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传播范文第1篇
关键词 科技博物馆 展品 信息 承载特性 传播特性
0 引言
博物馆作为传播/教育机构，之所以区别于其他传播和教育机构的重要原因，是因为拥有展品这一最主要、最有代表性的传播/教育资源。正如严建强教授所说：“无论是博物馆的科学研究工作，还是博物馆的陈列教育工作，一旦离开了实物藏品，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从信息论的观点看，离开了信息载体，信息的传播就不再具有博物馆意义。所有博物馆活动的独特性及其价值都是与实物藏品联系在一起的。离开了作为自然和人类社会生活见证物的各种文物和标本，博物馆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前提。”[1]因此，我们在研究博物馆传播/教育时，有必要对展品所承载和传播信息的特性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
1 科技博物馆展品承载信息的特性
作为研究对象的藏品或用于展出的展品，其真正价值并非本身的材料、造型、工艺、性能，而在于它所承载的信息，即见证自然和人类社会生活的信息。特定年代、过程、环境、条件下的自然和人类社会生活信息，以各种形式被记录于藏品/展品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藏品/展品是一个信息的载体，并使它具有了自然和人类社会生活见证物的作用，具有了研究和传播/教育的价值[2]。由此可见，信息是藏品/展品的“灵魂”，博物馆的任务就是研究、揭示并向公众诠释、传播这些信息。
科技博物馆的展品主要有三类：一是动物、植物、矿物、化石等自然标本类展品;二是机械设备、工业产品的实物或模型等工业技术类展品;三是以科学仪器、科学实验、科学考察、技术发明对象为原型的基础科学类展品。这些展品所承载的信息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科技博物馆的展品不仅有科学原理、科学知识，还蕴含了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科学思想、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科学的价值观、科技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等内涵。
从20世纪80年代国际上新一轮教育改革浪潮兴起，科学教育已不满足于仅仅传授科技知识与技能，而是更关注对科学的过程、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教育。与此同时，科学传播也不再满足于仅仅普及科学知识，更追求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的传播。这一发展趋势，是科学教育、科学传播为适应时代和社会需求而形成的。
也是在这一时刻，2007年国际博物馆协会为博物馆所做新定义中，“教育”取代“收藏”成为了博物馆的首要功能[4]。笔者认为，博物馆教育功能的提升，不仅仅在于地位的提升，还在于教育的目标和内容的提升。如果我们将当代科学教育三层次教学目标与展品三层次信息对比的话，就会发现科技博物馆完全具备实现“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教学目标的条件。但目前许多科技博物馆尚未意识到向公众传递第二、第三层信息之必要性。
我国博物馆界早已有人在追求更深层次的传播/教育效果。大约10年前，严建强和陆建松两位教授就提出了“好看”、“看得懂”、“启发和感悟”的三层次展览评估标准[5]。如果把这一评估标准视为展览设计制作所追求的目标的话，将其与上述展品的三层次信息、当代科学教育的三层次教学目标进行对照，就会发现如图1所示的对应关系。
从图1中我们可以看到展品承载信息、科学教育目标、展览设计制作目标之间的对应关系，而实现科学教育目标、展览设计制作目标须以展品所承载的信息为前提条件，或者说须通过研究、揭示、诠释、传播展品所承载的信息来实现科学教育目标、展览设计制作目标。
在图1中我们也看到展览评估标准“好看”未能与展品承载信息、科学教育目标对应，这恰恰表明了科技博物馆教育非正规和非正式教育的特性，科技博物馆展览必须好看、好玩、有观赏性才能吸引观众。否则，观众就不会来参观，展品的三层次信息就无从传播，展览的第二、第三层次目标和科学教育的三层次教学目标也就无法实现。但如果只有好看、好玩和观赏性，科技博物馆就沦落为科技游乐园和珍宝展览馆，丧失了它最主要、最根本的社会公共科技文化服务功能。
图1还带来一个启示：追求“启发和感悟”，这是新时代赋予博物馆的使命，展品所承载的信息为我们履行这一使命提供了条件。如果我们的传播/教育还局限于知识和原理层面，那么展品的传播/教育价值就未能充分实现，工作还有严重缺陷，我们的责任和使命尚未完全履行。
2 科技博物馆展品传播信息的特性
2003年，吴国盛教授曾向笔者提出一个问题：在互联网时代，还有必要花费巨资建设科技馆吗?在科技知识的容量、深度和受众访问、阅览、观赏的便捷性上，与科普网站相比，科技馆都不占优势，那么它的存在价值是什么?还可将这一问题延伸至更大范围：科技博物馆与其他传播/教育机构对比，其科学传播/教育的特征与优势何在?当时，笔者无法作答。
有赖于此后中国科学技术馆研究员王恒引领我们对于“科技博物馆展品中的信息是以什么形式记录和呈现的”、“觀众是如何获得这些信息的”持续多年的研究，逐步解答了上述问题。
不论是自然标本、仪器和设备的实物，还是以实验装置、机械工具、自然或生活中科学现象为原型而研发的展品，它们所承载的科学信息都是以某种形态、成分、反应、运动状态等形式(本文将其统称为“现象”)存在于展品之中，而不是文字、语言、图表等形式。
当初，科学家们正是通过对于这些“现象”的观察(包括视觉、听觉、嗅觉、触觉等)和分析，获得了认知，并归纳为我们今天在教科书中所看到的原理和知识。在教育学上，当初科学家的这些认知被称为“直接经验”(指通过亲身实践获得的知识)。而科学家们的研究、考察、实验的过程就是科学探究实践的过程。
在科技博物馆中，通过展览、展品、环境、辅助展示装置的设计和展品辅导等方式，使观众体验和关注其中的“现象”;并可将科学家们以科研为目的的科学探究实践，转化为观众以学习为目的的科学探究实践;由此，使观众实现对于展品信息的认知，获得“直接经验”。而且这种体验和认知，并不局限于展品的原理和知识，还有科学家的探究过程，这其中就包含了探究过程中所体现的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技与社会的关系等信息。
学校教材和大多数大众传播媒体以文字、语言、图表、视频等形式表达科学知识，或描述(不是直接呈现)“现象”及其探究过程，它给受众的是“间接经验”(指从书本或别人那里得来的知识)。虽然课堂上也可以通过实物或实验演示“现象”，但这不是课堂教学的主流方式;雖然电视和互联网也可播放“现象”和科学家探究过程的视频，但这与通过实物直接体验“现象”和亲身参与探究实践有很大差别。大多数情况下，受众从课堂、教材、媒体获得的主要是“间接经验”。
如果将学校这一最为典型的教育机构作为科技博物馆的参照物，从教学信息的载体、主要学习方式、获取知识的属性、教学形式四个维度进行对比，就会发现如图2所示的教育特征差异。
对比科技博物馆与其他大众媒体，也可归纳出与图2类似的传播特征差异。
由此，我们可将科技博物馆传播/教育的基本特征归纳为：“通过多样化的学习形式，引导观众进行基于实物的体验式学习和基于实践的探究式学习，从而获得直接经验”。
科技博物馆传播/教育的上述特征，是其独特的传播/教育价值和优势所在，是其他任何教育机构和传播媒体(包括新媒体)都难以取代的。正是由于上述特征，才使科技博物馆在传播/教育形式日益丰富、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代社会，不仅没有被淘汰，其传播/教育功能反而日益受到重视并得以发展。遗憾的是，目前部分科技博物馆未能认清自身传播/教育的特征，展览和教育活动设计“退化”为灌输“间接经验”，等于是“自我扼杀了”展品拥有的价值和优势。
3 展品信息承载与传播特性给科技博物馆传播/教育产品开发带来的启示
为什么要如此“较真”地追究展品的信息承载与传播特性?
一是因为时代的发展，对于全社会的科学教育和科学传播提出了新的要求，科技博物馆也要适应这一要求，提升科学传播/教育的水平。
二是因为现实中某些科技博物馆的传播/教育产品与上述要求有较大差距，其重要原因即是因为未能把握并发挥好展品承载和传播信息的特性。比如，某些展览被认为“有科学原理和知识，缺少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精神”;有的教育活动被指责为是灌输式教育;有的展品则是“为体验而体验”、“为互动而互动”，未能实现引导认知的目的;某些新型展示技术的应用，反而削弱了实物展品的展示效果。
笔者认为，展品和基于展品的教育活动，是科技博物馆最基本、最主要的科学传播/教育方式。为满足时代和社会的要求，提升科技博物馆的科学传播/教育水平，应从展品的承载信息和传播信息的特性这两方面入手。
3.1 深入研究并揭示展品的三层次信息
严建强教授曾用“博物馆的信息通信过程模型”(参见图3)表明了研究展品所承载信息和传播展品内涵信息的过程及博物馆人在其中的工作。在这一模型中，“系统N”是指博物馆的藏品、展品原型及相关文献资料等素材，“信息通道1”是博物馆人对素材进行搜集、研究并转化为传播/教育产品的过程，“系统M”是指展览、展品、辅助展示装置及基于展览、展品的教育活动等博物馆传播/教育产品，“信息通道2”是指博物馆传播/教育产品内涵信息的传播过程，“系统V”则是指博物馆传播/教育的受众。这其中，“信息通道1”既包括博物馆人对素材(系统N)进行文献研究的过程，也包括将研究成果转化为传播/教育产品(系统M)的策划设计过程。
由此可见，对素材的搜集、研究是设计传播/教育产品的基础，传播/教育产品所表达的科学内涵是否准确、丰富、深刻，是否能够实现三层次科学教育目标，首先取决于对素材的研究是否深入，是否完整掌握了表1中的三层次信息。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准确理解展品本身的科技原理和知识，还要对展品原型、背景、相关文献资料进行深入研究，发掘其背后的信息。
比如，科技馆“棱镜分光”展品通过一个棱镜将一束白光分解为七色光。通常的说明牌和解说是：牛顿通过棱镜分光实验证明阳光是由七种颜色组成的。其实，早在中世纪就有科学家进行了用棱镜将阳光分解为七色光的实验，当时的结论是七色光系由棱镜带来而非阳光所有。牛顿时代亦有科学家持同样见解。而牛顿则在第一步用棱镜将阳光分解为七色光后，又做了第二、第三步实验：将棱镜分别置于七色光下，各种颜色的光均未能再次分解为七色，初步证明七色光并非由棱镜带来而系阳光本身所具有;再用平面镜将被分解的七色光反射至一处，形成了白色光斑，验证了阳光由七色光组成。这一展品通常的设计和解说，由于文献研究不够深入，导致了科学内涵不准确、不深刻。当我们了解了牛顿分光实验的全过程，将其转化为展品和教育活动，不仅可完整地表达其中的科学知识，而且传递了科学的方法，更可深刻地揭示科学的实证精神。类似情况在科技博物馆展品中不胜枚举。
前期深入研究的必要性，不仅在于充分发掘展品本身的科学内涵，同时也是提炼展览各层级传播/教育目标和主题的学术基础。根据《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0年修订版)，所谓“主题”是“作品所表现的中心思想，是作品思想内容的核心”。因此，科技博物馆展览及其下属展区、展示单元的主题，不是学科范围，也不是物体或知识，而“应是某种科学的思想、观念或概念的凝练”[8]。显然，如果我们对于各个展品的三层次信息都不了解，展览及其下属展区、展示单元的主题就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3.2 充分实现科技博物馆的传播/教育特征
在传统的展陈和讲解方式中，展品像教科书，讲解员像上课的教师，观众被动地接受信息，这与教师在课堂上授课差别不大，只是环境由教室换成了科技博物馆[9]。本文之所以强调“通过多样化的学习形式，引导观众进行基于实物的体验式学习和基于实践的探究式学习，从而获得直接经验”这一传播/教育特征，系因它既是科技博物馆的价值和优势所在，也是科技博物馆大多数传播/教育产品(包括展览、展品、教育活动、网络作品、衍生产品等)应秉持的基本诉求，是开发设计时的基本思路。
在科技博物馆传播/教育基本特征中，“基于实物的体验”、“基于实践的探究”、“直接经验”和“多样化”是四个关键要素。如果所开发的展览、展品、教育活动等传播/教育产品，未能体现上述四个关键要素，退化为单调的灌输式“间接经验”，就等于是削弱甚至扼杀了自身的价值和优势。开发具有科技博物馆特征的传播/教育产品，就应围绕四个关键要素进行策划设计。
(1)围绕“基于实物的体验”和“基于实践的探究”进行设计
首先，展览和教育活动的设计者要转变观念，从“我要告诉观众什么”，转变为“我要引导观众看到什么、想到什么、发现什么”，使观众通过体验和探究获得直接经验。根据对近年来部分科技博物馆成功案例的分析归纳，以下三种设计思路已比较成熟：
“模拟→体验→认知”，即“模拟”再现科学家的科研过程→营造观众“体验”的现象和过程→使观众获得直接经验实现“认知”——如前所述，科技博物馆的大多数展品是科学家们科学实验、科学考察、技术发明的对象或以其为原型。在展览、展品和教育活动设计时，要了解科学家当初使用了什么样的器材设备、进行了什么样的实验和考察、经历了什么样的过程、观察到了什么现象、获得了什么科学发现，将科学家的探究过程转化为观众学习的实验、观察过程，并揭示科学发现、科技发明过程中所体现的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精神。前面列举的“棱镜分光”展品根据牛顿实验过程所进行的改进、北京自然博物馆的“赛先生”互动式展品解说等教案，均体现了“模拟→体验→认知”的设计思路。
“对比→体验→认知”，即“對比”不同的展品或现象→引导观众在对比中进行“体验”→使观众获得直接经验实现“认知”——对比，既是科学家进行科学实验、科学考察和分析问题时常用的方法，也是探究式学习的有效方法。在展览、展品和教育活动设计时，可创造不同展品、展品(或辅助装置)的不同“现象”，为观众提供可以通过对比发现其中科学原理的条件。如上海自然博物馆的“鸟类是如何适应飞行的”教案中就设计了不同鸟的羽毛结构、雨燕与飞机翼形、不同动物的骨骼密度、不同动物的呼吸系统之间的对比，使受众了解鸟类适应飞行的形态、生理功能等特点的知识，并在这一过程掌握获取、处理、运用信息与知识的技能和实验、观察、制作等技能。[10]北京自然博物馆的“赛先生”互动式展品解说中也多次运用了对比的方法。
“分解→体验→认知”，即“分解”展品的各种要素→引导观众分别进行“体验”→使观众获得直接经验实现“认知”——这里“分解”的“要素”，有时是展品中的各个知识点，有时是展品的不同现象，有时是展品的操作过程或演示过程。“分解”的目的是为了给观众创造分别“体验”的过程，从而实现“认知”。合肥科技馆“离心现象”展品的辅导教案，将决定离心力大小的质量、半径、速度三个因素分解开来，利用辅助器材分别设计与三个因素相对应的体验环节，使观众自己“悟出”质量、半径、速度与离心力大小的关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陈闯设计的“旋转金蛋”展项辅导教案，将隐藏于展品背后、难以直接观察到的4个科学原理分解出来，开发器材还原科技史上著名的奥斯特电流磁效应实验、安培力实验、法拉第电磁感应实验、傅科涡电流实验，帮助观众理解科学原理和探索过程及其背后的科学思想、科学方法。
“模拟/对比/分解”的根本目的是为了通过“体验”实现“认知”，科技博物馆的体验应是基于实物并可获得直接经验的“多感官体验”(看、听、嗅、摸等)，从而实现“多感官认知”[11]。要利用由实物(包括展品、辅助实验装置和器材)所产生真实科学现象，营造观众可以获得直接经验的“体验”条件。有的展品和教育活动为了激发观众兴趣，在“体验”设计上突出了娱乐性和趣味性，虽然能够吸引观众注意力，但科学原理的现象变得不直观，无助于观众的理解，达不到有效认知。因此，展品和教育活动的“体验”设计，应避免不能导致认知的“为体验而体验”，保证现象与蕴含的原理直接相关，使受众在体验过程中获取“有效信息”。如果“体验”掩盖了原理或转移了观众对原理的注意力，这种“体验”不仅无益反而有害[12]。
上述案例中的“体验”，均类似于科学家们进行科学实验、自然考察等科研的探究过程，并将其转化为观众学习的探究实践。在大多数情况下，科技博物馆中“基于实物的体验式学习”和“基于实践的探究式学习”是一致的、密不可分的，只是表述角度不同而已。
(2)同步开发“多样化的学习方式”
所谓“多样化”，既包括展览、辅导讲解、小实验、小制作、特效电影、科普讲座、冬/夏令营、科技竞赛等传播/教育形式的多样化，也包括自然标本、机械设备实物、模型、动态演示型展品、参与体验型展品、多媒体等展品类型的多样化，甚至展览讲解、展品辅导也有如表2所示的多样化类型，仅此即可看出科技博物馆传播/教育方式和类型之丰富。
在表2的多样化展览讲解和展品辅导中，有许多运用了讲故事、做游戏、扮角色、造悬念、提任务、放视频等方法，这其实就是教育学中情境导入、任务驱动、基于问题的学习等教学法的应用。在科技博物馆的其他传播/教育项目中，亦应广泛运用传播学、教育学的理论和方法，并使之与科技博物馆的传播/教育资源和特征实现有机融合，会显著提升传播/教育效果。
展品不是科技博物馆科学传播/教育的唯一载体和资源，“基于实物的体验式学习”和“基于实践的探究式学习”不可能“包打天下”。在坚持科技博物馆传播/教育特征的同时，也不应排斥其他传播/教育形式和其他学习方式。正是这种“基于实物的体验式学习”和“基于实践的探究式学习”+“多样化学习”，构成了科技博物馆与众不同、难以取代的传播/教育效果和地位，同时也是科技博物馆对于不同层次受众的吸引力所在。
在开发传播/教育项目时，应同步开发不同方式和类型的传播/教育产品，以形成协同效应。在发达国家科技博物馆，展览与相关传播/教育活动同步开发已成为普遍趋势。在我国，上海自然博物馆已进行了这方面的成功实践，值得效仿。
4 结语
传播/教育已成为博物馆的首要功能，应借鉴传播学、教育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博物馆。比如，从美国1996年《国家科学教育标准》提出的“以探究为核心的科学教育”理念，到2013年《新一代科学教育标准》提出的“基于科学与工程实践的跨学科探究式学习”理念[13]，就对本文多个观点的形成有很大启发。遗憾的是，国内博物馆界以往在这方面的研究不够深入。经常可以看到某些科技博物馆的传播/教育产品(包括展品、教育活动、多媒体、新媒体和AR/VR)，未能揭示深层次科学内涵，未能有助于观众“基于实物的体验式学习”、“基于实践的探究式学习”，有的仅相当于“立体化、动态化的教科书”，与当代科学传播、科学教育理念相背。这多半与产品开发时缺乏传播学、教育学思考有关。
本文仅是初步思考，尚显粗浅。如有疏漏和谬误，期待指正和共同探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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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xhibits carrying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useums： On the idea of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useums to develop communication/education products based on exhibits// ZHU Youwen
Author's address Chin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useum， E-mail： zhuyouwen2020@sina.com
科技传播范文第2篇
12月17日，以“大数据应用与创新”为主题的“2017年中国科技传播论坛”在京举办。
中国科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王春法，中国记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季星星，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中国科普研究所所长王康友，中国科学院科学传播局局长周德进等嘉宾出席。活动由中国科技新闻学会主辦，中国科普研究所协办，新华网、中国科技新闻学会大数据与科技传播专委会承办。论坛由中国科技新闻学会理事长宋南平主持。
王春法在致辞中表示，中国科技新闻学会有效凝聚了全国各类媒体的科技传播力量，充分发挥了桥梁和纽带作用。新时代，科技新闻传播者肩负着重要使命，王春法指出，科技传播要坚持以科技工作者为中心的宣传导向；坚持勇于创新，主动识变、应变、求变，利用信息化手段推动科技新闻传播方式的转型升级；提升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积极发挥民间科技交流渠道作用，密切与世界科技记者联盟的联系；加强理论研究；加强交流合作和品牌建设，提升学会竞争力和影响力。
作为本次论坛的重要环节，2017年“新华杯”科技传播奖同期颁出，该奖项自2015年设立，迄今已成功举办两届，旨在鼓励我国科技新闻工作者不断创作出优质的科技新闻作品，不断提高科技新闻作品的传播力，推动我国科技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今年，中央电视台《我爱发明》栏目等4个团队获优秀团体奖，新华社国际部记者黄堃等6人获优秀个人奖。黄堃作为获奖代表在颁奖仪式上表达了十年来从事科技新闻传播工作的感想。他说：“中国科研实力的提升以及中国科技新闻行业的发展为科技新闻从业者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机遇，我会将这个荣誉作为未来继续努力的新起点。”
颁奖结束后，中国科学院院士郭华东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戴琼海分别作了题为《数字丝路：大数据驱动‘一带一路’可持续发展》《人工智能发展的前沿探索》的主旨报告。
中国科协调宣部王挺副部长，腾讯网龙兵华副总编辑，中国科技新闻学会副理事长徐九武、周建强、郝建新、刘志军及常务理事、理事，科研院校等单位的领导，媒体记者等220余人参会。
科技传播范文第3篇
论网络新媒体与跨文化传播
1411424052
摘要：随着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全球化进程不断推进,跨文化传播己经成为全球范围内的重大课题。如何推动世界各国之间的跨文化交流、促进各民族相互理解、提升全球范围的合作共赢也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同时,网络媒体在当代社会信息传播中大放异彩,全球范围的个人和团体的信息传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通过网络媒体进行的跨文化传播现象成为了专家和学者们研究的主要对象。网络媒体相对于传统媒体较为开放、传播过程也较为公平,但是,由于网络传播技术和传播内容等存在差异,网络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不均等现象依然存在。西方国家凭借其强有力的经济实力、技术背景、文化生产等优势进行大范围的对外传播。长久以来,网络传播呈现出一种西强东弱的现象。为了在全球交往中获得话语权,提升中国文化的影响力,我们需要对网络跨文化传播现象进行分析、总结和借鉴。
本文就将从网络跨文化传播现象入手,,总结归纳网络新媒体进行跨文化传播的优势。
关键词：网络，文化传播，，文化影响力。
跨文化传播(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的概念首次由美国学者爱德华?霍尔提出。美国跨文化传播学者萨摩瓦(Larry A.Smovar)和波特(RichardE.Porter)在其著作《跨文化传播》中明确指出,跨文化指的就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群体或组织之间进行的交流活动。早期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外语教学与文化的关系,之后范围有所扩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沟通以及提高跨文化交流的方法。
跨文化传播是人类历史上早已出现的一种文化活动,经过长期的发展和研究,人们逐渐认识和掌握其传播规律。跨文化传播离不开相应媒介的支撑,在传统传播时代,跨文化传播多通过面对面的交流或纸质媒介、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介来完成。但是随着网络媒体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跨文化传播也进入了网络传播渠道,例如网络新闻网站、网络社交媒体、全球范围内的网络视频等。
网络传播的出现,是以互联网的诞生和普及为基础的。1969年美国军用机构最早出现网络的雏形,之后用于科研教育领域,1995年互联网进入商业化运作。1994年,我国被国际上正式承认为有互联网的国家。1995年中国开始向社会各界用户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互联网幵始在中国蓬勃发展,并对中国各行各业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
网络跨文化传播,顾名思义,就是指借助网络而进行的跨文化交流活动。需要明确的是,当探讨网络跨文化传播相关论题时,网络所代表的不仅仅是网络大众传播媒介。网络是集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于一体的全新融合媒介,而网络跨文化传播也是体现在网络交流的每一个传播层面上的文化现象。网络作为一种新形式的全球性传播媒介,给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人们的交流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利。网络跨文化传播从传播者、传播内容以及受众等多角度大大地扩展了跨文化交流的场合、人群以及范围。
中国的跨文化传播从建国之初的对外宣传时期到改革开放后全面的对外传播时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在全球范围内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然而,就目前的跨文化传播发展来看,我国的跨文化传播还是以主流新闻媒体及其的新闻网络媒体为主要传播载体,以国外受众为主要传播对象,以英语为主要语言而进行的一种传播。虽然除此之外,还存在书刊、影视文化、商业往来等跨文化交流形式,但这些行为并非主流。在当前全球化进程下,西方文化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先进的传播技术,不断加大对外传播的力度,将其文化的触角伸向各个角落。这为中国的跨文化传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更大的挑战,如何在全球范围增加受众对于中国文化的认同感,树立中国文化的形象,以及提升中国的软实力,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我国因该做到以下几点
1转变态度,鼓励文化的多样性。
在全球化的大潮中,要跟上时代的步伐,首先必须具备开放的态度和包容的心态。文化的多样性已经成为了这个时代文化传播最明显的一个标签,各种背景的文化互相碰撞、渗透和融合已是常态。如果我们在进行跨文化传播的时候,还不能足以认识到这一点,那么跨文化传播从一开始就不会取得成功。网络跨文化传播更是如此,网络JT?放的态度不仅在于允许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进行自由的交流和沟通,还在于提供了不同的传播途径允许官方的、组织的、民间的以及个人的全方位沟通。因此,网络跨文化传播更是一种全民跨文化传播。因此,跨文化传播必须是基于承认不同文化的共存性之上的。这就要求我们对于进入中国的异域文化保持一种尊重的态度,只有互相尊重,才能求得长远发展。要有一种幵放的态度去允许不同声音的出现。其次,我国传统的跨文化传播是以政府的官方行为为主,即使在网络时代初期也是以主流网络新闻媒体为主导和非官方的民间跨文化沟通比较少见。但是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网民数量与日俱增,他们身上所承载的文化传播力量不容小视。因此,鼓励草根,充分发挥和发掘他们的跨文化传播行为,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加大网络利用率,提升新媒体跨文化传播能力。
现阶段,我国跨文化传播多通过传统新闻媒体或其网络媒体进行。例如,中央电视台外语频道以及各大主流新闻媒体网站的英语频道等。虽然已经开始使用网络,但是其利用率却十分低下。网络新媒体在跨文化传播中可发挥的作用远不止新闻网站,它可以提供诸如视屏网站、社交网站、聊天室、电子商务等多种沟通渠道。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我们要善于挖掘网络新媒体的巨大潜力,将网络媒体的文化传播能力最大化。除过传统的跨文化传播方式,通过在网络上提供在线书籍、在线报刊、在线影视节目等可以为外国受众提供一种易于获取中国文化产品的途径。此外,网络除了大众传播的功能之外,还有强大的人际传播的作用,这点在社交媒体时代己经被无数次印证。一条引起大家关注的信息在社交工具上可以达到惊人的传播速度和传播量,这是传统媒体所无法企及的。因此,如果有一种可以突破国家界限的全球化社交媒体为我们所用,那么中国的跨文化传播就又获得了一条高效的途径。除此之外,微博、网络社区、聊天室等自媒体的大范围应用,将打破跨文化传播只停留在官方层面的现状,有助于网友自发地进行跨文化传播,无形中扩大跨文化传播的受众面。
3创作出具有共通性的中国文化作品络是一个公平幵放的平台。
各种不同背景的文化信息在网络上可以实现公平的竞争,网络受众会做出最公正的选择。而决定着受众喜好的往往是这些信息所传递的文化内涵。因此,为了在跨文化传播中,尤其是网络跨文化传播中取得成绩,就一定要创作出高水平、接受度高的作品。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经过长期的演化汇集而成的。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传承和鲜明的民族特色,又有着时代的气息和国际化的品质。它身上浓郁的中国文化特质完全不同于西方社会。因此,在跨文化传播中我们一定要善于发现自身民族文化的闪光点。值得欣慰的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比如语言、节日、饮食、服饰等。当然,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有几面的,但是也不乏有对中国形象产生歪曲的。因此,我们应该加大我们主动宣传的力度,我们需要为中国文化树立一个正确的参照标准,像西方社会传递一个真实的中国。与此同时,在跨文化传播内容的选择和制作上需要特别注意技巧。由于东西方文化背景、思维方式、接受能力等差异,在选择对外传播的内容时不能内外完全一致。传播同一条信息时,应内外有别,更多地站在受众的角度,考虑他们的接受方式和接受心理。以影视剧为例,美剧或好莱坞电影在全球范围内广受欢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制作方选择了一种各文化背景的人群都可以读得懂的方式传递信息,而无需过多的本土文化背景就可以理解。而许多中国的影视剧在制作过程中往往忽略了这点,而经常选取历史、宫廷等题材,这种剧目比较考验观众对于故事背景的了解,无疑为跨文化传播提出了障碍。因此,在内容选择上,我们应尽可能选择比较具有共通性质的文化,这样在传播过程中会比较因其共鸣,也有利于外国人的理解。 4警惕文化霸权。
在全球文化传播领域,一直以来都存在着一种西强东弱的态势。西方世界利用其强大的文化传播能力对其他弱势国家进行着文化霸权。语言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是文化传播的重要介质之一。英语文化势力借助互联网的力量,承载着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思维方式不断地对非东方国家进行着文化输出。因此,在面对西方国家强势的文化攻击时,要时刻保持警惕的态度,不可一味地接受,也不可一味地抵制。对于其中先进的传播理念和传播技术我们应该开放态度进行学习,对于低俗的文化和消极的思想要主动摒除和抵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才是对待西方文化输出的正确态度。
科技传播范文第4篇
农业是立国之本, 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产业, 农业发展质量是维护社会安全稳定的重要因素。长期以来, 我国农业科技水平低下, 农业生产质量不高, 直接影响农民收入以及农业产业化进程,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农业人口开始向城市专业, 农业发展出现较大的本地劳动力缺口。因此, 增加对农业的科技扶持以及智力支持, 成为优化农业发展格局, 提升农业产业回报率的有效途径。据相关数据显示, 十一五期间, 我国涉农科技成果转化率只有30%-40%, 与发达国家相比, 转化率低30%, 突破我国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瓶颈已经成为新形势下农业发展的主要突破口。
在农业供给侧改革逐步深入的背景下, 依托于智能手机的普及以及农民受教育水平的迅速提高, 过去低效的农业科技传播模式发生改变的内外条件都已经具备。移动媒体对于农业科技传播具有积极的影响, 从发展的眼光来看, 利用移动媒体构建新的农业科技传播模式是今后发展的方向和不可逆转的趋势。
一、移动媒体农业科技传播模式
移动媒体农业科技传播模式, 是将移动媒体终端接入互联网, 从而连接信息传播者与传播对象, 进行多种载体农业科技信息传播的一种传播方式。基于无线通信传播技术, 结合移动互联网的自身特点, 对农业科技信息进行可视化改造, 增强农业科技信息的曝光度, 突破现有农业信息的获取和展示方式, 实现信息的无障碍流通。它具有以下特点:
(一) 多元化的传播者
移动媒体与互联网连接, 决定了其传播者是多元化的, 各种群体皆可将信息上传至互联网, 再通过移动媒体终端向农户进行农业科技信息传播。移动媒体环境下, 信息的传播者并不是静态固定的, 去中心化是移动互联网最显著的特点, 结合农业发展现状, 信息的传播主体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政府、科研机构以及农民本身都能成为传播主体。
(二) 多元化的信息传播形式
4G技术丰富了信息的展示方式, 使得碎片化的信息传播方式更加多样化, 增加了信息的饱和度, 多维度的信息组合方式, 能够覆盖更多的精准客商, 提高信息的触达效率。摆脱了单调、乏味、抽象的单方面传播的农业科技传播模式, 即便农户受教育程度不高, 也可选择易于接受的方式接收农业科技信息。多样化的信息传播形式有利于提高传播对象对农业信息的接受率, 使得信息传播的有效率提高。
(三) 整合式的农业科技传播渠道
移动智能终端的发展, 为手机媒体的产生奠定基础, 拓展了信息展示维度, 弥补了传统纸媒、电台广播、电视媒体在传播效率上的不足。在移动互联网背景下, 手机媒体同样拥有其他媒体形式的优点与功能, 增强了移动交互式体验, 实现了信息的即时触发。农业信息的展示可视化与交互性是未来农业产业发展的主要形式, 手机媒体对农业信息的整合, 使得农业信息、客户、政府等众多参与方能够提升沟通效率, 特别是通过手机媒体能够将农业市场需求能够直接推送给农户, 使得信息加工与处理时效性增强, 更加有利于安排农业生产。
(四) 细节与系统相统一的传播产品
农业生产与多媒体的融合, 主要通过不同多媒体平台实现, 基于目前成熟的互联网产品进行农业定制化信息推送, 例如通过手机客户端、微信公众号、微信群等产品形式。这些产品之间形成一个完整的农业科技传播系统, 一一对应不同的应用场景。比如, 手机短信可以对农业科技信息起到一个提醒和简单介绍的作用;手机广播可以在不耽误农户日常劳作前提下, 介绍农业科技知识;手机视频可以让农户深入细致了解某一项农业科技信息的细节和注意事项;通过微信里的讨论, 甚至可以与农科专家进行互动, 解答农户对某一问题的疑惑或是实际操作中的不解之处。此外, 以上所有这些功能, 都能在量身定做的手机app中得到整合, 真正实现农业科技传播细节化和系统化的完美统一。
多样化的传播多维度的传播渠道可以实现农民定制化的需求, 包括最新的农产品信息、农业技术培训以及最新惠农政策, 农业信息触达效率大大提高。此外, 手机媒体通过后台筛选, 对信息进行重组和优化, 能够屏蔽一部分干扰和虚假农业信息, 维护公平安全的农业市场秩序。
(五) 普及化的传播对象
据去年最新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截至2016年12月, 我国农村网民规模达2.01亿, 这意味着每3名农村居民中就有超过一个网民;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人群占比已经达95.1%, 预计2017年手机上网人群占比将提升至97.8%。在移动媒体中, 智能手机价格便宜、携带方便、操作简单、功能强大, 即便在农村也具有较高的占有率。利用手机媒体与农业生产深度融合, 拓展大众对农业生产的现状的视野, 让更多普通群众能够及时获取最新的农业发展动态, 特别是农业产业从业者, 手机媒体使其不再因为信息不对称错失市场信息, 并且通过手机媒体能够及时挖掘更多优质客户, 整合国内外资源, 增加农业产品附加值。
(六) 精准的传播效果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 手机等智能设备兼具个人通讯载体以及自媒体功能, 能够确定使用者的身份和位置。随着大数据收集及大数据分析的普及和应用, 这使得精准获取农户详细数据成为了可能。通过对数据的分析, 传播者可以甚至可以根据地域的天气、土壤情况和经济发展水平, 有效定位受众、制定传播内容和偏好, 使得传播效果精准而有效。
二、基于移动媒体的农业科技传播模式实施的可行性
随着互联网+模式在全行业深入推进, 农业政策和信息技术的覆盖率稳步提升, 传统农业信息不对称的瓶颈就此打破, 加上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持续进行, 村级农业生产技能培训体系逐渐完善, 为农业科技信息传播提供必要条件。
(一) 技术条件分析
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机遇通讯技术基础设施的兴建, 点对点、面对面的网络架设, 在广大农村地区也实现了信号的无障碍传播。数字加密技术以及线缆新技术的应用, 降低了数字信息在传送过程中信号耗损, 减少了出现通讯不畅的时间, 同时提高了信息传输的安全级别。
随着各地农村信息化建设的逐步深入, 一些地方设置了上网中心, 有的地方甚至实现了无线网络的全覆盖, 这解决了移动媒体的数据流量限制, 降低了农户接收农业科技信息的成本。
(二) 用户条件分析
技术成熟与应用推动智能终端的普及化、大众化。加上农业基层农业技术合作社培训体系的建立, 农业产业从业人员综合素质明天提升, 农民对农业信息的获取方式实现由线下向向上转变, 降低了获取农业信息的成本, 为大规模推广提供积累了用户。
农民利用手机获取信息。手机市场繁荣, 各种功能性手机逐渐被开拓成为独立的细分市场。对于农业信息传播, 针对农村实际以及农民使用现状, 开发相应的定制手机和服务, 为实现指导和查询最新农业状态, 提供物质条件。随着手机品牌的增加, 智能手机报价随之降低, 有的甚至低至数百元, 大幅降低了移动智能终端的使用门槛。上文引用的数据已经说明, 在农村地区通过手机接入移动互联网的比例已经很高。
随着农业职业教育、专业技能培训的推广和农村教育基础设施的完善, 随着越来越多有技术有文化有眼界的农民工返乡创业, 随着农业规模化生产的不断扩大, 农民的文化素质不断提高。
(三) 政策条件分析
新时期国家对农业现代化提供相关政策支持, 其中农业生产信息化数字, 是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目标。互联网背景下, 农村信息化相关产业涵盖通讯业、电子制造业等, 可见, 农业信息化是多产业融合发展的结果。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主动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开放性经济在农业领域集中体现为农业产业的成果。各个产业融合程度是实现信息化的前提, 国家及地方性的政策倾斜, 是实现农业科技传播的政策优势, 利用政策优势, 基于本地区农业发展实际情况, 加快推进农业科技信息传播, 是未来发展的重要趋势。全球化布局, 在国家统筹发展的政策驱动下, 推动市场在农业发展的决定作用, 拓展农业生产的全球化视野, 近几年, 在政策驱动下, 农村信息化成果显著, 道路、光缆、网点等要素的合理布局, 使得农业基础设施面貌大为改观, 加速农业生产要素的快速流动。
(四) 传播实践分析
整合了视频、图片、文字和互动等向手机app靠拢, 平台类如绿科邦、易农宝, 针对农技细分类的农医生、农管家, 还有农业电商类如岁农宝、田农易购、微农商、禾禾小镇、农迈天下等。
三、基于移动媒体的农业科技传播展望
移动通讯技术与互联网技术的深度融合是未来农业信息化产业化的重要趋势, 随着产业化的发展, 农业从业人员对信息获取的需求将迎来高速增长。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将农业需求与市场信息更加深度整合, 培育使用习惯, 同时挖掘了更多与农业相关的资源。所以移动媒体既成为农业科技信息传播的良好平台, 也成为供求信息的展示平台, 整合了市场信息, 为开展农业生产提供精准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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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传播范文第5篇
科技传播范文第6篇
摘 要：在“互联网+教育”的背景下，微信作为移动平台最大的门户APP， 以其信息共享方便与用户粘度高等特点应用于教育领域中，然而微信作为教育手段的同时，也具备了从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到大众传播一体化的新媒介特征，以传播学的视角从信息传播者、教育信息、传播手段、学习者、效果评价等五个方面构建微信在新型职业农民教育中的应用模式，为移动端的教育模式提供借鉴。
关键词：传播学;微信;微课;新型职业农民培养;ARCS;教学目标分类
一、 引言
培养一词是指按照一定的目的长期进行教育和训练，使其逐步成长的过程。新型职业农民的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为了做好新型职业农民培养工作，首先要解决什么是新型职业农民的问题，抓住新型职业农民的本质内涵，才能更好的设计新型职业农民的培养目标与模式，开展与之相适应的教学工作。对于新型职业农民的描述有如下几种：2012中央一号文件“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对未升学的农村高初中毕业生免费提供农业技能培训，对符合条件的农村青年务农创业和农民工返乡创业项目给予补助和贷款支持”。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大对新型职业农民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领办人的教育培训力度。新华网给出的定义是“新型职业农民是指具有科学文化素质、掌握现代农业生产技能、具备一定经营管理能力，以农业生产、经营或服务作为主要职业，以农业收入作为主要生活来源，居住在农村或集镇的农业从业人员。”
根据以上描述可知，新型职业农民是专门从事现代化农业相关工作的群体，新型职业农民的培养与转变不是简单的变化，是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到一定高度后的产物，即量变积累后的质变，这种变化不仅包括政府政策、法律的保障以及社会、企业等的扶持，还包括对新型职业农民群体的教育与引导。新型职业农民与传统农民的三个不同特点，一是成为一种独立职业的市场主体、二是具有高度稳定性的职业，三是能可持续发展的行业等，其实质就是彻底打破我国城乡二元化结构，使得农业生产者融入到国家现代化发展的轨道中来。我国人口众多，有效耕地匮乏，农民渴望融入到国家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转变过程中农民的观念、知识、技能、信息化应用水平是培养过程中的难点。目前我国的新型职业农民群体尚未大面积形成，仍然处于一个从过渡到逐步壮大的阶段，农民学习者的学习有如下特点：1）农业生产与学习时间矛盾突出。2）观念与思想相对封闭，接受新事物较慢。 3）学习者的学历层次不等，学习基础相对较差 ，不善于学习与理解系统性知识。4）学习者的年龄差异大，理论学习经历较短，注意力难集中。5）学习者的地域分布较广，组织学习相对困难。6）对农业工作职业化是全新或陌生的事物。
目前新型职业农民的培养模式包括：学校统一集中的面授课、聘请农业专家做技术培训、网络授课等。然而新型职业群体的形成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除了国家政策保障、政府扶持、引导等外部条件，更重要的就是群体自身的职业素质。职业群体的培养要从思想观念、专业理论、实践技能等方面考虑，新型职业农民的培养不仅是知识的传授、更有对思想观念的改造、对职业精神的培养，这样方能形成由普通农民到新型职业农民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二、研究背景
在政府层面， 2012年、2014年中央将新型职业农民技能培训和职业教育写入一号文件，体现了国家对新型职业农民培养的重视，在实践方面，各省市都出台了针对新型职业农民培养与扶持的方案与措施， 2016年山东省农业厅、省财政厅研究制定了《山东省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实施方案（2016-2020）》，自2016年开始在全省整体推进，到2020年培育新型职业农民50万人，初步打造一支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具有新理念、新技能、新觉悟的新型职业农民队伍。2015年11月，临沂大学新型职业农民学院设立。
对于“新型职业农民的培养问题”也引起了相关专家的关注，河北科技师范学院的蔡云凤等《中外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模式比较研究》表明国外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模式主要有北美、西欧、东亚三种较典型模式，我国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模式有政府工程模式、院校培育模式、远程教育模式、合作组织模式和推行服务模式。北京市密云社区教育中心的李毅在《试论微课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教学中的应用》中提到今后的农民教学中运用微课必将是大势所趋，并说明了网络时代在农民群体中推广微课需注意的问题。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微信作为一种新媒体，其传播方式涵盖了从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到大众传播的多种模式，具有明显的社交、宣传、公众传播等特征，它的“高粘度”、“群体传播”、“易共享”、“泛在”等特征使之在移动端的APP中独占鳌头，兼具了传播、教学、互动为一体的强大工具，使得人们的交际形式、信息传播等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并使教育方式有了新的途径，与新型职业农民学习特点有很高的契合度。利用微信共享微课程等资源进行线上线下（O2O）的宣传、教学、互动为一体的培养方式，能快速有针对性地向农民推送实用的技术和专业知识，及时通过评论等方式互动解答交流相关知识和经验，不受地点、时间和工具的限制，有着其它网络教学模式不能超越的优势，适合农民的职业特点。
因而本文重点以传播学的视角分析与建构基于微信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养的路径及其特征。
三、微信传播模式下新型职业农民教育的要素分析
新型职业农民教育是教育者按照一定的教育目标将合适的教学内容通过线上或线下的教学活动传递给学习者，同样具有传统的教育传播者、传播信息、传播方式、学习者、学习效果五大要素，但又与传统教育模式有着很大的区别。
1.传播者（教育者）
传统课堂相对单一，教师自己就可以成为课堂的主导者。在微信传播的新型职业农民教育中，教育机构及其教师担当传播者的角色，通过微信传播进行新型职业农民教育，教育者也是传播者，传播者作为新型职业农民培养的主体，要通过互联网进行视频微课堂、文本、图片等信息的制作与传输，通过公众号或微信功能进行教学活动的教育传播者兼具大众传媒与教育者的特征。新型职业农民培养这个系统工程不仅包括专业知识传授，还有思想宣传、政策解读、行业动态分析等，微信教育传播的教师团队可以是职业规划师、农业市场分析师、农业技术人员、教学设计人员、微视频主讲、微信公众平台管理员等若干方面的人员，有别于传统的专职教师。
微信目前可以通过朋友圈、公众平台、微信群、微信好友进行信息的传递与共享，在传播方式上属于网络传播，从传播类型上跨越了多种传播模式，因而在这种信息极易扩散的传播模式下，做为微信教育工作者在具有基本教师素养的前提下，同时还要有公共传媒信息“把关人”的素质[6]，除具备一定“三农”方面的专业知识和技术，还要了解和遵守国家的信息安全法律、法规和农业政策法规的相关知识等。
2.信息传播的特点
一般来说有关“三农”的教育信息是与农业相关的教育资源与教学设计的综合。在微信传播的教育中，教育信息的范围得到了扩展，除了数字化教学资源及设计外，还要进行行业信息的传播与共享，教育信息可以采取“学业+产业”融合的模式进行，保证新型职业农民群体可以在农业生产中持续学习的个性化需求。为了减少新型职业农民教育与从业间的矛盾，使得教学变得更加有效简单，通过微信的教学活动是“互联网+教育”应用实践，其教育信息应该满足如下特点：
（1）职业价值观的培养
良好的职业观是新型职业农民可持续发展的内因与源泉。通过微信传播平台可以对新型职业农民的内涵、目标、实现途径，意义等内容进行精准投放。有效的提高新型职业农民的认识，转换观念、提高现代化农业从业者的职业素质，培养学习能力，法律意识。
（2）职业规划性指导
微信具有的高粘性可以让学习者方便地共享到职业规划案例与从业相关的指导性学习内容。新型职业农民作为新型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承担市场运作带来的红利与风险，对市场进行分析及时通过微信平台对农业产业的发展方向给出科学评估预测，为新型职业农民职业规划给出指导意见。
（3）市场导向信息的提供
市场导向是新型职业农民调整种植和产业布局的风向标，微信可以及时传递农业市场变化、职业需求等信息，及时发布农业市场相关信息，根据市场变化指导农民随时调整从事产业的方向，通过微信平台进行互动交流避免风险，从而保障职业的稳定性。
（4）涉农特色课程的特点
①层次性。从即将成为新型职业农民的学生与青少年开始、成人、直至老年人都是新型职业农民教育的对象，数字化教学资源与教学范围要针对不同年龄段的不同需求层次开展，要求教育资源类型的多样化。
②区域性。我国地域辽阔，农业种植模式东南西北差异大，从事现代化农业生产就会由于地域的不同产生不同的方向，在不同的区域开展教学要因地制宜，确实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
③时效性。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必须考虑不同季节对农业生产带来变化的因素进行教学设计，比如我国东北平原地区小麦种植是春季播种，秋季收割;而华北平原则是秋季播种，下一年初夏收割，考虑针对不同时节农业变化的实际需求进行学习资源的发布。
④专题性。比如进行农业生产、农业加工、互联网+农业等不同类型的学习资源制作。
3. 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微信传播途径下的教学设计（传播方式）
传统网络教育常用建构主义的教学理论，提倡在教师指导下的、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学习，教师是意义建构的帮助者、促进者，学生是信息加工的主体、是意义的主动建构者，传统课堂中教师可以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进行持续的关注，通过教学活动获取教学反馈。微信是通过移动终端在互联网上运行的，学习工具的特点决定了知识点的微型化、碎片化的特性，中间环节的传递与不可见性会导致教与学的盲目性和无针对性，这种情况下，如何在教学的不同环节激励学生的学习动机并保持学生学习的持续性，取得满意的学习结果，教学目标的合理设定与学习动机的保持就显得尤为重要。
（1）通过布鲁姆教学目标分类对教学知识进行分解
泛在学习环境下，为了保证随时通过移动终端获取学习内容，要求课程资源的碎片化、微型化。新型职业农民学员的学历程度不一，接受能力不同等现状，要求教育资源与教学要通俗易懂，短而精。基于上述原因，通过微信结合微课的形式来进行教学设计，很好的满足了实践性强的农业知识技能的传授。通过布鲁姆教学目标分层对教学知识进行分解，有利于知识内容的呈现与学习。具体方法有以下两点：
1） 通过微课线上学习推进学习者知识的记忆与理解
对于新型职业农民教育来说，需要一个学习时间灵活、学习方便、系统性强的教学过程，微信作为泛在学习环境下的一种交流工具，使得这样的需求可以变成现实。根据布鲁姆的教学目标分层理论，占用时间最多分量最重的是对基本理论的记忆和理解，学生通过网络视频，系统的学习课程基本知识和理论，视频内容为5-8分钟，既能完成一个知识点的讲授，也能保证农民学员注意力的集中，也便于学生随时学习、随时复习，达到知识有效传播的目标。
根据布鲁姆教学目标分类原理，在制作微课程时应该对传统教材的知识结构进行重新梳理，理清新型职业农民教育课堂的各个阶段分别要实现的教学目标。教学目标的设计，首先要从了解农业从业人员学习基础开始，避免教学目标太低或太高，其次教学目标层次要明确，掌握在不同阶段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2）补充线下活动促进知识的应用与分析
线上的微信教学活动结合线下的技术培训与实例操作，更能促进学员对所学农业知识与技能的分析与应用，成为保证培养目标的重要环节。采取微信进行微学习时，学生与教师之间处于准分离状态，教学本身应该是人与人之间互动的社会活动，农业活动本身具有较高的实践性，线下的学习活动，更有利于学员的反馈交流，使微课程中所学知识在强化与纠错中不断内化，新型职业农民的线下活动环节设计对应布鲁姆教学目标分层的中间两个层次即：知识的应用、分析。设计主要考虑微课学习后的技能培养、案例应用与农业相关的实践交流等内容。
农业知识的应用与分析更多的要以农民学员为中心，教师主导的原则，教师要精心设计组织教学，把职业农民关心的知识通过案例、项目等生动具体的方式表达出来，让农民所遇到的从业困难找到解决思路和办法，善于应用，学会分析，应对新型职业农民从业中的难题。
（2）基于学习动机下的微信教学路径设计
通过微信进行新型职业农民教育，教师不能面对面的与学生持续沟通，也不能及时了解调整学生学习与教学的状态，尤其农村学员长期从事农业相关的实践活动，对于理论学习的能力与毅力较弱，因而要保证教学质量，就要尽可能的激起学生的学习动机。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的约翰·M·凯勒（John M Keller）教授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ARCS（ARCS 即Attention，Relevance，Confidence，Satisfaction）教学模型，给出了基于实践的教学路径，通过分析新型职业农民群体的学习动机、了解产生动机的因素，比如学习者是为了实现自己农业现代化的理想、为了学习农业技能产生稳定的收入、为了农业方面的兴趣爱好、为了掌握更多农业知识而获得职业荣誉感、为了成为新一代农民而受人尊重等不同动机。
通过微信的教学、学员间互动反馈，确定不同的学习动机，以此为依据设计教学路径，通过满足多样化的信息推送引起相关群体的注意，指导解决农民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满足学习者的信息需求利用，提升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学习者的自信心和获得感，提高教育的满意度。
4.学习效果评价
在微信群或者朋友圈开展教师评价，学生互评等方式对学习后的感受、设计方案或者创新作品进行讨论评价，让学生真正感觉到对各知识点的理解和收获。同时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随时交流反馈，有针对性地调整所授内容，解答学生疑问，收到学以致用的效果，尽可能避免所授知识与学习需求的脱节。学生在学习后进行职业规划，进入从业、创业阶段，同时又将成功与失败的经验分享到微信群中，对其他学习者产生影响，使得教育过程进入从理论到实践、再到理论的良性循环中去。此外还可以根据学员参加的是学历教育还是非学历教育，给出不同终结性的测试，测评结果计入学分银行，做为个人参与农业政策扶持项目、经费补贴的优先考虑条件。
四、微信传播模式下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模式的几点思考
1.引导学员树立积极的职业观
普通农民到新型职业农民转变过程中最大障碍是职业观的树立与深化，借助微信高效的传播与共享能力，通过对政策、市场、职业发展前景分析和新型技术推广等，影响这个新型职业群体的思想与知识技能的重构，进而引导农民对新型职业观的树立。
2.研究学习动机改进教学模式
需求即动机。通过微信的强互动与沟通能力，及时了解学员的学习需求，借助布鲁姆教学目标分类、ARCS动机模型等教学理论在微信环境下新型职业农民教育中的应用，改变传统模式下的教学知识固化、死板滞后，与实践脱节的问题，摆脱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要对应学生的学习动机推出学习内容和学习方式，提高学习效果与质量。
3.微课程知识呈现方式要直观
农民学员学历层次相对较低，对系统的专业知识理解会出现较多困难，关键教学点尽可能通过媒体工具设计的直观形象，通过图片、动手操作等直观的手段，促进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以期收到良好的学习效果。
4.强化学习实用性是教学的重点
泛在学习环境下的新型职业农民教育，有别于传统教育，以解决农业生产实际问题为导向，对系统的知识按照布鲁姆教学目标进行分解，选取不同的知识切入点开展教学，将教学活动与学习者已有的经验状态联系起来，以解决工作、生活的实际问题为原则，激发学习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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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郭桂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