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必大家在写论文的时候都会遇到烦恼，小编特意整理了一些《诗歌视域下初中地理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摘要：当代语境中的“诗歌地理”自诞生之日起，就受到诗坛的关注，并在之后十余年的时间里以不同形式呈现。“诗歌地理”是考察诗歌特别是中国当代诗歌的新角度，既与相关理论启示有关，同时也是观念和研究转变的结果。
诗歌视域下初中地理论文 篇1：
互文性理论视域下的阅读教学设计
互文性理论最初由法国学者茱丽娅？克里斯蒂娃提出，她认为任何文本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文本与文本之间可互相作为参照面，同时作为其他文本的镜子，每个文本都可以是其他文本的补充与整合，也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1]它被运用于文学翻译、文艺理论、外国文学等领域中，后来延伸到语文教育领域。著名学者王家新推崇互文性理论，其认为一切文本都是由其他文本“织成”的，每一个文本都包含了其他的无数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转化、整合和改写。[2]在这一理论视域下，语文教材中一篇篇的选文并不是孤立的单篇，其可以根据文中任何点、线、面作无限的延伸与拓展，从而赋予文本以新的生命力；可以建构单元文本、组文文本、主题文本、群文文本等多种文本来作为教学内容，拓宽教师文本解读、教学设计的视野，建构有广度、深度、厚度的语文课堂。
在注重文本解读、提倡多文本阅读的今天，用互文性理论来指导语文阅读教学有重要的意义，其能使文本解读更为深刻、多元，走得更远。基于此，笔者尝试性地进行了一些探索，现以统编本高中语文教材中郭沫若的诗歌《立在地球边上放号》为例进行分析。
一、文本特性
《立在地球边上放号》是郭沫若诗集《女神》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篇。《女神》是中国现代新诗的奠基之作，它以新的方式来表现“五四”时期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闻一多曾推崇道，“忽地一个人用海涛底音调，雷霆底声响替他们全盘唱出来了。这个人便是郭沫若，他所唱的就是《女神》”[3]，而这足以见得《女神》所具有的时代特性。
《女神》是郭沫若在日本九州帝国大学留学时所作。1919年，俄国十月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这给年轻的郭沫若以重大影响。1921年，受日本工业文明的洗礼，郭沫若发表了其第一部诗歌集——《女神》。他把“情感”与“想象”作为诗歌的基本要素加以突出和强调，调整了诗歌内部的艺术结构，这无疑是一种新的突破。
《立在地球边上放号》与以往学生了解的诗歌较为不同，诗歌中诗人独特的视野、丰富的想象、宣泄的激情以及排山倒海的气势显著而突出。以往入选人教版初中语文教材的两首郭沫若的诗歌分别是《天上的街市》和《静夜》，这两首诗歌都是作者运用丰富的想象与联想，描绘出的图景。与《立在地球边上放号》相比，既有相似之处，也有所不同。独特的视野及丰富的想象是一致的，而激情的宣泄与排山倒海的气势是《立在地球边上放号》的独特之处。联系学生以往的学习经验，诗歌中的独特之处便是教师应着重讲解的地方。
《立在地球边上放号》全诗有七行，共128个字。学生能相对容易地从最后四句看出诗人对“力”的赞美，而对诗歌中宣泄的激情以及排山倒海的气势难有深入的体会。单篇诗歌的欣赏难以使学生对诗歌的学习产生质的突破，因此，互文性理论所倡导的引入互文本进行解读就显得十分必要。
二、教学设计
要将互文性理论渗透于语文阅读教学设计中，教师要对文本本身进行挖掘，并且对互文本进行引用和转化，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感受文本。结合《立在地球边上放号》这首诗歌进行分析，具体如下：
（一）教学准备
阅读教学设计必须以学生学情、教材特点以及文體特点为参照，全面审视教学内容，准确把握教学重难点。
1.诗歌的文体特点
王荣生教授认为，语文教学的内容要依据文本体式来确定，散文要用散文的方法来教，诗歌要用诗歌的方法来教，各种文体的教法都不一样，且同一文体其教法也不同，不可一个模子套上去。[4]对诗歌的教学，除了要把握共性，更多的是要根据主题、风格特点等方面来开展。这首现代新诗与以往的古体诗、近体诗有较大差异，它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提倡用“白话文”写诗的优秀代表作之一，用崭新的内容和形式来传达时代精神。与同时代的新诗也有所不同，其语言不具有现代新诗如“新月派”所表现的“三美”——音韵美、绘画美和建筑美。因此，引入郭沫若其他诗歌进行联合赏析，对学生整体感受诗歌的特点有重要作用。
2.高一学生的学情
这首诗歌是学生刚进入高中阶段学习接触到的课文。这一年龄阶段的学生正值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教材编者显然考虑到学生青春期的心理特点，在单元导语中提出从“青春的价值”角度思考作品的意蕴。学生对郭沫若的诗歌及其所处年代的历史背景知之甚少，这些内容都是教师需要提示点拨之处。同时，诗歌注重朗读，要让学生在反复朗读中感受诗人狂飙突进、火山爆发式的激情，引入多文本阅读进行互文对照就有其重要意义。
3.教材单元组织的特点
现代版本的语文教材由四种基本要素构成：范文系统、知识系统、作业系统和助学系统。[5]这四种基本要素除了要求学生学习的课文——范文系统——以外，其他的知识、作业和助学系统都是阅读教学设计中不可忽略的重要资源，教师应将其充分利用。
《立在地球边上放号》是统编本高中语文必修上册第一单元第二课，是四篇诗歌中的第一篇。教材中的单元导语、学习提示以及单元学习任务对诗歌鉴赏的要求如下表所示：
根据表格中频繁出现的字眼，可以总结出这首诗歌注重意象、语言、情感的学习，诗歌中独特的意象、奔放的语言、火山爆发式的激情是教学的重点，而诗人向旧世界、旧文化、旧传统猛烈冲击的精神以及想要推翻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情感是学生难以直接体会到的，这也是这首诗歌教学的难点所在。
（二）教学环节
在前期对文体特点、学情、教材的分析和把握基础上，结合互文性理论，这首诗歌阅读教学设计的思路如下。
1.联读多首诗歌，初步感知诗人特点
在正式进入这首诗歌的教学之前，教师要为学生简单介绍作者的信息，使学生大致了解郭沫若其人及其所处的时代背景。而后朗读诗歌，联读同为《女神》之中的《炉中煤》《笔立山头展望》《浴海》《梅花树下醉歌》这几首更为易懂的且具有作者诗歌典型特征的作品。
读《炉中煤》，教师要引导学生关注到副标题“眷恋祖国的情绪”及诗歌开头与结尾重复出现的诗句——“我为我心爱的人儿，燃到了这般模样”，再结合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感受诗人对祖国的爱，愿意献身祖国、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之情。读《笔立山头展望》，要结合前面两句“大都会的脉搏呀！生的鼓动呀！”，以及最后几句“一枝枝的烟筒都开着了朵黑色的牡丹呀！哦哦，二十世纪的名花！近代文明的严母呀！”，带领学生感受诗人那生机勃勃的进取精神和饱满的创造力，以及对现代工业文明的赞美和渴望，希望建设一个富强祖国的心愿。《浴海》这首诗同样从最后几句能感受出诗人澎湃的激情：“太阳的光威/要把这全宇宙来熔化了！/弟兄们！快快！/快也来戏弄波涛！/趁着我们的血浪还在潮/趁着我们的心火还在烧/快把那陈腐了的旧皮囊/全盘洗掉！/新社会的改造/全赖吾曹！”读完上面诗句，再结合诗歌前文，不难体会到诗人改造旧社会的勇气和决心，以及对全新光明世界的向往。而《梅花树下醉歌》中的“破！破！破！我要把我的聲带唱破”也同样表达了诗人渴望摧毁旧世界、缔造新世界的迫切愿望。总结如下表所示：
在此基础上，教师要引导学生总结郭沫若《女神》诗集的显著特点：奇特大胆的想象，气吞山河、狂放、汹涌的气势，极具个性化的抒情特质，向旧世界、旧文化、旧传统猛烈冲击的精神。有了前面四首诗歌的认知积累，再读郭沫若的其他诗歌，学生便能迁移学习、自主学习。若开头教师直接介绍郭沫若诗歌的特点，则其诗歌的突出特性可能无法深入到学生的内心。
2.细品诗歌内容，全面了解诗歌特点
基于前面四首诗歌的联读，学生对郭沫若《女神》中的诗歌有了初步的感悟，再深入细致地赏析《立在地球边上放号》这首诗就能产生全方位的感触。
其一，新颖独特的标题。题目是通向诗歌的“心灵窗户”。学习诗歌，解读题目是第一要义。这首诗歌题目为“立在地球边上放号”，“号”是号角，是一种乐器，“放号”则是吹奏号角。吹号一般与人的生命、灵魂有着密切的联系。例如战争时期，战场上吹响号角，往往能激发战士们的战斗激情，鼓励大家奋力拼搏。艾青在《吹号者》一诗当中就歌颂了用生命吹响号角的吹号者的高尚品质。诗歌标题“放号”二字，能看出诗人胸中涌起的澎湃激情。吹号者吹号的位置，往往选在高处，让声音传递到更远的地方，让更多的人能听到。但文中诗人选择的位置不同寻常——“地球边上”，其似乎将自己想象为一个站在地球边上，目光遍及广阔天地宇宙，向着地球发出激情呼唤的巨人，将北冰洋、太平洋尽收眼底，足见其视野之开阔、新颖。
其二，别具一格的意象。诗中出现的意象有壮丽的北冰洋、壮丽的晴景、无限的太平洋和滚滚的洪涛。“晴景”这一意象，可见诗人内心是明亮的，对未来的光景充满信心。这些意象的修饰语“壮丽的”“无限的”“滚滚的”都展现出力量之大、气势之雄、情景之壮阔。诗人选用的意象，都有着宏伟、壮观、雄浑的特点，梳理郭沫若诗集中其他诗歌的意象也是如此，如宇宙、太阳、天狗、太空、海浪、山岳、海洋等意象，以其面积之大、数量之多和超乎人自身常见之力，显示出它们的宏伟、壮观和伟力，象征着高超和自由。正是由这意象的宏大，可看到抒情主人公的高大形象，显示出诗人开阔的胸襟、不凡的视野，感受到他沸腾的激情。而抒情形象所显示的这种独特感情、心理，正反映了被五四时代怒潮唤醒的革命知识青年的共同特征。
其三，火山爆发式的情感。诗人那种气吞山河、狂放、汹涌的气势和宣泄的激情通过大量的感叹号得以体现出来。短短一首七行诗歌，诗人在10处使用了感叹号。感叹号在文中的使用与诗人所要表达的情感有密切联系，可以使情感更为强烈，气势更加磅礴。
由此可见，诗歌中“不断的毁坏，不断创造，不断的努力哟！”足以体现诗人想要摧毁旧世界、旧文化、旧传统，创造一个全新的世界的决心和力量。这种力量之强大，从诗歌后面两句“啊啊！力哟！力哟！/力的绘画，力的舞蹈，力的音乐，力的诗歌，力的律吕哟！”也能感受出来。“绘画”强调色彩，“舞蹈”突出形态，“音乐”和“诗歌”体现其神韵，反映其节奏，多层面感受力的美，抒情犹如疾风骤雨、火山爆发。诗人尽情歌颂的“力”，其实正是五四时期时代精神的象征。郭沫若曾在《我的作诗的经过》中说：“在那段时间里，惠特曼的那种把一切的旧套摆脱干净了的诗风和五四时代的狂飙突进的精神十分合拍，我是彻底地为他那雄浑的豪放的宏朗的调子所动荡了。”[6]这首诗正是具有这种惠特曼式的“雄浑的豪放的宏朗的调子”，它是在感情激荡时一气呵成的，是火山爆发喷涌而出的岩浆，气势汹涌，灼热逼人。
这首诗借助大自然雄伟和壮丽的景色来表现五四时期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是人民向旧世界、旧文化、旧传统猛烈冲击的强烈愿望的体现。诗人借这首诗想要告诉人们：科学的文明、人民的觉醒，终将彻底推翻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通过联读多个文本，我们可以知道郭沫若新诗的特点，在此基础上细读、分析主文本，进一步了解这首诗的独特之处，如下表所示：
3.拓展延读其他诗歌，深入体会诗人情感
对诗歌的具体内容进行深入分析后，再联读一首《光海》，进一步感受诗人对未来的无限信心。下面是这首诗歌的节选片段：
无限的大自然，
成了一个光海了。
到处都是生命的光波
到处都是新鲜的情调，
到处都是诗，
到处都是笑：
海也在笑，
山也在笑，
太阳也在笑，
地球也在笑；
……
哦哈，我便是那只飞鸟！
我便是那只飞鸟！
我要同白云比飞，
我要同明帆赛跑。
你看我们哪个飞得高？
你看我们哪个跑得好？
从这首诗中，我们能感受到诗人对祖国的爱以及对祖国的未来充满无限期待。在前面几首诗歌的联读、精读的基础上再延伸阅读一首诗歌，可以使学生加深对诗人情感的体悟，形成自己独特的审美体验，激发其对郭沫若其他作品的阅读兴趣，而这与“新课标”要“多读书、读好书、读整本书”的理念相呼应。本节课的整体教学过程如下表所示：
三、教学价值
就學生、教师以及语文教学而言，互文性理论视域下的《立在地球边上放号》诗歌阅读教学设计有以下价值和意义。
（一）学生：扩大阅读量，进入文本处，丰富阅读体验
传统教学单讲课文中郭沫若的一首诗歌，只触及到诗歌文本的皮毛，学生感受不到这首诗歌与其他诗歌的区别所在，也对郭沫若诗歌创作的特点和个性理解不透彻，容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难以做到“窥一斑而知全豹”。为帮助学生对郭沫若的诗歌特点有整体的认知，笔者选取《女神》诗集中四首主题不一致的诗歌进行联读欣赏，对郭沫若的诗歌有了认知积淀，再学习课文则更为容易一些，最后继续拓展学习，加深对诗人情思的体会。这些教学环节的设计，都有利于开阔学生的阅读视野，丰富诗歌阅读体验，激发阅读兴趣，与统编本语文教材总主编温儒敏先生所倡导的多文本阅读理念相呼应。
（二）教师：拓宽文本解读的视野，促使自身不断学习
相较于单篇诗歌就教材而教教材，教师囿于单一文本的限制中，视野难免狭隘，互文性理论视域下，根据教学内容，引用单元文本、主题文本、群文文本等多种文本深入挖掘，丰富教学内容、拓宽文本解读视野，可做出更好的教学设计。同时，对教师自身来说，也提出了新挑战。教师自身需要有丰厚的文化底蕴，掌握文本解读的方法，具备良好的语文素养。教师如果没有丰厚的语言文学素养，对互文本的选取容易产生偏差，无法获得理想的效果。因此，这也反向督促教师要不断学习，终身学习，教到老，学到老。
（三）教学：建构有深度、广度、厚度的语文课堂
总体来看，前文论述的教学设计思路是从赏析郭沫若的几首诗歌出发，总结出郭沫若其诗的总体特征，再根据总体特征细细品味课文。较之于单篇诗歌的赏析，这样的设计无疑可以让学生的学习从单一、片面走向多元、全面。这样的阅读教学，可加深学生对诗歌理解的深度，拓宽其阅读视野的广度，也增加其课堂体验的厚度，从而构建更有深度、广度和厚度的语文课堂。
歌德有言：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将理论更好地用来指导语文教学实践，是每个语文人共同追求的目标。将互文性理论运用于语文阅读教学当中，可以使教师生发出更具深度的文本体验，使文本解读更加深刻、多元，而学生也能通过教师的课堂教学体验到生命百味。
注释：
[1][法]蒂费纳·萨莫瓦约：《互文性研究》，邵炜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页。
[2]王家新：《“它来到我们中间寻找骑手”——谈新理念下的中学语文诗歌教学（下）》，《中学语文教学》， 2005年第3期，第59页。
[3]胡忱、王泽龙：《近三十年郭沫若<女神>研究综述》，《郭沫若学刊》，2009年第3期，第60页。
[4]倪文锦、欧阳芬、余立新：《语文教育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58页。
[5]王荣生：《阅读教学设计要诀——王荣生给语文教师的建议》，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8年，第98页。
[6]郭沫若：《我的作诗的经过》，《郭沫若文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143页。
本文系江西省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互文性理论视域下高中文言文阅读教学设计”（编号：YC2019-S16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作者：曾文苏 邹花香
诗歌视域下初中地理论文 篇2：
当代语境中的“诗歌地理”
摘要：当代语境中的“诗歌地理”自诞生之日起，就受到诗坛的关注，并在之后十余年的时间里以不同形式呈现。“诗歌地理”是考察诗歌特别是中国当代诗歌的新角度，既与相关理论启示有关，同时也是观念和研究转变的结果。命名与批评意义上的“诗歌地理”就现状而言，还存有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细化与提升，这需要研究者对其具体理论建构进行深入的思考，并在落实相关问题时丰富其研究视野、拓展研究之可能。
关键词：当代语境;诗歌地理;理论建构
就一般情况而言，当代诗歌批评要以发现新话题、命名新事物来维持自身的活力、完成相应的使命，进而为日后的诗歌史研究提供一份具有时代性的文献资料。是以，当新的命名或命题产生之后，如何从学理上落实往往并不是批评本身所关心的，或者说很难在批评的领域中解决。以这里所言的“诗歌地理”为例：自2005年通过一个偶然的契机诞生，十余年间虽不时有研究者提及，且在以各类区域为“界限”或“标准”的多种选本，和各种诗歌刊物（包括民刊）陆续推出的“某某地区诗歌专辑”“某某地区诗人小辑”“某某地区诗歌高地”中此起彼伏。但究其实质来看，仍处于就现象谈现象的阶段，并未得到深入、系统的阐述，呈现理论建构的态势。不仅如此，“诗歌地理”时常“原地踏步”、反复出现，已使其日益局限在狭窄的视野之中。有鉴于此，本文拟采用一种学案式的读法，通过梳理“诗歌地理”及其相关话题的发展史，总结经验、反思过往，进而在丰富这一话题认知的同时，促进其深化与发展。
一
当时为责任编辑的诗人安琪在《诗歌月刊》（下半月刊）在2006年8月推出“诗歌地理特大号”时，她肯定没有想到这期刊物会在日后成为“诗歌地理”话题的重要发端：经过3个月的策划与网络征稿，安琪等从“下半月论坛”的跟帖投稿中选出近200首以地域为题材的诗设立“诗歌地理”专栏。随着编辑工作的展开，安琪逐渐意识到“如果没有相关理论支撑的话，本期地理号就是为地理而地理，为诗而诗了”，于是她又临时特约赵思运、北塔、林童、杨四平和张立群，分别撰写关于“诗歌地理”的评论文章，另辟“诗歌地理五人谈”专栏[1]。这样，本期出刊时创作与理论并存。与之相应地，是中国诗歌学会于同一年主办以“诗与人”为共同理论主题的“2006中国诗歌学术论坛”，此次论坛设定自2006年9月开始相继在长春、兰州、成都举办关于东北、西北、西南三场大型学术研讨会，其内容由于举办地的地域性以及对人的社会性、文化性、审美理性、心理结构等方面的关注，而必然涉及诗歌与地理的命题，因此可作为“诗歌地理”话题诞生的另一背景资源[2]。
出于对上述两次诗歌活动的“回应”以及对以往相关经验的“总结”，笔者于2006年年底除了撰写《论“诗歌地理学”及其可能的理论建构》一文外，还曾邀约东北诗人桑克和安琪以访谈的形式进行了“关于‘诗歌与地理’”的“诗对话”（后發表于笔者兼任责编的《中国诗人》，2007年第1期）。其中，前者在2007年第1期《星星诗刊》（下半月刊·理论版）刊出后，曾引起南方某位学者的“共鸣”，他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的课题并期待有机会合作、共同完成。然而，许多年过去了，提出所谓“构想”的我却迟迟没有找到令人满意的学术进路。尽管在2015年2月，在主客观多方原因的促动下，我曾匆促之间编辑了一本《新诗地理学》专著（辽宁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然而回想起来，《新诗地理学》虽标题新颖、颇富新意，但实际上却是一次煞有介事的行为：将以往写的有关诗歌与地理的文章辑录在一起分为“五编和附论”以至于拼凑痕迹明显;仍然处于就现象谈现象而缺乏理论化的思考，都使其仅停留在“量”的增长阶段，而在十年之后，我在思索再三之后仍将《论“诗歌地理学”及其可能的理论建构》一文作为该书的“代序”，似乎也可以从侧面反映我在“诗歌地理”研究上仍处于踟蹰不前的状态。
如果说上述自我经历是受限于个体思维方式和学术积累的结果，那么，“诗歌地理”作为一个全新的话题，在当时还是很快就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在发表于2008年第6期《文艺争鸣》上的《经验转移·诗歌地理·底层问题——观察当前诗歌的三个角度》文章中，张清华就将“诗歌中的文化地理”作为观察当前诗歌的一个重要角度。2009年秋，张清华完成了《中国当代民间诗歌地理》初稿的编校工作后，将该书的“序言”稍加修改后以“当代诗歌的地方美学与地域意识形态——从文化地理视角的考察”为题发表于《文艺研究》2010年第10期上。此后数年间，较有代表性的文章可列举梁笑梅的《台港澳及海外华文诗歌的地理学关系思考》（《南京社会科学》，2012年第7期）和《当代诗歌有效传播范式中地域文化元素的优势效应》（《暨南学报》，2015年第3期），两篇文章分别以空间拓展和传播的角度为“诗歌地理”研究提供了新的内容和角度。较有代表性的编辑实践则主要包括王桂林、赵遁主编的《中国诗歌地理·东营卷》（漓江出版社，2014年版）;张清华主编《中国当代民间诗歌地理》（上下卷，东方出版社，2015年版）;李永才、陶春、易杉主编的《四川诗歌地理》（四川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钟世华主编的《广西诗歌地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北魏主编的《新时期中国诗歌地理·安徽卷》（分北卷、南卷，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等等。2017年1月14日至16日，由《文艺争鸣》杂志社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共同主办的“当代诗歌的文化地理与地方美学”研讨会在长春召开。张清华和著名诗人欧阳江河、西川、安琪以及二十余名专家学者参与了此次研讨会。会后，《文艺争鸣》于2017年第9期刊发“新诗地理研究专辑”，刊发了欧阳江河的《诗歌地理的逻辑、结构与线索》、西川的《全球化视野中的“诗歌地理”问题》、张清华的《为何要谈论当代诗歌的民间文化地理——关于〈中国当代民间诗歌地理〉所引发的话题》、何言宏的《当代中国民间诗刊的文学文化意义》、何平的《重建诗江湖》、张定浩的《〈中国当代民间诗歌地理〉读后》、傅元峰的《新诗地理学：一种诗学启示》共7篇文章，以及张涛撰写的《诗歌文化地理与当代诗歌线性历史的终结——“当代诗歌的文化地理与地方美学”研讨会综述》，此后还有罗小凤的文章《“诗歌地理”作为一种传播方式——论新媒体时代的诗歌地理》在《文艺争鸣》（2017年第11期）上刊载。此次会议及其成果拓展了“诗歌地理”研究的视野，深化了一些具体问题，可视为多年“诗歌地理”研究上的一次集中展示。
但在更多情况下，研究意义上的“诗歌地理”仍处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状态：或是为了介绍一个地区诗歌选本的特色，或是评述一个地区诗歌发展的规模与实绩，许多评述性文字只是借助了“诗歌地理”的概念，将其局限于孤立的、狭窄的视域之中，进而简化理解了“诗歌地理”的丰富性、结构性和立体感。是以，在回顾历史之余，我们大致可以做出如下结论：“诗歌地理”作为一个全新的称谓从诞生之日起至今已有15年的历史;它已受到诗歌研究界的关注并初步形成了“诗歌地理学”和“新诗地理学”的理论构想。但其存在的问題是至今尚未出现一本较为完备的文献资料整理和一部系统化、整体化的理论著述。因此，“诗歌地理”以及“诗歌地理学”“新诗地理学”研究就存在着较大的探索空间，亟待有识之士在充分把握现状、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深入、整合与完善。
二
“诗歌地理”显然不是一个新话题。正如安琪在回答“为什么想到做‘地理号’？”时曾指出：“原因很简单，从古至今，名山大川、人文景致与诗人关系之密切无需多言，几乎可以说，每个诗人都写过或多或少的地理诗。”[3]“地理”是任何一位诗人成长和生存的环境，是诗人创作的重要经验之源，同时也堪称诗人个体生命与自然交融的重要中介。无论对于中国古代的《诗经》《楚辞》、南北朝民歌、盛唐的“边塞诗派”“山水田园诗”，还是现代诗歌史上的“歌谣化追求”、新中国成立初期盛行的“行吟诗”以及20世纪80年代一度引人瞩目的“新边塞诗派”和后来所谓的“西部诗”“乡土诗”“城市诗”等等，从诗歌与地理（地域）关系的角度分析上述现象都不会让人感到意外。“诗歌与地理”的关系是一个常识、一个客观的存在，无需在逻辑上做过多的证明。正因为如此，当这种关系在21世纪初中国诗歌界以“诗歌地理”的面貌出现时，才会让人感到有些出乎意料——“诗歌地理”适时而发肯定有其特定的文化语境和时代背景，才使本不是问题的问题上升至一个话题——明确这样的前提条件，显然对认知“诗歌地理”话题的源流沿革、具体问题研究以及确定其未来发展方向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作为一种整体性的描述，“诗歌地理”首先是当代诗歌研究持续向前发展、不断寻找新范式和新领域之内在需要的结果。在此过程中，“诗歌”与“地理”的特定结合，则反映了“地理”及其相关话题可以为诗歌批评与研究提供新的角度进而满足后者持续发展的需要。遵循这样的逻辑，“诗歌地理”的出现可从“盘峰论争”谈起。有标志着世纪之交中国先锋诗坛裂变之称的“盘峰论争”（具体包括1999年4月的“盘峰诗会”和1999年11月的“龙脉诗会”两个主要阶段），不仅让人们看到诗歌意义上的“民间”及所谓写作资源和权利上分野，更为重要的是让很多人深刻体味到当代诗歌创作群体有着“中心”和“外省”的区分并由此营造了某种心理预设。“盘峰论争”之后，一个十分明显的变化是诗歌研究者和爱好者们越来越习惯以非整体化的方式考察、谈论当代诗歌的格局与发展，同时也越来越倾向于以局部的、结构单元化的思路考察某一省份或某一地区的创作实绩，而谈论该省份或该地区的诗歌创作时常常以该地有哪些代表诗人特别是仍处于创作状态的诗人为言说起点，正是这一思路的外化。其二，是网络诗歌的影响。随着网络技术的日新月异，网络诗歌开始出现并为当代诗歌写作开辟出一片广阔无垠的天地。中国本土的网络诗歌与广义的网络文学一样，最初是通过诗歌网站的建立而逐渐形成规模并流布开来。“界限”“灵石岛”“诗生活”“诗江湖”“扬子鳄诗歌论坛”“诗歌报”“女子诗报”等在当时颇有影响的诗歌网站均成立于1999年至2002年。诗歌网站作为一种“民间”的自发行为，不仅可以集中发表、交流诗歌，而且还逐渐团聚出一批较为稳定的诗歌写手和读者群。考虑到当时的网络诗歌写手绝大多数兼有纸媒时期知名诗人的身份、网络诗歌在具体创作过程中从未纯粹、绝对，所以，网络诗歌才更易以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影响当代诗歌的发展并对“盘峰论争”营造的“心理预设”给予一种技术上呼应和思维上的强化。其三，“民刊”的意义。“民刊”作为非官方正式出版的“同仁刊物”，就其生成过程来看，最易体现一种地方性并聚焦于特定区域的诗歌。无独有偶，诗歌“民刊”在“盘峰论争”之后和网络诗歌一样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并常有合作之势。“民刊”的地域属性在很大程度上凸显了“诗歌地理”并对官方刊物产生了某种“压力”，从新世纪之后《诗刊》《诗选刊》《星星诗刊》《诗歌月刊》《诗潮》等刊物以及各种年度选本都在不同程度上从民刊上选发作品，恰恰是实现了“诗歌地理”的有效传播。其四，若干诗歌命名与现象的资源提供。21世纪初诗坛曾相继流行“打工诗歌”“底层写作”以及诸如“70后”“80后”等命名，这些借助社会学而得出的命名及现象，是从写作者的身份、地位以及代际、年龄的角度对当代诗歌进行了新一轮的“描述”。相对于“诗歌地理”，其虽是以形象的表达和近乎修辞的手法展现了写作的结构层次、类似的主题以及可能的序列分布，但其强调诗坛构造的特质显然是以结构形态的方式推动了“诗歌地理”并最终成为其研究领域的某个方面。最后，是理论的启示与介入。至少有空间理论、都市文化理论、后现代地理学、文化地理学共四种密切相关的西方现代理论或直接或间接地为“诗歌地理”的发生提供了启示并成为其重要的文论支撑。这四种理论以“空间转向”为共同点，深刻体现了全球化时代或曰后现代社会阶段“最终的、最一般的特征”，即“把一切都彻底空间化了，把思维、存在的经验和文化的产品都空间化了。”[4]在此之后，本土学者杨义、梅新林、邹建军、曾大兴等的“文学地理学”研究也为“诗歌地理”研究给予了或隐或显的助力，而从线性时间到多维度的空间、由平面走向立体，也正是“诗歌地理”努力追求的重要方向。
以上几方面在具体展开时是以历时性和共时性共同作用的方式促进“诗歌地理”的产生，决定其面貌与走向的。值得指出的是，如果对其进行具体分类，完全属于诗歌层面的内容并未占有很高的比重。之所以呈现这样的局面，是因为“诗歌地理”本身就不是一个单一性话题，它至少包含了诗歌与地理的双向演进、簇新和历史的“遇合”。同样地，也正因为如此，“诗歌地理”自生成之日起就具有难以掩饰的“当代性”（实则是流动的现代性）倾向，除了言说者本身具有的当代视野和必然从诗歌现状出发特点之外，唯有现代语境中的诗歌即新诗，才能从理论到实践上成为其典型例证，并由此顺势产生更为具体详细的“新诗地理学”之类的命名。
三
与“诗歌地理”的诞生是多重合力共构的结果相比，其诞生之后如何实现自身的良性发展则是另一层面的问题。纵观“诗歌地理”发展历程，新话题的诞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当代诗歌批评并由此拓展出一块新的领地，但如何有效掘进、持续开采却始终是限制其向纵深发展的“瓶颈”。结合已有的实践，我们不难看到在发现“诗歌地理”之后，诗歌界一直存有不求甚解、只是简单制造话题直至望文生义的现象。当然，相对于一些编选者和多家刊物纷纷以“诗歌地理”为标题，或博取眼球，或人云亦云，诗歌理论界应负的责任显然更大些。事实上，“诗歌地理”在登场之际，就呈现了概念先行、界定模糊的态势。除了如上文所述的“诗歌地理”出现的原因至今很少有人进行系统地梳理、总结之外，缺乏积淀和渴望言说的主体心态和批评的诉求，也使其很少在具体使用过程中经过合理性、可行性和准确性的辩证思考，而“诗歌地理”层次不清、所指混乱，不断泛化及至沦为空洞的符号也正是这些问题累积后的必然结果。
综合已有“诗歌地理”研究中涉及的对象，不难看到已有的所谓“诗歌地理”在具体展开时无外乎以下三种主要形态：（一）地理诗，即以地理题材为主题的诗歌;（二）空间上可以划分出来的地域分布，主要是利用现有的地理空间、方位如东部、西部、南部、北部等，表达诗歌具有地理意义上的自然属性和人文意识;（三）地域诗歌群落（含民刊和网刊），指某一地域（空间）的诗人群及创作。其中，“地理诗”是最直观切合“诗歌地理”应有之义的表现形态，其从主题、题材、意象甚至形式等方面着眼也最容易将诗歌中的地理落于實处。与之相比，“空间上可以划分出来的地域分布”和“地域诗歌群落”其实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诗歌具有地理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只不过前者常常作为一种可感知的观念和理路体现于相关的文论批评中;而后者则更侧重于某一地域有哪些诗歌创作人员与队伍，其以城市或省份为单位展示不同地区诗人创作概况与实绩的初衷，最终呈现的往往不是地理诗而只是诗人的代表作以及人为制造出来的“地理印象”。鉴于人文学科术语在使用上历来无法完全精确，以上所述三方面（尤其是后两方面）在具体运用的过程中常常呈现互换、借用甚至是似是而非的现象。除此之外，就“诗歌地理”现有的研究情况，还包括或因书写城乡差别、都市漂泊以及生活迁徙，或因形成一种新的“写作景观”及“地质构造”而得到的某种“诗歌地理”，以上文提到的“打工诗歌”“底层写作”“代际划分”为例，由于其本身已有明确的命名和指向，只是利用了写作本身与地理之间存在着某种相关性而实现了一次形象的表达和意义的引申，故此可视为“诗歌地理”的边缘形态，需要在使用过程中做进一步的甄别与选择后举证。
明确“诗歌地理”的表现形态，有助于我们找到合理阐释这一话题的路径。显而易见地，呈现于写作中的地理诗应当是“诗歌地理”研究中的基础同时也是占有比重最高的部分。然而，或许是考虑到新诗史上的相关现象都已被多次言说而略显陈旧，地理诗在已有的研究中往往是一笔带过，并未大力开掘。比较而言，倒是“某某地域”中或“某某空间视域”下的“诗歌地理”成为被提及次数最多的现象，这种平面滑动、各自为营的讲述方式最终造就了“诗歌地理”在不断“分散”的状态中停滞不前、流于表面。
任何一个命名的产生都离不开相应的年代，因为它的产生凝结着特定年代对于命名本身的全新解读。“诗歌地理”作为一个拥有深远历史背景的概念，在21世纪初中国诗坛出现同样也符合这样的规律。它是当代诗歌进入网络时代和“空间转向”之后一次资源重组和理论重建。之所以强调这些是想说明“诗歌地理”的阐释要始终保持着一种“当代的眼光”，进而完成一种从思维到理论实践的真正转换。惟其如此，“诗歌地理”才不会成为他者眼中的空穴来风和“伪命题”。以“地理诗”为例，依据主题和题材而得出的地理诗至少可以有“城市诗”“乡土诗”“西部诗”“行吟诗”等多个类型;依据形式而得的地理诗则包括各类“民歌体”……上述“地理诗”就命名来看虽然并无新意、都属于过去式的，但这并不影响研究者以新的视点去重释其内涵。应当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诗歌由于强调“个体化”、重视“生存倾向”，日益走向独立的空间结构和生活结构，人们在分析其“诗歌地理”时拥有不同以往的资源和信息。不仅如此，因为时代语境的变化，诗歌在展现抒情主人公内心世界时肯定也有多方面的新质，由此联系诗歌终究要表达个体情感与生命体验，通过“地理景观→人与诗”与“人与诗→地理景观”的有效、辩证融合，肯定会为“诗歌地理”赋予新的生活意识和情感意识。
“地理诗”还可以包括那些以某一地理名词或地理意象为标题的诗，但作为文学创作，这类作品不宜作绝对化、静止化的理解。正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空间转向”催生了文学空间研究的产生，而21世纪之后的“流动性研究”又为“空间转向”带来了新的机遇——“从空间转向中孕育、萌芽、成长起来的流动性转向强调空间的关系性和动态性以及流动性在空间生产中的重要作用。”[5]从“空间”和“流动”的角度看待珠海诗人卢卫平的《在水果街碰见一群苹果》《站在48楼看一棵大树》《抛弃城市》《挂念一座城市》;深圳诗人谢湘南的《零点的搬运工》《久病成医的人，心里藏着自己的一幅深圳地图》《写给“边缘客栈”和它的主人》;还有如安琪从福建迁移到北京发现自己前后两种“地理诗”的变化……“流动”不是简单的行吟，而应当是穿越不同空间地理之后心灵体验和经验变迁。同样地，只有充分意识到“空间”的“流动”，才可能在当代诗歌及其地理都处于变动的状态之间实现一种“视点的重合”，这种认知的建构显然也有利于从“某某地区诗歌地理”的封闭视野中突围出来，改变已经僵化的“诗歌地理”理解方式，走向更为广阔的诗意空间。
四
“诗歌地理”研究就发展方向来看，可以指向“诗歌地理学”的理论建构，而实际上，在上述相关文章中，确实已有人提到“诗歌地理学”以及“新诗地理学”的话题。尽管，这并不是一个建立学说的年代，但并不妨碍人们产生建立学说的渴望。也许，以一种客观、舒缓的姿态，使用“诗歌地理问题研究”会减弱一些压力，但鉴于在以往的“诗歌地理”研究过程中，一些论者已提及“诗歌地理学”或“新诗地理学”的概念，所以与其强调如何命名，不如更好地言说，方是问题研究的关键。
既然是系统的问题研究且隐含着建构某种学说的渴望，那么，仅停留在若干现象的“对应”和分析显然是不够的。为此，在结合本人相关研究经验的前提下，“诗歌地理学”（此处借用这个名字）首先应当知悉自己的理论价值和理论限度。“诗歌地理学”是当代诗歌研究一次探索性的尝试，同时也是适应当代诗歌发展趋势的一次理论尝试。“诗歌地理学”取自“诗歌”与“地理”，但不是诗歌与地理的简单叠加，而是作为“诗歌地理”一个词语出现的，汲取诸如“文化地理学”和“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方法，“诗歌地理学”是以“诗歌的地理分布、组合与变迁”“诗歌整体形态的地域特性和地域差异”“诗歌与地理环境之间的相关关系”为对象的“集合式研究”[6]。它出现的前提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研究观念的持续更新，同时也基于诗歌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而其意义和价值则在于丰富诗歌的研究领域、重构诗歌的研究图景。
从具体研究上说，“诗歌地理学”首先亟须落实自身的内涵界定。针对以往研究的实际情况，“诗歌地理学”的概念可以采用复合形态即“整体—局部”的形式加以描述。整体意义上的“诗歌地理学”是有机融合诗歌与地理学研究，以新诗为主、以文学阐释为本位、以文学空间研究为重点的新兴交叉领域，其发展方向是成为一个新的综合性课题。具体的“诗歌地理学”可包括“题材和意象研究”“地域性研究”“空间研究”和“边缘形态”至少四个“亚概念”，四者各自独立又彼此交叉，在时间上跨越诗歌的历史与现实，在目的上是呈现“人/诗与时代和生存语境”之间复杂的关系。其次，“诗歌地理学”研究需要以文献搜集和整理工作夯实基础，在阅读大量作品、充分了解诗歌地理及其相关内容整体发展趋势的过程中总结经验、发现问题。如果说“诗歌地理”的诞生带有几分偶然，其最初的阐释也难免为评论的目的而寻找现象加以佐证的倾向，但上升为“诗歌地理学”的研究必然是具有内在的逻辑线索的，即它不仅要揭示“诗歌地理学”出现的来龙去脉，还要揭示“诗歌地理学”有哪些新的话题，进而使其成为一种有建设性的、可持续发展的研究领域。第三，“诗歌地理学”应当避免“机械决定论”的言说模式。谈及“诗歌”与“地理”的关系，人们很容易联系到法国实证主义大师泰纳在《艺术哲学》中所言的“种族、环境、时代”之三要素。三要素肯定与“诗歌地理”的论题关系密切，但仍然有较为明显的“环境决定论”倾向。“诗歌地理学”应当汲取其合理内容，同时更应当关注诗人的主体意识，进而为“诗歌地理”阐释带来更多人的情怀和情感意识。第四，“诗歌地理学”必须要对自己的限度保持清醒。“诗歌地理”是诗歌研究范围内的一次拓展，这使其根本依据在于诗歌文本而非其他。也许，从一般评论的角度看诗人，我们常常会潜在地存有“从地方到全国”或是“全国到地方”的认知模式，但从诗人的角度来说，一切并非如此，他更多考虑的是写作如何表达自己的内心，此时写自己熟悉的生活也许不过是一种手段、一种必要的角度。正因为如此，“诗歌地理学”不能将全部诗歌活动纳入其中，在过度阐释中呈现泛化的趋势。为此，“诗歌地理学”的建构与阐释者必须要有认知和辨析的能力，同时也要有自知和反省的能力，因为只有这样，“诗歌地理学”才会得到充分阐释且避免被过度阐释。
建构过程中的“诗歌地理学”应当包括理论和实践两个主要方面。其中，理论部分主要包括诗歌与地理关系的一般探索，而实践则主要包括诗歌如何从时间到空间、历史到现实的转化。“诗歌地理学”不是抽象的研究，它应当建立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而全球化的视野虽因技术、信息和通讯等使人们的生活空间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趋同”，但更为重要的是，全球化凸显了地方个性和每一个区域生活和文化的地质构造。是以，当代语境下的“诗歌地理学”不应避讳空间的广阔。“诗歌地理”是中国诗歌的地理，不仅涵盖海峡两岸的诗歌，还可以在全球化背景下和华文诗歌、华语诗歌等联系在一起，是一个立体的、丰富的阐释空间，惟其如此，它才会具有面向未来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注释]
[1] 关于这一期《诗歌月刊》（下半月）的诞生过程，本文主要参考了桑克、安琪和笔者进行的“诗对话”《关于“诗歌与地理”》（2006年11月14日），后刊于《中国诗人》（2007年第1期）。其中，2006年8月号《诗歌月刊》（下半月刊）刊载的“诗歌地理五人谈”专栏中的五篇文章，依次为赵思运的《诗歌中地理文化意象的建构与疏离》、北塔的《天文地理与人文心理的同构与互文》、林童的《诗歌地理与诗人的命运》、杨四平的《21世纪新诗地理学与什么有关》以及笔者的《历史文化与时代心理——略谈“诗歌与地理”的关系》。
[2] 在笔者的《论“诗歌地理学”及其可能的理论建构》〔《星星诗刊》（下半月刊·理论版），2007年第1期〕和后来罗小凤的文章《“诗歌地理”作为一种传播方式——论新媒体时代的诗歌地理》（《文艺争鸣》，2017年第11期）中，都将这次大型学术论坛作为“诗歌地理”乃至“诗歌地理学”出现的重要契机。值得指出的是，在《关于“诗歌与地理”》的对话中，安琪指出策划“诗歌地理专号”时并不知道“2006中国诗歌学术论坛”的召开，因此，“诗歌地理”话题的诞生便具有“共同意识”的倾向。
[3] 桑克、安琪、张立群：《关于“诗歌与地理”》，《中国诗人》，2007年第1期。
[4][美]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张旭东编、陈清侨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93页。
[5]劉英：《流动性研究：文学空间研究的新方向》，《外国文学研究》，2020年第2期。
[6]对此，本文主要参考了[英]迈克·克朗的《文化地理学》（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曾大兴的《文学地理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和梅新林、葛永海的《文学地理学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的相关论述。
本文系教育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百年新诗学案”（17JJD750002）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人文社科青岛研究院
作者：张立群
诗歌视域下初中地理论文 篇3：
“重构”我们时代的“诗歌伦理”
一
从2000年至今，中国新诗已走过的这20年历史，自是积累了许多经验，并可以在未来某一刻适时而发，为新诗创作和研究提供某些资源。在此前提下，“‘重构’我们时代的诗歌伦理”可作为一次总结后的问题再思。
时间回溯至2005年，在批评界还为已莅临5年之久的21世纪文学努力寻求命名契机，并已初步诞生“打工文学”“底层写作”“草根性”以及“世纪初文学”名称的时候，“伦理”一词也以不同的面相进入当代诗歌批评之中：2005年，由张清华撰写的《“底层生存写作”与我们时代的诗歌伦理》就将“底层生存写作”这一“我们时代的诗歌”和“伦理”结合在一起，进而诞生了“诗歌伦理”的概念。同是2005年，《新诗评论》第2辑刊载了钱文亮的《伦理与诗歌伦理》一文。此文主要针对“当前一些来自诗歌之外的道德化伦理化的公共性概念”，指出诗歌界应保持“足够的质疑和批评”，并认为“有必要提出‘诗歌伦理’来申明诗歌艺术的合法性与正当性”。由于钱文从坚守诗歌艺术本位的立场出发，与从“打工”“底层”的角度介入诗歌，为后者提供更为广阔的写作世界的思路形成了某种对立，所以，在之后围绕“诗歌伦理”以及“诗歌道德伦理”的争鸣中，其一直被引用且多受质疑，而对“诗歌伦理”的讨论也随即成为数年间诗歌界反复言说的热点话题之一。
如果仅从围绕“诗歌伦理”的角度考察相关的论述，那么，在2006年至2007年间，较大规模的集中探讨大致有三次。第一次是《南方文坛》2006年第5期推出的吴思敬的《面向底层：世纪初诗歌的一种走向》、王永的《“诗歌伦理”：语言与生存之间的张力》、罗梅花的《“关注底层”与“拯救底层”——关于“诗歌伦理”的思辨》、冯雷的《从诗歌的本体追求看“底层经验”写作》。第二次是《南都学坛》2007年第1期推出的“诗歌与道德伦理研究（笔谈）”，包括吴思敬、张立群的《诗歌的“想像”与“真实”——从现象出发论“诗歌伦理”的问题》、张桃洲的《诗歌与伦理：批判性观察》、刘金冬的《诗歌的伦理責任与时代承担问题》、张大为的《诗歌道德承担的四个层次》。第三次是2007年《中国诗歌研究动态》第3辑刊发的霍俊明的《诗歌伦理与深入当代》、龙扬志的《什么是诗歌伦理》，以及冯雷的《近年来“诗歌与底层经验”研究综述》。除上述提到的文章之外，对“诗歌伦理”的探讨还包括部分散落在文学期刊上的相关文章。鉴于“诗歌伦理”最初是从“底层写作”“打工文学”等现象中生成，进而成为“世纪初十年诗歌”批评的重要关键词，是以从更为广阔的视野着眼，“诗歌伦理”话题的争鸣还涉及2005年至2010年间（具体持续时间应当比此更长）发表在《文艺争鸣》《南方文坛》《星星诗刊》《上海文学》《山花》《天涯》《文艺报》等刊物上，一系列与之相关的以“底层写作”“中产阶级趣味”为主题的文章和对话，以及2005年召开的“世纪初中国新诗走向研讨会”，等等。【关于这几年间相关文章的概况，见冯雷：《近年来“诗歌与底层经验”研究综述》，《中国诗歌研究动态》2007年第3辑。】而作为“潜在的历史”，对“诗歌伦理”的论辩还包括2009年4月“诗歌与社会学术讨论会”期间，钱文亮在发言过程中对众多引述其文章但并未完全理解其本意的文章的“回应”和“再解读”，以及霍俊明2010年的文章《重返“政治”和社会学批评——对21世纪以来一种流行的诗歌批评倾向的批评》和张清华的回应文章《什么“政治”，又何为社会学批评？——回应一篇批判文章兼谈几个问题》，【两篇文章分别发表于《南方文坛》2010年第5期和第6期。】只不过后两者更多涉及的是诗歌批评的方式方法和命名问题，已与诗歌写作本身拉开了一定的距离。
从2010年以后当代文学批评的发展状况可知，“诗歌伦理”的话题虽有所减少，但理论界对文学伦理的关注度并未降低。2014年《文学评论》第2期发表了“文学与伦理”的笔谈，共刊出聂珍钊的《谈文学的伦理价值和教诲功能》、高楠的《文学的道德批评》、陆建德的《文学中的伦理：可贵的细节》三篇文章，分别从文学历史发展、文学批评和文学实践的角度谈及文学和伦理的关系。从纷繁芜杂的文学现象到具体命名的生成与演绎，再到理论的提升与再度向文学扩容，包括“诗歌伦理”在内的“文学伦理”无论从普遍还是具体层面，均已具备了可以深入展开的可能与条件。至于在此基础上如何言说，则不仅是一个视野的问题，还是一个如何讲述的问题。
二
尽管对于“诗歌伦理”一词的理解见仁见智，但作为亲历者，我还是可以明显感受到诗歌批评界在当时对其质疑者居多，而作为当代诗歌的实践者，诗人们更多是将其视为把诗歌之外的东西强行植入诗歌，为诗歌写作增加负累而不以为然。【如笔者在2008年4月接受《汉诗》（季刊）杂志邀请写一篇对于“诗歌伦理”质疑的文章时，邀稿者（是一位著名诗人）的态度就大致如此。后来，我选择了分析概念生成的方式写了题为《身份与权利、表意的策略及其时空生存状态——重估世纪初诗歌的“底层写作”等相关命名》的短文，发表于《汉诗》2008年第2季。】结合这样的现实，“诗歌伦理”在当时产生争议并最终偃旗息鼓似乎已成定局。然而，从学术研究和当代诗歌的发展现状考察“诗歌伦理”，问题似乎又没那么简单。
历史发展原本曲折无限，许多命名的出场虽看似偶然，但其背后往往隐含着必然的因素。当十年之后，我们以客观的态度从远处回望，不难看到“诗歌伦理”从现象到命名及争议的症结所在。为了能够将问题说得更为透彻，我认为有必要先交代如下两个前提。其一是文学批评（包括诗歌批评）的使命和当代文学批评的现状。“诗歌伦理”是将社会学概念引入文学批评，但从文学批评的角度及其实际发展情况来看，并不应受到过多的指责。与文学研究不同的是，文学批评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及时追踪文学热点现象，为其命名，甚至是“制造话题”，进而引领一时之风潮。文学批评的边界可能更加模糊、更少历史的沉积，文学批评极有可能在未来经不起时间的检验、学术的推敲，但这样的后果并不应当由批评本身来承担。今日之批评为来日之研究奉献了丰富的文献史料，而其价值更多地应当交由文学史家和文艺理论家去发掘、整理，在此过程中，批评家所需的只是同时具备独到的眼光、发现的能力，以及可以自圆其说的阐释就足够了。与此同时，我们还应看到的是，当代文学批评甚至是当代文学研究出于对新意的追求，正日趋呈现出“跨界批评”的倾向——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不断通过借用文化研究等新的理论话语，或是通过引入其他学科理论保持自身的前沿性和新鲜感早已屡见不鲜，而日趋年轻化、不断扩大的批评与研究队伍更使传统文学批评和研究范式遭遇强烈的冲击。在此背景下，我们当然期待那种纯粹意义上的、融入生命体验的和有见地的文学批评的出现，但这一期待并不意味着漠视、排斥，甚至取消其他样式批评的实践及其相应的合理性。
其二，“诗歌伦理”有着深远的历史文化传统，并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处于变动的状态。也许，对于部分当代诗人来说，“诗歌伦理”的提法有些不伦不类，甚至是空穴来风，但如果我们放眼历史，“诗歌伦理”的提法一直有着深远的文化传统。孔子的一部《诗经》，不仅确立了古代诗歌“思无邪”，可以“兴观群怨”，以及在此基础上衍生出的“温柔敦厚”“美刺”等诗教传统，而且还确立了中国传统诗歌的写作伦理和批评伦理。现代诗歌即新诗作为中国诗歌的晚近阶段，虽以“反传统”的姿态和现代化的追求拓展了自己的历史，但显然其自生成之日起就笼罩在传统浓重的阴影之下。胡适、陈独秀、鲁迅等新文学的开路先锋，虽都在不同场合和文章中多次否定过诗教传统，但其或是出于矫枉过正的立场，或是部分否定传统的腐朽落后之一面，都使新文学自生成之日起就与传统保持着密切而又复杂的关系。具体至新诗，胡适的白话诗尝试虽使现代诗创作自生成之日起就面临着世俗化的趋势，但其使引车卖浆之徒皆可读诗、写诗的策略，却因为符合“平民的文学”和“人的文学”的标准，而适应时代对诗歌的要求，暗合“群”的逻辑。20世纪20年代后期兴起的左翼诗歌，虽在相当长时间里因“大众化”以及“工具化”“概念化”而被认为艺术性不高，但必须看到的是，在“大众化”的背后有着强烈的思想启蒙和革命文化教育的诉求，因而具有时代、社会和政治、文化的合理性。诸如此类的例证还有很多，限于篇幅，不再一一罗列。
结合以上两点看21世纪最初10年的“诗歌伦理”命名及其争鸣，作为研究者，我们首先应当在学理上承认其合理的一面。在“打工者”所占比重越来越多，诗歌写作在客观上日益关注社会底层，甚至是许多“打工者”开始动笔参与写作的现实背景下，将包括“写底层”和“底层写”在内的“底层生存中的写作”与“时代的诗歌伦理”【见张清华：《“底层生存写作”与我们时代的写作伦理》，《文艺争鸣》2005年第3期。】联系起来并无什么问题。反映现实生活、书写时代，本就是“诗歌伦理”的一部分。同时，将“我们的时代”作为“写作伦理”的修饰语，也充分显示了批评的使命和应有的尺度。同样地，如钱文亮文章中的“有必要提出‘诗歌伦理’来申明诗歌艺术的合法性与正当性”【钱文亮：《伦理与诗歌伦理》，《新诗评论》2005年第2辑。】式的提醒，则因为强调诗歌的艺术性即基本的审美属性，也遵循了业已形成、被普遍接受的“诗歌伦理”。至于原本应是出自一家的“两位兄弟”最终给人留下了“相互对立”的印象，在我看来，除了因为望文生义而人为地割裂了“诗歌伦理”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之外，如何更为客观、合理地表述和全面、公正地理解恐怕也是重要的原因。
三
何谓“诗歌伦理”？这个多层次同时又是一个多义性的概念，如果从“伦理→诗歌伦理”的角度加以解读，恐怕会因为伦理自身的古今之异、中西之辨而落入命名的陷阱。“诗歌伦理”作为一个专有名词，有其特定的言说范围。“诗歌伦理”是诗歌创作过程中为实现真善美而遵从的原则、规范及其有效的实践方式。“诗歌伦理”是比“诗歌道德”更小的概念——如果“诗歌道德”的命名也可以成立的话，“诗歌伦理”是“诗歌道德”的实践层面，因而具有时代性和可塑性的特质，但从评判角度上说，它无法拒绝以道德的尺度加以衡量。
中国诗歌历史悠久且在相当长的时段内一直占据主流地位，所以在经历长期发展和阐释之后，已形成了前文所述、可以追溯至《诗经》的诗学传统。这一传统既涉及诗歌创作，又涉及诗歌批评，在经过充分的时间积淀之后已超越了历史，稳定而绝对，成为中国“诗歌伦理”的普遍价值。它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着每一个中国诗人的创作、每一个批评者的阐释，进而成为后者在具体实践过程中自觉遵循的原则和律令。与“诗歌伦理”的普遍价值相比，具体实践过程中“诗歌伦理”还有时代性和可变性的特点，这些特点在新诗的历史上往往表现得尤为明显：一则新诗表现的现代价值与传统有很大不同，造成其伦理价值易于和普遍伦理形成某种张力;二则新诗天然的近距离，也易于人们在考察其历史和现实的过程中发现其这方面的特性。“诗歌伦理”的时代性及可变性决定其具体的言说离不开特定的语境，而具体实践意义上的“诗歌伦理”又是诗歌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即“审美”与“意识形态”之间交融、对话的结果。具体的“诗歌伦理”可能在外力的作用下换取了诗歌的艺术性、削弱了其贵族氣质，但其强调诗歌功用意识的内在需要却让我们无法过分地苛责历史，诗歌审美与功用的二律背反同样是“诗歌伦理”可能存在的一种表现形式，“诗歌伦理”有特殊性的一面也正在于此。
从世纪初围绕“诗歌伦理”产生的争鸣，我们不难看出，恰恰是“诗歌伦理”特殊性一面占据了上风，才使这个本可以进一步深入的课题未及大面积展开便草草收场。“特殊性”虽代表着生动的个性，符合世纪初诗歌“个人化”的趋势，充满活力;但只强调“特殊性”则极有可能使本属同一事物的不同层面彼此孤立、各执一词，从而走向事物的反面。为此，我们有必要区分“诗歌伦理”，特别是当代语境下“诗歌伦理”自身的不同维度与多义层次，而后方能在“既见树木，又见森林”的同时，实现“诗歌伦理”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立体呈现。
为了能够全面揭示“诗歌伦理”的内在构成，笔者在结合已有经验的基础上将其大致分为五个方面。其一，心灵感动的层次。任何一首诗的创作就其孕育和起始阶段来看，都不同程度地经历了心灵的触动，而后才是“缘情”与“言志”。没有心灵感动的诗歌是模式化、概念化的，缺少内在的生命力。同时，只有经历心灵的感动，才能全面展现诗人真实的生命体验和诗歌所要表达的喜怒哀乐。心灵感动承担着诗歌创作中的“真”，虽常常只是一闪而过、带有“非理性”的直觉，但这个并不具备任何评判价值的层次在某种意义上恰恰是“诗歌伦理”最具道德价值的部分。其二，思维观念的层次。思维观念层次同样与创作主体关系密切，但受业已形成的理性原则的制约，同时，也不可能不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简言之，思维观念的层次决定诗人在具体创作中的诗歌想象方式，它不仅包含诗人可以明显意识到诗歌创作时应有的美与丑，而且还包括诗人对于自己创作主观判断上的对与错。思维观念的层次最能显现诗教传统及“诗歌伦理”普遍价值对于不同时代诗人的影响，同时也充分展现了一个诗人对于时代文化的深刻感知。其三，语言伦理层次。语言伦理层次顺应思维观念层次，自然强调诗歌语言及形式的美感，同时诗歌的语言伦理层次还意味着与现实对话过程中如何保持固有的美学品格。语言的伦理层次最终会营造出一种诗歌风格：或是雄浑苍劲，或是唯美灵动，而其表现手段往往是通过对“差异”即“陌生化”和“难度”的追求展现一个诗人的个性，至于其拒绝与回避的自然是语言的媚俗与放纵。其四，意义功能的维度。诗歌写作必须要承担某种意义，具有某种功能，通过有价值的思想内核，唤起读者某种情感的共鸣，获得审美的愉悦，这是诗歌得以继续存在下去的根本。否则，诗歌必将成为一堆空洞的符号或是一堆漂亮的废话，无法肩负写作的使命。其五，阅读鉴赏的维度。诗歌写作可以追求难度，但必须限制在可以阅读鉴赏的范围之内，否则诗歌将无法进行有效的传播，自然也不能实现自身的价值。一般来说，现代诗歌由于使用现代汉语，本不必过分担心阅读时存有阅读的障碍。但诗歌可以阅读鉴赏显然不能仅仅停在读懂文字的程度，从艺术的角度上考察，诗歌可阅读鉴赏其实在客观上要求诗歌是一种“有意味的写作”和“有意味的形式”，而后才能在“得意妄言”的感悟中形成诗歌阅读与鉴赏过程中的良性互动。
以上五方面虽以历时性的方式讲述，但在具体展开时它们是以共时性的方式共同支撑着诗歌的伦理。它们当然可以进一步区分，如前三个层次可纳入诗歌创作主体维度，而“意义功能的维度”和“阅读鉴赏的维度”之所以以维度而非层次言说，是因为它们已脱离了创作主体，或在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之间，或已完全进入阅读、接受和传播的环节。“诗歌伦理”正是由这些要素构成并在和历史、现实的交流对话中不断呈现新的面孔，进而塑造出自身实践的品格。
四
任何一个议题的出场，特别是时隔多年之后的旧话重提，都肯定包含着相对于当下的现实所指，这一逻辑自是同样适用于本文所言的“诗歌伦理”。如果我们采用一种逆向思维，或许会得出“诗歌伦理”的此刻再现是因为近些年诗歌正隐藏着某种伦理的危机，而一旦事实果真如此，我们又当如何高扬“我们时代的诗歌伦理”呢？
“我们时代的‘道德议程’充满了过去时代的伦理学家几乎没有或者根本没有接触到的题目，因为它们没有被清楚地表达为人类经验的一部分。”【〔英〕齐格蒙特·鲍曼：《后现代伦理学》，第1页，张成岗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鲍曼这段话道出了进入后现代社会之后，由于网络科技和全球化等因素的影响，许多事物及其价值都无法像之前那样可以准确地判断，人们正经历前所未有的文化变革时代——日常生活速度变快，竞争比率增大，城市化进程使生存居所从平面转向立体空间，增加了生存的孤独感与围困意识，还有经验、交流以及日常生活方式正日益遭受技术的异化，网络技术虽以快捷的方式缩短了时空距离，但同样也限制了人们的情感和想象力。在此背景下，人们会因为生存焦虑而倾向于务实的原则，进而使一部分读者无暇于品读并逐渐远离了诗歌。当然，远离诗歌还与消费时代兴起弥合了大众文化和高雅艺术之间的鸿沟、流行文化占据大量阅读空间等有关。除此之外，网络新媒体还凭借其技术优势改变了人们的阅读方式，从而使传统纸媒从写作到发表都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诗歌不再像往日那样高高在上处于文学的顶端，而是走下神坛成为失意的贵族，从写作到评价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对于那些仍旧不改初衷坚持写作的诗人，我们必须抱有敬意，因为在他们身上寄寓着诗歌的希望和未来，但若换另一个角度，我们又不得不承认诗歌日趋进入一个狭窄的空间，圈子化，自说自话，与时代、社会现实对话能力持续减弱，正成为我们时代诗歌的处境。
应当建构一种“诗歌伦理”，以便更好地把握和处理21世纪以来诗歌与时代的关系，这种来自诗歌内部的需求既决定我们时代的诗歌观念，同时也决定着诗歌的未来。应当强调一种“诗歌伦理”，或至少是关于诗歌的伦理意识，以确立当代诗歌的写作秩序和评价标准，提高当代诗歌创作与批评的整体水平。应当逐步确立完整的“伦理观”，缓解“诗歌伦理”整体化和个人性理解过程中的张力，为当代诗歌带来新的课题与认知领域。没有行走意义上的当代“诗歌伦理”，就无法全面理解“底层写作”“打工诗歌”在主客体方面具有的正当性、合理性，以及相应的现实关怀。同样地，缺乏正确的“诗歌伦理观”，则不能看到我们时代的诗歌正在时代的推动下悄然发生着改变。诗人需要通过有效的写作呈现、深化这种改变，而更为直接的是，“诗歌伦理”有助于确立一种关于诗歌的普遍认同的道德规范，减少因消费主义、大众文化、网络化思维而诞生的表演式的诗歌、哗众取宠的作品、失度的“身体风暴”，对抗没有诗性的书写、非诗与伪诗的流行与效仿，对抗过度沉湎于自我、片面理解“个人化”写作、创造性和能动性日渐萎靡等问题。
考虑到这里所说的“诗歌伦理”主要指向近年来的诗歌创作，它在面对传统诗歌的“诗歌伦理”时常常让人感到有些底气不足，所以，我们更应当强调其建构过程中有效的“介入方式”。“毫无疑问，‘介入’需要一种道德的力量，同样也需要一种美学的力量。对于诗歌来说，‘介入’的道德，首先是一种对于语言的道德。而‘介入’的美学则须通过‘介入’的道德实践才能实现其价值。”【张闳：《介入的诗歌——九十年代的汉语诗歌写作诸问题》，孙文波、臧棣、肖开愚编：《语言：形式的命名》，第317-31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张闳在20年前对于90年代诗歌创作经验的总结与思考在今天读来仍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介入”的诗歌不仅意味着从观念到诗艺再到文本呈现的“过程伦理”，更意味着诗歌面向时代、现实、社会时对话能力的增强。“介入”的诗歌会将诗歌的“词与物”紧密地联系起来，言说及物，以历史、道德、美学统一的方式表现深刻的现实关怀，拓展诗歌的叙述和生存空间。
也许，在多年以后，人们重新面对今天的诗歌，谈论的或者说留下的记忆只是我们时代的高端写作，即最具探索性、艺术性以及影响力的典范之作。但立足于当下，我们却需要，同时也会真切感受到一种紧迫感：“诗歌伦理”的出场与普遍的自我认同，可以呈现更多执着写作但被诗坛浮躁之风遮蔽的“沉默的诗人”。同时也是提升当代诗歌自我约束力、凝结出优秀之作的必经之途，通过“诗歌伦理”，当代诗歌将获得充分的公共参与意识和历史意识。
五
从2006年10月参加“新世纪中国新诗国际学术研讨会”，到2009年4月参加“诗歌与社会学术研讨会”，当代诗歌“适度公共化”“适度政治化”，一直是我反复陈述的观点，这一及至晚近也初衷不改的观点，在多年间不乏和多位诗歌研究同行产生共鸣，但由于种种主客观因素的限制，一直没有找到强有力的、具有指导性的理论依据。事实上，诗歌“适度公共化”“适度政治化”并不是个新话题，它不过是相对当代诗歌的处境和现实有感而发。从理论上讲，它完全可以参照特里·伊格尔顿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中的观点来解读，即“我用政治的（the political）这个词所指的仅仅是我们把自己的社会生活组织在一起的方式，及其所涉及的種种权力关系（power-relations）;在本书中，我从头到尾都在试图表明的就是，现代文学理论的历史乃是我们时代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历史的一部分……文学理论不应因其政治性而受到谴责。应该谴责的是它对自己的政治性的掩盖或无知，是它们在将自己的学说作为据说是‘技术的’‘自明的’‘科学的’或‘普遍的’真理而提供出来之时的那种盲目性”。【〔英〕特里·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第196-197页，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如果将上述言论的“文学理论”替换成“诗歌”和“文学”，也是完全可以成立的。同样地，如果我们借用鲍曼的“‘承担责任’与其说是社会调整和个人教育的结果，不如说它建构了萌生社会调整和个人教育的原初场景，社会调整和个人教育以此为参照，试图重新框定和管理它”，【〔英〕齐格蒙·鲍曼：《生活在碎片之中——论后现代道德》，序言第1页，郁建兴、周俊、周莹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考察我们时代的理性与道德存在，那么，当代诗歌显然也无法置身事外，需要拥有、履行并实现一种“担当”。而从实践上讲，诗歌“适度公共化”“适度政治化”，其实是期待当代诗歌能够走出狭窄的空间，通过书写时代表现自身的现实关怀，密切诗歌与时代之间的关系。应当说，当年以“在生存中写作”为议题进而推动的“底层写作”“打工诗歌”以及“诗歌伦理”，本就着意于此。除此之外，从当时文学发展的整体趋势看，写实性、民生关怀也是众多文学期刊发表作品和各级文联、作协评奖的重要原则与标准，只不过，从“诗歌伦理”的生成和发展来看，这种趋势虽为批评所触及，但却并未深入。值得一提的是，其间诗坛虽一度掀起诸如“地震诗”的热潮，但这种主题式的、现象式的涌动却由于其外在的、暂时的波动，很难承担起诗歌“适度公共化”“适度政治化”的全部。为此，“诗歌伦理”的再度出场肯定还需要现实语境提供堪称历史性的机遇，才会在拥有坚实基础的同时获得时代的合理性。
我是在谈及“新时代诗人主体的自我建构”时再度与“诗歌伦理”相遇的，
①并由此打通了困扰我许多年的难题。“新时代”不仅为当代诗歌提供了新的社会文化语境，而且也为当代诗人提供了新的写作空间。“新时代”文艺思想在为当代文学确立总体方向的同时，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当代诗歌的创作理念和相应的发展方向。与此同时，还应当看到的是，“新时代”文艺思想还会贯注到当代诗歌生产、传播和阅读等各个环节，确立一种新的评价标准和舆论导向，从而深刻影响到当代诗歌的写作方式与精神面貌。当代诗歌将由此实现“个人化”写作方式的转换，抵达更为广阔也更为深入的领域。在告别或是纤弱无力或是空洞无物、狭窄局促且肤浅表面的写作之后，当代诗歌将再度焕发自己纠正、宣示的力量，通过语言建构弘扬价值。而当代诗歌多年来略感停滞的写作机制将以“介入”的方式被重新适度激活，在打开一片新的空间视域之后与时代同步，并在展现新质与活力的同时重构自己的文学地位、专业能力与专业精神。
回顧21世纪以来20年中国新诗的发展历程，虽有一些话题已对其历史进行了十分恰切的描述，而在话题之外，当代诗歌也从不乏以自我的行为方式（如各种诗会活动、民间评奖等）不时为其制造一些热点，甚至是热潮，但热点与热潮显然不是高峰与高潮。从漫长的诗歌历史来看，20年的光阴或许只是匆匆一瞬，不应有过多的要求;但从现实的角度出发，无论是时代社会，还是诗歌自身，都会自然而然地有不满于现状、有所期待的意识，甚至理想。是以，“诗歌伦理”虽无法为诗歌制订某种规约、律令式的物化标准，而只能像道德、伦理一样作为当代诗歌写作的内在理念和言说尺度，但其现实意义仍然是不容忽视的：“诗歌伦理”深刻反映了当代社会对诗歌的基本要求，积极回应;它不仅有助于诗歌走出“个人化”“圈子化”的泥潭，还可以拒绝说教式的、表演式的、浅表化的写作，使当代诗歌在重获历史感和现实感的同时，重构自己历史与文化的想象力。重构我们时代的“诗歌伦理”是一个契机，同时也是当代诗歌与时代对话、思考其合理路径的必然结果。在此过程中，当代诗歌将由此获得创作与艺术的生命力，其研究的视野也将由此获得一次新的打开。
〔本文系教育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百年新诗学案”（17JJD750002）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张立群，文学博士，山东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岛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李桂玲）
① 见张立群：《“新时代”诗人主体的自我建构——兼及写作的道德伦理问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年第6期。
作者：张立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