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必大家在写论文的时候都会遇到烦恼，小编特意整理了一些《我国小农经济起源研究论文(精选3篇)》，供需要的小伙伴们查阅，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摘要：小农经济是对我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农耕时代的一种的称谓。小农经济对我们现代社会也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基于此，文章分析研究了小农经济的基本内涵，小农经济的起源，以便能够为广大学者研究小农经济提供借鉴。
我国小农经济起源研究论文 篇1：
基于多民族文化的会计发展史研究
我国古代会计发展水平较高，云南多民族文化背景下的会计发展史是我国会计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会计发展带有浓厚的多民族文化色彩，发展历程具有显著的多样性和特殊性。对云南多民族文化背景下的会计发展史研究，一方面有利于促进我国会计发展史研究，提供更多新的会计发展史研究视角和方向，另一方面，有利于传承和保护各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发挥其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我国会计发展史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基于多民族文化的会计发展史研究尚未得到学术界的足够重视。会计发展史研究目的在于解释既往的事实，取其精华，吸取教训，更好地指导现在和未来的实践活动，研究云南多民族文化背景下的会计发展史，不仅要达到一般会计发展史研究的目的，而且还要充分体现出多民族文化的特色，从会计学范围以外的视角来揭示会计发展史的问题。
一、云南多民族文化背景下会计发展史研究的意义
（一）改进研究方法，丰富会计发展史研究内容 多民族文化背景下的会计发展史研究，有利于丰富会计发展史的研究内容，包括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选择，在下一阶段的研究过程中发现新的问题和不足之处，并找到科学有效的解决办法。在现有多民族文化背景下会计发展史研究模式的基础上，确定新的研究方向，改善现有的研究环境，衍生出更多的研究成果。研究的对象从单一化拓展到复杂化，包括了民族文化与会计学的结合，文献中的会计与实践中的会计相结合，历史会计与现实会计的结合；从简单化的研究方法到多样化的研究方法，在传统研究方法的基础上综合运用跨学科研究法、个别考察与比较分析法、静态描述与动态解释法等研究方法；参考和借鉴国内外较新的研究成果。
（二）传承和发扬优秀的会计文化与民族文化 以往的会计发展史研究很少有以民族文化为基点的，研究比较分散，尚未形成系统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云南是拥有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多民族文化使其具有了独特的优势，同时也是会计发展史研究的一个难点，民族众多，居住分散，发展程度不一，因此，也就为会计发展史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不同的民族文化和不同的发展历史造就了不同的会计历史，独特的民族文化培育了独特的会计文化和会计方法。在传承和发扬优秀民族文化的同时，也应该充分重视会计文化，会计文化的作用和意义应当同其他文化一样，旨在促进社会发展。
（三）构建独具特色的多民族会计发展史研究体系 云南多民族文化的特点要求在会计发展史研究过程中不能仅仅局限在以一个民族为研究的对象，也不能只采用一种研究方法，为了确保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和正确性，首先要明确研究方和内容，选择正确的研究对象和合理的研究方法，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云南多民族文化是特色，也是优势，因此应该并且能够建立起一个独具特色的多民族会计发展史研究体系，在促进会计发展史研究发展的过程中起到应有的作用。一个研究过程得出的成果可能会存在一定和局限性和不足，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人们思想观念的进步，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将得到修正和突破，为以多民族文化为视角研究会计发展史的学者提供参考。
（四）多维度的研究，挖掘历史信息，指导实践活动 会计发展史的研究涉及会计学、民族学、历史学、社会学的相关学科，需要掌握并熟练运用跨学科、跨专业的相关理论知识，并且与云南少数民族会计的实际紧密联系在一起，归纳、思考、总结得出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结论，从而对实践产生积极的影响。会计发展史研究不能离开多民族不同的文化背景，必须打破传统单一化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综合归纳得出的结论，通过各种考证，使结论具有更强的说服力，一方面挖掘不同民族文化中的会计，另一方面则传承和保护各民族创造的文化成果。
（五）完善会计学科发展，促进会计改革 由于我国关于民族会计史的研究起步较晚，相关的国内外文献有限，加之研究方法多是范式研究，缺乏与之相关的实证分析，理论以及模型构建还不够完善，需要考虑的相关分析因子存在不同程度的遗漏。现代会计史研究需要重新审视多元化的会计环境，并运用跨学科、多元化、科学数据化的系统研究分析，以期达到完善云南少数民族会计史相关研究的目的。会计改革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更好地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研究会计发展史的目的也是如此。经济社会的发展程度越高，会计发挥的作用就越明显，研究多民族文化背景下的会计发展史一方面有利于促进会计学科自身的发展，另一方面则能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
二、云南多民族文化对会计发展的影响
（一）多民族文化是会计发展风向标 民族文化对整个社会的发展起着风向标的作用，会计作为社会发展的一部分，其自身的发展也必须以民族文化的发展为导向。民族文化是对某一特定时期社会的肯定和支持，包含着对社会的评价与批判，是人们理想和信念的支撑，会计的发展无法脱离文化而独立存在，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各民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会计思想和会计方法。
（二）多民族文化满足会计发展的需要 会计的发展需要一定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经济社会环境等，其中民族文化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会计一方面是环境发展的产物，另一方面则反过来促进环境的发展，特别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多民族文化作为传承文明的重要载体，在不同的方面满足了会计作为一门技术或者学科自身的发展需要。
（三）多民族文化储存和传递会计发展所需的信息 民族文化记录了不同民族发展和进步的历程，会计作为生产劳动的产物，同样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少数民族文化中文学、艺术等方面都反映了少数民族的计量、记录的方式以及理财观念，正是由于文化的延续功能，才能深入了解不同民族的会计，分析和解释既往的事实，更好地指导今天的实践活动。此外，通过民族文化独有的功能，还能将今天的会计留给未来的人们更多探索和突破的空间。
（四）多民族文化使会计具有认知和教化功能 民族文化不仅记录以往的文明成果，还能够指导今天的实践活动。会计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在科学技术日益发达的社会中，会计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民族文化在其中发挥作用的同时，必然赋予会计独有的功能，这样不仅能够保证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发扬，而且还能促进会计自身的改革和发展。会计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认知和教化功能必须以多民族文化的发展和进步为基础。
三、云南多民族文化背景下会计发展史研究方向
（一）各民族会计思想、会计行为产生的前提 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会计思想和会计行为随之产生并不断发展。研究云南多民族文化背景下的会计发展史，首先要从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入手，以各民族在不同空间范围内的生产行为作为研究的起点。回顾云南各民族的发展史，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一些少数民族的发展遵循了从原始社会逐渐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一般过程，但有的少数民族则直接从原始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因此，从社会形态变迁可得知各民族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也不尽相同。各民族不同的生产行为和不同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直接导致了不同会计思想和会计行为的产生和发展，在实际的生产和生活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二）孕育和培养各民族会计思想、会计行为的环境 云南各民族会计思想和会计行为的产生及发展与其所处的环境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环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自然环境。云南是一个多山的省份，由于盆地、河谷、丘陵、低山、中山、高山、山原、高原相间分布，各类地貌之间条件差异很大，类型多样复杂。地形地貌的复杂性使云南的气候兼具低纬气候、季风气候、山原气候的特点，这些特殊的地理环境特征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二是人文环境。云南各民族在发展过程中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表现出较强的独特性。云南各民族创造了丰富多彩、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如纳西族的东巴文化、傣族的贝叶文化、哈尼族的梯田文化、彝族的太阳历文化等，独特的民族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各民族会计思想和会计行为的产生和发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与其所处的环境相互作用后发展的。研究云南多民族文化背景下的会计发展史，必须以一定的环境为基础，并且要突出二者间的相互作用。
（三）多民族文化背景下会计起源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多民族文化背景下会计发展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起源的研究，但单纯从会计学的角度出发，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会计的发展与各民族的宗教、文字、绘画等方面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研究会计起源的过程中借鉴历史学、宗教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一方面是从会计发展史以外的视角来研究会计发展史，从中获取更多对研究有价值的信息，另一方面则是从会计发展史的角度深入其他学科来探寻会计发展史的踪迹。以孤立的观点来研究会计起源是行不通的，也是不科学的，会计的起源并非只受到单个或其中几个因素的影响，只有综合考虑会计起源与多民族文化背景下的其他相关学科研究，才能保证研究方向和研究结论的正确性与科学性。
四、云南多民族文化背景下会计发展史研究的基本内容
（一）从计量、记录方式演进来探寻起源 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劳动人民创造了独有的计量、记录方式，目前，云南一些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仍在采用原始的计量、记录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1）实物法。借助实物来达到计量、记录的目的，这是一种比较简单和直观的方法，也是最古老和最现成的计量、记录方式，常见的实物有玉米粒、小石块、小木块等，不仅能够表示数，而且还能够实现简单的加减。纳西族用石子计数，将石子以一定的标准分为大、中、小三种，小石子代表个位数，中石子代表十位数，大石子代表百位数。独龙族、佤族、拉祜族以豆粒作为计数的工具，直到解放初期，以豆粒记账的方式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仍比较常见。
（2）刻符法。通过在木片、竹片上刻画符号的方法来达到计量、记录的目的，不仅不容易犯错，而且还能体现公平的特点。云南的景颇族、佤族、布朗族、独龙族和基诺族使用这种方法比较普遍，独龙族用刻木的方法记录借贷账目，借钱给别人，按照借钱数的多少，在木片上刻上相应的缺口，按照归还钱数的多少，再削去多少缺口。佤族使用木刻来记载借贷，在借贷关系发生时刻下借贷的数目，木片上刻有三道刀口，第一道表示借款人，第二道代表中间人，第三道代表欠款人，刀口下面刻的是借贷的数目，有以1元为单位的，有5元和10元为单位的，刻有10道刀口，可以表示10元、50元和100元，根据双方的借贷数目来确定刀口的数目和单位，一式刻两份，借贷双方各执一个。
（3）绘画法。由于没有掌握文字的使用，绘画的方法简单易行，容易辨认，可以用简单的绘画图案来表示复杂的事物，以实现计量、记录的目的。云南佤族的沧崖画，每个画面有几十个到上百个图形，有牛、猴、豹子、鸟、猪等动物，人、房屋、道路等，集中描绘了当时人们狩猎、战争、娱乐等情况。景颇族的村寨在每年春耕时节都要举行一个象征播种的仪式，在地上要竖立两根木桩，木桩上刻有弹弓、水田、牛、包谷、鱼、蔬菜、妇女首饰等，祈求来年有一个好的收成。绘画计量、记录方式的出现为后来其他计量、记录方式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在生产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4）结绳法。结绳法是以编织结绳的方式来实现对生产活动的计量、记录，而且生活在不同环境下的民族使用着不同的结绳规则。傈僳族人用结绳计算生活费用，结绳前先在麻上涂上一层墨，以此标明登记某种特定的经济事项。如一个傈僳族人要用结绳法计算外人在他家居住时的生活费用，凡是供应一天便打上一个结，最后计算时可按照结数得知供应生活费的时间，并可按照每一天所需的生活费，计算出总的费用。基诺族以结绳的方式登记征收物品的实物数量，基诺族人进行公共祭祀时，要向部落各户征收一定数量的实物，并由负责公共收支的酋长“纳俄罗”监督执行，在征收实物时，纳俄罗先向各户户主索取一根绳子，并当面将缴纳的实物如数打结处理，根据不同的实物，打不同的结，等交完了应交的实物后，纳俄罗便会把全部结解开，烧毁绳子，以此表示已经交清了全部实物。佤族人用结绳反映债权和债务，他们用一根高挂在墙上的绳子记载与结算债权、债务数目，如在绳子上部结出三个大结，表示被借去三元滇币，在绳子中部结出一个大结和一个小结，表示每年应收一元半滇币的利息，在下部结出的三个大结和一个小结，表示上述借款已经借出三年半。
（二）环境与会计的发展 云南少数民族会计活动的产生和发展与其所处的环境是密不可分的，会计是这一环境下的产物。环境是一个由多种因素组成的综合系统，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云南的山地面积超过总面积的85%，高原、山地、丘陵、盆地交叉分布，地形地貌差异较大，气候变化显著，这些自然特征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尤为明显。这样的自然环境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该地区的经济发展，使得计量、记录的方式保持一种朴素自然的状态。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了生产活动的范围和对象，会计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会计又反过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云南各民族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主要体现在宗教信仰、民族节日、舞蹈、绘画、文字、语言等方面，从不同的侧面透露出丰富的内涵。随着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外界的交往日益频繁，受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影响逐渐加深，给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改善落后的生产状况，从而加速了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会计的发展。
（三）理财观念的变迁 随着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形成了不同的理财观念，并在生产和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理财观念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全民互助，平等分配。云南少数民族分布在不同的地区，生活的地理环境特殊，为此，不论是一个民族内部，还是不同的民族之间，都不能孤立存在和发展。人与人之间，民族和民族之间，保持着密切的互助关系，这其中也不能完全排除存在的一些纷争，但从总体来看，还是以互助为主，共同抵抗恶劣的自然环境，抵御外来入侵。独龙族、傈僳族、怒族、景颇族、佤族等少数民族中，集中表现为“见者有份”的习俗，他们把获取的资源，在家族成员中平均享用，主要目的在于维护本民族的共同存在。从傣族人的传统商品交易和分配过程中可以看出，计量、记录不再是人们理财关注的重点，而是真实的货物、质量、公平。傣族人与彝族人进行交易时，采取以物易物的方式，如一旦谷子换一担青菜，一萝香蕉换一箩桃子。在分配猎物时，见者有份，参与捕猎的猎狗都可以分到一份。
第二，安土重迁，保守本分。云南少数民族的理财思想植根于农村，与传统的农耕文化密切相关，特殊的生产方式和文化环境，使人们的理财思想表现出安土重迁的特征。大多数云南少数民族的发展都依托于大自然的馈赠，通过自身的辛勤劳动来获取各种生产生活所需的资源，人们的小农意识很强，普遍性的“靠天吃饭，安分守己”的思想，也就形成了固守本土、安定守成、沉着稳健、质朴厚重、崇尚和平的共同性格特征。
第三，以农为本，自给自足。在经济形态还处于封建领土制和封建农奴制时，傣族、哈尼族、拉祜族、普米族等少数民族的土地是世袭制的，生产出来的产品也是自给的，尚未作为商品。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造就了人们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观念。封建制度下的大理国、西双版纳傣族、丽江纳西族领主庄园农奴制度下，农业发展的同时，手工业也得到了较快发展。在自然经济发展的同时，小商品经济逐渐兴起，但生产仍是以农业生产为主，用于商品交换的产品只是农产品的副产品，农业生产的主要目的不是商品买卖。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观念使得人们的经济观念以小农经济为主，在他们的理财观念中普遍不重视商品交换价值，经济效益的观念不强，重农思想严重，有的少数民族甚至把商品交换视为不道德的行为，仍有“养猪自己吃，养牛给人看”的思想。这种重农轻商的小农思想严重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由此导致云南少数民族理财思想的长期滞后。
第四，勤俭节约，艰苦朴素。云南少数民族长期居住在条件较为艰苦的地区，加之受本民族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宗教的影响，使人们形成了勤俭节约不浪费的习惯。宗教文化中强调人们应该靠自己的劳动来改善生活，创造自己的未来，诸如“人生在勤”、“民生在勤，勤则不匮”、“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等一些传统的道德要求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得以体现。正是由于在生产劳动过程中培养了勤俭节约、艰苦朴素的作风，在理财观念方面也就延续了这一良好的作风。有限的资源要实现平均分配，就要求必须做到节俭不浪费，“一切不消费的东西，都是集体的财产”。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云南少数民族在较早的生产劳动过程中就已经体现出这一至今都备受人们推崇的理财观念。
第五，人与自然和谐，改造并利用自然。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人们很早就已经开始探寻自然的奥秘，并积极发挥自然对于人类发展的有用性，充分利用自然的环境和各种资源，重视人与自然和谐的关系，特别是在宗教活动中，这一特征体现得尤为明显。这也体现在一些少数民族的神话传说中，如白族的《人类万物起源》、《金鸡和黑龙》、《段赤城》等神话故事表明了少数民族先民们在与大自然作斗争的过程中，也逐渐认识到人类自身的能力，并把战胜自然的希望寄托在人的身上，通过人的努力来战胜自然，让自然服务于人类。受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限制，人们对自然的认识程度有限，少数民族将自然物灵性化并加以崇拜，在宗教活动中首先要祈求和感谢大自然的恩惠，在留下的历史资料中都有所体现。人们只有实现了与自然的和谐，才能享用自然的馈赠，通过自身的努力来维系发展。
第六，重义轻财，诚信为先。由于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云南少数民族文化观念中的经济利益观念淡薄，在社会交往和经济活动中强调诚信、礼义，不太重视物质利益。在少数民族内部，靠血缘和地缘形成的民族习惯和舆论约束对成员有一定的限制，如果违背这种特定的民族习惯和舆论约束，将付出一定的代价，损害了长远的利益，故此，人们普遍重视这种非正式的规则。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商品交换过程中，人们总是会受到本民族内部形成的习惯和舆论的要求，因为一己私利而损害了他人和集体的利益，就会受到一定的惩罚。少数民族特有的不成文或是成文法，都不会鼓励将个人的物质利益置于一切之上，人们可以从事商业活动，但不能因为一味赚取钱财而背信弃义。
五、多元民族文化并存条件下会计发展史研究趋势
（一）国际化、本土化和特色化研究相结合 未来社会的发展将是多元文化并存的大环境，会计发展要与国际惯例接轨、趋同、协调，就必须扩展会计发展史的研究空间，重视多民族文化的特点，在研究过程中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在国际化过程中兼具本土化特色，在本土化过程中兼具国际化特色。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各个国家之间的合作与交流不断加强已是大势所趋，唯有适应发展的大趋势，才能有所进步，有所发展。在与国际发展大趋势相适应的同时，要注意培养本土化和特色化的会计，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才能取胜。
（二）跨学科、跨专业、多视角研究相结合 从多民族文化的角度研究会计发展史，凸显了学科交叉融合的特点，立足云南丰富的多民族文化资源来研究会计史，使会计发展史的研究事业更加宽泛，视角更加广阔。借鉴民族学、社会学、宗教学、历史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成果，以学科交叉与融合的思路研究会计发展史，充实和丰富了会计发展史研究的内容和方法。未来社会的发展是多元化的，会计发展史的研究也应该是多元化的，跨学科、跨专业研究，彰显研究方法和成果的多样性，多视角研究，从会计发展史以外的视角来研究会计发展史。坚持联系和发展的研究基点，各种学科研究相互融合，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取得更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在现有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着眼于云南多民族背景下的会计发展史研究，系统研究各个民族的会计发展史，丰富现有的研究资料，形成系统的具有各民族特色的会计发展史资料，一方面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另一方面则为下一阶段的多民族文化背景下的会计发展史研究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未来社会的发展将是多元文化并存的大环境，会计发展史研究必须重视多民族文化的特点，在研究过程中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在国际化过程中兼具本土化特色，在本土化过程中不脱离国际化的要求。云南多民族文化背景下的会计发展史研究，将为国内会计发展史与民族文化研究机构和部门提供参考，对于系统研究多民族会计发展史，保护和开发民族文化资源具有实际的参考意义。
参考文献：
[1]郭道扬：《会计史研究》（第一卷），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8年版。
[2]王建中：《会计发展史》，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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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常青：《中国会计思想发展史》，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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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肖兰、普卫明、肖永慧：《少数民族理财思想对新农村建设的影响——以云南为例》，《产业科技论坛》2008年第11期。
（编辑 熊年春）
作者：施增阳 宁静
我国小农经济起源研究论文 篇2：
略论封建小农经济及其起源
摘要：小农经济是对我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农耕时代的一种的称谓。小农经济对我们现代社会也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基于此，文章分析研究了小农经济的基本内涵，小农经济的起源，以便能够为广大学者研究小农经济提供借鉴。
关键词：封建小农经济；小农经济起源；小农经济；农耕时代；小私有制；起源
小农经济在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曾经起过巨大的影响作用。进入现代社会以来，我国的小农经济还依然普遍存在，并且对我国现在的经济社会发展影响程度依然存在，并且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可能还会继续存在，从我们国家目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来看，它也是我国广大农村农民发展农业的一种主要形式。因此说，封建社会的小农经济对我国农业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其重要表现是农民生产出来的农副产品自给自足，不去进行市场竞争与交换。从目前小农经济对农业发展的作用来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也有助于稳定农村社会。但是对于现代的大农业来讲，随着经济的全球化程度的加深，我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额的加大，封闭的小农经济不利于抵制国际大市场的冲击。因此，只有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才能使农业走上振兴之路。对此，本文分析研究了我国封建社会小农经济的基本内涵，并且对其起源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研究。
1 小农经济的基本内涵及其特点
谈到小农经济，多数人对此的理解认为就是与农民种田方面的内容，因此有的人认为的小农经济是就是种植业；有的人则认为过去的经营地主也是到小农经济的一种表现形式；还有的人把我国历史上的小农经济等同于现代的家庭农场。
对于小农经济的内涵，我们不要简简单单地从表面上去理解。实际上，小农经济是有其特定的科学的内涵的，从理论来源上来讲，这一概念主要来自于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中，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马克思把小农经济当做是社会发展历史进程中的一种小生产的方式，其实它应该是特定指的是农业领域中的小生产方式。对此，马克思明确指出：“这种小生产者包括手工业者，但主要是农民……”。根据马克思的论述，小农经济有如下一些特点：
（1）小农经济是以个体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和消费的。对此马克思曾经形象化地把小农经济称之为小家庭农业，也可以进一步地称之为自给自足的农民家庭的小生产。在现代生活中我们习惯上把以个体家庭为单位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称之为个体农民。
（2）小农经济的另一特点是与此相联系的生产孤立、分散和自给自足。小农经济与个体家庭为单位，这种经济与劳动生产的孤立性和分散性相适应，其具体表现为小农经济是一种小而全的经济。从这个意义上说，小农经济的表现仅仅是一种维持生计的农业。
（3）小农经济事实上是以个体家庭或者农民为主的一种个体经济，也叫小私有制经济。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知道，小农经济是以各个独立劳动者与其劳动条件相结合为基础的私有制。这种个体经济小私有制经济的主要特点是生产工具相对简陋，也比较原始，虽然如此，他们的生产资料是属于生产者自己的。
2 我国小农经济的起源问题探析
从当前我们国家对于小农经济的认识程度来看，多数学者认为我们国家的小农经济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并且进一步论述小农经济的出现是封建制或封建地主制的前提和标志。如果说按照这种观点，在春秋战国以前我们国家就应该不存在小农经济，并且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之中存在还是不存在小农经济，大多数学者也是不赞成的。如果说这个问题不能很好的解决，不但关系到我们如何正确对待小农经济的问题，而且还进一步地关系到如何正确看待和准确把握我们第一个奴隶制社会的形成过程以及商殷到西周时期中国社会形态的如何划分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高度重视。
正如前面所陈述的那样，小农经济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以单个的个体家庭为单位进行的生产，这种生产以及消费在一定程度上是独立进行的。因此，对于小农经济的概念上，如果我们认真的进行分析和研究，就可以追溯到封建社会个体家庭的形成。事实上，个体家庭的分散劳动和独立经济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已经在中国出现了，本人认为这应该视为我们国家最早的小农经济。
从我国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学者对于考古研究来看，具有独立经济的个体家庭确实是在原始社会末期出现的。通过相关的考古研究我们发现，我国中原地区，比如说河南、山东、陕西等地，从仰韶文化开始普遍发现小型的住房遗址。到了龙山文化时期，这种情况比以前更加普遍了，而且在以前的小小房子的基础上，又有了两室的房间，个别的甚至出现了套间的现象，说明比从前更加进步了。通过考古调查研究分析我们发现，住这种独立的住房的主人一定是有独立经济的个体家庭或者是小私有制经济的生产者。这些独立经济的个体不但具有生产的职能，而且还具有消费的职能。到了夏商时代，小农经济的历史发展遗迹依然浅析可见，从对当时的史实及文字资料的考证我们知道，我国的字诸如“众”和“小人”等的出现，基本上属于小农的范畴上加以巩固的基础上完成的。由此可见，我国西周时期的小农经济既是从属于种族的组织当中的，又是生活在广大农村公社之中的一种原始的生产模式，这是我国西周时期小农经济的又一显著特点。
通过一些考古发现研究情况来分析，个体家庭在原始社会过末期不但已经出现，而且其独立经济已经有所发展。在一些古书中就有所记载，比如说我国上古时代的井田制，就是这种小农经济的农村公社及其变体的表现，这也就这就进一步证明了我国的小农经济起源于原始社会末期。
参考文献
[1] 刘昶.试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J].历史研究.
1981(2).
[2] 黄宗智.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译本).中华书局.
1986.
[3] 赵冈.重新评价中国历史上的小农经济[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1).
作者简介：吴彦丽，女，满族，吉林松原人，就职于中国移动吉林公司松原分公司，研究方向：企业经济管理。
作者：吴彦丽
我国小农经济起源研究论文 篇3：
人民版《古代中国的农业经济》教材分析
[关键词]小农经济，精耕细作，超稳定系统
人民版《古代中国的农业经济》一课，由“‘神农’的传说”“从‘刀耕火种’到‘以牛田”’“贫者无立锥之地”“沉重的赋税和力役”“大禹和他的继承人”等共五块组成。而选用人民版的浙江省在其教学指导意见中又把“‘神农’的传说”和“沉重的赋税和力役”两块列入“学生课外阅读内容”。在笔者近年多次接触的有关本课的公开课中，绝大多数教师无论采取导学案还是其他形式，基本上只讲了“生产工具和技术的革新”“耕作方式”及“水利工程”三块知识。为因应学科核心素养的要求，老师们要么在南方经济发展上多做些文章，体现“时空观念”；要么在曲辕犁或耧车上做文章，体现“史料实证”。但本质上仍是散乱无序，对于“古代中国农业耕作技术为何难以实现进一步的革命性的发展”的命题，只是机械地给出“长期的以小农户个体经营为主的传统农业”的答案。
为更好地落实国家新课程关于历史学科素养“历史解释”和“唯物史观”的要求，笔者对本课内容作一教材分析。
一、要从核心素养的要求
重建历史教学逻辑
我们的教育要培养怎么样的人，据此可以选择怎样的教学内容和怎样来进行教学，即如何契合育人目标重建学科的知识逻辑和构建开放的学科教学逻辑，这是任何一门学科教学面临的核心问题。从历史发展过程中揭示其本质规律，考察其发展中的多重可能性，汲取其蕴涵的文明力量，促使学生联系现实世界进行思考，是我们历史学科学习价值之所在。
就教育学知识与学科知识孰轻孰重的问题，笔者与许多同仁在实践中感到，越是到高年级，对学科知识的理解越是重要。发现和重建知识逻辑是形成教学逻辑的前提，尤其是在中学偏人文社会方向的学科教学上，因为这些学科的知识需要不断掸去蒙着的灰尘，方法需要不断地现代化，观念更是起到高屋建瓴的作用。笔者以为在当前历史教学中，知识逻辑构建的最大弊端在于运用一些辩证唯物主义的教条、“皮毛”来进行“引领”。如在经济史教学中，简单地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互动关系来开展教学活动，这样至少存在两方面不良后果：（1）简单的框架限定了材料的选用服从于既有之结论：一方面，只承认课本的观点，缺乏相应的冲突性设计和辨析，从而即使教学过程存在互动也丧失了对历史发展多种可能性的考察；另一方面是论证的时候缺乏必要的方法而显得粗糙，特别使必要条件代替了充分条件，给出的正确结论缺乏证据和证据链的支撑。（2）简单的框架本身违背唯物史观，只看到是简单的互动，不强调重点方面，特别没有认识到生产关系对生产力限制的一面，看不到先进的生产力固化落后的生产关系的一面。这两方面的后果长期发酵不但不利于我们对历史本相的探索与理解，显然更不利于学生批判性、审辩式思维的发展：历史的延续与断裂何以在封闭性社会和开放性社会有不同的体现？作为历史主体中的我们将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如何选择及做出何种选择？
国家从“两个一百年”整体发展的战略出发，在课程改革中提出“核心素养”目标和实践途径，我们理应加强研究，将其内化于学科知识逻辑和教学逻辑的建构过程中。这是我们的下一代能在本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公民水准的重要条件，这也是我们许多希望静心教书的教师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笔者在长期的实践研究中，充分认识到地理环境对古代中国历史的巨大影响，还比较认同对中国社会“超稳定系统”假说。笔者认为可以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运用这些观点、假说来对古代中国的农业经济进行知识逻辑的建构。
二、从政治和文化的高度讨论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互动
（一）古代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如何出现的
华夏文明的核心区处于温带季风气候，一方面冬天寒冷干燥夏季炎热多雨，适宜植物生长，适于农业发展；另一方面是夏季来临和退却有早有迟，降雨量有大有小，导致旱灾和水灾频繁。正如汤因比所说“自然界对人类的挑战正好适度，既不过于强大到使应战者无法应付也没有弱小到不足以引起胜利的应战，有利于文明的产生”。我国的原始人在经历采集和狩猎活动后，于距今7000余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逐渐进入农耕文明时代。在漫长的农耕文明时代，小农经济是其基本特征。
小农经济的概念源于马克思，它是指以个体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和消费的农业经营方式。我们可以从中分析出其两大特征：（1）以直接生产者小私有制为基础的；（2）具有分散、封闭、自给自足特点的生产性质。属于生产关系范畴的这两大特征非常重要，正是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结合或者说小私有和小生产的统一上才使“小农经济”得以存在和发展。而且值得说明的是，小农经济概念源于西欧样本，并不包括“精耕细作”，而放到中国历史语境下，则需要包括无疑。
追根溯源小农经济，个体家庭何时出现是先要回答的问题。作为从事生产和有独立经济单位的个体家庭的出现，是分散的、个体的劳动出现之必然结果。耒耜等简单工具的出现、粟与水稻的培植、禽畜的驯养均使原始采集和狩猎经济向种植经济转移，简单协作为主的集体劳动方式因此逐渐被分散的个体劳动所代替。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都有生产工具、粮食、窑穴、陶器的小型住房。这表明具有生产职能的个体家庭及其为基础的小农经济已经出现，并在夏商周三代史迹延绵不断、灼然可辨。如有关“小农阶级”存在的例证：一方面，《国语》云“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制也。”孟子也讲“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说明与处于社会上层的“君子”“劳心者”对应的“小人”“劳力者”即为社会下层的劳动者；另一方面，同样是《国语》，又说“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以守邦。”此处的“众”，即“小人”，他们是不同于没有祭祀、当兵“守邦”权利的奴隶，是有一定政治经济地位的小生产者。
值得指出的是，西周时的宗法制及其井田制为表征的家族生产主要适用于由姬姓氏族为基础的，士以上的社会上层。何况家族生产亦是以个体家庭生产为基础。而“野人”“私田”、《诗七月》有关于农民生产生活的描述等等都表明小農经济在西周的普遍存在。
据此可以认为，古代中国的小农经济最迟到夏商周已形成。为便于说明本文主旨，我们不妨把这时形成的小农经济称为1.0版的中国古代小农经济。
（二）超稳定性体制保护了小农经济
1.超稳定性体制是如何出现的？
小农经济分散的、孤立的特征，使它在对抗自然力量时显得非常脆弱，需要得到政权的保护，成为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的坚实基础。
地理环境对一个国家的政治和文化的塑造也起着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对古代中国的地理环境的分析要从三个角度进行：（1）从文明起源看：我国古代文明起源于黄河及其支流，在渭河、汾河、泾河、漳河、卫河等支流流域的人们逐渐形成了向黄河集中的“朝贡”心理。这就是当时形成宗法制并在此基础上向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演变的“地理一心理”原因。（2）从国内环境看：拥有较大的平原，境内天然的屏障不多。一方面，如果不实行极端的统治，没有统一的文化，就会形成一种割据的局面，秦的吞并战争实际上开启了秦国制度的扩张之路和中国实行统一集权的道路，华夏文化的向心力不断提升。另一方面，幅员广阔及其足够的回旋余地，使所有的入侵者和外来文化被地理中国和华夏文化大熔炉消于无形。（3）从外部环境看：中国被沙漠、高原、丛林、大海环绕，偏居一方，相对封闭，与世界其他文明相隔遥远。这就使中国无法借助外部力量来获得发展的动力和开辟新的路径。
生活在平原流域的人们，由于巨川大江的灌溉而土地肥沃，又有四季有序之助，所从事的是农业。“土地所有权和各种法律关系便跟着发生了——换句话说，国家的根据和基础，从这些法律关系开始有了成立的可能。……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类束缚在土壤上，把他卷入无穷的依赖性里边。”再加上旱灾水灾的频繁使政府需要兴修水利来保障农业生产，民众在大型工程建设中被广泛动员起来，中间势力、民间力量不断被压缩。最终，“在这些区域里发生了伟大的王国”。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又使这个“伟大的王国”体制和文化不断地固化，使“中国文明体现了连续性、独特性，特别是超稳定性的特点”。
2.超稳定体制是怎样保护小农经济的？
君主专制中央集权体制必然要求以农立國，历代统治者制定了一系列发展小农经济的措施，包括劝民农桑、奖励垦荒、限制土地兼并，组织和兴建水利灌溉工程，指导农民不误农时等。需要看到的是，尤其是“重农抑商”对保护小农经济起到重要作用。“重农抑商”自商鞅正式提出后逐渐成为古代中国的“国策”，它在保护小农经济上的政策至少包括：（1）土地制度：自“初税亩”首次承认土地私有制后，历代政府采取“计口授田”“更名田”等制度承认自耕农小土地私有制；在土地兼并引发政权更迭后，“皇庄”“官庄”和大地主的“私庄”多数覆灭，小土地私有制回到主流；国家又以屯田、均田制等方式，将国有土地分发给农民耕种，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异化为租佃制，走向小私有制。（2）户籍制度：先是县、乡、里行政区域的有效控制，然后是“编户齐民”，将农民牢牢钉死在土地上，严格控制劳动力向工商业流动。（3）租税制度：我国劳役地租、实物地租、货币地租三种形式的递进和历史上“两税法”“一条鞭法”“摊丁人亩”及“地丁银”改革都没有本质上减轻农民对土地的依赖，而对工商业课以重税，阻滞工商业对农业的冲击。（4）垄断经营：政府对盐、酒、铁、茶等重要商品垄断性经营，“禁他家，独王家得为之”，抑制私商发展官商，在明清更发展到“行会制度”“一口通商”。这些政策一方面使地权生产者结合起来，另一方面工商业难以发展无法冲击固有的经济结构，这两方面共同阻断小农经济与市场联结起来，稳定了分散的、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
需要认识到的是，从先秦以来我国气温不断出现高低交替变化，西周后期、三国两晋南北朝、唐末到南宋中期、明清两代是四个寒冷期，恰恰也是周边环境恶化和“重农抑商”最为厉害，市场也最为衰败时期。尤其是在温暖期结束，如东汉末、唐末、元末、明末，均在农民大起义后重新造就了小农经济，重新支撑起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又进一步固化了小农经济。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宋元时期，市场经济和分权政治已出现一些近代化的苗头，但明代开国初年即运用权势回归集权政治和小农经济的原点，清朝初年重复这个故事，工商业自由独立发展所必需的社会结构始终没有形成，小农经济仍是包打天下。
需要承认的是，这个超稳定体制保护的是小私有权，而绝非大官僚大地主私有权。恰恰相反，政府始终以“国家主权即最高产权”的政治强力瓦解大官僚大地主私有权以解除他们对自己的潜在威胁。如对遗产继承，即规定无论长子、幼子，对族产和遗产均平均分配，地主家庭便不断分化。特别是对官僚地主频繁的“抄没”表明，“由于收益权和处置权常常被国家主权践踏，所谓的私有制始终处于不完全、不独立、不稳定的状态”。这就抑制了大地产、庄园经济，使小土地私有制更为普遍。私有制的不完全、不独立、不稳定既保护了小农经济，也反过来支撑了政治体制，共同促成一个超稳定的系统。发展到后来，只能被别人“轰出中世纪”。
除了政治因素，超稳定的文化也起到了保护小农经济的作用。“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于利”在先，“存天理，灭人欲”于后。在科学上重伦理、经验、实用，轻数理、逻辑、思辨。具体到古代中国农业科学技术上，重综合轻分析，重定性轻定量，重应用轻机理，注重对农业生物和农业生态系统的外部特征及相互关系的观察与利用，忽视对其自身要素和内部结构的深入研究，始终没有达到可控的实验水平，缺乏精确的数据和概念体系。它借用阴阳五行等哲理性的概念阐述农业生产过程的机理，能较好反映各种事物的统一性及相互之间的联系和转化，却难以反映事物的特性。这些都是古代中国小农经济难以突破瓶颈的内在原因。
这个在古代中国社会兴盛期间的、周而复始的小农经济，我们不妨称其为2.0版的中国古代小农经济。
（三）耕作工具与技术的进步固化了小农经济
为何古代中国的科技发明不能像蒸汽机那样冲破“天花板”？为何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前提”并不存在？如何破解李约瑟命题，钱学森之问。关键在于超稳定体系，特别是其体制。如果说只是从教育、文化的领域进行探讨，那真是如托克维尔评论重农学派寄望于教育改良政治一样“借助于文学性的胡言碎语来代替所有的政治保障”。
作为生产力的技术对生产关系的作用总是有两面性的：一是作用力：瓦解；二是反作用力：固化。思想者总是推进作用力，统治者总是推进反作用力，而历史总是较量和合力的结果。在古代中国，耕作工具与耕作技术的进步，促进了精耕细作，对小农经济主要起了固化作用。
精耕细作首先是指人们农业种植中以因时、因地、因物制宜为原则，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在一定面积的土地上投入较多的生产资料或劳动，采用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进行细致耕作，从而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来增加产品总量的农业生产技术体系。在农耕文明的中国，它在夏商周时期即已萌芽，当时原始农业形态向传统农业形态过渡，耒耜、沟洫、井田三位一体，构成黄河流域上古农业的基本特点；战国到南北朝时期即为它的成型期，当时铁器牛耕得到应用，诸多水利工程得到开辟，对农业的经验也有了《齐民要术》等系统总结；隋唐到宋元时期则扩展到南方；明清时期则发展到顶峰，土地利用率达到最高水平。
在古代中国，主要由于小土地私有权与经营权的结合，再加上盐碱地、干旱地过多，自然条件太差等原因，耕作工具与耕作技术的进步实际上陷入了基于小农经济的精耕细作的泥潭。特别到了明清时期，人地矛盾更加突出，经营规模进一步狭窄，牛耕普及程度逊于前代，即使在地力尚算肥沃的江南地区，精耕细作“越来越偏向‘多劳’倾向，陷于劳动力过量投入，结果略有增长却没有什么发展‘糊口小农’经济。”若不是玉米、马铃薯等物种的引入，在中国要养活这么多人还真难以想象。
这个在明清发展到顶峰的，有增长无发展的小农经济，我们不妨称其为3.0版的中国古代小农经济。
（四）西欧封建农庄经济为什么能走向现代化
历史学科的每个专题都可以从古今相通、中外相连的视角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然后启示未来。中国小农经济不能走向现代化，西欧的封建农庄经济走向了现代化，我们对此需要比较和分析。
“分裂”与“封建”是中世纪西欧社会的两大特征，这直接关系到我们理解西欧农业经济的表现与出路。笔者之所以在上面段落中避免出现“封建”这个概念，就是怕混淆了不同历史语境下封建的涵义。但现在又无法绕开，文章的主旨不允许我对中西“封建”概念進行较大篇幅的比较。这里只好简单地说明，这本文所涉之“封建”以西欧为模板，不适用于中国。
区别于中国“君主-平民”的社会结构，西欧有庞大的贵族阶级，封建庄园制普遍存在，私有制比较完整、独立、稳定，人们享有一定的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需要指出的是，正如斯塔尔夫人所言“自由是古老的，专制是现代的”。法国小农经济的普遍出现、私有产权被破坏实际上主要是在路易十四加强中央集权之后，或者说是大革命本身的后果，这在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已阐释得非常清楚。再说，欧洲气候差异巨大，除了粮食作物，经济作物也有很大的空间，这个因素与四分五裂、封建庄园结合在一起，使任何单一的政策绝不可能像中国的“重农抑商”那样一以贯之、一竿到底。何况在欧洲主流文化中，“追求财富并不可恶，只要是为了国家、家庭、穷人及公共福利的目的，就可以追求利润”。这一切实际上是撬动了限制技术进步的“天花板”，为促进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文艺复兴后的欧洲，理性精神不断高扬，建立在可控实验基础上的近代科学逐渐形成，人们发明了光学显微镜并用它发现了细胞，观察研究了植物受精的过程，揭示了生物生命过程的奥秘，从而促成了生物学和农学的飞跃性发展。
圈地运动后18世纪的英国，城市人口增多，农村人口减少，为了增加农产品的供应，在推行诺克福轮栽制的同时，各种以畜力、水力或蒸汽动力的农业机械陆续出现，在改进农业技术的同时追求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趋势在18世纪已经相当明显，这和当时中国小农经济裹足不前的情形是迥然不同的。“如果没有城市，就无所谓农民；如果整个社会全部城市化了，也就没有农民。”城市的发展推动农业现代化的历史经验值得我们汲取。
三、构建本课教学逻辑的思考与认识
1.正确认识古代中国小农经济的历史地位
“农业无疑是带动中国传统社会历史运转的一根‘中轴’”。古代中国小农经济的历史地位可从以下几个角度思考：（1）它是成功的“糊口经济”。从当时讲“这种生产，从资本利润率角度看也许不合算，但从效果看，它可使土地得到充分的利用，使人民得到足够的食物，对小农经济养家糊口来说，仍是可行的”。它使中国以世界1/7的土地养活世界1/4的人口，人们至今引以为豪。（2）它使中国以先进的农业文明闻名于世。从1820年以前看“对于它在全球GDP中的份额起了重要作用……如果世界历史发展到1820年时即中止的话，一部假定的‘全球史’中关于经济史的描述必定集中在勤劳革命的成功上面。而西欧当时的发展只能作为一个重要的附录而已”。（3）它深刻影响了中国政治和文化。小农经济是中国长期在政治、经济和科技文化上比欧洲封建社会更光辉灿烂的根本原因，也是在数理、逻辑、思辨方面落后于西方的重要根源。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一方面，由于其顽强的复活和再生能力支撑了中国文明的周期性、连续性特点；另一方面，直到今天中国的小农思想仍然在顽强地抵抗市场经济及其基础上的社会进步和政治改良。
2.提升历史教学的方法
专业的教学方法能激活人的思维，启迪人的思想，能防止某种人或某种势力随心所欲地造就人们。在古代史教学中，李约瑟命题、资本主义萌芽命题、地理环境命题到了哪儿都绕不开，问题是要通过合适的方法从不同的侧面来给予解决的方案。基于现在教学中的问题，特别提出以下重点方向：
（1）历史求证方法：历史的结论除了需要清晰的、充分的证据和证据链的支撑外，还需要从事物链中系统地去考察。如笔者在本文中将古代中国的农业放到历史的长河和广阔的空间去分析，考其源、循其流、探其势。
（2）历史比较方法：先要界定概念，然而在一定的时空背景下进行比较。中国与西欧中世纪时期的农业经济比较即须遵循此原则。当世界逐渐连成一体，现代化进程从英美向外扩散，我们的历史比较还要把握历时性与共时陸的问题，这样才能得出合乎事实和逻辑的结论，如目前我们的教育中的问题是教育的问题还是中国的问题？是要解决现代化的问题还是后现代的问题？就可尝试这个方法。
（3）历史分析方法：注意运用多学科知识进行综合分析。人类的经济活动与政治、思想、文化有内在的联系，我们如果就经济讨论经济而不去从政治高度把握就会不着边际。具体讨论经济的时候也有必要运用制度经济学的方法，如我们讨论产权，就需要从所有权、经营权、处置权去分析去综合，去看看限制技术进步的“天花板”究竟是什么？而不仅是笼统地观察、业余地回答。如在生产力比较低下的历史时期，人类的活动受自然因素较大的制约，地理环境对文明的产生和社会形态的发展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因此在讲到中国精耕细作式小农经济的发生和發展时，必须详细地讨论地理环境的因素。
（4）历史评价方法：要以共同价值为标准，用抽象继承的方法，以现代阐释为路径进行。中国农业讲求因时、因地、因物制宜为原则，讲求“天人合一”的思想，做到天人相参、精耕细作。它符合作为自然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本性，为现代农业实现经济、资源、环境、社会协调的可持续发展路提供必要的启示。它强调的普遍联系和整体观念，被推广到社会生活其他领域，渗透到各派学说中，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斑斓的色谱是的一种“原色”，可以在其基础上培育现代公民所需的“工匠精神”。
3.发挥历史的借鉴作用
历史教学的育人目标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通过教学让学生看到历史的可能性，反思路径依赖的弊端，对我们在开放社会中的历史选择作些有益的启示。
时代尽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过去”存在于“现实”之中，历史仍然在延续。无非这个“过去”不再局限于主流的历史中，而是需要增加一些“执拗的低音”。“我们必须从‘执拗的低音’中考察历史有多种发展的可能。”例如“在明末清初的江南经济已与大航海时代带来的‘丝-银’贸易流结合起来了：18世纪的清代江南已出现了‘市场经济’”。现在，“江南仍然是江南。由于今日江南农业经济近代化中的主要传统因素大多源自清代前中期，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离开了清代出现的那些变化，就很难想象江南经济近代化”。我们是否可以想到18世纪的江南为何出现了“市场经济”却没有“资本主义”？我们被“轰出中世纪后”，作为资本主义的“历史前提”这块“天花板”是否揭开了不久又在新的历史时期重新合上了？对改革正在过大关的中国，我们作为历史中的主体将做出怎样的选择，进而来创造历史？
德国学者耶格尔说：“历史意识并非只瞄向过去，历史恰恰是为了未来而回顾往事。”随着实践经验的丰富和对时势的不断观察，笔者越来越能理解这句话，越来越觉得在引导学生理解历史必然性之外，更需要通过“执拗的低音”引导学生了解历史的可能性。笔者在写作此文时，就在不断思考，在开放社会，作为历史主体中的我们，应当如何来选择历史，选择怎样的历史？另外，要交代读者的是，本文也因应历史学科素养的要求，融合了与经济史相关的内容，想象了即将颁行全国的高中历史新教科书可能涉及的内容，这也是添置了副标题的原因。
[作者简介]王英，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王叶军，中学高级教师，浙江绍兴市柯桥区教师发展中心高中历史教研员，主要研究中学历史课程与教学。
[责任编辑：李婷轩]
作者：王英 王叶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