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主题涵盖三篇精品范文，主要包括《升学制度职业教育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摘要：职业教育制度作为全社会成员必须遵守的职业教育活动规范体系，约束着职业教育的发展。
升学制度职业教育论文 篇1：
试论文化对职业教育制度的影响
摘 要：不同的国家和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化促使政治体制相同、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国家催生了完全不同的职业教育制度。具体来说，文化对职业教育制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文化影响职业教育制度的价值取向；第二，文化影响职业教育制度的形态；第三，文化影响职业教育制度的效度。
关键词：文化；职业教育制度；价值取向；形态；效度
作者简介：张社字（1964-），女，河南延津人，河南科技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社会学。
基金项目：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教育政策的效度研究”（编号：12YJA880160），主持人：张社字。
不同的国家和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化促使政治体制相同、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国家催生了完全不同的职业教育制度，而不同的职业教育制度又反过来强化了文化的不同。本文主要分析文化对职业教育制度的影响。
一、文化影响职业教育制度的价值取向
在文化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思维方式。思维方式是人们的理性认识方式，是人的各种思维要素及其综合，按一定的方法和程序表现出来的、相对稳定的定型化的思维样式，即认识的发动、运行和转换的内在机制与过程。正如有些学者所说：“思维方式是人类文化现象的深层本质，属于文化现象背后的、对人类文化行为起支配作用的稳定因素。”[1]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思维方式已经成为衡量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创造力、成熟度以及偏向的重要尺度，是精神素质和科学素质的具体体现。不同的国家和民族由于生活的地理环境不同、历史文化传统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思维方式，而思维方式的不同使职业教育制度的价值取向产生了很大的差异。
价值取向是一定社会主体基于自身的价值观而持有的基本价值立场、价值态度以及所表现出来的基本价值倾向[2]。从构成来看，职业教育制度价值取向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教育价值主体的取向。职业教育的价值主体主要有国家、集体和个人三类价值主体，这三类价值主体的体现情况直接决定着职业教育制度主体的价值取向。如果个人的价值主体占主导地位，那么职业教育制度的主体价值就是个人本位；如果国家主体、集体主体占主导地位，那么职业教育制度的价值主体就是社会本位。当然，某一国家某一时期职业教育制度的价值主体往往是国家、集体和个人主体价值在某种程度上的统一。二是教育内容的价值取向。当教育主体的价值取向确定后，就会选择一定的内容来实现主体的价值取向。三是教育目的的价值取向，即将受教育者培养成什么样的人的设定[3]。
从本质上来看，职业教育制度的制定过程实际上就是代表政府行使权力的制度主体的价值选择的过程。价值有元价值、隐价值和显价值之分，元价值是主体最深层、最高层的价值，反映了相关主体关于职业教育的理想和愿望，体现了职业教育的公正、公平、合法、有效、以人为本等理想标准；隐价值是相关主体个人真实而具体的价值表现形式，是制度相关主体在思考、决策和行动中所秉持的、“习而不察”的价值观，对教育制度的制定、执行等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显价值是教育制度表现出的外显的、人人皆知的价值观。教育制度的制定过程就是代表政府行使权力的制度主体的元价值、隐价值和显价值彼此冲突、斗争、妥协、选择的过程，经过三种价值观的博弈，制度主体的价值取向最终以整合后的价值形式表现出来。
因此，职业教育制度制定主体的价值立场、价值态度直接决定着职业教育制度的价值取向及其发展方向。对于职业教育制度的制定主体而言，不管这个制定主体的团队如何强大、团队成员的选择如何科学、团队成员在制定制度时的态度多么端正，也不论制定职业教育制度的过程多么科学合理，由于团队成员即制定职业教育制度的主体是活生生的、在一定时代与一定区域长大的一些人，那么这些人必定要受到该国文化的影响，进而产生不同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生活态度、文化信念等。而这些一旦形成，对人以后的价值选择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同样，职业教育制度制定主体在制定职业教育制度时，其从小生活的文化氛围及其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形成的价值取向，对职业教育制度的价值取向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任何职业教育制度在制定之初都会有不同的意见和建议，有的甚至是完全相左的。此时，作为职业教育制定主体的价值选择非常关键，直接决定了该国职业教育制度的走向。
中国人和美国人的思维方式不同：中国人善于形象思维，美国人善于抽象思维；中国人是曲线式思维，美国人是直线式思维；中国人偏重整体性认识，美国人偏重个体性认识；中国人的概念具有模糊性，美国人的概念具有精确性，等等。由此可以看出，中美两国人的思维方式存在很大差异。再加上我国长期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不管是制度制定的主体还是作为职业教育的直接主体（如职业学校教师和学生），甚至是更广的人民大众，基本上都有很强的“权威化”和“官本位”的价值取向，集体利益重于一切，使个体的价值选择让位于国家和集体的价值选择。因此，导致建立在文化基础之上的职业教育制度的价值取向也有很大的不同。美国的职业教育制度重视实用主义，以人为本位，注重个体价值的发挥。而我国职业教育制度的价值取向以社会为本位，注重的是职业教育的工具性价值。我国职业教育制度更关注制度的社会功能，强调职业教育培养的人才要为社会服务，而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人的需要和发展。不过随着国家的大力倡导和职业教育改革的深入推进，职业教育制度也开始关注教育过程中的“人”，对人的关注力度逐步增强，试图在社会本位和个人本位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能兼顾二者的需要。
二、文化影响职业教育制度的形态
文化与制度是相辅相成的，不同的文化催生了不同的制度形态，不同的制度形态又反过来强化了文化的不同。同样高效的制度必定是与文化相适应的制度，这样的制度也必定能促进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当制度与文化不能协调发展时，要么是在制度的强制下倡导新的文化，如每次大政治变革后的文化倡导，要么是在文化的压力下改革制度，而改革后的制度能否生存发展下去，能否发挥应有的作用，与文化的适应程度高度相关。如清朝末期的实业教育运动，在当时的情况下，发展实业教育的目的是好的，其制度设计也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为什么实业教育运动却最终失败了，成为了“失业”教育？当然，实业教育运动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政治因素的制约，也有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但关键是教育观念的改革不彻底、制度实行所需条件不具备等与文化相关的条件不具备所致[4]。可以说，某种职业教育制度形态能否产生与发展，跟当时的文化背景有很大的关系。职业教育制度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产生，当文化发生变化时，这种制度也必须跟着发生相应的变化，只有这样才能不断适应文化的需要。如随着欧洲中世纪城市的兴起、手工业发达和行会的建立，使技艺学习和技能培训成为必需，英国学徒制职业培训便应运而生。当外部条件发生变化后，英国中世纪后期的学徒培训出现了三个发展趋势：一是从行会的规章管理向国家法令管理过渡，二是从纯粹的技艺学习向最低的读写算学习过渡，三是师徒关系从父子亲情向雇佣帮工转变[5]。之后，学徒制式的职业教育被制度化的学校职业教育取代，但学徒制因其具有学校职业教育无法传授的知识与内容，因此在经过历史巨大变迁后，英国的学徒制又与学校职业教育紧密结合，形成英国独具特色的现代学徒制[6]。
作者：张社字
升学制度职业教育论文 篇2：
我国职业教育制度研究热点及趋势分析
摘要：职业教育制度作为全社会成员必须遵守的职业教育活动规范体系，约束着职业教育的发展。采用共词可视化分析方法研究我国职业教育制度，研究表明，我国职业教育制度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的制度研究、比较职业教育制度研究、高等职业教育学位制度研究、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构的制度配置研究、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制度建设研究、职业教育考试制度改革研究、校企合作视域下职业教育制度设计研究等七个领域。展望未来，我国职业教育制度研究还需在学分银行制度、职业教育投资制度、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制度、职业教育质量评价制度、职业教育教师培养制度研究等方面不断加强。
关键词：职业教育制度；研究热点；知识图谱；共词可视化
职业教育制度作为全社会成员必须遵守的职业教育活动规范体系，是沟通各种职业教育机构之间及其内部各种关系的桥梁，对于提高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质量发挥着重要作用，规范着职业教育的发展[1]。加强职业教育制度的研究，不仅有利于职业教育更好地适应经济“新常态”发展与回应“中国制造2025”现实诉求，而且对于加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建设，破解我国职业教育发展面临的现实与潜在困境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与实用价值。
当前，大多数研究主要采用传统文献研究方法，对改革开放以来职业教育制度的研究前沿问题进行归纳与总结。基于此，文章选用文献计量的知识图谱分析原理和方法，通过共词可视化分析，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教育制度研究的期刊文献进行解析，分析我国职业教育制度研究的现状，把握我国职业教育制度研究的发展趋势，以期为我国职业教育制度设计与研究提供参考。
一、资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资料来源
研究以“中国知网”为资料来源，选定“高级检索”，文献类型为“期刊”， 选择“篇名”为检索条件，检索内容为“职业教育”并含“制度”，期刊年限为“1979—2017年”，期刊类别为“全部期刊”，共获得相关文献697篇（检索时间为2018年4月9日）。同时，对检索到的文献进行研究性甄别与筛选，去除专访、学术通知等非研究型文献50篇，共得到647篇有效文章。
（二）研究工具
研究工具选择Bicomb 共词分析软件与SPSS20.0 统计软件。Bicomb 软件的基本操作步骤为：选取研究资料；收集与整理资料，为了使Bicomb 能够识别，将收集到的文献转化为ANSI 编码的文本文件；进行关键词统计；提取统计结果；进行关键词共词矩阵分析，导出共词矩阵[2]。
（三）研究进程
研究进程主要分为五步（见图1）。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高频关键词词频统计与分析
对规范化后的647篇研究文献关键词进行统计，呈现的关键词总频次为2 748次，根据普赖斯计算公式：M=0.749■（其中，Nmax为论文被引频次最大值）[3]，确定高频低频阈值为9，对标准化后的34个关键词进行排序。（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34个高频关键词，呈现总频次为918次，占关键词出现总频次的33.41%。其中，前10位的关键词频次均大于等于20，依次为职业教育（256次）、高等职业教育（120次）、制度（39次）、职业教育制度（37次）、校企合作（35次）、中等职业教育（31次）、制度创新（30次）、职业学校（23次）、职业资格证书（21次）、企业（20次）。上述结果表明，研究者多围绕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制度、职业教育制度、校企合作等主题展开研究。而要进一步深入挖掘关键词之间的真正联系与隐藏信息，还需要通过共现技术来实现。
（二）高频关键词相异系数矩阵与分析
利用Bicomb软件对已提取的34个高频关键词采取共词分析，生成词篇矩阵。将生成结果导入SPSS20.0，选取Ochiai 系数将该词篇矩阵转化为一个34×34 的共词相似矩阵。最后，借助“相异矩阵= 1-相似矩阵”的公式，产生相异矩阵（见表2）[4]。
从表2 可以看出，各个关键词距离职业教育由近及远的顺序依次为：制度（0.740）、校企合作（0.789）、制度创新（0.874）、职业学校（0.960）、职业教育制度（0.969）、高等职业教育（0.994）、中等职业教育（1.000）。结果表明，以往研究多将“职业教育”与“制度”“校企合作”“制度创新”“职业学校”联系在一起加以论述。同时，对相异矩阵进行分析与比较，显然，“职业教育制度”常常与“职业学校”“校企合作”结合起来呈现；“制度创新”和“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中等职业教育”共同呈现。综上，以往关于职业教育制度的研究中，研究者会经常关注职业教育与制度、职业教育制度与职业学校、校企合作及其制度创新等问题。
（三）高频关键词聚类图与分析
将表2 的高频关键词Ochiai 系数相异矩阵导入SPSS20.0 进行聚类分析，得到聚类图（见下页图2），根据聚类结果可以直观地看出职业教育制度研究高频关键词可分为7类，分别为“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的制度研究”（种类1）、“比较职业教育制度研究”（种类2）、“高等职业教育学位制度研究”（种类3）、“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构的制度配置研究”（种类4）、“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制度建设研究”（种类5）、“职业教育考试制度改革研究”（种类6）、“校企合作视域下职业教育制度设计研究”（种类7）（见表3）。
种类1为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的制度研究，包括企业、企业管理、职业学校、职业教育制度、学校、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教育发展等7个关键词。职业教育的长效发展有赖于企业的参与。同时，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受动机、意愿与保障机制等多重相关因素的影响[5]。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學主要源于慈善动机、个体动机、集体动机等，参与企业通常可获得公共关系利益、未来员工来源与廉价劳动力来源等三种切身利益[6]。企业战略理念、企业转型升级发展、企业社会责任意识等常常会影响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的意愿[7]。当下，我国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面临着法律体系不健全、缺乏有效的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的利润代替补偿机制、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的监督评估机制尚待完善、校企技术合作制度不够精细等制度性困境[8]。因此，破除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的体制性障碍，应从完善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法律法规体系、健全校企合作管理体系、建立政府购买校企合作公共服务制度等方面着手[9]。此外，鼓励企业参与职业资格证书的设计与评估也能催生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的愿望。
种类2为比较职业教育制度研究，包括德国、美国、日本等3个关键词。德国、美国、日本等国作为世界上职业教育发达国家，在职业教育发展历史中形成了较为先进与成熟的职业教育制度，进行国际对比研究有益于促进我国职业教育制度的良性设计与发展。德国“双元制”被公认为世界上最为先进的职业教育管理制度、办学制度、经费投入制度与企业职业培训制度。在德国“双元制”制度化过程中，始终以人才培养为源头，顺应政府、企业、家长等对毕业生的社会期待，帮助青年人实现自我价值[10]。同时，德国“双元制”与企业培训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企业组织结构始终支撑着德国“双元制”的发展，因此，企业培训是“双元制”的核心环节[11]。职业教育作为美国教育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持续推动着美国经济高速发展。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健全的制度体系、精细的教育经费使用途径、相对完备的职业教育法制以及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等特征[12]。在“整合与衔接”思想的指引下，美国加强了职业学校教育之间、职业教育与未来职业生涯发展之间的有机衔接，为此后的职业教育发展指明了方向[13]。日本职业教育制度在不断地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开放互通、自由灵活的特点，打通了职业学校教育制度体系内部流通渠道、发挥了私立学校在职业教育制度下的独特作用、构建了企业内职业教育制度体制，推动日本终身职业教育体系的建立[14]。同时，日本通过系统的职教立法，促进产学、校企紧密合作，实现产业界、企业与学校的“互赢”[15]。德国、美国、日本等国的发展经验可以为我国职业教育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提供借鉴。
种类3为高等职业教育学位制度研究，包括职业资格、非学历教育、现代职业教育制度、高等职业教育、学位制度、双证书制度等6个关键词。我国高等职业教育乃至整个高等教育体系的发展和完善有赖于职业教育学位制度的建立[16]。目前，我国职业教育被评价为“断头式”教育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双证书”制度建设的长期缺位。建立高等职业教育学位制度对于提升我国高等职业院校社会地位、培养“工匠型”技能人才、促进高等教育持续健康发展非常必要，顺应国际学位制度改革与发展的共同趋势[17]。同时，高等职业教育的范畴属性决定了建立高等职业教育学位制度具有合理性，职业教育的类型地位决定了高职院校为其毕业生授予学位的必要性[18]。因此，有学者指出增设副学士学位、积极发展技术本科、推动高等职业教育学位制度与专业学位制度的对接、完善相关的制度建设、推动职业教育内部各层次间课程体系的有效衔接，有助于推动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持续健康发展[19]。也有学者提议设立“工士”学位制度的构想，由此建立符合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特点的学位制度[20]。
种类4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构的制度配置研究，包括中等职业教育、问题、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等3个关键词。《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提出要按照终身教育的理念，形成服务需求、开放融合、纵向流动、双向沟通的现代职业教育的体系框架和总体布局[21]。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产业结构升级，进而满足人民群众接受多样化职业教育的需求[22]。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要树立全新思维，以“服务发展、促进就业”为办学方向，优化制度供给，采取整体协调推进策略，深化产教融合、普职融通，为终身教育发展奠定牢固的制度基础，为国家和社会创造更多的人才[23]。
种类5为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制度建设研究，包括人才培养模式、就业、工学结合、制度建设等4个关键词。不断优化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人才培养办法、推进职业教育持续健康发展离不开国家相关制度的支持[24]。同时，校企合作、工学结合是我国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方向[25]。目前，我国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存在结构性失调、培养体系缺乏开放性、培养模式与制造业发展实践存在“两张皮”等问题[26]。因此，需要构建培养目标与用人标准协同、专业设置和产业链发展协同等人才协同培养机制[27]。此外，要注重基于职业精神的生成规律与职业规范的个体表达，培育正确的职业与就业观念，提升我国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
种类6为职业教育考试制度改革研究，包括改革、考试制度、制度创新、制度变迁、启示等5个关键词。考试作为教育教学活动的指挥棒，对学校教学内容、教学方式、课程等的改革、转变与革新有重要的导向作用[28]。目前，我国职业教育考试存在考试观念陈旧、考试形式固化、考风学风不正、考试过程管理松散、实践性教学环节考核不足、考试评价体系不科学等问题[29]。同时，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升学的需求逐步扩大，而现有的相关招生考试制度满足不了现实需求[30]。因此，重新设置符合技术技能型人才遴选的标准，是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重要举措[31]。对此，职业教育考试制度改革要注重改革考核内容、制定科学合理的考试考核标准、采取灵活多样的考试方法和考评结果报告形式、实行教考分离、推行职业资格证书考试制度、强化考试考核管理，进而做好制度层面的设计与创新[32]。
种类7为校企合作视域下职业教育制度设计研究，包括制度设计、澳大利亚、职业教育、制度、校企合作、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等6个关键词。校企合作是指职业学校和企业通过共同育人、合作研究、共建机构、共享资源等方式实施的合作活动[33]。校企合作、产教融合是职业教育的本质特征，机制问题是制约校企合作的重要“瓶頸”。目前，我国职业教育存在资源城乡分配不均衡、投入结构失衡、职业院校内部发展要素不均衡等结构性矛盾[34]。同时，澳大利亚职业教育制度框架体系与设计理念可以为我国职业教育制度设计提供借鉴。我国职业教育制度设计应该重点关注“输入”端与“输出”端，从制度层面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35]。因此，校企合作下职业教育制度设计要平衡技能人才供给与劳动力市场需求、专业适应性调整与产业升级发展方式转变、人才培养过程与高技能人才成长规律、职业教育资源优化配置与区域空间均衡布局、职业教育单一就业导向与受教育者多元化生涯发展等之间的关系，提高职业教育有效供给能力[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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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维佳）
作者：王志远 祁占勇
升学制度职业教育论文 篇3：
改革开放后我国职业学校学生直接升学制度研究综述
摘 要：职业学校学生直接升学制度是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的重要举措。现有研究大多“就事论事”，关注现行制度的价值、制度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完善该项制度的政策措施，而很少对制度背后的深层次问题进行研究，如为何从制度构想提出到政策出台需要十多年的时间；为何该项既具科学性又合民意、已实施十多年的制度依然限制颇多；为何该项制度会成为国家高等教育宏观调控的首选对象。运用历史研究法、文献研究法、访谈法对以上问题进行研究，是该项制度研究可能的创新与突破点。
关键词：升学制度；职业教育；研究综述
作者简介：李红卫（1972-），男，河北石家庄人，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务处副处长，副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生，从事教育管理、职业教育、比较教育研究。
“衔接”被视为影响职业技术教育社会地位的一个重要因素［1］。我国职业教育学者北京师范大学俞启定教授亦有同类观点：“中途终结”是职业教育地位低的根本原因，改变“中途终结”的最佳途径是中职与高职衔接，高职专招中职生是实现两者衔接的关键存在。［2］可见，职业学校学生直接升学制度（以下简称升学制度）有利于提高职业教育的社会地位，有利于职校学生在教育系统内的可持续发展，从而有利于增强职业教育的吸引力。所以，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将该项制度作为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的一项重要举措。回顾改革开放后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史，发现政府有关部门早在1980年就提出了这一制度的初步构想①。对三十余年来有关该项制度的研究文献进行检索，总结成果，发现不足，将有助于该项制度研究的深入开展，相关研究成果将有助于制度的完善及推行。
一、文献总体情况
2011年7月，笔者以“职业学校”、“升学”为关键词，分别对中国全文期刊数据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数据库进行检索，期刊库的检索时间为1978年至2011年，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库的检索时间均为1999年至2011年。检索结果为，关于升学制度研究的期刊论文有若干篇，以升学制度为研究主题的博士及硕士学位论文暂无。经认真筛查，笔者认为有价值的期刊论文共计33篇。
以政府出台的有关升学制度的重要政策文件②为标志，将改革开放至今的演变历史分为四个阶段：1978年至1986年为第一阶段，即升学制度构想的提出；1987年至1996年为第二阶段，即升学制度的初步尝试及继续探索；1997年至2005年为第三阶段，即真正意义上的职业学校学生直接升学制度（“单考单招”）的推出及深入实施；2006年至今为第四阶段，即升学制度的转向、“单考单招”制度的完善及制度价值的重新确认。从相关文献在这四个阶段的分布看，第三阶段（1997-2005）的文献最多（如图一所示），相关论文达24篇。第二阶段（1988-1996）有2篇文献，其中一篇也是在1996年发表的。为什么大家会在这一时段，即1997年前后对升学制度予以特别关注呢？显然这与当时颁布的《国家教委关于招收应届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举办高等职业教育试点工作的通知》有关，因为这一政策文件标志着真正意义上的职业学校毕业生直接升学制度，即“单考单招”制度的出台。
二、研究的主要内容及观点
从文献内容来看，作者主要关注三个方面的问题：推行对口升学制度的必要性，或者说价值和意义；制度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改革和完善制度的政策建议。
（一）推行对口升学制度的价值和意义
目的性是政策③的显著特征。政府出台政策，要么为解决现实问题，要么为调整利益关系，或者二者兼而有之。所以，任何一项政策都有其存在的必要性、或者说价值和意义。已实行十多年的职业学校毕业生对口升学制度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呢？淮北职业技术学院教师范淑娟将其概括为“三个有利于”，即有利于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有利于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有利于职业教育体系的完善［3］。
为什么说对口升学制度有利于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首先必须明确高等职业教育的定位，明确高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的区别，甚至要划清“新高职”与“老高专”的界线，即高等职业教育不是普通高等教育的附庸，专科层次的高等职业教育也绝非本科层次普通高等教育的“压缩饼干”。高等职业教育的独特价值体现在其与普通高等教育不同的培养目标，即培养理论型、学术型、工程型、设计型人才是普通高教育的目标定位，培养生产、服务、管理一线需要的实践应用型、技术技能型人才是高等职业教育的明确定位。俞启定认为：定位于培养高级“蓝领”，即一线操作技术人员的高等职业教育，主要任务是向学生传授经验型、操作型技术，而非普通高等教育传授的科学型技术，那么，具有一定经验型、操作型技术基础的中职毕业生就非常适合成为高职的培养对象。另外，高职有了自己专有的招生领域和招生系列，也就不必再跟在普通高校后面搜罗剩余生源。所以说，对口升学有利于高职培养目标的实现，有利于高职办出特色、办出水平［4］。其他学者辽宁职业技术教育研究所高恒山、江苏省常州市教育局张健、福建师范大学教科院林文斌亦认为：对口招生有利于提高高职生源素质，适应高职教学需要，确保高职培养目标的实现［5］［6］［7］。
为什么说对口升学有利于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首先，对口升学有利于解决中职招生困难的问题。如高恒山、刘波粒（河北师大职业技术学院）、韩君（江苏技术师范学院）认为：对口招生给中职部分优秀毕业生创造了继续深造的机会，满足了学生及其家长对高学历的追求，有利于增强中职的吸引力，缓解职校生源的滑坡现象，有利于中职的稳定和发展［8］［9］［10］。其次，对口升学有利于坚定中职学校的办学方向。刘波粒、俞启定认为：对口招生有利于明确中等职业教育的办学宗旨，有利于解决中职学校升学、就业可能存在的矛盾，实现就业、升学的双重目标，因为“无论学生升学还是就业，都是以本专业技术的学习为核心”。［11］［12］再次，对口升学有利于提高中职的教学质量。刘波粒认为：对口招生有利于调动师生教与学的积极性，加快中职学校实施素质教育的步伐，提高教育教学质量［13］。
关于对口升学有利于职业教育体系的完善，俞启定对此作了精彩论述：“从宏观看，高职专招中职毕业生使教育结构体系更趋于合理和有序化。职业教育不再是终途终结型的枝杈，而是像普通教育一样，自身也构成牢固的链式衔接。今后高等职业教育还可以向本科以上层次延伸，这样职业教育就可能真正取得与普通教育一样的平等地位，在培养不同类型的人才方面充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14］
（二）对口升学制度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真正意义上的职业学校毕业生直接升学制度，即“单考单招”制度从其推出至今仅十年多一点的时间，所以，制度在执行过程中难免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一方面，中职学校办学方向出现偏差。如高恒山、时先礼（安徽省明光市职业高级中学）、杨金栓（河南省职业技术教育教学研究室高级讲师）认为：一些中职学校不能正确处理两个培养目标（就业与升学）、两类学生（少数希望升学的学生与多数希望就业的学生）的关系，过度重视升学教育，致使升学准备教育干扰了学校的办学方向，片面追求升学率，把职业教育办成了升学导向的普通教育［15］［16］［17］。另一方面，考试导向出现偏差。如河北师范大学冯玉珠、山东水利职业学院丰宗立等认为从各地对口招生考试的内容看，大多存在重文化课，轻专业课；重专业理论，轻专业技能；即使技能考核，也多是“纸上谈兵”的问题［18］［19］。显然，这两个问题间存在因果关系，即考试导向出现偏差是导致对口招生政策干扰中职办学方向的一个重要原因。有学者对招生考试存在的其他问题进行了概括，如冯玉珠等认为招生考试计划公布太迟，宣传力度不够；考试录取方法单一，不注重职业的特殊要求［20］。高恒山将影响中职学生报考的因素概括为四个方面的问题：职业学校师生对政策认识不到位的问题；政府有关部门考试信息发布较晚影响备考的问题；高职学费昂贵带来的经济问题；学生文化基础较差的问题［21］。
（三）改革和完善对口升学制度的政策建议
为了保证对口升学制度的顺利实施，实现制度促进职业教育发展的目标，许多学者针对制度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特别是考试导向出现偏差提出了改革及完善的政策建议。许多学者认为实施对口升学制度的原则为：切实保证职业教育的特色及稳定发展。如冯玉珠等认为对口招生要以维护中等职业学校的办学宗旨为前提［22］；杨金栓认为要转变观念，正确处理升学与就业的关系［23］；丰宗立、张健等认为必须坚持有利于强化职业教育特色的改革方向［24］［25］。具体的政策建议：首先，加大中职学生对口升学的比例。国家教育行政学院邢晖研究员、常州技术师范学院尚元明建议扩大对口招生试点，增加中职毕业生的录取率，让中职学校毕业生成为高职学校招生的主体［26］［27］。俞启定甚至主张高职全部对口招收中职毕业生［28］。其次，改革考试内容及考试方式。邢晖、时先礼、冯玉珠、林文斌、俞启定、杨金栓等建议分类分步改进考试办法，增加技能考核项目，提高职业技能在考试中的权重，文化课考试的难度和所占分值比例不宜过高［29］［30］［31］［32］［33］［34］。张健甚至提出，将技能考试达标作为参加文化和专业理论考试的先决条件［35］。总之，北京师范大学和震副教授等认为职业教育的升学制度，应主要是技术技能的升级，而不要搞成学术理论的升级［36］。再次，高等教育改革是关乎职业教育升学制度能否顺利实施的关键。所以，和震等建议发展应用型本科教育和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教育，改革高等教育入学制度，如对跨教育类别升学的学生实行教育补习制度，高职学校和应用型本科院校控制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的比例［37］。最后，有学者还就考试录取相关细节提出了建议，如邢晖建议考试报名、招生录取宜采取更加灵活的方式［38］，冯玉珠等建议完善招生信息发布制度［39］，俞启定建议中职生不与普高生混合编班［40］。
三、从现有研究之不足看未来研究可能的创新与突破
综上所述，从理论层面言，对口招生制度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俞启定《对口招生：中高职衔接的关键所在》一文对此进行了详尽阐释。从制度的实施情况看，受到了中职学校、学生及其家长，甚至社会公众的普遍欢迎，可以说是一项顺民心、合民意的好制度。可为什么这么一项好制度，其实施力度，或者说对口升学的比例总有一定限制呢？制度、政策自诞生之日就面临诸多争议④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应该不是主因，因为造成诸多争议的制度、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偏差、人们认识上的偏差都是可以矫正的，上文有关改革和完善制度的政策建议即为明证。所以，要想令人信服地回答这一问题，需要更深入地思考和研究，需要透过表像探询更为重要、更为实质性的影响因素。还有，对口招生制度的构想早在1980年即已提出，1985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也提出了构建职业教育体系的要求，可为何十多年后，即1997年才会有正式政策的出台？这一制度为什么会在2006年发生转向？为什么对口招生会成为政府高等教育宏观调控的首选对象？据笔者目力所及，现有研究很少涉及这些问题，即这些问题为现有研究的盲点。文献检索的目的之一即为发现现有研究的盲点，找到自己进行同类研究的切入点、发力点。
文献检索的另外一个目的是发现现有研究的不足。有关升学制度现有研究的不足是什么呢？总结起来，主要有两点，且均与研究方法有关。一是现有研究较少运用历史研究法。虽然也有研究会涉及一点升学制度的历史，如有的文章甚至提及早在1958年邓小平同志就提出“任何时候都不要忽视职业中学的质量问题，职业中学的一部分毕业生应该能够升入高等专科学校”［41］。但很少有人会对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我国职业学校毕业生直接升学制度的历史演变作一系统梳理。笔者认为，这里的历史研究不仅是一种研究方法，而且还是一种研究思路。对于一项历史跨度较久的制度，运用历史研究法进行系统地历史研究，尤显必要。了解一项政策出台的目的，即其要解决的社会问题，除研讨政策文件本身，还有必要了解其出台的历史背景。研究政策制定或执行中的问题，显然也不能脱离其存在和运行的时空。大的时空因素如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意识形态、民众心理等的演变；小的时空因素如政策自身的体系（政策主体、政策客体、政策规范等）是否健全，政策与其相领的其他政策的关系是否融洽，或者说政策与其所处的政策系统、政策生态是否契合。总之，作为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的历史研究，很可能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让我们获得预想不到的收获，而获得的研究成果很可能有助于上述问题的解决。
再者，现有研究大多运用的是定性研究的方法，即主要依赖个人的直觉和哲学的思辨，根据个人的主观经验提出一些看法，然后用演绎的方法对自己的思考进行验证。对凭经验、凭感觉形成的假设、观点进行分析和论证，总给人一种论据不充实、不充分、甚至不准确的感觉，这难免会影响到文章论证的严密性及研究结论的可靠性。而在自然情境下，使用实地体验、开放型访谈、参与型或非参与型观察、文献⑤分析、个案调查等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深入细致和长期研究的质性研究法，其长处恰是可以籍此获取鲜活的、较为真实的第一手资料。所以，如果能将质性研究与定性研究有机结合，适当运用质性研究中的访谈法、文献研究法等，很有可能将职业学校学生直接升学制度的研究推向深入。
注 释：
①教育部、国家劳动总局《关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报告》规定：职业（技术）学校、职业中学、农业中学的毕业生，可以报考高等院校。报考对口专业的考生，考试成绩在同一分数段内，优先录取。
②相关政策文件为：《国家教育委员会普通高等学校招收少数职业技术学校应届毕业生的暂行规定》（1987年）、《国家教委关于招收应届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举办高等职业教育试点工作的通知》（1997年）、《教育部发改委关于编报2006年普通高等教育分学校分专业招生计划的通知》（2006年）。
③政策与制度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联系是指二者均指某种规则、规范，区别在于二者的来源、制定主体并不完全相同。考虑到制度具有较为明显的稳定性、“沉淀”性特征，所以刚出台的政策一般不宜称为制度。经过一段时间的执行，如果政策被较为稳定的执行下去，这时的政策就具有了制度的特征。本文中的对口升学政策与制度即为这种重叠关系。
④如有人认为对口升学制度有利于解决职业学校招生难的问题，从而保证中等职业教育的稳定和发展，但也有人认为该项制度干扰了中职学校的办学方向，不利于中等职业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有人认为该项制度有利于高职学校对口招生，提高生源的质量，但也有人认为，与普通高中毕业生相比，中职毕业生的总体素质较差，不利于高职学校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
⑤这里的文献是指零次文献，即曾经历过特别事件或行为的人撰写的目击描述或使用其他方式的实况纪录，是未经发表和有意识处理的最原始的资料，也可称其为第一手文献（primary docu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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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刘扬军
作者：李红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