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老区振兴发展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在资源禀赋先天不足与后天政策优势缺位的双重约束下，闽粤赣原中央苏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至今存在着人均收入水平低，交通、电力、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社会事业发展缓慢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但不利于区域协调发展和社会公平，而且对区域经济持续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推动闽粤赣中央苏区与沿海发达地区联动发展，对于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推动中央苏区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篇：老区振兴发展论文
乡村振兴背景下红色文化资源推动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现状及其思考
[提 要]革命老区和老区人民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实现革命老区的振兴发展是新时代党和国家的庄严承诺。红色文化资源作为革命老区的优势资源，是推动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内生动力。通过以川陕革命老区巴中市为例，总结红色文化资源作用于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实践经验，针对内涵彰显不足、同质化现象明显、保护开发主体相对单一等问题，提出彰显文化内涵、融合地域文化、构建多元主体、发展文化产业等路径，为红色文化资源推动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关键词]乡村振兴;红色文化资源;革命老区;巴中
[作者简介]文德波，四川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四川成都 611130);罗 荣，四川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基层治理。(四川成都 611130)
[基金项目]巴中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理论项目“巴中市红色文化资源助推乡村振兴的实践与探索”
2021年2月20日，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新时代支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意见》提出，革命老区的振兴发展需要“激发内生动力，发挥比较优势，努力走出一条新时代振兴发展新路”。[1]如何发挥红色文化的引领作用，从百年党史中汲取奋进力量，以红色文化资源培育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内生动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进而促进革命老区实现全面振兴，四川省巴中市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一、巴中市红色文化资源概况
(一)巴中市物质样态的红色文化资源
巴中市是红色故乡、革命热土，是土地革命时期川陕革命根据地首府，红色文化资源十分丰富。1932年，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战略转移后，徐向前、李先念、廖承志等革命先辈带领红四方面军挺进川陕边界地区，并建立起500余万人口、4.2万余平方公里土地的川陕革命根据地，成为全国第二大苏区。[2]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巴中形成了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被称为“中国革命的露天博物馆”。据不完全统计，巴中这片红色沃土现有馆藏红军文物3万余件，不可移动革命文物359处，革命遗迹遗址908处，领导人故居14处。其中，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旧址纪念馆、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刘伯坚烈士纪念馆等5个景区入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名录》。[3]
(二)巴中市精神样态的红色文化资源
精神样态的红色文化资源是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改革过程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形成的思想观念、价值标准、道德素质等，集中体现于红色文化资源中的红色精神。[4]1934年11月，红四方面军在赤江县召开了大规模党政工作扩大会议，会议明确了以“智勇坚定、排难创新、团结奋斗、不胜不休”为红四方面军训词。[5]自此，这一训词逐渐流行于川陕苏区，演化为红四方面军不朽的军魂，亦成为川陕苏区首府巴中革命精神的象征。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2021年11月15日，巴中市正式将“智勇坚定、排难创新、团结奋斗、不胜不休”确定为新时代巴中市城市精神。
二、巴中市红色文化资源推动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实践探索
(一)巴中市乡村振兴现状
巴中市地处四川省东北部，大巴山南麓，是川陕革命老区的中心地带。据2020年5月最新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巴中市常住人口331.92万人，其中农村人口188.03万人，占比达56.6%。巴中市农村人口多、收入低，乡村振兴任务紧、担子重。
巴中市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广泛分布于农村地区，是推进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重要资源。近年来，巴中市依托本地红色文化资源禀赋，坚持保护与开发并重的策略，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2020年底，按照国家划定的农村贫困标准，巴中市五个区县的699个贫困村成功“摘帽”，49.9万人全部实现脱贫，绝对贫困问题得到彻底解决，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革命老区振兴发展取得阶段性胜利。
(二)红色文化资源推动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巴中经验
1.夯实基层党建，强化组织振兴
“办好农村的事情，实现乡村振兴，关键在党”[6]。党的基层组织是引领革命老区振兴的领导核心。新时期，要继续由党组织当好“主心骨”、把好“方向盘”，全面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提升治理效能，为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提供组织保障。
红色文化资源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财富，是开展基层党建工作的重要文化资源。巴中市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是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念、爱国爱党、艰苦奋斗、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良好作风的生动体现，是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党性修养的生动素材。近年来，巴中市依托本土红色文化资源，以情景教学、专题教学、体验式教学和互动式教学等多种教学方式，将红色文化资源融入到党员干部培训教育中，使广大基层党员干部铭记党的红色历史，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把“智勇坚定、排难创新、团结奋斗、不胜不休”的红色精神接续传承下去，从而坚定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强化政治素养、增强服务意识，把基层党组织建设得更为有力。
2.嵌入教育体系，助力人才振兴
“得其法而不得其人，则法必不能济”，人才是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关键。人才短缺始终是制约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瓶颈问题。当前，革命老区的发展既缺乏专业的技术型人才，又缺乏具备管理和服务能力的综合型人才，现有的人才队伍总体素质偏低，难以满足革命老区振兴发展对人才的迫切需要。
红色文化资源是一部记录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生动的历史教科书，对于人才培育具有“培基铸魂，启智润心”的独特作用。巴中市依托本土红色资源，通过开发红色文化课程、开展红色主题讲座、组织红色艺术活动等方式将红色文化资源融入思想政治教育，激勵有志青年积极投身革命老区建设，着力打造一支留得住、能战斗、带不走的工作队伍，助力革命老区人才振兴。在红色文化资源的熏陶和浸润下，越来越多的巴中儿女选择回到家乡，为革命老区的振兴发展贡献力量。截至2021年3月，巴中市已成功回引3729名在外人才，回引创业典型206名，总投资超过20多亿元，创办投资规模百万元以上经济实体700多家。
3.发展红色旅游，推进产业振兴
革命老区的发展离不开产业支撑，产业兴旺是革命老区振兴的基础。十八大以来，国家从顶层设计层面大力推动红色旅游产业的发展，使红色旅游产业的质量和规模都有了大幅提升。巴中市充分利用这一契机，因地制宜发展红色旅游产业，实现红色文化资源向红色文旅经济的有效转化。
一是整合资源，全力打造红色旅游精品展区。巴中市红色文化资源总量丰富，但分布零散且不均匀。对此，巴中市统筹各方力量，将分散的烈士墓、红军文物等收集整理，集中打造以王坪烈士陵園、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等为代表的红色旅游景区，形成了集党政事业、公共文化、产业经济等多重属性于一体的红色旅游产业带。二是开展“红色旅游+”工程，拓展巴中红色文化的覆盖面和影响力。例如“红色旅游+民俗旅游”，全力打造王家坪、中坝村、鹦鹉嘴村等红色文化村落;“红色旅游+创意产品”，推出“刘伯坚系列”“红色故事剪纸系列”等百余种文化创意产品。三是加强区域协调合作，建设红色文旅走廊，按照“一区两廊多线”的发展规划，连接达州、广元、南充等革命老区，加强红色旅游产业合作，实现优势互补。
当前，红色旅游已经成为推动巴中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产业，并成为了拉动巴中市餐饮住宿、交通运输、休闲娱乐等行业不断发展的先导产业。据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巴中市全年接待国内旅游者2920.53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达260多亿元，位居全国前列，入选“第四批全国旅游标准化示范单位”名单。
4.“红”“绿”融合发展，促进生态振兴
巴中市是一片革命沃土，也是一块生态福地。巴中市位于秦岭南麓，2021年全市森林覆盖率为62.5%，居四川省第二位，拥有米仓山、空山、镇龙山、天马山四个国家级森林公园、光雾山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绿水青山”是巴中市的又一优势资源。
十八大以来，巴中市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依托光雾山、诺水河、九寨山等重点景区，因地制宜推出多条“红色文化+生态旅游”旅游线路，将红色文化资源融入生态文明建设，以“红”映“绿”，以“绿”衬“红”，绘制出一幅美丽的乡村画卷。例如，在光雾山探寻“中国最后的红军足迹”和“巴山游击队弹药物资秘密存放处”，将红色体验项融入到生态旅游活动中，为生态旅游注入更加优质、更富吸引力的文化内容，提升其文化底蕴。目前，巴中市已经成功打造出川陕苏区饮水思源之旅、川陕苏区绿水青山之旅和川陕苏区美丽新村之旅等精品旅游路线，在生态旅游中融入红色文化，“红”“绿”融合的旅游线路初具规模。
5.传承红色文化，引领文化振兴
实现革命老区的振兴发展，不仅要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更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推动文化繁荣发展。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中国社会正处于急剧变化的时期，这种情况在乡村社会表现得尤为明显。多元文化和价值观念发生碰撞，使得乡村传统文化中的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受到侵蚀，农民对乡村文化价值产生怀疑，乡村文化日渐式微。[7]
红色文化资源深深扎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中，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儿女艰苦奋斗的历史记忆，承载着中华女儿共同的象征符号、信念体系和价值观念，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巴中市依靠丰富的革命文物、红色故事，创造出一大批内涵丰富，形式独特的红色文化产品，为革命老区的振兴发展培基固魂。例如，巴中市围绕当地红色故事，相继推出《望红台》《巴山忠魂》《悬崖上的记忆》《巴蜀门户中华脊梁》等文艺作品，让人民群众感受红色文化的魅力，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既能满足革命老区群众的精神文化需要，又能实现红色文化的接续传承。
三、红色文化资源推动巴中市振兴发展存在的问题
2018年，巴中市委、市政府印发的《巴中市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明确指出，要深刻认识到红色文化资源对巴中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将红色文化摆在重要位置。此后，巴中市不断完善政策措施，取得了良好成效。但具体而言，巴中市在利用红色文化资源推动老区振兴发展过程中仍然面临着一些问题。
(一)红色文化资源内涵彰显不足
同其他革命老区相比，巴中市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开发工作起步较晚，文化内涵彰显不足。一是红色文化的研究工作相对滞后。以cnki中国知网为例，截至2021年底，主题包含“井冈山”和“红色文化”、“沂蒙”和“红色文化”的研究文献分别为594篇和425篇，而主题包含“巴中”并涉及“红色文化”的研究文献仅有62篇，这表明巴中红色文化研究相较于其他革命老区还有一定差距。二是红色文化资源缺乏与时俱进的论证和展示。巴中市关于红色文化资源的展示主要集中于土地革命时期，而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以后的展示则很少。这种做法虽有利于体现巴中市作为土地革命时期川陕革命根据地首府的优势，但从长远来看也会给巴中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带来一些问题。新时代的国人很少经历革命战争，如果红色文化资源仅仅停留在过去，缺乏比较性阐释和与时俱进的论证，就极易产生文化认知的代际差异，进而影响红色文化资源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二)红色文化资源同质化现象明显
十八大以来，在党和国家政策的支持下，革命老区都高度重视红色文化资源的挖掘和利用，在带来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新的挑战。仅从巴中市所处的川陕革命老区来看，一共涉及四川、陕西、重庆3个省共68个区县。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和红四方面军在川陕交界处各地均有活动，留下许多性质相似甚至相同的红色文化资源。[8]例如，各地为了整合资源，集中发展红色文旅经济，纷纷打造红军街：巴中有通江红军街，广元有旺苍红军街，泸州有古蔺红军街等等，红色文化资源的同质性现象较为明显。相较于巴中，其他一些革命老区具有开发时间更早、交通更为便利、基础设施更为完善等比较优势，这种同质化现象也给巴中市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三)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和开发主体相对单一
就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开发而言，巴中市尚处于主要依靠政府拨款扶持阶段，包括各革命纪念馆和遗址的保护、红色文化活动的举办以及红色文创产品的开发等，基本上处于“等政府，靠项目”的局面，社会组织、企业和个人对红色文化资源开发的参与相对不足。开发主体单一致使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和开发资金的匮乏。笔者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走访了解到，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一期工程早已竣工，二期工程由于资金问题一直搁置至今，导致许多珍贵的红色文物无法展陈。巴中市红色文化资源数量多，并且散落在不同地方，集中管理成本耗费高，加之巴中市本身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财政收入不高，主要资金在用于红色文物的收集保护、红色遗迹遗址的修缮后，很難再拿出其他资金用于红色文化资源的深度开发。
(四)红色文化资源产业化水平不高
从文化经济学的观点来看，红色文化产业是指“以红色文化创意为中心的文化生产和文化服务活动的总称”。[9]它涵盖红色旅游产业、红色演艺产业、红色文创产业等多种文化产业业态。巴中市红色文化产业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红色旅游产业发展较快，而其他业态发展则相对滞后。有学者指出，这种发展不均衡的状态背后反映出的问题是红色文化资源的利用率较低、开发层次不深。[10]在很长一段时间，巴中市将主要精力放在红色文化资源的发掘和保护上，而在产业化开发过程中，关于红色文化产品如何走向市场，如何让消费者接受的问题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因此，如何实现由红色文化资源向红色产业资源的转变，是巴中市红色文化产业推动革命老区振兴发展面临的又一大挑战。[11]
四、红色文化资源推动巴中市振兴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彰显文化底蕴，赋予时代价值
一方面，加强对红色文化资源的深度挖掘和提炼，彰显文化内涵。一是组建专业的红色文化理论研究机构，定期召开研讨会，加强巴中市红色文化的学术研讨与理论研究，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精神，进一步彰显巴中市红色文化资源的深刻内涵。二是创新红色文物的展陈方式，利用5G、VR等新媒体技术，增强红色文化资源的影响力和感染力。例如，炎陵县以红色文化资源为底料，利用数字和虚拟仿真技术再现革命时期的战斗情景，改变过去红色文化资源静态展陈方式，提升游客的参与感和体验感，让厚重的红色文化资源变得鲜活起来。[12]另一方面，守正创新红色文化，不断丰富红色文化资源时代内涵。恩格斯认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13]。也就是说，红色文化资源形成于革命时期，但并不意味着它仅代表僵死的过去，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时代内涵和时代特征。当前，巴中市在挖掘红色文化资源的过程中，不能够仅仅将眼光局限在过去，应当将其与新时代巴中的时代风貌结合起来，尤其是要将红色文化资源与新时代的脱贫攻坚精神、抗疫精神等结合起来，不断赋予红色文化资源新的时代内涵。
(二)融合地域文化，突出文化特色
纵观各地乡村振兴的典型案例，不难发现，无论哪一种乡村振兴模式，都要立足当地实际情况，凸显自身特色。从文化学的视角来看，红色文化除了在总体特征趋于一致外，也因其各自的自然条件、人文风俗等生成背景的不同而各具特色。[14]要增强巴中红色文化资源的竞争力，最重要的是凸显巴中的地域特色，因地制宜走差异化发展道路。巴中在历史上是“活态”巴文化的核心区域，巴文化历史悠久且保存得最为完整。[15]此外，巴中还是一块生态福地，拥有丰富的生态资源。在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过程中，应当结合巴中历史悠久的巴文化资源，依托巴中丰富的生态资源，使“红”“绿”“古”交相辉映，走出一条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红色资源开发道路。
(三)协调各方力量，构建多元主体
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绝不仅仅是各级党委和政府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共同事业。一方面，必须认识到红色文化资源的鲜明政治性，发挥好各级党委和政府的主导作用，正确处理好保护和开发的关系，把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放在首位。另一方面，政府需要有序地引导和支持社会各方力量广泛参与到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工作中来，实现共建共享。例如，政府可以通过加大对红色文化资源的宣传和教育，强化社会组织和个人的责任意识，完善社会组织和个人在红色资源开发过程中的建议表达机制与利益分配机制，调动社会各方力量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依托多元社会主体的力量，共同讲好红色文化故事、保护好红色文化遗迹、传承好红色基因。[16]
(四)激发市场活力，发展文化产业
“十四五”时期，巴中市应以贯彻《“十四五”文化产业发展规划》为契机，在完善现有产业基础上，使红色文化产业进一步走向市场，探寻红色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一方面，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导向，避免低层次、重复性的开发，推动现有的产业整合升级，创造出多元化、高质量的红色文创产品，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高质量红色文化产品的需要。另一方面，寻找红色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的对接点，推动二者的深度融合。具体来讲，就是以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开发为契机，探索红色文化产业与旅游、康养、文创等其他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长效机制，从而实现红色文化高质量发展。例如，将红色文化与数字技术相融合，对红色文化资源进行数字化采集和保存，这样既能最大程度减小对红色文化资源的破坏，也能够突破时空鸿沟，提高红色文化资源的辐射范围和影响力。[17]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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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马伟华，郭怡敏.用好红色文化资源，助推乡村文化振兴[N].中国民族报，2021-06-15(006).
[17]江小涓.数字时代的技术与文化[J].中国社会科学，2021，(8).
[责任编辑：熊文瑾]
作者：文德波 罗荣
第二篇：闽粤赣老区振兴新路径
在资源禀赋先天不足与后天政策优势缺位的双重约束下，闽粤赣原中央苏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至今存在着人均收入水平低，交通、电力、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社会事业发展缓慢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但不利于区域协调发展和社会公平，而且对区域经济持续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推动闽粤赣中央苏区与沿海发达地区联动发展，对于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推动中央苏区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一、闽粤赣中央苏区与沿海发达地区发展差距分析
1、经济规模差距
从人均GDP看，江西省13个中央苏区县2010年人均GDP为14403元，其中最高的崇义县为18592元，最低的石城县仅为7505元，其余中央苏区县人均GDP都在10000元以下。广东7个中央苏区县的人均GDP为15313元，其中新入选的梅县最高为23130元，兴宁、龙川、大埔等县的人均GDP在10000元以上。福建22个中央苏区县的人均GDP较高，平均值为31770元，远高于江西、广东两省。其中龙岩新罗区的人均GDP为61855元，不仅在中央苏区县中最高，也高出了福州、厦门、泉州等市的人均GDP，漳州连城、平和的人均GDP在福建中央苏区县中序次靠后，均不足20000元。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闽粤赣沿海发达地区12个城市中，广州、深圳、珠海、佛山的人均GDP目前都超过10000美元;中山、厦门、泉州等市超过8000美元;东莞、福州、江门、肇庆、惠州等在7000～8000美元之间，12城市的人均GDP为64483元，超过全国平均水平2倍多。尽管江西、广东的中央苏区县人均GDP都高于世界银行界定欠发达地区的标准(1000美元以下)，但除了广东梅县外，其他各县人均GDP都低于3000美元，仍处于工业化的初期阶段。福建22个中央苏区县人均GDP基本跃过3000美元的发展临界点，整体情况稍好。
2、工业发展差异
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地区以生产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型消费品为主，实现了长达30多年的快速增长。在轻工业为主的工业化时期，珠三角的重化工业增长处于较低水平，近年来随着汽车、通讯设备、医疗器械、燃气轮机、造船、纺织和建材机械等重型装备为核心的一批装备制造产业群的兴起，珠三角地区进入以适度重型化为主导的增长周期，珠三角地区的增长优势进一步提升。进入新世纪，福建通过大力发展临港重化工业和装备制造业，工业经济逐步从轻工业拉动为主转向以重化工业拉动为主的增长新阶段，在不同地区形成了一批现代工业制造基地。总体来说，福建沿海发达地区正在进入工业化后期，重化工业还处于发展阶段，具备较大的上升空间。
相对而言，闽粤赣中央苏区县的工业则发展较为缓慢，产业基础薄弱，产业布局分散，集聚效应不足，仍处于工业化起步阶段。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一是受限于财力的限制，中央和省级政府对闽粤赣中央苏区县的工业建设投入明显不足;二是以资源禀赋和地理位置为基础的区域分工，使闽粤赣中央苏区在区域产业分工中处于不利地位。如江西赣州地区由于处于丘陵地带，公路、铁路、运输网络不完善，资源开发所需配套条件不理想、成本高，导致投资回报率低，影响了区域资金的投入。
3、经济外向度差异
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广东、福建充分利用毗邻港澳台的地理优势，大力实施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建成了各种类型的保税区、加工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区，主动融入国际网络分工体系，积极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在珠三角地区沿“穗-深-港”经济主轴线，形成了以大陆与香港间以“前店后厂”、“两头在外、大进大出”为产业分工特征的投资与贸易制度安排，以投资和贸易的互补互通促进了粤港贸易增长。福建则从厦门经济特区起步，逐步扩大到福州、泉州、漳州等地区，依托对台“同等优先、适度放宽”的政策优势，建设了台商投资区、两岸农业合作试验区等经济和政策先行区。同时，福建的华侨资源极为丰富，港澳台资与海外侨资的直接投资约占引进外资的75%以上。
闽粤赣中央苏区地缘特征与沿海发达地区差别较大，加上原有经济文化基础较差、对外联系不多等因素的影响，使得中央苏区县的对外开放度至今处于相对较低水平，不少中央苏区县既是“欠发达地区”，同时也是“欠开放地区”。从外资依存度来看，江西省中央苏区县的外资依存度高，与广东、福建沿海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不大。相对而言，广东、福建两省的中央苏区县，其外资依存度与沿海发达地区则有明显差距。
二、实现闽粤赣中央苏区与沿海发达地区联动发展的核心路径
1、基于产业对接和产业转移基础上的区域产业联动
区域间的产业联动，是指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区域，其经济主体之间通过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在体制框架、调节机制上结合成经济合作组织、合作机制、合作平台，以此推动区域产业的优势互补与协同发展，从而实现区域产业结构优化、产业能级提升、产业竞争力增强的发展态势。产业联动是一个双向选择、互利互惠的过程，以产业对接与产业转移为主要内容的产业联动模式具有形式多元、效应多样的特征。
所谓区域产业对接，是指不同区域的相同或相近产业，在分工协作、产品配套、原材料供应、技术服务等方面，通过国际或者区域分工网络形成一个完善的产业链。区域产业对接的目的，在于构建基于区域产业间内在技术经济联系，提高区域产业间整体经济效率，以达到区域经济高度融合的目的。当前，闽粤赣中央苏区县已具备一定的发展基础，具备与闽粤赣沿海发达地区进行产业对接、构建具有内在技术经济联系的产业链接的能力。
所谓区域产业转移，是指由资源供给或产品需求条件发生变化而引起发达区域的部分企业顺应区域比较优势的变化趋势，将部分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地区或者欠发达地区的过程和机制安排。当前，闽粤赣中央苏区工业基础普遍薄弱，与沿海发达地区相比存在较大的区域梯度落差，在区域比较优势驱动下，沿海发达地区具有将非优势或正在失去优势的传统产业向中央苏区转移的意愿。同时，闽粤赣中央苏区通过改革发展，在政府政策的支持和牵引下，已基本具备了承接沿海发达地区产业转移的条件。从实践来看，中央苏区承接沿海发达地区产业转移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大多数中央苏区县超过了沿海发达地区2小时的辐射半径，地理空间距离造成的阻断效应明显，以及承接产业转移的同时如何避免“比较优势陷阱”和“极化效应”放大等问题。
2、基于交通基础设施互联基础上的区域市场整合和资源联动开发
交通基础设施一体化是区域合作的纽带，是推进闽粤赣中央苏区与沿海发达地区联动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前提。在中长期交通规划方面，中央苏区与沿海发达地区应统一协调、紧密合作、联手共建，通过合理布局区域内主要交通设施的走向、节点、等级、数量等，协调配套各种运输方式，推进区域交通主框架的联网对接，构筑以现代综合交通体系为主的物流运输平台，以邮电通信及网络技术为主的物流信息平台，最终形成集交通、信息、物流于一体的综合设施体系。
当前，由于市场化发育程度的差异，闽粤赣中央苏区商品及要素市场与沿海地区之间的市场成熟度呈阶梯式分布状态，构成了两地联动实施市场整合、推进区域市场互联互通的主要障碍。中央苏区县的市场形态，无论是从数量规模、竞争公平，还是市场监管和治理水平等方面，与沿海发达市场相比都存在明显差距。由于对市场行政边界的弱化将造成地方各县在经济利益上的再分配，因此推动区域市场整合的关键是通过制度创新和机制改革协调各方利益，首先建立以市场一体化为核心的区域共同市场，包括区域商品物流共同市场、产权交易共同市场、人力资源共同市场等。
区域资源联动开发，是指区域间企业联合开发双方优势资源，促进特色产业的区域对接，促进特色优势产业升级。闽粤赣中央苏区与沿海地区的资源合作开发，一方面能带动中央苏区经济的发展，提高产品的附加价值，改变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单纯的初级产品输出状况，另一方面又可以缓解沿海发达地区能源普遍紧张、稀缺的状态，实现区域资源优化配置。由于区域资源禀赋不同，闽粤赣中央苏区在应充分利用沿海发达地区的资金、技术、信息、市场网络等优势，加快开发辖区内能源、矿产、旅游、农产品等各种资源，着力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变区域资源优势为区域经济优势。闽粤赣沿海发达地区通过参与中央苏区的资源联合开发，为其资金、技术、人才、产业找到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实现产业转移升级和市场竞争力的提升。
三、推动闽粤赣中央苏区与沿海发达地区联动发展的对策建议
1、建立区域协调机制，推动区域互促发展
一是建立区域联席会议制度。建立以各县(市)书记、县(市)长以及有关部门负责人为核心成员的区域联席会议制度，推动区域各方发展多层次、多渠道的交流协作，建立长期、紧密、稳定的区域合作关系。同时以加强跨区域公路、铁路、空港、电网、信息网等关联性强的基础设施互连互通为契机，着力构建区域市场融合、产业链接、企业联动的市场机制。
二是建立部门与行业衔接平台。双方应切实责成有关主管部门和行业协会加强相互间的协商与衔接落实，对具体合作项目及相关事宜提出具体实施措施，制订详细的合作协议、计划和工作方案，落实协议提出的合作事项。对已达成合作意向和已签约的合作项目，应责成有关管理部门和协会跟踪服务与协调落实。对协作过程中的一些重大议题和问题进行前瞻性的研究、探索，为提升区域合作水平提供战略思路和决策参考。
三是建立区域合作规则。没有共同的规则，就不能对合作双方进行有效约束，甚至一方领导人的人事变动就可能让合作项目前功尽弃。为了合作的顺利推进，由必要对合作双方达成的共识在自愿的基础上加以制度化、法规化的规范、固化，通过合作规则约束彼此的医院和行为，以降低合作的不确定性和机会主义成本。
2、建立区域互动机制，实现区域互补发展
一是建立多层次区域合作机制。探索建立制度化的区域合作机制，鼓励开展多层次、多形式、多领域的区域合作，支持各地区搭建区域经济协作和技术、人才合作的良好平台，促进资金、技术、人才、土地、信息等生产要素在区域间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引导产业有序转移，提升产业对接水平。
二是完善区域互助机制。鼓励闽粤赣沿海发达地区采取县市对口支援、企业业务链接、社会捐助帮扶等多种形式帮扶中央苏区加快发展。以对口支援中央苏区为突破口，以推动区域产业对接和产业转移为核心，鼓励沿海企业到中央苏区发展支援投资项目，加大技术和人才援助力度，放大沿海地区的经济辐射效应，促进中央苏区将外生动力和援助转化为内生发展动力。
三是构建区域产业联盟。产业联盟通常是指以一个主导产业为核心，大量相同产业或相关产业的企业以及相关机构自发联合在一起，以形成强劲、持续的区域产业竞争优势。借助区域产业联盟的虚拟化组织，区域资源和信息共享等功能性要素可以使区域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人、财、物、信息的优化配置，延长产业生命周期，提升区域产业整体竞争力，实现区域产业联动发展。
3、联手共建产业园区，推进区域产业转移与对接
积极协调制订产业转移与承接的规划或操作方案，通过加强合作互动，由中央苏区核心区政府牵头，促进闽粤赣中央苏区核心区与沿海发达地区联手合作共建产业园区。
一是给予区域合作共建产业园区财税政策支持。建议由省财政安排专项资金，支持共建园区发展，优先支持共建园区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等方面的建设。规定前若干年内，将园区内的税收全部返还给园区，用于园区滚动发展和提高园区自主创新能力。
二是给予沿海发达地区企业转移投资优惠政策。沿海发达地区企业整体或部分转移到园区，符合国家现行税收政策规定的，报经税务机关核准，可享受技术改造国产设备投资抵免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省有关部门负责安排的挖潜改造资金、技术创新专项资金、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以及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专项资金等，要向转移企业倾斜。对在转移过程中实现技术升级的项目，要优先安排贷款贴息。金融部门要采取多种方式为产业转移提供融资便利。
三是给予沿海发达地区政府分享共建产业园区收益。目前，闽粤赣沿海发达地区对产业转移面临着两难选择：一方面，面对本地发展空间不足、劳动力成本偏高、环境压力加大等问题，迫切需要推进产业向外转移，腾出发展空间，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另一方面，又担心产业空心化，出现税收减少、产业竞争力下降、就业不足等问题。为消除发达地区产业转移顾虑，两地政府可签订合作协议，将增值税、所得税的地方留成部分让渡给发达地区政府;中央苏区同时承诺将转移企业的管理营销部门留在沿海发达地区，产业共建园只承接加工制造部门，这样，加工制造部门产生的生产环节增值税在共建园缴纳，而其他税收在发达地区缴纳。同时，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加快研究制定合作共建产业园区GDP指标分解和绩效考核办法，增强区域合作共建产业园区的积极性。
4、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夯实区域合作发展基础
一是在行政区划调整上创新。要强化经济区域功能，打破部门、地区界限，推动地区间的规划、产业、市场、交通联动，着力整合区域资源，壮大跨区域的龙头产业，以较低的成本促进产业优势的形成。通过行政区划改革创新，促进资源和利益重新分配，改善社会利益结构，为区域协调发展提供动力。
二是在发展模式转型上创新。转变发展模式，实现基础设施共享、功能资源优势互补，实现闽、珠两个三角洲资金、管理、信息、品牌与闽粤赣中央苏区劳动力、土地、自然资源等方面优势互补，形成区域联动发展格局。中央苏区应积极实施“南向追随”发展战略，重点推进连接珠三角、闽南三角地区的公路、铁路、港口、航空等区域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积极主动融入、承接珠三角、闽南三角地区的区域产业网络分工体系，提升产业分工收益，避免步入“孤立发展”或者“悲惨增长”的路径依赖。
三是在主体功能区建设上创新。闽粤赣中央苏区要切实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发展潜力，按照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的内在要求，明确不同区域的功能定位，制定相应的政策和评价指标，形成“集群经济、循环经济、知识经济、生态经济”均衡协调发展模式，切实转变发展方式，降低发展代价，提升发展质量，力求全面振兴。
作者：吴德进
第三篇：乡村振兴战略下革命老区红色旅游资源价值及开发
摘 要： 乡村振兴战略下，革命老区的红色旅游资源对本地区发展具有重要价值。针对现阶段老区红色旅游资源价值开发所暴露的问题，要求推动开发要素配置平衡，推进红色文化内涵挖掘，创新外部宣传渠道和机制。以浙江省桐庐县新合乡为例，强调可以从挖掘内在文化、营造外在环境、构建“1+n”旅游机制三方面进行旅游资源开发，助力老区发展。
关键词： 乡村振兴战略 革命老区 红色旅游资源 旅游机制
自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相继指出要“挖掘乡村多种功能和价值”，“构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实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精品工程”[1]。作为老区红色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红色旅游资源以其重要价值在乡村振兴浪潮中为老区赢得了发展机遇，研究开发红色旅游资源，对助力老区振兴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红色旅游资源的重要价值
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2]要求，革命老区红色旅游资源体现出五大发展价值。一是引领经济增长助推物质文明。红色旅游业兴起有助于带动老区第三产业崛起以及农产品加工、手工制造等产业成长壮大，改善区域产业结构。二是营造宜居文化改善生态文明。红色旅游资源开发有助于老区百姓深入了解当地历史文化、革命精神，从而改善老区文化氛围，实现宜居型思想生态建设。三是弘扬乡土道德提升精神文明。红色文化开发能够以接地气的形式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提升百姓精神风貌，推动思想道德建设，同时红色旅游业发展有助于促进城乡优秀文明沟通借鉴、协同发展。四是创新基层治理丰富政治文明。红色文化中所蕴含的党的建设、群众路线等历史优秀治理经验及生动案例能够帮助新时代乡镇工作者“创新组织设置和活动方式”，进而“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地位”。五是提高民生保障水平助力乡镇生活富裕。基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轉变，对生活富裕的理解亦应从物质、生态、精神、政治四大方面着眼，因此红色旅游资源开发对前面四大目标的价值同样能够佐证其对实现生活富裕的重要价值。
二、红色旅游资源开发面临的问题
红色旅游资源对老区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价值，但在红色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也存在相应的问题，本文选取被称为中国最美县城的浙江省桐庐县所属新合乡为例进行具体分析。新合乡位于桐庐县东南部，与诸暨、浦江、富阳三地毗邻，地处浙东抗日革命老区，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金萧支队在此建立新民乡抗日民主政府，解放战争时期，浙东人民解放军金萧支队将此作为后勤中心，先后建立被服厂、修械所、后方医院等机构。目前，新合乡保存有各时期革命旧址、遗址12处，红色资源底蕴丰厚。21世纪以来，新合乡响应国家发展红色旅游业号召，积极进行红色旅游资源的挖掘、开发，并收获了一定的效益。然而现阶段该乡红色旅游业发展遭遇瓶颈，呈现出资源开发失衡化、内涵挖掘表层化、外部宣传单调化趋势。
(一)红色旅游资源开发失衡化
现代旅游系统论认为，旅游体验是旅游主体、旅游客体、旅游媒介和旅游基础设施综合作用的结果。红色旅游资源开发失衡是指开发者存在只重视对红色实体本身(遗址、旧址等)人财物要素的投入，而忽视配套环境(道路、基建等)要素投入的倾向，进而削弱地区红色资源整体开发效果。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开发者重视红色资源开发环境内部红色实体本身与配套设施之间的要素分配平衡关系，构建舒适的旅游大环境。然而新合乡在本地区内部红色资源开发方面存在失衡现象，该乡前期投入大量资金修建纪念馆，修复革命遗址等，但由于进乡必经的柴雅线凤川至雪水岭路段常年欠修，导致游客旅行体验大打折扣，最终制约了乡镇红色旅游的成长。
(二)红色旅游内涵挖掘表层化
对于红色旅游内涵价值的挖掘，同样可以理解为对于资源内部红色文化的价值表现，此过程由表及里可以分为物质、精神两个层面[3]。乡村振兴战略提出要传承发展提升农村优秀传统文化，在保护传承的基础上，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赋予时代内涵[1]，要求开发者秉持新理念，借助新技术(媒介技术、数字媒体等)，深挖红色精神内涵，引导游客思考感悟。现阶段包括新合乡在内的大部分老区红色旅游资源开发仍停留在物质层面，只是重视红色实体本身的陈列、展览等，而忽略了深层次红色精神的开发，因此暴露出表层化的趋向。以新合乡为例，浙东人民解放军金萧支队纪念馆内清一色以图文展示为主，千人大会、干训班遗址缺乏保护，仅放置展览板供游客了解，上述开发形式难以真正调动游客情感，使游客融情其中。
(三)红色旅游外部宣传单调化
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丰富农村优秀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要求红色旅游资源开发者不断打造自身亮点，借助新媒体平台的多元化传播渠道开展常态化宣传，达到红色旅游资源充分表现的效果。但当前红色旅游资源在其外部宣传方面往往存在时间以及内容两大方面的单调化倾向。首先，单调化表现为宣传时间不充分——开发者往往只重视如建党节、建军节、国庆节等重大节日前后的宣传，而忽视往常的宣传。其次，单一化尤其表现为内容缺乏亮点——大多数红色旅游景点都是以纪念馆为主要载体，以观看影像展、重温入党誓词等为主要形式。这种现象导致游客无法找到红色景点之间的差异性，最终致使红色旅游景点接待群体失衡，长期以接待团体游为主，缺乏对散客自助游的吸引力。据统计，2018年新合乡浙东人民解放军金萧支队纪念馆累计接待游客10187人，其中10人以下散客群体仅占12 75%，但20人以上团队游群体却占到54 38%。外部宣传的单调性不仅减小了红色旅游资源的传播力，更是极大地削弱了红色文化的教育价值。
三、乡村振兴战略下红色旅游资源的开发措施分析
在乡村战略的理论指导下，实际工作中老区开发者可以借助挖掘内在文化、营造外在环境、构建“1+n”旅游机制三方面的工作，达到红色旅游资源的价值实现。
(一)充分挖掘红色旅游资源内在文化
乡村振兴战略要求红色旅游资源开发工作必须充分彰显资源内涵，因此开发者必须注重对红色旅游资源内在文化的挖掘。一是加强对红色实体资源的维护、管理。红色实体资源饱经时间冲刷，大多十分脆弱，经不起外部二次损坏，同时其脆弱性也会制约红色旅游的发展。因此开发者的首要任务是通过现代化技术对红色资源进行修缮和维护，使其达到开发的水平，并在后期制定明确的管理制度，对红色景区进行规范化管理[4]。二是创新红色文化内涵表现形式。当前大部分红色景区的传播形式以图文展示、引导解说、自行参观为主，游客互动度、感知度、理解度小，相对处于被动地位，无法得到更好的体验及学习效果。因此在媒介化社会背景下，开发者可以发挥媒介技术尤其是数字技术优势，借助VR、AR、MR等前沿技术，打造场景化的体验模式，将游客转化为叙事主体，进一步提升文化内涵的渗透度[5]。三是发展红色创意相关产业。红色旅游资源要想在新时代背景下讲好红色故事，必须进行创新，而发展红色创意产业是创新的重要方式。红色创意源自于对红色文化内涵的挖掘，同时又加深人们对内涵的理解，并且能够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因此开发者在资源开发过程中，要鼓励红色创意产业的发展，如影视业、文创产品业等，通过培育红色创意，实现内在文化挖掘。
(二)努力营造红色旅游资源外在环境
乡村振兴战略“五位一体”总要求意味着红色旅游文化开发过程中，开发者不仅要重视对文化内涵的挖掘，更要重视外在开发环境的营造。一是完善红色旅游基础设施环境。乡镇红色旅游及其他旅游模式的发展离不开优质的开发环境，旅游大环境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游客的旅游体验。因此开发者应该重视乡镇道路、水电等配套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环境整治的跟进，为游客获得良好的旅游体验奠定基础。二是扩展红色旅游多渠道宣传环境。在短视频平台崛起、社交媒体普及的背景下，旅游文化传播形式不仅仅局限于传统人际传播，因此若要扩大乡镇旅游文化的时空传播范围，开发者必须借助多渠道进行宣传。所以开发者需要摒弃传统的以政府为主的单一化宣传模式，鼓励广大人民群众成为传播的主力军，依托各大短视频、社交媒体平台，建立起基于社会关系的传播网络，实现红色旅游宣传的规模化。三是对接党性教育市场环境。自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以来，党性教育市场不断壮大，已成为红色资源经济、文化价值体现的重要阵地。因此红色旅游资源开发者需要重视对接党性教育市场，将休闲与教育两大主旨有效融合，面向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社会团体进行办学，前期推出日程不等、内容不同的菜单式定制课程方案供受训对象选择，后期通过专题教学、现场教学、情景教学、体验教学、素质拓展等形式开展培训，使红色资源经济、文化价值充分表现。
(三)大力構建“1+n”旅游机制
乡村振兴战略要求乡镇旅游开发突出形式多元、功能丰富，因此红色旅游资源开发者要注重提升旅游档次，打造多重亮点，推动红色旅游资源与其他旅游资源的融合共生。一是提升地区旅游品牌档次。开发者可对原有旅游配套设施(民宿、农家乐等)进行整合再规划通过休闲观光园区、森林人家、康养基地、乡村民宿、特色小镇[1]等形式予以呈现，提升旅游服务质量、档次，进而完善旅客游玩体验。二是打造地区旅游新亮点。韩国OSMU(One Source Multi-user)文化旅游模式认为，针对某一文化资源，可通过开发多元衍生产品，推进产业升级和规模扩张[6]。因此开发者还应当发掘地区的人文、自然文化旅游资源，借助“影视+旅游”、“综艺+旅游”等模式，在扩大地区旅游产业整体知名度同时，助推地区经济发展。三是构建“1+n”旅游机制。全域化旅游浪潮下，区域旅游资源整合开发，往往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因此开发者可借助红色资源金字招牌实现引客，并将其他旅游品类共同推出，与之融合，形成区域旅游发展合力。同时基于旅游需求多元化、便捷化趋势，红色旅游资源开发者还应当以红色资源为基础，充分结合其他特色旅游形态，并与旅游平台展开合作，推出综合性精品旅游主题路线供游客选择，使当地旅游资源价值充分展现。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发展红色旅游业日渐成为老区建设者的新选择。针对现阶段以新合乡为代表的老区红色旅游资源开发所暴露的问题，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平衡开发要素配置、深挖红色文化内涵、创新宣传渠道方式三方面理论要求。本文提出老区建设者基于资源内在文化与外在环境两个维度进行红色资源开发，并通过构建“1+n”旅游机制，使特色旅游资源充分涌流，实现老区旅游价值最大化开发。
参考文献：
[1]新华社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EB/OL].http：//www gov cn/zhengce/2018-02/04/content_5263807 htm，2018-02-04
[2]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3]黄三生，凡宇，熊火根 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红色文化资源开发路径探析[J].价格月刊，2018(09).
[4]王宇晗，张钊雅，李妍，常河山，常丽红 红色旅游的创新发展研究——以门头沟马栏村为例[J].经济研究导刊，2019(21).
[5]张怀鹏 媒介化社会背景下沂蒙红色旅游的传播策略[J].青年记者，2019(04).
[6]刘江龙，袁尧清 怀化市抗日战争遗址旅游资源开发探讨[J].商业经济，2020(04).
作者：毛嘉正 李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