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国内形势与政策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关键词]国际力量;国内政治;对外经济政策选择[摘要]对外经济政策选择的研究在国际政治经济学框架内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和国际关系研究最重要的领域之一。
第一篇：国内形势与政策论文
国内小学课后托管政策与相关研究综述
在我国，大多数家长没有办法在孩子放学后及时接回家，小学生在放学后无人监管已成为我国当前一个十分普遍的现实问题。
在当前这样的困境下，家长们由一方或双方轮流早退接孩子放学，或由老人来带孙辈，或是雇佣保姆或小时工。但不难看出，无论哪一种方案，都有其弊病，是迫不得已的无奈选择。
面对课后托管的现实需求，国内一些省市出台了应对办法，浙江、上海、南京、济南等地相继出台了相关文件，鼓励各地区和学校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自主探索。本文试对国内小学课后托管政策与相关研究进行分析和综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建议。
一、国内部分省市的小学课后托管相关政策及比较分析
1.部分省市出台的相关政策
（1）北京。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在2014年1月26发布了《关于在义务教育阶段推行中小学生课外活动计划的通知》，提出按照 “政府主导、社会支持、学校组织、学生自愿”的原则，通过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形式，开展体育、文艺、科普等形式多样的社团活动，全面提升北京市中小学生的综合素质。[1]
（2）上海。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在2014年2月7日出台了《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做好本市小学生放学后看护工作的通知》，提出开展放学后看护服务的学校要覆盖所有公办小学（民办小学参照执行），看护服务的对象为家庭看护确有困难的学生，遵循的原则为家长申请、学校审核、统筹安排、有限服务。[2]
（3）南京。南京市教育局在2013年10月22日发布了《关于小学实行“弹性离校”办法的通知》，明确从2013年11月1日起，对按时离校确有困难、经申请批准的学生，由学校负责统一安排集中管理，实行“弹性离校”，具体离校时间由各校结合学生需求与本校实际提出具体办法，经区教育局批准后执行。[3]
（4）济南。济南市教育局在2012年10月22日发布了《关于印发“爱在校园—教育志愿者在行动”志愿服务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指出“爱在校园——教育志愿者在行动”活动是济南市教育局针对放学后留校学生所采取一项具体帮扶爱生举措，通过招募、组织学校教师、家长委员会成员、学校所在社区居民以及驻济高校大学生等志愿者，充分利用学校教育设施及场馆，组织下午放学后暂不离校的学生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文体活动以及兴趣小组学习。[4]
（5）成都。成都市教育局在2014年4月8日出台了《关于鼓励开展小学生放学后“托管”服务的通知》，指出“托管”服务是保障学生安全和解决部分家庭实际困难，对小学阶段学生家长确有困难无法按时来校接回的学生进行集中管理的服务性工作，各区（市）县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将其作为重要的民生工程，认真筹划和切实推进。[5]
（6）浙江。浙江省教育厅在2013年11月12日出台了《关于在小学鼓励开展学生放学后“托管”服务的指导意见》，指出近年来浙江省一些地区结合本地实际，在部分小学实行“晚托班”、“放心班”等方式，较好地解决了小学生放学后家庭无人照料、安全存在隐患的问题。为总结成功做法，帮助家长解决接送困难，确保学生放学后安全，将鼓励各地开展小学放学后举办“晚托班”、“放心班”等托管服务。[6]
2.对各省市相关政策的比较分析
（1）政策定位。各地市的政策定位不同，有的是直接指向“放学后看护”、“放学后托管”，比如浙江、上海、南京和成都，有的则以开展课外活动为切入点，同时缓解“三点半”难题，例如北京市的课外活动计划，一方面可培养学生在体育、艺术、科技等方面的兴趣和素养，另一方面，可帮助解决学生放学后无人看护的问题;济南也以志愿者为主体带领学生开展课外活动为主要形式。
（2）服务对象。各省市基本上都以服务小学生为主。北京市是以课外活动为切入点，面向全市全体中小学生，而浙江、上海、南京和成都有托管需求的学生需要经过“家长申请、学校审核”。例如，浙江提出，以设区市城区和县（市、区）城区小学为重点，在群众呼声强烈、要求迫切的小学、或小学低年级先行进行试点;南京“弹性离校”优先安排一、二年级学生以及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3）服务内容。北京市活动内容非常丰富，包括组织学校或学区范围的活动和比赛，开展“科学家进校园”、“体育明星进校园”、“艺术家进校园”等系列活动等;济南也提出组织学生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文体活动以及兴趣小组学习;上海、成都、南京等以学生做作业、自习和课外阅读等为主，也安排一些社团和课外活动。上海、济南和浙江还对禁止补课活动进行了强调。上海指出，不得将看护工作作为学校教学的延伸，不得进行集体补课。南京也严禁借机开展语文、数学、外语等学科性集中教学，严禁以补差提优等名义组织或变相组织集体补课。浙江也强调做到“三个不”：不上课、不集中辅导、不加重学生课业负担。
（4）服务经费。北京市是按照义务教育阶段实际在校生人数，按生均标准将经费拨至各区县用于学生体育、艺术、科技等活动，包括外聘教师费用、场地租用费、低值易耗品购置费，以及购买社会服务产生的费用等;上海市明确公办小学开展放学后看护服务不向家长收取费用，所需经费将纳入年度教育经费预算，足额安排;浙江指出，各地可根据《国家发改委、教育部关于规范中小学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精神，积极争取当地财政性资金支持;成都指出，各区（市）县教育行政部门要严格按照《全市公办中小学校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有关事宜的通知》执行托管服务经费规定;南京坚持公益原则，严禁直接或变相收取学生任何费用，严禁擅自与社会机构合作进行有偿服务;济南教育局对活动开展好、家长满意的学校，年终一次性奖励20万元。
（5）服务师资。北京市对课外活动辅导教师的构成给出了明确说明：符合学校开展活动需求的高等学校、具有资质的民办教育机构的教师;体育俱乐部、少年宫、科技馆等校外机构的教练员及教师;具有专业特长的各类人才，例如运动员、教练员、艺术家、科学家等各领域的专业人才;符合条件的志愿者等。浙江省积极鼓励广大教职员工和邀请社会热心人士、社区志愿者、有条件的家长义务参加学生“托管”服务，也可聘请符合条件的人员从事“托管”服务工作。南京积极探索学校与社区、高校、机关、部队、企事业单位之间共建合作机制，积极鼓励教师志愿者联盟、学生家长与在校大学生等社会力量参与教育志愿服务。成都鼓励广大教师、有条件的家长、大学生志愿者、社会热心人士参与“托管”服务。济南主要通过招募、组织学校教师、家长委员会成员、学校所在社区居民以及驻济高校的大学生等志愿者开展活动。比较来看，各省市在课后托管师资的配备上大体一致，都是以学校或相关机构的教师、学生家长、志愿者等为主，选择范围比较广泛，也比较概括，而对于服务人员应当具备哪些具体资质还大多没有细化规定。
3.对课后托管服务性质的界定
目前，除了《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关于规范中小学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教育部《学校卫生条例》等对课后托管的时间、收费问题有所涉及外，我国还没有出台国家层面的课后托管相关政策和法律对儿童课后托管的性质、内容和要求具体等做出说明和规定。[7]地方政府出台的相关指导意见主要是从提供看护、开展课外活动等角度切入。对于课后托管服务的性质，部分省市给出了比较明确的界定。例如，“托管”服务是保障学生安全和解决部分家庭的实际困难，对小学阶段学生家长确有困难无法按时来校接回的学生进行集中管理的服务性工作，要将其作为重要的民生工程，认真筹划和切实推进。可以看出，当前各地对托管服务性质的认识基本是一致的，即课后托管是服务而非义务。
此外，对于当前我国社会上以经营为主的培训机构所提供的托管服务，政府层面的管理和规范还比较欠缺，这种经营机构的课后托管服务主要是学生家长与培训机构之间的自主市场行为，且大部分托管服务是学习辅导机构或者特长培养机构的衍生服务，很多尚不构成民间契约行为，在管理与规范上缺乏法律依据，存在纠纷维权的隐患。
二、国内小学课后托管政策与实践研究综述
虽然国内部分省市已陆续出台了直接或间接意义上的课后托管相关政策文件，但通过文献检索发现，当前国内对课后托管问题的研究还很薄弱，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1.相关文献数量很少，特别是从学术角度进行研究的论文数量更少
以“托管”、“看护”、“课后教育服务”等关键词进行检索，检索到的与课后托管或看护相关性较强的学术文章仅有十余篇，其余主要是报纸类新闻媒体的呼吁。为数不多的学术文章中，部分是对当前我国课后托管供需现状进行了分析，部分是从比较研究的角度对美、法等国的相关情况进行了介绍。从现实需求来看，亟需从政策和实践角度加强相关研究。
2.现有研究集中于近年，反映出课后托管问题正逐渐引起学界关注
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近几年，反映出近年来随着城市青年晚婚晚育、通勤时间增长、课外托管价格高涨，“三点半难题”愈发凸显。特别是随着公众与媒体对于课后托管的关注和呼声日益强烈，学界开始对此问题给予关注和研究。但是目前的研究还比较分散，未能形成系统的研究成果。
3.从增强公共服务角度对课后托管进行政策呼吁的观点还比较模糊
目前的研究主要是对国内或国外实践层面的分析，从理论角度进行政策价值取向分析的不多，部分文献集中于对学校之外民间课后托管机构的研究，对于政府的角色和责任以及学校等公共教育服务机构当如何定位的研究更为稀少。总体来看，从拓展政府的公共责任，增强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的角度对课后托管进行政策和理论分析的观点还比较模糊。
三、建议加强小学课后托管政策的国际比较研究
1.加强小学课后托管政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1）显性层面的意义：有助于解决小学生及其家庭对课后托管的迫切需求。优质的、可负担的课后托管能够为小学生提供放学后的安全场所，帮助学生家长在工作时间与孩子的上学时间之间找到更佳平衡，提高家长群体的社会劳动参与率，有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8]
（2）隐形层面的意义：有助于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养成和身心健康的发展。课后的有效托管不仅可以促进儿童的学业进步和综合能力发展，对于存在学习困难或来自处境不利家庭的儿童尤其有益，而且有利于缩小儿童之间的成长差距、加强社会融合感，对于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和综合素质培养大有裨益。
（3）理论层面的意义：有助于对教育的公共服务范围进行重新思考和界定。课后托管并非单纯解决看护以及增强素质培养等层面的问题，而是涉及到教育的公平性、多样性等深层次问题，涉及新的需求形势下对教育的基本公共服务范围的重新认识和界定，需要学校、家庭、社会各方资源和责任的深入和有效整合。
2.学生看护空档期也是全球关注的难点问题
研究发现，课后看护存在空档期是全球普遍的难点问题。很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对小学课后托管问题关注较早，已经积累了丰富经验。发达国家小学生课后托管的需求源于和我国相似的因素，比如经济发展促使职业女性增加，城市拓展导致家庭住地与工作地点距离加大，家庭规模小型化不便于隔代照管等。基于提高劳动力社会参与率和保障教育公平的价值选择，很多国家已经将课后托管列为国家层面教育公平与机会保障的重要议程，并制定了明确政策，在实践上也已经有了很多探索。例如，美国于1998年启动了课后计划，以确保每个孩子在放学后都有一个安全且对其身心有益的去处;[9]澳大利亚制定了《更好学校计划：课前与课外计划》，政府设立专项基金，扩大课外托管服务;韩国《国家教育政策规划纲要2013》明确，自2014年开始，将扩大托管范围，所有小学都将实行托管服务。
初步比较国内和一些发达国家对课后托管服务的研究和相关政策可以发现，我们国内与发达国家对于课后托管的认识尚处于不同的阶段。发达国家大多从国家层面对课后托管进行了明确的法律归属，界定其属于儿童的一项基本福利，政府有责任向青少年提供课后托管服务。一些国家的政策主张是由教育系统承担托管的主要责任，因为学生要在学校度过一天中相当长的时间。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从当下学生和家长对课后托管的现实需求出发，放眼发达国家的有益经验，扬长避短，有效借鉴，将每个家庭相似的个体困境在政府政策层面和学校以及社会力量的实践层面得以整体解决，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在义务教育阶段推行中小学生课外活动计划的通知[EB/OL]. http：//www.bjedu.gov.cn/publish/portal27/tab1654/info36584.htm，2014-01-26.
[2]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做好本市小学生放学后看护工作的通知[EB/OL].http：//www.shmec.gov.cn/html/xxgk/201402/402152014002.php，2014-02-07.
[3]南京市教育局.南京市教育局关于小学实行“弹性离校”办法的通知[EB/OL]. http：//www.nanjing.gov.cn/njgov/xxzx/gsgg/gg/201310/t20131024_ 1856548.html，2013-10-22.
[4]济南市教育局.济南市教育局关于印发“爱在校园-教育志愿者在行动”志愿服务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EB/OL]. http：//www.jnedu.gov.cn/publish/portal0/tab424/info9068.shtm，2012-10-22.
[5]成都市教育局.成都市教育局关于鼓励开展小学生放学后“托管”服务的通知[EB/OL]. http：//www.cdedu.gov.cn/news/Show.aspx？id=42520， 2014-04-08.
[6]浙江省教育厅.浙江省教育厅关于在小学鼓励开展学生放学后“托管”服务的指导意见[EB/OL]. http：//www.zjjy.com/jydt/zhxx/2013-11-19/173038.html， 2013-11-12.
[7]杨启光，朱纯洁.论我国儿童课后照顾与教育服务的需求及政府责任[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4（34）.
[8]唐科莉.欧洲国家"课后托管服务"面面观[J].基础教育参考，2014（21）.
[9]康丽颖，贾丽.中美儿童托管教育的比较分析[J].比较教育研究，2011（12）.
（责任编辑 甘 璐）
作者：周红霞
第二篇：国际力量、国内政治与对外经济政策选择
[关键词]国际力量;国内政治;对外经济政策选择
[摘要]对外经济政策选择的研究在国际政治经济学框架内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和国际关系研究最重要的领域之一。本文分析了对外经济政策选择作为一个研究领域产生和发展的理论背景以及近30年来的理论进展，比较了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层次研究对外经济政策的不同视角，概括了两种视角下的主要研究问题和关注焦点，认为目前对外经济政策选择的研究已经在打通国际和国内界限，结合经济和政治要素的学术方向上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可以借鉴这些研究成果来分析和认识国际政治经济问题。
对外经济政策研究已经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领域，过去30年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进展之一就是在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领域做出的。[1]对外经济政策的研究任务就是“说明为什么各国政府会采取它们已经采取的对外经济政策以及为什么国家的经济关系会表现出它已经表现出来的冲突与合作形式。”[2](P8)学者们在对国家贸易政策、对外直接投资政策、汇率和货币政策以及援助政策等的分析中，建立了不同政治要素和经济政策输出的因果关系。对外经济政策研究不仅扩展了我们对一国政策选择的理解，同时也深化了我们对国家间经济冲突与合作的认识。
本文主要分析对外经济政策研究兴起的理论背景，比较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层次研究对外经济政策的不同视角，概括这两种视角下的主要研究问题和关注焦点，最后讨论对外经济政策分析对国际关系研究的意义。
一、对外经济政策研究兴起的背景
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对外经济政策研究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该研究得到学术关注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对外经济政策研究天然的是政治经济学议题。无论是将政治经济学理解为经济活动的政治基础，研究政府政策是如何影响经济运行的;还是将政治经济学理解为政治活动的经济基础，强调经济力量对政府政策的约束，[3](P1)都可以在对外经济政策研究中提出命题并进行经验验证。对外经济政策就其研究内容而言，是处理经济问题的;而就政策过程而言，则毫无疑问是政治协调的结果;就其后果而言，则是关系到国际经济的合作与稳定。对外经济政策明显的体现了政治和经济、权力与财富的互动。当强调对外经济政策制定主体时，就是研究经济活动的政治基础;反过来当强调对外经济政策的经济内容的时候，就可以研究政治活动的经济基础早期对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研究就是集中于考查经济活动的政治基础，可参考Robert Gilpin,US.Power and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New York: Basic Books,1975;Stephan Krasner,Defend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Raw Materials Investments and US.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库珀第一个系统地分析了相互依赖对国内的影响，强调国际市场一体化对国家经济政策自主性的制约，可参考Richard Cooper, The Economics of Interdependence: Economic Policy in the Atlantic Community, New York: McGraw Hill, 1968; Raymond Vernon, Sovereignty at Ba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1.。
第二，在全球化和相互依赖不断加深的时代，国家间政策的相互影响变得越来越明显。戴斯勒(Destler)认为“在一个相互依赖的时代，我们很难发现没有不超过美国边界某些影响的政策行动，更难发现没有明显经济内容的政策”。[4](P7)随着国家间经济联系的紧密，国家经济政策的跨界影响也相应增强，不可避免地增加了国家间冲突的可能性，同时也产生了经济政策相互协调的必要性。可能一国降低国内通货膨胀的政策努力，会导致别国的失业上升;而石油消费大国国内对石油税率的提高，可能导致全球石油价格的下降。政策的外部性要求我们关注对外经济政策的制定过程和政策的国际传导机制，在对对外经济政策制定和国际传导机制认识的基础上，我们更容易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从而实现国际合作。
第三，对外经济政策还是政府对别国施加影响，实现特定政治目标的工具。国家可以通过改变同特定国家的经济联系条件来影响该国政策。针对特定国家[JP+2]的歧视性政策，往往是一国试图利用对外经济政策对其施加影响的一种方式。对外经济政策也可以巩固安全，通过对外经济政策，比如马歇尔计划，可以强化联盟关系，防止第三方的攻击。[5]就对外经济政策而言，歧视政策显然是一种有效的战略工具。美国的最惠国待遇、对外援助以及经济制裁政策等都是美国对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研究这些政策的目标、绩效以及政治结果对我们理解国际关系是十分必要的。
第四，对外经济政策也是国家应对全球挑战的工具，是国家维护国内稳定的重要手段。冷战结束后，国内政治在国家对外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越来越重要，为了制定某项对外政策，常常要经过艰苦的国内政治辩论。全球化对国家政治经济的影响，不仅会影响国家的整体福利水平，更重要的是会对一国社会内部分配产生影响。一国内部可能只有某些部门、某些企业或者某些要素所有者才能从全球化中获益，因此关注对外经济政策已经不仅是政治家或者政党的事情了，也成了普通民众参与政治生活的动力之一。对国家而言，平衡国内不同利益要求，补偿全球市场的失败者，对维护社会稳定和巩固政权是非常重要的。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往往是一种选择性的控制政策，[6](P51)比如国家会允许某些行业部门更开放，因而降低其关税水平，允许更多外资的进入;也可能会为了保护特定群体的利益，而限制不同类型劳动力的进入或者对特定行业实施保护。这种选择性政策会深刻地影响普通民众的福利水平，因此出于对自身利益的关切，国内具有不同政策偏好的行为体在对外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越来越活跃，这也是对外经济政策研究兴起的重要背景之一。
国际政治经济学框架内的对外经济政策研究经过30年的发展，取得了很大进展。在对外经济政策研究中，权力与财富、国家与市场的互动很好地体现了出来。学者们或是强调政治对经济关系的作用，或是分析经济对政治权力的影响， [3](P4)针对对外经济政策制定提出了不同的解释机制。根据解释变量的设定，学者们将对外经济政策分成了不同的类别。弗里登和莱克根据研究层次和单元，将对外经济政策研究区分成四种解释模式：国际政治、国际经济、国内政治和国内社会。[3](P4-9)国际政治角度的研究用国际权力分配来解释对外经济政策，尤其是霸权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国际经济模式则继承了古典自由主义的传统，强调市场的力量，强调经济力量对国家政策的制约;[JP+1]国内政治模式是把对外经济政策的制定看成是国内政治相互作用的结果，关注的分析单元是政治家或政治制度;而国内社会模式则强调社会利益集团对对外经济政策制定的影响。本文就以此为分类依据，分别讨论从国际层次和国内层次研究对外经济政策的方法及其主要问题。
二、国际政治经济与对外经济政策
国际政治解释模式强调国际体系的特征与国家行为和对外经济政策之间的关系，核心观点就是“国际力量分布的变化和敌对国家在争夺影响力的斗争中的行为，是造成对外经济政策大幅度变化的决定性力量”。[2](P20)这种观点主要来自结构现实主义，强调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及其决定的国家行动的基本原则，认为体系层次是解释国家行为的最重要的要素。[7]国际政治解释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强调均势稳定，一种强调霸权稳定。前者认为，只有各国军事能力的相互稳定，才能有稳定的国际经济秩序和避免恶性竞争的经济政策，相信“军事力量结构的变化可能会引起国家政策的变化，有时导致力量的重新组合，建立新的平衡，以遏制新增强了力量的国家或联盟。这种重新组合可能涉及对外经济政策和其他政策”。[2](P22)
从国际政治角度来观察对外经济政策的另一种代表性理论就是霸权稳定论。霸权稳定论强调霸权与开放和稳定的国际经济的关系。金德尔伯格认为一个主导性大国对开放稳定的国际经济是重要的，他在分析1929-193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时候，提出了国际经济中霸权和领导者是世界经济保持稳定的基础，30年代经济危机的出现就是因为英国霸权的衰落和美国没能及时地承担霸权的责任。[8]吉尔平对跨国公司的研究、克莱斯纳对国际贸易结构的研究进一步考察了权力结构变化如何影响世界经济，他们都主张霸权国家能够保证经济的开放和避免与邻为壑的政策。
吉尔平运用权力分析方法，讨论了霸权与跨国公司的关系，认为“美国霸权提供了特定的政治和安全结构，这一结构推动了美国公司在海外的快速扩展”。[9](P113)克莱斯纳则分析了贸易开放度与国家权力结构的关系，认为国际贸易结构是由国家利益和权力决定的，也就是国际经济的霸权结构更容易产生开放的贸易结构。[10]对外经济政策的国际政治视角将国际体系权力结构作为解释变量，强调国家对外经济政策选择是国家扩展在国际体系中权力、实现安全的重要方式。当国际体系是势力均衡体系时，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就是以维护体系均衡为目的，并根据这个政治目标来展开经济交往或进行经济援助。在势力均衡体系下，对外经济政策是维持体系的重要手段。当霸权是国际体系特征时，这种方法着重分析的是霸权国的对外经济政策选择，认为霸权国的政策目标是为了维护自身在全球经济中的利益，其副产品就是国际经济体系的开放与稳定。其他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选择也是受制于霸权国的政策偏好的。这种视角在解释冷战时期，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选择时，具有解释力，但是在冷战结束后，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这种研究路径受到了很大挑战。
从国际经济视角出发的研究强调国际市场变化是国家政策变化的首要或主要原因。这种分析将国际经济的特征作为解释变量，将国家对外经济政策选择作为被解释变量，认为国际市场的不均衡特征是政策发生变化的原因。
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是这方面的先行者，在1972年《跨国关系和世界政治》一书中就指出了跨国关系和跨国行为体对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性。跨国关系或者后来发展的相互依赖都是强调世界经济的联系状况，两位作者强调经济联系的密切程度的增加部分地改变了国际关系现实。这个思想已经被广泛地应用到了世界政治的研究中，[11]从国际经济角度研究对外经济政策的学者，都或多或少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
这种视角下也存在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试图全面理解全球市场一体化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力量对国家政治的影响。格瑞特(Garrett)将国际市场一体化定义为三个方面“商品和服务贸易、生产的多国化以及金融资本流动”,[12](P788)认为这三个方面确实限制了国家政策的自主性，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也给了国家更多的权威来源。学者们普遍认识到全球化对国家的制约性，比如资本的流动性增加了私人部门退出某个国家的能力，金融的全球化限制了政府采取某些宏观经济政策的能力。但是，全球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政府权威，当一国经济的开放程度增加的时候，社会中某些部门的社会经济不安全感也会增加，就会要求政府提供保护。所以衡量全球化与政府自主性的关系，关键就是看全球化的两种不同的动力机制是如何起作用的：资本的退出威胁与重新分配的大众要求;政府干预市场的经济成本与收益。[12](P789)
在这种视角下，第二种研究思路关注国际经济对国内政治的制约作用，研究国际经济是如何作用于国内政治。米尔纳和基欧汉认为世界经济通过三种途径改变了国内政治：“创立新的政策偏好和同盟、引发国内经济和政治危机、削弱政府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控制”，[13](P255)强调“国际化影响社会行为体和经济行为体面对的机会和约束，进而影响其政策偏好，即影响它们对何种政策最能实现其根本目标的选择……国际化也影响了国家财富的聚集、国家对外部变化的敏感性和脆弱性以及政府所面对的机会和约束。”[13](P4)也就是，通过理解国际经济影响国内政治行为体和社会经济行为体的政策偏好和行动能力，来认识对外经济政策的制定。
对外经济政策研究的国际经济视角通过国际经济的特征来理解国家对外经济政策选择的逻辑。对国际经济特征的判定和国际经济如何影响政治的因果机制的确立是这种研究方法的两个重要问题。第一种研究思路从定义全球经济的双重矛盾特性来理解对外经济政策，全球经济一方面限制了政府能力，但同时又增加了政府干预经济的要求。第二种研究思路则通过国际经济对国内政治的影响来分析国家对外经济政策选择。两种思路各有侧重，并且都被从国内政治经济角度的研究所继承。
三、国内政治经济与对外经济政策
从国内政治经济研究对外经济政策主要有两种路径：强调国内社会利益分化与政策竞争的国内社会路径和强调政治家与政治制度作用的国内政治路径。
国内社会模式是重视民主制度的代议本质和利益集团对国家政治的参与本质，或是用民意或是用利益集团的活动来解释国家对外经济政策选择。[2](P26-29)根据不同的研究目的和问题领域，学者们设定不同的国内社会行为体作为研究的考察对象。概括而言，这种研究关注的行为主体是特定的利益集团、公众或者中位选举人。
斯奈特施内德(Schattschneider)对斯穆特—霍利(Smoot Hawley)法案的研究就是最早强调国内利益集团相互作用与贸易政策关系的，他强调因为主张保护主义的进口商的利益更集中、更有组织，因此政治上更有力;而自由贸易的主张者主要是消费者，则很难组织起来，难以发挥政治影响。[14]但是，因为他的研究过于简化了贸易之间的集团分歧，而受到了严重挑战。后来的学者在斯奈特施内德的研究基础上，发展了对外经济政策的利益集团模式。一般讨论不同的对外经济政策对社会不同群体的收益和成本影响，然后确定它们的政策偏好，再通过这种不同的社会经济行为体的偏好结构分析对外经济政策的制定。这种利益集团基础的模型在贸易领域得到了显著发展，学者们就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政策的不同的国内社会经济基础作了深入地研究。
另一种研究是基于选举的研究，以民主的多数决为对外经济政策制定框架。对于政治家而言，其目的就是维持自己的位置，赢得选举，所以政治家为了赢得选举就必须分析选民的政策偏好，迎合选民。霍特林(Hotelling)和布莱克(Duncan Black)发展的中位选举人定理(the median voter theorem)成了重要的分析工具。按照布莱克的中位选举人定理，投票者的偏好均为单峰偏好，则中位投票人就是政策的决定者，所以对外经济政策体现了中位投票人的偏好。
莫罗维斯克(Moravcsik)总结了这种国内社会解释模式。莫罗维斯克强调国家与社会关系对世界政治中的国家行为有重要的影响，[15](P513)从这个基本前提出发，他提出了关于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三个核心假设：社会行为体优先性;代议制和国家偏好;相互依赖与国际体系。社会行为体优先性指的是“国际政治中的基本行为体是个人和私人集团，他们一般而言是理性的和规避风险的，他们在物质稀缺、价值观冲突和不同的社会影响所设定的条件下，组织交换和集体行动以提高自身的利益。”[15](P516)代议制和国家偏好则是指国家是国内社会的代表，正是在国内社会利益集团的基础上，国家来界定自身的利益和偏好。莫罗维斯克的主张是比较彻底的国内社会主张，强调从下到上的利益汇聚过程，从而对外经济政策也就是各种约束条件下，国内社会利益的加总与实现过程。
从国内社会角度研究对外经济政策强调了政策制定的社会基础，以国内社会行为体的政策偏好来解释政策选择的结果。无论是选择利益集团还是选举人作为研究单元，都为我们更好的理解对外经济政策的国内后果提供了有益的思考。但是这种研究也存在一定缺陷。首先，这种方法忽视了政治行为体自身的政策偏好，当然政治行为体要反映社会行为体的利益和偏好，但是两者并不总是一致的;其次，这种研究方法忽视了社会行为体参与政治活动的成本问题，社会行为体的行动面临着集体行动的困境，并不是总能根据自身的政策要求组织参与政治活动。
国内政治解释模式强调社会经济利益行为体的作用，但是也有学者强调最终的对外经济政策的制定是由政治家和政党做出的，他们并不是中立的和没有自身利益考虑的，因此要考虑政治家和政党的政策偏好与对外经济政策制定的关系。
从国内政治的角度出发，一般强调政治行为体的重要性，政治家、行政机构、执政党、官僚或者立法机构成了研究关注的行为体。这些政治行为体都被假定是理性的和单一的。政治行为体的基本目标就是维持自己的职位，基本的效用函数就是选票最大化。政治行为体面临的制度约束就是选举，根据这个基本前提，决定选举的要素我们假设为整体的经济状况，比如经济增长速度、失业率、通货膨胀以及社会保障程度等。国内政治视角就是在这个框架内来解释不同的政策过程和结果。
对外经济政策的制定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决定政治行为体的政策偏好：对外经济政策对国内的分配性后果以及对政府干预经济手段有效性的影响。[16](P46)政府制定特定的对外经济政策，总是会造成国内特定部门、要素所有者、企业或者特定的地区间损益的不同，如果受损的部门或者阶级、企业、地区能够有效的组织起来，并进入政治过程，就会对国家政治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政府或执政党必须考虑政策的分配性后果与统治的支持程度，这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最重要的关切。同时，对外经济政策也会影响政府干预经济的手段的有效性，如果国家采取了更加开放的经济政策，国际经济状况和国家的国际承诺都会降低国家的政策制定的自主性。比如，如果采取了固定汇率制度，那么国家就不能有效地用货币政策来干预经济，丧失了货币政策的自主性。
也有学者强调国内制度的重要性，认为国内制度是政治家行动和实现自己目标的政治框架，政治制度会决定政治家的政策偏好。这些学者借鉴比较政治学的研究，强调不同的政治制度对国家对外经济政策选择的影响。总统制或者议会制、比例代表制还是多数选举制、两党制还是多党制、议会的结构以及委员会等政治学和比较政治学的概念和思考方法都被引入了对外经济政策研究中。伯恩哈德(Bernhard)与莱博朗(Leblang)对汇率制度安排的研究就是这种思路的典型。[17]他们研究了选举制度和议会结构对汇率制度安排的影响。因为选择固定汇率制就是放弃货币政策的自主性，而不同的选举制度和议会结构决定了政治家或执政党是愿意选择固定汇率制还是货币政策的自主性。首先，多数选举制的结果更容易产生一党政府，所以决定选举结果的往往是很少的票差，而独立的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干预可以在选前改变部分选民的福利水平从而赢得选举，因此执政党一般不愿意放弃货币政策自主性，而倾向于采用浮动汇率制。在比例代表选举制下，一般不能形成一党政府，往往是联合政府，所以不会拒绝固定汇率制。[17](P76)第二，反对党对政策过程的影响也决定了执政党是否会采用固定汇率制。如果反对党被排除在政策立法过程之外，反对党缺少足够的资源和程序来影响政策过程的话，执政党是不愿意放弃政策自主性而采用固定汇率制的。[17] (P76)
总之，国内政治解释模式强调政治行为体偏好对理解政策选择的重要性，通过分析制度性限制来理解政治行为体偏好的形成;就行为体而言，无论选择的是政党、政治家还是议会、行政机构作为研究对象，都是理性的和统一的行为体，有着稳定的偏好;强调政策形成的政治过程特征，认为国家政治是一种分治政府(divided government)，因此理解对外经济政策的选择就必须理解这种开放和分享的决策过程。
四、结论
对外经济政策研究的迅速进展反映了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现实。20世纪70年代以来，尤其是冷战之后，国际关系中三个现象变得越来越重要。首先就是国际事务中经济要素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冷战结束后，相互依赖和全球化对国家政治的制约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关注。第二，问题领域变得更加重要，不同领域之间权力的转移并不是自然发生的。“所有问题都附属于安全的时代不复存在”，[18](P27)石油、国际贸易以及国际货币金融等不同问题领域变得重要起来。第三，冷战的结束使得国内层次变得更加重要，原来两极对抗下军事优势的重要性降低，国内不同行为体的偏好结构与国际合作、国际制度的关系越来越引人注目。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和国内政治过程的妥协性是我们关注对外经济政策的两个基本前提。应该说，从70年代以来这些趋势变得越来越强了。
与20世纪70、80年代占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强调理论的简洁性不同，对外经济政策研究更关注的是国际政治经济的复杂性，这可能既是国际关系现实变化的原因，也是理论趋向变化的结果。在冷战时期，安全是最核心的问题，军事力量是最有效的施加影响的手段。但是，自从70年代以来，尤其冷战之后，经济要素和国内要素在解释国家行为中变得越来越重要。从理论发展来看，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促成了学者们对政治冲突和权力争夺的关注，学者们关心如何能够发展出避免战争、谋求和平的理论，研究的重点是什么条件下能够保证国际体系的稳定。但是随着国际关系本身复杂性和多样的变化，国际关系研究更强调把握具体的因果链条，“当学者们能带有信心的确证那些影响外交政策和国家间互动关系的因果力量时，国际关系研究才是有用的;而不是在于学者们用自己具体的经验知识来提出意见，尽管可能是睿智的和具有完备信息的。”[19](P136)对外经济政策研究已经做到了这一点，比如，贸易政策的政治学能够帮助政府找到更好的方法进行国际贸易谈判，也就是给对方最大限度的压力，而自己承担最小的成本。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同欧盟的争端中，美国准备就香水和几种特别的奶酪实施制裁，从而影响了法国政府的态度。[20]国际关系研究中，各种“主义”之间的界限正在模糊，用传统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等来分类现在的新一代学者越来越困难，学者们更多的强调具体问题领域的原因和结果，通过掌握国际关系的作用方式来理解国际政治经济现象，而对外经济政策研究无疑就是这样一个可以综合各种研究视角的领域。
参考文献：
[1]Helen Milner.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Beyond Hegemonic Stability [J]. Foreign Policy, No.110, 1998.
[2][ZK(]约翰•奥德尔. 美国国际货币政策——市场、力量和观念是政策转变的根源[M]. 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1988.
[3][ZK(]Jeffry Frieden, David Lak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C].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3.
[4][ZK(]J. M. Destler. Making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M].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1980.
[5][ZK(]Joanne Gowa. Allies, Adversarie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6][ZK(]Michael J. Hiscox. The Domestic Sources of Foreign Economic Policies [A]. in John Ravenhill (ed.).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7][ZK(]K.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M].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79.[8][ZK(]金德尔伯格. 1929—1939年世界经济萧条[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9][ZK(]Robert Gilpin. US. Power and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M].New York:Basic Books, 1975.
[10][KG*2/3][ZK(]Stephen D. Krasner. State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Trade[A]. in Jeffry A. Frieden, David A. Lake (eds.).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C].Beijing:Peking Universify Press, 2003.
[11]Robert Keohane, Joseph Nye.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and World Politics [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12]Geoffrey Garrett. Global Markets and National Politics: Collision Course or Virtuous Circle[J].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2 (4), 1998.
[13]海伦•米尔纳, 罗伯特•基欧汉. 国际化和国内政治：结论[A]. 罗伯特•基欧汉, 海伦•米尔纳. 国际化与国内政治[C].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14]E. E. Schattschneider. Politics, Pressure, and the Tariff [M]. New York: PrenticeHall, Inc., 1935.
[15]Andrew Moravcsik. Taking Preference Seriously: A Liber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J].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1 (4), 1997.
[16]Helen Milner. Interest, Institution and Information[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17]William Bernhard, David Leblang.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and Exchange Rate Commitment[J].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3 (1), 1999.
[18]罗伯特•基欧汉, 约瑟夫•奈. 权利与相互依赖[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19]Jeffry Frieden, David A. Lak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a Social Science: Rigor and Relevance[J].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Vol.600(1), 2005.
[20]Judith Goldstein, Lisa Martin. Legalization,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Domestic Politics[J].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4 (3), 2000.
International Forces, Domestic Politics,and the Choice of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Qu Bo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Key words]international forces, domestic politics, choice of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责任编辑刘蔚然]
作者：曲 博
第三篇：国内大循环、乡村振兴与财政政策优化
摘 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根据我国发展新阶段、国际国内新形势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畅通国内大循环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影响因素较多。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是推进乡村振兴，没有乡村振兴就没有国内大循环的畅通，而推进乡村振兴需要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财政政策可以而且能够从加大财政投入总量、优化财政投入结构、完善财政投入机制方面充分发挥促进乡村振兴的作用。财政通过进一步加大对乡村产业振兴和农村教育发展的投入力度，完善支持土地要素流转和调节收入分配的政策机制，解决制约农民收入增长的关键因素，增加农民收入，提振农村消费，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国内大循环在更高层次上实现畅通。
关键词：国内大循环;乡村振兴;财政政策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党中央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立足我国新发展阶段，遵循大国经济发展规律，而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指导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运行的中长期发展战略。我们必须深刻认识这一重大战略决策的重要意义，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打通堵点、连接断点，实现国内大循环的畅通。为此，理论界和实务部门都在积极寻找堵点和断点，为畅通国内大循环建言献策。畅通国内大循环的目的是在新的国际国内环境下让人民群众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这是查找判断堵点断点的根本依据。凡不利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点就是堵点断点。消费是衡量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标，应当从消费出发，立足消费查找堵点断点。
本文试图从农村居民消费入手，对畅通国内大循环问题进行溯源研究。目前，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不平衡，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明显低于城镇居民。根据Wind数据，2019年，在我国居民最终消费总额中，城镇居民消费占78.33%，农村居民消费占21.67%;从城乡人口结构看，目前城镇人口占60.6%，农村人口占39.4%。2020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为16 063.0元，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为34 033.0元，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不到城镇的50%。如果农村居民消费水平能够进一步提高，将会促进国内经济大循环在更高水平上进行。基于此，本文将重点研究以下问题：农村居民消费与国内大循环有何关系?如何通过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来促进农村居民消费，进而畅通国内大循环?财政政策作为配置资源的重要手段，在推进乡村振兴、畅通国内大循环中可以发挥什么作用?本文主要从社会再生产的角度，就促进农业生产和提振农村居民消费问题来开展研究。
一、相关文献综述
就畅通国内大循环而言，社会各界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研究，积极寻找堵点。从有关文献和媒体材料来看，以下四个方面的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一是堵点在供给侧。有研究认为，当前我国国民经济循环的主要矛盾是供给与需求不匹配、不协调和不平衡，国民经济循环无法有效畅通的矛盾主要方面不在需求侧而在供给侧，主要表现是企业的供给质量不高，产业的智能化、高端化、绿色化和服务化水平不高[1]。当前，供给侧存在不少短板。比如，在要素市场，资金、土地、劳动力等要素合理流动仍存在不少障碍;在产品市场，物流成本仍然过高，农村市场与电商对接仍存在“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在服务市场，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改革有待深化[2]。要牢牢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战略方向，疏通国内经济大循环的梗阻和堵点，持续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与效率，这是解决供需不平衡不匹配、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关键所在[3]。
二是堵点在需求侧。有研究认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主要矛盾仍然在供给侧，但也要高度重视需求侧管理，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4]。外需的不可持续性和波动性决定了我国经济必须转向以内需为主的发展[5]。近年来，我国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以国际经济大循环为主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国内经济大循环在消费环节存在的主要堵点是居民消费能力有待提升，居民消費意愿不足[6]。
三是堵点在技术侧。有研究认为，我国基础核心技术与创新设计能力薄弱，高端和高质量供给能力不足，一些高精尖产品、关键零部件严重依赖进口，产业链供应链的关键环节自主控制能力不强，成为制约国民经济循环畅通运行的断点和堵点。需要紧紧抓住科技创新这一关键着力点，破除我国产业链和供应链存在的断点和堵点，促进国内经济大循环的畅通[7]。我国面临“卡脖子”的技术领域还有很多，有些领域还存在空白，是我国保持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制约因素，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维持长期可持续增长必须攻克的难关。科技创新是推动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基础保障[8]。长期以来，我国以出口导向和加工贸易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导致国内企业核心技术过分依赖于进口以及国际市场的合作伙伴，而削弱了内生的研发创新动力，严重威胁到我国产业链、供应链与价值链乃至创新链的安全性与稳定性。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应对当前新的国际科技竞争新形势的重大战略性部署与战略调整[9]。
四是堵点在市场侧。有研究认为，强大的国内市场是促进国内大循环的市场运行基础和保障。当前国内市场发展还存在脆弱性，距离建成强大的国内市场仍有一定差距，促进国内大循环的能力有待提升[10]。打通国内经济大循环，就是要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高标准市场体系，完善公平竞争制度，促进国内规则更好地对接国际高标准市场规则体系[11]。现阶段，我国统一大市场尚未形成，物流体系标准化程度不高，物流网络分布不均衡，各种运输方式衔接不畅，物流仓储设施严重缺乏，物流成本较高，物流效率仍有较大提升空间，要素自由流动存在一定程度的壁垒，商品和服务跨区域流动仍不畅通[12]。
上述这些观点对于畅通国内大循环问题的研究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目前从推进乡村振兴、提升农村居民消费视角来研究畅通国内大循环的文献还不多。基于此，本文通过对国内大循环与农村居民消费关系的理论和现实分析，认为农村居民消费不足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一个堵点，必须充分发挥财政政策作用，大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增加农村居民收入，提升农村居民消费水平。
二、国内大循环、乡村振兴与财政政策关系的理论分析
我们有必要从理论上弄清楚畅通国内大循环与推进乡村振兴的关系，以及推进乡村振兴与财政政策的关系。
(一)国内大循环畅通的关键是消费环节的畅通
国内大循环是国内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实现循环往复、不断进行的过程。这是一个国家尤其是大国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一个国家尤其是大国必须能够实现内部可循环，如果不能实现国内大循环，就不能保障国家安全稳定。要实现国内大循环，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每个环节都必须畅通。无论哪个环节出现堵塞，国内大循环都不会畅通。在这些环节中，最根本的也是最困难的是消费环节的畅通。因为影响消费实现的因素很多。消费的实现通常需要几个前提，要手里有钱，有钱可花，有钱能花，愿意花钱，敢于花钱，有物可买，钱花得出去。只有这些因素都具备了，消费才能实现。国内大循环本质上是生产与消费的大循环。从静态来看，生产是起点，消费是终点。生产决定消费，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从动态来看，消费反作用于生产。消费是生产的动力和目的。没有消费，生产也就失去了目的和意义，生产的产品只有被消费者使用，生产才算最终完成，并开始新的循环。但生产与消费通常存在着矛盾，生产的产品不能顺利地被消费者消费，导致生产与消费大循环不能顺利进行。因此，消费是国内大循环的关键环节。
(二)消费环节畅通的关键在于农村居民消费的振兴
消费不仅包括城镇居民消费，而且包括农村居民消费。农村是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的人聚居的地方，承担着农业生产并提供粮食等农产品的任务。农村居民消费就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人的消费。农村居民消费振兴了，农村居民就能够安心从事农业生产，粮食安全就有了保障。实际上，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以后，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的细化，国内经济大循环就成为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由一系列的子循环构成。其中，存在着两个最基本的循环：一个是农产品进城循环，一个是工业品下乡循环。这两个循环之所以是最基本的，是因为农产品进城循环解决的是城镇居民的吃饭问题，工业品下乡循环解决的是农村居民的工业品需求问题。没有这两个基本循环，或者说这两个基本循环不畅通，城乡居民就难以正常生活。这两个基本循环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是客观存在的。具体来说，农产品进城循环是农民生产的农产品，进城销售给城镇居民，城镇居民支付相应款项，农民获得相应收入，完成进城农产品的一个循环，然后进入下一个农产品的循环。工业品下乡循环是企业生产的工业品下乡销售给农民，农民支付相应款项，企业获得相应收入，完成下乡工业品的一个循环，然后进入下一个工业品的循环。这两个基本循环既有区别又相互联系，互为条件、互为前提、互相促进。一个循环的完成以另一个循环的顺利完成为条件。只有进城农产品的循环完成以后，销售得到实现，农民取得销售收入，才能形成对下乡工业品的购买力。同样，只有下乡工业品的循环完成以后，销售得到实现，企业取得销售收入，才能形成对进城农产品的购买力。因此，这两个基本循环任何一个出了问题，另一个循环也就不能实现。这两个基本循环的本质是农产品与工业品的相互交换。
上述两个循环可以抽象成下面的简单模型：按照产品用途，将整个社会产品分为两大类，即农产品和工业品，分别用L和G 表示。农产品主要满足食品需要，工业品主要满足非食品需要。分别用c、v、m表示产品生产的物耗成本、人工成本和剩余产品价值。进城农产品的价值为L(c+v+m)-L(c+v)= L(m)>0，否则，城镇居民就缺少食品，农村居民也无力购买工业品。下乡工业品的价值为G(c+v+m)-G(c+v)= G(m)>0，否则，农村居民就缺少工业品，城镇居民也无力购买农产品。同时，要畅通整个国内经济大循环，还必须满足L(m)=G(m)的条件，否则，当L(m)>G(m)时，农民购买力不能完全得到实现，下乡工业品供不应求;当L(m)
(三)农村居民消费振兴的关键在于乡村振兴
在工業品循环和农产品循环这个问题上，农产品循环是问题的主要方面。一是因为农业是基础产业。在国民经济大循环中，农业承担着重要任务，不仅为人们提供粮食和经济作物，解决人们的温饱问题;而且还为工业提供大量的原材料，丰富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如果没有第一个循环，城镇居民吃饭就成了问题。二是因为农业是弱质产业。农业既要面对自然环境变化的风险，又要面对市场供求变化的风险。农业对自然条件的依赖程度较高，在强大的自然力面前，农业抗御风险的能力相对较弱。农业生产进入壁垒较低，生产者众多，导致农产品供给弹性大，而农产品作为生活必需品，需求弹性小，从而导致农产品在市场上很容易形成过度竞争，形成农产品价格偏低、丰产不丰收的局面。同时，农产品生产周期长，综合成本高，储存保管困难，使得农产品在市场中处于不利地位，面临着巨大的市场风险。因此，对农业生产要给予特殊的支持。三是因为农民是弱势群体。农民由于学历水平总体较低，在市场竞争和权益维护中通常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对农民要给予特别的关心。四是因为农村是相对欠发达地区。由于农村面积大，受农业生产半径影响，农村居民居住分散。同时，社会资源有限，道路水电气等基础设施建设成本高，导致基本公共服务水平通常较低。因此，对农村发展要加大投入力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大循环之所以不断迈上新台阶，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三农”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使农产品循环得到了畅通，农村消费潜力得到了释放。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大循环要在更高水平上进行，同样要不断释放农村居民消费潜力。党的十九大报告已明确提出要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其目的之一就是要振兴农村居民消费。因为乡村振兴的目标之一是生活富裕，而生活富裕的重要标志就是消费水平和消费质量的提升。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需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是国内大循环畅通的重要基础，没有乡村振兴，国内大循环就会遇到梗阻，就无法畅通。
(四)推进乡村振兴需要财政政策的支持
从经济学理论上讲，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就是要实现供给与需求的基本平衡。但在实际经济运行中，经济大循环的条件经常会得不到满足，循环经常会受到破坏或者在低水平上进行。如何使受到破坏的条件得到满足，使中断的循环继续进行，使低水平的循环向着更高水平上推进，不同的理论有着不同的观点。
一是市场调控论。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运行始终受到一只“看不见的手”的调控。在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支配下，经济运行会自动实现供需平衡。当生产不足时，价格上涨，促进生产增加供给;当消费不足时，价格下降，刺激需求扩大消费，从而实现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的平衡，畅通经济大循环。市场调控论认为，市场是万能的，政府应当少干预，政府只是为市场提供基础环境，做好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等。
二是需求调控论。凯恩斯主义认为，供给与需求基本平衡是经济大循环顺利进行的前提条件。但是，经济运行本身总是造成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制约着经济循环的顺利进行。凯恩斯主义认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不是万能的，并没有足够强大的自动机制，促使供给与需求保持平衡。为此，国家应采取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来促进经济循环畅通。
三是计划调控论。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也就是说，供给与需求必须保持平衡。但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供给与需求的平衡经常遭到破坏。这主要是因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存在两大不可克服的矛盾：整个社会生产无限扩大与劳动人民购买力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序性之间的矛盾。这两个矛盾使得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生产与消费的矛盾不可调和，供给与需求不能保持平衡，从而导致经济大循环无法顺利进行。为此，应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在全社会范围内实行计划调控，从制度上铲除引致破坏经济大循环的因素。
四是宏观调控论。邓小平理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我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认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市场和计划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五是规划导向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丰富了宏观调控论，强调规划对宏观调控的导向作用，把规划引领作为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平衡，促进重大经济结构协调和生产力布局优化，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科学的宏观调控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以国家发展规划为战略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就业、产业、投资、消费、区域等政策协同发力的宏观调控体系。
从当前各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实践来看，各个国家都是采取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宏观调控方式，几乎没有单纯依靠计划或市场进行调控的国家。不同的是由于各个国家的国情不同，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特征不同，有时计划多一点，有时市场多一点，目的都是为了实现社会供需平衡，畅通经济循环。也就是说，畅通经济大循环需要宏观调控，宏观调控需要综合运用多种政策工具。其中，财政政策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政策工具。这是由财政政策工具的内在功能决定的。财政收入作为政府参与分配取得的商品，形成社会总供给的一部分;财政支出作为政府履行职能需要消费的商品，形成社会总需求的一部分，因此，财政的一收一支必然会对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产生重要影响。也就是说，财政政策可以对国内大循环的畅通产生重要调节作用。更高水平的循环可以带来更多的财政收入，同时也需要更多的财政支出和更大力度的财政政策进行调节。财政属于社会再生产的分配环节。作为生产要素的分配，财政可以调节资源配置的规模和结构。作为生产成果的分配，财政可以调节居民收入分配水平和结构。乡村振兴作为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的过程，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实际上是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调节过程，是生产要素的配置和生产成果的分配过程，是促进农村居民收入增加、提高农村居民消费、实现生活富裕的过程。因此，财政政策可以对乡村振兴发挥重要的促进作用，从而推动国内大循环在更高层次、更高水平上进行。
三、我国国内大循环、乡村振兴与财政政策关系的现实分析
从社会再生产角度考察，生产能力决定着国内大循环的潜在规模，消费水平决定着国内大循环的现实水平。生产包括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消费包括城镇消费和农村消费。农业生产能力和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取决于乡村振兴的程度。从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农业生产和农村居民消费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短板和堵点。
(一)从供给侧来看，我国经济总体具有强大的生产能力，但农业生产对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制约作用越来越明显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的发展，我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具有强大的国内生产能力，主要表现在：第一，我国有着强大的工业品生产能力。我国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均位居世界前列。根据国家统计局编制的《国际统计年鉴》(2020年)数据，2019年，我国粗钢、煤、发电量、水泥、化肥、棉布产品产量均居世界第一位，原油产量居世界第六位。第二，我国具有完整的工业体系。按照联合国颁布的产业分类国际标准，所有的工业行业可以分为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拥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对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的经济效率和经济安全来说尤为重要。一个国家的工业体系越完整，这个国家的生产成本越低，生产配套的效率越高。因为完整的生产体系可以用很短的时间和很低的价格获得所需要的产品，从而大大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不仅如此，还可以确保国家在战时或外部封锁之后能够生产一切所需的产品，因而对确保国家经济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我国不仅有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而且有着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不仅是我国综合生产成本低、对外资有着巨大吸引力的重要原因，而且是我国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最大优势。第三，我国有着强大的农产品生产能力。我国粮食产量不断迈上新台阶。根据Wind数据，2012年我国粮食产量首次突破6000亿公斤，2015年突破6500亿公斤，之后一直保持在这个水平。2020年达到66 949亿公斤。我国主要农产品产量均居于世界前列。根据国家统计局编制的《国际统计年鉴》(2020年)数据，2019年，我国谷物、肉类、籽棉、花生、茶叶、水果產量均居世界第一位，大豆产量位居世界第四位，油菜籽产量位居世界第二位，甘蔗产量位居世界第四位。第四，我国有着众多的市场主体。根据Wind数据，2018年，我国市场主体数量突破1亿户，达到11 020.1万户。其中，企业3474.2万户，个体工商户7328.6万户，农民专业合作社217.3万户。到2020年底，我国已有市场主体13 840.7万户，其中企业4331.4万户，个体工商户9287.2万户，农民专业合作社222.1万户。这些市场主体是我国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就业机会的主要提供者、技术进步的主要推动者，将推进国内大循环再上新台阶。
但是，从农业生产来看，存在着农业比较利益下降的趋势。农业比较利益实际上是农产品价格与生产成本比较的结果。近年来，国际市场农产品价格的“天花板”与国内农产品生产成本的上涨在不断挤压农业比较利益。第一，从农产品价格来看，上升空间不大。有研究表明，与国际市场比较，2015年以来，我国谷物的价格平均高出30%～50%，大豆价格高出40%～50%，棉花价格高出30%～40%，糖的价格高出60%，牛羊肉价格高出70%～80%[14]。第二，从亩均产值看，亦呈下降趋势。根据Wind数据，我国稻谷、小麦、玉米三种粮食平均产值于2011年超过1000元/亩，达到1041.9元/亩，2014年达到最高，为1193.4元/亩，随后却出现下降趋势，2018年下降到1008.2元/亩。第三，从亩均成本看，呈上升趋势。种粮总成本2013年超过1000元/亩，达到1026.2元/亩，随后逐年上升，2018年达到1093.8元/亩。第四，从净利润来看，呈下降趋势。以总成本计算的净利润于2011年达到最高，为250.8元/亩，随后波动下降，2016年以后为负数，2018年为-85.6元/亩。上述数据说明我国农业比较利益低且呈现下降趋势。这种下降趋势不利于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长此下去，有可能使农业生产成为制约国内大循环的短板，影响国内大循环的畅通。
(二)从需求侧来看，我国有着强大的国内市场，但农村居民消费对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制约作用越来越明显
我国拥有14亿人口，有着强大的国内市场，特别是消费市场，有着巨大的消费需求。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我国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人民群众的需要日益多样化，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优质的商品、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服务等。但总体上看，我国强大国内市场的优势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消费的基础性作用还需要进一步增强，突出表现在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相对较低，消费潜力还没有得到充分释放，已经成为制约国内经济大循环在更高水平进行的一个堵点。
第一，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相对较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总体上呈不断提高的趋势。根据《中国统计摘要(2020)》数据，从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水平看，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从2014年的14 491.4元增加到2019年的21 558.9元，年均名义增长8.3%。其中，城镇居民从2014年的19 968.1元增加到2019年的28 063.4元，年均名义增长7.0%;农村居民从2014年的8382.6元增加到2019年的13 327.7元，年均名义增长9.7%。与城镇居民相比，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相对较低。城乡居民人均消费差额从2014年的11 585.5元扩大到2019年的14 735.7元，城镇居民消费始终是农村居民消费的2倍以上。从农村内部来看，农村居民消费差距也较大。2019年，年人均消费超过2万元的省份有3个，分别是上海(22 448.9元)、北京(21 881.0元)和浙江(21 351.7元)，年人均消费不到1万元的省份有3个，分别是山西(9728.4元)、甘肃(9694.0元)和西藏(8417.9元)，最高的上海和最低的西藏相差2.7倍。
第二，农村居民服务性消费水平低。衡量人们生活质量的指标通常有两个，分别是恩格尔系数和服务性消费所占比重。恩格尔系数是指食品支出占家庭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一般来说，恩格尔系数越低，说明生活质量越高。服务性消费所占比重越高，说明消费质量越高。近年来，我国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虽然持续下降，但农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仍然高于城镇家庭，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仍然以食物、衣着和医疗等生存性消费为主，享受发展性消费占比相对较小[15]。根据《中国统计摘要(2020)》数据，2019年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达到28.2%，比2014年的31.0%下降2.8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居民从2014年的30.0%下降到2019年的27.6%，下降2.4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从2014年的33.6%下降到2019年的30.0%，下降3.6个百分点。从服务性消费所占比重来看，2019年全国居民这一比重为45.6%，比2014年的40.3%上升5.3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居民从2014年的42.3%上升到2019年的48.2%，上升5.9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从2014年的35.1%上升到2019年的39.7%，上升4.6个百分点。从绝对水平来看，2019年，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为14 735.7元/人。其中，服务性消费差距为8227.5元/人，占55.8%。
第三，农村居民对耐用消费品的消费相对不足。根据《中国统计摘要(2020)》数据，从平均每百户居民家庭年末主要耐用消费品拥有量来看，2019年，城镇居民拥有家用汽车43.2辆，而农村居民只有24.7辆;城镇居民拥有洗衣机99.2台，而农村居民只有91.6台;城镇居民拥有电冰箱/柜102.5台，而农村居民只有98.6台;城镇居民拥有彩色电视机122.3台，而农村居民只有117.6台;城镇居民拥有空调128.3台，而农村居民只有71.3台;城镇居民拥有家用电脑72.2台，而农村居民只有27.5台。
国内大循环的畅通必须以消费的高水平实现为前提。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不足一定程度上说明农村居民消费存在着堵点。提升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将会推动国内大循环在更高水平、更高层次上进行。
(三)从农村消费溯源来看，国内大循环畅通的堵点在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低，增收难度大
第一，农村居民消費与农村居民收入高度正相关。消费是收入的函数，没有收入就没有消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从1978年的116元增加到2019年的13 327.7元，年均增长12.3%。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133.6元增加到2019年的16 020.7元，年均增长12.4%。从图1可以看出，我国农村居民消费与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存在高度正相关关系，表明我国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可以解释99.9%的农村居民消费。也就是说，收入多，消费高;收入少，消费低。
第二，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相对较低。从人均收入水平来看，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水平明显低于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水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总体增长较快。根据《中国统计摘要(2020)》数据，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171.2元增加到2019年的30 732.8元，年均名义增长13.5%，实际增长8.4%。其中，城镇居民从1978年的343.4元增加到2019年的42 358.8元，年均名义增长12.5%，年均实际增长7.2%;农村居民从1978年的133.6元增加到2019年的16 020.7元，年均名义增长12.4%，年均实际增长7.7%。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比，2019年农村居民比城镇居民少26 338.1元。如果农村居民收入能够达到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将会拉动农村居民消费更快增长，从而促进国内经济在更高水平上循环。
第三，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存在着四大制约因素。按照现行统计制度，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包括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转移净收入四个部分。与这四个方面相对应，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存在四大制约因素。
从工资性收入来看，农村居民学历水平低是一个重要制约因素。在我国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中，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所占比重呈逐年上升趋势，从2013年的38.7%逐年上升到2019年的41.1%。从绝对额来看，2013—2019年，我国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从3652.5元/人增加到6583.0元/人。同期，我国城镇居民工资性收入从16 617.4元/人增加到25 565.0元/人。城乡居民工资性收入差距从12 964.9元/人扩大到18 982.0元/人。其主要原因是农村居民学历水平较低。學历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能力。一般说来，学历越高，就业能力越强，收入水平越高。总体上看，目前我国农村居民学历水平比较低。根据Wind数据，2019年，我国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农民工人数占全部农民工的1.0%，小学毕业人数占15.5%，初中毕业人数占55.8%，高中毕业人数占16.6%，大专及以上毕业人数占10.9%。农民工学历水平低导致农民工从事的行业多是劳动密集型行业。2019年，在制造业就业的农民工人数占27.4%，在建筑业就业的农民工人数占18.7%，在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居民服务及其他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就业的农民工人数占36.4%，其他行业占14.8%。从工资收入的行业分布来看，农民工所从事的这些行业基本上都是工资水平相对较低的行业。
从经营净收入来看，农业比较利益低是一个重要制约因素。在我国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中，农村居民经营净收入占有较大比重。2013—2019年，我国农村居民经营净收入从3934.8元/人增加到5762.0元/人，年均增长6.6%，占可支配收入总额的比重从41.7%下降到36.0%。所占比重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近年来农业比较利益低且呈下降趋势。
从财产净收入来看，农村土地经营权闲置是一个重要制约因素。总体上看，我国农村居民财产净收入较少。2013—2019年，全国居民财产净收入从1423.3元/人增加到2619.0元/人。其中，城镇从2551.5元/人增加到4391.0元/人，农村居民从194.7元/人增加到377.0元/人。同期，全国居民人均财产净收入占可支配收入总额的比重从7.8%上升到8.5%。其中，城镇居民从9.6%上升到10.4%，农村居民从2.1%上升到2.4%。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较少的主要原因是农村土地经营权闲置而不能给农村居民带来收益。对于广大农村居民来说，除承包土地外，其他财产规模较小。目前农村土地虽然实行了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置”政策，土地经营权可以流转，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土地经营权闲置多、流转少，没有变成可投资、有收益的资产，导致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较少。其主要原因有以下方面：从流转土地的供给方来看，土地是农民生活生存的最重要和最后的保障。在目前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健全的情况下，许多农民虽然离土进城，但宁愿将土地闲置、抛荒撂荒，也不愿意将土地流转出去。从流转土地的需求方来看，农村承包土地地块面积小，很难形成规模经营，农业是一个弱质低效产业，如果再加上土地经营权流转费用，农业经营比较利益就更低了。从流转土地抵押贷款供需双方来看，一方面，由于农地经营权抵押存在评估价值低、贷款期限短、金融机构手续复杂、审批时间长等问题，借款人借款的积极性并不高;另一方面，由于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金额小、成本高，特别是抵押物处置难度大、风险高，金融机构存在明显的“不愿贷、不敢贷”的问题，银行贷款的积极性也不高[16]。土地流转服务体系不健全，土地需求与土地供给信息不对称。所有这些因素，造成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困难。
从转移净收入看，政府转移性收入分配存在不合理因素。从人均转移净收入来看，全国居民从2013年的3042.1元增加到2019年的5680.0元。其中，城镇居民从2013年的4322.8元增加到2019年的7563.0元，农村居民从2013年的1647.5元增加到2019年的3298.0元。转移性收入包括养老金或退休金、社会救济和补助、政策性生产补贴、政策性生活补贴、救灾款、报销医疗费等。城乡之间居民转移净收入差距较大的主要原因是城乡社会保障标准存在较大差异。我国虽然建立了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但不同保障制度之间的保障水平差异较大。根据Wind 数据，2019年，我国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分别为624.0元/人月和444.6元/人月，二者相差2152.8元/人年，农村居民低保标准为城市的71.3%。农村居民领取的养老金水平也远低于城镇居民和城镇退休职工。
(四)从财政实力来看，财政政策可以在乡村振兴中发挥重要作用
近年来，我国财政实力不断增强。根据Wind数据，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由2015年的152 269亿元增加到2020年的182 895亿元，年均增长3.7%。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从2015年的69 267亿元增加到2020年的82 771亿元，年均增长3.6%。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从2015年的42 338亿元增加到2020年的93 489亿元，年均增长17.2%。全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由2015年的2551亿元增加到2020年的4778亿元，年均增长13.4%。财政实力的增强为财政政策促进乡村振兴提供了资金保障。
四、推进乡村振兴、畅通国内大循环的财政政策优化建议
畅通国内大循环，增加农村居民收入是关键。要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必须解决四大制约因素。而这四个方面，正是乡村振兴战略的主要内容，本质上是资源优化配置问题。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支持乡村振兴责无旁贷。财政处于社会再生产的分配环节，对资源优化配置具有重要作用。要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就必须充分发挥财政在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解决制约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关键因素，增加农村居民收入，提振农村居民消费，促进国内大循环在更高层次上实现畅通。
(一)進一步加大财政对农村产业振兴的投入，提高农业比较效益
促进农村产业振兴，是提高农业经营比较效益、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的关键措施。近年来，一般公共预算对农林水支出规模在不断加大，从2010年的8129.6亿元增加到2019年的22 862.8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始终稳定在9.0%以上，对促进农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构建新发展格局，增加农民收入，需要进一步加大财政对农村产业振兴的投入力度，着力解决一家一户干不了或干不好的一些基本公共服务问题。一是进一步加大财政对农业传统基建的投入。继续大力加强农田水利薄弱环节建设，加强农业水利工程建设和配套改造，提高农业抵御水旱灾害的能力。加强农田和机耕道路建设，促进农业规模化生产、机械化耕作、产业化经营。加强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建设，提升全产业链设施装备支撑水平，延伸农业产业链，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增加农产品附加值，稳定农业生产，提升农产品供应能力。二是进一步加大财政对农业新基建的投入。发展智慧农业，加强对农业机器人等人工智能工具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加快农业农村大数据平台建设，促进大数据、互联网与农业深度融合，提升现代信息技术在农业领域应用的支撑能力。完善财政投入方式，吸引更多社会资金参与到农业新基建中来。三是进一步加大财政对农业生物育种的投入。推动农业现代化，种子是基础。要健全对农业种业技术的研发培育和推广应用的财政政策支持体系，促进育繁推一体化。通过完善农业发展的基础设施和生物技术等措施，进一步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增加粮食产量，提高农业比较利益，增加农村居民收入，有效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
(二)进一步加大财政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力度，为农村居民增收提供智力支持
发展农村教育是提高农村居民素质、增强农村居民就业能力的重要举措。针对农村居民学历水平总体较低的问题，应继续强化城乡教育机会均等政策，为农村居民提供公平的受教育机会。一是继续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基础教育是提高国民素质的奠基工程。促进教育公平，首先要从基础教育抓起。今后要继续加大对基础教育的投入，尤其是要加大对农村居民的教育投入，改善农村办学条件，减少农村居民接受教育的成本，从根本上解决其就业能力和收入低的问题。二是进一步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和农村居民增收关联度高。针对农村居民学历教育水平不高、接受职业培训覆盖面不够广泛的问题，今后要继续加大对农村居民职业教育的投入，并制定财政激励政策，鼓励企业等社会力量加大对农村居民职业教育的投入，提高农村居民就业能力和获取收入的能力。三是加大对农村教育新基建的投入。要加大对网络和人工智能等新型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完善国家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加快发展面向农村居民的网络教育体系，为农村居民提供均等的学习机会。
(三)进一步完善财政支持农村土地流转的政策，形成农村居民增收长效机制
积极探索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政策实施的有效形式，使农村土地资源变成土地资产。健全利益联结机制，让农村居民更多分享土地增值收益。通过农村土地经营权入股，农民变成股东，获得财产性收入。通过土地抵押贷款，促进农业生产经营，农民获得经营性收入。通过农村土地经营权的流转，使农民变成产业工人，获得薪金收入即劳动报酬收入。要进一步完善支持农村土地流转的财政政策。对于土地流出农户，财政按照土地流转合同约定的流转年限和流转面积给予适当补贴。对于土地流入农户，财政按照抵押贷款合同给予贴息支持。加大财政对土地流出的农民就业创业的支持力度，免费提供就业创业培训，免费提供就业信息，对创办实体的农户给予税费减免和财政补贴政策支持。加大财政对土地流转的基本公共服务投入力度。支持建立土地流转服务机构，免费提供土地流转信息，加强对土地流转中介服务机构的培育，对涉及土地流转业务的人员开展培训，对土地流转评估相关费用给予适当补助。
(四)进一步完善财政调节收入分配的相关政策，提高农村居民转移性收入
一是进一步完善农业生产补贴政策。完善农机具购置补贴政策，将农业机器人等人工智能工具的购买纳入农业补贴范围。完善粮食等主要农产品最低收购价格政策，保障农民种粮收益基本稳定。二是进一步完善社会救助制度，提高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兜牢基本生活底线。三是逐步提高农村居民的医疗和养老保险待遇。支持完善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大病保险制度，合理提高政府补助标准。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和正常调整机制，逐步提高农村居民的养老金待遇，增加农村居民的养老金收入。四是扩大失业保险的覆盖范围。鼓励农民工和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失业保险，扩大参保面，将失业保险保障范围扩大到城乡所有参保失业人员，实现城乡全覆盖，切实保障失业人员基本生活。
参考文献
[1]黄群慧.畅通国内大循环 构建新发展格局[N].光明日报，2020-07-28(11).
[2]黄奇帆.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格局的思考和建议[J].中国经济周刊，2020(14)：94-103.
[3]欧阳优.准确把握我国经济发展新的战略方向[N].经济日报，2020-08-28(01).
[4]刘鹤.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N].人民日报，2020-11-25(006).
[5]郭威，李瑞雪.论新时代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J].学术研究，2021(6)：1-8.
[6]龙少波，张梦雪，田浩.产业与消费“双升级”畅通经济双循环的影响机制研究[J].改革，2021(2)：90-105.
[7]徐海龙，陈志.以科技创新促进经济“双循环”新格局形成[J].科技中国，2021(6)：1-4.
[8]姚树洁，房景.科技创新推动“双循环”新格局发展的理论及战略对策[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3)：39-51.
[9]陈劲，阳镇，尹西明.雙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中国科技创新战略[J].当代经济科学，2021(1)：1-9.
[10]王微，刘涛.以强大国内市场促进国内大循环的思路与举措[J].改革，2020(9)：5-14.
[11]王一鸣.国内大循环与对外开放是统一的[N].环球时报，2020-08-07(005).
[12]荣晨，盛朝迅，易宇，等.国内大循环的突出堵点和应对举措研究[J].宏观经济研究，2021(1)：5-18.
[13]杨远根.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乡村振兴研究[J].东岳论丛，2020(3)：37-49.
[14]陈锡文.国内农产品价格普遍高于国际市场，但进口绝对不能全放开[EB/OL].(2017-09-27)[2021-05-16].https：//www.sohu.com/a/194850757_115479.
[15]朱梦冰.我国农村居民消费不平等的演变趋势[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9-18.
[16]林一民，林巧文，关旭.我国农地经营权抵押的现实困境与制度创新[J].改革，2020(1)：123-132.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党中央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立足我国新发展阶段，遵循大国经济发展规律，而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指导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运行的中长期发展战略。我们必须深刻认识这一重大战略决策的重要意义，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打通堵点、连接断点，实现国内大循环的畅通。为此，理论界和实务部门都在积极寻找堵点和断点，为畅通国内大循环建言献策。畅通国内大循环的目的是在新的国际国内环境下让人民群众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这是查找判断堵点断点的根本依据。凡不利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点就是堵点断点。消费是衡量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标，应当从消费出发，立足消费查找堵点断点。
本文试图从农村居民消费入手，对畅通国内大循环问题进行溯源研究。目前，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不平衡，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明显低于城镇居民。根据Wind数据，2019年，在我国居民最终消费总额中，城镇居民消费占78.33%，农村居民消费占21.67%;从城乡人口结构看，目前城镇人口占60.6%，农村人口占39.4%。2020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为16 063.0元，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为34 033.0元，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不到城镇的50%。如果农村居民消费水平能够进一步提高，将会促进国内经济大循环在更高水平上进行。基于此，本文将重点研究以下问题：农村居民消费与国内大循环有何关系?如何通过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来促进农村居民消费，进而畅通国内大循环?财政政策作为配置资源的重要手段，在推进乡村振兴、畅通国内大循环中可以发挥什么作用?本文主要从社会再生产的角度，就促进农业生产和提振农村居民消费问题来开展研究。
一、相关文献综述
就畅通国内大循环而言，社会各界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研究，积极寻找堵点。从有关文献和媒体材料来看，以下四个方面的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一是堵点在供给侧。有研究认为，当前我国国民经济循环的主要矛盾是供给与需求不匹配、不协调和不平衡，国民经济循环无法有效畅通的矛盾主要方面不在需求侧而在供给侧，主要表现是企业的供给质量不高，产业的智能化、高端化、绿色化和服务化水平不高[1]。当前，供给侧存在不少短板。比如，在要素市场，资金、土地、劳动力等要素合理流动仍存在不少障碍;在产品市场，物流成本仍然过高，农村市场与电商对接仍存在“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在服务市场，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改革有待深化[2]。要牢牢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战略方向，疏通国内经济大循环的梗阻和堵点，持续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与效率，这是解决供需不平衡不匹配、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关键所在[3]。
二是堵点在需求侧。有研究认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主要矛盾仍然在供给侧，但也要高度重视需求侧管理，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4]。外需的不可持续性和波动性决定了我国经济必须转向以内需为主的发展[5]。近年来，我国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以国际经济大循环为主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国内经济大循环在消费环节存在的主要堵点是居民消费能力有待提升，居民消费意愿不足[6]。
三是堵点在技术侧。有研究认为，我国基础核心技术与创新设计能力薄弱，高端和高质量供给能力不足，一些高精尖产品、关键零部件严重依赖进口，产业链供应链的关键环节自主控制能力不强，成为制约国民经济循环畅通运行的断点和堵点。需要紧紧抓住科技创新这一关键着力点，破除我国产业链和供应链存在的断点和堵点，促进国内经济大循环的畅通[7]。我国面临“卡脖子”的技术领域还有很多，有些领域还存在空白，是我国保持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制约因素，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维持长期可持续增长必须攻克的难关。科技创新是推动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基础保障[8]。长期以来，我国以出口导向和加工贸易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导致国内企业核心技术过分依赖于进口以及国际市场的合作伙伴，而削弱了内生的研发创新动力，严重威胁到我国产业链、供应链与价值链乃至创新链的安全性与稳定性。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应对当前新的国际科技竞争新形势的重大战略性部署与战略调整[9]。
四是堵点在市场侧。有研究认为，强大的国内市场是促进国内大循环的市场运行基础和保障。当前国内市场发展还存在脆弱性，距离建成强大的国内市场仍有一定差距，促进国内大循环的能力有待提升[10]。打通国内经济大循环，就是要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高标准市场体系，完善公平竞争制度，促进国内规则更好地对接国际高标准市场规则体系[11]。现阶段，我国统一大市场尚未形成，物流体系标准化程度不高，物流网络分布不均衡，各种运输方式衔接不畅，物流仓储设施严重缺乏，物流成本较高，物流效率仍有较大提升空间，要素自由流动存在一定程度的壁垒，商品和服务跨区域流动仍不畅通[12]。
上述这些观点对于畅通国内大循环问题的研究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目前从推进乡村振兴、提升农村居民消费视角来研究畅通国内大循环的文献还不多。基于此，本文通过对国内大循环与农村居民消费关系的理论和现实分析，认为农村居民消费不足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一个堵点，必须充分发挥财政政策作用，大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增加农村居民收入，提升农村居民消费水平。
二、国内大循环、乡村振兴与财政政策关系的理论分析
我们有必要从理论上弄清楚畅通国内大循环与推进乡村振兴的关系，以及推进乡村振兴与财政政策的关系。
(一)国内大循环畅通的关键是消费环节的畅通
国内大循环是国内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实现循环往复、不断进行的过程。这是一个国家尤其是大国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一个国家尤其是大国必须能够实现内部可循环，如果不能实现国内大循环，就不能保障国家安全稳定。要实现国内大循环，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每个环节都必须畅通。无论哪个环节出现堵塞，国内大循环都不会畅通。在这些环节中，最根本的也是最困难的是消费环节的畅通。因为影响消费实现的因素很多。消费的实现通常需要几个前提，要手里有钱，有钱可花，有钱能花，愿意花钱，敢于花钱，有物可买，钱花得出去。只有这些因素都具备了，消费才能实现。国内大循环本质上是生产与消费的大循环。从静态来看，生产是起点，消费是终点。生产决定消费，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从动态来看，消费反作用于生产。消费是生产的动力和目的。没有消费，生产也就失去了目的和意义，生产的产品只有被消费者使用，生产才算最终完成，并开始新的循环。但生产与消费通常存在着矛盾，生产的产品不能顺利地被消费者消费，导致生产与消费大循环不能顺利进行。因此，消费是国内大循环的关键环节。
(二)消费环节畅通的关键在于农村居民消费的振兴
消费不仅包括城镇居民消费，而且包括农村居民消费。农村是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的人聚居的地方，承担着农业生产并提供粮食等农产品的任务。农村居民消费就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人的消费。农村居民消费振兴了，农村居民就能够安心从事农业生产，粮食安全就有了保障。实际上，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以后，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的细化，国内经济大循环就成为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由一系列的子循环构成。其中，存在着两个最基本的循环：一个是农产品进城循环，一个是工业品下乡循环。这两个循环之所以是最基本的，是因为农产品进城循环解决的是城镇居民的吃饭问题，工业品下乡循环解决的是农村居民的工业品需求问题。没有这两个基本循环，或者说这两个基本循环不畅通，城乡居民就难以正常生活。这两个基本循环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是客观存在的。具体来说，农产品进城循环是农民生产的农产品，进城销售给城镇居民，城镇居民支付相应款项，農民获得相应收入，完成进城农产品的一个循环，然后进入下一个农产品的循环。工业品下乡循环是企业生产的工业品下乡销售给农民，农民支付相应款项，企业获得相应收入，完成下乡工业品的一个循环，然后进入下一个工业品的循环。这两个基本循环既有区别又相互联系，互为条件、互为前提、互相促进。一个循环的完成以另一个循环的顺利完成为条件。只有进城农产品的循环完成以后，销售得到实现，农民取得销售收入，才能形成对下乡工业品的购买力。同样，只有下乡工业品的循环完成以后，销售得到实现，企业取得销售收入，才能形成对进城农产品的购买力。因此，这两个基本循环任何一个出了问题，另一个循环也就不能实现。这两个基本循环的本质是农产品与工业品的相互交换。
上述两个循环可以抽象成下面的简单模型：按照产品用途，将整个社会产品分为两大类，即农产品和工业品，分别用L和G 表示。农产品主要满足食品需要，工业品主要满足非食品需要。分别用c、v、m表示产品生产的物耗成本、人工成本和剩余产品价值。进城农产品的价值为L(c+v+m)-L(c+v)= L(m)>0，否则，城镇居民就缺少食品，农村居民也无力购买工业品。下乡工业品的价值为G(c+v+m)-G(c+v)= G(m)>0，否则，农村居民就缺少工业品，城镇居民也无力购买农产品。同时，要畅通整个国内经济大循环，还必须满足L(m)=G(m)的条件，否则，当L(m)>G(m)时，农民购买力不能完全得到实现，下乡工业品供不应求;当L(m)
(三)农村居民消费振兴的关键在于乡村振兴
在工业品循环和农产品循环这个问题上，农产品循环是问题的主要方面。一是因为农业是基础产业。在国民经济大循环中，农业承担着重要任务，不仅为人们提供粮食和经济作物，解决人们的温饱问题;而且还为工业提供大量的原材料，丰富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如果没有第一个循环，城镇居民吃饭就成了问题。二是因为农业是弱质产业。农业既要面对自然环境变化的风险，又要面对市场供求变化的风险。农业对自然条件的依赖程度较高，在强大的自然力面前，农业抗御风险的能力相对较弱。农业生产进入壁垒较低，生产者众多，导致农产品供给弹性大，而农产品作为生活必需品，需求弹性小，从而导致农产品在市场上很容易形成过度竞争，形成农产品价格偏低、丰产不丰收的局面。同时，农产品生产周期长，综合成本高，储存保管困难，使得农产品在市场中处于不利地位，面临着巨大的市场风险。因此，对农业生产要给予特殊的支持。三是因为农民是弱势群体。农民由于学历水平总体较低，在市场竞争和权益维护中通常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对农民要给予特别的关心。四是因为农村是相对欠发达地区。由于农村面积大，受农业生产半径影响，农村居民居住分散。同时，社会资源有限，道路水电气等基础设施建设成本高，导致基本公共服务水平通常较低。因此，对农村发展要加大投入力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大循环之所以不断迈上新台阶，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三农”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使农产品循环得到了畅通，农村消费潜力得到了释放。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大循环要在更高水平上进行，同样要不断释放农村居民消费潜力。党的十九大报告已明确提出要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其目的之一就是要振兴农村居民消费。因为乡村振兴的目标之一是生活富裕，而生活富裕的重要标志就是消费水平和消费质量的提升。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需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是国内大循环畅通的重要基础，没有乡村振兴，国内大循环就会遇到梗阻，就无法畅通。
(四)推进乡村振兴需要财政政策的支持
从经济学理论上讲，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就是要实现供给与需求的基本平衡。但在实际经济运行中，经济大循环的条件经常会得不到满足，循环经常会受到破坏或者在低水平上进行。如何使受到破坏的条件得到满足，使中断的循环继续进行，使低水平的循环向着更高水平上推进，不同的理论有着不同的观点。
一是市场调控论。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运行始终受到一只“看不见的手”的调控。在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支配下，经济运行会自动实现供需平衡。当生产不足时，价格上涨，促进生产增加供给;当消费不足时，价格下降，刺激需求扩大消费，从而实现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的平衡，畅通经济大循环。市场调控论认为，市场是万能的，政府应当少干预，政府只是为市场提供基础环境，做好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等。
二是需求调控论。凯恩斯主义认为，供给与需求基本平衡是经济大循环顺利进行的前提条件。但是，经济运行本身总是造成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制约着经济循环的顺利进行。凯恩斯主义认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不是万能的，并没有足够强大的自动机制，促使供给与需求保持平衡。为此，国家应采取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来促进经济循环畅通。
三是计划调控论。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也就是说，供给与需求必须保持平衡。但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供给与需求的平衡经常遭到破坏。这主要是因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存在两大不可克服的矛盾：整个社会生产无限扩大与劳动人民购买力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序性之间的矛盾。这两个矛盾使得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生产与消费的矛盾不可调和，供给与需求不能保持平衡，从而导致经济大循环无法顺利进行。为此，应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在全社会范围内实行计划调控，从制度上铲除引致破坏经济大循环的因素。
四是宏观调控论。邓小平理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我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认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市场和计划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五是规划导向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丰富了宏观调控论，强调规划对宏观调控的导向作用，把规划引领作为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平衡，促进重大经济结构协调和生产力布局优化，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科学的宏观调控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以国家发展规划为战略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就业、产业、投资、消费、区域等政策协同发力的宏观调控体系。
从当前各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实践来看，各个国家都是采取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宏观调控方式，几乎没有单纯依靠计划或市场进行调控的国家。不同的是由于各个国家的国情不同，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特征不同，有时计划多一点，有时市场多一点，目的都是为了实现社会供需平衡，畅通经济循环。也就是说，畅通经济大循环需要宏观调控，宏观调控需要综合运用多种政策工具。其中，财政政策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政策工具。這是由财政政策工具的内在功能决定的。财政收入作为政府参与分配取得的商品，形成社会总供给的一部分;财政支出作为政府履行职能需要消费的商品，形成社会总需求的一部分，因此，财政的一收一支必然会对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产生重要影响。也就是说，财政政策可以对国内大循环的畅通产生重要调节作用。更高水平的循环可以带来更多的财政收入，同时也需要更多的财政支出和更大力度的财政政策进行调节。财政属于社会再生产的分配环节。作为生产要素的分配，财政可以调节资源配置的规模和结构。作为生产成果的分配，财政可以调节居民收入分配水平和结构。乡村振兴作为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的过程，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实际上是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调节过程，是生产要素的配置和生产成果的分配过程，是促进农村居民收入增加、提高农村居民消费、实现生活富裕的过程。因此，财政政策可以对乡村振兴发挥重要的促进作用，从而推动国内大循环在更高层次、更高水平上进行。
三、我国国内大循环、乡村振兴与财政政策关系的现实分析
从社会再生产角度考察，生产能力决定着国内大循环的潜在规模，消费水平决定着国内大循环的现实水平。生产包括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消费包括城镇消费和农村消费。农业生产能力和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取决于乡村振兴的程度。从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农业生产和农村居民消费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短板和堵点。
(一)从供给侧来看，我国经济总体具有强大的生产能力，但农业生产对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制约作用越来越明显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40多年的发展，我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具有强大的国内生产能力，主要表现在：第一，我国有着强大的工业品生产能力。我国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均位居世界前列。根据国家统计局编制的《国际统计年鉴》(2020年)数据，2019年，我国粗钢、煤、发电量、水泥、化肥、棉布产品产量均居世界第一位，原油产量居世界第六位。第二，我国具有完整的工业体系。按照联合国颁布的产业分类国际标准，所有的工业行业可以分为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拥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对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的经济效率和经济安全来说尤为重要。一个国家的工业体系越完整，这个国家的生产成本越低，生产配套的效率越高。因为完整的生产体系可以用很短的时间和很低的价格获得所需要的产品，从而大大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不仅如此，还可以确保国家在战时或外部封锁之后能够生产一切所需的产品，因而对确保国家经济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我国不仅有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而且有着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不仅是我国综合生产成本低、对外资有着巨大吸引力的重要原因，而且是我国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最大优势。第三，我国有着强大的农产品生产能力。我国粮食产量不断迈上新台阶。根据Wind数据，2012年我国粮食产量首次突破6000亿公斤，2015年突破6500亿公斤，之后一直保持在这个水平。2020年达到66 949亿公斤。我国主要农产品产量均居于世界前列。根据国家统计局编制的《国际统计年鉴》(2020年)数据，2019年，我国谷物、肉类、籽棉、花生、茶叶、水果产量均居世界第一位，大豆产量位居世界第四位，油菜籽产量位居世界第二位，甘蔗产量位居世界第四位。第四，我国有着众多的市场主体。根据Wind数据，2018年，我国市场主体数量突破1亿户，达到11 020.1万户。其中，企业3474.2万户，个体工商户7328.6万户，农民专业合作社217.3万户。到2020年底，我国已有市场主体13 840.7万户，其中企业4331.4万户，个体工商户9287.2万户，农民专业合作社222.1万户。这些市场主体是我国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就业机会的主要提供者、技术进步的主要推动者，将推进国内大循环再上新台阶。
但是，从农业生产来看，存在着农业比较利益下降的趋势。农业比较利益实际上是农产品价格与生产成本比较的结果。近年来，国际市场农产品价格的“天花板”与国内农产品生产成本的上涨在不断挤压农业比较利益。第一，从农产品价格来看，上升空间不大。有研究表明，与国际市场比较，2015年以来，我国谷物的价格平均高出30%～50%，大豆价格高出40%～50%，棉花价格高出30%～40%，糖的价格高出60%，牛羊肉价格高出70%～80%[14]。第二，从亩均产值看，亦呈下降趋势。根据Wind数据，我国稻谷、小麦、玉米三种粮食平均产值于2011年超过1000元/亩，达到1041.9元/亩，2014年达到最高，为1193.4元/亩，随后却出现下降趋势，2018年下降到1008.2元/亩。第三，从亩均成本看，呈上升趋势。种粮总成本2013年超过1000元/亩，达到1026.2元/亩，随后逐年上升，2018年达到1093.8元/亩。第四，从净利润来看，呈下降趋势。以总成本计算的净利润于2011年达到最高，为250.8元/亩，随后波动下降，2016年以后为负数，2018年为-85.6元/亩。上述数据说明我国农业比较利益低且呈现下降趋势。这种下降趋势不利于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长此下去，有可能使农业生产成为制约国内大循环的短板，影响国内大循环的畅通。
(二)从需求侧来看，我国有着强大的国内市场，但农村居民消费对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制约作用越来越明显
我国拥有14亿人口，有着强大的国内市场，特别是消费市场，有着巨大的消费需求。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我国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人民群众的需要日益多样化，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优质的商品、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服务等。但总体上看，我国强大国内市场的优势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消费的基础性作用还需要进一步增强，突出表现在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相对较低，消费潜力还没有得到充分释放，已经成为制约国内经济大循环在更高水平进行的一个堵点。
第一，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相对较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总体上呈不断提高的趋势。根据《中国统计摘要(2020)》数据，从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水平看，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从2014年的14 491.4元增加到2019年的21 558.9元，年均名义增长8.3%。其中，城镇居民从2014年的19 968.1元增加到2019年的28 063.4元，年均名义增长7.0%;农村居民从2014年的8382.6元增加到2019年的13 327.7元，年均名义增长9.7%。与城镇居民相比，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相对较低。城乡居民人均消费差额从2014年的11 585.5元扩大到2019年的14 735.7元，城镇居民消费始终是农村居民消费的2倍以上。从农村内部来看，农村居民消费差距也较大。2019年，年人均消费超过2万元的省份有3个，分别是上海(22 448.9元)、北京(21 881.0元)和浙江(21 351.7元)，年人均消费不到1万元的省份有3个，分别是山西(9728.4元)、甘肃(9694.0元)和西藏(8417.9元)，最高的上海和最低的西藏相差2.7倍。
第二，农村居民服务性消费水平低。衡量人们生活质量的指标通常有两个，分别是恩格尔系数和服务性消费所占比重。恩格尔系数是指食品支出占家庭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一般来说，恩格尔系数越低，说明生活质量越高。服务性消费所占比重越高，说明消费质量越高。近年来，我国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虽然持续下降，但农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仍然高于城镇家庭，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仍然以食物、衣着和医疗等生存性消费为主，享受发展性消费占比相对较小[15]。根据《中国统计摘要(2020)》数据，2019年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达到28.2%，比2014年的31.0%下降2.8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居民从2014年的30.0%下降到2019年的27.6%，下降2.4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从2014年的33.6%下降到2019年的30.0%，下降3.6个百分点。从服务性消费所占比重来看，2019年全国居民这一比重为45.6%，比2014年的40.3%上升5.3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居民从2014年的42.3%上升到2019年的48.2%，上升5.9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从2014年的35.1%上升到2019年的39.7%，上升4.6个百分点。从绝对水平来看，2019年，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为14 735.7元/人。其中，服务性消费差距为8227.5元/人，占55.8%。
第三，农村居民对耐用消费品的消费相对不足。根据《中国统计摘要(2020)》数据，从平均每百户居民家庭年末主要耐用消费品拥有量来看，2019年，城镇居民拥有家用汽车43.2辆，而农村居民只有24.7辆;城镇居民拥有洗衣机99.2台，而农村居民只有91.6台;城镇居民拥有电冰箱/柜102.5台，而农村居民只有98.6台;城镇居民拥有彩色电视机122.3台，而农村居民只有117.6臺;城镇居民拥有空调128.3台，而农村居民只有71.3台;城镇居民拥有家用电脑72.2台，而农村居民只有27.5台。
国内大循环的畅通必须以消费的高水平实现为前提。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不足一定程度上说明农村居民消费存在着堵点。提升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将会推动国内大循环在更高水平、更高层次上进行。
(三)从农村消费溯源来看，国内大循环畅通的堵点在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低，增收难度大
第一，农村居民消费与农村居民收入高度正相关。消费是收入的函数，没有收入就没有消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从1978年的116元增加到2019年的13 327.7元，年均增长12.3%。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133.6元增加到2019年的16 020.7元，年均增长12.4%。从图1可以看出，我国农村居民消费与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存在高度正相关关系，表明我国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可以解释99.9%的农村居民消费。也就是说，收入多，消费高;收入少，消费低。
第二，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相对较低。从人均收入水平来看，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水平明显低于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水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总体增长较快。根据《中国统计摘要(2020)》数据，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171.2元增加到2019年的30 732.8元，年均名义增长13.5%，实际增长8.4%。其中，城镇居民从1978年的343.4元增加到2019年的42 358.8元，年均名義增长12.5%，年均实际增长7.2%;农村居民从1978年的133.6元增加到2019年的16 020.7元，年均名义增长12.4%，年均实际增长7.7%。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比，2019年农村居民比城镇居民少26 338.1元。如果农村居民收入能够达到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将会拉动农村居民消费更快增长，从而促进国内经济在更高水平上循环。
第三，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存在着四大制约因素。按照现行统计制度，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包括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转移净收入四个部分。与这四个方面相对应，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存在四大制约因素。
从工资性收入来看，农村居民学历水平低是一个重要制约因素。在我国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中，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所占比重呈逐年上升趋势，从2013年的38.7%逐年上升到2019年的41.1%。从绝对额来看，2013—2019年，我国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从3652.5元/人增加到6583.0元/人。同期，我国城镇居民工资性收入从16 617.4元/人增加到25 565.0元/人。城乡居民工资性收入差距从12 964.9元/人扩大到18 982.0元/人。其主要原因是农村居民学历水平较低。学历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能力。一般说来，学历越高，就业能力越强，收入水平越高。总体上看，目前我国农村居民学历水平比较低。根据Wind数据，2019年，我国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农民工人数占全部农民工的1.0%，小学毕业人数占15.5%，初中毕业人数占55.8%，高中毕业人数占16.6%，大专及以上毕业人数占10.9%。农民工学历水平低导致农民工从事的行业多是劳动密集型行业。2019年，在制造业就业的农民工人数占27.4%，在建筑业就业的农民工人数占18.7%，在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居民服务及其他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就业的农民工人数占36.4%，其他行业占14.8%。从工资收入的行业分布来看，农民工所从事的这些行业基本上都是工资水平相对较低的行业。
从经营净收入来看，农业比较利益低是一个重要制约因素。在我国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中，农村居民经营净收入占有较大比重。2013—2019年，我国农村居民经营净收入从3934.8元/人增加到5762.0元/人，年均增长6.6%，占可支配收入总额的比重从41.7%下降到36.0%。所占比重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近年来农业比较利益低且呈下降趋势。
从财产净收入来看，农村土地经营权闲置是一个重要制约因素。总体上看，我国农村居民财产净收入较少。2013—2019年，全国居民财产净收入从1423.3元/人增加到2619.0元/人。其中，城镇从2551.5元/人增加到4391.0元/人，农村居民从194.7元/人增加到377.0元/人。同期，全国居民人均财产净收入占可支配收入总额的比重从7.8%上升到8.5%。其中，城镇居民从9.6%上升到10.4%，农村居民从2.1%上升到2.4%。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较少的主要原因是农村土地经营权闲置而不能给农村居民带来收益。对于广大农村居民来说，除承包土地外，其他财产规模较小。目前农村土地虽然实行了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置”政策，土地经营权可以流转，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土地经营权闲置多、流转少，没有变成可投资、有收益的资产，导致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较少。其主要原因有以下方面：从流转土地的供给方来看，土地是农民生活生存的最重要和最后的保障。在目前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健全的情况下，许多农民虽然离土进城，但宁愿将土地闲置、抛荒撂荒，也不愿意将土地流转出去。从流转土地的需求方来看，农村承包土地地块面积小，很难形成规模经营，农业是一个弱质低效产业，如果再加上土地经营权流转费用，农业经营比较利益就更低了。从流转土地抵押贷款供需双方来看，一方面，由于农地经营权抵押存在评估价值低、贷款期限短、金融机构手续复杂、审批时间长等问题，借款人借款的积极性并不高;另一方面，由于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金额小、成本高，特别是抵押物处置难度大、风险高，金融机构存在明显的“不愿贷、不敢贷”的问题，银行贷款的积极性也不高[16]。土地流转服务体系不健全，土地需求与土地供给信息不对称。所有这些因素，造成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困难。
从转移净收入看，政府转移性收入分配存在不合理因素。从人均转移净收入来看，全国居民从2013年的3042.1元增加到2019年的5680.0元。其中，城镇居民从2013年的4322.8元增加到2019年的7563.0元，农村居民从2013年的1647.5元增加到2019年的3298.0元。转移性收入包括养老金或退休金、社会救济和补助、政策性生产补贴、政策性生活补贴、救灾款、报销医疗费等。城乡之间居民转移净收入差距较大的主要原因是城乡社会保障标准存在较大差异。我国虽然建立了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但不同保障制度之间的保障水平差异较大。根据Wind 数据，2019年，我国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分别为624.0元/人月和444.6元/人月，二者相差2152.8元/人年，农村居民低保标准为城市的71.3%。农村居民领取的养老金水平也远低于城镇居民和城镇退休职工。
(四)从财政实力来看，财政政策可以在乡村振兴中发挥重要作用
近年来，我国财政实力不断增强。根据Wind数据，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由2015年的152 269亿元增加到2020年的182 895亿元，年均增长3.7%。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从2015年的69 267亿元增加到2020年的82 771亿元，年均增长3.6%。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从2015年的42 338亿元增加到2020年的93 489亿元，年均增长17.2%。全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由2015年的2551亿元增加到2020年的4778亿元，年均增长13.4%。财政实力的增强为财政政策促进乡村振兴提供了资金保障。
四、推进乡村振兴、畅通国内大循环的财政政策优化建议
畅通国内大循环，增加农村居民收入是关键。要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必须解决四大制约因素。而这四个方面，正是乡村振兴战略的主要内容，本质上是资源优化配置问题。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支持乡村振兴责无旁贷。财政处于社会再生产的分配环节，对资源优化配置具有重要作用。要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就必须充分发挥财政在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解决制约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关键因素，增加农村居民收入，提振农村居民消费，促进国内大循环在更高層次上实现畅通。
(一)进一步加大财政对农村产业振兴的投入，提高农业比较效益
促进农村产业振兴，是提高农业经营比较效益、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的关键措施。近年来，一般公共预算对农林水支出规模在不断加大，从2010年的8129.6亿元增加到2019年的22 862.8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始终稳定在9.0%以上，对促进农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构建新发展格局，增加农民收入，需要进一步加大财政对农村产业振兴的投入力度，着力解决一家一户干不了或干不好的一些基本公共服务问题。一是进一步加大财政对农业传统基建的投入。继续大力加强农田水利薄弱环节建设，加强农业水利工程建设和配套改造，提高农业抵御水旱灾害的能力。加强农田和机耕道路建设，促进农业规模化生产、机械化耕作、产业化经营。加强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建设，提升全产业链设施装备支撑水平，延伸农业产业链，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增加农产品附加值，稳定农业生产，提升农产品供应能力。二是进一步加大财政对农业新基建的投入。发展智慧农业，加强对农业机器人等人工智能工具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加快农业农村大数据平台建设，促进大数据、互联网与农业深度融合，提升现代信息技术在农业领域应用的支撑能力。完善财政投入方式，吸引更多社会资金参与到农业新基建中来。三是进一步加大财政对农业生物育种的投入。推动农业现代化，种子是基础。要健全对农业种业技术的研发培育和推广应用的财政政策支持体系，促进育繁推一体化。通过完善农业发展的基础设施和生物技术等措施，进一步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增加粮食产量，提高农业比较利益，增加农村居民收入，有效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
(二)进一步加大财政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力度，为农村居民增收提供智力支持
发展农村教育是提高农村居民素质、增强农村居民就业能力的重要举措。针对农村居民学历水平总体较低的问题，应继续强化城乡教育机会均等政策，为农村居民提供公平的受教育机会。一是继续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基础教育是提高国民素质的奠基工程。促进教育公平，首先要从基础教育抓起。今后要继续加大对基础教育的投入，尤其是要加大对农村居民的教育投入，改善农村办学条件，减少农村居民接受教育的成本，从根本上解决其就业能力和收入低的问题。二是进一步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和农村居民增收关联度高。针对农村居民学历教育水平不高、接受职业培训覆盖面不够广泛的问题，今后要继续加大对农村居民职业教育的投入，并制定财政激励政策，鼓励企业等社会力量加大对农村居民职业教育的投入，提高农村居民就业能力和获取收入的能力。三是加大对农村教育新基建的投入。要加大对网络和人工智能等新型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完善国家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加快发展面向农村居民的网络教育体系，为农村居民提供均等的学习机会。
(三)进一步完善财政支持农村土地流转的政策，形成农村居民增收长效机制
积极探索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政策实施的有效形式，使农村土地资源变成土地资产。健全利益联结机制，让农村居民更多分享土地增值收益。通过农村土地经营权入股，农民变成股东，获得财产性收入。通过土地抵押贷款，促进农业生产经营，农民获得经营性收入。通过农村土地经营权的流转，使农民变成产业工人，获得薪金收入即劳动报酬收入。要进一步完善支持农村土地流转的财政政策。对于土地流出农户，财政按照土地流转合同约定的流转年限和流转面积给予适当补贴。对于土地流入农户，财政按照抵押贷款合同给予贴息支持。加大财政对土地流出的农民就业创业的支持力度，免费提供就业创业培训，免费提供就业信息，对创办实体的农户给予税费减免和财政补贴政策支持。加大财政对土地流转的基本公共服务投入力度。支持建立土地流转服务机构，免费提供土地流转信息，加强对土地流转中介服务机构的培育，对涉及土地流转业务的人员开展培训，对土地流转评估相关费用给予适当补助。
(四)进一步完善财政调节收入分配的相关政策，提高农村居民转移性收入
一是进一步完善农业生产补贴政策。完善农机具购置补贴政策，将农业机器人等人工智能工具的购买纳入农业补贴范围。完善粮食等主要农产品最低收购价格政策，保障农民种粮收益基本稳定。二是进一步完善社会救助制度，提高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兜牢基本生活底线。三是逐步提高农村居民的医疗和养老保险待遇。支持完善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大病保险制度，合理提高政府补助标准。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和正常调整机制，逐步提高农村居民的养老金待遇，增加农村居民的养老金收入。四是扩大失业保险的覆盖范围。鼓励农民工和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失业保险，扩大参保面，将失业保险保障范围扩大到城乡所有参保失业人员，实现城乡全覆盖，切实保障失业人员基本生活。■
参考文献
[1]黄群慧.畅通国内大循环 构建新发展格局[N].光明日报，2020-07-28(11).
[2]黄奇帆.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格局的思考和建议[J].中国经济周刊，2020(14)：94-103.
[3]欧阳优.准确把握我国经济发展新的战略方向[N].经济日报，2020-08-28(01).
[4]刘鹤.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N].人民日报，2020-11-25(006).
[5]郭威，李瑞雪.论新时代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J].学术研究，2021(6)：1-8.
[6]龙少波，张梦雪，田浩.产业与消费“双升级”畅通经济双循环的影响机制研究[J].改革，2021(2)：90-105.
[7]徐海龙，陈志.以科技创新促进经济“双循环”新格局形成[J].科技中国，2021(6)：1-4.
[8]姚树洁，房景.科技创新推动“双循环”新格局发展的理论及战略对策[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3)：39-51.
[9]陈劲，阳镇，尹西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中国科技创新战略[J].当代经济科学，2021(1)：1-9.
[10]王微，刘涛.以强大国内市场促进国内大循环的思路与举措[J].改革，2020(9)：5-14.
[11]王一鸣.国内大循环与对外开放是统一的[N].环球时报，2020-08-07(005).
[12]荣晨，盛朝迅，易宇，等.国内大循环的突出堵点和应对举措研究[J].宏观经济研究，2021(1)：5-18.
[13]杨远根.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乡村振兴研究[J].东岳论丛，2020(3)：37-49.
[14]陈锡文.国内农产品价格普遍高于国际市场，但进口绝对不能全放开[EB/OL].(2017-09-27)[2021-05-16].https：//www.sohu.com/a/194850757_115479.
[15]朱梦冰.我国农村居民消费不平等的演变趋势[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9-18.
[16]林一民，林巧文，关旭.我国农地经营权抵押的现实困境与制度创新[J].改革，2020(1)：123-132.
作者：杨远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