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问题背景
近年来,随着我国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农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同时,农村生活垃圾数量也与日俱增,垃圾成分越来越复杂,治理难度增加。目前,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方式多为简单堆放,大大小小的垃圾堆不仅侵占了农村的大量土地,而且还会成为苍蝇、蚊虫等病原体滋生的场所。在雨季,有害成分随垃圾渗滤液进入环境,造成土壤和水体的污染。农村生活垃圾污染问题已成为影响农民生活生产、农村城镇化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必须引起高度的重视,并制定切实可行的防治对策来避免农村生态和生活环境的进一步恶化。
本组于2015年7-8月在天津市农村及社区发放了600余份调查问卷,拟获取天津市农村居民社区自组织垃圾处理情况等信息的一手调研数据资料。在天津市的北辰区、津南区、武清区等地区进行问卷发放和回收,最终收回有效问卷480份,问卷有效率为80%。下面根据这480份问卷进行实证研究。
2 相关假设
根据参考文献以及作者自己所做的调查分析,将农民对生活社区垃圾自组织治理的影响分为两类。
2.1 农民自身特征的影响
2.1.1 教育程度
农民的自身素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农民对生活垃圾自组织处理的行为方式。Schuhz(1975)研究表明,农民的受教育程度与农民的信息接受能力呈正相关关系。根据这一理论,可以认为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民容易认识到生活垃圾造成的环境污染的危害性及对健康的影响。因此我们假设农民的教育程度与农户的生活垃圾自组织治理意愿呈负相关。
2.1.2 年龄因素
年纪轻的农民比年龄大的农民更愿意进行生活社区垃圾自组织处理。而生活社区垃圾自组织相对于其他处理方式无疑会产生更好的生活环境,因此,我们假设农民的年龄与农户的意愿成负相关。
2.1.3 收入水平
农民对生活社区垃圾自组织的处理方式和意愿与收入水平成正比。因此,我们假设农民的经济收入水平与生活社区垃圾自组织处理方式和意愿呈正相关。
2.1.4 关注程度
农民对生活社区垃圾自组织的处理与关注程度成正比。因此,我们假设农民对生活社区垃圾自组织处理的关注程度和生活社区垃圾自组织呈正相关。
2.1.5 治理意愿
农民对生活社区垃圾自组织处理与治理意愿成正比。因此,我们假设农民对生活社区垃圾自组织处理的治理意愿和生活社区垃圾自组织呈正相关。
2.2 外部环境因素
包括相关政策、法律环境、环保意识宣传及政府对环保基础设施供给和引导农民进行环境行为选择。这些都会影响农民对生活垃圾自组织治理行为方向。因此,我们假设政府对农民的环保基础设施供给、政策法规监管、环保意识宣传等于农民对生活垃圾自组织治理的意愿呈正相关。政府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有效供给环保知识与政策的宣传开展,有助于积聚农村社会资本、调动农民垃圾自组织治理的热情。
3 统计分析
3.1 居民样本特征
居民样本特征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情况、家庭人口数、家庭收入及来源、婚姻状况、政治面貌以及身体状况的基本结构信息如表1所示。
从表1中可以看出,被调研的年龄段主要分布在30~50岁,这个年龄段的居民有一定生活阅历,跟的上发展的步伐,有正常收入来源。在被调查的人中,大多数人受教育水平为初中,所以受教育年限在7~9 a的较多。目前,大多数农村家庭人口数为3~4人,只有极少的家庭像以前一样人口多。目前,农村居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务农和养殖,还有不少的一部分外出打工,而村医和村干部一个村只有寥寥几个。
3.2 研究方法和变量
a.本组采用单因素模型分析的方法,对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口、家庭年收入与村中职务这几个因素对垃圾处理的关注程度及治理意愿的影响程度进行了研究分析。分析结果整理见表2。
结果分析:
通过模型的估计结果,将对各种因素对农村居民自组织垃圾处理意愿的影响情况进行归纳。
一是年龄。从单因素模型可以看出,P值=0.1628>0.05,说明年龄对自组织垃圾处理的意愿无显著影响,即年龄与自组织垃圾处理的意愿不相关。各个年龄段都有想治理垃圾和不想治理垃圾的人。
二是受教育程度。从模型中可以看出,P值=0.0008<0.05,说明受教育年限对自组织垃圾处理的意愿有显著影响,即受教育程度与自组织垃圾处理意愿相关。受教育程度越高,居民对垃圾处理的意愿越强烈;受教育程度越低,居民对垃圾处理越不关注[1]。受教育程度高的居民注重身边的生活环境,对垃圾处理的意愿强烈,而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大多数不在乎垃圾的处理,认为其对生活并无影响。
三是家庭人口。从模型中可以看出,P值=0.0936>0.05,说明家庭人口数对自组织垃圾处理意愿并无显著影响,即家庭人口数与自组织垃圾处理意愿不相关。
四是家庭收入。从模型中可以看出,P值=0.6506<0.05,说明家庭年收入与自组织垃圾处理的意愿无显著影响,即家庭年收入与自组织垃圾处理的意愿不相关。目前,农村生活水平提高,消费水平也随之提高,所以不管收入高低,居民们对垃圾处理的出资情况无显著差别。
五是村中职务从模型中可以看出,P值=0.0329<0.05,说明村中职务与自组织垃圾处理的意愿有显著影响,即村中职务与自组织垃圾处理意愿有相关性。往往村中的村干部更加注重垃圾的处理,而普通群众处理垃圾意识淡薄。村干部们认为村内垃圾应重点处理,带动群众也是自己的责任,而普通群众则认为,垃圾处理与自己无关,是政府应该做的事。
4 自组织治理框架构建
一个系统的组织结构按照其形成的方式和运行的过程可以分为组织和自组织两类。一切按照外部指令构成和运行的系统,成为组织和被组织;外界只提供一定条件而不进行特定干预,由系统自身自发形成的结构成为自组织,显然,自组织比组织或被组织要更高一个层次。
由于当农业废弃物资源高效利用的收益大于低效利用的收益时,长期演化结果是农业废弃物资源化高效利用的农户将充满整个农村社会。当农业废弃物资源化低效利用的收益大于高效利用的收益时,长期演化结果是农业废弃物资源化低效利用的农户将充斥整个农村社会。
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村生活里加排放量的迅速增长而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和现状。本文利用对天津市周边农村地区的调查数据,运用统计多因素分析及State模型分析法对个人因素,农村社会资本因素,政府管理因素等方面进行验证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一是个人因素。个人因素是影响农村垃圾现状及其治理的最重要的因素。农村生活垃圾的现状及治理很大程度受个人的受教育程度、经济收入、环保意识等个人素质相关度较高,影响很大。
二是农村的社会资本,包括农村自组织的社会和谐程度、村民之间亲近程度、社会信任程度以及社会参与度等因素。
三是村委会的组织能力与意愿,村委会是农村垃圾自治的领导力量,对农村垃圾治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是政府管理。政府对农村垃圾治理的重视及投入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治理农村垃圾自治的积极性和效果[2]。本文对以上要素对主体相关性进行了描述分析,以及各因素传到机制对治理办法的影响关联度。
由此,构造农村生活垃圾社区自组织治理框架见图1。在外部政策支持的环境下,政府通过村干部对社区生活垃圾处理进行基础设施支持和宣传;村干部,精英农户和普通居民形成自我组织,自我监督,自我管理的良性循环。
5 结论
对上述调查结论的研究分析表明,农村生活垃圾的治理问题取决于个人的综合素质,同时受政府及农村的生活习惯、社会资本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而且各个因素共同作用关联影响,很难对单一因素简单进行统计变量分析。治理农村垃圾的治理是一样系统性的工程。根据分析结论总结如下综合治理对策。
第一,加强对农村居民环保意识的教育,提高居民综合素质,从源头控制垃圾的产生和处理方式。但是,农村的乡土习俗和生活习惯是垃圾随意排放的根源。因此,要充分利用电视广播等公众媒体的宣传,提高居民对生活垃圾危害的认识与处理能力,进而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和方式。
第二,充分利用农村的社会资本。农村居民之间更加和睦,村内成员几乎全部都认识与熟知,在动员全体成员的时候更加容易,带头作用也会更强。农村的社会资本对垃圾的处理影响较大,充分发挥集体的作用。可以采取将生活垃圾处置规范纳入村民公约,在农户集中区安置搭配小型生活垃圾桶,安放公告牌明确责任人的措施建立环境友好村庄[3]。同时,不断加强社会资本积累,倡导健康文明的村庄,地质随意丢弃垃圾的行为习惯。
第三,发挥村委会的组织带头作用,村委会是一个村子的领路者,应积极发挥村委会的组织带动,全面带动整个村子的垃圾处理方式的转变。村委会可以采取定期举行环保意识宣讲、表彰优秀个人,以个人带动全村、不定期向村民发放环保宣传手册等方式,充分利用村委会的领头作用发挥农村社会资本的最大作用。
第四,政府的管理。政府应加大对农村垃圾处理的支出投入,政府要加快农村生活垃圾基础设施建设的步伐。在村中多设立分类回收垃圾桶,在村边可设置垃圾站集中处理。政府管理的根源在于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支出,提高农村居民整体素质;政府要做好村庄规划,改善村民生活机制。
摘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村生活垃圾排放量迅速增长,导致村庄环境污染严重,影响并制约农村的可持续发展。通过对已有文献的分析,提出3个假设,并对天津市北辰区、津南区、武清区等地区进行问卷发放,采用统计多因素分析及State模型分析法,探讨政府管理、村域社会资本、个人因素与农村生活垃圾社区自组织治理之间的内在关系。研究发现,政府管理、村域社会资本和个人因素均对农村生活垃圾社区自组织治理有正向影响。
关键词：农村,垃圾治理,社区自组织,生活垃圾
参考文献
[1] 杨金龙.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影响因素分析[J].江西社会科学,2013(6):67-71.
[2] 沈小峰.混沌初开:自组织理论的哲学探索[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10-111.
[3] 胡一朗.中国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演化博弈分析[J].中国农学通报,2012(20):307-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