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产业化管理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利用河北、安徽、江西等地的调查数据实证检验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的要素融合配置、功能合联、联盟共治和利益联结机制对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的要素融合配置、功能合联、联盟共治和利益联结机制与联合体绩效正相关，但要素融合配置效应不显著。检验结果还表明，联合体负责人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和财政支农政策与联合体绩效显著正相关，联合体土地经营规模与联合体绩效呈倒“U”形关系。由此提出如下政策建议：一是健全市场机制，切实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二是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土地经营规模须适度;三是须要规范健全政策扶持体系。
关键词：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合联机制;联合体绩效
作者简介：汤文华（1977—），男，江西临川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农业经济研究。E-mail：twh412@163.com。
中国是农业大国，农业人口众多。“十三五”规划纲要指出，到2020年我国城镇化率要达到60%，按13亿人口计算，我国还有5亿多人生活在农村。即使按照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率计算，比如未来我国城镇化率达到75%，以10亿人计，未来也还有2.5亿人生活在农村。显然，农业人口众多对中国而言将是一种长期性的现象，而这也决定了中国农业发展的重要性。另外，由于我国人口众多，耕地相对少，人地矛盾突出，农村土地细碎化问题严重，这制约了我国农业规模化现代化经营，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要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现代农业必须克服这一发展瓶颈。党的十七届、十八届公投和2013—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用工业化的思路改造传统农业，优化配置现代生产要素，推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培育和构建包括家庭农场、种养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业企业等在内的新型农业经营与服务主体。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到新时代，农业发展也进入到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为了进一步推进我国农业现代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要求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进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举措之一就是培育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而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的发展是当前我国农业经营体制的又一次创新。“发展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是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之一，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是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促进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和产业兴旺的重要载体，也是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有效形式，是农业产业化发展到新阶段的必然产物”[1]。可见，现阶段我国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意义重大。
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是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以分工协作为前提，以规模经营为依托，以利益联结为纽带的一体化农业经营组织联盟。联合体的突出特点就是各类农业经营主体通过一定的联合机制联合在一起，联合体的联合机制是联合体能否稳定健康发展的关键[2]。
目前对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农业经营组织模式及其演化研究。郑定荣首次提出农业产业化联合体这一新概念，并且认为这种新型经营组织形式具有经营机构设置新、经营权限新和管理机制新等特点[3]。郭晓鸣等把产业化联合体模式区分为龙头企业带动型、中介组织联动型和合作社一体化模式[4]。龙方等分析了农业产业组织模式演进的动力机制，指出纵向一体化组织模式形成的动力在于消除了市场信息不對称而产生的逆向选择和降低交易成本，横向一体化模式形成的动力在于可以消除市场垄断，减少不确定性和降低市场风险[5]。汤吉军等从比较制度的视角研究了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的制度优劣势以及演化路径[6]。二是研究不同农业经营主体的功能和作用。李炳坤认为，龙头企业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通过采用先进技术和延伸产业链条，带领农民闯市场，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7]。钱克明等研究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指出农民专业合作社是现代农业社会化服务的主要提供者和服务者[8]。罗必良则强调了家庭经营在农业生产中的基础性地位[9]。三是农业经营主体的问题及对策分析。陈念东基于交易成本理论的视角分析了产业组织的违约成本以及契约的稳定性，提出通过强化监督、提高违约成本、加大专用资产投资力度等方式以降低机会主义行为[10]。陈华彬认为，当前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存在产业连接不紧密、要素连接不紧密、利益连接不紧密和组织连接不紧密，必须加强这4个方面的建设和完善[11]。四是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的联合机制研究。孙正东等研究了产业化联合体的产业链接、要素流动和利益分配联合机制[12-13]，芦千文从交易成本、互信互利和管理要素角度研究了联合体的联合机制[14]，王志刚等则研究了契约分工、收益链接和要素流动机制[15]。
从现有文献看，学界对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的研究尚显不足。尽管一些学者对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的联合机制做了初步研究，但主要是从理论上阐释产业化联合体联合机制对联合体绩效的作用，鲜少有对产业化联合体联合机制绩效的实证分析。因此，本研究以安徽、河北、江西等地的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的调查数据为基础，对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的联合机制绩效进行实证分析。根据现有相关文献以及农业农村部等颁发的《关于促进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发展的指导意见》，对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的要素融合配置机制、主体功能合联机制、联盟共治机制和利益联结机制做实证分析。
1研究设计
1.1样本数据来源
2019年6—8月和2019年12月至2020年1月，笔者所在的课题组对河北、安徽、江西、河南、宁夏、海南、江苏、福建等省份的农业产业化联合体进行调研。选择这些省份调研主要是考虑到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当前在中国是个新鲜事物，一些地方正在培育与发展，而这几个地区的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发展在全国是比较早的，也是发展得比较好的，一些地区也是全国试点省份。为了尽可能获得可靠的数据资料，笔者所在的课题组采取了以下做法：（1）科学设计调查问卷。首先根据研究目的初步设计调查问卷，然后进行预调研，对预调研数据进行处理和信度效度检验，并征询专家意见，对问卷进行修改完善，最后确定问卷终稿。（2）调研人员培训。调查前，笔者对所有参与调查的人员展开了规范的调查培训，使调查人员熟练掌握相关调查知识和技能。（3）随机抽样和典型抽样相结合确定调查样本。即首先在1个省份随机选定一部分调查样本，其次在这个省（市、区）的省级或市级示范农业产业化联合体中进行随机抽样。省级或市级示范产业化联合体与非省级或非市级示范产业化联合体的比例按照政府部门统计在册的2类联合体的比例取定。因为实践中全国产业化联合体比较少，很多联合体不规范，这样选择出来的样本就更符合实际情况，更具有代表性。调研共发放调查问卷386份，获得有效问卷378份，有效率为97.93%。
1.2研究假设
根据《关于促进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发展的指导意见》和现有相关文献的理论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假说：H1，要素融合配置与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绩效正相关;H2，功能协同合联与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绩效正相关;H3，联盟共治与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绩效正相关;H4，利益合联与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绩效正相关。
1.3变量选择
1.3.1被解释变量现有多数有关文献表明，考察农业经营组织或企业的经济绩效，主要使用经济组织的利润（率）、销售收入等来测量。由于本研究数据来自实地调查，考虑到调研中真实数据的可获得性，这里选取农业产业化联合体2～3年的平均利润（y）作为联合体绩效的代理变量。
1.3.2核心解释变量（1）要素融合配置（Scj）。企业战略联盟理论认为，生产要素融合流动配置对企业联盟绩效产生正向影响，特别是联盟内资金共享互通在联盟中的重要作用。结合本研究目的，这里采用调查问卷中的“联合体是否创建了互助基金”来测量生产要素融合配置。
（2）功能合联（Gnj）。新兴古典经济学阐述了分工与协作能有力地促进组织绩效与经济成长[16]，王志刚等论述了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内部各主体分工协作促进了联合体的合作收益[15]。因此，使用问卷中的联合体各主体“功能定位是否明确”来测量联合体各主体功能合联机制。
（3）联盟共治（Zlj）。根据公司治理理论可知，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是企业绩效提升的关键[17-18]，而且股份制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更有利于促进企业民主共治，也较符合现代企业制度。因此，这里采用问卷中的“联合体是否是股份合作制”来测量联合体联盟共治机制。
（4）利益联结（Lfj）。孙正东等阐述了在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内部构建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机制对联合体稳定健康发展的重要性[12-13]。据此，采用问卷中的“联合体是否建立了利益风险机制”来测量联合体利益联结机制。
1.3.3控制变量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影响因素可以分为内部因素（如经营主体负责人特征、经营主体特征等）和外部因素（如政策支持、市场情况、环境气候等），这里选取年龄（Age）、受教育程度（Edu）、土地经营规模（Sca）、财政支农政策（Fin）、距离市场远近（Mar）等作为控制变量，以控制这些因素对联合体经营绩效的影响。
1.4模型设定及描述性统计
根据本研究的目的与变量间的关系，采用以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其中：y是被解释变量（平均利润），要素融合配置（Scj）、功能合联互补（Gnj）、联盟共治（Zlj）、利益合联（Lfj）为核心解释变量，控制变量分别为受教育程度（Edu）、年龄（Age）、土地经营规模（Sca）、财政支农政策（Fin）、距离市场远近（Mar），ε为误差项。
变量含义及描述性统计见表1。
2模型回归分析
2.1共线性、异方差、有效性分析
对于多变量回归分析，往往会产生共线性问题，致使变量回归系数产生不一致性。为了消除共线性问题，采用分层回归法，最后得到9个解释变量。同时经过方差膨胀系数（VIF）检验，每个解释变量的方差膨胀系数VIF<10，平均方差膨胀系数=328，表明回归模型基本没有共线性问题。
异方差的处理，一是对部分变量数据取对数，二是对模型进行稳健性（robust）回归。对模型回归结果进行异方差检验，结果表明没有异方差问题。
本模型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变量系数回归，可能因为模型设定偏误而出现回归结果无效，因此对模型回归所得残差进行正态性检验。通过残差（ε）分位-状态图（模型拟合良好）及其偏度-峰度检验[P（偏度）=0.154>0.05，P（峰度）=0557>0.05]，结果表明模型设定良好。
2.2内生性讨论
回归分析中往往因为变量存在内生性而导致变量估计值产生不一致，因此须要对回归模型内生性问题进行检验及处理。
首先，对多个变量进行相关系数检验以及采用分层回归，最后得到9个解释变量，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遗漏重要解释变量，以消除内生性。
其次，模型是否遗漏解释变量的高次项，对模型进行拉姆齐（Ramsey）内生性检验，模型检验概率P=0.0213<0.05，表明模型存在内生性。
根据相关经济学理论，本回归模型中存在内生性问题的变量可能是受教育程度和土地经营规模这2个解释变量。先在模型中加入受教育程度的平方项进行回归，[JP2]其系数不显著，模型共线性问题严重，排除受教育程度存在内生性;再加入土地经营规模的平方项进行回归，[JP2]模型回归结果良好。对回归结果进行内生性检验，模型检验概率P=0.2190﹥005，可以认为模型基本上不存在内生性。
2.3回归结果分析
首先，将4个核心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一起放入回归模型中对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得到模型（1），结果见表2。回归结果显示，功能合联和联盟共治在1%水平上与联合体绩效正相关，分别以16956和1.4605的强度促进联合体绩效提升，假说2和假说3得到验证。[JP2]利益联结机制在10%的水平上与联合体绩效正相关，表明利益联结机制越强越有利于联合体績效提高，假说4得到检验。要素融合配置的系数为正，但不显著，原因可能是联合体当前正处于培育与发展的初级阶段，联合体内部的要素融合流动配置效率不高，假说1没有得到验证。
控制变量中，联合体负责人年龄和土地经营规模在1%的水平上与联合体绩效正相关，但土地经营规模的作用更大。联合体负责人的受教育程度和财政支农政策在5%的水平上与联合体绩效呈正相关，表明受教育程度和财政支农政策都有利于提高联合体绩效。距离市场远近在13.0%的水平上与联合体绩效负相关，表明离市场越远，联合体绩效越低。土地经营规模的平方项在13.2%的水平上与联合体绩效负相关，表明土地经营规模与联合体绩效呈倒“U”形关系，即土地经营规模要适度，而不是土地经营规模越大越好。
然后，分别把单个核心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放入模型中回归，得到模型（2）至模型（5）。4个模型中，核心解释变量功能合联、联盟共治和利益联结机制都在1%的水平上与联合体绩效正相关，表明此三者对联合体绩效具有较强的提升作用，只有要素融合配置的正向效应不显著。联合体负责人年龄和土地经营规模在1%的水平上与联合体绩效正相关。联合体负责人受教育程度在模型（3）和模型（4）中以1%以及在模型（5）中以10%的显著性水平与联合体绩效正相关。财政支农政策在模型（4）和模型（5）中以5%以及在模型（3）中以10%的显著性水平与联合体绩效正相关。距离市场远近的系数在模型（3）、模型（4）和模型（5）中均为负，且显著性水平大致在15%～33%之间，表明离市场越远，其越不利于联合体绩效提高。土地经营规模的平方项在模型（3）和模型（5）中以5%以及在模型（4）中以21%的显著性水平与联合体绩效负相关，表明土地经营规模与联合体绩效呈倒“U”形关系。
综上，无论是核心解释变量一起回归还是单独加入模型回归，4个核心解释变量都与联合体绩效具有正相关关系，只不过要素融合配置的作用性稍微弱一点。控制变量中，联合体负责人年龄和土地经营规模在5个模型中都以1%的显著性水平与联合体绩效正相关，表明这两者的绩效作用较强。联合体受教育程度和财政支农政策在5个模型中以1%～10%的显著性水平正相关于联合体绩效，表明此二者的绩效效应较强。离市场远近在5个模型中的系数均为负，尽管显著性不足，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离市场较远会对联合体绩效造成负面影响。土地经营规模的平方项在5个模型中的系数符号为负，而且在其中3个模型中都以5%的显著性水平与联合体绩效负相关，表明土地经营规模与联合体绩效呈倒“U”形关系。
3.4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模型回归结果是否具有稳定性，对其进行稳健性检验。一是使用联合体2～3年的平均销售收入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二是使用联合体总人数替代土地经营规模进行回归，模型回归结果见表3。2种回归结果表明，4个核心解释变量中，功能合联、联盟共治和利益联结与联合体绩效显著正相关，要素融合配置不显著，但符号为正。控制变量中，联合体负责人年龄和受教育程度都与联合体绩效显著正相关。土地经营规模以22.5%的显著性水平正相关于联合体绩效，其平方项系数为负;离市场远近的系数为负，且不显著。检验结果表明，模型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
4结论与政策建议
4.1结论
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是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以分工协作为前提，以规模经营为依托，以利益联结为纽带的一体化农业经营组织联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形势下我国农业经营组织制度的创新，是适应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新事物。利用调研数据实证检验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的要素融合配置、功能合联、联盟共治和利益联结机制对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要素融合配置、功能合联、联盟共治和利益联结机制与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的绩效正相关，但要素融合配置机制的绩效效应不显著。检验结果同时表明，联合体负责人年龄、受教育程度、财政支农政策与联合体绩效显著正相关，土地经营规模与联合体绩效呈倒“U”形关系。联合体距离市场远近与其绩效显著负相关，表明距离市场越远越不利于联合体绩效的提高。
4.2政策建议
一是健全市场机制，切实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生产要素融合配置虽然正相关于联合体绩效，但并不显著，表明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不高。这与笔者在调研当中看到的现象比较一致。从调研中可以发现，许多地方政府把组建培育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纳入地方政府经济发展规划，而且对相关部门进行定期考核，结果导致一些地方政府深度介入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的经营，有些地方政府事无巨细统揽包揽，把应该由联合体自己决策的事情也管了，这种做法相当于取消了联合体自主经营权，联合体资源有效配置效率大打折扣。所以，当地政府可以健全完善市场环境，把联合体自主经营权交还给联合体，这样才能提高要素资源配置效率。
二是联合体土地经营规模要适度，不可盲目贪多求大。研究结果表明，土地经营规模与联合体绩效呈倒“U”形关系，表明联合体经营中，土地规模遵循边际递减规律。因此，农业产业化联合体须要根据自身实际情况经营适度规模土地，不是土地规模越大越好。同时，当地政府不能因为扶贫攻坚，打着产业扶贫的借口硬搞拉郎配，垒大户，招致多方受损，结果得不偿失。
三是要规范健全政策扶持体系。首先，扶持政策须要细化精准。例如，目前国家层面对于高标准农田建设补贴45000元/hm2，[JP+1]但在调研中发现，能够进行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几乎都是省级示范产业化联合体，对于其他的联合体实际上得不到此项政策扶持。基于此，政府须梳理各项扶持政策，政策制定要细化、精准。其次，脚踏实地培养农村人才，而且要长期做好农村人才培养工作。调研中发现，联合体依然有一半以上的负责人没有大专及以上文凭，实际从事种养的绝大多数仍然是45岁以上的农民。因此，在培养农村人才方面，应该加大力度。在大学招生时，如果有愿意到农村从事农业的可以免费读大学;强化农村职业教育培训，对于系统参加职业培训的农民可以給予奖励;提高农村工作者的待遇，最少不能低于当地公务员的待遇，使涉农工作真正成为体面的工作。最后，加大资金支持力度并规范资金用途。调研中发现，国家层面诸多政府扶持资金都要求地方政府进行资金配套，但地方政府财政有限，结果要么没有配套，要么资金交叉挪用。例如，一些地方政府就把农村产业发展扶持资金与扶贫攻坚资金互相交叉挪用，拆东墙补西墙，结果导致资金使用效率不高。在培育和发展农业产业化联合体过程中，须要建立健全政策扶持体系，使得各项农村工作都有法可依，规范推进，使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发展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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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产业化管理论文范文第2篇
加大对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发展的扶持力度，促进少数民族和民族聚居地区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科学发展，是郑州市民族工作中一项常抓不懈的重要内容。近年来，郑州市坚持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通过强化组织保障，完善机制措施，使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在发展中巩固了和谐稳定的局面，在和谐稳定中更好地实现了全面科学发展。
一是强化了民族团结组织机制，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市委、市政府始终高度重视民族工作，做到“三给一加强”，即给位置、给政策、给经费，切实加强对民族工作的领导。郑州市财政将少数民族补助经费由原来的50万元提高到100万元，县(市、区)级财政设立了少数民族发展资金。今年，市委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民族工作的意见》，为加强新形势下的民族工作提供了政策依据，并对进一步加快少数民族聚居区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具体措施。
二是开展了民族工作“三进六争创”活动。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营造稳定和谐的发展环境。为更好地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今年年初，结合郑州市民族团结的形势和民族工作实际，市政府下发了《关于在全市开展民族团结“三进六争创”活动的通知》。“三进”，即民族工作进社区或村、进企业、进学校。“六争创”，即争创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县市区、乡镇或街道、村或社区、单位、家庭和个人。“三进六争创”促进了全市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与交融。为更好地维护团结和谐的局面，实现矛盾纠纷从源头得到排查化解，建立健全了市、县、乡镇、村四级民族工作网络组织，成立了165个民族宗教工作领导小组、881个村管小组和88个民族团结进步促进会，有76个民族村与周边147个汉族村结为友好村。通过这些活动的开展，少数民族群众充分认识到和谐团结对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一心投入到推动经济发展上来，为确保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稳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三是开展了“结对子”活动，切实为少数民族贫困村解困。充分发挥市民族委员单位的职能部门作用，22个民族委员单位和市民委一起结对帮扶23个少数民族贫困村，帮助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发展，支持少数民族聚居村发展。2007年以来，各民族委员单位结合当地实际，从提供项目资金和技术支持人手，帮助民族村解决了一大批交通、水利、电力、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等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共为民族村落实帮扶项目51个，投放资金584万元，为困难群众发放慰问金、物资价值约20万元，办实事、好事57件。结对帮扶工作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受到了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的广泛赞誉。
四是加强了技术技能等培训，提高了少数民族群众致富创业的能力。近几年，共为基层少数民族群众举办养殖种植、园艺机修、果树栽培、食品烹饪等实用技术培训班30多期，参训少数民族群众达4200人次，大大增强了少数民族群众致富创业的能力和本领。积极扶持少数民族企业和民族用品生产企业加快发展。帮助郑州天方集团有限公司、郑州三棉有限责任公司成功申报为“十一五”期间全国少数民族特需商品定点生产企业。2009年，仅三棉公司就享受贴息贷款1.3亿元，全年贷款贴息补助近400万元，为民族企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加强对少数民族村干部的市场经营、项目管理、农业产业化及农产品深加工等实用技术的培训力度，培养了一大批能够带领少数民族群众致富的民族村干部，促进了民族村集体经济实力的发展壮大。
五是加大了政府扶持力度。有力地推动了民族村和民族聚居区的全面发展。几年来，积极争取协调各类扶持资金3000多万元，投入到少数民族村最需要的基础设施项目中，让少数民族群众得到了实惠。与教育部门结合，在全市开展了对民族学校“1+1帮扶”活动，帮助民族学校加大师资培训力度，增强师资力量，有效地提高了民族学校的办学质量和管理档次。共协调资金203万元，帮助10所民族学校修建了高标准的教学楼，帮助4所民族学校建起了多媒体教室，为3所民族学校更换了教学设备，添置了图书资料。拨出专款，举办郑州市少数民族书画家联谊活动和郑州市少数民族书画展，展示我市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的优秀成果。全市有30多所大中专院校、寄宿制学校和9个市级医疗机构设立了清真食堂或清真灶。投资300多万元建立了“郑州市回族殡葬服务中心”，投资40多万元对回民公墓进行修缮，更新了殡葬车辆，提高了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受到少数民族群众的一致好评。今年，在对全市民族聚居村基础设施情况进行了专门调查的基础上，经过实地考察和反复论证，从项目库中筛选出修路和饮水配套等9个扶持项目上报省财政厅和省民委，争取资金252万元。市民委本级积极下拨少数民族发展资金，帮助荥阳市乔楼镇东郭回民小学建新校舍，帮助荥阳市金寨回族乡中心小学更换电教室电脑，帮助新郑市新店镇欧阳寺村修路，解决了部分民族地方急需解决的难题。
农业产业化管理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 农业产业集群是一种新型的产业组织形式和经济发展模式。结合江西省农业发展的实际情况，以挖掘特色、增强联动、加大宣传为内生路径，以加强与国际市场链接和借力提升为外延路径，从内、外两个方面探讨江西省农业产业集群的发展路径，并提出了实现江西省农业产业集群发展路径的保障体系。
关键词 江西省;农业产业集群;内生路径;外延路径;保障体系
农业产业集群是由农业内各竞争性企业以及与这些企业互动关联的合作企业、专业化供应商、服务供应商、相关产业厂商和相关机构（如大学、科研机构、制定标准的机构以及产业公会等）聚集在某特定地域的现象，是一种新型的产业组织形式和经济发展模式。江西省作为一个农业比重较大的省份，一直以来都在发展现代农业、实现农业强省的道路上不断探索，也很重视农业产业集群的发展。2014年，江西省农业厅和江西省发改委联合印发了《江西省农业产业集群发展规划（2014—2020年）》，2015年又提出了《关于推进农业产业集群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发展农业产业集群是推动江西省农业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江西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也把农业产业集群培育工程列为江西省农业现代化建设主要工程。基于此，对江西省农业产业集群发展路径进行探讨，以期为江西省农业经济发展提供参考。
1 江西省农业产业集群发展概况
江西省地处长江中游南岸，面积为16.69万平方千米，东邻浙江省、福建省，南连广东省，西接湖南省，北毗湖北省、安徽省，农村地域广、农民人口多。当地气候条件优越，全年光照充足，雨量充沛;全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为当地水产业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土地资源丰富，全省耕地面积约308.6万公顷，是江南的“鱼米之乡”。近年来，江西省利用自身的地理区位优势和自然资源优势，形成了75个农业产业集群，包括14个粮油种植及加工、水稻制种产业集群，20个经济作物产业集群，9个林业产业集群，21个畜牧业产业集群和11个渔业产业集群，其中优势较明显的是以稻谷为主的粮食加工业，以油菜籽、油茶籽为主的食用油加工业，以柑橘为主的水果加工业，以猪肉为主的肉类加工业以及淡水产品加工业等5个产业。但总体来看，江西省农业发展水平并不高，2019年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为3 481.3亿元，仅居全国第18位，农业竞争力不强，农业产业集群整体规模仍然偏小，无论从速度、规模和效益水平上来讲都比较低，发展后劲不足。
2 江西省农业产业集群的发展路径
相对于工业产业集群，农业产业集群具有更强的地理资源环境特征，不同区域的农业发展方向与重点不同。江西省农业产业集群的发展任重而道远，应根据当地农业发展的实际情况，一方面全面挖掘集群内地缘和业缘等内生因素，整合内部资源，推动集群内农业产业化联合;另一方面建立集群内企业与国际市场链接的产业发展机制，有效利用外部资源，使其为本集群发展服务，通过内外路径相结合，形成推动全省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有机体，见下图1。
2.1 江西省农业产业集群发展的内生路径
2.1.1 利用资源禀赋，挖掘特色农产品
农业发展，产出是根本。各地区的农业资源禀赋差异是农业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的内在诱因，而特色农产品的集聚种养是农业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的基本条件[1]。江西省有很多由本地水土资源和气候环境孕育出来的农产品，具有独特的口感及良好的品质，如赣南脐橙、泰和乌鸡、广昌白莲等。国家《特色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2013—2020年）》也将江西省的藠头、竹笋、绿茶、苎麻、鳜鱼、长吻鮠等20种农产品列入其中。针对自身得天独厚的农业资源优势，江西省应继续挖掘集群内的特色品种，在准确把握市场需求和充分考量其经济价值的前提下，做好特色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提高农户种养殖的积极性。
2.1.2 培育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增强产业联动力
相对于我国发达地区来说，江西省农村劳动力较多、水电资源较丰富，农产品加工企业有着原料、劳动力、水电等生产要素价格较低的优势，但目前在江西省农业产业集群中，农产品的生产绝大多数还是以简单的初级加工为主，从事产品精深加工的企业相对较少，而且加工出来的农产品普遍附加值较低，缺乏科技含量，竞争力不足。所以，应加强产业链上企业间的协同合作，提升农业整体素质和效益[2]。作为首个全国绿色有机农产品示范基地试点省，江西省应以发展绿色食品产业链为契机，强化产前、产中、产后三者的联系，通过建立利益联结机制将种植采捕、收购、粗加工、深加工及周边服务产业相结合，实现链条式发展。1）应重点培育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联合体，发挥龙头企业集聚带动效应，促进更多关联企业、配套企业向优势区域集聚，走多层次加工转化增值路子，拉长产业链条，提高农产品附加值[1]。2）要学习荷兰花卉产业的精细专业化分工发展模式，培养一批“专特精新”中小企业，以完善加工增值链。3）大力推进农业科技园区建设，加强园区内农业集群各主体之间、集群与区域外经济主体之间生产、贸易、技术等信息的搜集、交流和合作，实现全产业链运营，并联动第二产业，辐射第三产业。
2.1.3 扩大宣传，搞好产销对接
目前，江西省已认证的“三品一标”共有6 554个，数量位居全国前列，其中34.21%为有机农产品，12.13%为绿色农产品，52.11%为无公害农产品，已取得农产品地理标志的占1.55%。许多农产品口感好、品相佳，但由于宣传推广力度不足，知名度不高，甚至难以走出江西省。因此，可以根据全省农产品种类、生长区域及特点等，整理编辑《江西特色农产品导览》，加强对外宣传效果。另外，还要做好国内外市场调研工作，通过开展或参加各种类型农产品博览会、展销会、交易会等，把江西省的特色农产品推介出去。此外，对外积极签署产销合作、基地共建、生產订单等协议，使集群内外向型企业将拿到的全球订单分包给集群中其他企业，通过产业链上的分工协作，从整体上实现产销对接，提高销售规模。
2.2 江西省农业产业集群发展的外延路径
2.2.1 扩大出口，促使农产品“走出去”
我国是农产品出口大国，而农业产值占全国总产值5%左右的江西省历年来农产品出口占比不到1%。2019年，江西省农产品出口仅占全国的0.68%，当地农产品走出国门的步伐急需加快。农业产业集群内的企业是江西农产品出口的主力军，必须努力提高集群内农产品的出口水平，充分发挥国际市场对江西省农业产业化的拉动作用。1）应为省内优质特色农产品出口提供更为优越的条件。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冷链运输能力，完善仓储设施，努力打造立体式口岸物流体系，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2）加强农产品电商平台建设，扩大销售渠道[3]。赣农宝是江西省权威的农产品电商平台，汇集了全省各类名特优新农产品，应制定优惠政策鼓励更多店铺和产品加入到赣农宝中去，并通过加强与我国国际经贸合作网站的链接工作发展跨境电商，使省内农产品处于更加开放的市场空间，让国外企业及消费者能通过信息应用平台获取到产品供应信息，并通过B2B、B2C、C2C等方式实现江西省农产品扩大出口。3）要多元化开辟农产品出口市场。长期以来，江西省农产品出口主要集中分布在亚洲地区，市场过度集中，极易受进口国需求波动和贸易政策的影响。所以，江西省应抓住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发展契机，鼓励集群内企业广泛开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市场，充分利用这些国家的农业资源和市场，培育江西省参与农业国际合作竞争的新优势。4）江西农产品行业协会还应充分发挥其市场预警功能，密切注意目标市场的农产品标准和政策变化情况及对企业的影响，适时提醒企业调整出口策略，以保证产品出口的连续性。
2.2.2 借助外商与外资力量，提升自身国际竞争力
成熟的地方产业集群都是一个高度开放的经济系统，江西省农业产业集群内企业可在开放的环境下，借助外商与外资的力量，获得技术进步的机会，从而提升自身国际竞争力。一方面，国外进口商在订单中对农产品质量和加工工艺的要求可以映射出当地市场需求，集群内外向型企业应利用此机会加强对国际市场需求情况的研究和总结工作，据此制定提高自身农产品生产水平的改进策略，完善自身的产品生产线，加速技术进步。另一方面，外商投资企业有时会将其所掌握的世界先进技术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转移到被投资的领域，因此外商直接投资是企业获得技术提升的较好机会。但江西省农业利用外资规模普遍偏低，2019年江西省实际利用外资135.79亿美元，其中农林牧渔业实际使用外资6.4亿美元，占比仅为4.71%。因此，应对此加以调整，通过制定优惠政策促使农业领域吸引外商投资，使集群内企业可以借助外部优势获取有价值的信息和技术，通过技术溢出效应给企业带来外部经济效益，从而促进农产品升级、企业技术进步及资源有效配置，加快江西省农业产业集群发展。
3 实现江西省农业产业集群发展路径的保障体系
3.1 产品质量是农业产业集群发展的根本保障
提高产品质量是提升产品竞争力的重要措施。但是，江西省许多农产品的品质标准达不到发达国家的市场要求。因此，江西省一方面应努力向国际标准看齐，狠抓产品质量，注重良种引进，引导农户合理种养，科学管理，通过标准化生产从总体上提高土地利用程度、管理精细化程度以及产出质量。另一方面，要加强农产品质量监督管理，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4]。充分利用江西省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平台网站为农产品建立“身份证”制度，实现产地环境、农业投入品、农事生产过程、质量检测、加工储运等质量安全关键环节全程可追溯，有效保证农产品质量水平，打造江西农产品质量安全名片，从而提升当地农产品竞争力。
3.2 政策和资金是农业产业集群发展的切实保障
产业集群的发展离不开政策和资金的支持。一方面，政府可通过在信贷、利率、税收、国内外融资等方面制订一系列优惠政策，形成投资农业的引导力和吸引力，保证满足农业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需要。另一方面，要多途径、多方式筹集资金，加大对集群内农业及相关产业的投资力度[4]。针对江西省地方财力不足、农民自筹资金较少的情况，可充分发挥“财政惠农信贷通”和政策性农业信贷担保作用，引导金融机构对集群内企业给予贷款支持。还可考虑建立农业产业投资基金，通过发行债券、股票等筹资，把部分城市居民手中分散的资金集中起来，汇小成大，直接转化为发展农业的资本，以缓解农业产业集群发展资金紧缺问题。
3.3 技术研发是农业产业集群发展的动力保障
以资源禀赋形成的比较优势并不能持久，江西省农产品的产出效率还比较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业产业集群的发展，必须依靠科技提升竞争力。以色列的国土面积只有1.49万平方千米，而且有一半处在沙漠中，水域率仅有2%，但其农业发展却处于国际前列，这与其一直高度重视农业技术研发是分不开的。因此，江西省必须加大技术研发和推广工作，以提高农业产出水平，为农业产业集群的发展提供动力。
3.3.1 应全面提高农业科技研发水平
可充分发挥省内现有各类各级农业科研单位、科研院校的作用，建立技术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等，研发各种先进技术，不断改良农业生产机械化水平，提高单位产出率，改良种子以及播种方式等，改进农产品品质。鼓励产业集群内设立创新中心，组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抓好创新型企业试点，自主研发的同时，在与全球农业产业链接的过程中积极主动学习国际先进技术，并加以消化吸收。
3.3.2 设立科技中介机构，提供全方位服务
科研成果只有转化为生产力才有意义和价值。可在各地广泛设立技术推广站，大力推广农业新技术，促使科技转化为农业实际成果。随着我国农业农村部推进信息进村入户工程不断深入，目前江西省农村已建成7 177家益农信息社，可通过这一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实现农业科技推广。科技中介机构还要不断收集汇总农业产业集群内部的技术需求，搜寻各类科技资源专家，帮助解决技术难题，为产学研合作穿针引线。
3.3.3 应全面提高集群内人员素质
可通过提供丰厚待遇、充足发展空间等人才政策留住、吸引为江西省经济发展、产业集聚出谋划策的人才;建立校企联合培养人才的新机制，促进专业型、创新型、应用型和技能型人才培养;加强对集群内人员的教育培训力度，鼓励企业加入全国农产品加工产业发展联盟，派员参加科技创新推广活动，通过针对性学习新的知识和技术，提高企业生产操作技能和经营管理水平[3]。
3.4 风险管理是农业产业集群发展的止损保障
农业发展过程中容易遇到3类风险，即自然灾害风险、市场风险以及商业风险。农业生产大多“靠天吃饭”，农业产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年自然条件能否满足农业生产需要。政府应在江西省各地建立农业指挥调度中心，对百县百园、重点物联网企业生产实景、灾情实况以及作物长势等进行实时察看、会商和诊断，为农业部门掌握实况、科学决策、工作调度提供直观依据，支持和鼓励科研对抗灾技术的开发研究，帮助农户提高防灾抗灾能力。推行农业保险，使投保人在遭受灾害后能得到经济补偿，从而提高从事农业生产人员的信心。对于市场价格波动，可建立市场风险基金，在农产品价格下跌时，对集群内企业采取保护价收购、价外补贴等，以稳定生产，弱化市场风险的影响。对于销售经营中的商业风险，可通过投保出口信用保险、卖方利益险来保证自身利益，还可采用信用证、银行保函、第三方托管等方式收款，以利用第三方（如银行、律师事务所等）的信用来保障收款安全，建立全面的农业风险保障机制，促进农业产业集群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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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赵中正）
农业产业化管理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我国农业物流成本高、效率低，其主要原因是物流基础设施和物流建设发展缓慢，缺少先进的物流模式。文章指出物流在促进农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分析农产品物流中存在的问题，同时介绍了国外农业的物流经验，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农业物流经济发展战略。
[关键词]分享经济；农业物流改革；农业经济；促进作用
[DOI]10.13939/j.cnki.zgsc.2016.32.040
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农业在温饱需求的基础上有了更高的要求，转向营养更丰富的阶段。合理的逻辑模型不仅将改善现有的农产品供应链，实现农产品物流的成本效益，还有助于市场与中国农业的国际化，因此，农业物流的改革方式刻不容缓。
1 当前经济背景下我国农业物流改革现状
中国的农业生产面积不断增加。2011年粮食种植面积为700000公顷，比去年同期增加11057公顷，粮食为58957吨年产量，比上年同期增加1836吨，同比增长3.2%。农产品收获后，很多农业必须通过运输以达到销售，可由于运输条件、交通等所限，从而大大提高了交通费用，货运损坏率仍然很高。在中国，物流果品运费和蔬菜等农产品达25%的伤害，累计达100万吨的损失，而美国货损率只有2%。按每公斤1美元的比例计算，也有高达数千万元的经济损失。
2 我国当前农业物流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2.1 仓储、运输环节冷冻、保鲜技术差，且物流成本较高
农产品物流都是根块类农业，占所有水果和蔬菜的50%，肉、鱼、蛋、奶等易腐的新鲜食品占25%，应采取冻结新措施。中国有着广泛的农业大市，因此流动性也很重要，根据供应链的实际情况，多数自然农产品通过物流能够正常运转。由于物流基础设施因素，超过存储区域的80%的新鲜食品保持在正常温度。具体原因是：①缺乏专用车辆和运输工具，新鲜食品冷冻设备和制冷技术差。②缺乏专用存储，尤其是冷库，冷库建设是非常有限的。据统计，在32%～25%，果蔬采摘、配送、仓储和物流环节的损耗是中国每年产后的粮食流通的12%～15%损失。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的农业物流成本已成为制约农业物流的重要因素，对农业经济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2.2 我国农业在物流环节未得到有效增值
在我国农业生产环节的比例方面，应有更大发展，而农产品收获后处理，对交通方面的建设不够上心，而且也没有投入大部分资金。如果在生产、加工以及贩卖农产品的过程中能够严谨些，将这些流程有机统一起来，促进一体化产业链的形成，那么对于农产品附加值的提高也是极有益处的，同时也能够增加农产品所带来的收益。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在一些发达国家，农业在整个供应链将得到的物流增值3～4倍，在中国的农业附加值只有1或略高。在其他国家，收获、加工、储存、运输后产值增加3.8倍，而我国水果增值只有1～1.8倍的比例：我们的蔬菜只有1%达到销售，物流和仓储少于20%的存储架，以及处理和蔬菜的包装，都低于10%。
2.3 未能充分发挥农业物流中介组织的作用
通过物流中介能够有效促进农业产业化。从全球范围来看，荷兰合作社提供销售市场的75%～95%为自己的蔬菜，日本的蔬菜也由农业研究所集中竞价销售统一生产流程，上市是采取分散化，它的产品的70%以上是批发和零售业直接过渡。我国农机合作社的基础差，在20世纪80年代萌发，在20世纪90年代真正开始，比发达国家的时间短很多，发展规模小。
3 依托农业物流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的对策
3.1 应进一步加大冷链农业物流技术投入
农业本身具有一定的活动性，尤其是肉、蛋、奶、鱼和其他十分容易腐烂的农产品，必须要在运输过程中格外重视，加大对一些制冷设备的投资力度，比如冷藏车，以及在仓库里面按照制冷设备。确保农产品消费市场保鲜质量控制。只有物流技术，提高冷链物流农业投资，才能够有效实现农业更好更快地发展。我们广泛的农业、庞大的生产、运输困难、易腐产品，也是受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影响，季节性，带有明显的地域特色，相对其他产品来说稳定性不是太好。所以，要想保证农业物流体系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必须采用其他方面冷供应链的集成技术。所以，只有做好了冷链物流工作，才能在最大限度上促进我国农业经济的持续发展，
3.2 逐步完善物流各环节，进一步提高农业物流的增值能力
农业供应链包括产品加工、包装、组装、运输、仓储、配送等多个环节，如果只开展增值产品的一些部分，很少有成效，但是，如果物流链在一起，提高农业创意附加值的各个方面，加强增值农业，有利于扩大公司的利润空间。因此，为了提高附加值农业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第一步，在对其进行加工的过程中，要注重加工质量和水平，保证出口的农产品能卖出较高的价格。采取合适的农业经营模式实行产业化经营，对一些主要类型的生产实行有针对性的投资和生产出口服务，收购协议签署后，制定长期稳定的合作联盟，之前，必须与农民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实现双赢。其次，提高附加值农业的供应运输环节。大量数据表明，中国物流的农业损失率相较之发达国家要高出很多，尤其对于一些容易腐烂的产品来说，损失率就更高了，甚至已经超过了一多半。所以，在对农产品进行出口运输时，应根据货物，及时、准确、保质保量的安全性，成本效益的原则，交通运输方面也要结合实际情况科学布局，尽量挑选一些比较平坦的道路，使得农产品运输过程中经手环节能够减少，用于物流的投入资金也会得到有效减少。
3.3 充分发挥物流中介组织的重要作用
虽然在中国有大范围的耕地，但是农民的人口数量更多，人多地少成为当下十分棘手的一个难题，假设农民进入农产品市场的形式过于单一，那么在对市场形势知之甚少的情况下就很有可能造成交易方面陷入困境，而且谈判的水平也不高，要想聘请中介监督又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使得农民面临更大的风险，交易成本也会更高，这样就严重阻碍了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因此，为了使得市场小农户的困境得到有效处理，农业协会的中介组织首先要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整个物流过程中所承担的责任，通过自身智能的充分发挥，达到为小农户开辟出一条进入市场的捷径，同时也能使其组织化程度得到提升。首先，对于农民协会的建立要在进行鼓励的同时，可制定相应的优惠政策，予以支持。目前来看中国的农业经济是有一个很大的增长的，农村建设也呈现出焕然一新的面貌，然而从我国整体来说，在目前复杂多变的市场经济形势下，农民的地位依然十分不利，尤其是收购市场上的信息获取的速度慢且不全面，没有高超的谈判水平，市场开发也不尽如人意，这些都为农民在市场经济上立足带来巨大的困难。
要想保证我国农业经济的平稳持续发展，就必须要重视中国农业物流改革工作。文中对我国目前农业物流发展的情况以及趋势进行了大概的分析，并总结了要想促进农业物流的改革，就需要对国外的先进经验进行借鉴，同时提出了一种基于一个农业的发展与物流相关的农业措施，使农业物流得以迅速发展。当农业物流的现状得以改善，农业分配制度得以完善，农业物流的价值能够得以发挥，农业经济的优势才能最大限度上凸显出来，改善农民的生活质量，然后达到我国农业经济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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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产业化管理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 本文在对宕昌县优质农产品资源比较优势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宕昌县实现农产品产业化经营应采取的对策，即依靠科技，培育区域产业支柱；大力兴办具有高附加值的龙头企业，开展农副产品加工；大力发展各类农牧产品的营销及中介组织。
关键词 农业产业化 资源优势 对策
农业产业化，就是把农业向其它相关产业扩散、延伸、结合，不断延长农业产业链。农业产业化经营是提高农业比较效益、增加农民收入、解决小规模经营与大市场矛盾的有效途径，是农村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创新和突破。笔者在对宕昌县优质农产品资源比较优势分析的基础上，参考发达地区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成功经验，就推动宕昌县农业产业化经营问题提出相应对策。
一、宕昌县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农产品资源优势
宕昌县位于甘肃省东南部，陇南地区西北部，地处秦巴山地和青藏高原东缘交汇地带，县域内亚热带、暖温带、高寒气候互相交错，高山、河谷、丘陵相间，层次分明的气候特征和复杂独特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宕昌县生态类型的多样性，区域性名优土特产品资源丰富。经过多年的发展，目前县内已形成了一批初具规模，并具有一定市场竞争力与发展潜力的优质农产品。包括中药材、蚕豆、马铃薯、蔬菜、花椒、畜牧养殖等。
理川、哈达铺镇所产的“岷归”和竹院、韩院乡所产的“铨水大黄”享誉国内外；马铃薯个大、质优，淀粉含量高，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优势，常年播种面积6 000 hm2左右，年产优质商品薯5万～6万t；官亭、化马、沙湾、新寨等乡（镇）所产“大红袍”花椒状如莲花、籽轻粒大、皮红肉黄、醇香味浓，属调味之上品，驰名陕、甘、宁、青、川各地；“二红椒”营养丰富、香味膻醇、麻酥可口，畅销宁夏及省内甘南、临夏州一带。花儿坡、八马、滩子等牧场产草量大，牧草品质优良，适口性强，具有发展畜牧业得天独厚的条件。
二、推进宕昌县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对策
（一）依靠科技，培育区域产业支柱
根据全县各区域中药材、蚕豆、马铃薯、蔬菜、花椒、畜牧养殖等支柱产业生产实际，按照“资源起步、规模开发、分类指导、区域突破”的原则，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和品种优势，依靠科技搞开发，全面提高农产品质量，逐步培育区域性支柱产业，形成几个具有区域特色的农产品基地。
在哈达铺、理川镇高寒冷凉区，应适当压缩小麦播种面积，把发展马铃薯、蚕豆和中药材生产作为当前作物结构调整的重点，政府应在在财力、技术、政策上给予一定倾斜，使该区域成为全县乃至陇南马铃薯、蚕豆和优质中药材生产基地。
沙湾镇要着重抓好洋葱、辣椒等传统区域优势明显的蔬菜，在生产中要引进高产、优质、抗病品种，不断提高技术含量，同时要重点推广粮菜间、套、复种技术。牛家乡要扩大蒜苗、蒜薹、大蒜等春播“三蒜”生产。城关镇旧城坝、何家堡乡白水川、甘江头乡谢家坝要依靠增加科技投入，大力推广滴灌、二氧化碳施肥、嫁接、病虫害防治等农业新技术，努力提高现有温室生产的科技含量。
临江铺、甘江头、官亭、秦峪、化马、沙湾、新寨等7乡（镇）河谷及半山区 是全县重要花椒产区，在花椒生产上应着重加强肥水管理、合理整形修剪，大力开展嫁接换优，狠抓花椒天牛、吉丁虫、介壳虫和流胶病的防治，全面提高生产水平。
八力、车拉、南河、沙湾等4乡（镇）具有较大草原面积，应充分发挥天然草场优势，利用现有畜牧业基础，实行家庭经营与规模经营相结合的方针，开展科学饲养。要重视草原保护，加大草原监管力度，搞好草场租赁、拍卖试点，开展牧草改良。在畜禽养殖方面，要不断引进良种畜禽，加强冻配点建设，推广快速育肥技术，搞好疫情防治。在县内其余乡镇应抓好猪、鸡、兔的规模养殖，适当开展肉狗、肉牛及其它特种畜禽养殖，积极推广暖棚养殖。
（二）大办兴办一系列具有高附加值的龙头企业，开展农副产品加工
宕昌县科技文化落后、工业基础薄弱，乡镇企业发展缓慢，全县除有几家简单的中药材、马铃薯粗加工企业外，还没有一个具有高附加值的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许多农产品得不到充分利用，产品缺乏系列开发和精、深加工，只能以原材料的形式被出售，经济效益低下。走农业产业化发展道路，就要围绕区域生产基地和优质农产品资源，积极引进技术、设备、人才，引入现代企业运作机制，采取民办、企业联办、联营、合资及股份制等多种形式，兴办一系列具有较强辐射功能的农副产品龙头加工企业，进行农产品系列开发加工，使产业链条不断延伸，形成市场牵龙头、龙头带基地、基地连农户的联动效应，实行产加销一条龙、贸工农一体化产业经营格局。
（三）大力发展各类农牧产品的营销及中介组织
宕昌县地处内陆，远离大中城市，境内山大沟深，交通不便，信息不灵，农产品市场销售是产业化发展的“瓶颈”。发展产业化农业就必须改变重生产、轻流通和重事后总结、轻产前信息引导的思维方式与工作方法，要面对国内外统一大市场，注重市场销售。应组织农产品销售、贩运大户和推销队伍，沟通生产基地与销售市场的联系渠道，不断开拓外部市场，这是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重要环节。尤其是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应把农产品市场销售和生产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去对待，用市场杠杆引导农民调整产业结构。
三、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要从宕昌县的实际出发，依托中药材、蚕豆、马铃薯、蔬菜、林果、畜牧业等具有一定比较优势的农产品，充分发挥资源优势，依靠科技进步，实现由粗放经营向集约化经营的转变，把农户分散生产与市场密切连接起来，重视农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走贸工农一体化的产业化经营道路，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商品优势和经济优势，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宕昌县农业产业化的快速、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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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产业化管理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SWOT分析是常用的战略分析方法，为了探讨贫困地区农业产业化的持续发展，笔者以山西省贫困地区为例，对农业产业化面临的内部优势、劣势、外部机会和威胁进行SWOT分析，认为就山西省贫困地区而言，进取性战略是其最佳选择。
关键词：SWOT分析；贫困地区；农业产业化
SWOT分析是一种最为常用的战略分析方法，指的是对企业面临的优势(Strengths)、劣势(Weaknesses)、机会(Oppor-tunities)和威胁(Threats)的分析。其理论基础是有效的战略能够最大程度的利用企业资源优势和环境机会，同时使企业弱势和外部威胁的作用降至最低。已有大量文献运用该方法对不同企业、不同行业进行分析，但很少有人用来分析贫困地区的农业产业化。贫困地区农业产业化由于所处环境的资源、经济等条件与其他地区不同，因此，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就有一定的特殊性，而且发展对策也应有区域特点。笔者试图以山西省贫困地区对象，对其农业产业化发展进行SWOT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策建议。
一、山西贫困地区农业产业化基本情况
2001年山西省根据《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的精神，重新确定了35个县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对未列入国家级贫困县的原有其他17个贫困县，省里将继续给予适当扶持，扶持的重点是这些县中的贫困村。因此，目前山西省国家级、省级两个层次的贫困县共有52个(赵俊超，2005)，主要分布在吕梁山区、太行山区及晋北地区。
进入新世纪以来，山西省坚持开发式扶贫方针，以整村推进、产业开发、劳动力转移培训、扶贫移民为重点，积极开展扶贫工作。其中，产业化开发式扶贫，主要是围绕贫困地区的资源优势，推广“龙头企业联基地、基地带农户”的农业产业化模式，促进贫困地区调整农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
山西省贫困地区现有近300个农产品加工企业，省扶贫办根据企业的发展潜力，筛选出120个企业作为省级扶贫龙头企业予以扶持。因此，山西省的每个贫困县基本都有1～2个带动当地产业发展的龙头企业。其中14家经济效益较好、带动辐射能力强的企业，在2005年被列入国家级扶贫龙头企业，享受贷款贴息的扶持政策。这些企业主要涉及四大农业产业：一是以晋北高寒冷凉山区草食畜为主的畜产品业；二是东西两山的干果小杂粮产业；三是以沿黄丘陵地区红枣、晋南山区水果为主的经济林产业；四是中草药业。
二、贫困地区农业产业化的SWOT分析
(一)内部优势(strengths)分析
1 自然资源禀赋优势明显。山西与农业发展相关的自然资源比较丰富，首先是草地资源丰富，分布范围广，草地类型多样，非常适合畜牧业的发展。而山西北部的贫困县基本都具备这种草地和放牧地的资源优势。其次，具有生产小杂粮的自然条件优势，山西南北跨度大，境内山地、丘陵、平川、盆地错落分布，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的复杂性决定了粮食品种多而杂，素有“小杂粮王国”之称。小杂粮大多种植在山区，而这些地区基本都是贫困县所在地，因此是贫困地区的资源优势。第三，山区中药材资源丰富，药用植物广泛分布于全省丘陵山地，目前已知的有1000多种，在国内享有盛誉的约十多种。山西贫困地区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土地贫瘠，不适合大宗粮食作物，贫困地区在农业生产中应扬长避短，积极发展当地特色农业。
2 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突出。贫困地区的工业和服务业都很落后，所能提供的就业机会非常有限，因此农村未就业劳动力特别丰富。据估计，山西省贫困县中农村富余劳动力约50万人。除了部分劳动力以外出打工形式实现就业外，还有大量剩余劳动力，特别是青年妇女劳动力，他们的就业机会成本很低，而农业产业化生产中存在季节性变化，这可以通过短期雇佣形式解决问题，因此，贫困地区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很明显。
3 产品区位特色突出。由于特殊的地理和气候，某一地区的产品要比其他地区的同类产品有更优的品质，形成当地的特色产品、优势产品。山西许多贫困县域就具有生产特色产品的条件，很多产品在全国位居前列，比如沁州黄小米、山阴莜麦、晋西北大豆、柳林红枣等产品在同类产品中有较高的声誉。
(二)内部劣势(Weaknesses)分析
1 经济基础薄弱。贫困地区农业基础设施比较落后，水利设施年久失修，大中型农业机械拥有量不高，因此，农业生产条件差、生产力水平低，农民生产规模小，直接造成了市场信息滞后、当地原料供给能力不强、产品输出成本较高等不利局面。另外，由于经济发达程度低，当地市场需求规模也不大，这就从产前、产后两个环节上制约了农业产业化的发展。
2 农民思想观念落后，人力资源缺乏。人口素质低是贫困地区深层的贫困，在一个文盲率较高或文化水平较低的地区，温饱可能是生活中最主要的考虑。大量低素质的人口，必然影响人们对现代生产技术的承受能力，而且商品意识差，市场观念、信息观念、效益观念、法制观念都比较淡薄。由于当地劳动者的文化水平普遍偏低，而外部人才又不愿意到贫困地区去，因此，企业发展面临人才资源约束，直接影响到农业企业的发展。
3 企业生产规模小，竞争能力不强。贫困地区农业企业发展历史较短，自身积累薄弱，加之资金、技术等制约，因此生产规模偏小，而且生产多数停留在粗放型、小作坊式的层次上，加工产品主要集中在价值链的低端，市场影响力很小，这就决定了企业的竞争能力低下，市场覆盖范围较小，从而赢利能力也不强，持续发展的后劲比较欠缺。没有强大的企业做龙头的话，农业产业化发展规模的扩大、经营层次的提高就不易实现。发达农业省份的实践已经证明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提升与壮大，龙头企业是关键。
4 资金短缺、创新能力不强。如果贫困地区的龙头企业要担当帮助本地农民增加收入、减缓贫困的部分社会责任，那么，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经营能力是前提，但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资金短缺。贫困地区政府基本都是吃饭财政，很难保证对农业产业化进行资金投入。银行在外部竞争激烈的背景下，越来越注重贷款质量，而农业投资收益低、风险大，造成银行对农业的借贷。企业在资金缺乏的情况下，对产品创新、市场开拓方面的投入势必更低，从而很容易进入恶性循环中。
(三)外部机遇(Opportunities)分析
1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新农村建设。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在这一目标下，中央一再强调“三农”问题的重要性，2004年和2005年连续两个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大农业支持力度政策，2005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又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政策。这些政策与战略的出台无不标志着中国政府对农村和农业的态度正在向“多予少取”的方向发展。为了落实
这些政策，国家加大了财政支农资金的投入，为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和社会空间。广大农民从这些政策中得到了比较多的经济和福利实惠，贫困农民从许多农村政策，特别是针对贫困问题的农村政策中获得好处，如退耕还林政策、教育“两免一补”政策、计划生育奖励政策等。
2 国家扶贫政策的调整。我国从1986年开始大规模扶贫以来，取得了巨大成就。进入新世纪后，随着贫困人口的减少和分散所带来的扶贫形势的变化，中国政府在2001年颁布实施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新的扶贫方式有三个重点：一是整村推进，努力改变生产生活条件；二是贫困劳动力转移培训，努力提高贫困人口的综合素质；三是产业化扶贫，带动贫困地区调整产业结构，增强经济发展活力。产业化扶贫的内容包括确立主导产业，建立生产基地；提供优惠政策，扶持龙头企业；探讨运行机制，实现农户和企业的双赢等。对扶贫龙头企业的支持政策包括信贷扶贫政策、财政扶持政策和税收优惠政策。
3 省级政府经济发展政策的重视。山西省政府在实施“扶贫纲要”的过程中，用于产业扶贫的资金7000多万元，分别用于农产品加工企业贷款贴息、加工企业原料生产基地建设，扶持了近400个种植业和养殖业基地，带动农户10多万农户。山西省政府在“十一五”期间将继续加大对产业化扶贫的投入力度，提高贴息水平，试行建立担保基金，除贷款贴息外，再给予一定的启动资金支持。同时，山西省在此期间实施“两区”开发是本省扶贫工作的重点，主要是加快晋西北、太行山革命老区的开发，制定了项目、资金、税收、信贷、土地、人才等一系列扶持政策(山西省“两区”开发领导组，2006)。
4 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健康生活、品质生活的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城乡居民对膳食要求也趋于多样化，食物结构随之出现变化，保健食品、绿色食品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市场需求逐渐增加，为特色产品、绿色产品提供了市场空间。
(四)外部挑战(Threats)分析
1 产品市场竞争激烈。山西贫困地区发展的几个特色农业产品市场，其竞争都比较激烈，特别是乳产品、畜产品、小杂粮等行业。比如，对于在山西北部有发展优势的乳业来说，有伊利、蒙牛、光明、三鹿等国内著名品牌对市场的强势占有，当地的著名品牌古城乳业就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另外，在区域市场内，同类企业产品众多，如国家级贫困县壶关就有两家乳制品企业；小杂粮产品中，仅小米产品就有“汾州香”、“沁州黄”、“檀山黄”、“汾州黄”等让人眼花的几个品牌。这说明了该类产品市场的集中度低，产品同质化程度高。其原因是产品的技术含量较低，新企业进入壁垒低，企业之间的营销方式雷同、市场定位相似，各企业无心或无力进行新产品开发、市场细分等有利于长远发展的创新，竞争主要以低价为手段，不同企业产品的独特性不够突出，品牌价值较低，因此，形成企业众多，但规模偏小的低层次企业群的市场结构。
2 外部环境存在制约因素。贫困地区的宏观环境对企业的发展存在经济、社会、法律等方面的制约因素。因贫困地区经济落后，企业在发展的初期很少能得到当地政府的直接帮助，等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成为当地少有的税收大户时，可能会受到来自不同部门干扰，如果企业处理不好与各部门的关系，那么其经营势必受影响；如果要处理好关系，则企业家既要付出大量的时间精力，也要支付必要的资金成本，这也影响到企业的正常经营。其次，由于我国法律制度不健全、法制意识不强，特别是在贫困地区，法律解决事务效率更低，这制约了市场主体运用法律武器来解决争端或冲突，不利于市场经济发展。
三、贫困地区农业产业化持续发展战略及对策
运用SWOT组合分析方法，针对山西贫困地区农业产业化发展的趋势，“SO”战略(进取性战略)是最佳战略，所谓“SO”战略是指依托内部优势，不断发现外部机会，增强自身实力，创造优势品牌。贫困地区的龙头企业可以依靠当地自然资源优势和劳动力成本，通过“公司＋基地＋农户”或“公司＋合作组织＋农户”的模式，带动更多农户参与农业产业化，扩大生产规模，增加农产品的科技含量，提升产品品牌，实现企业赢利、农户增收的双赢目标。
(一)从企业方面
1 加大引进、培养人才力度。企业实行优惠的政策吸引大专院校的毕业生充实技术、管理、营销专业队伍。但由于贫困地区的吸引力较弱，很少有外部高素质人才愿意来，留住人才也很困难。因此，可行的办法是企业应加强对本土人才的培养，采取包括选送技术人员到相关院所学习进修、请专家对营销人员进行培训、管理人员到现代化企业观摩学习等措施。
2 增强特色产品和绿色产品的优势。贫困地区比较优势突出的是特色产品和绿色产品，因此应积极推进无公害、绿色食品战略。绿色战略是适应时代要求，反映全球消费趋向的战略。农业企业通过实施绿色战略，不仅有利于提高农产品竞争力，扩大农产品的市场份额，还有利于农业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形成及其可持续发展。
3 加强技术引进与创新。企业的新产品开发、技术改造都直接取决于技术水平与创新能力，现代企业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技术创新能力的竞争。但由于贫困地区技术落后，农业企业缺乏直接进行研究、创新的技术基础和资金实力，所以，应依托科研院所进行技术开发与创新，或直接运用科研机构的研究成果，或委托其进行品种改良。除了生产技术外，农业企业也应注重利用信息技术、信息资源，规范生产管理，实现科学决策，提高企业对市场的反应能力，提升企业经营绩效。
4 实施品牌战略。随着消费者品牌意识的增强，农产品品牌竞争日趋激烈，为适应市场需求，农业企业应该着力培育有地域特色和差异性的优质农产品品牌，开发具有竞争力的名牌产品，通过技术创新，加强品牌质量管理；并运用各种营销手段提升品牌知名度、扩大品牌影响范围。
(二)从政府方面
在市场经济不发达的贫困地区，农业企业的发展需要各级政府的支持，包括对基础实施的投资、扶持政策的贯彻执行、相关软环境的优化等。
1 加快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贫困地区由于自然的封闭性与经济开发的相对滞后性，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建设薄弱，特别是交通、通讯比较落后。因此，企业产品运输成本较高、运输时间较长，对易腐农产品的发展极为不利。为了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应加快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道路、网络、大型产品储藏设施等。
2 相关支持政策的实施。如前文所述，党中央制定了一系列惠农政策、扶贫政策，山西省政府也有“两区”开发等扶贫工作重点政策，这些政策必须予以落实才会给农民，包括贫困地区的农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利增进。因此，各级政府的贯彻执行是关键，尤其是涉及到不同部门的政策，更需要高效、廉洁、务实地实施，不应该让企业、农民在享有政策优惠时，付出比所得到的优惠更大的成本，如果这样，就违背了决策者的良好初衷。
3 为企业提供必要的服务。政府可以通过调整原有规定为农业产业化创造一个良好的政策环境，比如，减少对市场的价格管制、实行食品安全标准、部分税率的降低、地方保护的减少等。其次，政府还可以实施培训项目，针对农民进行文化培训、技能培训，以增强农民参与产业化的能力；政府还应该承担农业技术的基础研究，由于这种研究投入高、风险高、社会效益高，所以更适合政府来做。第三，政府应在法律方面给予企业应有的援助，特别是当出现品牌侵权、假冒伪劣产品等侵害企业、消费者的事件时，需要法律高效率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