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词是句子结构中的中心, 中外语言学家都普遍接受了“动词中心说”。尤其是属于汉藏语系的汉语, 动词是构成句子的基础, 其他成分围绕动词进行构建。因此, 动词的研究便成为语法研究中的重点。而动词的分类也各有不同, 回顾汉语语法研究历程, 陈祖荣总结道:汉语动词的分类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 (1) 单纯从意义上, 比如把动词分为“活动动词”、“变化动词”、“表白动词”、“判断动词”、“能愿动词”等。 (2) 单纯从语法功能上, 比如朱德熙先生在《语法讲义》中的分类: (1) 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 (2) 体宾动词和谓宾动词; (3) 名动词; (4) 助动词等。 (3) 从语法功能和意义结合上, 比如袁毓林根据动词与祈使句的关系, 分为述人动词和非述人动词。
汉语言说义动词下个定义。大致来说, 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分类方法。广义的言说义动词的义素中都包括“用言语表达意思”, 即[+用言语表达意思], 但同时, 还含有其他的义素。如:命令[+用言语表达意思][+意欲][+强迫][+使听话人做某事]。宽泛地说, 只要一个行为, 必需通过语言 (文字) 的方式才能实现, 并且目的是为了与别人交流, 那么, 承载该行为意义的动词就被看成是言说义动词。汪维辉先生在2003年指出:动词语义场中有上位词和下位词之分, 上位词是只有核心义索而无限定义素的词, 如“说”的义素可以分析为:+使用+言语+表达+意义:下位词则是在核心义素的基础上加上各种各样限定义素的词, 如“骂”的义素为:+使用+ (粗野/恶意的) 言语+表达+ (侮辱/斥责等) 意思。需要注意的是, 本文所讨论的言说义动词主要是指狭义的言说义动词, 也就是说包含[+说]﹨[+说话]这一义素的说类词的上位词。汉语从古到今的言说义动词很多, 不完全统计, 仅是不太冷僻的单音词就有不下一百多个, 如果加上复音词, 数量就更为可观。据汪维辉先生统计这些言说义动词有“言、云、曰、语、道、讲、话”等。这些动词不仅在汉语历史上数量众多, 而且用法更是纷繁复杂。
语法化 (Grammaticalization) 在西方最早由Meillet在1912年提出的。在其对语法化过程的主要介绍中他形容为一个词语演变为附着语素, 一个附着语素演变为词缀, 以至于一个词缀演变为另一个不能进行分析的语素。
语法化经过多年发展, 定义有了各种不同角度的衍生。
关于语法化的最初定义也就是Meillet所下的定义:“the passage of an autonomous word to the role of grammatical element” (grammaticalization) , 即是一个本来独立的词演变为一个具有语法功能的成分。
Jerzy kurylowicz则称语法化为:就是一个语素的使用范围逐渐增加较虚的成分和演变成一个较虚的语素。或者是从一个不太虚的语素变成一个更虚的语素。如一个派生语素变成屈折语素。
Heine and Reh (1984) :语言单位失去语义的复杂性、语用的意义、句法的自由和语音的实体的一种变化。
究其本质, 可以这样说, 语法化其实是指语言中存在的词汇项和结构在某些语境下起到语法功能的作用。其重点在于三点:首先是语法化现象常表现为一个连续的链, 而不是终点。其次是语法化是一种特殊语境中发生的变化而不是一般的变化, 语境对于语法化的变化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再次, 语法化是一个单向性的假设。语法性弱的成分和结构式可以变为语法性强的成分和结构, 而反之则不然。虽然有极少数反例, 但通常是由另外的动因造成的。
1语法化斜坡
Halliday最早提出了著名的语法斜坡:Content item (词汇项) >grammatical word (语法词) >clitic (附着) >inflectional affix (词缀) 。
斜坡模式的提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突破, 词汇句法变化在不同语言中和不同时期是可以重复的, 表现出很强倾向往同一个方向发展, 如词汇动词变成助动词, 名词性附加词变成格标记, 词汇项和结构在某些语境下起到语法功能的作用, 一旦语法化后, 继续发展成新的语法功能。
1.1道
1.1.1“道”的句法意义
魏晋南北朝时期, “道”作为新生的言说义动词逐渐在具体应用上占据一定的位置。“道”可以后面带直接宾语, 比如:锺士季常向人道:“吾少年时一纸书, 人云是阮步兵书, 皆字字生义, 既知是吾, 不复道也。” (《殷芸小说》)
“道”直接带上所说内容作为直接受事宾语, 但不是以直接引语的方式出现。
无道人之短, 无说人之长。 (《文选·崔缓<座右铭>》)
在唐代“道”的言说义逐渐虚化, 蒋绍愚曾指出在白居易诗中:“说”和“道”都可以加助词“着”。“说”还可以在后面加介词“向”, 说明“说”和“道”口语化的程度比较高。同时, “道”可以和“曰”“言”等言说义动词组合, 形成“道曰”和“道言”等结构。如:思帷所由, 釜是我师, 特先礼釜, 绕之三匝, 为众沙门具自道说。 (《旧杂譬喻经》卷1)
因道曰:“王甲、李乙, 吾皆与之。 (《搜神记》)
1.1.2“道”的语法化
明清时期, “道”主要用于带直接引语, 并逐渐演变成标句词。引语标记用法是“道”开始虚化的起始阶段, 在这一阶段, “道”从直接引出言谈内容到作为间接引语标记。在句语表形式上表现为和“言说义动词”或“言说义动词”连用, 如“说道”等等。
【仙吕调】【乐神令】张生因而下泪以跪, 说道:“不合问个小娘子年纪。” (《西厢记诸宫调》)
分明说道。 (《碧岩录》)
接下来就是“准标句词”向具有篇章衔接功能的标句词虚化。这一功能在20世纪下半叶形成。在句表形式上表现为, 可以脱离原来的连动结构, 附在补足语从句的句首, 并且“说”所引导的小句在句法上不自足, 不能进入语篇。
1.2说
1.2.1“说”的句法意义
言说义动词“说”出现的时间比前三个都要晚, 魏晋时期有着巨大的发展。首先在语义上:“说”由“谈说、解释”义发展到“说话、述说”义。在先秦时期“述说、讲述”义的“说”用例是很少见的, 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用例却明显增多。其次在句法功能上“说”也有重大发展。“说”后面不带宾语。表“说话、述说”义。
孔子曰:“死生有命, 富贵在天。”苟有时日, 诚有祸祟, 圣人何惜不言?何畏不说? (《辫祟》)
“说”直接带上所说内容作为直接受事宾语, 但不是以直接引语的方式出现, 如:
无道人之短, 无说人之长。 (《文选·崔缓<座右铭>》)
“说”后接的受事为所说的话, 即直接引语, 动词后面一般可加冒号和引号。如:年十二, 病死, 五日而苏, 说:“死时……” (《搜神记》)
所带的宾语可以是“言”、“语”、“诚实语”、“是言”、“是语”、“此语”。
说是语已, 即便还去。 (《菩萨本缘经》)
“说+言说义动词”, 有重大发展, 使用越来越广泛。如“说云”、“说曰”、“说言”、“言说”等, 形成新旧成分连用现象。
乃能为法, 饮水多日, 即便说言:“汝若去者, 我则更无如是福田。唯愿仁者明受我请。” (《菩萨本缘经》)
1.2.2“说”的语法化
现代汉语中的“说”在长期的高频使用下, “说”正在衍生出某些体现语法关系的功能, 意义也超出“言说”的范围, 发生不同程度的语义泛化。现代汉语中有一批两音节或三音节甚至多音节的“……说”己经成为词或正处在词汇化的过程之中。固定搭配“……说”句法上作为一个单位使用, 具备一种附缀功能, 可以形成动词、副词、连词、语气词、话题标记, 表示某种主观化色彩, 是短语词汇化的结果。单数的第一人称、第二称代词和“说”组合的“我说”、“你说”、“您说”就属其中一种, 它们在主观化和语法化的共同作用下已经词汇化为话语一语用标记, 成为一种言谈框架, 用作组织言谈。言谈框架“我说”、“你说”等也具有界定言谈单位的功能, 而这些词语的出现也常具有加强语气的效果。
刘沙:“抽, 来, 来, 来。这烟不错, 来来。我说大李呀, 你那事办得怎么样了。”
方梅先生曾指出, “我说/你说/您说”中动词“说”的虚化既涉及到这一结构词汇化的问题, 也涉及互动交际对虚化的影响。在对句类的选择上, “我说”倾向于选择有标记句子作为其出现的环境;在共现成分上, “我说”常常与有标记句子中的其他情态成分共现, 共同承担表达语气和情态的功能。耿文进一步指出:“我说”该语言成分从基本语言向元语言的转变过程, 是一个由实到虚、由客观到主观的演变过程。这个过程一方面是语义上的虚化, 另一方面是结构上的重新分析。更重要的是这个语言成分实现了功能上的转变, 其语法化过程就是从表达命题内容到表达情态内容甚至纯粹组织话语的功能, 实现了从表达客观命题到表达主观情态的转变, 这也就是“我说”类元语言的主观化过程。在“说”的虚化过程中, 是语法化和主观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语法化过程中, 隐喻、语境吸收和语用推理起了重要作用。在主观化过程的中, 移情指示、语用推理和重新分析起重要作用。
摘要：言说义动词发展了几千年, 本文拟从中古新生的汉语言说义动词的演变做出剖析, 希望能对整个汉语的历时发展做出科学角度的模式性解构。以Meillet的语法化理论对言说义动词的演变进行了一个阶段的分析。
关键词：中古言说义动词,新生,语法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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