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职称或毕业的时候，都会遇到论文的烦恼，为此精选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探究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摘要：随着人们生活水平逐渐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也越来越高，但随着人们对物质需求量的提高导致农村的生态环境恶劣问题越来越突出。而农村生态环境出现的问题由诸多原因造成，但其中人为因素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最大。因此，加强对农村生态环境的保护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具有重要影响。本文通过对农村生态环境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并提出相关解决策略。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探究论文 篇1：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模式探究
（中国人民大学 区域经济与城市管理研究所，北京100094）
摘要：
90年代初，青州市南张楼村“巴伐利亚试验”为探索我国新农村建设的模式提供了参考。本文简要介绍了“城乡等值化”概念和“巴伐利亚试验”的实际操作过程，立足于实地调研和统计数据分析，利用logistic回归和面板数据回归等经济计量方法，对“巴伐利亚试验”的效果和意义进行了简要评析，并进一步阐明了“城乡等值化”模式对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巴伐利亚试验；城乡等值化试验；Logistic回归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发展的模式已经明显地从单一的集体农业经济模式转换为多样化的发展模式，这一点在村庄发展层面上表现得尤为突出。1990年山东省青州市南张楼村在德国赛德尔基金会的帮助下，开始进行德国式的新农村建设试验——“巴伐利亚试验”，也称“城乡等值化试验”。赛德尔基金会所倡导的“等值化”理念是通过土地整理、村庄革新等方式，实现“在农村生活，并不代表可以降低生活质量”的目的，使农村经济和城市经济得以平衡发展，缓解农村人口向大城市的盲目涌入。这一计划自50年前在巴伐利亚开始实施后，已经成为德国农村发展的普遍模式。“城乡等值化”的建设理念对于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农业大国来说意义非凡。这是因为，“城乡等值化”的建设理念是将建设的基点立足于农村，追求的是农村的发展，并不是要将农村城市化；追求的是与城市不同的、更符合农民需求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这就为以有限的财力物力给农民创造更好的生产和生活条件提供了可能。
一、“城乡等值化试验”的背景
1．“城乡等值化试验”在德国的实施
巴伐利亚州位于德国的东南部，面积7万平方公里，现有人口1 200万，是德国最大的农牧区，60%的人生活在农村。2003年巴伐利亚州的社会生产总值达3 709亿欧元，超过欧盟25国中的19个国家，其中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的年产值为320亿欧元（其中农业净产值60亿欧元），是仅次于汽车和机器制造业的第三大产业，农产品的出口额也明显高于德国和欧盟的平均水平。巴伐利亚州在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过程中，之所以没有出现严重的城乡差距，主要得益于其在农业和农村发展过程中始终秉承的“城乡等值化”理念。具体而言，就是通过在农村实施土地整理和村庄改造，提高农业劳动效率和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并逐步消除农村在生产效率和生活质量等方面与城市的差异。根据联邦德国《土地整理法》的规定，土地整理分为常规性土地整理、简化的土地整理、项目土地整理、快速土地合并和自愿土地交换5种类型。其中以常规性土地整理最为常见，其目标是改善农林业经济的生产条件，并促进土壤改良和土地开发。常规性土地整理项目由上级土地整理机关批准立项，其涉及范围可以只包括一个村或乡镇，也可以横跨几个村或乡镇。这种土地整理通过重新安排不动产、修建道路网、兴修水利等措施实现整理目标。土地整理工作由土地整理局负责，统一协调涉及土地整理的各方利益。在土地整理过程中，政府还十分注重对历史景观和生态环境的保护，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从立法、规划及措施等方面都有明确的规定和要求，努力做到互为保障、紧密结合。德国巴伐利亚州通过土地整理和乡村革新等措施，使农业的生产条件、基础设施以及农民的生活水平获得了显著的提高，被许多国家视为现代化农村建设的典范。
2．“城乡等值化试验”在南张楼村的实施
南张楼村位于山东省青州市西北部，处于寿光、光乐、青州、临淄四县（区）交界处，距离青州市区20多千米，2006年全村人口总数4 260人，耕地面积421公顷亩。由于南张楼村具有典型的北方农村的特征（地理位置并不优越，资源禀赋相对较差），1988年山东省政府和德国巴伐利亚州以及德国汉斯•赛德尔基金会共同把南张楼村确定为“中德土地整理与农村发展合作试验区”。该试验主要包括片区规划、土地整合、机械化耕作、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修路、发展教育等多项措施。“试验”科学地设计村庄发展的总体规划、详细规划等，明确了村庄的功能分区。具体而言，村南边是工业区，村东边是大田区，村北边是文化教育区，村中心地带则是生活区。通过土地整理，南张楼村400多公顷农田被规划成了若干个23公顷的大田，田间道路全部硬化。在进行房屋改造时，按照德国方面的要求只要不是太破旧的房子就不要拆掉。村庄改造不追求形式主义和表面繁荣，把有限的资金进行集约利用，切实提高了村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此外，“试验”也十分重视村庄的教育投资，赛德尔基金会为学校配备了先进的教学设施，分批对老师进行培训，并在村民中开展文化培训，提高村民整体科学文化素质。在南张楼村，目前取得农业技术“绿色证书”、会计资格和其他职称的村民达到280人，800多人接受了中等教育。通过技术培训，村里很多青年去西欧、韩国和日本进行研修和务工，回国后这些年轻人纷纷在村里进行投资建厂或者到城里做生意，变成了村里的致富带头人和新观念的传播者。借助该试验，南张楼村对基础设施进行了大规模改造，居住区道路路面全部硬化，对上下水管道进行统一整理，完善自来水供水系统。同时，村政府还在文化教育区建立了学校和休闲广场、文化博物馆等公共服务设施，丰富了村民的业余文化生活。
二、调研问卷分析
城乡等值化实施的16年来，南张楼村人均收入平均年增长316．25元，2005年人均收入达到6 080元，高于同期青州市和山东省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分别为4 630元和3 931元）。那么南张楼村村民对实施了近16年的“城乡等值化试验”是否满意，满意程度有多高？城乡等值化试验又是否具有普适性呢？为调查南张楼村巴伐利亚“城乡等值化试验”的进展情况，并分析该试验给该村带来的影响，本调研组于2006年8月5日—8月13日，赴青州市南张楼村、青州市区、寿光市区，通过调查问卷、座谈交流、村民走访等方式对该村村民和村领导、邻近地区城市居民进行了实地调研，意欲总结出此模式发展建设的可借鉴之处，并据此进一步探讨具有普适性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模式。
1．调查对象描述
调查资料来自于对青州市南张楼村和其周边的青州市市区、寿光市市区2006年8月的实地调查。本次调查采取随机取样入户调查和街道调查相结合，共发放问卷198份（农村问卷128份，城市问卷70份），获得192分有效调查问卷（问卷有效率达96．97%）。调查项目包括被调查者基本情况和新农村建设相关问题两部分，共51题。问题以封闭式提问为主，包括单项选择和多项选择，个别问题采用开放式问答。通过数据整理和剔除无效样本，本研究实际采用的样本192个，其中男性占67．1%，女性占32．9%；小学文化占6．25%，初中文化占31．8%，高中和中专文化占42．7%，大学文化占18．2%；农村人口占64．1%，城市人口占35．9%；农村人口中从事非农产业的占34．9%，从事农业的占65．1%。年龄18岁以下占1．5%，18—30岁占36．5%，30—40岁占32．3%，40—50岁占16．1%，50—60岁占8．9%，60岁以上占4．7%。
2．研究方法与变量描述
对于二值响应变量问题，通常使用二项Logistic回归分析来研究离散二值响应变量和一组自变量之间的关系。在二值响应变量中，响应变量的取值有两种可能，为方便起见计为1和0，假定X是一个自变量向量，ρ是要建模的响应概率，线性Logistic回归形式可以表示为下列公式：
回归方程中的因变量可以通过不同的问题设计来反映，在满意度回归方程中的两个因变量分别为青州市南张楼村村民对他们现实生活的满意度和对“城乡等值化试验”（以下简称“试验”）的满意度。由于总体满意度是一个四分类的因变量，为了减少因变量过多引起的空单元问题，对于因变量的处理我们采用聚类分析法（使用欧式距离作为距离的测度，使用Ward方法进行聚类）对所有的样本总体满意度进行聚类分析。结果显示，当聚类为两类时效果最佳。因此，我们根据聚类的结果，把总体满意度转换成一个新的二分类的反应变量，当因变量值为1时表示满意，为0时表示不满意。
对于自变量的选取，本文主要考虑收入水平、村民受教育水平、村民工作性质和村内民主化程度对各因变量的影响，并加入性别、年龄和家庭规模等控制变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因遗漏变量导致的虚假回归问题。在处理自变量时，需要对性别等多个变量赋值，对各个解释变量的定义见表1。
3．回归结果分析
根据村民满意度logistic回归方程的参数估计结果(表1)，可以做出如下判断：
（1） 收入水平与满意度正相关
收入水平越高的村民和收入增加的村民对现实生活的满意度和该试验的满意度也越高。考虑到南张楼村所具有的“北方农村”典型性的特征和数据的可获性，我们利用历年《潍坊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对影响农民收入的因素作进一步分析。在回归模型中，被解释变量为农民人均纯收入。对于自变量的选择，我们用年末乡村实有劳动力与乡村总人口的比值表示农村劳动力丰裕程度，用机播面积与农业总播种面积的比例表示农业机械化水平，用农作物单产表示农业生产效率，用政府支援农业基本建设资金表示政府对农业的支持力度。为了减少数据的波动性并克服异方差问题，各个变量均采取对数形式。此外，我们通过设立城市行政级别虚拟变量，来反映行政级别差异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根据统计年鉴已有的相关指标，我们分别利用截面数据回归和面板数据回归得到方程（1）—（4）（表2）。近年来南张楼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主要得益于乡镇企业的发展、农村基础设施的改建、土地整理项目的开展和周边市区城市化水平提高所产生的辐射作用，这与我们回归方程的估计基本相符，这也证明了南张楼村所具有的北方农村的典型特征。
(2) 村民从事的职业不同，满意度也不同
相对比从事农业的村民，从事非农产业的村民对现实生活感到更加满意，然而他们对于试验的满意度却比从事农业的村民低。南张楼村的机械厂和纺织厂的职工年平均工资接近10 000元，这远远高于从事农业村民的平均收入。在南张楼村，从事这些非农产业的村民往往成为村民羡慕的对象，他们从事的行业可以用村民所描述的“比较体面”一词来形容。可以说，较高的收入水平和认可度是他们对当前生活水平满意的主要原因。那么缘何他们对试验的满意度相比从事农业的村民却相对较低呢？
南张楼村自从试验实施以来，农村劳动力从业方式主要有三种形式：第一，从事农业劳动。近年来多数家庭以经济作物种植为主，单纯从事农业劳动的家庭收入相对较低、波动性较大。第二，从事非农产业。主要是在村内纺织厂、机械厂和塑料厂等从事技术性较低的工作。他们的收入相对较高，农村企业所特有的“白天进厂，下班种地，农闲上班，农忙下田”工作模式也是吸引他们留在本村企业工作的重要原因。第三，国际劳务输出。南张楼村的多数家庭都有一到两名家庭成员通过劳务输出的方式到韩国、日本等国家做短期劳务输出，这部分村民不但在国外开拓了眼界，也学到了技能。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回国后会选择进城工作，以期望获得更高的劳动回报。对于在村内从事非农产业的村民而言，虽然他们的工作相对稳定，但由于受所从事岗位技术水平和自身文化水平的限制，工资水平提升的空间有限。他们中的许多人认为通过利用“国际试验”这样一个无形资产争取到的发展非农产业和进城、出国的机会才是该试验成功的要旨面，自己却并非是试验实施过程中的最大受益者。这一点在问卷中也得到了体现，从图1可以看出近70%从事非农产业的村民认为试验的实施让他们学到了更多的技术，但多数村民认为在“试验”的实施过程中，其工作条件、工作的稳定性等方面没有得到较大程度的提高。
我国农村农民受教育程度与农村劳动力流动存在“倒U型”关系，即具有较高人力资本禀赋的农村劳动力优先选择
的不是异地转移，而是选择在农村的非农产业就业，其转折点是初中文化程度［1］。根据对问卷分析我们发现，在南张楼村81．3%的从事非农产业村民具有高中以上文化水平，而且77．3%的村民认为近几年来农民工进城找工作已经变得更加容易，那么为何南张楼村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劳动力迁移现象呢？
从图2中我们可以看出，南张楼村村民认为农民工进城工作面临的最主要问题仍然是就业问题，结合表3我们进一步发现对于村民选择工作而言，他们更加看重可以获得的学习技术的机会和工资水平。Stark将农村人口流动解释为农户家庭生存能力的一种扩大［2］，即用范围经济替代了有限保险能力的规模经济，从而使农户家庭可以面对不同的市场分担成本和分享收益。对于南张楼村的村民而言，他们离开土地进城是为了得到他们在农村得不到的资源，即以等量但不等质的劳动获得更高的报酬以及享受城市生活。然而，受体制的制约，他们主要在非正规部门从事着一些城市居民所不愿从事的工作。一方面，这些非正规部门很少会给他们提供技术培训的机会，收入稳定性较差，从而减少了村民进城务工的收入预期。另一方面，南张楼村已经“规模化”的国际劳务输出也扩大了他们的选择空间。事实上，劳动力的跨国流动与其说是一个劳动市场不均衡的函数，不如说是一个资本和保险市场不完全竞争的函数，劳动力的跨国流动对那些面临资本约束和农业风险的南张楼村农户家庭来说已经成为了一个经济或资金的中介。
从图2中我们还可以看出，大多数村民认为户口问题已经不是制约农民工进城工作的主要障碍。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化的推进，依赖国际市场和依靠城市自身积累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逐步取代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指导下“三位一体”的发展模式。潍坊市土地有偿使用等一系列重大改革，也使得城市运行成本和各种“暗补”市场化，城乡间的土地级差已经成为城市通过市场手段抑制“盲流”的新手段，户籍制度等制度约束由于近年来市场化的发展已经大大弱化。调查显示，虽然南张楼村非农产业已非常发达，绝大多数农户对农业的依赖也已经逐渐弱化，但我们发现农地对农户的传统束缚依然很强。农地流转仍然处在偶然的、私下的小规模流入流出阶段。由于农地不能有效地变现，农民缺少实现迁移和身份转移（非职业转换）的启动成本已经成为制约农民工进城务工的重要因素。因此，建立健全农业用地的流转市场，有利于农地通过市场向生产效率高的农户集中，并优化城乡劳动力资源配置。
纵观南张楼村的发展历程，可以说没有非农产业的稳定发展，农户分化也就失去了最基本的前提条件。从表3中我们可以看出，农村村民和城市居民在选择工作时都非常看重企业所提供的学习技术机会（问卷中91％的村民愿意在现有工作条件和收入条件下接受各类职业培训），不太看重工作是否体面。此外，农村村民择业时对就业单位给予的工资水平非常看重，城市居民择业则更加看重企业提供的社会保障水平。因此，农村非农产业在改进其自身管理水平和提高产品技术含量的基础上，还应该加大对企业人力资本的投入，为实现企业产品升级和提高从业人员的工资水平创造条件。
从回归结果的多数估计中我们还可以看出，年龄对满意度有正向的影响。该项的系数估计值分别为0．176和0．076，且在1%的显著水平上统计显著。这表明，村民对生活和试验的满意度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强。年轻的村民相对年长的村民在观念上存在很大的不同，作为“新生代”他们有更少的务农经历。尽管他们对城市生活的满意度不高，但他们当中却有更多的人希望留在城市而不愿意返回农村［3］。相比年长的村民，年轻的村民对试验的评价往往会更加苛刻。调研中我们也发现，年轻村民的这些特征也表现在他们的移民倾向上，即他们比年长的村民往往有更强烈的移民愿望。
受教育程度越高的村民对现实生活的满意度也越高，从1985—2005年南张楼村第二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已由10．2%提高到60．6%，相比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第二产业从业人员基本上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水平，较高学历群体也
恰恰是村内高收入群体。此外，村内民主程度的增加也是村民对现实生活和试验满意度提高的重要影响因素。
三、结语
“城乡等值化”模式对于建设一个城乡协调发展的现代社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它可能预示着某种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即不通过耕地变厂房、农村变城市的方式使农村在生产、生活质量上与城市逐渐消除差异，农村可以通过城镇化把农民留在土地上。南张楼村的发展模式是一次由国外组织与机构支持的村庄发展模式的“试验”，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德国经验与中国现实互相作用又相互协调的一个结合体。尽管现在的南张楼村不是德国专家理想中的中国新农村的范本，但它也显著区别于中国农村大批农民进城打工的常态。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目前中国农村发展所处的新的历史环境与农村高度紧张的人地关系是与二战后德国的情况不一样的。南张楼村更多的是通过兴办非农产业实现了把农民留在村里，这是有悖于“巴伐利亚试验”初衷的。此外，改造村民居住环境、改善村内企业的生产条件、完善村庄基础设施固然重要，但从目前中国村庄发展的现实来看，形成好的发展机制、建立好的村庄治理结构、营造好的制度环境应该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更加根本的问题。
参考文献：
［1］赵耀辉．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及教育在其中的作用——以四川省为基础的研究［J］．经济研究，1997，（2）．
［2］Stark, Oded．The Migration of Labor［M］．Oxford and Cambridge, Mass．B．Blackwell,1991．
［3］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外出动因与行为选择［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2，（7）．
（责任编辑：刘艳）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阅读原文”。
作者：李 培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探究论文 篇2：
农村生态环境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路径探究
摘要：随着人们生活水平逐渐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也越来越高，但随着人们对物质需求量的提高导致农村的生态环境恶劣问题越来越突出。而农村生态环境出现的问题由诸多原因造成，但其中人为因素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最大。因此，加强对农村生态环境的保护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具有重要影响。本文通过对农村生态环境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并提出相关解决策略。
关键词：农村;生态环境;社会主义
引言
要想有效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加强对生态环境的改善和保护是关键，也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途径。但随着人们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农村的生态环境恶化越来越严重，生态环境的恶化已经严重影响到农民的身体健康和生产效率。因此，加强农村生态环境的改善和保护，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举措，也是提高农民生产效益、保障人民身体健康的重要途径。
一、农村生态环境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存在的问题
目前，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市面上逐渐出现了各种化肥品种，农民为了提高农业生产产量，使用了对农村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破坏的化肥药品，这种新型化肥品种不仅对农民的身体健康造成一定的损害，过度的使用化学药物还会破坏土壤中含有的矿物质，从而导致土壤酸化、硬化，不利于植物的生长。再者，农村对各种家畜的养殖，没有合理的将家畜排泄物进行有效处理，随意丢弃加剧了对于农村生态环境的恶化。部分村落中还有生产塑料或印染等企业存在，由于大多数企业在农村进行生产，许多生产设备不够先进，并沿用传统生产技术，造成企业生产效率低，同时产生的废水废料对农村生态环境再次造成污染。农村生态环境产生的问题，一部分原因是农民对周围的环境没有进行有效的保护和处理，由于农民没有重视对农村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农村不文明的现象屡屡出现，这严重阻碍了社会主义新村的建设。
二、农村生态环境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施策略
（一）提高农民的环保意识
提高农民对农村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和教育，是有效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环节。但就目前情况来看，大多数农民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不高，使用的化学物品对环境造成污染没有引起高度重视。而农村管理人员也对农村生态环境的保护没有起到领头作用，导致生态环境的污染日趋加重。首先，需要加强农村管理者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应积极发挥管理者的作用，充分利用现在新媒体技术宣传对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知识，让农民充分意识到农村生态环境对自身的健康和生产产生的影响，只有提高了农民对生态环境的环保意识，才能有效进行农村生态环境与社会主义新村的建设。最后，提高农民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能力，能使农民直接参与到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中来，用实际行动改善周围的生态环境，时刻提醒农民在使用化学物品时注意对周围生态环境的保护，只有有效进行保护才能可持续的利用环境给农民生活带来更多利益。
（二）制定合理的补偿机制
现如今，我国积极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建设，但在城乡一体化建设过程中，农村处于被动的地位。因此，国家在实施退耕还林政策时，需要对退耕还林设置相匹配的补偿机制，但如果相关政府没有有效实施退耕还林政策，没有及时为农民提供相应的补偿，会直接导致退耕还林政策受到严重的阻碍。因此，要公平公正的对农村实施退耕还林政策，为退耕还林制定科学、合理的生态补偿机制，以此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与此同时，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对农村的生态环境造成的污染和破坏，要及时作出针对性的处理措施，对农村造成的损失和环境破坏要建立合理的补偿机制，避免对生态环境的损害。同时，我国在实施城乡一体化的改革中，需要相关政府部门对农村的人口进行排查，也对农村周围的生态环境进行调查，根据农村的实际情况建立不同的生态补偿机制，有效解决城乡之间存在的经济差异问题。
（三）加强农村卫生管理力度
加强农村卫生管理力度，是有效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要根源。首先，随着我国对城市环境管理力度的不断加大，使城市的生态环境发展越来越好，但由于国家对城市中企业的排污量有所限制，部分企业由城市转移到农村，虽然企业转移到农村时带动了农村的经济发展，但同时也对农村的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破坏。由于农民本身对生态环境保護意识不强，企业的到来加剧了农村生态环境的污染。因此，相关政府应重视对农村生态环境的保护，合理制约企业在农村进行生产，同时，加强城乡一体化的管理制度，让城市管理制度走进农村，为农村提供符合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减少企业为农村带来的生态环境污染。同时，对于农村生态环境的保护措施，农村相关管理人员应指定专人进行负责，让专人负责农村卫生管理，并有效加强农村卫生管理力度，确保改善农村生态环境，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提供有力基础。其次，相关政府要定期组织村民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进行学习，并严格执行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以此减少农民进行不正确的耕作方式导致对生态环境产生的破坏。
（四）转变农村经济发展方式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的消费水平也逐渐上升，但农民沿用传统的生产方式，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的经济利益，这种生产方式已不适合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因此，相关政府要积极帮助农民转变农村经济发展方式。其一，减少农民对有害农药的使用，推广农民使用对生态环境污染较小的化肥药品，从根本上减少农民在生产过程中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推荐农民使用有害性较小的化肥药品，降低农民在农产品中农药的残留，提高农产品的质量，以此增强农产品在市场中的竞争力。相关政府对农村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能有效推动经农村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平衡发展。
结语
综上所述，要想改善农村生态环境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就需要相关政府提高农民对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学习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提高农民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参与程度，帮助农民转变生产方式，以此提高农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社会各界要齐心协力，为农村生活环境的改善奋斗到底。
参考文献
[1]郭霄哲.农村生态环境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探讨[J].农民致富之友，2015（22）：9.
[2]王健.新农村建设背景下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措施[J].乡村科技，2020（01）：114-115.
[3]黄晓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生态环境保护对策[J].现代农业科技，2018（24）：296.
作者简介：李平儒（1981.1），男，汉族，甘肃酒泉人，工作单位：瓜州县农业技术服务中心， 研究生 农艺师
研究方向 ：土肥与生态环境。
闫华国（1963.7），男，汉族，甘肃瓜州人，工作单位：瓜州县农业技术服务中心，大专 农艺师
研究方向 ：农技推广。
王乐光（1970.5），男，汉族，甘肃酒泉人，工作单位：瓜州县种子管理站，本科 高级农艺师
研究方向 ：农技推广与种业发展。
作者：李平儒 闫华国 王乐光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探究论文 篇3：
社会主义新农村乡风文明建设现状及对策探究
摘要:近年来扬州在乡风文明建设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也存在物质投入、制度建设和组织领导、主体等方面的问题。针对农村乡风文明建设现状,提出如下建议:走出认识误区,乡风文明建设要真抓实干;新农村乡风文明建设必须坚持以人为本,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好农民群众的合法利益;积极培育乡风文明建设的主体;抓好乡风文明载体建设,培育农村道德自律性组织;实行乡风文明建设项目化、常年化。
关键词:扬州;乡风文明;对策
近年来,随着我国农村社会转型和改革开放的推进,农村道德状况总的趋势具有进步性。但一些落后的乡风民俗、陈规陋习、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在农村仍有较大市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乡风文明”建设问题也就凸现出来。
一、社会主义新农村乡风文明建设经验总结
扬州市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围绕提高农民文明素质、提高农村文明程度、提高农村居民生活质量主目标,在乡风文明建设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具体经验可总结为:
第一,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提高农民思想道德素质和法制素质。坚持从农村和农民实际出发,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引导广大农民发扬新时期扬州精神,增强发展意识、效率意识、竞争意识,使村村谋发展、家家忙致富、人人思创业蔚然成风;大力倡导“八荣八耻”的行为规范,深入开展“五好和谐家庭”创建评选活动,营造和谐互爱的家庭关系与和睦互助的邻里关系。广泛开展“十大道德模范人物”、“年度十佳新人新事”等评选活动,弘扬社会新风正气,形成浓厚的文明道德建设氛围。深入开展民主法制教育,大力推进“五五”普法,帮助农民群众增强法制观念,提高法律素质。
第二,加强现代农业实用知识教育,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养。围绕“科技兴农”,开展“十、百、千、万”农村科普工作计划(推广10项实用技术、建立100个科普文明村、帮扶1 000个科技示范户、每年培训50 000人次)。积极实施“绿色证书工程”、新型农民科技培训工程、科技入户工程,组织开展对广大农村青年和专业大户、致富带头人等农业骨干进行专业技术、经营管理技术、市场营销、农业加工技术等知识的重点培训。全市文化馆、站和图书馆、室面向农民每年举办各种科普讲座、培训班多达1 000期以上。以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培育现代农民为重点,开展“讲文明生活,比科技致富,创建科普文明乡镇村”竞赛活动,提高了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和致富技能。
第三,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活动,提高农村文明程度。村容村貌状况是农村社会文明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农村乡风文明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载体。大力组织开展创建卫生镇村活动,1997年江都市丁沟镇建成“江苏省卫生镇”,2004年江都市小纪镇建成“国家卫生镇”。截止2007年底,扬州市区周边10个乡镇全部建成省级以上卫生镇,全市累计建成国家卫生镇4个、省级卫生镇29个、市级卫生镇50个、省级卫生村85个。国家和省级卫生镇仅次于苏州、无锡及常州市,分列全省第三、第四位。经过整治,农村的卫生环境大为改观,为文明乡风建设创造了良好的“硬”环境。
第四,开展农村群众文化活动,提升农民生活品味。把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各级政府目标管理,将服务农村、服务农民作为基层文化单位工作的重要考核内容。实施送书、送戏、送电影的“三送”工程。制订送戏下乡节目菜单,以政府补贴的方式组织或由各地选择文艺表演团体到基层演出,保证每个乡镇每年演出不少于4场。实施农村电影“2131”工程,实现所有行政村一村一月放映一场电影的目标。深入开展“三下乡”活动,实施以优秀剧目展演、送戏下乡、百部电影送千村为主要项目的文艺下基层活动,组织开展农民运动会、农民卡拉OK大赛、消夏晚会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加快推进“农家书屋”建设,不断满足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二、社会主义新农村乡风文明建设面临的压力
第一,乡风文明建设的物质投入问题。农村文化基础设施是培育乡风文明的重要载体,调查显示当前大部分农村由于文化事业资金投入不足,造成农村公共文化设施明显滞后,远远不能满足广大農民的精神文化需求。例如农村图书室、阅览室、活动室、篮球场相当少,有的村集体在这一个方面还是一个空白,虽然有的地方建有阅览室、棋牌室,但大都以老年人活动为主,年轻人参与高层次文化活动不够,他们主要休闲的内容和方式是上网吧聊天和玩网络游戏等。由于无人员、场地、资金、制度等保障措施,不少乡镇文化站没有正常开展活动。
第二,乡风文明建设的制度建设和组织领导问题。制度建设是乡风文明建设的基础性工作。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有些农村的乡风文明建设的制度、机制不健全不完善,导致工作随意性大,出现“前任政绩、后任包袱”现象。还有一些乡镇在乡规民约、卫生管理制度、奖励处罚制度等制度建设方面不健全。在扬州市新农村建设办公室制定的“扬州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示范村评价指标体系”中,经济发展占30分、生活宽裕占25分、村风文明占10分、村容整洁占25分、管理民主占10分,可以看到“乡风文明”建设分值比重明显偏低,一定程度上也能反映出不少领导干部对乡风文明建设在新农村建设中的重要地位还缺乏应有认识。
第三,乡风文明建设的主体问题。目前各地的乡风文明建设常常通过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等输入性活动来活跃农村文化市场,农民往往处于被动地位,不少农民对乡风文明建设缺乏主人翁意识。所以,单靠“三下乡”很难从根本上促进“乡风文明”的建设进程。“乡风文明”建设的真正主体是广大农民,不能本末倒置,必须在注重外来帮助的同时,先调动农民内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使农民自我提高、自我建设。乡风文明建设的主体农民的文化程度不高也是制约文明乡风建设的一个重要因素。另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乡风文明建设主体出现“空心化”趋势。青年应是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但随着农村中大批青壮年劳动力到城里务工,农村很多传统的文化出现传承危机,民间艺术后继乏人,创新更加缺少人才,对新农村乡风文明建设带来严重的影响。
第四,不良习俗蔓延,农村非理性消费凸现。不少村庄的农民闲暇时间除了看电视、聚众聊天,就是聚众打牌。农村人情消费的膨胀和大宗消费的攀比心理导致大操大办现象比较普遍,造成严重的铺张浪费。问卷调查显示,农村家庭每年用于人情往来的费用,2 000-4 000元的占被调查者的35.5%,有的达4 000元以上。农村用于人情消费的现金占户均总收入的20%,占家庭总支出的28%,而2008年扬州市农村居民文教娱乐支出占生活消费比重的16.59%[1]。这个数据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由非理性消费观导致的农村文化消费的不足,也是乡风文明建设的隐性压力所在。
三、乡风文明建设对策思考
第一,健全乡风文明建设的组织和考评机制。乡风文明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充分调动党政各部门、社会各方面积极参与,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党政群齐抓共管、文明委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各司其责、全社会积极参与”的工作格局。按创建标准把创建工作具体分解小项,成立项目组,明确责任人,建立考评制度,把任务完成情况纳入乡镇班子成员、单位负责人年终考核的重要内容。并以联席会形式定期分块落实村(居)、所(站)、学校、部门的组织创建工作,使各项工作融入常年日常工作之中,成为和经济建设一样必抓的工作。在乡镇逐步推广城市创文明行业的做法,在“七所八站”建设文明窗口,列入绩效考评,树立主动为农民群众服务意识。
第二,积极培育乡风文明建设的主体。农民群众始终是农村社会发展的主体力量,是新农村乡风文明建设的真正主体。培育具有较高文明修养的新型农民,不仅是农村富裕、农民增收的基础,也是培育文明乡风的基石。一是要提高农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在农村深入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教育,引导农民群众遵守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帮助农民群众树立现代文明意识,形成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营造健康、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二是要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从培养和造就一批有文化、懂科学、会经营的新型农民的战略高度,抓好农村的基础教育。改善农村办学条件,提高农村教育质量。完善家校联系制度,弥补农村教育“空洞”。学生的文明行为直接影响村民的文明行为,是乡风文明建设的“后来人”。除对孩子正常教学外,应辅之更多的关爱,弥补孩子缺少的家庭辅导、家庭管教和家庭温暖。三是要提高农民的技能素质。通过职业在校培训、开办农民夜校、科学种养实地辅导等形式,加强对农民的技能培训,逐步使青壮年农民都能掌握一两门农业实用技术或职业技能。
第三,抓好乡风文明载体建设,培育农村道德自律性组织。有了好的载体,乡风文明建设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载体选择和运用应当坚持从本地实际出发。县市有关部门的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应由“活动”向长年化过渡,利用基层站所,就近指导就近服务农村、农民。整合民间艺术资源,花灯、武术、乐队等组建成几支常年活跃在民间的特色群众文艺队伍,“农民演给农民看”,丰富农村文化生活。开展类型多样的评先活动,如“大孝子”、“好媳妇”、“成功长辈”、“合格父母”、“五好家庭”、“十星级文明户”等评选活动。在广大农村形成人人都有学习榜样、家家都有追求目标的社会氛围。积极培育农村道德自律性组织,如禁赌会、村民理事会、治安调解会、行业协会、科普协会、创星评议会、教育奖励基金会、老年人协会、计生协会等。
农民素质的提高、乡村文明的提升,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必须常抓不懈、持之以恒。
参考文献:
[1]2009扬州统计年鉴[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
作者：刘卫琴,徐开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