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伙伴们反映都在为论文烦恼，小编为大家精选了《文化民族主义内在矛盾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摘要：文化自信是对文化的充分认知、充分认可和充分信任。文化生态学认为文化是环境的产物。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的关系可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产生具有必然性（充分认知），在中国环境中具有不可替代性（充分认可），在解决中国问题中具有本质契合性（充分信任）。
文化民族主义内在矛盾论文 篇1：
论主导文化
摘要:缺失主导文化的文化多样性存在并非和谐文化。主导文化本质上就是主流价值观和核心价值体系。主导文化能有效克服价值分散化而导致的文化矛盾与冲突。主导文化不是一般理解的官方文化,它具有凝聚、评价、选择、收编、延续多方面功能,而且体现国家文化软实力。当代中国主导文化既不能是中国传统文化,也不能是消费主义的大众文化,而只能是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核心价值的文化。党的“十七大”以来关于建设主导文化的任务已经明确,重要的是统一思想和行动。
关键词:主导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文化软实力
现在每每谈及和谐文化建设,入耳最多的就是关于倡导文化多样性以及多样文化形态和谐共处的话语。“和而不同”已经成为很多文化理论家甚至文化领导机关的一个文化理想。确实,当前我国国内文化存在形态已经是呈现多样性的。以性质和风格划分的就有传统文化与现代性文化、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按群体划分的还有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女性文化与男性文化、富人文化与穷人文化、老年中年文化与青年文化,也能按空间不同而分出南方文化与北方文化、西部文化与中原文化、都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等等。从表面上看这些文化类型或样态,似乎都不仅自在自为,自有天地,而且相安无事。但是,不同的东西果真能如此多样统一、和谐共在吗?当前中国文化的现实并不如此乐观。仅以传统文化领域为例,我们就在这里读到了一幅典型的冲突的图景。一方面,要求复兴传统文化的人们不惜用种种复古主义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意愿:开私塾,穿汉服,为一切想得出的文化符号(黄帝炎帝、尧舜禹汤、孔子孟子、孔明关羽,直至女娲、孙悟空这样的神话人物)“盛刮公祭风”,对现代性的一切表征形式(白话文、现代汉语、简体汉字、现当代文学、现当代文论)极力贬斥,呼吁“重回古典文学大统”,甚至不仅全盘否定白话文,有人还寄望于恢复文言文时代的科举制度。而另一方面,针锋相对的是对传统文化采取解构主义甚至犬儒主义态度,或者热衷于诸如“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是贪图婚外恋”、“孔子是个私生子”、“屈原投江并非因为爱国”、“诸葛亮是中国最虚伪男人”、“李白是第一古惑仔”等“学术考证”,对传统文化名人揭短露丑;或者对文学经典作否定性解读,如说“《三国演义》是一部胡言乱语、无聊调侃、愚民忠君、阴谋诡计的教科书”,“《水浒传》是宣扬恐怖主义和兽道主义的书”,是“中国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罪恶百科全书”,对《西游记》则变本加厉“大话”和“戏说”,“四大名著”剩下一部《红楼梦》,也不仅被《非常品红楼》品成了“花瓶红学”,还有多人公开声称要“续写”甚至“重写”;等等。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曾用一个短语“文化战争”来描述不同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中国当前文化领域的状况是完全当得起这个短语的。
如用黑格尔分析“理想人物性格”的做法来打个比方,即可把我们今日的文化领域比做一个人的性格系统。黑格尔认为,一个理想的人的性格,是一定要具有三个特征的,即“丰富性(或复杂性)”、“主导性(或确定性)”和“坚定性”。丰富性是基础,因为丰富性才表明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的性格,单一性格“只是某种孤立的性格特征的寓言式的抽象品”。但是只有性格的丰富性那也不是一个真正的人,因为人的性格必须“得到定性”,“不能只是乱杂肤浅的东西”。就是说,“应该有一个主要的方面作为统治的方面”。没有这个主导的方面,“他的复杂性格的种种不同的方面就会是一盘散沙,毫无意义”。当前我们的文化领域正是这样:丰富性足矣,但却缺少了一种起主导作用的文化,或者说我们没能真正下大力气建设一种主导文化。不能确立主导文化,就等于认可整个文化领域“价值碎片化”现实。这样,不仅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很难实现,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所描述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乱象,也完全可能在我国重现。
确立主导文化已经成为今天中国文化建设的头等大事。
一提主导文化,在今天就比较易于引人反感。因为人们立刻就会把主导文化理解为官方文化,代表统治集团利益的文化,单一的甚至专制性质的文化。人们立刻就会在记忆中再现1949年到1979年那30年间的中国文化,那不就是主导文化取代一切的时代吗?但那是多么单一、多么僵化、多么枯燥、多么像“皮下注射”那样逼人接受的文化啊!在今天的国情民情下,我们当然是不需要也不应当“回归”那种文化中去的。因此今天应该免谈主导文化。
我以为,这种态度是可以理解的,但它却是一种典型的因噎废食的态度,是不足取的。因为:其一,我们说必须确立主导文化,前提是我们今天的文化领域已经具有显著的丰富性基础,我们无需再担忧造神和颂神年代那种单一的、千人一面千部一腔的异化文化重现。其二,中国文化史的历程充分证明,中国历代历朝都必定要确立而且事实上也确立了它的主导文化的,但并不因为主导文化的存在而影响文化的繁荣发展。例如唐宋两朝,尽管儒家文化仍占据主导地位,但这并不妨碍儒道佛等各有其文化市场。这两朝文化艺术的高度繁荣恰恰证明,有主导文化的多样统一才是和谐文化。其三,更重要的是,我们现在还不是只强调尊重差异、只要求多样性,因而必须“除中心”、“祛本质”的后现代社会,我们还处于需要权威的现代性阶段。何况,何谓主导文化,还并不是一个望文生义、一目了然的东西,它在今日文化研究成为一门新显学的语境中,早已具有了新的意义和形式。把主导文化简单理解为就是官方文化,是很老旧的说法。
我们还必须从对文化的定义人手谈论主导文化究竟为何物。无论“文化”的定义有多少,但是“文化”的实存却只有两个层面,即客观层面和主观层面。客观层面是指人类文化活动过程及其创造物或文化产品,例如我们现在常说的“文化产品”、“文化遗产”、“文化产业”、“文化活动”和“特定生活方式”即是。主观层面是指渗透在这些文化过程并在其创造物中表征出来的一切精神性的东西,其核心是价值观和价值。当今时代,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文化不是物化,越来越倾向于突出价值观和价值等精神性内容在文化中的核心地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是这样强调了主观层面来给“文化”下定义的:“文化在今天应被视为一个社会和社会集团的精神和物质、知识和情感的所有与众不同显著特色的集合总体,除了艺术和文学,它还包括生活方式、人权、价值体系、传统以及信仰。”美国著名的政治文化理论家塞缪尔·亨廷顿则说得更直接:“我们是从纯主观的角度界定文化的定义,(文化)是指一个社会中的价值观、态度、信念、取向以及人们普遍持有的见解。”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也说:“文化可以松散地概括为构成特殊群体生活方式的价值观、习惯、信念和惯例的联合
体。”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的说法更有代表性。他认为,正是价值观和行为准则代表人类文化的重要差别。他说:“文化由特定群体的价值观,他们的准则及所创造的物质事物组成。价值观是抽象思想,而准则是人们必须遵守的原则或惯例。准则代表社会的‘可行’或‘不可行’。因此,一夫一妻,或忠于一个婚姻配偶,是多数西方社会的价值观。”我国文化理论界也逐渐突出这种对文化的主观层面理解。例如出版于2002年的《中国文化导论》就这样给“中国传统文化”下定义: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历史上流传下来的,由思想家提炼出来的理论化和非理论化的,并转而影响整个社会的,具有稳定结构的思想方式、价值取向、国民品性、伦理观念、理想人格、审美情趣等精神成果的总和。”也就是说,判定一种文化的实质,主要依据是渗透在那些物质性存在里的价值观和价值。当今最有影响力的文化话语是“文化差异”论和“文化认同”论。所谓文化差异实际上主要就是指价值观和价值的差异。例如我们说民族文化差异,其实主要是指民族之间的价值观和价值体系差异。同样,所谓文化认同,指的也主要是价值观和价值的认同。所以著名文化理论家斯图尔特·霍尔才这样说:“说两群人属于同一种文化,等于说他们用差不多相同的方法解释世界,并能用彼此理解的方式表达他们自己,以及他们对世界的想法和感情。”
这样理解文化,就为我们正确理解主导文化找到了一个很坚实的立足点。我们可以这样概括:主导文化就是贯彻了主导价值观及主导价值体系的文化。正如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雷蒙·威廉斯所说:主导文化就是指“中心的、实际的和主导的意义和价值体系,在我们的社会里,这些意义和价值不是抽象的,而是有组织的和为人们所亲历体行的”。因此,如果要为主导文化下一个更全面的定义的话,我以为完全可以客观地做如下表述:主导文化就是一个民族国家在一定社会历史时期内,通过权力话语机构组织生产并推行的,体现了特定时代的主流价值观及其核心价值体系,赢得广泛赞同并贯彻于全民族的整体生活方式中,因而能够引领国内各民族、各社会阶级和阶层、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人们生活风尚的共同文化。这个定义的内涵是:第一,确定了主导文化的空间限定性,是在“一个民族国家”疆界内,既不能“小于”,也不能“大于”,举国奉行,但又只限此国,既不能有文化的“国中之国”,又坚决反对到处兜售自己价值观的文化帝国主义。第二,确定了主导文化的时间限定性,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时期内”,既不是转瞬即逝的,有相对稳定性的,但又不是永恒不变的。主导文化又是要因应时代变迁的。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主导文化。第三,明确了主导文化的“生产者”的权力话语地位。主导文化的建设与推行不能凭借自发的力量,不能像大众文化或者流行文化那样自生自长甚至自灭,而是要通过权力话语的力量使其合法化。完全依靠民间力量建成主导文化史无前例,今后也不会出现。第四,确定了主导文化的基本内容及其本质,即“体现特定时代的主流价值观”及由此形成的“核心价值体系”。多元文化实际上就是多种价值观并存,从而导致价值多元化。确立主导文化本质上就是确立主流价值观及其核心价值体系。这样的价值观和价值体系一定超越各个分散的价值,带有“公共”性质,因而能够凝聚那些分散的价值观及其价值体系。第五,确认了主导文化的基本目标是“赢得广泛赞同并贯彻于全民族整体生活方式中”,因而起到引领风尚的作用。主导文化的确立必须得到全民的普遍赞同,这是文化霸权理论充分证明了的。文化霸权理论认为,文化霸权的形成是统治阶级同其附属阶级文化(也可以是主体民族与各少数民族)“谈判”“协商”“让步”“妥协”的结果,因而能获得社会各阶级阶层(或各民族)的一致“同意”。主导文化实际上就是这样霸权性质的文化,它必须被普遍赞同。只有这样它的价值观和价值才能被整个群体所接受,从而自觉地贯彻于全体人民的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人生等各领域的活动中,促进全社会的和谐发展。中国封建时代很长时间里儒家文化能成为主导文化,就在于“官方儒家”与“民间儒家”达成妥协,齐心合力使儒家价值体系成为全民接受的价值体系。
显然,主导文化并非一般观念中官方的、统治阶级的、专制性的文化。它的确具有文化霸权性质,但却得到民众赞同;它是一种超越民族、阶级、性别和年龄差别的价值观和价值体系,但却更具“普世性”;它要解决并能解决文化矛盾,但主要依靠自身的影响力作为。尤其是,主导文化绝对不规定文化的“主导形式”,因为文化形式是无所谓“主导”的。只有从文化内涵的视角出发,主导文化才能实现其主导作用,才使它成为人人能够接受的一种共同文化。
主导文化之所以重要,之所以必需,是由其本身具有的五个特定功能决定的。这五个功能是:凝聚功能、评价功能、选择功能、收编功能和延续功能。
第一,凝聚功能。文化是一柄双刃剑,因为它一方面有聚合功能,另一方面又有分裂功能。关于文化的分裂功能,伊格尔顿曾断然指出:“文明”减少民族差异,而‘文化’却使它们更为突出。”。这说的就是文化民族主义。1991年苏联解体使文化民族主义凸显出来。因为从那时起,世界上数十亿人长期以意识形态、以阶级确定身份、寻找认同对象的时代骤然结束。很多人认为,“民族文化和认同是更为真实的归属意识的基础;他们感到,只有在民族主义意识中才能够找到在家的感觉”。但正如亨廷顿所透彻分析的:“在后冷战的世界中,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人们用祖先、宗教、语言、历史、价值、习俗和体制来界定自己。他们认同于部落、种族集团、宗教社团、民族,以及在最广泛的层面上认同文明。我们只有在了解我们不是谁、并常常只有在了解我们反对谁时,才了解我们是谁。”这种当今世界盛行的民族文化认同和民族主义同一的论调,常常成为民族分裂势力挑起民族之间矛盾冲突的“正当理由”。事实一再证明,在多民族的世界上,尤其在多民族国家里,无论是强调哪个民族的文化特点或优势,都一定是文化分裂进而民族分裂的诱因。因此,文化的凝聚功能只能由超越了文化民族主义的文化来实现,而这种文化只能是主导文化。因为主导文化的本质内容强调的是时代精神,是公共精神,是整个民族国家的核心价值体系,它不仅超阶级、超性别、超年龄,也是超民族的。只有这样具有公共性和超越性的文化,才有可能克服各民族“情感结构”的个性化偏见,获得各民族共同认同。例如爱国主义,例如仁爱之心,例如团结互助大众幸福,例如家庭和睦尊老爱幼,就都是中国各民族共同追求的价值。而这些价值也正是最具吸引力、最具凝聚力的价值。
第二,评价功能。主导文化能对其他文化样态进行权威性的评价和批评。威廉斯把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化存在描述为三种形态,即:“残存的文化”、“主导的文化”和“新生的文化”。他认为,“主导文
化对于‘残存的’和‘新生的’文化永远是一种‘评价’关系,因此也是这些文化形态的一种潜在的对抗形式”。整个20世纪中国占主导地位的现代性文化对儒家文化的批评乃至于全盘否定性评价,就彰显了主导文化的这一功能。而今天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价值和地位的重新评价。同样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重视民族文化传统的主导倾向。在今天,作为主导文化对于今天不断出现的新的文化生产及其形式,当然有权进行批评和评价,因为唯有进行批评和评价,才能显现主导文化的存在。主导文化的这种评价或批评功能十分重要,缺席不得。一旦缺席,文化领域就会迷失方向,甚至真善美与假恶丑不分,误导人心。例如近年来关于性文化领域种种行为和话语中体现的价值观极其混乱,由于缺失了主导文化的正确引导,于是导致所谓“神州处处性文化”:极度放大的性器官耸立于公园和展馆,鼓吹性放纵的“理论”公然于讲堂,学者专家甚至全国人大代表呼吁卖淫嫖娼“合法化”,以支持“性产业”的发展。这种批评缺席当然激起人民群众很大的义愤。当然,主导文化的批评评价功能又不可滥用。一旦滥用,则往往不仅不得要领,甚至事与愿违,自取其辱。所谓滥用,主要表现为二。一是批评评价立场偏激。比如前两年有权力话语者猛批“超级女声”、“宣扬一夜暴富的资产阶级价值观”,观点并非有错,但招致年轻一代口诛笔伐,大有“唾弃此人”之概。这里主要原因就在于批评者完全站在老一代“革命人”立场,根本不能理解新生的大众文化尤其是青年亚文化。二是批评话语自身不具时代性,典型表现就是评价传统文化却操持着现代尺度现代理想,或者反过来,批评现代文化或后现代文化却满口19世纪批评理念批评话语。
第三,选择功能。主导文化还具有对文化的选择功能。所谓选择,指的是两个行为。其一是对文化传统的选择,例如中国封建社会多数王朝都选择儒家传统作为自己的文化正统。其二是对将要进入文化传统的现存文化的选择。谁有能力、有权威在活生生的文化的诸多形态中,做出既符合时代原则又保持权威性的选择呢?也只能是主导文化。今日为什么必然不选择文化大革命那种“专政文化”进人中华文化传统,今日为什么重新选择儒家文化进入中华文化传统,这里的缘由正如威廉斯所说:“一个社会的传统文化总是倾向于与它同时代的利益和价值系统保持一致”。我们今天重新认可儒家文化是我们文化传统,是因为儒家文化整个价值体系中有很多同我们时代价值系统保持了一致,尤其是儒家的伦理道德价值论。这个事实也证明了一个重要原理,即文化传统的选择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一个持续的、反复进行的过程。已经进入传统的东西,随着时代转型、价值观变化,常常被重新阐释、评价、选择,它可能被保持也可能被淘汰,而在以前的选择中被淘汰的却可能被重新阐释、评价和选择而进入传统。
第四,收编功能。所谓收编功能,就是将各种新生的文化或者残余的文化中能为我所容的东西吸收进来,加入已有编码,使之成为主导文化的一部分。威廉斯认为,“残存的文化”、“主导的文化”、“新生的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循序替代关系,但更是收编关系:“残余文化”与主导文化总保持一定的距离,但残余文化要在现时代社会中存活,就必须被收编进主导文化;反过来,主导文化为了自身的利益,也必须吸收残余文化中有益于自己的东西,手段是通过重新阐释、冲淡弱化、设计生成、辨别取舍等方式。主导文化对于新兴文化也“不会放任”其自由发展的,一旦新兴文化达到具有取代性的程度甚至达到同主导文化相对立的程度,主导文化便开始试图吸收和收编它,使之服务于自己。收编手段是分析、辨别、认可,接受其中有益于自己的成分,反对和压制对立性的东西。事实上,这种收编既满足残余文化和新兴文化被承认或认可的愿望,又使主导文化不断充实、调整、提高自己,从而扩大引导面,增加活力。威廉斯的认识是符合文化史实际的。仍以儒家文化为例。儒家文化虽然在西汉盛期被确立为主导文化,但它却没有少遇冲击,有时其主导地位都岌岌可危。例如魏晋时期玄学兴起,一时间大有堕儒学下地狱之势。但正如学者所论,“玄学实是援道入儒”,经过这一收编,“儒家思想在魏晋玄学时期有重要发展,它一扫两汉经学的繁琐芜杂,剔除了经学的天人感应说等神秘成分,使抽象思维水平大大提高了一步”。当佛教在南北朝隋唐时期达到鼎盛时。儒家地位受到冲击。但儒家又通过精妙的收编功夫,“援佛老人儒”,不仅使儒学得到复兴,而且确立了儒家的“道统说”,启迪了宋明理学。儒家文化之所以能够不仅长期保持其主导地位,而且真正达到“博大精深”的境界,是与它总是积极主动地收编各种正面价值分不开的。
第五,延续功能。所谓延续功能就是一代代向下传递的功能。只有主导文化才有这种功能,非主导文化就不具备这种功能。非主导文化要想延续或传递下去,只有通过收编程序加入主导文化。传统文化也是这样。传统文化也只有在新的主导文化中存在并发挥作用,它才能够被传承下去。假如它不能被收编从而进入主导文化,它就一定不能被传承下去。比如儒家“礼”文化中的等级制度设计以及那一整套“学说”,它在封建社会被统治阶级视为儒家学说的重中之重,当然要求代代传续。但从现代性文化开始,儒家礼教成了最被拒斥的封建腐朽文化,它当然不可能被延传下去,因为它无法被现代性文化收编。“新生文化”也是同样。除非它发展成主导文化,或者被收编入主导文化,否则它就不可能被延续下去。主导文化的这种延续功能,是保持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血脉、延续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精神的唯一途径。正因为儒家文化两千多年处于中国文化史上的主导地位,故而“仁学”能被一代代传承下来,即使在标举彻底革命的时代,它也能融通其间,至今生命力强盛。谁能说推翻了三座大山压迫的无产阶级革命不是最大的“仁”?谁能说为了改变中国人贫困面貌而全力发展经济不是最大的“仁”?更不要说今天贯彻于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为民生”精神了。那是“仁”的最高境界。
试问,具有这些功能的主导文化,难道不是须臾不可缺失的文化形态么?
近几年来,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已经不再停留于理论讨论阶段,而是被党中央作为战略任务提了出来。何谓文化软实力?国内学术界围绕着“软实力”提出者约瑟夫·奈的表述曾展开激烈的辩论,其中有很多深刻而有益的见解。但我认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河教授的解释最为中肯。在《谈谈“软实力”概念》一文中李河先生说:…软实力’更多体现为由得人心的价值观、合宜的政治准则或良性的对外政策所彰显出的文化影响力,约瑟夫·奈因此也把它表述为‘诱致力’或‘吸引力’。……‘权力竞逐’的最终基础是‘价值竞逐’。事实上,约瑟夫·奈在界定‘软实力’概念时首先强调的就是‘价值’概念。正是这种价值确定了某种文化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内在的吸引力或感召力。什么是‘吸引力’或‘感召力’?……那就是‘直指人心’。‘直指人心’
是文化魅力或文化影响力的真正的和终极的根据。……从这个意义来看,强调文化是一种‘软实力’,从根本上说就是要使自己的文化在道义上对他人产生强大的吸引和诱致力量。”
那么,什么样的文化形态才具有这样“得人心的价值观”?才具有这样的“吸引力”或“感召力”,从而能够代表一个民族国家文化软实力?只有主导文化。在穆斯林国家,是作为主导文化的伊斯兰文化显示它的文化实力,因为伊斯兰文化对于全世界穆斯林都有“诱致力”。在美国这样的多元文化国家,以好莱坞产品为代表的大众文化体现了它的文化实力。而在封建时代的中国,则是儒家文化体现中国的文化软实力。那么,在今天,什么样的文化具有这样的价值力量,具有这样“直指人心”的“道义”力量,从而作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象征,对世界上所有的“他人”产生强大的吸引力和诱致力?假如认真倾听一下最近十余年间喧哗与骚动的舆论,很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是中国传统文化。更具体地说,是儒家文化。的确,自从改革开放取得了中国有史以来未曾有过的伟大成就以来,它在精神文化领域自然产生这样两方面后果:一是人文社科界(不包括经济学界)对其经验总结,强调了一种一切成就都可归因于儒家文化的观点,就如同当初马克思·韦伯总结资本主义精神与基督教伦理的因果关系一样;二是在民间激发出空前的民族自豪感,不仅敢于对西方列强“说不”,而且对曾经过的文化辉煌表现出极度的怀旧情结。不少人认为,中华文化之所以在古代世界几大文明中能独自绵延数千年,就因为中国的儒家文化,因为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在《北京大学学报》发表文章讲:“文化的绵延不断在于其核心价值的延续不断。何者让中华文化绵延不断?绵延不断所指应为儒家以‘仁’为核心的伦理价值体系。这种以‘仁’为核心的伦理价值在中国数千年未变,中国文化也就数千年绵延不断。”但是,这是否表明传统文化尤其儒家文化真的就代表中国文化软实力?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原因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并不能成为当代主导文化。首先,从其本体看,无论传统文化多么悠久而博大,儒家学说多么丰富而精深,有很多可以被传承的价值,但它毕竟是封建时代的遗产,它产生的社会经济基础,它的阶级属性,它的思维方式和情感结构,它在这些条件下形成的主导价值观和核心价值体系,已经距今太远,因而大量曾在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价值,在今天已经无可奈何地朽变成糟粕。就是说,它的价值体系主体已经不能适用于今天和今后中国人整体生活方式。其次,从文化现实看,中国现代化已经走过了百年历程,社会主义现代化也已走过了60年征程。这百年尤其近30年之中,中国和中华民族前进的道路虽然艰苦曲折,但却终于建设成了迥异于封建主义文化的文化,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一个文化过程,一个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且取得显著成就的文化过程。这种文化的强势存在,是任何一个有历史感和现实感的人都无法抹掉的感受。正因为如此,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总结改革开放10条基本经验条条都关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等现代性理论及其实践,他明确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充分说明,当代中国主导文化不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回归”。再次,更重要的是,当今和今后中国文化的接受主体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这是无论经济基础、意识形态、文化资本以及文化心理,都远非上一代文化主体能及的一代人。他们脉管中虽也积淀着中华民族原血,但源源注入的却是全球化浪潮提供的新鲜血汁。改革开放和创新已经成为或正在成为他们最基本的价值论。对这样的受众群体,以传统文化作为他们的文化主导是不可思议的。在他们面前,鼓吹穿汉服才能参加奥运会,进私塾才能学得真文化,读四书五经才能培养真人才,用繁体字写文言文才能交流,实在是一种笑谈。总之,正如我们前所论及,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家价值体系必须进行现代转型,只有能够编码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导文化的,它才有机会成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构成部分。直接“复兴”它,并且要将他抬举到时代主导文化的地位,那是断然不可能的。
另一种错觉是认为近20年来在中国“发展最快也最为繁荣”的大众文化,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代表。确实,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大众文化凭借大众传媒的力量和后现代消费主义思潮的推波助澜,其推进速度之快、样式出新之快、制造受众群体之快,都是中国文化史上前所未有的。更重要的是,这种大众文化得到各级文化领导机构的扶持,因为领导机构要大力发展的“文化产业”,只能是在大众文化领域“寻找商机”,如电视肥皂剧、、音像工业、动漫产业,以及各种能赢得广告收益的娱乐节目。媒介追捧权力推举,今日大众文化自身具有的力度真可摧枯拉朽、吞没一切。但是,这是否说明这种大众文化就能成为中国软实力的代表呢?我的回答依然是否定的。因为大众文化同样不能成为我国的主导文化。理由很多,主要有三:一是中国大众文化无论表面上是多么红火,但它总体上还处于模仿抄袭阶段,它的任何走俏的新花样,几乎都能从外国人那里找到其“母本”,而且更糟的是越演越烈的互相模仿。这样,即使它确实对某些特定受众具有某种吸引力,那也只能说是美国、日本或者韩国的大众文化诱致力很强。二是大众文化的根本用心并不在于表现核心价值体系。菲斯克对此说得特别透彻:大众文化追求的是两种“经济”——“金融经济”和“文化经济”,说白了就是挣钱和娱乐。即使大众文化也有“政治”意义,但“大众文化的政治是日常生活的政治”,“大众文化在微观政治的层面而非宏观政治层面进行运作”,“它关注的是发生在家庭、切身的工作环境、教室等结构当中,日复一日与不平等权利关系所进行的协商”。大众文化既然不以表现主导价值为己任,它也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民族国家的主导文化。三是大众文化的受众表面上规模盛大,但在中国它仍不占优势,因为大众文化的生产者及其受众主要是城市里具有一定消费能力的人群。所谓“娱乐至死”肯定不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人生理想和价值追求。事实上,所谓大众文化,实际主要是城市消费主义拥护者群体的文化形式之一。因此它并不真正地代表中国“大众”。在中国,大众文化至少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会是主导文化,就因为中国大多数人都成为消费主义者的现实,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不会出现。
具有软实力功能的只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主导文化。
党中央和胡锦涛同志已经向全党全国人民提出建设这样的主导文化的任务。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回答:当代中国文化吸引力和凝聚力源自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源自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个核心价值体系包括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包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包括了“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包括了“引领风尚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以及“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保持民族性与体现时代性”、“加强对外交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积极创新繁荣兴盛”的文化风貌。在2008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胡锦涛又再次强调,要“以更深刻的认识、更开阔的思路、更有效的政策、更得力的措施”,“着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着力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着力推进改革创新”,从而“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这里讲得多么清楚:只有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文化,才是我们国家的主导文化,才是代表我们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文化。缺失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文化形态或形式,无论表面是何其热闹,何其具有轰动效应,也只能热闹一时轰动一时,充其量只是从属文化,亚文化,甚至亚亚文化。
我们应该认真向费孝通先生学习。费孝通先生晚年特别看重“文化自觉”。在他看来,“文化自觉”就是我们应对自己的文化有“自知之明”:“不是要‘复归’,同时也不是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我们今天的主导文化建设,难道不是始终都应保持这种文化自觉和文化的“自知之明”?
作者：刘志友
文化民族主义内在矛盾论文 篇2：
文化自信的文化生态学审视
摘要：文化自信是对文化的充分认知、充分认可和充分信任。文化生态学认为文化是环境的产物。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的关系可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产生具有必然性（充分认知），在中国环境中具有不可替代性（充分认可），在解决中国问题中具有本质契合性（充分信任）。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需要根据环境的变化不断创新，推进文化创新是强化文化自信的根本途径；积极面对新的文化矛盾和文化纠结，持续推进“中”“西”“马”不同文化形态的内在融合、融通；慎重对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应然”和“实然”矛盾；坚持过程思维，点滴积累，久久为功。
关键词：文化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文化生态学；文化矛盾；过程思维
“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云杉：《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对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考（中）》，《红旗文稿》， 2010年第16期，第4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在真理性方面，代表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充分认知；在感情上，意味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充分认可；在解决未来中国问题中，意味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充分信任。这种充分认知、充分认可和充分信任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中国的环境（自然的、社会的、文化的）处在“系统”和“良序”的关系中，反之，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中国环境的关系自然也是分析我们对其认知、认可、信任程度的重要途径，由此，就进入了文化生态学的视域。
作为文化哲学重要分支和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化生态学认为，在文化的形成过程中，自然环境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社会环境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文化间相互影响，具有重要的制约作用；系统性和有序性是良序文化生态的最显著标志，保持文化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以及与相邻文化的系统性和有序性是文化优化发展的根本。文化生态学的这些基本立场和观念为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提供了一个重要入口。
真正的“‘中国话语’是根植于中国人的存在境况和存在经验的话语，是能够抓住当下中国根本问题的话语”，陶东风：《什么是学术研究的“中国话语”》，《民主与科学》，2014年第6期，第56页。文化的形成与自然环境密不可分，与社会环境更是直接相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长期的社会剧烈变革中形成的，是在解决中国根本问题的实践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吸取了西方文化以及世界上诸多文化的精华，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植根于中国的地理环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与中国的地理环境相契合。
中国的地理环境具有广阔、优越、复杂和相对封闭等特点，广阔的地理环境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提供了纵深的空间。“十里不同天”般的复杂地理环境孕育了一体多元、极具包容性的文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吸收了传统文化的精华，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核心价值观中的“和谐”与中国传统的和合文化一脉相承，与天人合一的思维相契合；“爱国”与传统文化中的爱国主义、崇尚国家统一的文化理念以及忠孝文化相契合；“诚信”“友善”与中国传统的诚信文化、礼仪文化等一脉相承。吸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而生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中国的地理环境相契合，自然适应中国土壤中的文化。
另一方面，在文化的形成过程中，与自然环境的基础性作用相比，社会环境则起着决定性、主导性的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形成，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中国社会大变革的社会环境决定的。在中国的土地上生发出来的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优越性，在1840年之前，中国人不仅没有怀疑过，甚至在内心还具有唯我独尊的荣耀感。1840年之后中国的社会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风雨飘摇的中国在一次次的投降割地赔款中、在一次次委曲求全的退却中、在一次次的心理自信不断被摧残和否定中，在学习西方实业救国（洋务运动）、制度救国（维新变法）、革命救国（资产阶级革命）均遭失败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改造社会必须由表层走向里层，由物质器皿层面走向文化层面，进行文化革命改造国民性。只有这样，中国才有出路。此时，致力于救国的人们，特别是文人不约而同地把矛头指向了旧文化，打倒旧文化成为那个时代革命的先锋。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也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启蒙运动，这是中国人走向现代，成为现代人的开始。因此， 1840年可以视为中国文化现代化之开端。当然，这种现代化是被动的、被迫的，是被社会环境和国际形势推着走的。
马克思主义正是在改造舊文化的新文化运动中进入中国并逐渐被中国人接受的，当然，中国人要接受“异族”的、“外来”的马克思主义并把它作为主导文化并非易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激烈碰撞在所难免。在“问题与主义”“要不要社会主义”“要不要无政府主义”等三次大论战之后，马克思主义逐渐在中国扩展开来并被更多的人认识、理解和接受。从事实上看，这就是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提出并倡导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反对外来压迫，崇尚民族尊严和独立，反对封建迷信，主张文化应为工农大众服务。文化是灵魂，改造文化就改造了灵魂。在这种新文化的塑造下，任人践踏的中国人成了醒来的狮子，历经艰难而不倒且愈战愈勇，最终创造了一个新的时代，换来了新中国的诞生。实践证明，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新文化，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符合中国的社会环境，是中国特殊的社会环境的产物。与中国的社会环境高度适应、高度契合，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合法性的根本所在。
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环境再次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政治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来临。革命是断裂、转折、新旧更替，在革命时代，对传统文化的主流态度是否定和彻底的批判；而建设是连续、延续、扬弃，在建设时代，对传统文化的主流态度是肯定和发扬光大。由革命到建设的环境转换意味着革命的文化和文化的革命势必逐渐淡去，适应、促进发展的文化会得到强化。因此，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注重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优秀的传统文化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已成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路径。当前，无论是反腐、改变社会风气、还是解决社会矛盾，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注重向传统寻求智慧。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既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创造的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文化（不适应我国的自然环境，但基本适应变革的社会环境），也不同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不适应社会环境的变革，但基本适应自然环境），而是立足中国的环境，吸收了二者优势的新的文化形态。这种新的文化形态是适应了中国环境的文化，是由中国特殊的社会环境造就的文化形态，与中国环境具有高度的契合性、适应性，是不可替代的、唯一适合于我们这个时代和我们这个社会的主流文化形态。所以，今天我们的文化自信，是来自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而不是来自于其他的文化。
就文化之间的关系而言，文化生态是“一定时期一定社会文化大系统内部各种具体文化样态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方式和状态。”李学江：《生态文化与文化生态论析》，《理论学刊》，2004年第10期，第118-120页。文化生态学认为，任何文化的生成和发展都是在文化系统中进行的，任何单一的封闭的文化都无法健康发展，只有在文化的良性系统即生态系统中，文化才能健康发展。形成和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必须在文化间的生态系统中科学把握。
就文化形态而言，中国主要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化（狭义的）、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等四种文化形态。也有学者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化统称为马克思主义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主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一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也就成为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化是由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创建的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能够“化”的理论源头。早在明朝末年，西方文化（此处是指狭义的西方文化，广义的西方文化包括了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化）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已开始影响我国。清末直到民国，在西方的入侵和中国向西方求索救国道路的大潮中，西方文化开始大量传入中国并深度影响我国的文化。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门的逐渐打开，西方文化在中国已成为一种颇有影响的显性文化形态。
上述四种文化形态在我国长期存在，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之间存在着诸多的矛盾。开放包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品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积极吸收其他文化的积极因素，允许和支持多种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在我国学界，“中”“西”“马”三足鼎立的研究格局早已形成。在社会上，“中”“西”“马”也都得以广泛传播：对于广大党员群体而言，马克思主义占据思想的主流；在广大的乡村特别是偏远的乡村，传统文化的维系功能更加明显；对于在自由市场大潮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而言，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资本主义文化、西方文化的影响显而易见。正是在这种多元发展的文化生态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才能不断获得其他文化的滋养，实现持续多元的发展。正是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科教兴国、依法治国、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创意文化等逐渐形成了政策，改变着人们的观念，全球视野、国际惯例等西方的话语也成为人们的日常语言，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实践是文化的源头，文化是由人的实践活动创造的。“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97页。作为先发国家，西方社会处在实践的高端，西方文化的发展水平也往往更高，高水平文化对低水平文化的影响远远大于低水平文化对高水平文化的影响。我国是后发国家，实践水平较低，这种制约导致在文化的很多方面我们确实不及西方。在此梯级格局中，学习西方文化无疑是促进我们实现文化发展的重要途径。对外开放，首先是经济的开放、社会的开放、政治乃至军事领域的开放，但是，更高层次的开放是文化的开放，学习外来文化的精髓是所有学习中最深刻、最有影响力的学习。要实现这一点，首先要允許外来文化正常传播、发展。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中国社会允许多元多样文化存在和发展的重要节点，客观上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文化生态环境。
文化生态不仅包括文化间的“系统”和“良序”，也包括文化内部诸要素之间的“系统”和“良序”。文化包括哪些要素？这个问题见仁见智。只有文化内部诸要素保持良好的生态，处在良序的状态，文化才能健康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历来注重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协调发展，注重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协调发展，注重价值观的培育与日常行为的协调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不仅体现了物质文化/文明、政治文化/文明、精神文化/文明和社会文化/文明的和谐统一，也注重国家、社会和个人等不同层面文明文化的有机统一。
通过这些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在辩证对待“中”“西”“马”的基础上产生的文化形态，与“中”“西”“马”处在良性的文化生态系统中，是“中”“西”“马”不同文化形态的有机结合。在这种文化生态系统中，产生了最符合我国国情的文化形态，这是引领国家发展的文化形态。
既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环境的产物，是“中”“西”“马”有机融合的结果，那么，要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就必须根据环境的变化不断创新，必须面对新的文化矛盾和文化纠结，持续推进“中”“西”“马”的高度融合。
首先，推进文化创新是强化文化自信的根本途径。
世界在快速变化，中国也是日新月异的，自然的、社会的和文化的环境都在持续改变。因中国的特殊环境而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只有不断创新，不断适应变化的新环境，才能保持其优越性，才能强化其自信。文化创新是文化发展的第一推动力，文化创新才能促进文化发展，只有文化创新和发展才能从根本上保持文化自信。文化的自信固然要根植于优秀传统文化的厚土，面向过去、继承优秀传统文化，但是，更具有决定意义的是面向未来，坚持文化的创新，提升文化的创新力。纵览世界历史，很多优秀的文明曾经十分耀眼，却难逃昙花一现的命运，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创新意识、能力不足，无法顺应时代的巨变。凡是不具有创新能力的文化都难以避免被淘汰的命运——要么消亡，要么成为博物馆里的“静观”，只能以静默的方式诉说自己的过去，无法保持鲜活的状态，无法拥抱现在和未来的时代。只有不断坚持文化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才能历久弥坚。
当前，大力推进文化创新，一是要坚持文化理念创新，实现自觉创新。理念是行动的先导，理念落后，行动必然落后，所以，要让创新的理念融入整个文化系统、文化产业中，把创新变成文化的核心品质。二是要坚持文化科技创新，以此引领文化产业、文化经济的大发展，只有依靠文化科技创新，文化产业才能真正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三是要坚持文化制度、文化体制创新，以此推动文化治理的现代化。走向现代治理是我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只有通过文化体制、文化机制的创新，才能在文化领域实现现代治理，即文化治理的现代化，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才能真正走向现代化。四是要坚持文化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的创新，推动思想解放。只有不断突破习惯性思维的旧框架、旧观念，才能敢闯敢试敢干，才能适应永无止境的实践。只有通过上述四个方面的协同综合，积极开展文化创新，持续保持文化的发展，才能从根本上巩固文化自信。
其次，正确面对多元文化中的文化矛盾、文化纠结，促进“中”“西”“马”的深度融合。
多元文化的存在是客观现实，多元文化的矛盾也是社会常态。除了学界经常论及的“中”“西”“马”之间的矛盾，现实生活中还有很多其他的文化矛盾，如文化的普世主义与文化的民族主义的矛盾，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冲突，文化功利主义与文化理想主义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都会贯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过程之中。邴正：《当代文化矛盾与哲学话语系统的转变》，《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第13-15页。
多元文化的存在使大众难免经常陷入文化纠结，在中国，至少存在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纠结、马克思主义文化的纠结和西方文化的纠结。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涵蓋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抽象地说，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此要坚持用辩证的观点来看待它。但是在现实中，大众难以清晰地划分，全盘否定或全盘肯定，抽象肯定或具体否定，抑或相反者大有人在，推崇中国文化者常陷此纠结。在西方文化中，有进步、科学、文明的成分，也有糟粕、反动、腐朽的成分，且而文化和政治本来就是一体的，在西方文化传入中国、影响中国的过程中，难免不夹带政治的私货。况且通过影响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来改变中国人的政治信念，以宣扬西方的价值理念，这是西方人的一贯做法。崇尚西方文化的人难免陷入文化生活与政治信仰的矛盾纠结之中。“应然”和“实然”的矛盾也常使信仰马克思主义者陷入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的纠结。总之，在现阶段文化的纠结是生活的常态。
这些矛盾和纠结的存在，一方面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还不够强大，还没有达到能够“一览众山小”的高度，另一方面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契机。我们要正视这些矛盾和纠结，在深层次上推进“中”“西”“马”的融合，科学地融合“中”“西”“马”是文化发展的核心问题之一。时至今日，“中”“西”“马”的融合更多是抽象意义上的、形式上的，“中”“西”“马”泾渭分明的现状依然非常严重。这种现象会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统领地位。科学地融合“中”“西”“马”，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是今后要着重推进的方向之一。
再次，慎重对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应然”和“实然”矛盾。
理论和实践的矛盾、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在任何文化中都是存在的，这些矛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则突出地表现为“应然”和“实然”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应该是什么样子（即“应然”），在事实上是什么样子（即“实然”），两者之间依然存在很大的差距，这个差距会深刻影响人们对“应然”的信任。比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崇尚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应然”之一，但是，由于发展阶段和发展条件的限制，“实然”却是人破坏了自然，污染了环境，存在贫富分化加剧，功利主义膨胀，人与人之间的诚信下滑等等现象。从辩证法的角度来讲，“应然”和“实然”矛盾是可以理解的，甚至在一定阶段中还具有某种合理性。但是，对芸芸众生来说，辩证法在其视野之外，“实然”具有切肤之痛，普通人大多从“实然”的局部角度，而非“应然”和“实然”的辩证角度看问题，可以说，“一叶障目”是常态，比如看病难、买房难、上学难、交通难等等。如果在诸多领域中，“应然”与“实然”差距过大，会大大影响大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观感和认同。因此，要切实认识到“应然”与“实然”差距过大的危害，切切实实从社会现实问题出发解决“实然”的问题，加快从“实然”到“应然”的转变。这样才能增强大众的文化自信。
最后，文化自信是个不断强化的过程，要坚持过程思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水平和文化自信的程度成正比，文化发展本来就是社会历史动态的永续过程，同样，文化自信的建立和强化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这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要坚持过程思维，点滴积累，久久为功。从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开始算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也才走过了百年的历程，可以说，这是一个新兴的、年轻的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在中国革命中起步的，在建设中发展的，未来也必然随着中国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建构和强化文化自信不仅不能故步自封，更不能产生体系圆满的错觉。任何一个强大的文化，哪怕须臾的停止或脱离历史的轨道都会远离时代的聚光灯甚至走向泯灭的结局。我们应该清晰地认识到，文化的成熟与文化自信的深化是一个历史的过程，要坚持在过程中不断地强化。
作者：张天勇
文化民族主义内在矛盾论文 篇3：
从冲突到和谐
[摘要]“人文化”是西安城市文化的价值追求。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存在着三个方面的矛盾关系。即：开发历史文化资源与保护文化生态之间的关系；增强西安城市文化辐射力与广泛吸纳异域文化的关系；建设城市物化文化与保持内在精神气质之间的关系。正确处理这些关系，对于凸现西安城市文化个性、培育西安城市文化气质，把西安建设成为既有厚重历史感、又体现时代精神，既具历史原风貌、又兼具现代气忠的和谐城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西安；人文化；城市文化；创新发展
丰富的文化遗产、厚重的文化底蕴，是西安城市文化发展的一笔无价资产。在建设“现代西安、和谐西安、活力西安”的过程中，西安已确立了“寻根之城、创新之城、诗意之城、礼仪之城”的“四城”形象定位和“国际化、市场化、人文化、生态化”的“四化”发展理念，但在实现上述目标的过程中，存在着三个方面的矛盾关系。只有正确处理三对矛盾，才能从冲突到和谐。建设人文西安。本文将着重从历史文化角度论证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选择。
一、协调开发历史文化资源与保护文化生态之间的关系，突出西安城市传统文化资源的独占性优势
城市文化是一种由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相互融合而形成的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城市文化既是历史选择的结果，又是时代发展的产物。
对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历来是发达国家城市历史文化保护和实现城市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历史文化类型多样、形式丰富，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多样性开发利用，可以充分发挥城市文化资源的作用，提升城市文化品质，打造独具特色的城市名片，同时也为城市的创新发展提供可能。在开发文化资源的过程中，历史文化名城应首先确保文物古迹、历史文化街区的真实性、完整性以及相关历史环境的风貌，保存历史原址、原物、原状的原生态，决不能在历史文化保护区内大建现代建筑。
在经济快速发展和城市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的今天，经济发展和城市文化保护势必发生矛盾。如何把西安城市建设与文化传承统一起来。既有效地保护周、秦、汉、唐以来的文化遗产、传承历史文脉，又能通过合理开发，挖掘传统文化资源的经济价值，满足西安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的需要，已成为当今西安城市文化建设面临的重大课题。
国外一些历史名城的做法或可资我们借鉴：罗马、雅典、巴黎和伦敦等城市，在城市规划和建设中，深入挖掘文物建筑潜力，突出特色，以创新的方式展示古老文明。将古代遗存与现代生活追求结合起来，赋予古建筑、古遗址新的功用和目的，古城换新貌。由于其历史悠久，文化资源巨大而丰富，一直代表着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使城市本身成为一座博物馆，千百年来遗留下来的文化标本和珍本得以保留。
西安在进行历史文化资源与文脉梳理、规划的过程中。应利用历史文化资源提高城市核心竞争力，既要注重历史和传统。也要善于根据市场经济进行保护性、经营性开发，两者紧密相连，唇齿相依。因为前者是一个城市和文化的根，是一个城市的个性和品味所在。失去了它，也就失去了城市的文化之根；后者是城市廊对现代挑战的关键所在。它可使文化资本真正为城市的经济发展作出贡献。既保护古都风貌。优化城市布局，又能完善城市功能，让历史与现代和谐共处，发展与保护双赢。
西安周围有许多历史遗迹：半坡遗址、黄帝陵、秦始皇兵马俑、法门寺、汉唐文明遗址、明城墙等，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它们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文明，已成为中华古代文明的象征。这些都是西安的“独占性文化资源”。将表现出永恒的魅力。在世界各地和国内其他城市文化遗产不断被蚕食、文化生态平衡遭到破坏的今天，具有丰富原生态文化资源的西安，对于世界各地意欲探寻文化古迹的人们和海外致力于文化寻根的炎黄子孙们有着极大的吸引力。西安也正以“寻根之城”打造着新的城市名片，因而传统文化资源开发的前景极其广阔。目前大雁塔南北广场和大唐芙蓉园的建成开放，西大街拓宽改造和仿古一条街的建成，规划中的“没有先例的世界性文物保护工程”——大明宫遗址保护改造，以秦始皇陵为中心的秦陵遗址公园的建设规划等等，都是对西安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其对西安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已经并将继续呈现出来。
如前所述，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必然会影响到文化生态的平衡， “现代化”的西安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对古代西安文化氛围的销蚀。由于历史文化资源的不可再生性，因而在扩大对外开放中，北城墙曾让位于现代化的火车站广场、高家大院险被拆除的现象决不能重演，城市现代化永远不能成为我们破坏城市文脉的理由。我们必须对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保护和城市建设进行统筹规划。目前计划中的西安城市行政中心的北迁，以保护明代城墙和城市布局。实施唐代皇城复兴计划就是这一保护思路的初步体现。但是拥堵的道路、喧嚣的人群、穿梭不息的机动车辆、不伦不类没有丝毫文化气息的街道名称和耸立在城区内的诸多现代化高楼，却是古城优美的汉风唐韵中极不和谐的音符。应该调动各方力量，统筹协调，实施老城区人口疏散和机动车辆分流，在这一方面，北京的做法颇可借鉴：2007年末，北京市政府宣布。为鼓励居民迁出旧城，降低旧城区人口密度，将启动“申请式疏散”，对外迁居民给以货币化补偿和优先供应保障住房等优惠。此外，在实施行政中心北移之后，西安城区应建成步行街或准步行街，让市民和游客在休憩和游览中充分感受古长安“官坊市圊，盛世文化”的神韵；逐步拆除“现代化”西安的城内高大建筑，突出钟鼓楼的城市地理中心地位；切实启动对城内类似于高家大院、姚家大院等几十座具有关中特色古民居的抢救性保护方案和机制等，使西安成为有着鲜明传统地域风格的现代化古城，实现西安城市古迹保护化，生态原生化，风貌协调化，旅游特色化，让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良性互动，相映生辉。
只有把保护和弘扬历史文化作为城市建设的一项主要原则，城市文化才能真正得到传承，才能把西安文化底蕴转化为自身发展的不竭能量。
二、处理好增强西安城市文化辐射力和广泛吸纳异域文化的关系。凸现西安城市文化个性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文化作为一种强势文化形成了对我国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的巨大冲击，伴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必然是政治与文化的全球化趋势。在这一过程中，如何增强中华民族文化的凝聚力，发展西安本地区的特色文化，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受几千年文明历史的影响，西安人具有强烈的文化认同心理和文化自豪感，传统的“华夷之辨”观念自觉不自觉地会浸入到西安人的文化意识中，它容易导致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盲目抗拒强势文化挤压的意识。改革开放以来。西安人在思想和意识方面大大落后于沿海城市，不能不说与上述传统的文化心理
有关。因此，西安城市文化建设，应坚持文化的自我扬弃精神，利用西安厚重的文化积淀优势，发挥历史文化持续性的影响力和推动力，建设新的、具有鲜明个性的西安城市文化。因为，越是富有文化个性的城市，就越能在世界城市之林中保持独特的魅力，就越富有民族和世界城市的意义。
个性是指事物的特殊性，文化个性即文化的差异性。城市文化的个性，就是一个城市与其他城市不同的，具有不同历史积淀和文化传承，有不同群众基础的、具有自身发展模式的文化。个性是城市文化的魅力所在，也是城市文化的生命力所在。
城市文化个性主要体现在城市形象文化、文化创意和文化品牌等方面。
形象文化是城市文化的物质载体，主要指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外观形象，如城市布局，建筑造型、风格、色彩以及道路、广场、公园、雕塑、路牌和广告等。城市建设要讲究城市的整体和谐和审美情趣，有文化个性、艺术感和历史感，避免抄袭和拷贝，造成千城一面。像巴黎、伦敦、纽约、悉尼、莫斯科、法兰克福、威尼斯等一些世界文化名城，都具有独特的城市文化形象，往往一两个标志性文化设施就能提升整个城市的文化品位。如纽约的自由女神像、巴黎的埃菲尔铁塔、悉尼的海上歌剧院，都大大提高了它们各自在世界上的文化地位，并成为它们的城市标记。在西安城市形象建设中，既要追求世界一流的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又要注重西安“世界千年古都，华夏精神故乡”的城市文化身份定位，在这一方面，大唐芙蓉园堪称现代高科技与古长安历史文化结合的典范。
文化创意与城市的特性和城市价值密切相关，它是城市文化地域性和独特性的具体表现。在日益趋向一致的世界中。文化创意已显出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它已成为城市身份的体现。国内一些城市的成功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桂林阳朔的“印象刘三姐”、云南丽江的“一米阳光”等，都大大提升了这些城市的形象和文化品质。近年来，借鉴外地城市的经验，结合西安本地资源和文化特色，临潼华清池旅游风景区，利用华清池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和国家5A级旅游景区的品牌优势，精心打造了一部集艺术性、历史性、民族性、观赏性于一体的史诗性大型实景历史舞剧《长恨歌》，它是以“旅游资源+文化创意”模式带动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成功实践，不仅提升了西安城市文化的影响力。也进一步打造了西安城市文化的品牌，彰显了城市个性。让西安在传统的“大雁塔”形象代表之外，又多了一项代表性的文化标志。
杭州一位市委书记曾经指出：就像威尼斯是“水上之城”、巴黎是“时装之都”、维也纳是“音乐之都”一样，如今城市之间已进人品牌竞争时代，而休闲旅游将是杭州未来发展的主攻方向。他们正全力打造杭州“新名片”——世界休闲之都。与此相应，西安也正在努力打造“走进历史，感受人文，体验生活”的特色文化品牌。使西安在汲取异域文化的同时，增强西安文化的对外影响力，再现盛唐时期长安文化对世界各地的“太阳辐射状”。
的确，城市品牌是最宝贵、最有价值的城市财富，是城市竞争力的制高点，要通过系统的规划、保护、改造、更新、创意开发和现代经营手段去构建新的城市竞争力、文化竞争力。一个城市的文化最终决定城市的发展品质，—个城市的文化品质最终决定一个城市的持续竞争力。
在全球范围内不同文化不间断的交汇状态下，西安文化正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和鲜明的特色融入世界文化发展的潮流。对外来文化的融摄性本来就是西安城市文化的固有特征。但文化的融合性不是单向度，而是双向、甚至多向度的，融入世界潮流，既要敞开胸怀，广纳百川，更要加强本民族、本地区文化的对外辐射作用，在世界多样化的文化舞台上争得一席之地，打造出西安城市文化的知名品牌。否则，就会逐渐失去对外来文化和其他地区文化的竞争力。
三、追求城市物化文化与内在精神气质之间的协调统一，培育西安城市文化气质
历史的文化积淀铸造了我们曾经的城市文化辉煌，也成为新时期西安城市文化进一步发展的独一无二、无可替代的文化优势。但我们在利用这些文化资源的时候是否也被这厚重的资本包裹了我们的思想和意识?如何突破这重重的“壳”。让西安城市不再因古老而显得“破落又土气”，让西安人不再“灰头土脸”呢?解放思想，求真务实，树立现代理念。注重经营城市，创新城市营销模式应是我们的现实选择，让古城的历史文明与先进的现代文化、厚重的城墙与时尚的意识、物化文化与内在精神气质之间协调统一，在西安城市交相辉映。
城市特有的空间布局结构、以城市建筑为载体的人文景观文化和以城市所在的自然环境为载体的自然景观文化，是城市表层文化的主要部分。城市特有空间布局结构的形成有赖于科学的城市规划和建设，要求继承延续历史文脉，尊重人、尊重自然、尊重文化、尊重多样性，突出城市个性，促进城市文明。城市建筑作为城市形象视觉系统，在展现城市文化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如何利用城市建筑语言展现西安城市独特的文化个性，是目前西安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中一个值得高度重视和有待解决的问题，既尊重和保护历史遗存，展示曾经的辉煌，又不因泥古而自缚手脚，要在传统中注入现代元素，逐步树立西安“具有历史特色的国际性现代化大城市”形象。
但是，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最终体现在它的内在精神气质和城市人的整体素质上，而不仅仅是城市的建筑、道路和商业化程度。一个文化名城更需要深层的观念文化即以人脑和文字为载体的理念文化。理念文化是一个城市的核心价值、城市精神和市民的价值追求，它携带着这个城市的文化基因，蕴含着这个城市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全部信息。精神文化层是城市文化的深层结构，是城市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是一个城市创新和发展的不竭动力，是城市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质言之，要保持城市独特的文化魅力，既要塑造城市的外在形象，还要营造城市浓郁的文化氛围，通过培育高素质的市民群体，形成良好的城市精神和市民精神，使文化深深地融入城市生活和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
但在我们西安文化结构中，明摆着的优势和掩藏着的缺陷。共同构成了西安城市的完整肌体。实事求是地说，与成熟的街区、标志性的建筑、已形成规模的建设布局不同，西安人尚未把传统文化的精神素质与现代市场经济的精神素质很好的融合起来：过于重义气而少了些许的利益追求，追求形象完善而忽略了内在的精神积淀，强调历史感而忽略了时代元素，被历史和传统束缚了手脚，在向现代化城市发展的过程中，我们许多人就像蜗牛一样背着历史这“重重的壳”，造成了精神结构中的某种断裂。在传统文明与现代精神的有机结合基础上，当代西安人的精神品质还没有完全形成，这是西安人文化发展的重要任务。的确，只有解放思想，开拓进取，树立创新意识，才能更好地展示汉唐遗风，把历史遗产与现代科技，传统文化与现代意识有机整合，培育新的城市文化气质和新的城市市民意识。
一座城市。倘若缺少了以核心价值为基础的文化底蕴和文化内涵，那么，这座城市即使高楼林立，花团锦簇，也只能像是一幅披着华丽锦衣的苍白无力的躯体。而优秀的文化和理念则能够为城市注入生机和活力，这就是我们培育城市文化气质的意义所在。把西安城市建设成为既有厚重历史感、又体现昂扬时代精神，既极具历史原风貌、又兼具现代化的国际性和谐城市，才是我们的追求。
总之。只有正确处理上述三个方面的关系。兼顾历史与现实，坚持突破中有继承，发展中有创新，才能实现从冲突到和谐，实现建设人文西安的目标，也符合建设人文西安的真谛。
责任编辑 黎 峰
作者：姚米佳 杨锡强 王剑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