基础上，通过借鉴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货币及货币流通相关理论的研究成果，从仿生学角度对货币循环的定义、特点及描述方法进行了探讨，并运用货币循环理论解释了货币供给兼具内生性和外生性，它既是内生变量又是外生变量。
二、相关文献回顾及评价
（一）货币供给外生论
货币供给外生论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传统观点，在其经济模型中，假定货币是交换的产物，货币供给可以被视为外生变量。因而，中央银行能够有效地调节货币供给进而影响经济主体的运行。
西方经济学界主张货币供给外生论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凯恩斯与弗里德曼，下面分别就其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凯恩斯是倡导货币供给外生变量的典型代表。他认为：货币供给是由中央银行控制的外生变量，其变化影响着经济运行，但自身却不受经济因素的制约。这与凯恩斯经济理论的产生背景密切相关。凯恩斯经济理论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也是1929年—1933年大危机的直接产物。他虽然没有进行货币供给的定量分析，但是开创了外生货币供给理论，为国家干预经济提供了一种政策工具，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由此可见，凯恩斯的货币外生论与其货币非中性思想一脉相承，构成了凯恩斯国家干预理论的基础。
坚持货币供给外生论最为有力的莫过于以弗里德曼为首的货币主义者。根据ＭＶ≡ＰＹ的恒等式，货币主义者在货币流通速度Ｖ稳定、真实产出Ｙ长期内不受Ｍ变动影响的前提下，得出了影响货币供给的三个主要因素：（1）基础货币Ｈ，它由银行准备金与公众所持有的通货构成；（2）存款与准备比率Ｄ／Ｒ，即商业银行的存款与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之比；（3）存款通货比率Ｄ／Ｃ，即商业银行存款与非银行公众持有的通货Ｃ的比率。货币主义认为，中央银行能直接决定基础货币Ｈ，而Ｈ对于Ｄ／Ｒ和Ｄ／Ｃ有决定性影响。也就是说，中央银行只要控制或变动Ｈ，就必然能在影响Ｄ／Ｒ和Ｄ／Ｃ的同时决定货币供给总量的变动。在这种情况下，货币供给无疑是外生变量。
表面上看，货币主义者得出的这些结论可以很好地证明货币供给的外生性，但仔细分析可知，这些结论是站不住脚的。最主要问题在于：弗里德曼把货币供给归结为基础货币Ｈ、存款与准备比率和存款通货比率的固定函数过于简单化，实际上这两个变量及其决定因素之间是会发生交叉影响的，特别是Ｄ／Ｒ和Ｄ／Ｃ往往随经济活动的涨落而变动，不能作为货币供给方程式的固定参数看待。比如，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上购入国债以增加基础货币的行为，在基础货币增加的同时，利率下降，货币乘数的许多相关系数，如超额准备金率、现金漏损率等都会发生变化，货币乘数与基础货币无法完全隔离；另外，影响货币乘数的诸多因素中，如超额准备金率、现金漏损率、定期存款与活期存款的比例等都取决于商业银行和公众的资产选择行为，在短期内是经常发生变化的，不可能由中央银行完全控制；此外，20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中央银行的货币量目标屡屡失准，也说明货币供给并非完全由中央银行决定。
与西方经济学界相比，中国经济学界关于货币供给性质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成果也相对较少且主要产生于改革开放之后。这些成果中，主张货币供给外生论观点几乎是微乎其微，在此不做讨论。
（二）货币供给内生论
货币供给内生论在其经济模型中假定货币是生产的产物，货币供给可以被视为内生变量。因而，货币供给内生论提出了货币供给的数量由经济主体的需要内生决定，中央银行不能有效地控制货币供应量。货币供给的变动，不决定于中央银行的主观意愿，起决定作用的是经济体系中实际变量如收入、投资、消费等因素以及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如果认定货币供给决定于内生变量，那么货币供给总是要被动地决定于客观经济过程，而中央银行并不能有效地控制其变动。
内生性货币供给的思想可追溯至早期的货币名目主义者詹姆斯•斯图亚特，他在176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研究》一书中，指出一国流通只能吸取一定量的货币，经济活动水平使货币供给量与之相适应，这一原理后来被亚当•斯密加以继承，又被银行学派加以发展。
现代内生性货币论较为代表性的观点来自1959年英国《拉德克利夫报告》，以及美国的格雷和托宾等人。1959年的英国《拉德克利夫报告》提出的中心论点是，对经济有真正影响的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货币供给，而且是包括这一货币供给在内的整个社会的流动性；决定货币供给的不仅仅是商业银行，而且是包括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内的整个金融系统；格利和肖在《金融理论中的货币》一书中认为，商业银行在货币创造过程中，会受到其他金融机构的竞争，于是货币供给不仅决定于商业银行本身，而且决定于其他金融机构和社会公众的行为。因此决定货币供给的不仅仅是中央银行，还包括整个金融系统和公众。托宾在批判简单的基础货币模型基础上，对货币供给进行了一般均衡分析，建立了资产选择模型，该模型突出了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和货币传导过程中的资产替代性，指出了存款准备比率和存款通货比率的变动是由经济过程内生决定，从而推导出货币乘数具有内生性。
在中国，主张货币供给内生论的学者比较多，主要的代表性观点有：李春琪（2003)从“倒逼机制”的角度分析了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梁晓辉，黄玖立（2003）从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的角度，得出了我国货币供给并不是中央银行可以控制的外生变量，而是由各个经济主体相互作用内生决定的。谢罗奇，胡昆（2005）从基础货币与货币乘数的内生性以及电子货币的发展三个方面论述了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表现，并用传统计量方法对我国货币供给内生性进行了实证分析。周可可（2006）本文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Ｇｒａｎｇｅｒｃａｕｓａｌｉ-ｔｙｔｅｓｔ)对我国广义货币供给量(Ｍ2)与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进行因果检验，得出了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结论。耿中元，曾令华（2006）运用Ｅｎｇｌｅ－Ｇｒａｎｇｅｒ两步法、误差校正模型、Ｇｒａｎｇｅｒ因果检验等计量经济方法，以中国为例检验了内生货币假说，得出了中国的货币供应量本质上是内生的结论。
从以上介绍可以看出：货币供给内生论的提出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视角，它强调货币供给量作为内生变量主要是由银行和企业的行为决定的，而银行和企业的行为取决于经济体系内的许多变量，中央银行只能顺应经济运行的要求供给货币，而无法执行独立的货币政策，更不能支配银行和企业的行动。试问，如果货币供给是完全内生的，那么中央银行的创立有什么意义？货币政策的作用在哪里？世界上又有哪个国家是所谓纯粹的市场经济？世界上又有哪个国家的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是中性的？因此，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政府都会利用货币这个政策变量作为干预经济生活的工具。
（三）货币供给内外共生论
凯恩斯革命以来，人类经历了通货膨胀、滞胀、通货紧缩等各种经济难题的困扰，对经济运行的认识也逐步走向深入：主流的货币供给“外生论”和“内生论”只是抽象的理论模型，货币供给内外共生论可能更符合实际。西方经济理论界，主张货币供给内外共生论的学者居少数，其代表性观点主要有：罗宾逊，卡尔多为首的货币供给内外共生论。他们认为，从形式上看，全社会的货币供给都是从中央银行出去的。因而，它在形式上是一个外生变量，但实质上供应多少货币并不完全取决于中央银行的意志，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系统内各因素变动的结果。例如，在经济高涨时期，经济主体的货币需求会增加，银行系统的贷款会相应增加，中央银行想控制也难。因为商业银行会设法逃避。同样，在经济萧条时，经济主体的货币需求会减少，银行系统的贷款会相应减少，中央银行想增加也难。因此，货币供给在形式上外生的，背后却具有浓厚的内生性。英国著名货币理论家劳伦斯．哈里斯在其《货币理论》一书中提出了自己的货币供给内外共生论。他认为，货币供给的变动可能是由外生因素所决定的，例如金本位制下新金矿的发现，或者政府为战争提供资金而进行的借款。货币供给的变动也可能由货币需求所决定，以至于货币需求的增加引起了银行部门增加它的计划货币供给。从这一角度来看，货币供给是由中央银行、商业银行、社会成员共同创造。此外，货币的需求和供给都要受到某些同样的影响。例如，名义收入的增加会引起货币需求与银行体系计划的供给货币同时增加。由此可见，哈里斯认为决定货币供给的因素有两个：一个来自经济体系之外，是外生变量；另一个因素来自经济体系内部的货币需求。
在中国金融理论界，黄达教授主张货币供给内外共生论。在《宏观调控与货币供给》一书中，黄达教授明确指出：“货币供给模型是Ｍ＝ｍ×Ｂ。由此可以看出，决定货币供给的是三个因素：Ｃ／Ｄ、Ｒ／Ｄ与Ｂ，Ｃ／Ｄ是货币供给中通货与存款货币之比；Ｒ／Ｄ是准备金存款这个在商业银行之间流通的货币与存款货币之比；Ｂ是基础货币。这三个因素，在有的西方宏观经济学教材中，分别归之为私人行为、商业银行行为和中央银行行为。事实上三方面的行为对这三个因素的作用是交叉的”。很显然，黄达教授的观点认为货币供给由私人行为、商业银行行为和中央银行行为共同决定，因而货币供给既是内生又是外生。崔建军（2005）从币材、经济体制、货币供给结构、货币供给机制等多个层面探讨了货币供给的性质。其研究结论是：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货币供给兼具内生性和外生性，它既是内生变量又是外生变量。初桂娟（2007）从光的波粒二象性角度分析了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和外生性。
三、分析方法的阐述
运用生态系统的原理和方法来分析和考察金融系统时，不难发现金融系统具有很多生态学特征。首先，金融系统的发展和演进也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过程。其次，金融系统的结构秩序也是从竞争中形成的，竞争的最主要特征是优胜劣汰。再次，正如自然生态系统一样，金融系统也是在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制环境下形成的，同样具有鲜明的环境选择特征。最后，金融系统同样是一个具有自我调节功能的整体，并且这种自调节能力也是有一定的限度。总而言之，金融系统具备了生态系统的许多特征，但由于自然界中的每一个生态系统都包含了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两大部分，并且系统内部的生物与生物之间，生物与环境之间不断地进行着复杂而有规律的物质交换和能量流动。因此，金融系统要真正仿生成一个生态系统——即金融生态系统，还必须具备以下两个基本条件：一是金融系统必须具备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两个基本组成要素。二是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之间必须通过复杂的物质交换和能量流动才能维系。鉴于此，笔者曾提出了金融系统模拟生态系统的四个假设条件：金融交易主体是生命体、货币循环等同于生态系统中的物质交换，信用流等同于生态系统中的能量流动以及政府在金融生态中的地位可以视同于人在生态系统中所起的作用。基于此，金融系统就能完全模拟成一个生态系统，相应地金融系统中的货币循环与信用流动就成为了该生态系统的核心功能。因此，在金融生态系统的货币循环中，货币是最重要的物质，它是金融主体内部之间以及金融主体与环境之间相互联系的枢纽。
与自然生态系统中的物质一样，货币起源于环境（交换是信用的一种方式），构成了金融生态系统中的金融个体与群落，并经由生产者（中央银行）、消费者（金融机构群落）、分解者（微观经济主体）所组成的营养级交叉循环，最后同样归还给环境（信用关系的终结），构成金融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基于以上分析，笔者假定了货币即金融生态系统中的物质，货币在各类金融主体之间的相互交换即为金融生态系统的物质交换。因而，货币是金融生态系统演化的起点，它是金融主体与内外环境（信用、经济、法制、社会、文化以及制度等多种因素组成）在时间和空间上相互偶合的产物，通过交换的方式在各种金融主体之间反复循环，就构成了金融生态系统中的物质基础。因此，它在金融生态系统既是生产的产物，又是交换的产物。在此过程中，中央银行作为金融生态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的物种，它不仅需要适应金融生态系统其它金融主体和内外环境的需要，充当生态系统物质循环的“镇流器”，而且还能够调控金融生态系统其它金融主体与改善内外环境，发挥生态系统物质循环的“遥控器”功能。
与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一样，金融生态系统中的货币循环与信用流动也是借助于生物之间的取食过程进行的，两者也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同时进行的，它们把各个组分有机地联结成为一个整体，从而维持了金融生态系统的持续存在。货币循环与物质循环一样也具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开放性。货币循环具有开放性，它不仅可以在不同地区之间、不同国家之间进行货币交换，而且还带有全球性，可以在全球金融生态圈中进行货币交换；二是反复性。金融生物群落和内外环境之间的物质（信用关系）可以反复出现、反复利用，周而复始进行循环；三是平衡性。货币循环在不受政府（其作用等同于人类）干扰的条件下，一般是处于一种稳定的平衡状态。然而，货币循环区别于物质循环的本质特征在于：一是双向性。货币循环既可以由生产者流经消费者再到分解者，又可以由分解者流经消费者再到生产者。因而，在货币理论中一直存在内生与外生之争。二是调节性。从货币循环的供给路径来看，中央银行通过合理控制与消费者（金融中介机构）之间的物质交换（发行基础货币），从而达到有效的控制各金融主体之间的物质交换量（货币供应量），实现金融生态系统健康、有序的发展。三是适应性。从货币循环的需求路径来看，金融生态内外环境的变化，比如信用环境的改善、经济环境的快速发展以及金融主体内部制度的完善等等会促使分解者对货币的需求不断增加，致使分解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货币交换量不断增加，导致了中央银行为满足金融主体的需要而被动的创造货币，从而提高了金融主体不断适应内外环境的变化，最终增强了金融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物质循环可以用库、流通率、周转率和周转时间几个概念来描述。货币循环同样也可以用以上几个概念加以描述。货币在金融生态系统中同样存在一个或多个贮存场所，这些贮存场所就称为库。例如，货币在中央银行时是一个库，叫发行库。货币在商业银行时又是另一个库，叫业务库。发行库的性质有点像自然生态物质循环中的贮存库；业务库与自然生态物质循环中交换库相似。在生态系统中用流通率来描述单位时间或单位面积通过物质的数量，而金融生态系统中是用一定时期内货币的流通量来加以表述。由于金融生态系统中货币循环有两条路径，因而，在一定时期内货币流通的数量有两种描述方法，即货币供给量与货币需求量，货币供给量按口径大小又可分为Ｍ0、Ｍ1、Ｍ2、Ｍ3……。金融生态系统中也用周转率来描述货币的周转速度，又称货币流通速度，它是指单位货币在考察期内流通的平均次数，即考察期内社会商品和劳务的交易总额与流通中的货币量的比值。周转时间即周转率的倒数，在金融生态系统中它是用来描述经济货币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
四、本文的结论
（一）金融生态学原理告诉我们：生物不仅能够适应环境，同时还能够改变环境
一方面中央银行作为生态系统中的一个关键物种，它必须不断地与周围的物种进行物质交换和能量循环。因此，它需要适应其生存的内外环境。所以，内生理论可以解释为中央银行必须与其生存的内外环境相适应。即认为，承认货币供给的内生性是对生态系统内在运行规律的认可；另一方面，中央银行作为生态系统中的一个生物体，它又能够改变其周围的内外环境。即承认货币供给的外生性又是对生物体能够改变环境的认可。
(二)为什么货币理论中会有内生与外生之争
对于这一问题，如果我们从货币循环的角度就很容易进行解释。原因主要在于：货币循环的双向性，因而，货币循环就有两条路径。不同的学者分别从这两条路径进行研究，自然得出了不同的结果。从货币的供给循环路径研究得出了货币是外生的，而从货币的需求循环路径得出了货币是内生的。
（三）货币即是内生的又是外生的
主要是基于以下理由：第一，货币循环的双向性决定了货币即是内生的又是外生的。由于在货币循环的过程中，各金融主体之间进行货币交换的过程是相互的，因而，各金融主体内部之间以及金融主体与外部环境之间会发生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一方面从货币的供给循环路径来看，中央银行（生产者）创造货币的多少必然会影响金融中介机构（消费者）的行为，消费者行为的改变最终会影响分解者（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选择。在这一传导过程中，各金融主体之间的行为变化也会改变金融生态环境（信用、经济、法制以及制度等内外环境）。从这一视角来看，货币是外生的。另一方面，从货币的需求循环路径来看，由于内外环境的变化，会促使微观经济主体（分解者）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会不断地影响金融中介机构（消费者）的行为，最终会导致中央银行会被动地创造货币。从这一视角来看，货币又是内生的。第二，货币循环的调节性与适应性也决定了货币即是内生的又是外生的。货币循环的调节性说明了货币是外生的，而货币循环的适应性又说明了货币是内生的。第三，金融生态学原理告诉我们：金融主体不仅能够适应环境，同时还能够改变环境。从这一点来看，即是内生的又是外生的。
（四）如果仅承认货币供给的内生性，是纯粹的内生变量，完全由金融生态系统内在客观规律所决定，则否定了生物主体能够改变环境的客观规律
那么，中央银行也绝不可能成为开天辟地以来人类伟大的发明之一，货币调控就没有任何意义可言了；如果仅承认货币供给是外生性，是纯粹的外生变量，完全由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主观地控制，那么，中央银行就万能了，则否定了金融生态系统的内在规律性。因此，正确把握货币供给即是内生的又是外生的性质，才能正确认识中央银行及货币政策的作用，这才是可取的科学发展观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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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若平)
作者：李银珍 曾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