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论杜甫诗歌的主导风格
浅论杜甫诗歌的主导风格（推荐）
浅论杜甫诗歌的主导风格
——沉郁顿挫
一、 杜甫的身世及其坎坷的人生境遇
唐王朝历史上一个空前繁荣昌盛的朝代，在经历过几百年风光华丽后，终于在风雨飘摇中，渐趋步入沉堙没落的局面，也许时势会呼唤和造就英才，在那么一个特殊的环境下，便涌现出了一个心怀祖国，关心民生疾苦，有着远大理想抱负而又命运坎坷的伟大诗人——杜甫。杜甫用他那敏锐的眼光，从特定的视觉角度关注国家命运、人民命运和社会命运，用他那无限的热情和悲悯的情怀以及饱含深情的细腻笔触描写出一幅幅壮阔而又深沉的社会生活画卷。终其一生，杜甫能紧扣生活急速变化的时代脉搏，以其坎坷的人生阅历，高度精湛的诗艺技巧，系满腔热情于国于民，从而形成了博大精深的诗歌思想内容，凝重深沉的感情境界，百转千回的表达方式，谨严铿锵的格律音韵于一炉的“沉郁顿挫”的鲜明艺术风格，既而登上了现实主义诗歌艺术的颠峰，并成为世人尊崇的伟大现实主义诗人——诗圣。
杜甫从小出身于儒学世家，有着深厚的儒学正统教养，少时他便接受了儒家“修齐治平”的传统思想，在他那幼小的心灵上早早地就萌生出了“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人生念想，但现实与理想往往差距很大，残酷的社会现实，最终无情地揉碎了他的人生梦想。天宝六载的考试，在奸相李林甫的全权操纵下，最终以“野无遗贤”为名拉上了可耻的帷幕。时代埋没了一个从小便致力于为国为民服务的圣贤君子，致使满怀远大抱负的杜甫蒙羞受辱，落拓于长安，并从此过上了极其困顿的潦倒生活。可正所谓祸不单行吧!几年后“安史之乱”爆发，诗人颠沛流离，饱经乱离之苦，险贼长安，亲眼目睹了“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亡国景象，深深地体味到了沧海桑田的巨变给人民心灵带来了难以弥补的创伤，从此，诗人转徒流宕，漂泊西南，终于穷愁客死于他乡。
杜甫虽是一介布衣，但却能站在时代的高度和社会的最前沿，去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关注人民的生存状态，并满含血泪地去歌吟社会、颂唱人生。从他那流淌的文字，我们可以感知到一个时代的苦难，也能触摸到一个本应儒弱者的良知和勇气。
二、沉郁顿挫这一风格的基本确立及其特征 “沉郁顿挫”是杜甫对自己创作主导风格的一种描述，其《进雕贼表中》说：“臣之述作，虽不是以鼓吹六经，先鸣数子，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而杨雄枚皋之流，庶可跂及也!”尔后，当他经历了战争离乱，饱尝了人民生活的艰辛，在诗中流露出难以抑制的悲沧情怀。于是，他的诗歌创作日趋成熟，至此，杜甫诗歌的主导风格用“沉郁顿挫”几字来概括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沉郁顿挫”表面上是情感的深沉郁结，主要表现为节奏的抑扬起伏和盘曲转折，但它不光涉及诗歌的外在结构，还涉及到诗歌的内部结构，且其内部结构沉重的充实感，以及外在结构上有控制的骚动感和弹性。其中，“沉郁”是指文章思想内容和内涵的深沉蕴藉，“顿挫”是指声调抑扬有致，而“沉郁”又另有沉闷忧郁的意思，是指作者情感的郁结，借助一种欲言又止，然不言不吐不快的有节奏、有韵律的表达方式加以渲泄和吐露，从而有了杜诗忧愤深广，潜气内转，抑扬顿挫和格律严谨的特点。
三、“沉郁顿挫”这一风格在杜诗中的具体表现
1、情感内容方面的表现： (1)、 广阔而深入地描写了苦难的社会生活
杜甫出身世代“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的儒学世家，良好的家庭氛围和正统的儒学家教，从小便教化和儒染了他稚嫩的心灵，让杜甫的心田中扎根下了关注社会，关注人生的优秀品质，他怀着悲愤沉重的心情，用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描绘出了当时那个动荡不安、万方多难的社会生活现状。
“安史之乱”爆发，给原本根基动荡的唐王朝以沉重的打击，也给社会和人们的生活带来无比巨大的灾难。诗人站在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高度，心怀关心民生疾苦的民本思想，为国家和人民痛心，他时刻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关注着社会的变化，并用沉重的心情，记录了这一社会灾难。
《三吏》、《三别》是这期间一组最具代表性的反映唐代内乱真实情况的乐府诗。据历史史料记载，乾元二年，唐军九节度使在邺城围攻安史叛军，由于肃宗对郭子仪用兵心存戒虑，未设统一指挥，致使唐军群龙无首，从而导致邺城之战以唐军大败而结束。杜诗中有诗句：“东京士民惊骇，散奔山谷，留守崔圆、河南尹苏震等军，南奔襄阳，诸节度使各自溃归本镇，士兵所过之处剽掠，吏不能止，旬日方定。”便记录了当时这一历史事件。但真实情况远不止与此，事实上，由于邺城兵败，唐军兵力锐减，必须迅速补充兵员，于是，肃宗使开始了毫无节制和章法的征兵活动。于是士卒和官兵到处抓丁拿人，无论男女老幼，但凡有用得上的人便成了应征的对象，一时之间，全国上下完全笼罩在阴云密布之中，百姓日夜闭门，足不敢出户，人心惶惶，整个社会出现了十分严重的扰民害民现象。而这时的杜甫，刚好由洛阳回华州住所，耳闻目睹了邺城惨败后，人民落难的痛苦情状。因而，他用高度提炼的手法，十分概括地反映了当时残酷的社会现实。这组诗歌有写地方官吏点征中男的《新安吏》，有写妇人深夜被抓的《石壕吏》，有写新婚男子被抓的《新婚别》，有写老者投戎从军又无奈激昂情怀的《垂老别》，有写第二次被征入伍的士卒可悲、凄凉身世的《无家别》。可以这么说，杜甫是从多方位、多角度地，广阔而深入地反映了战争的灾难，朴实而悲痛的语言中传达着那个**年代的时代悲剧。在平凡朴实的字里行间，透露出史诗般的力量。
(2)、 入情入理地描写了深刻的人生体验 同许多有志之士一样，在青春年少时期，杜甫曾有过 鲲鹏展翅般远大的社会理想。他想跻身官场，用自己的人生，用自己毕生的才华，服务于那个让他为之振奋和骄傲的时代。但现实给他当头一棒，由于当时权奸当道，忌能妒贤，排斥能者，帝王又昏庸无道，不识贤良，以致于他空有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能识，却为社会所不容，致使英雄折腰，虎落平原遭犬欺。在多苦多难的五味人生中，杜甫体味到了太多太多的人间辛酸。
困居长安是杜甫最屈辱的时期。由于奸相李林甫主持了那场滑稽而又丑态的考试，杜甫被排斥在贤者之外，开始了他悲苦坎坷的生活。他在贫苦落魄中失望，在失望中倾诉了自己屈辱而又无奈的生活：“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和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书左丞相二十二韵》)空有一身才学的诗人，在偌大一个京城却找不到一个安生之处，而只能低三下四，毫无人格尊严地追随那些有钱有势者的身后，受尽他们的嘲笑和冷落，将人世间最难以下咽的悲凉、辛酸并同无声息的泪水吞入郁闷的腹中。这既是诗人对自我委曲求全生活的写照，也是对唐王朝压抑人才、抛弃人才的血泪控诉。旅食京华的生活让杜甫真正地了解了当时的政治和社会，也让他真正看透了上层社会的势力，他在《贫交行》写道：“翻手作云覆手雨，纷纷轻薄何须数。君不见管鲍贫时交，此道今人弃如土!”太多的冷遇让诗人深深地理解了世间的人情冷暖，他的心为之而流血，他多么希望现实中有“管鲍交”的现象再生再现，贫不相弃，富而相携。然而，当时的社会，世风日下，世人将这一淳朴的风气弃之如敝履!那种冷酷的社会现象多么地令诗人心痛啊!
诗人的一生，也是彻头彻尾地受尽了贫穷的折磨，受尽了战乱给自己带来的生离死别的痛苦，在《自京赴奉先县咏五百字》中，诗人写到自己家境贫寒，以至于幼子饿死的惨状：“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谁能久不顾，庶往共饥渴。入门闻嚎啕，幼子饿已卒。吾宁舍一哀，里巷犹呜咽。所愧为人父，无食至夭折。”诗人冒着风雪回家想与家人团聚，用那其乐融融的气氛温暖那冰冷已久的内心。没想到，一到家，刚进家门，目睹的第一幕便是爱子夭折。诗人欲哭无泪，欲嚎无声，体味到了在当时社会中为人父母的艰难。
(3)、 诚挚由衷地抒发了对国家、人民的热爱。 杜甫是儒家学士中一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他天生就具有文人士大夫应该具备的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情怀。对国家对人民，他有宽广而仁慈的胸怀。在他的诗歌中，全身心地，诚挚由衷地表达了他对国家对人民的真情至爱。他为唐王朝拥有开元盛世而欢歌：“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九州道路无豺狼，远行不劳吉日出。”(《忆昔》)他为国破山河碎而伤悲：“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春望》)当唐王朝军队失利时，他万分痛心：“战哭多新鬼，愁吟独老翁。”(《对雪》)而当他闻听唐王朝军队胜利收复失地时，他也欢欣鼓舞：“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直到生命垂危的最后关头，他还登上岳阳楼，依然惆怅悲歌：“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他热爱人民，经常推已及人，为人民的生命忧叹，真切地反映出一种时代加在无辜者身上的人生悲剧，其诗歌笼罩着一种挥之不去的悲凉气氛。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生常免租税，各不隶征伐。抚迹犹酸辛，平人因骚屑，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戌卒。”诗人设身处地地为人民着想，自己是免租税，免兵役的人家，日子都过得如此悲苦，那普通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有多么艰难呢?其情形可想而知，真是忧比天高，推已及人，忧已更忧人。这是文人墨客何等宽广的胸襟和对人民何等博大深厚的热爱。
2、诗歌体制方面的表现 (1)、 情感节奏抑扬顿挫
杜甫有个快乐、天真而无比幸福的童年时代;青年时期颇有几个傲气，裘马轻狂;可步入中年之后，生活上的不顺心，人生事业上的挫折，让这位原本心高气傲的诗人变得沉郁起来，残酷的现实，挫败了他仁途进取的锐气，生活上的重负磨平了他锋芒并露的棱角，生活中的他能拾起的更多是无穷的伤感和无尽来的失落;临近晚年其作品更是充满感伤的情绪。可他是一个极具骨气的人，郁结在心中的烦闷，沉郁于心头的悲慨涌至口边，将要一吐为快时，往往他又强忍咽了回去，如此回环往复，使情感受的流程变得深沉浑厚起来，流露于笔端的情感是抑扬顿挫的，往往给人一种波澜老成的感觉。试看其《饮中八仙歌》“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东口流眼诞。恨不移封向洒泉，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怀乐圣称避贤。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苏晋长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辩惊四筵。”诗题以“八”字牵合着不同形态的盛唐酒仙，形成一组生机荡漾，意志淋漓和各具千秋的群雕相，各有身份，各具形态，各具风采。诗中八人的篇幅参差有致，似乎疏散不拘格式，实则于自由挥洒处别具匠心。酒的因素不仅渗透于人物的醉态描幕中，而且别具一格地渗透于诗的结构形式之中。写醉似醉，是之为神，是诗歌与作者与社会之间外在共振的机制，而这种参差有致的诗歌形式就是杜诗“顿挫”的表现。
再如：《北征》第一段：“淮时遭艰虞，朝野少暇日，顾惭恩私被，诏许归蓬荜;拜赐诣阙下，怵惕久未出。虽乏谏诤姿，悲君有遗失。君诚中兴主，经纬因密勿，车胡反未已，臣甫愤所切。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所遇多被伤，呻吟更流血，回首凤翔县，旌旗晚明灭。”自从长安被攻破之后，杜甫思家念亲之心，与日俱增，可被墨敕放回后，为什么反而有“苍茫”之感?此时的杜甫，既有感君之恩，又伤家亡国破，可又为什么会“怵惕难辞”呢?观其全段，前有十几韵的郁屈诗句，然未曾点明作者心中最大的念想，直至结联“回首风翔县，旌旗晓明灭。”才如当流巨石，激起波澜，点明诗人破贼收京的重大国策主题。文辞含蓄深沉，这也是“顿挫”。
又看《登楼》：‘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可怜后主还祠庙，日暮聊为梁甫吟。”诗歌以“万方”作为登临的背景，拓出远势，将整个多灾难的时代拉到眼前。在此万方多难的时刻，流落他乡的杜甫，愁思满腹，登上此楼，虽有繁花触目，作者却无心留恋于此，眼前壮美的景象，未能让他赏心悦目，而更令他黯然伤心，凭楼远眺，驰骋遐想，天高地远，古今往来，形成一个壮美而阔大的境界。全诗即景抒情，写山川美景包容着古往今来的社会变化，谈人间世事，又借助于自然界的景物措写，情景、人事相互渗透，互相包容，将自然景物的描写、国家灾难、个人的情思浑然地深为一体，语壮境阔，气势浩大，感慨深沉遥远，令人读之心胸荡漾，体现了诗人“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 (2)、 格律工于严谨 杜甫诗歌的艺术成就，得力于早年家庭教育和父辈们对其的教化儒染和作者自身对诗歌创作的致力追求，但其“沉郁顿挫”的风格，主要是十年困居长安期间形成的，而是能体现此一特定风格的是他晚年漂泊西南的诗歌创作。在其近体诗中，杜甫把律诗的诗材范围扩大到几乎与古体诗同样广阔的程度，尤其以写景抒情的诗特别多，这些诗格律严谨、对仗工整，并且浑融流转、情韵优美。如在《春夜喜雨》中，作者用传神之笔，把人们历经久旱，盼望已久的春雨，用拟人化的手法，描写得柔和细润，滋润万物，悄然无息。如此精细的描写，使难状之景，如在眼前，让人们难以感知、触摸到的情境显得那么的真切入的微，令人如入其境。 而诗人对五律的把握，已到了炉火纯青、运用自如的程度，不但韵律精细，而且诗境浑成而多变化，有些诗意境由壮阔忽转为凄凉，也有的诗气象由巍峨忽而转为情景细致婉约。做到了千诗千面，不拘一格。如《旅夜书怀》，诗歌开始勾勒出极其壮阔高时的空间，形象十分鲜明，在读者的眼前展示了一幅无垠宽广的境界，可至此，作者把笔锋一转，由星垂野阔想到宇宙的永恒，由月影江流想到时间的流逝，在如此广阔无垠的空间中，细草、危墙更是显得得极其渺 小孤独。由此可见，诗人在本诗中，不仅以竟境高朗壮阔取胜，更在于取景昭应人事的匠心独运之妙。从而烘托出一个独立于天地之间的飘零无依的凄冷形象。
其次，格律严谨的风格还表现在七律方面。杜甫的七律诗境界始大，感慨始深，无论描写物象，还是抒发性情，皆能脱离旧臼，在短短的篇幅之中，含有思飘云物，律惊鬼神的壮观景象。磅礴飞动的气势，深厚的感情和精严的诗律融合无间，风格沉雄悲壮，慷慨激昂。如《登高》写登高所见江上秋色，抒写晚年到处漂泊，艰难潦倒的处境和无限悲凉的心情。全诗以精心结构的形式，稹密工致的声律和凝练飞动的意象，展示出阔大高远的境界。在一种回旋流荡的旋律中烘托出独立于秋气中的诗人贫病交加而狐独寂寞的形象。前人赞此诗，“一篇之中，句句皆律、一句之中，字字皆律”“而有建甑走坂之势!”
全诗八句皆对，而一气贯注，悲惨而不消沉，是拔山扛鼎式的悲歌，诗歌写得一气盘旋，纵横恣肆，极尽变化之能事，被后人评古右今七律第一。
杜甫将广阔的社会生活全面引到律诗里来，形成律诗强劲的生命力。格律严谨而多变化，声调拗峭，笔黑质实。过多议论，改变了唐诗绝句那种蕴藉含蓄的清丽格调，创立了一种与其沉郁顿挫风格一致的律诗新风格。让诗形式的律动与诗人内在生命的律动同步合柏，由此焕发出诗意来。
四、杜甫“沉郁顿挫”这一风格的形成原因 发现杜甫诗歌主导风格，并逐步将其形成定试论的，可能首推清代诗论家袁枝了。他在《随园诗话》中指出：“人必先有悱恻芬芳之怀，而有沉郁顿挫之作。“人但知少陵每饭不忘君，而不知其于朋友、弟妹、夫妻、儿女间，何在而不一往情深耶?„„”随后，朱彝尊、陈廷焯等人也曾论及，虽然他们这些论述多半是诗话成的，缺乏一定的条理和系统，但由于这个概念首先由杜甫自己提出，且大体上确实能代表杜甫大多数作品的风格特证，因而“沉郁顿挫”作为杜诗的艺术风格逐渐为人们熟知和接受，并且成为今天文学史上人们对杜诗主导风格的定论了。可杜诗这一主导风格又是如何形成呢?究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丰富的生活体验和崇高的社会理想：
艺术来源于生活、丰富的生活体验让杜甫的诗歌内容丰富、包孕万象，而崇高的社会理想引导作者，将他创作的作品为社会为人生服务。
早年受到的封建正统思想教育和家庭诗学的熏陶，使得他“七龄即壮、开口咏凤凰”(《壮游》)开元十九年，杜甫开始了他的游历生活，长期的漫游使诗人感到祖国河山的壮美，开阔了他的视野，陶冶了作者的情操，激发了诗人强烈的爱国之情。“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是诗人对泰山的歌颂，也是诗人对自己的鞭策和自许。天宝五年，杜甫踌躇满志，有志于“致君舜上，再使风俗淳”，怀着“达则兼善天下”的理想再度入京，第二年参加所谓的“有一艺，谐彀下”的制举，在“野无遗贤”的称赞声中，杜甫在仕途上又一次遭受挫折。如果说开元二十三年考场的败北，杜甫不介意的话，那么这一次截然不同了，这次杜甫非但抱负不得施展，生活也开始落拓，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屈辱悲辛生活。诗人天真的幻想破灭了，冷酷的现实迫使他不得不直面人生，正视现实。适过纷繁的社会现象，诗人看到了上层统治者的腐败和广大人民的悲幸。安史之乱起，诗人和广大人民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任左拾遗期间，为谏议政事竟险致死，诗人更加加深了对现实的认识。漂泊西南，诗人变成了一名名副其实的农夫。但诗人始终没有忘记国家和人民的苦难，仍然希望“古来存老马、不必取长途”(《江汉》)“为国效力至死还，愁看直北是长安。”(《小寒食舟中作》)杜甫的一生中，人生仕途是坎坷的。他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疾病缠身，穷愁潦倒、奔波衣食、但仍意弥坚，失志不移。这些所有的一切，磨砺了杜甫，同时也成就了杜甫，因此，丰富的社会人生和救国救民的崇高强烈愿望是形成杜甫“沉郁顿挫”风格的原因之一。
2、多灾多难的社会背景：
杜甫生于全盛时期的唐王朝，却成长、成熟于唐朝帝国由盛而哀的急剧转变时期，他的一生既经历了繁荣昌盛的“开元盛世”，也经历了“流血川原丹”的安史之乱，并看到了安史之乱后唐朝一蹶不振，江河日下的贩落景象。可以这么说，杜甫“沉郁顿挫”的风格形成和他所处在的那个乱世息息相关。杜诗紧扣时代脉搏，同情民生疾苦，关心国家兴衰，由此铸就了杜诗“沉郁顿挫”的鲜明风格。
杜甫的一生始终关注人民：“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对人民的苦难，也有深刻的感受：“靡靡愈阡陌，人烟眇萧瑟，所遇多被伤，呻吟更流血。”(《北征》);希望人民生活得到改善：“谁能叩君门，下令减征赋。”(《宿花石戌》);对待被逼上反路的叛贼：“不可行俭德，盗贼本王臣。”(《有感》)。“指挥过无礼，未觉村野丑。”(《遭田父泥饮》)，一千二百年以前，一个曾侍候过皇帝的人，对待人民的态度竟能如此平等。在多年饥寒交迫的生活的体验中，诗人加深了对人民的同情，一想到人民的痛苦，诗人便忘怀了自己，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在“幼子饥已卒”的情况下，他却“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戌卒”;当茅屋为秋风所破时，他却发出了这样的宏愿：“安得广夏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杜甫始终敢于直面现实，讽谕时事，对统治阶级祸国殃民的种种罪行痛加诛伐。如《兵车行》谴责最高统治者热衷于开边扩土，致使人民流血破产;《丽人行》以华美的词藻描摹杨氏姐妹的豪华衣食和骄傲神态，看似赞赏，实乃讽刺。
诗人的一生都抱着爱国的血诚。“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岁暮》)，诗人对祖国是何等的热爱;“独使至尊社稷，诸君如何答升平”(《诸将》)，诗人对祖国前途是何等地忧虑;“必若救疮痍，应先去蝥贼”(《送韦讽上阆州录事参军》)，这是诗人为力挽国运，拯救人民而开出的药方;“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这是诗人对朋友的殷切厚望，也是诗人的一片爱国至诚，是诗人的终身信条。可以说：“万方多难”的时代，“忧国忧民”的情怀是形成杜诗“沉郁顿挫”风格的又一重要原因。
3、语言有准确性是优良的风格的基础
杜甫并不像他同时代的众多诗人那样，只把写诗作为炫示文才，猎取功名的手段，或者陶治性情，以及应酬交际之用，而是自觉地把诗歌当作“史笔”来写，“文章本是吾家事”，一直到晚年，仍是“他乡阅迟暮，不敢废诗篇”(《归》)。他的目标很高，对自己的要求也就非常严格，务求达到“毫发无遗恨”(《敬赠郑谏议》)的境地。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读书破万卷”(《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他是这样宣布的，也是这样做的，“新诗必罢自长吟”(《解闷》)，他经常改诗。因此杜诗语言精要凝练，准确生动。如被前代人称道的是：“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十四个字中就含九层可悲的意思;他乡作客，一可悲;经常作客，二可悲;万里作客。三可悲;又值秋风萧瑟，四可悲;重九佳节，无有可乐，只有登高，五可悲;独自去登，六可悲;扶病去登，七可悲;病又如此之多，八可悲;年过半百，事事无成九可悲。真是包含无限艰辛，凄泪横流。何其凝练!再如《春望》诗中：“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一个“溅”字，可谓点睛之笔，这泪流得何其多，时间何其长，心情何其惨痛!象这样的例子，在杜诗中俯拾皆是，不可胜数。努力使语句准确、凝练、生动，这也是杜诗“沉郁顿挫”风格形成的原因。
总之，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强烈地表现了为民请命、以天下为已任的怀抱和心声，在诗歌艺术上达到了“超凡入圣”的境地。这种风格，是诗人愁苦潦倒的阅历，忧愤抑郁的思想性格，万方多难的时代以及宏博精深的艺术修养各种因素的统一，使诗人达到现实主义顶峰，对后世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第二篇：浅谈李白和杜甫诗歌风格的差异
前段时间在网上看到这么一段话：作为一个读书人，如果要学习写文章，就看韩愈和柳宗元，学完走遍天下都不怕了;如果学历史，就学司马迁的《史记》或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学完你可以去当政客;如果学宋词，就跟苏东坡和辛弃疾学，学好了可以干掉方文山和林夕;如果学写唐诗，一定是学李白和杜甫。这段话是否过于夸张，我不予置评，但是对于最后一句话，我是完全同意。
如果把唐诗比作一座让人抬头仰望的山，那么山的顶峰一定是李白和杜甫。而作为在唐诗领域中最为出色的两个诗人，其诗歌却是风格迥异。
李白是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被后人尊称为“诗仙”，他的诗风豪放飘逸洒脱，正如他的人一样。他出生于盛唐时期，但因不满那政治的黑暗，弃官从文。他没有杜甫的沉郁，有的是一分潇洒，一份自由。李白向往的是游仙问道的生活，所以才有《梦游天姥吟留别》的佳作。“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千岩万转路不定， 迷花倚石忽已暝。熊咆龙吟殷岩泉，栗深林兮惊层巅。云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烟。列缺霹雳， 丘峦崩摧。洞天石扇，訇然中开。青冥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这样美妙的景色可能只有李白才能写出吧。同时李白是社会的一员，他也关心现实生活，痛斥战争，同情百姓。但毕竟李白的黄金创作期是国家最强盛的时候，到处莺歌燕舞，他写他看到的东西，大部分就是花、酒、剑、歌、月，洒脱无极限。李白是盛唐文化孕育出来的天才诗人，盛唐诗歌的气来，情来，神来在李白的诗歌中发挥得淋漓尽致。他的诗歌创作，充满了发兴无端的澎湃激情和神奇想象，既有其实浩瀚的壮观奇景，又有标举风神情韵而自然天成的明丽意境，美不胜收。有人这么说：“李白的魅力，就是盛唐的魅力。
而杜甫是衔接盛唐和中唐的一位伟大的诗人，他的创作风格也是别具一格的，当然，这和他的身世遭遇也是分不开的。杜甫生长在一个奉儒守素的家庭之中。同许多唐代诗人一样，他怀着巨大抱负的心思，一心要为国家尽力。但到了公元746年，他参加一次李林甫设好骗局的考试，落第之后不久，又回长安，数度希求汲引，但都落空。十载长安，历尽辛酸。但同时，他看到了民生疾苦，时刻关心国家安危。安史之乱后，他几经周折，当官，被贬。最后开始了他晚年飘泊西南的生活，并最终病死于穷困潦倒之中，十分凄凉。我觉得，使杜甫形成其独特的创作风格显然是同他的身世遭遇息息相关的。杜诗的不同风格，与其不同时期不同境遇，或同一时期不同心境似有关系。当他生活坎坷，颠沛流离之时，他的家国之思身世之感便自然涌出，悲歌慷慨，诗歌往往表现为沉郁顿挫。当他的生活稍为安定时，他就写一些萧散自然的诗。成都草堂的一段时间，就有不少这类作品。
如果说李白是从天上降临人间的"诗仙"，杜甫则是从地上经过修炼而升起的"诗圣"。李白的诗具有火热的激情，有超凡的气势和豪迈的精神，更关注理想和未来，更具创新性。杜甫的诗沉郁顿挫，情感内敛，曲折迂回，更关注现实和民生，更具继承性。李白代表着青春，张扬个性，抒发自我，有一种勃发之气。杜甫代表着暮年，老成持重，千锤百炼，有一种人工的锻造之美。
《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那“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的杜甫，即使在“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心酸低贱生活中，依然不失他那济世苍生的梦想，“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是真正的贵族大家心态，贫贱不改其志，自己的安危生存置之度外，心中挥之不去的梦想依然是民众，比他更不幸的人。每每念起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吟哦时，令人发背沾衣，惭愧不已，敬仰之极。有谁能了解他“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的远大志向呢?自我心目中，杜甫先生不仅是精瘦清癯的老者形象，他更是无可拘牵的理想主义者!从这点而言，老杜的沉郁之外更有飞扬的一面，节操高洁才是他的本色。
李白和杜甫虽然有着很多差异，却有着深厚的友谊。因为在他们两人的心中同时也有许多共性的东西。他们的心中都充满了爱，爱人民，爱山水，爱才，爱酒，爱诗。他们都一生钟情于、献身于真善美。于是，李白和杜甫成为了唐诗史中优势互补的榜样、求同存异的楷模。
第三篇：李白和杜甫诗歌风格比较
李白和杜甫是中国唐代诗歌的乃至中国古代文学的两座高峰,我们分别称他们为“诗仙”“诗圣”.他们共同经历了唐王朝由极盛到**的历史。面对这个乱世,他们形成了迥然不同的诗歌艺术风格和个人性格。
李白诗歌的风格形成于唐帝国最强盛的年代,以抒发个人情怀为中心,咏唱对自由人生个人价值的渴望与追求。(《中国文学史》)他的诗自由奔放明白顺畅想象丰富气势宏大。他继承了自《楚辞》以来的浪漫主义传统发展出自己独到的风格。
杜甫的诗歌风格形成于安史之乱时期并逐渐在苦难中成形。杜甫深入社会并关切政治和民生疾苦,重视写实。他背负着对国家和民族任务的沉重责任忠实描绘时代的面貌和自己内心的感受。杜甫“没饭不忘君”,艺术风格沉郁顿挫.自中唐到宋代以来都继承了杜甫的写实风格.尤其是宋代江西诗派更是杜甫视为宗祖.他的影响力巨大.
李白年少时博览群书,“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他还仗剑任侠,“十五好剑术,遍于诸侯”。(《中国文学史》)他年少是曾广有游历。这一切都对李白自由奔放的性格形成有重大影响，还直接导致了他诗歌浪漫主义风格的形成。李白尚武轻儒，轻财好施，喜欢豪饮。他的人生理想既是超脱又是积极入世的。他的人格魅力也是别人所不能及的。
杜甫出身于官宦世家，其祖父杜审言是初唐重要诗人，所以对杜甫来说从仕与诗歌都是家业。他曾对儿子说“诗是吾家事“。杜甫深受儒家文化教养，终身都有辅佐君王的愿望，又加上自身一生的穷困潦倒，从而形成了他忧国忧民悲天悯人的性格。他的诗歌也因此偏重于现实主义。
李白终其一生都徘徊在出仕与高蹈之间。他在《蜀道难》中着力描绘了秦蜀道路上奇丽惊险的山川，从中透露了对社会的某种忧虑，他说“黄鹤之飞尚不得过”“剑阁峥嵘而崔嵬”这可能是对当时政局混乱他抑郁不得志的一种隐喻。在他的《行路难》中他用“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等太行雪满山”来形容自己艰难处境。由于当时高力士杨国忠的受宠，贤士都被据在朝门之外，因此他发出了“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的悲叹，但他的乐观主义天性又使他对理想追求都是执着的。他唱出了“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充满信心与展望的强音。在《夜泊牛渚怀古》中他写道“登舟望秋月，空忆谢将军。余亦能高咏，斯人不可闻。”借用谢尚知遇袁宏的典故来表明自己的怀才不遇渴望知音的心情。以上都说明李白对仕宦生涯是积极的。而另一方面李白又受道家的影响，不时又有高蹈出世的想法，而且他也曾在深山隐居过。在《庐山遥寄卢侍御虚舟》中他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手持绿玉杖，朝别黄鹤楼。五岳寻山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表现了他对道家的崇信和对儒家的嘲弄和摆脱世情追求神仙生活的感情。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他描写奇幻的梦境表达了对神仙世界的向往，最后他说“安能催眉事权贵，使我不能开心颜”表明了自己洁身自好不同流合污的志向。可以说李白的一生都在出世入世的矛盾中彳亍着。
而杜甫就简单的多。他一生都在谋求获得官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进雕赋表》)。他一生都相信自己能有朝一日“致君尧舜上，再使民风淳”。这种精神一直渗透在杜甫诗的字里行间他的七律《登楼》“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
1 侵。可怜后主还祠庙，日暮聊为梁甫吟。”这首诗十分能体现杜甫诗歌的特点，诗开头就以景色引出作者心绪，与“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一样有动人的对比。其后写出“万方多难”的境况，最后写出个人报负，他想像诸葛亮一样建功立业。全诗即景抒情写山川联系古往今来社会的变化，说人事又借助自然景物，互相渗透互相包容。熔自然景物国家灾难个人情感于一炉，体现了诗人沉郁顿挫的风格。他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写的是唐军攻克安史老巢后诗人听到消息后的喜悦。全诗以流走的音韵真挚的情感快速的节奏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的《登高》全诗对仗工整，写景抒情融合一体。前两联写景，后两联结合自身衰老，归结到零落潦倒的根源。其中“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更是千古名句。
在诗体上说李白擅长古歌行体，擅长五七绝句，他性格自由奔放使他不囿于格律音韵，他的《蜀道难》长短参差，他的《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云》的前两句“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使用的是散文句法。而杜甫精于音律，擅长铺陈排比。因此律诗尤其是七律是他的长处。在诗的音美形美的方面李白稍逊于杜甫。而在风格美方面，李白的飘逸豪迈，谈吐天然是别人所不能学的。李白直抒胸臆多，乐则大笑悲则大号。而杜甫的诗多含蓄曲折沉郁顿挫。这也是年轻人多喜欢李白而思想成熟的人多喜欢杜甫的一个原因。
李白热爱现实生活中的一切美好事务而对不合理现象毫无顾忌的投之以轻蔑。这种已被现实所牢笼却不愿接受想征服现实的的态度，与杜甫那种始终以严肃的悲悯的心情注视关心祖国人民命运那种现实主义精神是相反而本质又相同的。用韩愈的话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他们的艺术成就和高风亮节永远是中国文化的代表。
李白与杜甫诗歌风格的比较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韩愈)李白和杜甫共同经历了唐王朝由极盛到**的历史，形成了迥然不同的诗歌艺术风格。我们分别称他们为“诗仙”“诗圣”。
李白诗歌的风格形成于唐朝最强盛的年代,以抒发个人情怀为中心,咏唱对自由人生、个人价值的渴望与追求。他继承了自《楚辞》以来的浪漫主义传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感情热烈，气势宏大，想像丰富，语言清新，富有浪漫主义色彩。比如，蜀道雄奇险峻，难以表述，李白却能以变幻莫测的笔法，在《蜀道难》中艺术地展现了古老蜀道逶迤、峥嵘、高峻、崎岖的面貌。用“五丁开山”“六龙回日”等神话传说，写出了历史上蜀道不可逾越之险阻;写黄鹤不得飞过、猿猱愁于攀援，映衬出人在其上行走难上加难;摹写神情、动作(“扪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抚膺坐长叹”)，险危之状如在眼前;借景抒情(“悲鸟号古木”“子规啼夜月”)，使人闻声失色，烘托了蜀道之难;运用夸张(“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极言山峰之高，绝壁之险，渲染了惊险的气氛。
2 李白的人生理想既是超脱的又是积极入世的。他在《蜀道难》中着力描绘了秦蜀道路上奇丽惊险的山川，从中透露了对社会的某种忧虑。他说“黄鹤之飞尚不得过”“剑阁峥嵘而崔嵬”，这可能是对当时政局混乱，他抑郁不得志的一种隐喻。但“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他的乐观主义天性又使他对理想的追求是执着的。
杜甫的诗歌风格形成于安史之乱时期，并逐渐在苦难中成形。杜甫终身都有“致君尧舜上，再使民风淳”的愿望，又加上自身一生的穷困潦倒，从而形成了他忧国忧民、悲天悯人的性格和格律严谨、情感内敛、沉郁顿挫、充满现实主义的艺术风格。《兵车行》为历代所推崇，它揭露了唐玄宗长期以来的穷兵黩武，连年征战，给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在艺术上寓情于叙事，诗人激切奔越、浓郁深沉的思想感情，都自然地融汇在全诗的始终，诗人那种焦虑不安、忧心如焚的形象也仿佛展现在读者面前。
在诗体上，李白擅长古歌行体，擅长五言七绝，他性格自由奔放使他不囿于格律音韵，他的《蜀道难》长短参差。而杜甫精于音律，擅长铺陈排比，因此律诗尤其是七律是他的长处。李白直抒胸臆多，乐则大笑，悲则大号。而杜甫的诗多含蓄曲折、沉郁顿挫。
第四篇：论杜甫诗歌的写景
—杜诗漫卷物景载深情
汉语言文学四班 2008级 蒋颖
摘 要：
杜甫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歌内容丰富，艺术风格更是多样;杜诗也因沉郁顿挫、萧散自然的诗风和独特的写景审美艺术成为华夏诗坛上一株的绚丽奇葩。杜甫诗的景与情达到了完美的融合。他扩大律诗的表现范围和表现手法出神入化地创作出浑融绝妙的意境;来表达他一生“穷年忧黎元”、“致君尧舜上”的壮志和怀亲恋家的桑梓之情。 关键词：杜甫;杜甫诗;写景;情与景
杜甫是唐代诗歌的集大成者，被人们誉为“诗圣”。他的思想主要是以孔孟思想为主的儒家思想。作为多产作家的杜工部，为中华文明奉献了一千四百多首诗歌。杜甫诗歌不仅内容丰富，而且风格多样;其诗涉及宴游、羁旅、咏怀、时事等诸多内容，诗风除了沉郁顿挫之外，还有从容优雅的萧散自然之风。
但是，杜甫生在与历代盛世一样富饶和繁荣，而且科举用人制度又完善的开元盛世，这就注定了他一生仕途的坎坷与艰辛。人才选拔是不问门第，士庶同等，“贫穷无有种，富贵不选人”的较完善的科举制度;要完成入仕为官“穷年忧黎元”的壮志谈何容易!实现抱负之年已是盛世摔跌之秋，那“致君尧舜上”的理想又如何圆梦?可是在杜甫坎坷颠簸的苍凉人生中，他仍困苦不忘怜百姓，潦倒还思乱国都。这样一位心系苍生、思故念国的苦命文人为唐代的诗空上，增添了一颗怀儒家“仁爱之心”、光与爱都普照万物的绚烂辰星。
品读杜甫的诗歌离不开“情”“景”二字。在《姜斋诗话》中，王夫之有云“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分。神于诗者，妙合无限。巧者则有情中景，景中情。”王国维也说“一切景语皆情语”，杜甫诗歌中的写景艺术与情感之间的完美切合就是其诗歌价值的最好体现。
杜甫的诗歌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的创作：一是三十五岁以前的青年读书漫游诸国时期，二是三十五到四十八岁的困居长安求仕时期，三是四十八到五十八岁的西南漂泊时期。在这些不同的生活时期，杜诗的“情”“景”艺术表达均各异。
杜甫年轻的锦绣时代真是唐朝最繁荣的开元盛世。时代赋予了他自信和朝气，怀抱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 (《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卓越抱负;杜甫迈进了自己理想的人生世界。杜甫早期的诗作中就有所反映。《孟子尽心上》中孟子称“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而杜甫在《望岳》中写出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泰山雄风，“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此四句杜甫远望泰山，气势浑浩雄奇;如此开阔壮丽之景，作者胸中盈溢着的更是满腔自信和壮志。年轻的杜甫如孟子所说的孔子一样，有着襟怀抱负、积极进取的泰山之志。诗中“岱宗夫如何”更是对泰山冲霄参天，郁乎苍苍的惊叹，把胸襟抱负，壮志豪言寄予笔下如此之诗境，诠释出了青年杜甫无限生命张力。可见杜甫诗作技巧运用之纯熟而完美。此诗情与景的天然融合突出了杜甫在写景寓情处理问题上有独特的审美艺术。
乾元二年(759)秋，杜甫弃官华州，携家流寓秦州。他兄弟五人，四个弟弟颖、观、丰、占，此时唯杜占随行，其余则散处异地。叛军作乱，形势紧张，自己也衰病困窘，对音信不通的弟弟们倍加思念，在凄清孤寂之秋夜作下《月夜忆舍弟》这首动人且凄楚的忆弟诗。 戍鼓断人行，秋边一雁声。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 寄书长不达，况乃未休兵。
孤雁失群、月光无人赏，凉秋之景字字忧伤，“雁”、“秋”这两个意象常被诗人们结合起来表达悲秋伤怀之情。一句“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到出故乡无人赏那皎洁明亮的月亮，但是美丽的夜中月光越是明亮，思乡忆弟之情更切。作者笔下乐景，反衬出的是家愁国难的哀伤之情，作者还用尾联的“寄书长不达，况乃未休兵”将对战乱的厌恶和对黎民百姓的担忧表现得含蓄蕴藉，深情无限。
在安史之乱前，在漫游列国时先后与李白、高适、严武结下深厚的友谊。至德二载(757)，李白参加永王李璘幕府，后李璘因与其兄肃宗争权，兵败被杀，李白受牵连，坐系浔阳(今江西九江)狱。故杜甫作《梦李白二首(其一)》表达自己对友人对时局的态度。 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 江南瘴疠地。逐客无消息。 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 君今在罗网，何以有羽翼? 恐非平生魂，路远不可测。 魂来枫林青，魂返关塞黑。 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 水深波浪阔，无使蛟龙得。
担忧兄弟李白的安危，杜甫忧念成梦，满屋落下的月光照亮了房间，好像在月光中都能清晰的看见李白的面容，转眼即逝的月景不在，但是友人的容貌在落月残光中犹存。“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一句把诗人对友人的想念和担心表现得淋漓尽致;李白之罪因政治的黑暗而起，同时也看得出杜甫对政治黑暗的强烈抗议。诗中“青”“黑”鲜明的颜色对比更加突出诗人对友人的担忧之情。巧妙地色彩运用加之冰凉苍意的月光使整个意境潇然凄凉，精心的创设虚幻意境让感情的表达水到渠成，杜甫的诗物载情递意之功不可谓不妙。
又如杜甫在安史之乱平定以后的诗歌，《绝句四首(其三)》。 两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安史之乱平定之前的生活使杜甫没有力气再冲天叫出泰山的壮言，剩下也就是忧伤悲凉的忧国思亲罢了。表面看是句句写景，黄鹂、翠柳、白鹭、雪、船构成了一幅淡雅清新、祥和的画卷，美不胜收。该诗的色彩明亮活泼，黄、翠、白、青四种鲜艳的色调组合更加表明了作者开阔舒畅的心境。景中无一字言意，但字字含情，平定安稳的苍生生计，社会祥和、家庭温暖这些不正是杜甫所期盼的吗?与早期的《望岳》相比，此诗消去了不少豪情，却增加了几分谙世的柔肠喜悦，可见，有着不安命运，历经亲人离散、贬谪离家的痛苦后，杜甫已经淡然明知自己的“致君尧舜上”找不到出路了。单就这派生机祥和之景不难看出，杜甫心中的“穷年忧黎元”没有逝去，存在的还是那一直执着爱及苍生的忧国忧民思想。多意象构成作者的情感因子，在湛蓝苍穹里一切都是和谐的存在，诗中情感也溢出画卷，乱后的安定得之不易，作者的喜情快意巧妙地通过小小的黄鹂、白鹭已经传给每位读者了。
杜甫四十八岁以后，在西南漂泊。经历了丧子的悲痛，好友严武之死的杜甫已未老先衰，体弱多病，最后四处漂泊死在湘湖孤舟上。一代文豪就这样凄凉惨淡的境地中陨落了，让后人们难免不心痛。 杜甫后期有《春夜喜雨》、《蜀相》、《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登高》、《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岁晏行》、《秋兴》等大量作品。杜甫的诗歌有“诗史”之称，诗歌的内容记录了开元盛世以来的大量时事，大量的作品都是描写战乱，人民疾苦;表达的情感有很强烈的政治倾向。这也根源于杜甫自身的儒家思想，“仁”与“爱”让杜甫追求“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丞丈二十二韵》)的政治抱负和“穷年忧黎元，叹息场内热”(《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忧民思想。这些诗作中的写景也是致力于杜甫此阶段的心境的展现。
作者老年的形象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展现得极佳，“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归来倚仗自叹惜”，“欺”、“倚”二字把作者年老被人欺，毫无还击之力的窘迫处境刻画尤为深刻。“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杜甫这“己饥己溺”的仁者情怀感动了古今众人，这种崇高的精神支撑了杜甫所有的细胞，他全身都是爱国忧民的热血在流淌，不论他身处的环境何其艰苦与困窘;杜甫执着于政治追求的信念可以与屈原媲美。而诗中前五句“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罥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这是一处多么苍白之景，秋风萧煞一片乱物被卷走，风无情不止就像岁月刮过脸庞，留下的只有沧桑之褶皱老肤。杜甫人生也似这般茅草一样飘散无依;更无归处，孤苦伶仃;终身没有找到出仕与入仕这两种相对立又相补充的平衡力，“致君尧舜上”是为杜甫悲剧的一生着上了苍白色调而已。伤情与哀景同样寒彻人心，生命殆尽的无奈预示着杜甫一生之景将被历史悲情的夺走。
悲天悯人的现实主义情怀中有着多少人间喜怒哀乐，或者豪情万丈，或是畅快愉悦，或是壮志难酬，或是思亲念故...... 杜诗沉郁亦顿挫，命运跌宕也起伏，明调淡景一朝雨，怡画哀情数代风。黄昏、月夜、春雨、秋风等无数的杜诗之景都承载着一代文豪的深情。让我们永远牢记杜甫那为了黎元苍生的满腔热忱，不忘杜甫那伟大的执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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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论杜甫诗歌的意象美
浅谈杜甫诗歌意象的特征
杜甫生活在唐王朝由强盛走向衰落的时期，一生颠沛流离，忧国忧民，以其最为自觉、最为深沉的社会意识，穷毕生精力和天才创作诗歌，存世一千三百多首。其诗把个体人格融入广阔人生，襟怀博大，至情至性，内蕴深广，众体兼善，素有“诗史”之称，其人享有“诗圣”之誉。为何杜诗在唐代达到了中国古代诗歌艺术的最高成就?本文试从诗歌意象方面作简要分析。
一.诗歌中的意象及其重要审美作用
意象是客观物象与诗人主观情思融合的产物。在诗歌创作过程中,客观景物感情化了,主观情感融合在景物刻画之中。既然呈现在诗中的景物都经过诗人主观情思的熔铸,并且被诗人情感的链条连接起来,意象中的“意”(主体情感、感受)和“象”(客体形象、性质)之间的结合状态就会呈现种种差别。 古今中外的诗人、学者对意象的创造及其审美作用都很看重。大体说来,六朝盛唐诗歌意象中的“意”和“象”大体是均衡的,景物的形貌、色泽和时空状态是真实的、客观的,没有被主体的情感意志所改变。魏晋六朝诗在描写客观景物时强调形似,强调准确地表现客观景物的形态和特点。这一点既体现在当时的诗歌创作中,也反映在当时的文论和诗论所提倡的“形似论”中。刘勰论述“窥意象而运斤”，即指诗人当以审美意象构筑其艺术世界;司空图提出“离形得似”的主张，鼓励诗人“略形貌而取神骨”，追求艺术的神似。盛唐诗歌不再像六朝诗歌那样追求形似,而是追求“神似”,但仍然是真实地摹写物象,意象中的主观情意和客观物象还是处于平衡和谐的状态。因此诗人往往善于塑造特定意象来含蓄地抒发自己的情感。同一民族、同一文化背景下的人往往创造出带有自己民族文化情感的特定意象，比如“鸿雁”“杨柳”“菊花”“月亮”“杜鹃”“梅花”等。
二、杜甫诗歌意象生成的特点及其审美价值
杜甫在诗坛的崇高地位固然与其诗内容丰富、思想深刻题广泛等因素密不可分，还与杜诗在艺术技巧上的变革创新紧密相联。在杜诗中,描写景物出现了一种新的形态,即强调和凸现审美主体对客观景物的独特的感觉,包括瞬间的错觉、幻觉,从而营造了一种超越客观真实的、别具意趣的审美意象。可以说杜诗独开生面，“一变前人而前人皆在其中”，创造性地营造 1 丰富的意象，精确地传达出诗人内心的复杂意绪，蕴涵着巨大的艺术魅力，给人以强烈的美的震撼。
(一)、意象个性化与杜诗的艺术风格
杜甫在多年的诗歌创作实践中，推陈出新，形成了个性鲜明的意象群。这些意象群，都浸透着诗人伤时忧国、爱民悯生的情感，带有浓厚的悲壮色彩。杜甫素怀大志，自许甚高。他“七岁思即壮，开口咏凤凰”(《壮游》)，立志 “窃比稷与契”，要“再使风俗淳”，对自己充满信心，自觉地赋予自己以时代的使命感，流露出自致隆高、凌跨世俗的强烈愿望。正是这种雄豪的性格、伟大的抱负、高尚的人格、阔大的胸怀，使杜甫在创作倾向上推崇笔力雄强、气象阔大之作，在创作实践上追求阳刚之美。体现在对意象的独特选择上，就决定了杜诗的物象选择必然会倾向于具有阳刚之美的阔大物象，表现出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审美价值追求。
于是体现在杜甫笔下的自然景象，则为“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等极为雄壮阔远的高山巨泽、长空大川等意象选择，表现了诗人广博的襟怀、强大的精神力量及人格魅力。而体现在杜甫的咏物诗中，则以对凤凰、马、鹰、雕一类雄强刚猛的动物的歌咏为主。“凤凰” 是杜诗中独具个性的意象。凤凰是我国古代传说中的神鸟，据说凤凰出现则天下太平。自从七岁咏凤凰以来，杜甫就越来越有意识地以凤凰自况。这能带来太平祥瑞的凤凰，不就是他伟大抱负的象征，不就是他的图腾吗?《朱凤行》里那只处境艰险，穷愁潦倒，孤无俦侣，却心系百鸟，犹“愿分竹实及蝼蚁”的仁爱善良的朱凤形象，正是诗人自身仁民爱物的象征。诗人在诗中热切地呼唤它的降临，“干戈兵革斗未止，凤凰麒麟安在哉”(《又观打鱼》);甚至愿献出自己的血肉之躯：“我能剖心血，饮啄慰孤愁。心以当竹实，炯然无外求。血以当醴泉，岂徒比清流。”(《凤凰台》)再看诗人笔下的马：“胡马大宛名，锋棱瘦骨成;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房兵曹胡马》)这首诗借马之神清骨峻、昂藏不凡意象，言己之壮志雄心，充分表现了作者一往无前、以天下为己任的英雄主义气概。在《画鹰》里，诗人以鹰自比，不仅“竦身思狡兔，侧目似愁胡”，更期待着“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诗人这种抱负和情怀，精神和气魄，至老而弥盛，更增一种不妥协之心。如《瘦马行》《病马》等诗无不表现出杜甫虽至暮年而壮心不减，鞠躬尽瘁，忠心耿耿的形象。这些诗都将主体感情注入客体之中，诗人之情志与客观之事物有机契合，使其意象更加鲜明，内蕴更加深广。诗人的致远雄心和疾
2 恶刚肠所体现出的忠君爱国，必然升华为对人民命运深切关注的仁民爱物。前者所体现的英雄情结与后者所体现的人道情怀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
由此杜诗还表现出对微小柔弱的或被摧残遗忘的物象的歌咏与关注。如《孤雁》：“孤雁不饮啄，飞鸣声念群。谁怜一片影，相失万里云。望尽似犹见，哀多如更闻。野鸦无意绪，鸣噪亦纷纷。”战乱频仍，人民漂泊流离，诗人同情悲切之心流露无遗。全篇皆以审美主体对客体的观照立言，客观物象鲜明地打上诗人主观感情之烙印，构成特色独具的意象，诗歌意蕴内藏，思想容量极大。在对小生命的观照中，形象地展现着作者的精神世界。爱憎分明，至情至性，真是“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鸟山花吾友于。”
此外，病树、病桔、枯棕、古塞、秋云、残炬„„甚至高江、急峡、危城、孤舟、啼猿、翔鸟、落花、落日、寒月等等;以及那辛苦的织女，堂前扑枣的老妇，重负下呻吟的老农，新婚成别的夫妻;那巧取豪夺的官吏，骄横跋扈的将军，粗暴无理的恶少，长安水边的丽人等，都成为颇能代表杜诗风格的意象，表现了诗人杜甫对中兴济世的热切，对淆乱乾坤的指斥，对横行霸道的愤慨，对漂泊流离的悲伤，对生灵涂炭的悲悯，对物力衰竭的惋惜，对博施济众的赞美。 总之，杜甫一生不管穷与达、安与危，都始终充满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抱着以自己的生命去殉所热爱所从事的事业的坚定信念，“上感九庙焚，下悯万民疮”，其气至大至刚，其情至悲至痛;而其独具个性的诗歌意象，融自然景物、国家灾难、个人情思为一体，寄慨遥深，使真实壮阔的时代生活画面罩上了凝重深沉的忧郁色彩和悲剧气氛，感情豪壮悲怆，笔触苍老遒劲，鲜明地形成了杜诗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其意象生成的或“喷薄而出”“壮丽高朗”的阳刚之美，或“透彻温醇”“情韵缠绵”的阴柔之美，只不过是其诗歌风格的两个不同侧面而已。杜诗在其独特的诗歌意象中把家愁国恨交织起来，深刻地表现了正直知识分子的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命运休戚相关，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典型意义，这正是“沉郁顿挫”的精神实质。
(二)、意象的密集组合及其对近体诗自身格律限制的克服
诗歌意象的组合或跳跃，是一种最凝练精粹的意象表达方式。中国古典诗词意象的组合，借助了汉语语法意合的特点，词语与词语、意象与意象之间可以直接拼合。这就犹如电影里的蒙太奇手法，一个意象接一个意象，一个画面接一个画面，镜头之间留下大量的空白，让读者根据生活的逻辑、经验的积累和自身的修养去补充完善。这种高度浓缩的诗句，最大限度地增强了诗歌意象的密度和诗句的力度;不仅使诗中的意象群鲜明突出，而且为读者提供了联想与想象的广阔天地，具有极大的审美价值。
同李白诗歌意象的“疏宕”不同，杜诗善于把若干意象压缩在一句诗中，密度大，容量也
3 大，显得凝重老成深厚。比如被誉为“古今七律第一”的《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整首诗的意象组织得十分紧密，特别是首联和颈联，意象一个接一个，层出不穷，用字遣词极为精当，无一虚设。“万里”一联关合多层意思，且不觉堆砌，历来为人所激赏。另有人则云他乡作客一可悲，经常作客二可悲，万里作客三可悲，况当秋风萧瑟四可悲，登台易生悲秋五可悲，亲朋凋零独去登台六可悲，扶病而登七可悲，此病常来八可悲，人生不过百年却在病愁中过却九可悲。这里万里、悲秋、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诸多意象交错组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序而无时序，交织共时，一目尽收眼底。诗中秋景已非夔州实录，而是“离形得似”的艺术幻境;诗中悲秋之情也不仅是杜甫个人独有的情绪，而是从个人生活经验中提取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审美经验，真正做到了“写现实而超越现实”。再如《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发搔更短，浑欲不胜簪。”意象之密集，组合之紧凑，非如此不足以道出此诗的丰富、复杂、曲折、隐微、沉痛之处。首联“国破”的残壁与“城春”的生机蓬勃构成鲜明对比，突出勾画了长安沦陷后的破败景象，寄寓了诗人感时忧国的深沉感慨。司马光赞赏道：“古人为诗，贵于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近世惟杜子美最得诗人之体。如此言‘山河在’，明无余物矣;‘草木深’，明无人迹矣;花鸟，平时可娱之物，见之而泣，闻之而悲，则时可知矣。”
杜诗在以天然景物构成意象时，还开创了意象叠加的方法，即全用实体性的名词意象拼接浓缩，省去诸名词意象之间的关联词语，“语不接而意接”，以高度的诗化语言，扩大了近体诗的容量，达到了言约义丰、以少总多的艺术境界，增添了审美价值。如“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登高》)“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旅夜书怀》)“三年笛里关山月，万国兵前草木风”“含风翠壁孤云细，背日丹枫万木稠”(涪城县香积寺官阁))“日月笼中鸟，乾坤水上苹”(《衡州送李大夫七丈赵广州》)等都是意象密度极大的句子，其意象间形成一个个断裂的空白，造成意象间的脱节;实际上这是诗人有意为欣赏者留下的空白，它延长了欣赏者的审美感知过程，增加了审美趣味。此种意象叠加法，杜甫以后仿效者渐多，且不乏佳构，如“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等;柳永、马致远等人也有精妙的借鉴与创新。杜甫对意象组合方式的开拓与创新，克服了近体诗自身的局限，扩大了这一体裁的容量，丰富了近体诗的表现技巧，使诗人情感的表现更为自由灵活多变，从而使近体诗具有一种异于古诗的新的审美特征。
(三)、意象的新奇构造及其所产生的独特的审美效果
4 当诗人独特的感受与情感不能在客观事物中找到合适的表现形式时，诗人就会凭借自身的想象力，对客观事物加以变形重铸，让心灵孕育的意象，以新奇的构造方式妥帖地传达诗人的情意。杜甫有诗云：“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 他总是自觉地造语作新，尤在诗歌语言上“独开生面”。为此，后人曾指责杜甫：“在于好奇，作意好奇则天然之致远矣„„细观之，觉几回不自在。”其实，“作意好奇”正是杜甫自觉的追求，“不自在”正是杜甫诗歌陌生化的效果。诗人往往用紧缩省略、颠倒错综、反接实描、动词变义等种种变形方式，使语序多“以意为之”，铸成新奇别致的意象形态，显示出一种新的审美追求与审美特征。这种变形看似“反常”“无理”，然而它却更深刻更有力地显示着所描写事物的本性、神髓、风采，因而具有着“反常合道”“无理而妙”的特点，形成了审美意象的灵趣与奇趣。它看似破坏了先前意象的自然亲切感，却具有一种新奇性与陌生感，给读者留下了艺术想象和再创造的空间，增强了诗歌的艺术魅力。如“碧瓦初寒外”(《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初寒”之气充塞宇宙间，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碧瓦何能独居于外?但只要我们充分调动审美经验和想象力，领悟到诗人因瓦之碧色联想到草木之青翠，再由“悲哉秋之为气也，草木摇落而变衰”这一生活经验，则眼中之碧瓦的的确确独居于寒气之外;而且仰视巍巍玄元寺，感觉碧瓦之高已超然乎充塞于天地之间的寒气，则非“外”字不可了。诗句借碧瓦之实体，将诗人对高耸壮丽的玄元寺的独特感受和拜谒时的崇敬心理传达给读者。再如“星临万户动，月傍九霄多”(《春宿左省》)，月或有“言圆缺，言明暗。言升沉，言高下，未有言多少者”，“今曰‘多’，不知月本来多乎?抑傍九霄而始多乎?不知月多乎?月所照之镜多乎?”叶燮指出这一“多”字有“不可名言”之妙：“试想当时之情景，非言明、言高、言升可得，而惟此多字可以尽括此宫殿当前之景象。他人共见之，而不能知、不能言;惟甫见而知之，而能言之。”其实“多”只是感受，是诗人任拾遗值班时因忧国事不成寐而看月的独特感受，其中不乏诗人夜宿左省的甜蜜幸福感。故只有“多”字才足以表达他复杂的心绪。
从某种意义上说，诗是想象力的竞赛，创构新意象，让意味与诗的形式得到最完美的化合，乃是诗人神圣的使命。杜甫创构的新奇意象乍看悖于常情常理，实则是利用所谓“阻拒性原理”与“陌生化”原则，使那些已变得惯常的或无意识的东西陌生化;而那些从个人生活经验中蒸馏出来的细节，经由诗人主观感情的点化，并用自己独特的用词遣句、意象结构，形成个性化的情感意象，创造出全新的感觉世界。如《放船》中的“青惜峰峦过，黄知桔柚来”，由第一眼的印象到引起感受的情绪，再到理性判断，秩序井然，不正是“意识流”所追求的效果吗?试看“经心石镜月，到面雪山风”(《春日江村五首》)这样的语序，不是惟妙惟肖地绘制出了诗人因感受的强烈才引起对事物的关注的思维轨迹吗?杜甫还善于利用汉字的
5 视觉性，将一些客观上无序的共时画面组合成有序的诗的语法，看似不经心实则精确地表达了自己的感受，获得了独特的审美效果。如“桃花细逐扬花落，黄鸟时兼白鸟飞”(《曲江对酒》)，在自然界，桃花、扬花本是错杂纷下，而黄鸟、白鸟也无所谓谁伴谁飞;一经杜甫组织入诗，“逐”“兼”二字顿然化无序为有序，而人情便宛然在其中。这种新奇的意象构造，开创了由具有现实特征的意象向超现实的意象迈进的物化抒情方式，突破了旧的审美心理规范，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这在中国古典诗歌意象形态发展过程中，无疑是一个里程碑。
主要参考文献：
① 陈贻焮《杜甫评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② 邓魁英、聂石樵选注《杜甫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③ 江裕斌《试论杜甫对诗歌意象结构与音律的开拓与创新》(见《文艺理论研究》1991年第2期)
④ 郎保东《审美意象的趣味》(见《文艺理论研究》1991年第5期)
⑤ 林继中《杜诗情感意象的一种构图方式》;姜耕玉《论诗歌中的联觉意象》(均见《文艺理论研究》199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