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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银企权力均衡模式论文 篇1：
长江产业基金的“成绩单”
【核心提示】作为湖北省委、省政府为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一个重要工具，不论是从外部导入资源引入产业龙头企业，还是支持本土企业做大做强并走出去，长江产业基金都有了一些成效。
【声音】市场化是灵魂，只有市场化的运营机制，才能引进专业人才，对接国内外知名机构，从而在全球范围内对现有产业链进行补链、建链、长链和强链，促进湖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跨越式发展。
“不是在谈长江产业基金的相关合作，就是在去谈合作的路上。”用这句话来形容“长江产业基金人”的状态再恰当不过。
这样奔波的状态已持续了一年多。2015 年年底，在湖北省委、省政府的部署下，湖北省长江经济带产业基金及管理公司（以下分别简称“长江产业基金”和“长江基金管理公司”）正式揭牌，以长江基金管理公司董事长王含冰为代表的“长江产业基金人”，便踏上了忙碌的征程。
转眼间，长江产业基金即将迎来两周年“大考”，它会交出怎样的“成绩单”呢？业界为之瞩目。
2000 亿元目标已完成过半
众所周知，长江产业基金 ， 是由湖北省级财政出资 400 亿元发起设立的产业基金。目标是在 400亿元财政资金的引导下，吸引国内外各类资本合作发起设立若干支产业投资基金，共同构成总规模为2000 亿元的母基金群，再通过设立子基金或重大项目直接投资方式，最终形成 1 万亿元规模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当前，全国经济都处于新一轮发展周期中，也就是新旧动能的转换过程中。”王含冰对《支点》记者说，“湖北省委、省政府在抢抓长江经济带发展和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等战略机遇下，一直在积极寻找和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长江产业基金正是省委、省政府为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一个重要产业工具。”
的确，长江产业基金没有让人失望。一年多来，长江产业基金建立了优质“朋友圈”阵容。百度、吉利、小米等知名企业，红杉资本、IDG 资本、宽带资本等顶尖投资机构，以及国开金融、招银国际、工银瑞信等金融机构都在“朋友圈”内。
截至目前，长江产业基金累计与200 多家机构洽谈合作，通过基金管委会核准母基金 24 支，总规模1204 亿元，2000 亿元的目标已完成过半。其中，已有18支母基金完成了首期出资，首期规模为887亿元，长江产业基金出资80亿元。
有了资本助力，就能更好地促进湖北省产业发展和转型升级。
“这也就是说，长江产业基金要起到链接和赋能的作用。”王含冰说，“具体而言，长江产业基金要通过引入项目、技术、人才来链接产业发展的各个关键节点，同时整合省内各种资源与投资合作伙伴的行业资源和智力资源，为社会资本和企业带来资金、信息、投资机会、管理经验等多种资源与发展动能。”
京东方、小米、蔚来汽车都来了
从外部导入资源，引入产业龙头企业，则是表现之一。
让人较为震撼的是前不久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东方”）落户武汉的项目。根据协议，京东方将在武汉投资建设高世代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件 TFT-LCD 生产线项目。
这是京东方在合肥之后，在全球布局的第二条 10.5代线——玻璃基板尺寸为 2940mm×3370mm，设计产能为 12 万张 / 月，用于生产 65 英寸等液晶显示模组产品。项目将于今年底开工建设，投资额为460亿元，如果再加上配套产业园，投资总额达到700亿元。
作为引入京东方的关键一方，长江产业基金功不可没。此次京东方能够落户武汉，长江产业基金除了对项目直接进行投资，还在湖北省委、省政府的支持下，联合武汉市多个部门为它提供了政策、土地、工商等行政服务。
“基金投资是一种股权投资，能把产业机构、政府出资、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等不同主体的利益有机结合起来，这种激励相容的特性使得各方更能达成一致。”王含冰解释道。
显然，引入京东方对湖北显示面板产业意义重大。创立于 1993 年的京东方，早在 2001 年就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核心业务包括显示器件、智慧系统和健康服务。其中，显示器件产品，广泛应用于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显示器、电视等领域。
今年第一季度市场数据显示，京东方智能手机液晶显示屏、平板电脑显示屏、笔记本电脑显示屏出货量均位列全球第一，显示器显示屏出货量居全球第二，液晶电视显示屏出货量居全球第三。
京东方在武汉布局的大尺寸高世代液晶面板生产线，将与此前华星光电、天马微电子布局的中小尺寸 OLED 面板生产线，形成错位竞争和产品互补。还能一起推动湖北显示面板产业，形成从中小尺寸移动终端到大尺寸高清电视的全面覆盖，助力湖北打造显示面板千亿产业集群。
王含冰还透露，京东方落户武汉的同时，还将吸引产业链上游玻璃基板、偏光片、驱动IC、背光、液晶等材料和设备落户，并促进下游诸如液晶电视、手机、平板、电脑等终端厂商聚集。未来，长江产业基金还将引入约10家世界500强企业为项目提供配套服务，使得湖北形成完整且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半导体显示产业集群。
京东方只是长江产业基金引入产业龙头企业的一个缩影。吉利智能网联汽车公司总部项目、小米第二总部及小米之家总部项目、长江蔚来新能源汽车产业园项目和长江百度人工智能产业园项目等，他们的背后都有长江产业基金的身影。
“这些企业所在行业都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引进这些龙头企业，能够带动湖北产业实现突破性发展。”王含冰说，“原因在于他们不仅在技术储备、创新能力等方面都有着明显优势，也是获取新信息和新技术的源泉，更是当地产业链和上下游中小企业进入广阔市场的入口，以及协调众多中小企業形成合力的最重要主体。”
推动区域均衡发展
在引入产业龙头企业方面，更让王含冰骄傲的是，在一定程度上，长江产业基金还能引导他们落户到除武汉以外的湖北省其他地方，推动区域均衡发展。
全球最大涤纶工业纤维生产制造商浙江古纤道集团旗下浙江绿宇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宇环保”），与长江产业基金和黄冈市政府共同设立的长江黄冈循环经济示范园便是一个例子。
这个总投资额为 135 亿元的国家废旧纺织品循环再利用产业基地，已于今年 3 月开工建设一期工程，届时能年产 40 万吨纤维长丝、短纤、无纺布和面料，产值接近50亿元。全部工程达产后，年产能则会扩大到 100 万吨，产值为 160 亿元。
目前，为落地项目而成立的湖北绿宇环保有限公司已正式运营。该公司副总经理张朔透露，绿宇环保在正式落户黄冈前，反复考察了不少地方。作为一家纺织行业再生利用的环保型高新技术企业，绿宇环保通过回收废旧纺织品，利用高温让分子有序排列，制造出安全、高质、环保的绿色纤维，广泛应用于服装、家纺、箱包、地毯等行业。
湖北是纺织大省，武汉、黄冈、黄石、荆州、仙桃等均形成了纺织产业集群，为何绿宇环保偏偏选择了黄冈？
“过去大企业来湖北时，往往会选择落户武汉。”王含冰解释说，这是因为他们对全省的情况并不了解，事实上，一些产业在湖北其他地区发展得也很好，如果能够帮助他们了解相关产业在全省的发展情况，他们自己再去选择，情况就会大有不同，长江产业基金做的就是这样的事情。
对绿宇环保来说，仅以武汉和黄冈为例，两地各有优势。从区位、交通、市场等方面来看，武汉比黄冈强。但从产业发展来看，黄冈的纺织产业也不弱，拥有纺织企业几十家，年产值达百亿元。不仅如此，黄冈在土地、用工等方面更有成本优势。
再加上黄冈市政府与长江产业基金共同发起了长江黄冈产业基金，能够对项目进行股权投资，绿宇环保选择黄冈也就不奇怪了。
按照长江产业基金的投资规划，未来还会有更多企业落户到湖北其他地区。
为大企业走出去保驾护航
引入产业龙头企业之外，支持本土企业不断发展壮大，也是长江产业基金的使命之一。助力知名企业通过跨境并购，进一步做大做强并走出去，便是最好的表现。这一次，人福医药当了“排头兵”。
今年 6 月，通过长江产业基金与汉德资本等联合成立的、总规模为 10 亿美元的汉德工业 4.0 产业促进跨境基金，人福医药完成了对美国医药细分行业龙头 RiteDose 公司的收购，并引进 BFS 技术——即在全自动无菌条件下，快速连续完成药剂容器的吹瓶 - 灌装 - 封口流程。此次并购涉及资金高达 6.05 亿美元，是迄今为止湖北企业实施的最大一笔海外并购。根据规划，人福医药将投资 5 亿元在湖北建设国内第一座技术成熟的 BFS 工厂。
这对人福医药和湖北医药产业，乃至中国医药产业均有着重大意义。成立于 1995 年的 RiteDose 公司，是美国 BFS技术生产单剂量无菌药剂制造商，行业排名美国首位，年销售额达 1.5 亿美元。其中，无菌药剂年产量超过17亿支，主要用于呼吸类和眼科疾病治疗。数据显示，在中国通过 BFS 技术生产的药剂，市场年均增速将超过 20%，预计在 2026 年将达到33 亿支的年需求。以 BFS 单支封装雾化布地奈德为例，作为长期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和哮喘的雾化药剂，2016年市场规模约为 33 亿元，过去 5 年的年复合增长率超过 30%。
然而，BFS 技术在中国发展处于初期阶段。与国外相比，国内在技术成熟度以及安全性上有较大差距，质量、安全、效率等很多核心技术环节，存在空白需要填补。目前中国企业仅有极少数药企拥有 BFS 技术，而且仅能将 BFS 技术运用于低端的输液袋封装药剂，无法大规模制造难度高的单剂量封装药剂，超过 90% 的药剂需要进口。就连人福医药在引进 BFS 技术前，也只能为布地奈德生产原料药。有了 BFS 技术之后，便能直接生产单支封装雾化布地奈德以及其他相关药剂。在降低对进口药剂依赖的同时，能够提升中国医药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并走出去。人福医药预测，到 2020 年，通过 BFS 技术生产的药剂，在全球销售额能达到 5 亿美元，并助力人福医药加速向跨国公司迈进。
人福医药并非特例。王含冰透露，长江基金管理公司正在与省内一家大型上市公司合作，准备收购一家全球排名前三的德国汽车涂装及设备生产企业，共同助力湖北在高端装备制造领域的布局。
这次海外并购，会由长江产业基金与天风证券共同设立的湖北省长江天风产业基金联合并购。
可以预测，未来湖北会成长出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
培育更多“独角兽”企业
就像引入产业龙头企业让各地均衡发展一样，在支持本土企业做大做强上，长江产业基金也把培育高成長性创新企业作为了目标。
风头正劲的“独角兽”企业卷皮，便是首批受益者之一。去年，卷皮获得的 6 亿元 C 轮融资，就由长江产业基金与招银国际成立的湖北长江招银产业基金领投。
扎根武汉的卷皮成立于 2012 年，主打物美价廉，走平价路线。创业时以“九块九包邮”模式起步，后期逐步由导购变成了独立电商平台。在国内未上市的电商企业中，卷皮的交易量和用户量都名列前茅。在获得此轮融资前，它的用户量已近 1 亿，交易体量也有数十亿元。
不过，卷皮联合创始人兼总裁夏里峰同时坦言，和那些已经上市的电商企业相比，卷皮的交易量还很小。获得此轮融资，能够让卷皮从一家成长中的企业变为成熟企业。原因在于，有了资金，卷皮能够扩建仓储，完善产业链等，从而让用户的体验更好。此外，借助招银国际母公司招商银行的支付渠道、流量导入、市场推广等资源，有助于卷皮加速成长。引入资金和资源后的卷皮，发展更是如火如荼。不仅以 10 亿美元估值入选科技部火炬中心发布的《2016 年中国独角兽企业发展报告》，更是被商务部评为 2017-2018 年度电子商务示范企业。
卷皮之外，更多的本土企业也已受益。
“我们设立的基金总规模是 100 亿元，一期30 亿元资金已经投资完毕。”招商银行副行长赵驹说，“其中很大部分都投资给了湖北本土优秀企业，二期资金即将到位，未来还会投资更多企业。”
王含冰则透露，除了湖北长江招银产业基金之外，长江产业基金正准备在省经信委等部门的指导下，联合社会资本设立规模不少于100 亿元的湖北省传统产业升级基金。此外，还将和国家开发银行合作设立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基金等，支持更多本土高成长性创新企业成长为“独角兽”企业。
市场化运作下“分道赛马”
截至目前，通过基金管委会核准母基金24支，总规模 1204 亿元，直投项目已有近百 个。
不难发现，基于湖北产业转型和升级发展战略，长江产业基金积极发挥财政资金杠杆作用，瞄准战略新兴产业，已经成为了链接市场，培育和引进产业的有效新型平台。无论是在资本募集方面，还是在引入和投资项目方面，长江产业基金均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这也让它接连收获了“2016 年度中国最活跃私募股权投资领域中资有限合伙人”“2016 年中国私募股权投资机构 LP20 强”“2016 年度中国最佳有限合伙人 TOP20”“2016 年中国政府引导基金三强”多个奖项。
获得这些殊荣，长江产业基金有何独到之处？
“依托湖北省委、省政府的科学部署和顶层设计，坚持市场化、专业化、国际化的运营机制，是我们能取得一些成绩的重要原因。”王含冰说，“其中，市场化是灵魂，只有市场化的运营机制，才能引进专业人才，对接国内外知名投资机构，从而在全球范围内对现有产业链进行补链、建链、长链和强链，促进湖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跨越式发展。”
“当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这是依托湖北省委、省政府支持下的市场化。”王含冰进一步解释说，为吸引资本进来，400 亿元的引导基金有劣后、让利、基石的作用，也就是作为劣后资金主动承担风险，充当安全垫让利其他社会资本，同时成为母基金的基石投资人，增强社会资本的信心。
在这样的顶层设计之下，政府设立的长江产业基金管委会把握“让基金投向产业”的战略方向，决策机制由长江基金管理公司负责，遵循风险和收益对等市场化原则。
具体表现在：长江基金管理公司实行混合所有制，公开招募联合发起人，同时经营管理层以职业经理人为主，人员主要通过市场化方式產生；此外，为避免过多行政干预，长江产业基金管委会通过权力清单、负面清单、合伙协议等市场化手段，实现对基金的监管、考核和退出。
尽管如此，以王含冰为代表的“长江产业基金人”压力依然很大。数据显示，截至 2016 年底，全国产业类政府投资基金共901支，总目标规模3.2万亿元，已到位资金 1.1 万亿元。
“全国 30 多个省市都在做这个事情，竞争十分激烈。而我们虽然有了一些摸索，但是很多方面还需要不断完善。”王含冰说，“优质的投资机构和项目都具有稀缺性，长江产业基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国银企权力均衡模式论文 篇2：
险资进退之谋
万科、民生银行股权争夺战的硝烟背后，是低利率和“资产荒”环境下险资不得已而为之的进击。
2016年上半年的资本市场异常精彩纷呈，刚经历股灾痛苦的市场在2016年伊始便遭遇熔断的突袭，随后在监管层的悉心呵护下，市场逐步企稳，于是重组、定增、IPO、举牌等纷至沓来，尤其是保险资金竞相在二级市场举牌上市公司股权的动作，更是让人眼花缭乱。
以“安邦系”和“宝能系”为代表的保险资金频频举牌上市公司股权，它们每一次出手都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宝能系”动用通过各种渠道获得包括保险资金在内的上百亿元资金举牌万科A（000002.SZ），以及随后发生宝万股权争夺战，更是演变成中国资本市场上经典的案例。
如今，宝万股权争夺战的硝烟仍未散尽，民生银行（600016.SH）的股权之争再起波澜，面对接踵而至的险资举牌上市公司股权的事件，投资者急切地想知道保险资金究竟出现了什么变化，以及险资频频举牌背后的动机和目的。
险资频频在二级市场举牌的背后，映示着低利率和“资产荒”已经把险资逼到墙角的尴尬境地，举牌成为中小险企股权投资的重要路径。
投资占比上升
受益于投资渠道的放开和资本市场的火爆，2015年的保险资金投资收益达到历史高位，保险资金运用余额不断扩大，资金运用平均收益率达到7.56%，达到2008年以来的最高点。
进入2016年，保险资金投资端普遍承压，从个体公司的角度来看，4家上市险企一季度投资收益均较2015年大幅减少，中国人寿（601628.SH）、中国平安（601318.SH）、中国太保（601601.SH）、新华保险（601336.SH）一季度投资收益分别较2015年减少34.6%、27.7%、26.39%、36%，其中股票买卖差价减少是投资收益下滑的主要原因。
从投资结构上来看，银行存款和债券资产依旧是保险资金配置的主要部分，占比达到总量的50%以上，随着保险投资渠道的多元化和资金运用的市场化，股票、基金等权益类投资和另类投资的比例不断上升，其带动保险资金投资收益的上升作用大于固定收益类资产收益率下行的负面影响，投资收益不断攀升。
对保险资金而言，未来优化和提升权益类资产配置的趋势不变，各类非标资产配置升温，保险公司积极配置优质非标资产谋求投资端的突破和发展。
保险资金2015年取得高收益，还得益于互联网理财和保险理财产品的收益率高企，随着2016年监管部门加强互联网金融业务监管和规范中短存续期保险产品，加上经济向下趋势引发的“资产荒”现象愈演愈烈，险资也要逐渐接受和回归低利率环境。
截至2016年5月，银行理财、信托和P2P的收益率较年初下滑55BP-150BP。对保险行业而言，低利率环境叠加监管一方面带来金融产品收益率分化收窄和竞争弱化，资金端收益率回归资产端;另一方面，实质性地降低了险企资金端的成本压力，有利于其聚焦于提升保险产品内涵和外延以开辟新的竞争力。
根据中国保监会公布的数据，2016年1-5月，保险资金运用余额为121109.30亿元，较年初增长8.33%。其中银行存款22168.39亿元，占比18.30%，占比持续下行;债券41627.20亿元，占比34.37%，较上月微幅下行;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16851.51亿元，占比13.91%，较上月下行。其他投资40462.20亿元，占比33.41%，占比持续上涨。
数据显示，2016年1-5月，以非标资产为代表的其他投资占比依然延续了之前的上涨趋势，投资占比紧逼债券投资占比。从分项指标来看，除另类投资占比出现上升，其他投资占比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行，这进一步反映出险资对高收益需求的势头不减。银行存款进一步下行，在利率不断下行的情况下，险资配置银行存款的意愿也大大降低。
险资加大对另类资产投资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一方面源于现行低利率和“资产荒”的大环境，加配另类资产可以缓解险资资产收益的压力，平滑收益曲线;另一方面源于保监会对保险资金的审慎监管，促使保险公司价值转型。
比如在监管政策方面，保监会近期下发了《关于清理规范保险资产管理公司通道类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旨在清理保险资管通道业务，鉴于保险资管通道类业务规模有限且费率较低，该政策对保险公司收入的影响有限。但若综合考虑保险行业资产配置结构和资本市场行情变化的情况，险资2016年投资端相比2015年将面临很大的压力，投资收益率较2015年下滑是大概率事件。
“宝万之争”折射出险资在低利率环境下资金运用的新路径。
不过，从环比来看，2016年1-5月，保险行业资产运用余额和总资产都由负转正。从4月和5月总资产同比增速来看，之前高增长并没有持续下去。
首先，保费规模环比逐步下行，加之相应的成本开支拖累同比出现下降;其次，在面临“资产荒”和低利率的大环境下，保险投资收益率也将趋于下行，如果资本市场不出现剧烈波动，保险行业投资收益率下行将相对滞后。虽然现阶段险资可增加另类投资的占比，但是对于收益率的下行也只能起到平滑作用。
2016年1-5月，保险行业新增投资额1490.08亿元，投资占资产总额比为70.79%，延续了1-4月增长的势头，同时，投资总额与总资产变动比例触底反弹。
从历史数据来看，保险行业投资占资产总额的占比整体上处于上行趋势。2013年1-4月，保险资金运用余额69775.71亿元，其中银行存款22078.74亿元，占比31.64%。而结合最新的保险资金资产配置情况来看，保险资金近几年投资银行存款的比例出现大幅下降，资金运用效率得到有效改善，从而使得投资占资产总额的占比越来越大。
与此同时，自2016年以来，保监会就多次发文规范险资资产负债管理，市场“投机”情绪有所缓解。因此，无论是从政策监管还是从实际情况来看，保险公司对较长期限的投资标的更加青睐，但也不排除个别保险公司投资行为的过激导致期限错配引发的流动性风险。
重压下的博弈
“宝能系”在举牌万科的过程中，投资者更多看到的似乎是“宝能系”近乎疯狂的执著，但这背后却暗示着低利率和“资产荒”已经把险资逼到墙角的尴尬境地，尤其是在负债大扩容的背景下，资产驱动负债模式逆转为负债驱动资产模式，保险资金理财化正倒逼前海人寿（“宝能系”险企主体）、富德生命人寿等中小险企另辟蹊径，于是举牌或成为中小险企股权投资的重要路径。
虽然各家险企承保端的策略可能略有分化，但在投资端大类资产的选择上却具有一致性，只是资源禀赋差异会导致投资策略和路径的极大分化。
从大类资产选择来看，优化债券、增加非标是传统的投资策略，提升“股权投资+境外资产配置”将是主要的策略，大公司优化债券和增加非标尚有空间，同时股权投资和境外投资资源优势明显，自身直接开展一级市场投资或境外投资将是主要方式;对中小险企而言，债券配置和非标投资或已达上限，股权和境外投资能力尚不足，举牌或成为股权投资的重要策略和方法。
负债表扩张将带来保险行业资本金规模的做大做强，保险行业杠杆或有进一步提升空间。在“偿一代”资本约束下，偿付能力充足率150%约束之下保险公司的杠杆率最高在16-17倍左右，行业常态化杠杆在7-8倍左右;在“偿二代”之下，资本金要求与产品、投资有更加明显的捆绑，但预期保险杠杆或有进一步提升空间。同时，保险资本金补充办法适用在即，保险业或迎来资本金大扩容年代。如果保险业资本金补充渠道打开，则未来险资的投资压力会进一步凸显。
2014-2015年，在利率市场化不断推进的大背景下，降息导致银行存款和理财收益率下降幅度明显快于保险产品，存款搬家趋势不可逆。相比于银行存款和理财，保险产品兼具刚性兑付、收益率和账户灵活等优势，将主动或被动承接储蓄资金的转移。这种转移的力量远远超过行业自身渠道建设等内生性拓展的效率和速度。
在资金迁移的趋势下，保险公司的承保策略出现两极分化，负债表膨胀也面临分歧。
大公司谨慎选择保费增长，产品路径延续2015年的策略，大组合产品“返还年金/分红年金+附加万能账户”，额外附加“定寿+保障+重疾+医疗”，推动“保险+储蓄”向“账户+服务”的转移，注重内嵌养老健康医疗等服务，预计新单增长比2015年稳中略降。
中小险企积极激进，力推万能险和投连险，扩张“保户储金及投资款+独立账户”负债，助推银行理财向保险理财迁移。
从2015年开始，作为投资型险种，凭借其短期限、高结算利率优势，万能险的规模呈快速扩张趋势。与此同时，中短存续期的万能险产品也给保险公司带来了较大的资产负债错配风险，一直为监管层高度重视。
未来，在监管没有特别变化的情况下，2016年万能险和投连险的增速将在50%以上;而且，产险也将加入揽储行列，部分产险凭借销售“非寿险保险理财产品”将加快资产扩容的速度。险企承保端从分红、传统到万能、投连都将迎来全面增长，负债扩容从传统的“寿险责任准备金+健康险责任准备金”拓展到“保户储金及投资款+独立账户”。
当然，中小险企的这种发展模式未来也充满着变数。3月18日，保监会发布《关于规范中短存续期人身保险产品有关事项的通知》，对中短存续期产品进行监管。产品监管对象从前期讨论的“高现价产品”转为“中短存续期产品”，更合理客观遵循市场化原则。
实际上，保监会分别在2014年2月、2015年12月、2016年1月和2016年3月针对高现价产品发文或发布“征求意见稿”，在监管对象、监管内容和措施等方面进行明确定规，最终于2016年3月将监管对象定义为中短存续期人身险产品。
具体来看，监管内容为停售1年期以内的产品;1-3年期以内的产品设定规模限额，分别为1.8倍、1.4倍和1倍投入资本或净资产;5年期以内的产品设定2倍投入资本或净资产监管限额。在监管措施方面，存量业务超标则新增资本金，增量业务超标则禁止新增业务。
中短存续期产品监管的意义在于规范流动性风险，引导保险理财产品的规范化发展。中短存续期产品的监管对于市场的影响或分为三个方向：部分保险公司受限于资本金主动停售或限售部分产品;对于部分中小保险公司依然存在绕道监管的可能性;短期对险资举牌或有抑制作用。
从监管效果来看，万能险等典型的中短存续期产品明显退热。一方面，万能险规模增速放缓，截至2016年4月，万能险保费收入7000亿元，而2015年全年规模为7600亿元左右，2016年前4个月的规模相当于2015年全年的规模，但4月单月万能险规模为1000亿元，环比分别下滑47.4%;另一方面，万能险收益率有明显下滑的趋势。
在严格的监管之下，万能险在明显降温，但同时投连险可以灵活绕道监管热度在逐步回升，4月的投连险销售规模为97亿元，环比增长5.7%。
股权投资悄变
与中小险企借助万能险的异军突起大肆举牌上市公司股权不同，另一些险企则在追求高收益诉求的基础上，强化资产配置中非标和权益投资的比重，并对这种资产配置进行与自身业务发展方向相适应的改善。
从2015年底和2016年一季度资产配置情况可以看出，一些险企增加了资产配置策略的主动性，相比此前单纯优化债券结构配置高收益债券的做法，目前的策略调整为增配债券类基金产品，主动获取债券价差收益，同时交易性金融资产占比也在明显提升。
从配置品种来看，非标配置持续为热点，非标产品从固收拓展到非标权益，尽管非标固定收益类资产依然是重要的配置方向，但权益类资产成为重要的增配方向，险企甚至开始增配优先股、私募股权投资产品等。
2016年一季度，中国平安、中国人寿、中国太保和新华保险非标类资产比重为17.2%、5.3%、12.1%和22.7%，相比2014年之前，非标收益率有所下滑，同时考虑到非标久期，到期非标产品的规模在增加，险企再配置压力有所增加。从结构变化来看，降低定存和持有至到期类资产占比基本上是险企的共同选择。
2015年，险资权益类资产占比大幅提升是共同特点，相比此前权益类资产主要是股票和基金，2015年以来，权益类资产的内涵更加丰富，在股票和基金之外还包括优先股、私募股权基金以及非标权益类产品等。
截至2015年年底，中国平安、中国人寿、中国太保和新华保险的权益占比为16.2%、14.4%、18%和18%，其中股票+基金类资产占比分别为13.6%、12.3%、9.3%和13.5%;股票占比分别为9.7%、4.9%、3.9%和5.3%;优先股和其他非标权益类资产的占比分别为2.6%、5.1%、4.5%和6.3%。
从中国太保披露的2016年一季报数据来看，股基配置的比重持续降低，占比减少1个百分点至8.3%，而非标权益类资产配置的占比则提升至4.7%。
近年来，大型险企与银行的互动在明显增加，除传统的平安模式外，近期中国人保和华夏银行（600015.SH）、中国人寿和广发银行成为典范。
从持股情况来看，中国人保持有华夏银行19.99%的股权，中国人寿持有广发银行43.686%的股权;从购买方式来看，主要是购买外资股东所持股份;从购买价格来看，中国人保购买华夏银行股份PE、PB的中间值为5.07倍和1.19倍，中国人寿购买广发银行的PE、PB分别为10.9倍和1.01倍。
不过，近期更令市场瞩目的银行股权之争当属民生银行的股权之争。在“宝万之争”如火如荼进行之时，另一家民营上市公司民生银行同样出现控制权争夺的情况。
民生银行一直以股权分散而著称，成立20年来，经历了多次董事会争夺战，刘永好所在“新希望系”与张宏伟所在的“东方系”，以及史玉柱等，都在民生银行股权争夺战中有过较量。由于前十大股东之间的博弈和牵制，每一次股权之争暂时平息以后，民生银行的股东持股比例往往变得更为分散，最大持股比例一直未能超过10%。
这一股权均衡状态终于在2014年年末被打破，它是由一个强势的外来者安邦保险的不断强势增持，以及刘永好、张宏伟、卢志强等民生银行大股东均做出减持动作以后形成的结果。据报道，与民生银行关系密切的中民投，曾试图通过增持抗衡安邦保险，但最终未能改变局面。
公开信息显示，截至2016年一季度末，民生银行A股前十大流通股股东的持股比例为，安邦保险共持有19.2%，刘永好的新希望持有5.16%，证金公司持有4.87%，史玉柱的上海健特生命科技有限公司持有3.89%，中国船东互保协会持有3.68%，东方集团持有3.61%，华夏人寿持有3.17%。
其中，安邦保险和华夏人寿均为保险资金，此次，华夏人寿和东方集团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而成为一致行动人后，两者占民生银行总股本的比例为5.48%，从而拉开了最新一次民生银行股权争夺战的大幕。
从上述案例可以看出，保险资金对银行的股权一直颇为青睐，对险资来说，持有银行股权不仅仅是财务投资的高收益诉求所致，更重要的是，同为金融属性的保险与银行在业务融合上存在较大的空间深度。中国平安收购深发展（平安银行的前身）就为险资收购银行股权树立了很好典范。
目前，保险与银行合作主要是两个方面：保险资金运用方面，通过银行推动定存或者理财资金配置;保费方面，通过银行销售保险产品。
如，中国人寿与广发银行相关业务合作成熟，2015年中期，国寿在广发银行存款165.6亿元，占国寿总定存规模的2.6%，从广发银行收取存款利息3.04亿元，广发银行从国寿获得保单代理手续费700万元，业务相互渗透有进一步提升空间。参考平安客户的迁徙效果，未来保险和银行业务合作空间依然较大。
虽然股权投资成为共同的选择，但不同险企的发展路径仍有差异。股权类资产具有收益率优势，同时目前险企长期股权投资占比不足2%，股权投资将是2016年保险资金重点拓展的方向。
从收益率来看，综合考虑PB和ROE的情况，目前ROE位于15%-20%，PB估值1-2倍左右的资产对于险资具有较强的吸引力，这些资产集中于金融、航空、铁路运输、电力热力、房地产等板块，能够为险企带来的回报水平超过7.5%。
股权投资取向一致，但在投资路径上分化较大，以中国人寿为典范的大型险企将直接参与并购市场完成股权投资布局，但中小险企或凭借二级市场举牌完成股权布局。
新华的另类选择
在收益率竞争弱化的背景下，加上监管政策的引导，未来保险行业将更多聚焦保险产品的保障功能。
当前销售保障类保险产品的渠道和产品基础已经具备，从渠道方面看，个险渠道蓬勃，期缴客户储备丰厚，2016年一季度，四家上市险企合计保费收入为4819亿元，同比增长22.1%，保费增长中部分个险期缴新单增速、个险新单增速、新单增速超30%，个险期缴占比提升、个险新单占比提升以及新单保费占比提升明显;从产品方面看，3月免税健康险落地，香港地区保单对比之下内地保障类产品创新增加。
聚焦保障功能，整合“保障”消费场景和保障服务将有助于险企提升竞争力，从而降低对利率的敏感性。这或许是一些险企在经济长期在底部徘徊时被迫进行自我选择后的另类生存之道。
对于大型上市寿险公司而言，调整结构、价值转型已经成为行业的共识。健康险等保障型产品和期交产品具有更高的利润水平和为保险公司带来更稳定的现金流量，从而具有更高的内含价值，发展此类产品是寿险市场和寿险公司逐步走向成熟的必然选择，之前依靠缴费期前移，大量销售趸交产品扩大规模，抢占市场份额的策略显然已不适应当前大型寿险公司的经营基础和经营理念。在这样的大趋势下，上市寿险公司的产品结构和渠道结构持续优化调整，首年期交保费快速增长，占比不断上升。
在转型过程中，上市险企也遭遇了市场份额下滑的窘境，这与公司自身的产品和渠道策略高度相关。
2016年上半年，资产驱动型寿险公司延续以前的经营策略，依靠销售万能险等趸交投资型产品扩大规模，市场份额不断提升。
从规模保费上看，2016年1-4月，安邦人寿实现规模保费1653亿元，市场份额9.02%，位列行业第二，首次超越平安人寿，寿险行业规模保费前三格局发生变化，依次为中国人寿、安邦人寿、平安人寿。富德生命人寿、华夏人寿稳定在行业前十，太保寿险、新华保险等传统险企的市场份额继续下降，分别位列行业第八和第十。前十名公司占有市场份额共65.44%，市场集中度进一步下降。
从原保费规模来看，寿险行业前三依次为中国人寿、平安寿险和人保寿险，富德生命人寿和安邦人寿分别位列行业第四和第十。由此可见，部分资产驱动负债型保险公司在扩规模的同时，也开始注重自身价值的可持续发展，优化自身结构，原保费收入也上升很快。值得注意的是，未来万能险销售或降温，单纯依靠投资型保险销售的公司业绩增长可能遇到瓶颈。
而在业绩方面，面对投资端和准备金计提的双重压力，四大上市险企利润大幅缩水，资产驱动型寿险公司业绩影响更大，业绩分化严重。2016年一季度，寿险行业共35家公司盈利，34家公司亏损，其中富德生命人寿亏损最为严重，一季度累计亏损38亿元。
从2016年一季度的数据来看，上市险企的战略基本上回归到重视个险和期缴业务方面。2010-2012年，中国太保推动个险渠道转型，2014年中国人寿推动个险渠道转型，而进入2016年，新华保险则开始推动行业内更大力度的个险渠道转型。
总体来看，上市险企在保费销售方面的策略在逐步趋同，重个险重期缴基本上成为主导策略。这种策略的选择，一方面得益于当前的利率环境，保险公司在产品销售方面更加具有主动性，追求保单价值成为共同取向;另一方面，“偿二代”资本监管的效果将会非常明显。
从中国太保、中国人寿和新华保险的转型效果来看，数据验证非常明显，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个险新单占新单保费的比重在提升，期缴新单占比在提升，新单保费规模增速持续较高。
一季度，新华保险、中国太保和中国平安的新单保费规模分别为265.8亿元、211.3亿元和427.1 亿元，同比分别下降17.3%、增长69.8%和增长38.5%;新华保险和中国太保个险新单分别同比增长51.3%和84.2%;个险期缴新单方面，新华保险和中国太保同比分别增长54.5%和85.3%。
在个险期缴新单增速和个险新单增速提高的基础上，新单增速也基本保持在较好的水平，从而导致保费结构呈现明显的变化：即个险期缴占比提升、个险新单占比提升以及新单保费占比提升。新华保险和中国太保个险新单占新单保费比重提升至21%和84.3%;个险期缴新单占新单比重为83%和97.7%。
当然，尽管银行保费增速下滑趋势已经有所放缓，但是银行趸交业务受监管和公司战略的影响，未来依然存在一定的调整压力，同时中小险企的竞争导致的银保渠道“挤出”效应也较为明显。但目前银行渠道的价值仍不可小觑。
对监管层和投资者而言，关注个险和期缴占比的核心在于，这两类业务后期体现出的产品利润率更高。而从成长路径来看，发展个险和期缴的思路将更加有助于保险公司深入挖掘和发展具有“保障”属性的保险产品。
在价值转型的方向上，新华保险的步伐似乎迈得更大，并给出了转型完成的时间表。
6月28日，新华保险董事长万峰表示，新华保险的趸缴保费已从2015年的350亿元降至目前的200亿元，预计2017年将彻底甩掉剩余趸缴保费。新华保险将会由现在的追求“规模稳定”转为“规模发展”，2018年续期保费预期达到900亿元。据了解，目前新华保险的趸缴保费处于负增长状态。
数据显示，2016年1-5月，新华保险原保险保费收入为608亿元，同比减少2.6%;总保费为627亿元，同比减少1.3%。以一季度为例，公开数据显示，新华保险实现保险业务收入465.75亿元，同比下降10.4%。
而保费下降的主要原因就是银保渠道趸缴业务的大幅收缩，同比下降35.4%。由于新华保险在年初制定了“规模稳定、价值增长、结构优化、风险可控”的发展方针，虽然从整体上来看保费增速下滑，但新华保险的期缴保费增长超过60%。
其中，10年期以上期缴保费增长接近50%，个险渠道期缴保费增长超过50%。同期银代渠道，趸缴保费大幅下降。由此可见，新华保险正在从外延式的发展向内涵式的发展转变，现在正在转变的过程之中。
预计到2017年，新华保险将彻底甩掉200亿元趸缴保费，且不会再向分公司下达趸缴保费的任务，全力以期缴业务为主。
如果未来两年的时间新华保险把趸缴之中的350亿元全部甩走，保费的转型就会基本完成，趸缴下降、期缴增长是新华保险精心设计的诉求。而收缩低价值业务节约资本更专注于高价值业务的战略，将推动长期内含价值的强劲增长，预计2016年全年新业务价值保持30%以上的高增速。
对于转型目标的达成，根据万峰的设想，为了适应未来中国经济长期L型发展的新环境，新华保险将从五个方面进行结构调整。
首先是优化产品结构，减少理财产品的比重，加大保障型产品比重，着重发展养老、医疗、健康、寿险和意外险;二是优化保费结构，减少趸缴保费比重，增加期缴，从2017年开始，新华保险将不再向分公司下达趸缴保费的任务，全力转向以期缴业务为主，以期缴业务增长实现续期保费的增长，以此来推动整个公司业务规模的增长;三是优化年期结构，由短期向长期发展，期限越长，公司发展稳定性越好;四是优化费用开支结构，成本控制，涉及薪酬、固定开支、经营开支等;五是优化利润结构，加大死差收益，让死差收益成为稳定的利润来源，减少对利差的依赖，争取实现费差盈利。
据了解，万峰在全面接手新华保险后总部放权力度较大，将更多资源向三级机构倾斜，目前总部对分公司，分公司对三四级机构的管控都在减弱，走的是强分支、弱总部的路线，将来新华保险更趋于向传统险企的方向发展。
不过，随着各行业资本不断进入保险行业，技术革新、新商业模式的不断出现，保险的经营理念也在不断变化，同时，在公司内部存有阻力、外部存在多个变量的复杂环境下，新华保险此次力度颇大的改革的最终效果目前尚难定论，只能拭目以待。
作者：杨练
国银企权力均衡模式论文 篇3：
基于外部环境变迁的中国家族企业演化博弈研究
摘要：通过构建家族企业演化博弈理论框架，本文梳理了中国家族企业外部环境流变，分析了聂氏家族、冯氏家族企业的内部博弈和外部博弈。从中国家族企业外部环境变迁中可以看出政权的更迭给家族企业营造了不利的发展环境，家族企业在无干预的社会环境下会发展得更好；通过比较聂氏恒丰和冯氏利丰演化博弈的发展经历，发现未完全演化的家族企业终将走向衰亡，惟有形成新认知模式、完全演化的家族企业才能成功延续。
关键词：家族企业；环境变迁；演化博弈；比较分析；无干预；完全演化；延续
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史表明有效率经济组织的出现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而家族企业在其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但是，与家族企业的存在和贡献相比，绝大多数家族企业的存活期并不长，平均寿命多在24年左右，大部分家族企业在建立10年后就消失了，只有大约30%的家族企业可以传到第二代，能够传到第三代的家族企业的数量还不足总量的13%（Richard Beckhard、Gibb Dyer Jr，1983）。目前，中国家族企业①的平均寿命是2.9年，只有40%的企业能存活5年，能存活10年以上的不超过15%（张厚义，2005）。
一、关于家族企业演化博弈理论的构建
博弈框架是博弈的结构和规则，演化博弈理论是生物演化理论和博弈论共同影响的产物，演化博弈理论分析结构包括博弈框架、适应度函数、演化过程以及演化博弈均衡等方面。博弈框架对博弈中有限知识的参与者而言，就是参与者进行博弈的特定技术和制度条件。适应度函数通常等同于个体的博弈支付函数，可以简单理解为参与者在博弈中采取策略获取的相应支付，在特定的制度和技术条件下，在社会经济演化领域中适应度函数还取决于个体对该策略的认知学习能力和个体间的社会互动模式等方面。演化博弈中的演化过程包括选择机制和变异机制（Weibull，1995），变异机制在演化过程中是相当有限的，主要指在既定策略空间中个体策略的随机变动，并不包含新策略的产生。对演化过程建模主要依赖于选择机制，可以类似理解为传统达尔文主义中的遗传机制。演化博弈均衡可以看成是在个体博弈中形成的相对稳定的一种结果，通过选择和变异机制的演化过程后形成了演化稳定策略（Evolutionarily stable strategy）达到了一种演化稳定均衡（Maynard Smith & Price 1973； Maynard Smith 1982）。
将演化博弈理论应用于家族企业的研究，可以将社会环境变迁中的家族企业看成类似自然选择环境中的生物，分析家族企业的延续问题可以借助演化博弈分析结构，构建家族企业发展的博弈框架、适应度函数、演化过程以及演化博弈均衡。需要注意的是家族企业的演化博弈分析是以既定的博弈框架为前提，即要在既定环境和制度条件下进行研究，因为演化博弈本身无法阐释这些既定环境和制度的演化。换句话说，家族企业演化博弈无法阐释博弈的演化，而博弈的演化涉及到博弈框架和个体认知学习规则的形成和变化，这只能够内生地解释家族企业各种制度的演变，即用演化博弈中的“演化”来解释家族企业延续发展是不彻底的。因此，运用演化博弈分析家族企业演化还需要进行一定改进，即通过引入创新机制使家族企业能够内生地产生新的策略，进而改变现有的博弈框架，这就要求博弈参与者在演化过程中必须能够改变其偏好和学习规则。当新的环境变化发生时，家族企业通过学习和创新产生新的“认知”（Cognition）模式，用这种新的“认知”改变原有的“惯例”，形成新的行动方式，演化就伴随着新认知模式的形成而发生。
用演化博弈理论分析中国的家族企业，可以发现博弈的参与者在既定的博弈框架下可以定义为政治当权者、家族外部利益相关者、家族继承者以及家族内部利益相关者。从家族企业的角度将家族成员（包括家族继承者和家族内部利益相关者）与政治当权者、家族外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博弈，称之为家族企业外部博弈（External game）；家族成员间（包括家族继承者与家族内部利益相关者、家族内部利益者之间）的博弈，称之为家族企业内部博弈（Internal game）。对于中国家族企业而言，在定义外部博弈和内部博弈时，只要有一项博弈没有成功完成，就称之为该家族企业未完全演化（Incomplete evolution）；只有外部和内部两项博弈都完成，才称之为该家族企业完全演化（Complete evolution）。只有完成完全演化的家族企业才是成功的家族企业得以延续和发展，未完全演化的家族企业无法适应变动的环境，最终成为被淘汰的对象继而死亡。外部博弈和内部博弈是否完成的标志是能否跳出既定的博弈框架，形成促进家族企业进行演化的创新机制，即产生新的“认知模式”，改变原有的“惯例”。
二、中国家族企业的外部环境流变分析
近代以来中国家族企业外部社会环境的变化，经历了三个大的历史阶段，分别是晚清洋务运动开端的家族企业建立时期、民国抗战环境下家族企业的动荡坎坷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命运转折时期。
1.晚清洋务运动开端的中国家族企业建立时期（1860-1926年）。在师夷长技以自强为目的的洋务运动背景下，中国家族企业开始萌生。由于政治体制制约，晚清对于发展私营商业抱着不信任的理念，当时采用官督商办方式，导致了最初家族企业的萌芽以“创自商人尽商股，官夺商权难自主”的结果而收场。直至甲午战后，官办主导的民营企业弊端严重、效率低下，清政府不得不放开了对企业的督办，通过向私人招股的方式将企业逐渐转向私营。由于资本的硬性需要，主要有官僚背景的资本、大买办家族的资本和具有雄厚家族实力支撑的一般商人资本填补了那个时期的真空，这些也为中国家族企业的出现提供了历史契机，聂缉槻、张謇、严裕棠、唐廷枢等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建立起其家族企业的。除此之外，一些具有远见的企业家族，诸如荣氏家族、冯氏家族等也在这一时期白手起家。从辛亥革命以后到民国政府建立之前，由于多种政权并存、军阀混战，在中央集权统治力下降的社会环境下，各军阀相互竞争以收买人心，中国家族企业获得了一个相对宽松自由的发展空间。
2.民国抗战环境下中国家族企业经历了动荡坎坷时期（1926-1949年）。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后，为了治理整顿混乱无序的经济秩序，曾出现过一次大规模的经济立法高潮。从1927-1936年的10年间，南京国民政府制定和颁布了200多项经济法规，除此之外还经常以特别法的形式颁布各种经济条例、通令、章程等。这些法律、条令在表面上造就了一定的经济繁荣，而事实上却对企业起到了制约作用，尤其是对一部分家族企业的发展造成了挤压。如1929年的《公司法》有关股份有限公司和法人持股等方面，相对于1914年北洋政府时期《公司条例》的内容修订了特别多，也为国有企业向其它企业的渗透和扩张提供了法律依据。很多家族企业中的国有势力在这时期重新得到了强化，一些本就有官僚背景的家族企业纷纷加进了新的国有股份，成为新的公私合办企业；一些原来没有国有势力的家族企业，也在这期间受到了时局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加入了国有股份，如聂氏恒丰、简氏南洋等。
抗战开始后，中国家族企业难以避免地受到战火的影响，绝大多数家族企业在这一时期被“日军接管”。一些家族企业面对时局动荡主动寻租，听任当权者的摆布，为其最终走向灭亡埋下伏笔；还有一些家族企业在威胁下坚持立场，并积极在“军事管理”环境下寻求发展，为其日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可能，如荣氏家族、冯氏家族等。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日军接管”企业的控制权又重新回到了原始家族的手中，尽管外部环境在国共内战时期十分动荡，但对中国家族企业而言却获得了一个无干预、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
3.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家族企业迎来了命运转折时期（1949-1992年）。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3年间，中国家族企业的控制情况基本没有发生改变，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开始，家族企业的经营管理权开始受到限制，经过公私合营的改造后，家族企业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与晚清民国时期的官商合办体制中的家族企业情况相比，那时的家族企业还能利用私股与官股进行一定的博弈，但公私合营对家族企业的改造更为彻底，家族企业连博弈的机会都没有。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大陆的家族企业几乎全部消失，只有一小部分家族企业因为早先的明智抉择，避免了在环境变化的关键时期遭受灭亡的结局，如冯氏家族、包氏家族等。随着计划经济成为新中国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国有工厂、公社和生产队成为组织生产的主要形式，作为新时期家族企业发展的萌芽——社队企业、乡镇企业开始出现。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发育，社会环境大为改善，家族企业得以复苏和发展，数量也由少到多，规模不断扩大，逐渐形成一批新的家族企业，如方太茅氏家族、万向鲁氏家族等。
三、两个典型中国家族企业的演化博弈分析
聂氏和冯氏家族企业的演化博弈过程，在中国家族企业发展历程中具有代表性。作为未完全演化家族企业的代表，聂氏家族企业产生于19世纪末期，在晚清洋务运动背景下通过官办私化逐渐形成，是中国最早的一家棉纺织厂，20世纪30年代初发展达到最高峰，可年产棉纱4万余包、棉布近53万尺，拥有纱锭5.5万枚、布机600余台。但是，聂氏家族企业从建立到灭亡始终没能脱离政治寻租的藩篱，最终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走向灭亡。作为完全演化家族企业的代表，冯氏家族企业起源于20世纪初中国第一家华资对外出口贸易公司，在清末政局动乱、军阀混战的背景下白手起家，经过100余年的发展，目前冯氏家族企业仍然具有积极的生命力，正处于企业发展的巅峰时期，并成为拥有4家上市公司、5家非上市公司，核心业务涵盖出口贸易、经销及零售，成功成为遍布全球的老字号家族企业集团。
（一）聂氏恒丰家族企业的演化博弈分析
聂氏家族企业创始人聂缉槻是晚清名将曾国藩的女婿，聂氏家族企业——恒丰纺织新局是聂缉槻在出任上海道台兼办华新纺织新局期间，通过将官办纱厂变为家族私有而形成，政治因素在聂氏家族化企业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1.聂氏家族企业的外部博弈分析。由于近代以来中国家族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变化较大，聂氏家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民国时期、日统治时期和新中国时代，为了家族企业的生存，聂氏家族成员与每个时期的政治当权者进行了博弈。
（1）民国时期的博弈。聂氏家族在民国时期不能有效控制成本，致使家企不分、财务混乱，又由于银价回升与国外企业竞争失败，自1933年起企业资产负债几乎相等。浙江兴业银行成为恒丰纱厂的债权人，作为保住家族企业的手段，聂氏利用家族与宋子文的关系，促成了浙江兴业银行和中棉公司的谈判，将恒丰纱厂出租。
这是一个双方合作获得最大利益的过程，可以通过纳什谈判模型加以分析， 该模型要达到均衡且只有一个纳什谈判解，需要同时满足四个必要条件。
条件一：谈判成功对双方都有利，浙江兴业银行若不合作，将面临贷款无法回收；对于中棉公司而言，获得恒丰纱厂可以获得更大的垄断利益。因此，若不成功，双方均无利可图。
条件二：所获得效用函数的线性变换不改变该谈判的解。从函数表达式上看：U银行′=a U银行+b，U中棉′=c U中棉+d，这是因为效用函数的线性变化只改变效用的函数值，而不改变它们在效用空间上的相对位置。只要浙江兴业银行和中棉公司谈判成功，双方获利是显而易见的，而采用的方式并不影响合作的结果。
条件三：谈判双方互相调换不影响谈判结果，浙江兴业银行和中棉公司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都会达成合作的意向。
条件四：谈判时不必考虑在最终实现的解以外还有其它可能实现的解，浙江兴业银行和中棉公司的谈判，是从自身利益最大化出发，这里自然也包括实际谈判协议中对于聂氏家族最大化利益的满足。
根据该模型获得的纳什谈判解是：max[（U银行-t）（ U中棉-p）]
这里U银行、U中棉代表浙江兴业银行和中棉公司谈判成功获得的效用，或者成为双方利益最大化下的效用。U = {（U银行，U中棉）| U银行 ≥t，U中棉 ≥p}是可能实现的效用集合，即各方所获利益的集合表达，t、p为保留效用，分别是双方谈判不成功时的效用，即双方获得的最少的利益。
在这个基础上，根据条件二通过线性变换，令U银行′= U银行 -t，U中棉′= U中棉 - p，可以得到：max（ U银行′，U中棉′），这表明只要关注谈判双方在合作不成功的基础上实际获得的利益，便可得到纳什谈判解，这也意味着聂氏家族通过促成浙江兴业银行和中棉公司的谈判获得了家族企业的最大化的利益。事实也证明中棉公司租办下的恒丰中记纺织新局经营情况极为良好，至1936年底不到半年时间盈余95万元，能在短时间内获得巨额利润，一方面是市况转好，另一方面对于聂氏家族而言，更重要的是运用政治资源垄断棉花原料降低成本，加上获得低利金融支持，相较其它民办纱厂利润更大的缘故。
（2）日统治时期和新中国时期的博弈。随着抗战的开始，由于聂氏没有做好相关准备，1938年恒丰纱厂被日“军管理”。聂家妄想通过合作保住家族企业而主动出让股权，向日本领事馆注册（号码为5087），与日商大康纱厂合作成立“恒丰纺织株氏会社”，承认日本国籍。1946年，日本战败聂家收回企业。新中国成立后，聂家在社会主义改造的大背景下主动请求公私合营，1954年恒丰纱厂被合营兼并，接着变成一个生产车间，聂家失去了对纱厂的所有权利，恒丰纱厂彻底消失。
聂氏家族在这两个时期都想通过利用政治寻租来博得最大利益，但结果并非像聂家希望的那样，每个时期的当权者不过是暂时利用聂家，最终都想得到企业的全部利益而已。这个过程可以通过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加以分析，两个时期博弈方比较类似，分别是聂氏家族为一方，而另一方是政治当权者（在日统治时期是以日商为代表，而新中国时期是以华东纺管局为代表）。对于聂氏家族而言，由于民国时期成功地获得最大化利益，认为主动寻租政治能获得更大利益，但事实上不合作（n）比合作（c）会有更大的发展机会（n>c），因为合作的结果注定家族企业将被政治当权者占有。从政治当权者的角度出发，即使采取些手段占有（O）企业总比最终失去（L）企业要获得更大利益（O>L），因而当权者相对于不行动（i）来说，会更有动力（a>i）采用引诱企业上钩的行动（a），对应两种情况的不同策略组合的支付矩阵如表1所示。
根据对日伪统治时期和新中国时期的分析，可知当政治当权者采用引诱行动意图占有纱厂的时候，聂氏家族认为采取合作的策略会获得最大的利益，即此时的贝叶斯纳什均衡支付为（c1，Oa），这在日统治时期，日商采用威胁、引诱的手段，聂家主动出让股权的行动上得以体现。事实上，如果政治当权者知道即使不采取引诱行动，聂家仍然要主动合作，那不采取任何行动就获得了最大的利益，即此时的贝叶斯纳什均衡支付为（c4，Li），这一点从聂氏家族新中国时期主动要求公私合营，之后遭到兼并可以得到证明。因此，聂氏家族选择合作的期望收益是NE合作=p*c1+（1-p）*c4 。
如果跳出聂氏家族选择合作的结果，假设聂氏家族一开始就认定政治寻租采取合作将最终走向灭亡，聂氏可能采取不合作的策略。如果聂氏家族采取不合作的策略，政治当权者即使想强行占有企业，就也不会采取什么引诱的行动了，而如新中国时期直接剥夺了聂氏家族企业的所有控制权，此时的贝叶斯纳什均衡支付为（n2，Oi）；如果聂氏家族为了保住家族利益，在日统治时期将所有家财变现后进行战略转移，那么日商纱厂无论行动与否都将一无所得，此时的贝叶斯纳什均衡支付为（n3，La）。那么，聂氏家族选择不合作的期望收益是NE不合作=p*n2+（1-p）*n3 。
从以上的分析可知当聂氏家族选择合作策略时，其结果是在新中国时期聂氏家族失去所有利益，可见聂氏家族合作时的期望收益NE合作=0，即NE合作=p*c1+（1-p）*c4=0，这样可以从中得到p=c4/c4-c1，将这个结果代入到聂氏家族不合作时得期望收益中，可以得到NE不合作=p*n2+（1-p）*n3=n3+（c4/c4-c1）*（n2-n3）。这里n3是聂氏家族在政治当权者采取引诱行动不合作的支付，可知聂氏家族在政治当权者引诱的前提下如果不合作，政治当权者必定得不到全部利益，聂氏家族也不会失去全部利益，因而n3>0。对于n2和n3的关系，n2是聂氏家族在政治当权者不采取任何引诱行动直接占有时不合作的支付，可知如果聂氏家族在政治当权者直接占有时不合作，聂氏家族将无法控制家族企业获得利益，或者说这样获得的利益必定要小于政治当权者采取引诱行动时的利益，即n2
2.聂氏家族企业的内部博弈分析。聂氏家族是通过政治资源将官有纱厂变成私有，家族成员中一直没有培养出有能力经营企业的继承人，致使家族企业的发展只能靠政治寻租予以维持。在家族原主持人聂云台管理纱厂的10年间，家族成员间争夺企业利益获利不均，家族内部矛盾激化，导致聂家在1918年分家析产。结果是除家族公用及部分特殊划分资产外共分九股，聂母得2/9，作为原主持人的聂云台只获得了全部股权的1/9，其它2/3股权各兄弟几乎均分，聂母占有股份最多。通过家族内部成员间析产博弈，聂家本可以选出更优秀的家族主持人，将家族企业的控制权加以集中以便企业更好的经营。但事实上内部博弈的结果是原主持人聂云台由于以往工作不被其它家族成员认同，在分家中遭到废黜；与此同时，聂家没有选出一个更适合的家族继承人，而是退化成了创始人聂缉槻的妻子聂母成为家长，目的只是为了平衡家族内部利益的纷争，规范家族企业控制权更是成为泡影。分家不仅没能有效集中控制权，反而使企业的事务更多地受到家族内部各股份持有人利益争夺的影响，从1933年开始聂氏家族对恒丰纱厂的控制权开始逐渐丧失。
3.聂氏家族企业演化博弈分析小结。从聂氏家族企业演化博弈的分析，可以发现家族创始人通过政治资源将官办企业变为家族所有之后，聂氏家族民国时期企业危机时在促成浙江兴业银行和中棉公司谈判的外部博弈中大获其益，这让政治寻租的认知模式深深植入聂氏家族成员之中，致使在之后日统治和新中国时期，聂氏家族一直维持着家族企业寻租政治的惯例，就算在外部博弈分析中采取不合作的策略可能为家族企业带来的机会也没有考虑。除此之外，在聂氏家族的内部博弈中没能找出有竞争力的家族继承人，由于家族领导退化，集中的控制权也没有形成，可以看出聂氏家族企业外部和内部博弈都没有成功完成。
（二）冯氏利丰家族企业的演化博弈分析
1906年冯氏家族企业创始人冯柏燎与人合伙，在广州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华资对外出口贸易企业——利丰贸易公司，目前该公司已发展成为具有百年商号的家族企业。冯氏家族在这期间通过与合伙人的博弈完成了企业的家族化，在适应外部环境的过程中进行了战略转移、利用政治资源提升企业转型，家族成员间的内部博弈使企业优化传承、家族企业控制权集中。
1.冯氏家族企业的外部博弈分析。
（1）冯氏家族化的博弈分析。利丰贸易公司最初是由冯柏燎与李道明合伙建立的，由于“李”“冯”二人关系如亲兄弟，冯柏燎在公司权益分配上权益相对较大，负责经营管理公司，李道明几乎不参与公司任何经营。1943年冯柏燎去世后，利丰重组公司管理层，具体领导人员都是冯柏燎的子女，李道明对于冯氏第二代难以信任，声称新领导层经营失当，要求银行冻结利丰账户，后银行发现李道明所声称没有凭据，恢复利丰财政运作。1946年李道明将所持利丰300股股份出售给冯氏家族成员，并宣布退休后与利丰断绝一切关系，至此利丰全部归冯氏家族所有。
利丰冯氏家族化的过程可以通过三阶段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加以分析，如图2所示博弈方分别是李道明和冯氏家族二代成员。
首先，由于利丰公司重组后全由冯氏家族二代成员领导，李道明并不清楚冯氏家族成员的实际做法，可以是信任（Lt）或者不信任（Lnt）冯氏家族成员；其次，如果李道明采取不信任的行动，对于冯氏家族二代成员而言可以背信（Fi）或者不背信（Fni）李道明，进而获得最大利益；再次，为了确保自身利益不受损害，李道明可以采取放弃（La）或者不放弃（Lna）利丰股权。
通过逆推法分析博弈，第三阶段对李道明而言，由于对于冯氏二代成员不了解，若不放弃利丰股权，自身利益可能遭受损害，因而相对于不放弃而言，放弃利丰股权是保证利益不受损害的最优选择。倒推到第二阶段，对于冯氏家族而言，在李道明可能放弃利丰股权的情况下，与不背信时需要与李道明共享利丰所得相比，选择背信能够使得家族利益最大化。最后回到博弈的第一阶段，对李道明而言，在冯氏家族二代成员可能背信，损害自身利益的情况下，与信任冯氏家族成员相比，不信任更能确保自身利益不受损害。事实上，李道明在1946年利丰重组公司领导层后，要求银行冻结利丰账户，并匆忙出售利丰股份，就是认为冯氏家族二代成员可能背信，不信任冯氏家族二代成员的具体行动，这些行动是对以上有关冯氏家族二代成员与李道明之间博弈分析的有力佐证。
（2）适应外部环境变化下的战略转移与政治寻租。1935年，冯柏燎预感到日本将很快占领广州，决定将利丰重心转移到较为安全的香港，并委派三子冯汉柱前往香港筹备并主持相关工作。由于提前准备，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利丰一切业务顺利转移香港。1942年日本占领香港，冯柏燎本打算重返内地，但当局限制没有成行，即便如此，冯柏燎也拒绝与日本人合作经营，致使部分机器设备被日军征用。但冯氏变卖所有珠宝、产业保存了实力，为后来利丰重获生机创造了机会。在此之后，1950年遭遇朝鲜战争，又将转口贸易转向本地出口，1972年遭遇美国对华贸易禁运，又撤销将烟花澳门产营转向内地采购。所以，两次遇到类似时局动荡影响家族企业发展的时候，冯氏家族都转危为安顺利渡过难关。
冯氏家族非常重视搭建政商关系网络，家族二代主持人冯汉柱出任过多项社会公职和政府要员，这在家族企业提升转型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1973年利丰上市招股期间恰逢香港股市危机爆发、股市大跌，个别企业更是被证交所停牌。此时冯汉柱邀请了多名当时香港声名显赫的社会人士加入利丰，甚至有些曾是香港行政和立法机构的首席议员，这不仅提高了利丰的知名度和企业形象，也帮助冯氏成功地走过危机，使企业价值大幅提升。
2.冯氏家族企业的内部博弈分析。从冯氏完成利丰企业家族化开始，经过冯氏两代家族成员间异常激烈的内部博弈，企业控制权逐渐集中到冯氏二代三子冯汉柱及其后代这一支手中，冯汉柱及其两个儿子也在家族二代、三代继承人竞争中脱颖而出。冯氏家族内部博弈的过程，是冯汉柱一支先占有家族企业控制权，再获得所有权，进而完成“一支独秀”、“去枝留干”的过程。1943年家族企业创始人冯柏燎去世后，冯氏家族成员展开了分家析产的内部博弈，博弈的结果是在企业工作的家族成员相对没在企业的获得较多股权，冯汉柱并不是二代中年龄最长的，也与兄长冯慕英一样获得最多股权，此时家族企业股权在二代成员中分配还相对平均。从1972年开始，冯汉柱的两个儿子进入利丰并逐渐推行企业内部改革，1982年利丰基本上由冯汉柱一支控制，并展开了对家族企业股权的内部收购，1989年冯汉柱两个儿子所拥有的经纶公司成功完成了对利丰的收购，冯汉柱两个儿子冯国经、冯国伦在家族内部博弈竞争中获胜，成为冯氏家族企业第三代继承人。
3.冯氏家族企业演化博弈分析小结。纵观冯氏家族三代人努力使家族企业成为百年商号的历程，可以发现冯氏在与合伙人李道明的外部博弈中首先完成了企业的家族化，在外部环境恶化危机到来时，冯氏家族不断进行战略转移和政治寻租来适应变迁的环境，成功完成了家族企业的外部博弈。在家族企业内部的博弈斗争中，以适者生存的激烈竞争，通过先掌控企业的控制权，再获得企业的所有权，冯氏家族成功的找到了家族最优的继承人，进而顺利完成了家族企业的内部博弈。
四、结论
纵观中国家族企业130余年外部环境演变历程，晚清时期洋务改革派本想通过官办商业增强国家实力，结果对家族企业发展萌芽造成了不利影响，最终不得不放手让部分有官僚背景和实力较强的企业家得到建立家族企业的机会，没有统一政权干预的军阀混战时期给白手起家的家族企业带来了发展的良好契机。南京国民政权采取的一系列经济政策“与民争利”，使中国家族企业的发展走入了“国进民退”时期，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这一阶段的中国家族企业一直没有迎来一个自由的外部环境。新中国成立初期，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中国家族企业彻底失去了生长的土壤，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中国家族企业再一次获得较为宽松的社会环境。综上可以发现在政权更迭频繁的历史背景下，每一次统一干预的形成都希望能提升总体经济实力，但对于中国家族企业的发展而言，不利的外部社会环境无助于家族企业的顺利生长。
通过对聂氏家族和冯氏家族演化博弈的分析，可以发现作为未完全演化家族企业的典型代表，聂氏家族在企业发展过程中自始至终都固持政治寻租的认知模式没有改变，即使战略转移可能为家族企业的发展带来契机，仍未能摆脱惯例，内部博弈没有成功获得新的认知模式，也是导致聂氏家族企业没有完成演化的重要原因。因此，聂氏家族企业没能适应环境的变迁，最终被兼并消失走向灭亡。与此相对，冯氏家族在内外部博弈过程中遇到环境带来的挑战和危机时，通过寻租政治和战略转移予以应对，家族成员间内部博弈的激烈造就了最优秀的继承者和控权集中的治理模式，这些新认知模式的形成让冯氏家族成为了完全演化的家族企业，经受住了来自内外环境的挑战，得以成功发展和延续。
注释：
① 由于没有发现专门对家族企业寿命的权威统计，以私营企业的代替家族企业的统计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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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ary Game Research of Chinese Family Business based on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Change
XIE Tao
（School of Economics， Liaoning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36，China）
Key words：family business； environment change； evolutionary game； comparative analysis； without intervention； complete evolution； continue
（责任编辑：厉新）
作者：谢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