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佛教与中国文化上
《中国佛教的经验与启示——在“佛教：绘制亚洲的历史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致词》
法 音
2011年第7期 (总第323期) 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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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教的经验与启示
——在“佛教：绘制亚洲的历史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致词
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 学 诚 (2011年6月18日)
“亚洲的文化和历史经验，从过去到现在，超过了人类经验的一半。”(罗兹·墨菲：《亚洲史》)透视亚洲地区众多历史悠久、纷繁复杂的文明形态，我们可以发现一条共通的文化脉络——佛教文化。亚洲的历史经验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佛教的广泛传播。在佛教从印度传向整个亚洲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佛教处于承前启后的枢纽地位，前承印度佛教之胜概，后启东亚各国佛教之肇兴，对整个亚洲地区产生了广泛深入的影响。
汉明帝遣使求法是佛教正式传入中国的标志。佛教之所以能够在地理环境、文化风俗迥异于印度的中国生根发芽，有其深刻的历史因缘。汉代儒士普遍崇尚天人感应、阴阳五行学说，谶纬、巫蛊等诸多鬼神方术泛滥成灾，引发的社会乱象层出不穷。由于汉代方术浓重的迷信色彩和低级的功利导向，不但无法满足人们探究宇宙奥秘、追寻人生意义的精神渴求，还严重侵蚀了道德伦理的社会基础。富于哲学思辩、重视因缘果报的佛教思想恰好弥补了这些学说的严重缺陷，顺应了社会发展的需求，因而备受统治阶层的礼遇和支持。随着取经、译经、释经、授经活动的逐步展开，在外来与本土高僧的精诚合作下，佛教终于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整个社会的广泛信仰，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隋唐时期是中国佛教的发展高峰，此时的中国俨然已成为佛法最虔诚的效学者，同时也是佛教最热情的传播者。代表前者的灵魂人物是玄奘，代表后者的灵魂人物是鉴真。他们标志着中国佛教“承前”阶段的圆满完成和“启后”阶段的正式开始。玄奘大师跋涉五万里，遍游五印，转益多师，对印度佛教各派学说备悉底蕴，造诣精深，受到印度僧俗各界的一致尊崇。玄奘大师回国后以传译经典为职志，将当时印度佛教思想的精华——法相唯识学完整系统地传入中国，标志着佛教中心逐步东移的历史大势。鉴真大师则把中国佛教的思想结晶——唐代律宗与隋代天台宗完整地传入日本，他所倡导的梵网戒与天台教义对于日本佛教的特征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两位大师百折不回、为法忘躯的大无畏精神，更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为亚洲国家间的和平共处与世代友好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宋代以后，随着本土宗派的正式建立和修学体系的日臻成熟，汉传佛教从僧众的丛林修行和士大夫的谈玄说妙，开始真正进入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形成了“家家阿弥陀，户户观世音”的局面。从某种意义上说，观音信仰是中国佛教社会化趋势的独特象征。与教导人们追求来世极乐的阿弥陀佛信仰不同，观世音菩萨把解决人间的现实苦难作为摄化众生的主要方式。由无数感应事迹总结出的“三十三观音”，正是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精神的完美诠释：菩萨并非身居高高的神坛与缥缈的仙境，而是应现在每个普通人的身上。时至今日，观世音菩萨的中国化形象早已深入民心，身影遍及亚洲的各个角落。观音信仰被称为“半个亚洲的信仰”，并成为推动“人间佛教”实践的重要源泉。
一种文化的先进性与时代性，是其得以广泛传播的有力保证。中国佛教在东亚各国的广泛传播，并非简单承袭印度佛教的结果，而在于对佛教传统创造性地发展与深化，主要体现为“承前”与“启后”的完美结合。“承前”代表学习与吸收，“启后”代表定型与传播。“承前”是“启后”的前提条件，“启后”是“承前”的必然发展。
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中国佛教的茁壮成长自始至终都根植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沃土。佛教悲智双运的核心内涵正是通过深具大乘气象的中国文化而得以圆满的开显。这是中国文化对亚洲乃至世界的巨大贡献，也是佛教跨越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发展的成功范例。
在佛教迈向全球化的今天，佛教因其以和为贵的性格和开放包容的胸怀，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欣赏与认可，也为实现世界的宗教合作和文化融合带来了新的曙光。亚洲地区正处于一个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最佳发展阶段，以佛教为重要纽带的亚洲文明，即将迎来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复兴。在此过程中，亚洲的发展与佛教的传播相辅相成，共存共荣，而中国佛教的历史经验势必会给予人们深刻的启迪，并将对亚洲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进步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二篇：中国竹文化与佛教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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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竹文化与佛教文化
摘要：佛教是中国古代文化很重要的组成部分，竹子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大象征。在佛典里“青青翠竹，总是法身”。“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唐•常建),” 修篁半庭影,清磬几僧邻”(唐•姚合)。禅诗里，竹与禅高度融合。佛教始祖释迦牟尼有“竹林精舍”，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有“紫竹林”，宋僧赞宁写过竹子专著《笋谱》，清竹禅和尚画出了传世的墨竹。大量的史料告诉人们竹的文化，竹的文明与中国佛教解下了不解之缘。
关键词：佛教;竹子;文化;中国;
中国是世界上竹子资源最丰富的国家，现有400多竹种和360万公顷林1。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早用竹、最善用竹的国家。竹子与中国文化发展习习相关。新华字典中“竹”作部首的字就有187个。用竹子制成的生活实用品、工艺美术品数不胜数;颂扬竹子的文学作品比比皆是。人们崇拜竹子，爱竹子，赞美竹子。竹子与松、梅并称“岁寒三友”，又与兰、梅、菊并称“花中四君子”。竹子高风亮节，“未出土时便有节，及凌云处尚虚心”，倍受国人赞赏，奉为做人的准则。苏轼写道“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中国历史上有“竹祖龙孙道崇拜”，民间有“爆竹声声祈平安”的习俗2。竹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被誉为“竹文化的国度”。竹子被誉为“东方美的象征”。传统文化中竹文化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中国佛教文化中无处不打上竹文化的烙印。从竹文化角度探讨佛教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竹与佛教人物
在我国信奉小乘佛教的傣族地区,有用傣语写的《二十八佛诞生记》书中记载，第十五代佛释迦牟尼(即佛祖如来)原是一个平民，当他官升佛成释迦牟尼时，是在弯钩刺竹下换穿黄披巾的(升佛的象征物)。弯钩刺竹从此就成了他升佛的证据而尊为佛树。
普陀山观音菩萨住在“紫竹林”，在普陀山双峰山下，潮音洞上，相传是观音居住的紫竹林，现有紫竹林庵，出紫竹林庵向下的平坡建有“不肯去观音院”,三面环海，风景极为优美。相传观音身边的善财龙女就居住在不肯去观音院下入海处的“潮音洞”中
印度佛教的雨伞换成中国佛教的斗笠，晴遮日头雨遮水，有“斗笠芒鞋一头陀”的赞语。竹林禅寺(潭拓寺，北京最古的寺院)第七代了奇禅师“示化竹林”(乾隆四年《潭拓寺山岫云寺志》)。佛徒以竹为名号也有不少。九华山清代就有一个竹禅大师，他平生最热爱竹子，还擅长画竹，留下了不少竹诗画作品。九华
。山佛教文物珍品贝叶经上就有他的墨迹3。
二寺庙园林里的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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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林精舍”是古代印度佛教的最初五精舍之一。传释迦牟尼在王舍城弘扬佛法时，中印度迦兰陀村有一长者追随释氏，对其说笃信不疑，一心向佛，遂将竹园献给释迦牟尼作为说道之处。释迦牟尼即在竹林中设立精舍，广收门徒，说道度民，后世号为“竹林精舍”。
无独有偶，我国四大佛教名山普陀山上的“紫竹林”，则是中国佛教中观音菩萨修炼得道之地，也是道场的发源地。《西游记》中，称赞观音菩萨是“兰心欣紫竹”(见第八回);观音胜境是“紫竹林中啼孔雀”(见第十八回);当孙悟空来到紫竹林拜见观音时，菩萨却“自人竹林里观玩”，“盘坐衬残箬。玉手执钢刀，正把竹皮削”，最后，织了个紫竹蓝儿，用于擒拿通天河妖怪(见第五十回)。现今，普陀山还保留有“紫竹林”这一景点。
作为佛教创始人的释迦牟尼和中国佛教中最熟悉的观音菩萨，特意选择幽静、清雅的竹园讲佛法，做道场，不能说是一种巧合，说明竹子作为一种“法身”，已深深融入了中国佛教。现在很多竹种的名称也还带有浓重的佛教色彩，如体态和蔼的是观音竹，竹节象弥勒佛肚的是佛肚竹，竹杆基部如十八罗汉的是罗汉竹，烟雾缭绕中诞生的是紫竹，僧人手中捏出的是方竹，以及贵州的梵净玉山竹，四川的金佛山方竹，湖南君山的圣音竹等等。
实际上，在中国寺庙园林绿化中，竹子的应用非常广泛。唐•段成式《酉阳杂俎》记载：“北都怀童子寺有竹一窠，才长数尺，相传其寺维纲每日报竹平安”。后人便以“竹报平常”指平安家信，也简称“竹报”。北京位于竹子分布的最北缘，但寺庙栽竹却极为普遍，仅《长安客话》和《帝京景物略》，就记载了近20处，其中以潭柘寺、碧云寺水泉院、卧佛寺和龙华寺为胜。如潭柘寺，“亦以山名寺，周围多修竹”，“冬夏常青，悦人心目，不减江南之趣”(明末《明一统名胜志》)。康熙和乾隆游寺所题赐榜和书联中均提及竹子，如“松竹清泉”、“暗水流花径，清风涌竹林”(乾隆四年《潭柘山岫云寺志•名胜古迹》)。又如碧云寺水泉院“前临荷沼，沼南修竹成林，疏疏潇碧，泉由竹间流出。岩下琢宝为屋，正对竹林”(《长安客话》卷3《碧云寺》)。《帝京景物略》卷6《西山上，卧佛寺》对寺内竹景的描述更为生动：“观音石阁，其南岸皆竹，竹皆溪周而石倚之，燕放难竹，至此林林亩亩，竹丈始枝，笋丈犹箨，竹粉生于节，笋梢出于林，根鞭出于篱，孙大于母”。竹径通幽是寺庙园林常用的造园手法。九华山上有“闵园竹海”，普陀山上有“紫竹林”，峨眉山万年寺内翠竹丛生，天台山国清寺门外修竹夹道;四川乌龙寺山道两旁竹林茂密，江苏兴福寺内竹径通幽，北京红螺寺内有“御竹林”，台湾开元寺中有七弦竹。云栖竹径是杭州西湖主要的风景名胜之一，径长800多m，路宽3 m多，弯弯曲曲地穿行于浓密的高达20余m的毛竹林中，借地形起伏，溪涧涓流及亭、榭、树木的布臵，形成“夹径萧萧竹万枝，云深幽壑媚幽姿”的竹径景观。走完竹径，便到了云栖寺。寺初建于五代，北宋治平二年改为栖真院，明代宏治年间院废，隆庆五年禅宗莲池大师始复寺院，恢复旧名。清康熙帝玄晔，南巡时题诗刻石，乾隆帝弘历题后殿额为“修篁深处”。
三竹与禅境
竹境通于禅境是中国寺庙园林常用的以竹造景的主要原因。最典型的是有关“竹林寺”的艺术构思。明代著名旅行家徐霞客曾在《游庐山日记》中写道：访仙台后石上书“竹林寺”三字。竹林为匡庐幻境，可望不可即;台前风雨中，时时闻钟梵声，故以此当之。时方云雾迷漫，即坞中景亦如海上山，何论竹林。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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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省平陆县的古八景中，有一个“竹林晓钟”。竹林就是竹林寺。传说唐朝睿宗时，有个和尚名智兴，发现了一个奇特的地方，没有竹子枝棵，而地上却有竹影，细观之还仿佛见到一位老人。后在此建寺，因有竹影之盛，取名竹影寺，也叫竹林寺。竹林寺的景致，一在于竹景，二在于钟声。关于竹影，寺内的墙壁上曾有这样一首诗“夜静人无语，风吹竹有声，披衣开户看，原来是春风”。现存的一块元代碑文上还刻有“竹林胜境，天下具闻”，可见当年竹林寺香火之盛。耐人寻味的是，竹林寺内的竹子只是一种“匡庐幻境”。按照佛教说法，竹之名相不过是藏识中熏习所染因缘和合的幻相，既非竹来眼里，也非眼到竹边，只是一心所在。也就说，无论是否有竹林，只要心到，竹境总是存在，竹境总能通于禅境。
四寺院素斋里的竹
我国人民在烹饪中使用竹子特别是竹笋的历史悠久，《尚书•禹贡》篇的“厥包桔抽”，《齐民要术》引用《东观汉记》云:马援至荔浦，见冬笋名苞，包通苞，亦是冬笋。随着历史的发展，竹笋已被誉为“蔬食第一品”，在“素食三霸”和素菜“四大金刚”中双榜齐名。与中国素菜的发展一样，佛教有力促进了竹笋菜肴的发展，竹笋也大大丰富了素斋的花色品种。
两晋，佛教传人我国。按佛教经典，佛徒戒杀生而讲究素食，并运用我国特有的素食原料，创制了带有中国特色的素斋。作为我国素食主要原料之一的竹笋，也随之融入了素斋。南北朝，梁武帝萧衍以帝王之尊崇尚佛学，终身吃素，客观上起了积极倡导素食的作用。唐代，除僧侣外，不少世俗之人长年在家吃斋把素，素斋渗人民间，民素，官素，素斋开始了相互渗透融合。宋代的素食之风尤为盛行，竹笋菜肴更是得到空前的发展。宋高僧赞宁写了一本食笋的专作《笋谱》;另一位著名高僧济颠和尚还写下《笋疏》一诗，称竹笋为黄金，即“拖油盘内黄金，和米当中煮白玉”;以寺院为起点，开创了“素菜荤作”的先河。竹笋因易于雕琢而被视为主要制作原料。明清是我国古代素食全面总结的时期，烹饪技艺日益精湛，特别是寺庙“香积厨”的“释菜”在做工上有了很大提高，竹笋菜肴在素斋中占有了一席之地。
谈及竹笋与素斋，就不能不谈北宋僧人赞宁。他所撰写的《笋谱》一书，成为我国古代一部重要的食谱和竹笋专著。赞宁，姓高，号通慧大师，出家杭州灵隐寺为僧。《笋谱》全书两卷，分名(名称)、出(产地)、食(吃食)、事、杂说五类目，介绍了近100种笋的产地、特性、食疗、多种加工吃食方法，饮食典故、各地食俗等，其中以笋的加工及吃食方法尤为详细。如在谈到香味鲜、质脆可口。25个以笋为主料的名菜中，浙江寺院有:烧皮笋、象芽雪笋、干炸冬笋、炒玉兰片、糟烩鞭笋、紫竹莲池等，安徽寺院有齐菜冬笋、明苔春笋、兰春笋、菊花冬笋、清馨鞭笋等，上海寺院有白玉笋翅、山珍献寿、春江先知等，广东寺院有玉版参禅、桃仁冬笋、豌豆尖笋羹等，四川寺院有凉拌峨笋、炒三鲜等，广西寺院有金钩玉片、金钱吊葫芦等，江西永修云居寺有虾子菱角笋，辽宁锦江奉国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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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花冬笋，福建福州鼓山寺有干偏冬笋尖，湖北武汉归元寺有烧双冬4。
五、竹与佛教艺木
5。
佛教故事图中有赞宁谱竹图(宋代)，杂类图中就有“竹间持咒图”。竹雕(竹刻)、竹编“佛像佛塔”:上海嘉定“竹根雕佛手”(明代);四川“普贤骑象”;浙江“竹编佛塔”等。《如意宝珠经轮咒王经》上说:“若无舍利，以金、银、琉璃、水晶、玛瑙、玻璃众宝造作舍利”;“行者无力者，则到大海边拾取清净沙粒即为舍利，亦用药草、竹木根节造为舍利”，可见，竹子根节与佛骨(舍利子)有关。
六、竹与佛教节庆
在佛教节庆活动中，往往要“张灯结彩”烘托热烈的场面。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中国传统民俗文化交融的结果。这里的“灯”大多是竹编成的灯笼。九华山历史上就有“狮子灯”庆祝庙会。中国佛教的这种习俗特点，随着中国佛教的传播，也影响到日本、韩国。韩国就有“提灯游行”来庆祝佛教节日的习俗6。。
七、竹与佛教教义
中国竹文化集中体现在做人的原则和精神方面。中国佛教积极吸取、融合竹文化。大乘佛教教义就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太虚改革佛教的一个基本指导思想，就是以大乘佛教利生济世的精神，引导现代社会的人心、正思。“大乘之究竟，则在随顺世间，利乐众生，尽于未来”(《佛乘宗要论》)。所谓学佛，先从做人开始，亦即学佛的第一步，在于首先完善人格，好生做个人，做个有人格的人。只有先成为一个完善的好人，然后才谈得上学佛(《佛陀学纲》)”7。。
八、竹与佛教音乐
以大同云岗石窟为例，在第十二窟中前室北壁和东壁雕三开间仿木殿宇和屋形完，窟顶雕有伎乐天，手持排箫、琵琶、荃摸、巢、笛、鼓等乐器，其中大多数是由竹制成的。《洛阳伽蓝记》一书还保存了当时佛寺乐舞的资料，例如:景兴尼寺。“有金像辈，去地三丈。”“飞天伎乐，望之云表。”“像出之日，常招羽林一百人举此像，丝竹杂伎，皆有旨给”这些寺院在佛教或民间节目就有盛大的歌。舞表演8。这些说明竹在中国佛教音乐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有人研究认为，佛。教音乐还是中国雅乐的源泉9。
总而言之，竹子与佛教结下的不解之缘历史悠久。竹文化和佛教文化相互渗透，互为融合，共同发展，均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竹子与佛教结缘，我认为原因很多，但主要有三个：
第一，中国是世界竹子分布的中心，悠悠五千年，竹子与我国人民的生活劳动息息相关，与灿烂的古代文化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中国古代成为“竹子文明的国度”。丰富的竹子资源，秀美的竹林景观，广泛的竹子用途，辉煌的竹子文化，
。为确立竹子在中国佛教中的“法身”地位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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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谢灵运、吴道子、王维、白居易、苏轼、黄庭坚、郑板桥等一大批文人士大夫，以及皎然、赞宁、济颠、石涛、八大山人、竹禅等一大批诗僧艺僧，即熟知佛理、精通佛典，又爱竹咏竹、写竹用竹。经过他们等人的提炼，竹子在古代诗画等文学艺术中象征着高雅、淡泊、幽静，这与佛教超尘脱俗、远离世态、空灵无我的境界完全一致，从而为竹子融人禅理、禅趣、禅境提供了完整的理论依据。
第三，竹全身是宝，给人民群众带来了福利和方便，群众熟悉它、喜欢它。竹的文学艺术作品也时常与人民群众的感情相通，群众能理解、会欣赏。这样，在佛教向民间流传的过程中，为竹子与佛教的结缘打下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8参考文献
1、林业部竹子研究中心:《论我国竹林的发展》、《竹子研究汇刊》,1991年第1期
2、陆伟民:《竹与中国民俗文化》、(民俗研究》，1992年第2期
3、张跃西：《池州师专学报》、《中国佛教文化与竹文化》，1997年第2期
4、蓝晓光：《世界竹藤通讯》、《中国佛教里的竹》，2003年第1卷第1期
5、范能船:《中国佛教旅游》，上海书店，1991年，72页,138页
6、《中国旅游报》，1995年5月14日
7、赖永海:《佛学与儒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
8、《文史知识》编辑部:《儒佛道与传统文化》，中华书局出版，1990年
9、田青：《雅乐还是佛乐》，《佛教文化》，1995年第一期，5页
10、张跃西：《池州师专学报》、《中国佛教文化与竹文化》，199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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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汉魏晋南北朝的佛教与中国文化
作者：高祯霙
本文荣获纪念范道南奖学金高祯霙
一、前言
佛教是宗教，也是哲学，引导著人们探寻人生宇宙的真谛。它不是神道，更不是迷信，它是真实而有价值的哲学思想。
可惜的是，很多自称为佛教徒的台湾民众，受到神怪、道士或迷信的影响，只能说是夹杂神道的佛教信仰，并非真正信佛拜佛。纯正的中国佛教文化，一方面富有原始佛教的精神和敦义：另一方面又富有中国文化创新和融会的精神，融人整个中国昀各层面，尤其在哲学思想上。唐代各宗派，如天台宗、禅宗等，都富有极高远的境界，在宋明理学上，又开创出另一个新面貌。
本文想探究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佛教在中国的历史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期佛教初输人中国，以后汉为中心，约当西元第
一、二世纪，这时期的佛教对中国影响并不大，只能说是外来的文化。第二期是瑰晋南北朝，约第三到第六世纪，佛教逐渐兴蛊起来，成为中区文化，这是承先启后的重要时代。第三期以唐朝(西元六—九到九〇七年)为中心，佛教大蛊，加人中国文化的核心部分，成为有力而创新的内区文化。
由于篇幅听限，本文只讨论第一期和第二期的佛教发展情况及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二、佛教的输入
㈠佛教输人中国的原因
中国在佛教传人之前，文化发展已经相当发达。从传说中的五帚、尧、舜，直到夏商周三代，段墟甲骨、铜器、铁器的古物出土，都可以证明中国文化有相当自主而系统的承脉。昕谓“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屏诸四夷，不与同中国”，都充满了文化的优越感，汉朝又是声威远播的时代，佛教这个外来文化能整个融人中国，甚至影响住后千百年，发展出属于中国的佛教，实非偶然。
第一，佛教发源地的推动，印度高僧越山航海的传教热忱。其中，尤以印度摩揭陀国阿育王(西元前二**年～二二七年)，继承孔雀王朝的正统，更是佛教的保护者，派遣高僧分赴叙利亚、埃及、锡兰、西藏和印度全境，传播佛教，对后世影响深远。佛教也就随著高僧的脚步传遍西亚、中亚各国，最后来到了中国。
第二，交通的便利。古时交通和传播异常不便，后经汉武帝时张骞通西域，出使大夏，身历大宛、月氏、大夏、康居四国，甚至葱岭以西的奄蔡、安息、条支、黎轩、身毒五国，葱岭以东的乌孙、于阗、楼兰、车师五国。匈奴降伏后，各国使节往来不绝，于是西域五十余国，几乎无不与中国发生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中西交通也因此大开，较古昔更为便利。当时西域已经有许多佛教国家，张骞闻身毒国有浮图教，即为佛教。东汉明帝与和帚时，班超征服西域各国，更架起中西、中印之间的桥梁，文化交通更为方便。
第三，魏晋时代，五胡南移，元瑰入主北中国，北方胡族多信佛教，于是带进大批信佛的胡人，当时边境胡汉杂居，佛教便渐渐深入民间生活而成为正式的信仰。
第四，虽然中国本身有自己的哲学思想，但在佛教输入时，儒学已混合了阴阳五行和谶讳之学，成为有宗教意味的学术，与民间追求神秘境界和超现实的心理相通。同时，汉代哲学也有宗教迷信的一面，讲趋吉避凶，当时的道教兴起，也讲吐纳守一，吃药飞升以廷寿命，混合了先秦方士的思想。佛教在这样的思想和时代背景下传入中国，它所提出的人生观、因果关系，不生不减和极乐世界等思想，系统严密，仪式隆重，足以填补当时以谶讳、神秘为主的思想空虚。当时的中国人并不真正了解佛法，只把它当成民间信仰，以为佛就是中国所谓的神或超人，将佛教夹杂在中国原有的信仰和思想文化中。
㈡佛教的输人与流布
佛教输入中国的时与地，有多种不同的说法。有人以为最早可能在周朝末年。例如《列子》说：“孔子曰：丘闻西方有圣者焉，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人无能名焉。”说明周末已知西方有圣者。又如，《历代三宝记》引《朱士行经录》说：“秦王政四年(西元前二四三年)，西域沙门室利房等十八人始赍佛经来华。”《魏书》释老志也说：“按汉武帚元符中(西元前一世纪中)，遣霍去病讨匈奴，至臬兰，过居廷，斩首大获;昆邪王杀休屠王，将其众五万来降。护其金人，帚以为大神，列于甘泉宫。金人率丈余，不祭祀，但烧香拜佛而已。此则佛道流通之渐也。及开西域，遣张骞使大夏。还，传其旁有身毒国，一名天竺，始闻有浮屠之教。哀帚元寿元年(西元前二年)，博士弟子秦景宪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中土闻之，未之信了也。”(注一)汉明帚求法的故事更多，大概来说：明帝因梦见金人，知道西方有佛，因而遣使到西域求法。使者在印度取得经像以后，并邀请两位印度高僧来华，在洛阳建寺译径，《四十二章经》即为当时昕译。
另外，在东汉桓帚时，有两件大事与佛教有关。一是帝王已信佛;《后汉书》载襄楷上疏桓帝，说“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二是佛教的译经运动已正式开始。根据《高僧传》记载，安世高，安息人，名清，桓帚初年到中国，译《安般守意经》等经论三十九部。为安世高任笔受者，有临准人严佛调，敏而好学，自撰《十慧经》一卷。(注二)在东漠灵帚、献帚时代，译经的人更多。以上所举佛教进入中国的时代，从春秋至汉末，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中，以东汉明帝时代最为可信，这些故事虽然缺乏历史的确切性，却不能说没有文化的真实性。
至于最初佛教输人的地点，向来治佛教史者，总以为佛教经西域陆路传人中国，先盛于北方。康僧会则由交趾人吴，为江南有佛教之始。初期东来的西域高僧，以大月氏、安息和康居三国最多。安息善海上贸易，安士高行迹逼达九江、会稽、广州一带。至东汉，日南檄外从海外兽贡，会稽、交趾均有海上贸易，交趾牟子著论为佛法论辩。故初期佛法输入中国的交通有二：一为西域道，一为南海道，南海道之开辟，或更在西域之先。伯希和曾说：“旧日传说或以佛教轮入，事在哀帚元寿元年(西元前二年)(注三)，或以事在明帝永平四年;十八年间(六一至七五)，皆属传说而非史实。《后汉书》天竺书传，志明帝感梦事，亦为传说之一种，殆出袁宏《后汉纪》，亦非实录。是欲寻究佛教最初输入之故实，应在南海一道中求之。”(注四)可知，南海道是佛教输入的要途，南海的交趾，犹如西域的干阗。
佛教输入初期，多流行于民间，汉代上流社会人士，如楚王英、汉明帝、桓帝等人因好黄老术，于是兼及浮屠。在帝王、大臣的推广下，使得佛教的流传加入了强有力的力量。文人学士如襄楷、张衡，擅阴阳术数，略为述及佛教，其它如北方的安世高、支娄迦谶等人大规模译经，南方则有笮融大起佛寺，会者万人，到了东汉末期，佛教才渐渐在民间流行开来。
三、佛教在汉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发展
㈠、汉代佛教的发展
东汉以后，在思想方面，由汉武帚时代的极端耸儒，变为崇尚佛老的宗教观。
一、方术性的佛教
自汉以来，中国社会普遍形成神仙方术的信仰。佛教初人中国，多为口传，国人实难以了解佛法的真义。再加上与道教互相混杂，彼此演进，信软和传教者未能把佛道二者分清，多视为同一源流。远自西域来到中国传教的僧侣，都具有特殊风格，那种叹礼佛像、烧香、诵经的态度，引起中国民族的注目和好奇，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他们是神仙谶讳的方士。事实上，他们如果不能抱持本土化和现世化的态度，也就无法在中国传扬佛教。(注五)
二、轮回性的佛教
东汉，中国除盛行儒家思想以外，道家的清静无为和生死观、佛教的空性和轮回因果论，都顿有相应之处。《后汉书》西域传说：“奉浮屠，不杀伐。一“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注六)“浮屠所载，与中国老子经相出入。”(注七)故汉明帝永平八年(西元六五年)诏云：“楚王英诵黄老之徽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俗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注八)楚王英喜黄老之学，尚浮曙斋戒祭祀，这是附庸于鬼神方术，也是受到佛教轮回因果论的影响。
三、道德性的佛教
佛教初来中国，正是儒家极盛的时期，难免受到儒家的攻击或排斥。来华传教的胡僧，对儒家的学术思想一窍不通，只赖宫廷贵族挺身而出，为其辩护。袁彦伯在《后汉记》中说：“其叔以修善慈心为主，不杀生。”嗣后，儒家认为佛教的慈悲与孔子的仁恕之道相契合，昕以当时的佛教只著重伦理道德方面的阐扬。
㈡魏晋南北朝佛教的兴盛
佛教虽在汉代传人，但其建立和兴蛊，却是在东晋时代，加上南北朝时的推动，终于发展出中国的佛教。
一、高僧的贡献
汉代以后的佛教，成为新思潮，许多印度和西域的高僧涌进中国，出家的中国人也逐渐多起来，更有不少中国僧人前往西域和印度求经。
在中印文化的交流运动中，第一位代表性人物是晋初的法护。法护本名昙摩罗刹，月支人，世居敦煌，从小出家。他发愤到西域求经，得到一百五十六部梵经，带回长安。他勤谨翻译，并和清信士聂承远参正佛句，达到弘达雅畅的地步。接著，惠帚时印度僧竺叔兰和无罗叉也来到长安，译出朱士行在于阗求得的《放光般若经》。这是第一位汉土沙门西行求法所得的第一部梵经。中国重要的译经，实从西晋的法护开始。
佛教在东晋以前还未兴盛，汉瑰以前也没有人出家，但从朱士行第一人出家以后，已经有了新趋势。东晋时代，帝王大力提倡，中西名僧如佛图澄、道安、慧远师弟和鸠摩罗什等人相继鼓吹，信佛出家的风气大开。
佛图澄天竺人，本姓帛，晋怀帝时到达洛阳，从石勒征伐，断胜负辄中。军国大事必咨而后行，尊号曰大和尚。石虎僭位，迁都邺，对澄更加耸信。佛图澄专用德行感化胡主，影响所及，《高僧传》说：“道化既行，民多奉佛，皆营寺庙，相竞出家。”(卷十)佛教于是盛行。
这时，中国出现了第一位大和尚，常山魏道安。道安从小信佛，尝独坐静室十二年，大悟佛教蕴奥。他听到佛图澄在邺，就去见他请教。佛图澄见而嗟叹，道安也大获进益。佛图澄圆寂后，北方大乱，道安率门徒南游，差法太到扬州，差法和等进四川，自己则带徒弟慧远等四百多人到襄阳布教。苻坚取襄阳，得之，迎居长安五重寺·。道安乃订正前译诸经之误谬，开创注释佛经的工作。并著有《僧尼轨范》，《法门清式》等书，提倡戒律，为中国树立新的制度。
他的弟子慧远，山西楼烦人，俗姓贾，从小好学，博综六经，尤善老庄。避前秦之乱到荆州。东晋太元中，立精舍于庐山，与慧永、道生、佛陀跋陀罗、耶陀耶舍、宗炳等结白莲社念佛。卜居三十年，足不出山，送客以虎溪为界。他一面继续道安静坐参悟的方法，为天分高的人说佛法，一面提倡极简单的念佛方法，使妇孺文盲都可以学佛修行。再加上以结社培养团契精神，强化佛门组织，使佛教更深入民间。慧远和鸠摩罗什同时，一南一北成为两大中心，佛教在中国社会的地位也就更加崇高了。
鸠摩罗什，龟兹人，博闻强记，精通佛法。苻坚用礼聘道安的方法，迎请鸠摩罗什，因遗吕光西征。吕光破龟兹，得鸠摩罗什，同回中国，时苻坚已死，吕光遂据凉州，国号后凉，鸠摩罗什居凉州十八年，故通晓中国语文。后姚兴征服后凉，迎他进关，于弘始三年(四〇二)到长安。姚兴待以国师之礼，请他译经，他集沙门慧教等八百多人，译经律论三百多卷。其中，最重要的是《大品般若经》，最流行而最有文学影响的是《金刚》、《法华》、《维摩诘主二经。其它如《阿弥陀经》、《梵网经》、《十诵律》、《成实论》、《中观论》、《百论》等，对于后世传戒开宗，都有极大的影响。前人译经，以小乘为多，鸠摩罗什则广译大乘经。前人译经，多用直译法;鸠摩罗什精通梵汉，善于用意译法译成流利的中国话，对于佛教的推广、文学的革新贡献极大。九年后，鸠摩罗什圆寂，门人颇多，法缘鼎蛊，最著名的有道生、僧肇、道融、僧教，号称关中四洁，加上道恒、僧影、惠观、惠岩，合称八洁，三千弟子散布在大江南北。
上述四人中，佛图澄重感化，道安注经布道，鸠摩罗什译经，分途并进。慧远则组社念佛，既领袖南方僧界，又和北方的鸠摩罗什互通声气。这是早期中国佛教史上贡献页多的四位高僧。
姚兴是佛教的大护法，使佛教在北魏之前盛行于北中国。姚兴不但迎鸠摩罗什、佛驮耶舍人关译经(注九)，又差法显出国求法。弘始三年(晋隆安五年，西元四〇一年)，法显奉命和慧景十余人等，自长安出发，由陆路入印度，游历三十余国，得多经律，十二年后，由狮子国(锡兰)搭商船，经耶婆提(爪哇或阇婆)，泛海南回国，在青州登陆，到晋京建业，译出《摩诃僧只律》、《方等泥洹经》、《杂阿毗昙心》等经律。姚兴弘法，竟由法头伸张到南方，这是他们两人始料所不及的。
在法头以前，汉僧西游，仅到葱岭之东，止于于阗，法显是第一位深入印度的中国僧人，著有《佛国记》，是中国第一部印度游记，开展南北朝的佛教运动。
二、南北同时弘法
在南朝，刘宋(西元四二O至四七九年)首都建业是译经中心，共译出四百六十七部，超越前朝。最重要的译师是天竺佛陀跋陀罗，华名觉贤法师，于姚秦中到长安，因论道不合，飘然南下，宋武帚待以重礼。他在建业道场寺，将支法领在干阗昕得到的梵本《华严经》译出，工作极为艰巨，又先后译出经论十五部。文帝时，中天竺僧求那跋陀罗(德贤，西元三九四至四六八年)，自元嘉十二年到二十年(西元四三五至四四三年)间，译出《楞伽经》、《无量寿经》等七十八部。又有迦湿弥罗僧求那跋摩，在建业寺译出《菩萨善戒》、《四分羯磨》等。元嘉十一年(西元四三四年)，立戒坛为僧尼授戒，是为中国有戒坛的开始。此外，疆页耶舍译《观无量寿经》，是净土宗的要典。这些都是译经的代表人物。在义解方面，杰出的人物则有“生公说法，顽石点头”的道生，他是鸠摩罗什和慧远的弟子，提倡“善不受报，顿悟成佛”之说，开禅宗顿教的先河。
这时，远在西北的河西王沮渠蒙逊也提倡佛法，请中天竺僧昙无谶译出《涅槃经》、《佛所行赞经》等。无谶所译出的《涅槃经》称为“北本”，和南方的“南本”相辉映。南本是文学家谢灵运补订“北本”而成的。
齐时，有从干阗求法回来的法献和逃避魏武法难的玄畅同为僧主，分住南北两岸，都是可以和齐武帝直接讲话的高僧。玄畅是第一位善于演解《华严经》的中国人，法献与达摩摩地共译《妙法莲华经提婆达多品》一卷。又有中天竺僧求那毗地，在建康正观寺，译出《百喻经》、《十二因缘经》、《须达长者经》等。
梁(西元五〇三至五五七年)武帝笃信佛教，尝率群臣道俗二万余人发菩提心。普通元年，公元五〇二年，在宫里受戒，自太子以下跟著受戒者四万八千人，当“神灭论”争辨激烈的时候，他也撰文弘法，又曾经三幸同泰寺舍身求福，为守杀生戒，甚至宗庙祭祀用的牲牢，都改用麴制，又诏天下诸郡建五级浮屠，南朝崇佛，以梁为最。
陈武帚(西元五五七至五八九年)也幸大庄严寺舍身，群臣奏请乃回宫。当时讲经的风气已盛，东西两寺，自晋以来，僧常万数，有不少善于讲经的名僧。讲经风气自朱士行开始，经晋人的提倡，到北朝而大盛，西天竺僧真谛三藏(拘那罗陀)来陈，翻译六十四部经，介绍无著、世亲的大乘教义，是唐玄奘的先驱。
北朝的佛教运动，规模更加宏大，后魏(西元三八六至五三四年)太武帝减北凉取凉州后，不少佛教徒跟著大规模迁移内地。又取夏，得僧惠始来京师，教导士民，佛化隆盛。后因道教的攻讦，致下诏焚寺杀僧，发动佛教史上“三武一宗之厄”的第一“武厄”。但文成帚又兴佛法，并建筑大同云岗石窟，为佛教留下伟大的艺术品。孝文帚初年，约为宋的末年(约西元四七〇至四七五年)，来了一位冠盖全魏的大禅师——菩提达摩。他从南天竺泛海到广州，这位苦行高僧或许看不惯南朝金粉，才决定离宋入魏。他在中国住了将近五十年，在北方的时间最久，“随其所止，诲以禅教。”他的禅教“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他用“凝住观壁”的方法修行，所以有“面壁九年”的传说。
当时的人，对达摩似乎不很注意。最引人注意的是，孝文帝七发佛教兴隆的诏书，又刹度不少僧尼，建造不少寺院，并礼敬道登、道顺、惠觉等高僧。宣武帝命菩提流支在太极殿译《十地论》，当时从西域到洛阳来的胡僧有三千人之多。孝明帝时，宋云、惠生到北印度取得一百七十部大乘经而还，以之流布国内。当时有佛典四百十五部，寺院三万余，僧尼约二百万人。杨衍之《洛阳伽蓝记序》说，佛寺在晋永嘉时只有四十二昕，到他的时候(北魏)，单以洛阳一地而论，已经有一千余寺，可以想像佛教在北魂时代的盛况，以及佛教从晋到魏期间的发展速度。
佛教在北齐继续发展，文宣帚迎佛陀道房的弟子僧稠到邺都，受菩萨戒，断酒禁肉，放生禁屠杀。不幸，北周(西元五五七至五八一年)武帝却诏废寺观四万余区，僧道四百万人悉充军民。
三、千年的译经运动
统观这三百年中，除了大众信佛的僧俗人等，有四群重要的知识分子，在领导或赞助这个译经的运动。
第一，印度西域的高僧，不断地东来。
第二，中国高僧继起，发愤西行，求正知见。
第三，帝王的提倡，有些国王礼敬僧人，至于一沙门不拜王者”的隆重。例如昙无谶到北凉，国主沮渠蒙逊大为欢迎，留他在臧姑译经，北魏得到消息，也抢著请他。昙无谶很有意走一趟当时的中国文化中心，但沮渠蒙逊不答应。不久，昙无谶决心辞职，说要回印度去，沮渠蒙逊只好让他走，但最后却将他剌死。可见当时一般国王是真把出家众当作一宝”。
第四，知识界的领袖，也多参加这个运动。曹植每读佛经，以为至道之宗极，他还自制“转读七声升降曲折之响”的佛咀。陶潜、谢灵运、范宁等名士，都与莲社往来，据说慧远在庐山结莲社，陶渊明常到社里走走，但到了社里又“便攒眉回去”，似乎觉得儒家与僧人臭味总不相投，心中有昕不甘，但“攒眉回去”后，隔了几天他又夹到莲社，可知连陶渊明也抵抗不住佛教的吸引。其它如孙绰，齐的孔稚圭，梁的刘勰、沈约、王筠、陆云、王僧孺、刘孝标，陈的徐陵、江淹，北齐的颜之推、卢思道等，都是孔释兼弘的文学家。佛教的声动朝野和牢笼人才，概可想见。
这个文化运动有一个中心事业，就是大规模的译经。中印高僧都有远大的眼光，知道译经是传教的首要工作，更是建设中国佛教的基本工作。他们译经的态度非常认真，往往一译再译，有些重要经典甚至重译十次以上。在中国佛教的一千年译经史上，两晋南北朝是个中坚时期。三百年中，西晋译出三三三部，东晋二(八部，宋四六五部，齐二一部，梁四六部，陈四十部，北魏八三部，北齐八部，北周一四部，加上五胡诸国的译经，共计译出一四二〇部，三七四五卷。北起以前译的数目多了三倍多(注十)，和现在“大藏经”一九二(部，八四二(卷相比，则部数相仿，卷数半之。加上鸠摩罗什空前的译艺，文质彬彬，确是一代不朽的盛业，佛教巩固的基础。佛教在中国，像雅各王版的圣经之于英美一样，自然流传得广而生根得深，进一步加人中国文化的核心部分。
四、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㈡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一、声韵学方面
因为中国文字非标昔字母，所以中国人对于语音的研究与分析，有时不免感到困难。但在历史上有二个时期，因受外国人标昔方法的影响，使中国人在审晋方面，有特别的进步。其一，即是后汉到唐，由于佛教的输入，佛经的翻译，印度拼晋文字，如梵文等，也随之传人，因而使中国的音韵学产生辉煌的成绩。其二则为明季至现代。
佛经的翻译，刺激了中国文学改革，从诗文的意境到文体的改变，在魏晋南北朝时代都产生新的气象。梵文字母的翻译，需要区别长短昔，但当时的声韵条件都一样，同一字可译成长昔，也可译成短音，只好用声调来区别。于是，由梵文的拼音--华严字母的翻译，而创造了永明四声，反切也因而兴起。此外，还促成韵书的制作、字母的发明、四声的流行、等韵图的创制。例如，现在查字典，看字的读晋就是靠反切，如果没有梵文的传人，中国是否会创造出这个方法，是顿有疑问的。(注十一)
音韵学的研究和后世诗歌的写作，更有深一层的关系。由于中国文字的反切，由反切而产生四声，由四声而把五言与七言古诗改进为律诗和绝句，而对于每个字句的切韵和审昔，五律五绝或七律七绝都有相当严格的规定。因此，中国的声律音韵，深受转读佛经和翻译佛经的影响，自不待言。
二、文体与小说方面
中国人向来主张作文要多读多看，所谓“读破万卷书，下笔如有神”，“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一。中国本来没有文法，但由于佛经的翻译，也将梵文的文法输入了中国，如“八啭声”，即是名词、代名词、动词、助词等，又如佛典中“六离合释”就是梵文文法的一种，只是未能普遍为民间所运用。
佛教在小说方面的影响更大，禅宗语录和宋儒效焉，实在是中国文学的一大变革。“弹词小说”、“平话一和长篇白话小说的出现，都是由“变文”演变而来的。“变文”来自僧人的“唱导”，法师在讲经后，有唱导，除了讲经赞之外，还讲佛经故事，后来更发展至讲历史故事，变成话本小说。近人孙楷第曾研究唐僧“俗讲”演变成小说的经过。中国长篇小说的开头经常有诗，行文中也常有诗赞，都是源自佛教的俗讲和唱导。
近乎语体的唐宋诗，如白居易和苏东坡等人的诗，也可溯自禅宗的“颂古”和寒山、拾得的新诗。梁启超说：中国古诗的第一长诗“孔雀东南飞”，是受马鸣大师“佛昕行赞”的影响。唐代禅宗大师，创白话的语录体，说明佛法的要义，因而促成了宋明理学的语录出现(注十二)。明清小说是由平话及拟平话而来，小说中有诗为证的风格、散文之浚以韵文作结束的形式，以及弹词里夹用说白与唱文，也都是受到佛经中“长行”和“偈颂一并用的暗示。
至于小说的内容，更具佛教色彩。魏晋六朝的志人志怪、唐代的传奇、后来的笔记小说，如《聊斋志异》等书，基本题旨都是谈善恶因果、生命无常。又如《南柯记》、《黄梁梦》、《枕中记v等故事，都表现出生命的无常感;《目莲变文》、《三国志平话》、《醒世姻缘传》等，则强调因果观念。此外，还有报应、神通、轮回、惩奸劝善等主题，数不胜数，甚至一般历史小说、社会小说，也加入善恶因果报应的观念。至如《红楼梦》讲太虚幻景，真真假假，也有佛教的影子。总之，因佛教的传入，使中国小说的题材和内容都扩大了许多。
另外，由于佛典的翻译，使中国增加了许多新词汇，如“真如”、“无明”、“法界”、“众生”、“因缘”、“果报”等，本为梵语;又如“般若”、“涅盘”、“瑜伽”、“刹那”等，也是从一切经的昔义翻译而来。日本新编的《佛教大辞典》，收录这类词语共三万五千余条，都是由汉晋到唐八百年间许多高僧大德所创造的。语言的功用是在表达观念，增加了三万五千个词语，即增加了三万五千个新观念，由此可知，翻译佛经对我国语言的丰富，贡献有多大。
㈡佛教对中国艺术的影响
一、绘画雕刻方面
汉代以前，君权高涨，所有美术制作，都以君主的意旨为归依，如夏桀的瑶台倾宫，商纣的鹿台琼室，周代的宫室之美、器饰之富，无一不是迎合当时帝王的要求。后汉以后，佛教传人，中国的艺术，遂由贵族艺术一变而为宗教艺术。建筑从宫殴楼台变为寺塔，绘画虽刻从君臣肖像变为佛菩萨像，工艺从宫廷器皿服饰变为宗教性的佛物法器。这种艺术形态的延续，自汉迄今，虽历代有盛有衰，但观其繁衍嗞长的过程，在中国文化史上，实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汉明帚永平十一年(西元六八年)，建白马寺，绘千乘万骑浇塔三匝图于寺壁，这是佛寺壁画的滥觞。东晋末叶，五胡乱华，各国君主大抵崇尚佛教，如苻坚于建元二年(西元三六六年)命沙门乐僧开凿炖煌石室，雕造石佛，为中国凿窟造像的嚆矢。姚兴也令各县都建佛寺一所，佛教美术因而广为流行。
北魏拓跋氏以东胡君临中原，主多英武。兴安元年(西元四五二年)，文成帝即位，僧昙曜奏请从事大同;云冈石室的开凿，室内凿成无数的石鑫佛像，内部构造，大体中央凿造方塔，四面雕刻佛像，壁间佛龛顶上多作尖圆，佛像的面貌体格和中国人回异，唇厚眼长，鼻梁高直，头丰肩张，挺然雄姿。这是中国虽刻很少见的手法。在佛教未传人以前，中国没有塑像的技艺，于是这些佛像艺术如云冈石室、敦煌石室、龙门石室等，都成为中国北方三大佛教艺术的陈列馆。
谈到敦煌石窟，数以千计的艺术品更是令人赞赏不已。东南有莫高窟，是大规模的千佛洞。其中第一百二十N洞、洞窟北壁的大型坐佛台下，有魏大统四年建造的铭记;洞内壁画纯为中国式，佛塔则属犍陀罗式系统。北壁佛鑫的左右，绘有象头昆那夜迦，或三面六臂乘牛坐像，或一头四臂乘鸟像，似为密教题材。西壁虽有中印手法的佛像，一面绘有印度式壁画，这种中印度式的佛教美术，逐渐中国化。例如，佛像的衣端部分，西方美术是用浓厚阴影描写，此处则为线画式;天井中央，绘天盖形，虽然样式传自西方，但已中国化。另外，中国佛教造像，每多依据经论，由作者自由想像，予以创造，使用材料也极赓泛。南北朝时代，除在石室内雕刻固定群像外，更有用金、银、铜等材料，虽塑各种移动的佛像。
在绘画方面，三国时天竺僧人康僧会，从西域带来很多佛像，影响中国的绘画艺术。从魏晋开始，绘画风气大盛，南北朝时佛像画兴起，尤其印度、西亚绘画的方法，随佛教输入中国。西亚画法注重阴影阳面的强烈对照，并常参酌并用，以凹凸画法描写描述佛像，显然不同于中国原来的画法。曹不兴以写佛像画闻名，往往写长五十尺的佛画，运笔如飞，迅速而成。其弟子卫协写佛像，更是栩栩如生，相传他画佛不点睛。后来的吴道子也以画佛著称，人称“昼圣”。
在艺术理论方面，大乘佛教传人后，禅宗对山水文人画的影响甚大。此外，印度绘画的六技法，和中国也有相通的地方。中国绘画的技术，是否受印度的影响，虽不得而知，但中国画风和佛像画的确有文化关系。
另外，由于佛教许多碑碣的保存，也为中国的书法，储蓄了许多无价之宝。许多名家字迹，藉著佛教的流传而遍及民间。“鱼山梵哏”是受了佛教梵昔影响的中国音乐。汉代的两种乐器——箜篌和琵琶，也可能来自印度。《法华经》记载有很多乐器，如萧、笛、琴、箜篌、铜铙钹、琵琶等。
一、建筑方面
魏晋的佛教建筑，一直影响著中国的建筑形态。佛教的建筑力求艺术化，建筑的布置点缀，庄严、雄伟，都是原始印度佛教的特色。佛塔建筑也为中国建筑推进一步，开拓新的里程。
白马寺建立之前，佛教虽已传入中国，但并无佛寺的记载，也许是因为早期的佛教建筑都以佛塔为主体。遗体崇拜的哲理，为中国教徒所接受，于是以天竺佛塔的形式重构，而忽略了佛寺。另一原因则为我国建筑原本就已相当发达，因此佛教传来之初，必无新型的佛寺建筑产生，或借于官宅成寺。
我国的佛寺建筑，除窟洞石寺外，全属固有的木造建筑。这种木造建筑，在佛教输入前，已有二千年的历史，自有其特色。如柱以石为之，柱和柱之间砌砖或石，其上覆石条;柱已有卷杀收分之法，其状如梭;柱础以莲办为饰;斗供是花茎状;昂，漠赋中已有“昂”一词，功用和椽相若;屋顶有四注，歇山均有，坡度甚小;椽有放射形和正椽两种;天花即为方格之藻井，中刻绘莲花。这些不同形式、不同功用的建筑装饰，为中国建筑增添了不少新气象。其后各代佛寺建筑多有演变，且各具特色，著名的有南北朝河南嵩山寺、北齐大庄严寺、隋天宁寺塔等。
㈢佛教封中圆哲学思想的影响
佛教初人中国时，与道术并行;魏晋南北朝，与支学合流;唐以后，各宗派成立，尤为中国思想的表现。
东汉末期，朝政混乱，黄巾叛起，董卓之变，三国争衡，至晋八王残杀，五胡乱华，胡族入主中原，整个中国的思想哲学，随著时代**而起了很大的变化。汉代，无论君臣人民，都已披上神道谶讳之说，任何行事都迷信神仙道术。老庄哲学更是乱世的产物，看破人间种种丑恶，对现实制度不满意，亟想反璞归真、清静无为。佛教适时传入，汉魏晋南北朝的中国思想，无论儒家或道家，都借著形态上的相似，通入佛教，使佛教夹杂在道术、玄学之间。
王弼、向秀注老庄，注周易，开创六朝玄学的风气，一般学者也以精研老庄周易为时尚。但这些方术和玄学都以道家自然无为的道理为原则，主张天地万物以无为为本。佛教为了脱离方士而独立，开始在各知识分子和君王的提倡下，积极翻译佛经，使中国人了解佛教真义。清谈派的学者，则以人和造物者同体，天地并生，逍遥浮世，与道俱成。于是，佛道声气相通，脱离了神仙道术的思想，并提高了它们的学术价值。魏晋时代，讲佛学者引用老庄，讲老庄者引用佛学;老庄的“无”，即是佛教的“空”、“无我”，二者相辅相成，互为发明。
唐代，各宗派先后兴起，其思想虽源自印度佛教，却表现出中国的境界和特色。从天台宗，我们可以看到佛教中国化的思想倾向;从禅宗，更可看到中国佛教的最高境界，不复有印度气息，完全融合了中国固有的老庄文化。
㈣佛教对中圆科学的影响
随著佛教的传人中国，中印交通渐趋频繁，印度文化源源而来，除佛学外，还有天文历法、医学工业等。
一、历法、算术方面
古印度的天文算术发达甚早，曾受希腊的影响，并进而影响中国的天文学。南北朝时，印度的天文历算已盛行于中国。《旧官书》卷一五八四西戎传日：“天竺国有文字，善天文算历之术。”《隋书》卷三四经籍著录有《婆罗门舍仙人所说天文经》二十一卷。虽然这些书籍已经亡失，仅存其名，但可知隋代已经译出印度天文历法六十卷。
谈到算术，《隋书》经籍志载有《婆罗马算法》和《算经》各三卷。汉末徐岳撰《数术记遗》一卷，北周甄鸾注释。徐岳之学，得自汉代《历法》作者刘洪。甄鸾是北周时代笃信佛教的数学家，则根据《楞伽经》加以注释。北魏时代，算数博士段绍，其学传自佛教徒。南北朝时，中国算学所受印度的影响有“三等数法”，即万以上之十进，万万进及倍进之法。晋译《华严经》，所举数法为倍倍变之，陈译《俱舍论》，则为“十十变之，百百变之”。中国用十位计数，共有十五位，即
一、
十、百、千、万、亿、兆、一只、垓、秭、楼、沟、涧、正、载。实际上，亿以上以万数表之，佛教经典中所举的洛叉、俱胝等，其数量计算位，更超过人间所用的数泣，纯属地上菩萨的境界。中国的十六位，从一数起，或为印度古来相传的计数法。
二、医学、工业方面
印度医学发达甚早，东汉安上高就是著名的医术者，来华传教之余，开始传入印度医药。梁《高僧传》卷一安士高传谓：“善针(血+永)术，睹色知病，外国典籍，及七曜五行，医方异异术，乃至鸟兽之声，无不综达。 一牟子也说：“佛家有病，而进针药。”故针药实传自印度，后汉时针(血+永)诸术盛行，如涪翁著有《针经诊脉法》传世。晋代葛洪、梁代陶宏景等人的炼丹及五行思想，多少也受了印度医术的影响。
北瑰时代，西方琉璃传入中国，为国人所喜爱。琉璃为大秦国特产，共有赤、白、黑、黄、青、绿、缥、柑、红、紫等十色。当时中国人对琉璃极为珍视，《北史》大月氏传，月氏商贩京师于是采矿山中，即京师铸之，为琉璃工业之始。此外，中国的熬糖法、葡萄酒酿法等，也都来自印度、高昌。用具方面，汉灵帚时已使用胡床，称为榻，来自波斯，经印度和佛教同时传入中国，汉文的“榻”字，殆由波斯语译音而成。(注十三)中国古代习惯，室内施席而坐，室中施床，上下皆席，入室解屦，没有椅、几等具，至后汉始有，六朝隋唐使用更广，可见其影响。
在汉以前，中国虽已有邓析、惠施、墨子、荀子等类似论理学的提出(名学)，但完整的论理学，却要等到佛教因明学输入以后，才开始建立。
㈤其他方面
在民间生活中，睹博游戏用的骰子来自印度，印度四千年前的吠陀文献已载有掷骰子，印度著名的史诗《大婆罗多》，载有坚阵王因掷骰子而输去妻子的故事。中国则在出上的晋代坟墓中，才见有陪葬的骰子。其他如印度的幻术(变戏法)和舞蹈，都对中国产生影响。印度重视舞蹈，手部的各种姿态称为“手印”，象征着戏剧的内在含义，这种手印与佛教密宗有关;中国戏剧里许多象徽性的动作，可能就是受到这种手印的影响。中国戏剧发展较迟，到元代才发展成熟，著名的“霓裳羽衣曲”，就受到印度乐舞的影响。
由此可知，中国文化深受佛教的影响。印度文化对我们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宗教信仰方面，而且遍及生活各个层面。中国文化将这股传自中亚、西域各国的外族文化，吸收、融会之后，再创新出属于中国式的佛教文化和艺术。
五、结语
对整个中国来说，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变化最巨大、社会最紊乱、民族最复杂、文化最奇特的时代、在这种背景下所蕴育出来的佛教文化，实具有承汉启唐的重要任务，为中国佛教史上的中流砥柱。在这段期间，中国吸收大量新文化，对它融会之后，再展现出气象清新、光彩夺目的中国文化，实可供今日东西文化互相冲击的参考。
汉代佛教输入，和明末清初欧风东渐的情形有些相似，起初二者的影响都不大。到了魏晋南北朝，佛教才涌出一股新思潮，和儒道二家并驽齐驱，鼎足而三。近百年来，中国面对西潮的冲击，则引起学术界的文化论争。佛教和西洋文化在中国的发展，都具有主体文化逐鹿中原的态势，但佛教影响中国的，只在宗教、思想、艺术方面，性质比较单纯，不若西洋文化的影响那么复杂。如果我们往以后的历史看，便知开通的唐朝社会，在比较安定的环境中，能接受客体文化深入主体文化的堂奥，促使“中国佛教化”，“佛教中国化”，为中国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希望我们能以人类文化学的眼光，来观察汉魏晋南北朝时代佛教在中国的演进和影响，藉以了解中华民族吸收外来文化，发扬光大之，变成一个伟大新文化的经验。
注 释
一、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佛教之初输入。
二、同注一。
三、《三国志》魏略。
四、《北平图书馆刊》六卷。
五、《高僧传》习禅篇。
六、《后汉书》襄楷传。
七、《魏略》西戎傅。
八、《后汉书》本纪。
九、译《四分律》，竺佛念笔受。
十、《释氏稽古录》载“自永平至建安，共译经二百九十三部”。
十一、《隋书》经籍志：“自后汉佛法行于中国，又得西域胡书，以十四字贯一切昔，文省而义广，谓之婆罗门书，与八体六文之义殊别。”
十二、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翻译文学与佛典，第二语法及文体之变化。
十
三、“榻”字译自波斯语TakhTa，原义是帝座、椅等。
参考书目
一、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中华书局)
二、劳干：《瑰晋南北朝史》(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
三、《两晋南北朝史》(台湾开明书店)
四、霍韬晦：“中国佛学的回顾”，《哲学与文化》第四卷十期(民六十六年十月)
五、霍韬晦：“关于佛教与中国文化答客问”，《鹅湖》第四卷十期(民六十八年四月)
六、王联章：“略论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香港佛教》第二一三期(民六十七年三月)
七、蒋维乔：《中国佛教史》(上、下)(庄严出版社)(摘自《慧炬》第305期)
第四篇：中国的茶禅文化与中国佛教的茶道
吴立民
茶文化，禅文化，融成茶禅文化，是我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
相传神农尝百草，即知茶有解毒药效。史传记载，东晋僧人，已于庐山植茶， 敦煌行人，以饮茶苏(将茶与姜、桂、桔、枣等香料一起煮成茶汤)助修。随着 华夏文明之发展，演至唐代，而茶文化兴起。制茶法由唐饼茶、宋团茶、明叶茶、 至清工夫茶;饮茶法从唐煮茶、宋点茶、明泡茶、而清沏茶。茶由药用而饮用、 而艺用、而禅用;由上层社会“雅玩”入俗为民间“柴米油盐酱醋茶”开门七事。 茶渗透于文化生活而产生茶具、茶厂、茶行、茶室、茶馆、茶经、茶书、茶诗、 茶画、茶歌以至茶道，不一而足。以茶待客，以茶会友，以茶定亲，以茶馈礼， 以茶贸易，民情风俗，均与茶不可分离。茶文化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释迦牟尼佛拈花示众，迦叶微笑，遂有以心传心之教外别传，南北朝时由 达摩传来中国。传说达摩少林面壁，揭眼皮堕地而成茶树，其事近诞，而其所 寓禅茶不离生活之旨，则有甚深意义。嗣后马祖创丛林，百丈立清规，禅僧以 茶当饭，资养清修，以茶飨客，广结善缘，渐修顿悟，明心见性，形成具有中 国特色的佛教禅宗，演至唐代，而禅文化兴起。禅渗透于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 于语言历史而有禅话、禅史、语录、灯录;于文学艺术而有禅文、禅诗、禅乐、 禅画;于建筑工艺而有禅寺、禅塔、禅室、禅具;于学术思想而有禅理、禅学、 禅道、禅风。禅是中国佛教的特质之一，禅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茶一禅，两种文化，有同有别，非一非异。一物一心，两种法数，有相 无相，不即不离。茶文化与禅文化同兴于唐，其使茶由饮而艺而道，融茶禅一 味者，则始自唐代禅僧抚养、禅寺成长之茶圣陆羽。其所著《茶经》，开演一 代茶艺新风。佛教禅寺多在高山丛林，得天独厚，云里雾里，极宜茶树生长。 农禅并重为佛教优良传统。禅僧务农，大都植树造林，种地栽茶。制茶饮茶， 相沿成习。许多名茶，最初皆出于禅僧之手。如佛茶、铁观音，即禅僧所命名。 其于茶之种植、采撷、焙制、煎泡、品酌之法，多有创造。中国佛教不仅开创 了自身特有的禅文化，而且成熟了中国本有的茶文化，且使茶禅融为一体而成 为中国的茶禅文化。茶不仅为助修之资、养生之术，而且成为悟禅之机，显道 表法之具。盖水为天下至清之物，茶为水中至清之味，其“本色滋味”，与禅 家之淡泊自然、远离执著之“平常心境”相契相符。一啜一饮，甘露润心，一 酬一和，心心相印。茶禅文化之潜移默化，其增益于世道人心者多矣。
中国茶禅文化传入日本，于是而有日本之“茶道”;传入英国，于是而有 伦敦“午后茶”;传至欧美，竟有所谓“基督禅”者。茶禅文化影响世界文明， 实深广远。茶禅是文化之缩影，“一沙一世界，一叶一如来”，可见各国不同 文化之内涵与时代精神。茶禅又是文化之泉源，儒家以茶规范仪礼道德;佛家 以茶思惟悟道;艺术家以茶书画诗文;评鉴家以茶审美鉴赏。茶使人类精湛思 想与完美艺术得以萌发创造。茶禅文化可以兴、观、群、怨，小至怡情养性、 应对进退，大至国际往来、文化交流，诚目前改革开放、净化人心、启迪智慧 之所必需，亦为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促进精神文明建设之所当务。已故中国佛 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大德，生前素心淡泊，好茶乐道，观世界文明发展之趣势， 感祖国茶禅文化之渐替，念我祖本师之慈怀，阐茶禅一味之真谛，爰倡茶禅学 会，以期联络同道，致力于新中华的精神文明建设，弘扬茶禅文化于新时期， 启迪理想，护持道德，开发文化，纲维纪律，盖亦为经济建设中心添砖增瓦、 搭桥铺路之一助。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赵朴老希望广大“茶人”与有志“茶 文化”之士，能将已濒湮没的中国茶道，发掘整理，恢复继承，发扬光大。中 国茶禅学会遵循赵朴老的遗愿，也正为此而努力。
茶禅文化是一个容量很大、范围很广、内容非常丰富的大文化圈。它并不 局限于佛教文化，但它的主流确实是中国佛教的茶道。它由禅而兴起，继由禅 而成熟，终因禅而成就。它虽然也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但它的脉络却由佛教 茶道而一以贯之。
人体有色息心三大要素之分支，生活有饮食、呼吸、睡眠三大活动之需要 (儒家谓为食息眠，道家谓为精气神，佛家谓为色息心，藏密谓为脉气明点， 实质一也)，法门即有如来禅、秘密禅、祖师禅三大体系之类别。禅定有种种 分类，此种分类，是从色息心上分，色息心三者相互联系，不可分割，但修持 有所侧重。如来禅着重息法，断惑证真，转识成智;秘密禅着重色法，入我我 入，即身成佛;祖师禅着重心法，明心见性，即心成佛。禅定亦因三大法系而 展开。茶与佛家这三种禅定都结下不解之缘，赋予了茶禅文化极为丰富的内涵， 使世俗间的饮茶活动逐步升华为佛门的茶道。
中国佛教最先推行的禅定大都是四禅八定的如来禅，如来禅是坐禅，讲究 安般守意的息法息道，与后来祖师禅的参禅、行住坐卧都是禅是不同的。坐禅 需要静虑专注，心一境性，而茶本具的“降火、提神、消食、解毒、不发”等 等药性药效，其功用正好有助于摄心入定，所以茶与禅修结合，乃极自然而必 然之事。坐禅用茶的最早记载，见于《晋书·艺术传》：僧人单道开坐禅，昼 夜不卧，“日服镇守药数丸，大如梧子，药有松蜜姜桂茯苓之气，时饮茶苏一 二升而已”。僧人坐禅修定，须持“过午不食”之斋戒，盖由戒生定，由定证 慧也。故丛林不作夕食，但许饮茶以助修。唐代茶道，多与佛教食法相关，称 为“吃茶饭”。唐用茶饼，故需煮饮，如煮饭然。丛林谓过午之后饮食为小药， 故茶又谓为茶汤，如药汤然。所以赵州公案说“吃茶去”。
唐代寺院饮茶助修，逐渐普及，唐封演《封氏闻见录》载：“开元中，泰 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 怀挟，到处举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从此可见由僧人坐禅饮茶助修 以致形成民间转相仿效的饮茶风俗。而宗门亦将坐禅饮茶列为宗门规式，写入 《百丈清规》。佛教丛林制度，由唐百丈禅师立《百丈清规》而创定。《百丈 清规·法器章》及“赴茶”、“旦望巡堂茶”、“方丈点行堂茶”等条文中明 文规定丛林茶禅及其作法次第。其“请新住持”文中记有“鸣僧堂钟集众，三 门下钉挂帐设，向里设位，讲茶汤礼。„„揖坐烧香，揖香归位，相伴吃茶。 „„”即于法堂设两鼓：居东北角者称“法鼓”，居西北角者称“茶鼓”。讲 座说法擂法鼓，集众饮茶敲茶鼓。“法鼓”，凡住持上堂、小参、普说，入室 并击之，上堂时二通。„„茶鼓长击一通„„召集众僧饮茶。又每坐禅一炷香 后，寺院监值都要供僧众饮茶，称“打茶”，多至“行茶四五匝”。茶院中还 专设“茶堂”，供寺僧坐而论道，辩说佛理，或招待施主、同参之用;有“茶 头”执事，专事烧水煮茶，献茶酬宾;专门有“施茶僧”，为行人惠施茶水; 寺院所植茶树，专称“寺院茶”;上供诸佛菩萨及历代祖师之茶，称“奠茶”; 寺院一年一度的挂单，依“戒腊”年限的长短，先后奉茶，称“戒腊茶”;住 持或施主请全寺僧众饮茶称“普茶”。茶会成为佛事活动内容。凡此种种均来 源于坐禅饮茶，目的还是为了帮助禅修，而后相沿成习，潜移默化，成为佛教 丛林的法门规式。百丈禅师有：“吃茶、珍重、歇”三诀，唐皎然饮茶诗有 “三饮便得道”之语，刘珍亮谓饮茶具“十德”，《五灯会元》载有所谓饭后 三碗茶的和尚家风。可见茶在唐代，已为僧伽生活中所不可或缺。以茶敬客， 更是寺院常规。自宋至清，举办茶宴，已成寺院常规活动。如浙江径山寺即有 近千年的茶宴史。藏传佛寺，一般都举行茶会。十九世纪中叶，大喇嘛寺曾举 办过数千喇嘛参加的法会，有时持续数日之久。由此可见茶不但与显教，而且 与密教;不但与汉传佛教，而且与藏传佛教都有密切关系。总之，上说这些都 是坐禅饮茶的茶道，也可说是修如来禅的“坐禅”茶道。
就在坐禅饮茶的茶道盛行之时，开元三大士(善无畏、金刚智、不空)从 印度来到中国首都长安传播密教。密教修的是即身成佛的秘密禅，一切修法都 可说是供养法。而茶成为最佳供品之一，一开始就与密教修供又结下了不解之 缘。大唐历代皇帝赏赐高僧大德，多用茶供。如金刚智忌辰，举行千僧供，玄 宗赐茶一百一十串(唐代系饼茶，故可用线贯串)，以供斋用。大兴善寺文殊 阁上梁，代宗敕赐千僧饭，赏上梁赤钱二百贯，蒸饼二千颗，胡饼二千枚，茶 二百串。惠果大师于贞元六年(760)入宫，于长生殿为国持念七十余日，归时， 每人赐绢三十匹，茶二十串。贞元十四年，惠果入内道场，赐绢一匹，茶十串。 惠果常以所赐之茶换购丹青原料画曼荼罗，可见唐代皇帝即以供养茶赐茶为供 佛施僧的高级礼遇。法门寺地宫供奉物中，有唐代系列茶具一套，系唐僖宗自 用以供佛和大阿贽黎者(僖宗排辈第五，乳名“小五”，茶具墨书有“五”字 略号，是最珍贵的皇室茶具，也是世界上现存唯一最古老的茶具。现存法门寺 博物馆)。日本文献记载，台密宗祖最澄及永忠和尚，遣唐回国，带茶种植于 比?山麓。永忠和尚献茶于嵯峨天皇，天皇称赞并命当地(宇治县等地)普遍 种茶，是为日本最早传茶之记载。奈良宇治所产之宇治茶，至今还为日本茶道 常用之茶。又广东江门传说密宗一行大阿贽黎曾在江门白水暂住，日种山茶， 夜观天象(一行为中国大天文学家)，进士陈吾道建茶庵寺，并为一行塑像立 碑。凡此均可证明茶与密宗的法缘关系。
密教修法，供品很多，六供、八供、十供„„等等。用茶作为供品，则是 中国唐代而且是唐密所创用的。供养有外、内、密、密密四层。例如茶与水：
茶：外层是药料
内层是定中甘露
密层是禅味
密密层是常乐我净
水：外层是水大
内层是甘露
密层是红白菩提 密密层是大悲泪水
又茶有四重隐显：
外：待客之茶
内：谈心之茶
密：结盟之茶
密密：禅密之茶
日本台密六祖智证大师圆珍《行历抄》记其初至长安面见法全(唐密祖师 惠果和尚之法孙)，引至“青龙寺西南角净土院上房，与茶饭吃。”后三日， 圆珍“到青龙寺礼拜和尚，入道场，随喜礼后，便于院中吃茶饭”，由此可见 茶与密寺及密宗行人之关系。法门寺地宫八重宝函中有药师曼荼罗，其药师像 与东密《觉禅钞》心觉的左手持钵右手持锡杖的唐本药师像完全一样，说明地 宫也已用茶供养药师。药师法为中国早期密法，唐代弘扬最盛。尽管显密详略 不同，但传承迄今不绝。药师法是了生脱死，以药物为体、以性空为性来认识 人生而改造人生现前脚下立地起修之大法。药师法的本质就是修药师定。修药 师定，就是教人明于自己色息心之所由具以及如何用此色息心之所具而做顶天 立地之人。亦即教人如何在生活中了生死而又在了生死中生活也。药师定者， 秘密禅之禅定也。它融秘密禅修色之要，会如来禅修息之奥，通祖师禅修心之 妙，以大食法(消化生理)修色，解决食色问题;以安般法(循环生理)修息， 解决呼吸问题;以入寤法(大脑生理)修心，解决睡眠精神问题，实为现前做 人做事之生活禅也。用药师法茶供、茶施、茶会，则是秘密禅茶供之善巧方便 之运用。因为茶禅一味，禅密一体。茶作供品，作空性观，既易悟缘起性空之 理，更显实相不空之法。密教用茶作供，可表如来口、如来味、如来意，这是 修密供茶的茶道，也可说是修秘密禅的“密禅”茶道。
由于人身色息心是一个完全的整体，因此如来禅的坐禅、秘密禅的密禅与 祖师禅的参禅是相互联系，从三个不同的层面而逐渐开显的。所以在坐禅饮茶、 密禅供茶、参禅茶味三者既有彼此相联的共同点，又有先后不同的差别层。修 祖师禅的“茶禅”(即茶禅一味)的茶道是到宋朝禅宗发展过程中最后形成的。 也就是说，茶由禅兴，茶由坐禅饮茶到茶事融入佛事，列进宗门法规，乃至以 茶作为密教供品，用以供佛斋僧。法门寺的茶供养、圆珍的“吃茶饭”，甚至 赵州三呼的“吃茶去”，以茶作为妙传心印的载体，茶修禅修一体，茶味禅味 一味，茶密禅密一体，这就完成了中国佛教三个层面，色息心三法相即、空假 中三谛圆融的中国茶道。也就是坐禅饮茶的茶道、修密供茶的茶道和用茶印心 茶禅一味的茶道。饮茶的茶道，主要是饮茶调息，摄心入定，心息相依，安般 守意，进而止住自心流注，臻于住息息住，心一境性。供茶的茶道，主要供茶 作观，作空性观，周遍明了，入本不生际，乃至离边大中观，常乐我净。印心 的茶道，主要是味茶净心，自心现量，远离四句，甚至念住无念，见本来面目。
“茶禅一味”是由宋朝临济宗大师圆悟克勤提出的，他在湖南夹山寺编著 的《碧岩集》在禅门影响甚大，被韩国称为“天下第一奇书”。他手书“茶禅 一味”四字真诀，由日本留学生辗转传至日本高僧一休宗纯手中，成为日本代 代相传的国宝。日本临济宗荣西禅师遣宋留学回国后，将茶种植于禅寺，并著 《吃茶养生记》。之后大应国师又将中国寺院饮茶方式传至日本。大应之后继 有几位禅僧至中国习茶道并成为茶师。后大德寺一休和尚将茶道之法传弟子珠 光，乃融日本文化之特色，创出富有东瀛风味的日本茶道，成为日本传统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后千利休改良而普行于民间，称为千家流，倡导“和敬清 寂”的茶道精神，即日本现在的里千家茶道。现在日本茶道已有数流矣。山上 宗二之茶书《山上宗二记》谓“茶道是从禅宗而来的，同时以禅宗为归依。” 泽庵宗彭《茶禅同一味》说：“茶意即禅意，舍禅意即无茶意。不知禅味，亦 即不知茶味。”珠光禅师说：“茶道的根本在于清心，这也是禅道的中心。” “一味清净(清心)，法喜禅悦，赵州知此，陆羽未曾至此。人入茶室，外却 人我之相，内蓄柔和之德，至交接相互间，谨兮敬兮，清兮寂兮，卒以天下 (心国)太平。”传说珠光禅师捧茶拟饮，老师一休举铁如意一声断喝，将其 手中茶碗打得粉碎，珠光猛然有省。一休再问禅意若何，珠光答谓“柳绿花红”， 一休印可。珠光专以茶道保任所得，并最终提出“佛法存于茶汤”的见地。千 利休也在《南方录》中写道：“佛之教即茶之本意。汲水、拾薪、烧水、点茶、 供佛、施人、自啜、插花焚香，皆为习佛修行之行为”，而“茶道之秘事在于 打碎了山水、草木、茶庵、主客、诸具、法则、规矩的，无一物之念的，无事 安心的一片白露地。”这一片白露地，就某些茶道已经明显表露出来的境界， 也还只是浅层次的般若境界，还未臻于行深般若波罗蜜多的境界，还只是“缘 起性空”的中观见，还不是离边的大中观见。提高来说，这一片白露地，就是 大圆满的如来藏，就是原始觉性、内在光明、本来面目，就是“如来藏中有如 来”的“本始基”，就是法尔清净的“本不生际”，也就是脱离任何边执的 “常乐我净”。这就不是世俗谛中“茶即禅，禅即茶”的“茶禅一味”，而是 胜义谛中无修无证、非茶非禅、非不茶不禅、不可言诠、不可思议的本际明相 的“茶禅”了。入难入之楞伽，住无住之本际，达摩的二入四行，曹溪的一花 五叶;祖师西来意，将心与汝安，欲了此中味，请你“吃茶去”。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艺)。道无器不现，器无道不明，所 以茶道也不完全离开茶艺。中国茶禅文化的影响除传承至日本的茶道外，余波 所及，现在流行于欧美的所谓基督禅、午后茶，韩国的茶礼，台湾的茶馆茶艺， 以及大陆的工夫茶、盖碗茶，形形色色的茶道表演，都只能说是茶艺，而不是 茶道。其根本区别，就在于茶艺，只是在茶的“色、香、味”上做工夫，引发 刺激人们的视觉、嗅觉、味觉等各种感官去享受、品尝、韵味，总使人们跟着 感觉走。高一层的顶多也只是提高到理性意识上去分别、体会、执着某种感觉 提供的思维境界或审美境界而已，并不能使人们真正在心灵上升华到一种体认 事物本来性空的境界。(这里指的是“茶艺”有局限性，而不是说饮茶人的修 养，茶人的修养是不受此限的。此乃另一问题，应行别论。)茶道则是在心灵 上用功，通过茶的物质性功能去作空性观，体认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及其外境对 象色声香味触法六尘的因缘和合，是虚幻不实，没有独立自主性的实体可得， 没有永恒不变的实物存在，一切享受都只是自我意识的执着和陶醉，根本不认 识自己的心识和外境都是污染了的。茶道就是要你通过茶的实际生活，在心路 的历程中，净治明相，观察自心现量，清除你自己心灵所受的污染，善自心现， 远离尘垢，消除烦恼，还你自心本来清净的现实而已。那时，同样饮茶，同样 “色香味”，搞茶艺的会跟着自己感觉走，而修茶道的，则跟着自己清净的心 灵走。心无挂碍，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那才能真正得到茶饮的法乐和法 益哩?
我们不排除茶艺，因为它虽是低层次的，但又是可作修茶道的基础，提高 到茶道上去。愿一切有志“吃茶”之士以及从事茶文化工作的人们，都能来求 索中国的茶道，都能从“茶艺”转升到“茶道”。我相信，中国的佛教茶道， 在世界多元文化相交融的发展过程中，在新千禧新世纪人类面临解决自身建设 问题的机缘中，将会对人类精神文明的建设作出积极贡献。
第五篇：中国佛教文化概要
第一章 历史演变
第一节 佛教在印度的发展
印度佛教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一、原始佛教：公元前
6、5世纪至前4世纪中叶，为释迦牟尼创立佛教及其弟子承传结集时期，称原始佛教阶段。
二、部派佛教：公元前4世纪中叶至公元1世纪，由于对教义、戒律理解的不同，佛教内部分裂为上座部和大众部，并从中演化出许多教团，后称十八部或二十部，是部派佛教阶段。
三、大乘佛教：从公元1世纪左右至7世纪为大乘佛教阶段。大乘佛教以普渡众生到彼岸世界为标榜，因而自称大乘。大乘佛教后来又分为两大派，即中观学派，也称空宗;瑜伽行学派，也称有宗。
四、密教：公元7世纪以后，大乘佛教部分派别与婆罗门神教混合而成密教。至13世纪初，因受外来侵略的冲击，佛教在印度趋于衰落。
第二节 佛教在中国的流播
一、汉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佛教约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它起初只在皇室宫廷内获得信奉，到西晋时才开始走向民间。东晋及南北朝时期，佛教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佛经大量翻译，寺院广为建造，中国僧侣佛学论著纷纷问世，产生了“六家七宗”等般若学的不同学派，民间信仰也日益广
1 泛，是佛教在中国传播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
二、隋唐时期佛教：佛教在中国经过东汉以后四五百年的流传，到隋唐进入集大成时期，由南北朝时的学派进而形成若干新的宗派：天台宗、三论宗、律宗、法相宗、华严宗、净土宗、禅宗和密宗。隋唐时期佛教寺院经济十分发达，佛经翻译的规模和水平空前绝后，佛教信仰进一步普及，其影响深入到社会各个阶层。隋唐时期，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达到鼎盛阶段。
三、宋元明清时期佛教：宋元明清时代，佛教的各个宗派在不同地区的发展变化并不平衡，主要是禅宗还在流传，其次是净土宗较有影响，但佛教各宗之间出现了明显融通趋势。佛教与儒学的调和倾向越来越鲜明，佛教对理学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此期佛教演变的一个重要特点。总的来看，宋元明清时期的佛教已转向衰落。
四、藏传佛教：主要传播于中国藏族、蒙古族聚居区。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时期佛教传入西藏，8世纪时印度僧人到西藏传播显、密两系佛教，9世纪时朗达玛禁止佛教流传，10世纪以后佛教在西藏得以复兴。藏传佛教在教义上大小乘兼容而以大乘为主，大乘中显密俱备，尤重密宗。主要教派有格鲁派、宁玛派、噶举派、萨迦派等，清代以后格鲁派成为最大派系。
第二章 基本教义
第一节 四谛
2 佛教的基本教义是“四谛”法，“四谛”指“苦、集、灭、道”四个最基本的真理。“四谛”是佛教各派共同承认的基础教义。
一、苦谛：“苦”是说“人生皆苦”，包括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求不得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五取蕴苦。
二、集谛：“集”是指造成“苦”的原因，包括“业”，即人们的身、口、意等活动及其结果;也包括“惑”，即由愚妄而引起的无边烦恼。“业”和“惑”集合招致了痛苦。
三、灭谛：“灭” 是指苦的消灭，即根绝一切“业”与“惑”，脱离生死苦海，达到“入灭”或“涅槃”。
四、道谛：“道” 即通向涅槃之路，指达到“涅槃”的一切理论教法和修行方法，理论教法包括“三藏”佛经，修行方法包括“戒、定、慧”三学，即“八正道”。
第二节 十二因缘—–四谛理论基础之一
一、缘起：佛教认为，“诸法由因缘而起”，即人生和宇宙事象都是多种原因和条件的和合而生起的，一切事物都处于这种因缘中，依一定的条件起变化。从缘起理论看，一切现象都是刹那变化、永远变化的，即“诸行无常”;一切事物都是因缘和合而起的，没有永恒不变、自我主宰的实体，即“诸法无我”。
二、十二因缘：“十二因缘”是用“缘起”理论解释人生本质及其流
3 转过程，由十二个概念构成一个前后相续的因果链条，所以也叫作“十二支缘起”。即：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六入缘触，触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十二因缘是说明众生生死流转的因果联系的，任何一个有情识的生命体，在没有获得解脱前，都依此因果律。
第三节 业报轮回—–四谛理论基础之二
一、因果报应：即任何思想和行为，都导致相应的后果。“业因”未得“果报”之前，不会自行消失;“果报”未有业因之缘，不会自动产生。因果相应，毫厘不爽。这种业报使人在前世、现世、来世三世间轮回沉浮，因行善而上升，因作恶而沉沦;前世决定今生，今生又决定来世。
二、六道轮回：按照业报法则，众生在“六道”中流转。“六道”是对世间“有情”种类的划分，即天、人、阿修罗、畜生、鬼、地狱。众生在六道中的轮回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自身行为的变化而变化的。如果众生能够洞破事物缘起无常的本质，舍弃贪欲，断除烦恼，停止造业，就能最终跳出六道，得到彻底的解脱。
第三章 诸佛菩萨
第一节 佛陀
一、佛的含义：佛是佛陀(梵文Buddha)的略称。小乘佛教一般用作对释迦牟尼的尊称。大乘佛教除指释迦牟尼外，还泛指一切觉行圆满者，认为其数甚众。
二、八相成道：释迦牟尼的一生，按佛传所说可分为八个阶段：下天、入胎、住胎、出胎、出家、成道、转法轮、入灭，即“八相成道”。
三、佛像：释迦牟尼佛像的三十二相与八十种好。所有的佛像基本上都按释迦牟尼像来塑造或描绘，区分这些佛像可依照各种佛像空手时的手势和持物时的姿势。其中，手势特称“手印”，如施无畏印、与愿印、触地印等。
第二节 菩萨
一、菩萨的含义：菩萨是菩提萨埵(梵文Bodhisattva)的略称。梵文意为“觉有情”、“道众生”、“道心众生”，指依据大乘教理修行，将来可以成就佛果的修行者。
二、四大菩萨;八大菩萨;十二圆觉菩萨。
第三节 罗汉
一、罗汉的含义：罗汉是阿罗汉(梵文Arhat)的略称。在小乘佛教中是修行者最高的果位，在大乘佛教中则为第三位，低于佛、菩萨。
二、四大罗汉;十六罗汉;十八罗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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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诸天
一、诸天的含义：指护法众天神。佛经言欲界有六天，色界之四禅有十八天，无色界之四处有四天，其他尚有日天、月天、韦驮天等诸天神，总称之诸天。
二、二十诸天;天龙八部;十大明王。
第四章 宗派及经典
第一节 主要宗派
汉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理论的学术化和汉化，僧人间对佛教理论的解释不一致，于是产生了汉化佛教中若干宗派的雏形。佛教发展到隋唐时代，除理论歧见因素外，因寺院经济十分发达，为了维护寺院财产，师徒传承仪式等制度逐渐固定下来，形成了具有组织性质的不同宗派。隋唐时期比较兴盛的八个宗派是：天台宗、三论宗、律宗、法相宗、华严宗、净土宗、禅宗和密宗。
天台宗，创立于隋朝。以 “一心三观” 即所谓“圆融三谛”为核心思想。还提出“一念三千”学说。
三论宗，创立者为隋朝吉藏。以主要研习印度佛教的中观学派“三论”而得名。又因着重阐扬诸法性空理论，也称“法性宗”。
法相宗，唐朝玄奘所创。用一系列佛教名相对一切物理现象和心理现
6 象进行概念的分析、解释，宣扬一切事物“唯识”所变的观点。
律宗，唐朝道宣所创。因以研习和传持戒律为主而得名。 华严宗，依《华严经》立宗，着重阐明法界缘起的观点。
净土宗，由东晋慧远初创，至唐代正式建立。该宗以称名念佛为法门，专念“阿弥陀佛”名号，以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民间流传很广。
禅宗，完全中国化了的佛教宗派,因以“禅定”概括佛教的全部修习而得名。相传南朝梁时达摩从印度来到中国，将心法传给慧可，再下传僧璨、道信，至五祖弘忍。弘忍门下出神秀、慧能二大弟子。神秀一派主张渐修，弘传禅法于北方;慧能主张顿悟，嗣后回岭南传教。慧能、神秀形成了南顿、北渐两派，史称南北禅宗，后来南宗成为中国禅宗的主流。惠能去世后被尊为六祖，弟子们把他平时言论编集成《坛经》。禅宗的宗旨是单刀直入，指示人人本来具有的心性，以彻见此心性而成佛。自唐以来，禅宗是中国佛教中流传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宗派。
密宗，渊源于古印度佛教中的密教。唐时善无畏、金刚智、不空先后来华，翻译佛经，传播密教，形成宗派。
第二节 重要典籍
《阿含经》：早期佛教基本经典的汇集。基本内容是论述四谛、八正道、十二因缘、五蕴和善恶报应、六道轮回等小乘佛教的基本教义。
《阿弥陀经》：是叙说阿弥陀佛净土功德庄严而劝导念佛往生的经典。
7 《金刚经》：全称《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主要说明般若的实际在于不著事相(无相)，即情无所寄(无住)。中国禅宗南宗的重要典据。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简称《心经》，是般若类经典的核心和纲要。 《法华经》：主要表达“诸法实相”的思想。天台宗的主要典籍。 《华严经》：主要宣说“法界缘起”的思想。华严宗的主要典籍。 《坛经》：是禅宗的基本著作，记录了慧能的行迹及语录。中心思想是主张净性，强调自悟，提倡顿教。
第五章 僧众及职位
第一节 僧众类别
佛教是有严密组织与纪律的宗教团体。其信徒依所受戒律约束之宽严不同，又加以男女之别，共分为七种类型。以汉化佛教为例，他们是：
一、比丘，是指出家后受过“具足戒”的男僧，俗称“和尚”;比丘尼，出家后受过“具足戒”的女僧(尼)，俗称“尼姑”。比丘和比丘尼是真正的出家人，在佛教徒中属最高层次。
二、式叉摩那，年满十八岁的受过“十戒”的出家女性，在受具足戒以前，要用两年左右时间受“六法戒”，此时称式叉摩那。
三、沙弥，七岁以上二十岁以下，受过“十戒”的出家男性;沙弥尼，七岁以上十八岁以下受过“十戒”的出家女性。
四、优婆塞，受“三皈”、“五戒”的在家男信徒;优婆夷，受“三皈”、
8 “五戒”的在家女信徒。优婆塞和优婆夷属最低的一个层次，他们是在家的佛教信徒，常称“居士”。
第二节 寺院僧职
一、住持：寺院主持者，职能为住寺护持佛法。
二、执事：寺庙各类日常事务的负责人。八大执事：监院、知客、维那、僧值、殿座、寮元、衣钵、书记。
第六章 殿堂及器物
第一节 寺庙殿堂
殿堂是寺院重要房宇的总称，殿是供奉佛像以备瞻仰礼拜祈祷的处所，以所供奉的主要神佛而定名;堂是僧众说法行道和日常生活起居的地方，以所发挥的用途而定名。禅宗的殿堂配置比较固定而有章法，因此成为佛寺建筑的范式。
一般寺院的殿堂按南北走向从南往北依次排列坐落。佛寺大门称山门，一般有三座门，至少中间一座盖成殿堂式，这座山门殿殿内塑有两大金刚力士像;由山门往北，第一重殿是天王殿;天王殿再往北是正殿，俗名大殿，正名大雄宝殿，殿中供奉主尊的佛。大雄宝殿前院两侧常有东西配殿。大雄宝殿后面的一进院落，正房为法堂即讲堂，是演说佛法、皈戒集会之处。法堂之后是佛寺的最后一进院落，正房多为两层阁楼，下层是
9 千佛阁，上层是藏经阁。有些佛寺还有一些较为独立的殿堂，如罗汉堂。佛寺的生活区多集中于寺院的东侧，有方丈、茶堂、斋堂。一般僧人住僧房，打坐参禅在禅房。佛寺的塔是独立建筑，建于寺内寺外皆可。
第二节 佛教器物
一、法器：寺院中用于各种佛事的器物，以及七众所用的修道用具，称为法器。
1、鸣器：钟、鼓、磬、木鱼，铃、铙等。
2、庄严具：龛、帐、幡、幢、盖等。
3、供具：三具足。
4、随身具：净瓶、戒刀、拂尘、禅杖、数珠、璎珞等。
二、僧服
1、法服：僧人的正规制服。三衣;五衣。
2、常服：僧人的日常服装。直裰，大袍，小褂、中褂、长褂。
第七章 仪轨及佛事
第一节 戒律条规
一、戒律：佛教为出家和在家的信徒制定的戒规，借以防非止恶。
二、在家居士受戒：五戒;八戒。
三、出家僧众受戒：十戒;具足戒。
四、大乘菩萨戒：六重戒;十重戒;四十八轻戒。
第二节 日常行事
一、课诵：每日僧众的共同宗教活动，就是“朝暮课诵”，俗称“早殿”和“晚殿”，即早晚一齐到大殿或法堂读诵经文并拜佛。
二、早殿：即早课。早殿上二堂课。诵《楞严经》、《大悲咒》、《心经》等。
三、晚殿：即晚课。晚殿上三堂课。诵《阿弥陀经》，作礼忏，放蒙山施食。
第三节 节日佛事
一、节日活动：佛诞日、佛成道日、佛涅槃日;观音菩萨生日、达摩祖师生日、僧自恣日等。节日内容，如佛诞日举行“浴佛法会”，自恣日举行“盂兰盆会”等。
二、重要佛事：放焰口，从为饿鬼施食演变而来;水陆法会，以供饮食为主，为超度水陆一切亡魂而设。
第八章 文化影响
第一节 佛教与古代哲学
11 佛教的传入，一方面极大丰富了中国哲学资料和思维方式;一方面又通过时空无限、心性染净、见性成佛等具体命题，极大拓宽了中国哲学的研究领域，加大了中国哲学的思维深度，促进哲学提出新的命题和新的方法，给中国哲学巨大的启示和推动。从魏晋玄学直至宋明理学，中国哲学在思维模式、理论内涵等方面都深受佛教的影响。
第二节 佛教与古代文学
一、佛教与古代诗歌：魏晋南北朝以后，许多诗人崇信佛教，他们的人生观念、审美意识都深受佛教影响，其诗作境界渗透了浓厚的佛理禅意。佛教还深刻影响到中国古代诗歌理论，“以禅喻诗”即是受佛教禅宗影响而出现的典型诗论。
二、佛教与古代小说：神异多彩的佛经故事增强了中国古代小说作家的文学想象力;佛教的广泛传播丰富了中国古代小说的故事情节和题材内容;“苦”、“空”、“因果报应”等佛教观念影响到中国古代小说的主题立意和结构模式。
第三节 佛教与古代艺术
一、佛教与古代雕塑
兼有印度和希腊风格的犍陀罗佛教雕塑艺术传入中国，直接带动了中国佛教雕塑的发展，为后世留下了数以千万计的佛教造像;中国佛教造像在服饰、面相等方面形成了民族化的特征。
二、佛教与古代绘画
佛教对中国古代绘画影响最显著的是壁画。佛教壁画的流行，促使中国佛寺道观壁画迅速发展，也给中国绘画带来了新的技法。中国佛画在发展过程中，吸收了印度佛画的长处，与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相结合，逐渐形成自己的佛画特点，
第四节 佛教与汉语
佛教的传入，极大推动了汉语的语音、语法、词汇等各方面的的丰富和发展。我们日常使用的许多词语，如“世界”、“实际”、“平等”、“知识”等都来自佛教词汇。佛教词语还形成许多成语被吸收到汉语中，如“一尘不染”、“三生有幸”、“五体投地”、“现身说法”等。汉语中还有许多运用比喻的与佛教相关的生动话语，如“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苦海无边、回头是岸”等。佛教对中国文化的渗透已抵达人们的深层意识，成语即是其突出的表现。
第五节 佛教与民俗
随着佛教在中国的长期流传，一些佛教节日逐渐演变成了民间节日;佛教宣扬因果报应、轮回转世、佛国净土、饿鬼地狱，对民间信仰影响甚大，派生出拜佛、烧香、还愿、诵经、塑佛像、造佛塔、建佛寺、赶庙会等民俗活动，以行善积德、祈福禳灾。
13 附：阅读参考书目
《中国佛教》(1-4册) 中国佛教协会 知识出版社，1980年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汤用彤 中华书局，1983年 《汉化佛教参访录》 白化文 中华书局，2005年 《佛教史》 杜继文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
《中国佛教发展史略》 南怀瑾 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 《佛教哲学》 方立天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 《中国佛教哲学要义》 方立天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 《佛陀和原始佛教思想》 郭良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佛陀的智慧》 陈兵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释迦牟尼传》 王惕 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 《中国禅宗通史》 杜继文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 《中国禅宗》 刘长久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禅外说禅》 张中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坛经的智慧》 贾题韬 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年 《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 方立天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佛教与中国文化》 汤一介 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 《佛学与中国文化》 张立文 人民出版社，2005年 《佛教与中国文化》 薛克翘 昆仑出版社，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