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共八大的历史功绩是
商鞅的历史功绩
万古法圣的千秋功业
摘要：商鞅，一个中国历史进入新篇章的开创者，战国史最后的胜利者，大秦帝国的奠基者，他引领了一个时代的发展。商鞅的千秋功业在后世无人能超越他,是中国历史最后的变法集大成者。孝公常有，而商君却是旷世之才，商君之后，中国历史就没有出现过如商君之才者，谓之万世之强臣。本文从商君的历史轨迹讲述，商君的千秋功业。
关键词：商鞅 变法 功业
一、商鞅变法的历史背景
卫鞅处于战国时期，诸侯纷争的年代，其人本想在但是魏国建立功业，奈何魏王不识人才，适逢孝公的招贤令，卫鞅入秦，观察秦国当时的环境，提出强秦九论，说服孝公变法图强。当时秦国在战国前期处于西方蛮夷之地，中原不愿与之交往，秦地文明开化较落后，国际上，当时是秦国处于“天下卑秦”和“天下分秦”时期，卫鞅和秦孝公，这对金牌君臣因共同的理想走到一起，坚持变法图强，东出函谷。
笔者认为，卫鞅和孝公在当时是整个社会孕育出的新鲜的血液，他们应历史而生，为大秦最后统一六国，建立大一统的帝国奠定了基础，他们才是笑到最后的胜利者。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只识始皇，而不识孝公和卫鞅者，是一种遗憾。
二、变法的内容
卫鞅在秦国十九年，共进行两次变法，给秦国带来了实质性的改变，也改变了战国的格局。变法的首要任务是改变百姓的国府的信任，所以就行成了著名的“徙木为信”的典故，改变了百姓对国府的信誉。而后颁布了一系列变法内容：经济上如1.废井田，开阡陌;2重农抑商，奖励耕织;3，统一度量衡。经济上的一系列措施改变了社会关系，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促进封建社会的繁荣。政治上如1.废除世袭，奖励军功，使得地主阶级强大起来，打击了奴隶主阶级，使得后来秦国军事实力强大，从“夷狄之地”到“虎狼之国”;2.废除分封制，推行郡县制，使得秦国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加强，郡县制对后世影响至今。当然，商君并非神，推行的秦律里也有许多在我们现在人看来是极不民主和人权的制度，但是，如果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其制度的秦法合乎情况，对秦国在短短20年左右从“天下分秦”到“天下惧秦”转变奠定稳定基础。
三、历史评价及认识
首先，对于许多学者和教材上均喜欢用上积极和消极的评价功能，笔者对于这种模式并不苟同，笔者认为对于一个事件或者一个历史人物的历史功罪的评价应从当时的历史环境下，站在当时的历史角度下去思考去评价，而不是现如今的许多学者和教材都喜欢用上现代人的思维和价值去评价，这种评价模式对于许多人来说是一种误导。
商鞅的历史评价到底是什么呢?商鞅之后，对于商鞅在历史功绩上的评价有是什么呢?从许多历史的文献中，对于商鞅的评价是贬多于褒如：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中，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昂，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於秦，有以也夫!”当然对于太史公的评价,有可能受到儒家的思想的影响，因为法家和儒家处于对立面的;《旧唐书》里甚至将商君评价为酷吏;贾谊评价商鞅：商君违礼义，弃伦理，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在中国历史从尊儒术后，对于商君的评价贬总是多于褒，儒学者不敢正视商君对于中国历史的作用，甚至将愚民加于商君，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儒学才是真正的愚民之说，也是贪赃枉法的理论，因为纵观中国历史从战国到清亡里，就只有秦不是因为贪赃枉法而腐败的;也有人把秦快速灭亡的原因归咎于商鞅及其所代表的法家，那是对法家的不了解，法家用刑的目的是以刑去刑，只是最后统治者没有利用好而已。
最后，笔者觉得正史对于商鞅的历史功绩没有系统的整理评价是一种遗憾，笔者认为对于商鞅我们不应该局限于其对秦的影响，不能用现代人的思想强加到对其的评价，笔者认为商鞅是中国历史在走向上的开拓者，他才是大秦帝国建立的奠基者，是战国思想中最后的胜利者，他的变法和他的法家思想在当时是符合社会变革的需要，对社会成功转型起到重要的作用，当然为秦国在“乱世用重典”做出了重要的作用，他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为秦国的“平时用中庸”提出构思。但是其不应为秦快速灭亡买单，因为他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
第二篇：汉武帝的历史功绩及评价
汉武帝的丰功伟业可简单用“文治武功”四字概括，其卓越的功绩在于承前启后，独具开创性，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
西汉是强盛的一代，而汉武帝在位五十余年更使它登上了鼎盛高峰。汉武帝刘彻(前157年—前87年)，幼名刘彘，是汉朝的第五代皇帝。汉武帝是汉景帝刘启的第十个儿子、汉文帝刘恒的孙子、汉高祖刘邦的曾孙，其母是皇后王娡。7岁时被册立为太子，16岁登基，在位五十四年，建立了汉朝最辉煌的功业之一。《谥法》说“威武强睿德曰武”，就是说威严，坚强，明智，仁德叫武。他的雄才大略、文治武功使汉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也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皇帝。他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均有建树，功不可没，充分展示了他勇于开拓、奋发进取的雄才大略，因此受到了历代史学家对他的充分认可和赞叹。
一、在国家治理方面他顺应时代的需要，进一步发展完善政治制度，调整经济政策确立主流统治思想，促使封建制度基本成熟和定型。
首先，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管辖，消除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对立，强化中央集权，保证政治统一。汉初高祖比较周与秦的制度，认为秦亡是因用郡县之治。因而分封同姓为王，并盟誓：“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随着地方王国势力的膨胀，分封的弊端便日益严重化。诸王在封国内有权征收赋税、任免官吏、铸造钱币等政治经济大权。他们“夸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这样在中央的统一治理与地方的高度独立形成尖锐的矛盾，不仅削弱国家的整体实力，还存在战乱和分裂的危机。文帝时经过“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软弱措施没有收到明显的效果。景帝时，王国问题更为严重，御史大夫晁错针对当时的政治危机，提出了严厉的“消藩”主张，认为诸王“消之亦反，不消亦反。消之，其反亟，祸小。不消，反迟，祸大”，最后引发吴、楚七国之乱。七国之乱的爆发和最终的平叛，是西汉王国割据势力恶性发展的结果。虽然中央免除了地方王国的行政权力，规定诸侯王不再治民，消减了王国官吏，但王国在地方的势力依旧很大，他们的存在是对中央政权的威胁。如何进一步削藩和加强中央集权统治是汉武帝在政时期所面临的迫切的政治问题。鉴于前朝的教训，为进一步削减地方王国的势力，强化皇权、巩固国家统一，汉武帝采取了一系列强干弱枝的积极措施：
〔一〕 针对地方王国诸侯，汉武帝继续推行汉景帝时实行的将王国任用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的政策，并采纳主父偃的建议：“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不削而稍弱矣。”于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行“推恩令”，诏“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条上，朕且临定其号名。” “于是藩国始分，而子弟毕侯矣。”通过“推恩令”，王国问题得到进一步解决。汉武帝以诸侯王和列侯的“酎金”成色不足而削夺了一大批爵位，又于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颁布“左官律”、“附益法”，更进一步限制了诸侯王在地方上的政治活动。此以后，“诸侯惟得衣租食税，不与政事”。汉武帝通过对诸侯王的一系列削权措施，进一步打击了王国的势力，有利于西汉的政局稳定，为西汉的鼎盛繁荣奠定了稳固的政治基础。
〔二〕面对国家广阔的疆域，为加强中央对全国范围的控制，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汉武帝把全国分为十三个监察区域，命名十三州部，每州部设刺史一人。刺史每年八月巡视所部郡国，“省察治状，黜陟能否，断治冤狱，以六条问事”。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汉武帝置司隶校尉。司隶校尉率官徒“捕巫蛊，督大奸猾”。十三部刺史和司隶校尉的设置，加强了朝廷对地方的控制。这对国家的政局稳固，防止地方分裂势力的发展，有着重大的积极意义。
〔三〕对于地方的豪强势力，汉武帝也进行了有力的打击，其措施包括迁徙地方郡国豪富和打击地方豪侠。由于地方富豪大贾“交通王侯，力过吏势”，甚至“封君皆低首仰给”。他们长期盘踞地方，欺压百姓，兼并土地，干扰了中央政权对地方的控制。汉武帝先后几次迁徙郡国富豪，削弱他们在地方的势力。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徙郡国富豪至茂陵，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徙郡国豪桀及訾三百万以上于茂陵、云陵”。通过迁徙措施，有效地打击了地方势力的膨胀，加强了中央集权。
其次，完善官吏选拔制度 举“贤良”任“能人”对封建社会的合理任官制度影响重大。汉初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按军功爵位高低选任各级官吏，二是选自郎官。随着军功地主的没落和“任子”、“赀选”的难以选到真正的人才。武帝即位后，求才若渴，因此继文帝的“贤良”、“孝廉”选官方式，一方面加强和完善察举制度;另外还采用“征召”之制、“公车上书”之制和选用博士弟子。汉武帝还推广在郡县兴立地方学校，“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有目的地培养国家有用人才。汉武帝对察举制的加强和完善，是对汉代吏制“资选”和“任子”制的重大改革和调整，为社会的下层有抱负的贫寒人士提供了施展他们才华的机会，也为封建国家选拔了一大批杰出的人才。察举制度开启了其后历代封建国家科举考试制度的先河。汉武帝的吏制改革对我国封建文官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大的积极意义。
第三，改革经济管理，加强中央统一调配，增强中央政府的经济实力，巩固政治的统一。盐铁官营。汉初盐铁为私人经营，国家仅设官收税而已。
这样经济大权旁落地方，致使大盐铁商“上争王者之利，下锢齐民之业”，而此时的汉武帝听从了孔仅、东郭咸阳的建议，决定把冶铁、煮盐、酿酒等私营权收归中央。汉武帝当时施行的盐铁官营有多方面的好处，一方面，盐铁官营专卖作为国家的经济政策，它能够大幅度地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保证了汉武帝时期庞大的军费之需，解决了当时迫在眉睫的财政危机;同时，盐铁官营专卖又防止了豪强富商垄断盐铁生产，操纵市场，抑制了豪强兼并势力的扩张，是缓和社会矛盾、巩固封建统治的重要保证。另外，盐铁官营专卖可以防止贵族诸侯借此扩大经济力量和中央对抗。
〔一〕均输平准。均输是由大司农派出属官去各地郡国，对上缴朝廷的货物沿途出卖，买回朝廷所需货物;平准是在朝廷设平准官统一管理由各地运往朝廷的货物，据市场行情卖出或买进，求得物价平稳。这样由朝廷直接对物价与货物进行统一调控，使商人无从投机取巧，这样“富商大贾亡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跃”，实行均输平准政策后“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
〔二〕算缗与告缗。这些经济措施则是针对商人的、高利贷的强硬经济手段，主要是加重对他们的财产税征收。并对陈报不实者，鼓励告发，使“中家以上大氐(抵)皆遇告„„得民财物以亿计„„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氐(抵)破”。这些经济措施虽然对当时的工商业的发展有很大的摧残作用，尤其是对当时商品经济的打击更为严重。但它在一定时期内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缓解了西汉朝廷严重的财政危机。
〔三〕币制改革。汉武帝在经济领域变革中，还有一项重大的经济改革就是对货币的改革，实现了币制的统一。汉武帝把铸币权收归中央，统一铸造五铢钱，严禁地方和私人铸钱。次年，由上林三官专铸五铢钱。五铢钱的重量、成色都有保证，使币制得到长时期的稳定。币制的统一对国家的货币流通，稳定商品经济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第四，确立主流统治思想，统一意识形态维护大一统的政治局面。 面对维护政治的统一，究竟采用何种思想，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无一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治可一而法制可明，民知所从矣。”而儒学所倡导的“仁”、“义”、“礼”则重视下对上的服从、忠诚、尊重，有利于说教人们服从国家的意志，把人们的意志统一于封建国家意志之中，牢固的控制人们。纵然它不可避免的发展为束缚人们的思想，禁锢人们头脑的弊端，但儒学居于独尊的地位，成为汉代以及后来两千年封建社会统治人民的正统思想，并为巩固国家统一，传播封建文化起了重要作用。中华民族虽几经战乱，但发展至今依然是一个统一大国，这与人民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大一统”意识有着很大关系，而这一“大一统”观念则始于汉武帝时代。
二、武帝在内政统一稳定的同时，大力开拓疆界，巩固对边疆地区的统治;积极主动地扩大对外交往，促进彼此交流、共同发展，弘扬汉朝文明。
首先，对匈奴的征战。至武帝时期，为显示汉王朝的强大和威严，为了边疆地区人民的安居乐业，汉武帝对匈奴进行了大规模的征伐，其间大大小小战役十余次。其中前1
27、前1
21、前119年三次大规模的对匈奴的征伐，卓有成效。前127年，汉武帝派卫青、李息率兵出云中，收复河南地区，解除了匈奴对长安的威胁;前121年，汉武帝派霍去病出陇西，越过焉支山西进，入匈奴境千余里，大获全胜，缴获休屠王的祭天金人，汉武帝置河西四郡，此后，“金城、河西并南山(祁连山)至盐泽(罗布泊)，空无匈奴”，打通了通往西域的道路，加强了内地与西域各国的文化、经济交流。其后，匈奴又不断南扰为彻底击溃匈奴，前119年汉武帝派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10万大军，分别从定襄、代郡深入匈奴境内，大败匈奴，基本上消灭了匈奴的军事主力。是后，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至此，不但陇西、北地、河西一带荡清了匈奴之寇，而且这几次战役的胜利进一步切断了匈奴与西羌的联系，打开了西汉通往西域的道路。西汉对匈奴的战争，也使汉初以来北方农业地区所受到的威胁基本解除，内地和边郡的交往大大加强，边郡地区的经济、文化也随之发展起来。
其次，汉武帝时期，也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的经营和开发，强化对边疆地区的控制。在当地设立中央直属的行政机构，曾派司马相如出使西南地区，在那“置一都尉，十余县，属蜀。”汉灭南越后，将其故地分设为九郡，元封二年(前119年)发兵至滇，降滇王，以其地为益州郡。此后西南大部分地区都在汉的直接管辖之下。汉武帝加强对我国西南夷、南越、闽越的经略，奋力拓展中国在东南、西南、东北的疆域，巩固、强化了汉政权在边疆的军事防务，同时，也推进了东南、西南、东北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促进了民族融合。汉武帝时期是汉代边疆地区和内地联系大发展时期。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规模在这一时期得到进一步的扩大和发展。
再次，同其他外民族的交流。汉帝国到武帝时，国力强盛，如日中天，其文明程度居世界前列。因此，武帝时采取比较开放的外交政策，积极的发展与其他民族的交往。他派张骞于公元前138年、公元前119年两次出使西域，后来又数次派出使者。他们到达了中亚和西亚诸古国，如：大宛、大月氏、大夏、安息等。自张骞通西域后，中西交通日见发达，除交往活动外，商业贸易也日益频繁。张骞出使西域以及丝绸之路的开辟，加强了西汉与中亚各国的密切往来。为了适应中西交通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西汉政府在西边设立亭障，以便各国使节和商人往来。据《史纪·大宛列传》记载：“西至盐水，往往有亭。而仑头有田卒数百人，因置使者互田积粟，以给使外国者。”对西域的沟通交流，开启了西域各国与汉朝频繁交往的时代。张骞两次奉命出使西域，最终凿通西域。西域各国纷纷派人到长安，中西交流日盛，从此以后，汉的先进的铸铁、凿井、丝织品以及农业先进生产技术西传中亚诸国，西域的各种物产和文化也沿着丝绸之路输入中国，丰富和充实了华夏文明。此外，汉朝还与朝鲜、越南、印度、缅甸、日本等东亚南亚国家进行经济文化交流，提高了汉朝当时的社会地位。
综上所述，汉武帝是我国封建社会开创初期的一位杰出的封建帝王，他不仅是一个孤立的个人，也是一个时代的代表，体现了封建社会从建立到巩固、统
一、发展的历程。他是那个光辉灿烂时代的总代表，其雄才大略、深谋远虑，使其领导汉帝国的人民和官吏创造了伟大的历史功绩。他雄心勃勃，既建设、巩固内政，又开拓疆土，奠定了祖国疆域基础。同时，他打通了中原与周边广大地区的联系，传播了先进的中华文明，促进中西文明的共同发展，对世界文明的进步也起了推动作用。虽然他难免有帝王“好大喜功”、“居功自傲”、“奢侈享受”的弊病，但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整个社会发展的进程来看，他足以被视为有功于历史的杰出的帝王。 简而话之
政治上：削藩平乱，颁布推恩令，加强监察制度，政治大一统
思想上：推行儒学教育，实现了思想上的大一统
军事上：北击匈奴，解除北部边患
疆域上：使西域归属西汉版图。加强对南方的经营，加强与西南少数民族联系。
第三篇：触摸历史脉搏，追忆往昔功绩
尊敬的各位领导，亲爱的朋友们，我叫任晓婷，现担任乌兰夫纪念馆的讲解工作。我执着，但不偏执，因为我愿意看见我的坚持换来最完美的结局;我自信但不自负，因为我愿意承认并不是所有的事情我都能做到。我热爱生活，热爱我的讲解工作，因为我知道要想朝气蓬勃的致力于任何事业，首先要心中充满爱，正如我所知道的乌兰夫同志一样，心怀大爱、襟怀坦荡，成就了一个民族的辉煌! 今天我要演讲的题目是：“触摸历史脉搏，追忆往昔功绩”。 当我们翻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时，便会看到在地图的上部有一块狭长的，横跨东北、华北、西北的区域，它看似一只矫健的雄鹰，振羽展翅，雄踞在祖国的北方，这就是美丽富饶的内蒙古自治区!当太阳从它的东端升起，它的西端还沉睡在甜蜜的梦乡中;当南端已是春风送暖 芳草萋萋的阳春季节时，北端还是一片白雪皑皑的世界。那雄伟的大青山，魏峨的贺兰山，莽莽苍苍的林海，浩翰无边的草原，让人感叹不已。
可是我们是否还记得，曾经，狼烟烽火使内蒙古遍体疮痍，干戈玉帛让内蒙古四分五裂，内蒙古在骤雨般的马蹄声中走过。万里关山隔
月，鼓角争鸣里，知音断琴;千年风雨峥嵘，天地沧桑中，憔悴酡颜。血红的残阳涂满伤痛的记忆。迷了途的马儿，在大野上嘶鸣;飞散了的孤雁，在苍天里呜咽。就这样一片辽阔而又悲怆的草原孕育了一位开创草原新纪元的伟人——乌兰夫。
说出你的名字，总感到温暖，回想你的功绩，总让人敬佩，风雨同舟你和草原人民心相连。乌兰夫同志是一位蒙古族共产党员的老前辈，“乌兰夫”是蒙语的名字，可以译为“红孩子”，乌并非其姓，兰夫亦非其名，有人称他为兰夫同志，则是误称，“乌兰”同意为红色，不能拆开，犹如内蒙古一词字义不可分开，区域更不能分割。
回首70年前，抗日战争结束后，内蒙古自治运动在东西部地区迅猛发展，却又各行其道，没有统一的领导，造成了四分五裂的局面，如何把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成了当时民族民主革命的关键。为此党中央对内蒙古地区的工作进行了新的部署，委派乌兰夫同志回到内蒙古去开辟内蒙古新的道路。
1946年3月，乌兰夫同志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亲赴承德与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代表就内蒙古统一自治问题进行会谈，这是一项充满挑战的，极具艰辛的任务!因为当时的东蒙古人民自治代表坚持主张“独立自
治”，并由内蒙古人民革命领导内蒙古自治。自治运动要统一于东蒙古人民的自治政府，也就意味着东蒙古不愿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自治道路，领导权存在严重的分歧。同时也就意味着整个内蒙古也面临着分裂割决，永远没有统一的局面。但是乌兰夫同志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坚决反对东蒙代表的主张，乌兰夫同志深知：内蒙古民族的解放斗争和自治运动是中国民主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内蒙古自治运动必须走平等自治的道路即民族区域自治。会议谈话中，双方针锋相对，争论激烈。乌兰夫同志严肃而又明确的提出：内蒙古民族解放斗争必须同全国革命一道发展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内蒙古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民族自治运动才能取得胜利!会后，乌兰夫同志与东蒙代表进行谈话，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通过无数个昼夜的努力工作，双方终于在自治运动的方向道路、领导权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统一了认识，取得了共识。1946年4月3日，双方代表举行了正式会议，这就是永载内蒙古革命历史的“四三会议”。四三会议成功的解决内蒙古东西部统一的问题，结束了内蒙古长期分裂的历史，使蒙古民族走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之路，乌兰夫同“四三会议”紧紧联系在一起，“四三会议”的成功，饱含了乌兰夫的智慧和心血，展现了他灵活求实的领导艺术和稳健刚毅的革命胆略。“四三会议”的成功，使
内蒙古东西部的广大地域连在一起，扩大了解放区，其作用超过千军万马。“四三会议”的成功是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的方针政策的一个巨大胜利，这一胜利应该记头功的就是乌兰夫。
乌兰夫同志为内蒙古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革命情怀与博大的胸襟就如同那充满生机的草原生生不息。站在历史的分水岭上我们豪情满怀，一轮朝阳光芒四射，满天红霞映照草原。
九十载的光辉历程，成就了一个民族的伟业;九十载的峥嵘岁月，
洗刷了一个民族的屈辱; 九十载的风雨锤炼，让我们坚如磐石;九十载的铿锵脚步，让内蒙古从弱小走向富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乌兰夫开创了内蒙古的新局面。如今的内蒙古是镶嵌在祖国北疆的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118万平方公里、8千里边防线的内蒙古巍然屹立在祖国北疆，千里大草原升起不落的太阳。内蒙古人民正以蓬勃之势追赶着时代的前沿，像一匹骏马在祖国的北疆飞驰!
第四篇：浅谈新四军军部在云岭三年的抗战功绩和历史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军部于1938年8月2日进驻安徽省泾县云岭,直至1941年1月4日奉命北移。新四军军部驻扎云岭近三年时间里，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中共中央东南分(东南局)、新四军军分会领导下，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下，在对全军实施政治领导、军事指挥、组织建设、后勤保障等各方面，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取得了重大成绩。尤其是领导和指挥新四军各部队英勇顽强地战斗在大江南北，沉重抗击了日本侵略者。1941年1月2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起草的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中，称赞新四军“抗战有功，驰名中外。军长叶挺，领导抗敌，卓著勋劳。”这是对新四军在皖南三年抗日战绩的高度评价。
一、新四军的抗日游击战威震敌胆，粉碎日寇“以战养战”的阴谋。
新四军军部在云岭三年中，指挥皖南部队粉碎了日伪军的多次进攻和扫荡，保卫了皖南，打出了军威。1939年1月、3月、5月、11月、12月和1940年4月、10月军部领导和指挥三支队和直属部队，胜利地进行了5次繁昌保卫战和皖南两次反“扫荡”战斗，彻底打破日军“夺取繁昌，扫荡皖南”的计划，在新四军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特别是1939年的5次繁昌保卫战，新四军《抗敌报》曾发表了题为《保卫繁昌，屏障皖南的伟大胜利》的社论，高度评价繁昌战役是“芜湖失守以后最大的血战”，是“皖南抗战史上空前伟大的胜利”。当年，日军派遣军总司令不得不哀鸣：“国民党军乃是手下败将，惟共产军乃是皇军之大敌。看来要在共产军手中夺取繁昌城是不可能的”。在日军的眼中，新四军使它最头痛而又最无办法。日军曾编了一首咒骂新四军的歌：“新四军，真讨厌，破坏公路拆电线，大军来到一个都不见。”日军士兵还写道：“何时被袭击都不知道”，“何时战死不晓得”，“至现在为止的生存，简直不可思议”。这些正是日寇对新四军惧怕而又无可奈何的真实写照。
新四军进行的独立自主地抗日游击战不仅消灭了日本侵略军的军事力量，而且还粉碎了日军“以战养战”的阴谋。新四军战斗的大江南北，是我国最富饶的地区，这里有重要的工业地带，同是也是农产品最丰富的地方，日本侵略者欲从这里榨取人力、物力和财和以满足其战争的需要。新四军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粉碎其“以战养战”的阴谋。
二、新四军的抗日游击战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国民党军的赞誉。
军部驻扎云岭期间，新四军各部队在叶挺、项英的正确领导下，转战于大江南北，新四军的战斗捷报传至英国伦敦，新四军的威名远扬中外。外国进步人士称誉新四军是“中华民族的英雄”。浙江人民称赞新四军的战斗，“创造了中华民族革命斗争史中灿烂光辉的成绩”，“树立了全国军民的模范”。铜陵、繁昌、南陵一带的人民群众称新四军为“天下第一军”，丹阳、镇江、武进、溧阳一带的人民群众称新四军为“王者之师”。在皖南、江南、皖北等地，还流传着“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的歌谣。广大民众深深地热爱着新四军，并投身于抗日的行列，各种民众抗日团体纷纷成立。1940年底，铜陵、繁昌、南陵、青阳、泾县共建农抗会347个，会员13400多人;工抗会40多个，会员2500人以上。妇抗会会员700余人。泾县南陵边的自卫队至少1500余人。他们站岗、放哨、送信、运送武器弹药、抢救伤员。在1940年皖南两次反“扫荡”战斗中，数千名农抗会会员扛着梭标、土枪参加战斗。妇抗会会员为战士送水、送饭、护理伤员。群众自发组织担架队，运送伤员和武器弹药，配合新四军英勇杀敌，保卫国土。青年们纷纷参加新四军，到1940年底，仅泾县就有3000余人参加新四军，新四军部队迅速得到扩大，至1940年底新四军由组建初期的1万余人发展到近10万余人。
新四军在前线英勇顽强地抗击着日寇，而一些国民党军却肆意造谣，称新四军是一支“抗而不战，游而不击”的部队。然而，当新四军从日寇手中抢夺回由国民党军中丢弃的繁昌城、泾县县城及缴获的大量日军战利品等铁的事实面前，国民党军却不得不低了下头，不得不承认新四军的抗日战绩。自新四军成立之日至1940年5月4日，新四军共获国民党军各类嘉奖就有52次之多。
国民党军的一位少将军官评论说：“新四军的武器是第三位，但战斗力却是第一位”。友军一位记者客观评价说：“新四军在战绩上是比三战区所辖任何一个集团军要多到十倍，不仅在三战区，在五战区，在游击战的战绩上，也超过五战区任何一个集团军。”
三、新四军的抗日游击战配合了正面战场，创建了9块抗日根据地。
1938年6月新四军进入江南前，日军感到其后方很安全，驻兵很少，从常州、镇江、南京、当涂至芜湖，经常只住两个多联队，大部分兵力用于进攻徐州、合肥。新四军进入江南后，华中日军阵脚大乱。新四军积极打击敌人，破坏敌人交通，迫使敌人增兵防守，到1938年底江南的日军已增至近三个师团，其中以芜湖为中心有一个师团，以南京为中心有一个师团，以镇江为中心有一个旅团。张鼎丞说，新四军在“大江南北的积极活动与许多胜利的威胁，敌寇遂增调兵力，并构筑无数坚固的据点封锁线，以快速部队向我军举行残酷的进攻。”袁国平指出：“在江南我军挺进至敌人心脏的京镇地区，他一方面构成江南平源地带游击战的核心，直接威胁着芜湖、南京、镇江与上海，并且钳制着敌人数倍于我的兵力，阻止敌人深入皖浙并有力地配合全国作战。”
新四军军部在云岭三年中，指挥新四军所属部队，挺进大江南北。陈毅、粟裕率
一、二支队挺进苏南，后主力北渡长江至苏北，谭震林率三支队坚持皖南根据地，高敬亭、徐海东、罗炳辉率四支队挺进皖中、皖东。彭雪枫率六支队转战豫皖苏、皖东北。李先念率豫鄂挺进纵队坚持在豫鄂地区，先后开创苏南、苏北、皖南、皖中、皖东、豫皖苏、皖东北、豫鄂边等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完成党中央交给的初步开创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任务。9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打破了国民党中一部分人“稳固”苏南和皖中农村阵地，“反日限共”的企图。打通了华北与华中的联系，为建立巩固的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坚实基础。
由此可见，新四军军部驻扎云岭近三年期间的抗战功绩是十分明显的。新四军在叶挺、项英等军部领导人的正确领导下，坚持大江南北的抗战阵地，开辟了敌后游击战，给日寇无数次沉重地打击，破坏了敌人无数次的“扫荡”，为大江南北沦陷区域的群众，指出一条光明的奋斗道路。作这这一时期的新四军军部，已经成为新四军军史和中国革命史册上浓墨重彩的一页，她的历史功绩和作用彪炳史册、光照千秋。
第五篇：周恩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有哪些历史功绩
1) 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2) 指挥八一南昌起义
3) 参加长征，并且在遵义会议后与毛泽东一起指挥军事
4) 参与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谈判
5) 与毛泽东一起参加重庆谈判
6) 解放战争时期与毛泽东一起转战陕北指挥军事，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
7) 1953年，代表中国政府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8) 1954年，与印度、缅甸总理发表联合声明，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9) 万隆会议上提出求同存异方针
列强的侵略和中国人民的反抗
李大钊在《圆明园故址》中写道：“圆明两度昆明动，鹤化千年未忍归。一曲悲笳吹不尽，
残灰犹共晚烟飞，”这里的“两度劫”发生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下列关于两次鸦片战争共同点的叙述，不正确的是
A、两次战争都是西方列强为打开中国市场而发动的
B、两次战争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
C、两次战争都使中国丧失了领土和主权
D、两次鸦片战争的侵略者都是英国
近代中国人民承担着反帝反封建的双重任务，下列选项显示的内容中没有直接关联的是
A、向外国侵略者“借师助剿”
B、允许外国公使进驻北京
C、向外国侵略者开放中国内地
D、保证禁止中国人民反抗侵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