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论文范文第1篇
摘 要：在研究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霸权兴衰问题时，西方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说正掌握着某种程度的“话语霸权”。但是，肇始于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的学说——新葛兰西学派对国际体系和霸权问题的研究正在获得越来越多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本文将首先梳理西方主流国际政治经济学关于霸权问题的基本观点，在此基础上阐述新葛兰西学派的学者所提到的“历史结构”、“文化领导权”和“制度性权力”等理念，然后结合战后美国霸权的兴衰变迁状况，分析新葛兰西学派对于解读霸权兴衰问题的作用，并揭示其学理意义。
关键词：全球政治经济体系；霸权；新葛兰西学派
文献标识码：A
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国际政治经济学通常被认为长于对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及霸权兴衰问题的研究。长期以来，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说，特别是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掌握着研究这些问题的话语权。不过，一种肇始于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葛兰西(Antonio Gramsel)的学说——新葛兰西学派的影响正日益受到国内学界的重视。新葛兰西学派对于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和霸权问题的分析对于我们分析战后美国霸权的兴衰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首先梳理西方主流国际政治经济学(包括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关于霸权问题的基本观点，在此基础上阐述新葛兰西学派的学者所提到的“历史结构”、“文化领导权”和“制度性权力”等理念，然后结合战后美国霸权的兴衰变迁状况，分析新葛兰西学派对于解读霸权兴衰问题的作用，并揭示其学理意义。
一、关于霸权问题的讨论：主流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观点
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国际政治经济学由于其针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体系中出现的一系列新问题进行解释，特别是对国际货币、国际贸易、跨国投资以及国际秩序等问题的关注和解释，而成为理解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的关键性理论。由于美国霸权在同一时期的兴衰变动，国际政治经济学因此也一直成为理解美国霸权兴衰问题的主要理论。受到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三种理论模式研究的影响，在当时的背景下，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存在着三种研究传统特征的主流国际政治经济学，即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自由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在上述三种类型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起两种重要的理论派别，一是霸权稳定论，二是新重商主义。以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为代表的霸权稳定论者认为，一种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的稳定对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十分有利，而霸权的存在会带来世界政治经济的稳定，因为霸权国愿意为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提供必要的公共物品。但是，由于霸权国需要承担提供开放的贸易制度、稳定的货币体系以及国际安全等公共物品，其付出每种公共物品的边际成本不断增加而边际收益却有不断减少的趋势，加上体系中的其他国家“免费搭车”及新兴国家的崛起，霸权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相对优势地位必将不断下降，导致霸权的衰落，而霸权丧失则将会让开放而稳定的国际经济体系难以为继，从而导致世界政治经济的不稳定。因此，为了维持现存较为稳定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需要通过减少霸权国提供公共物品的义务承担，增加其他国家尤其是新兴国家的国际义务，甚至通过打压和遏制新兴国家崛起等方式来延缓霸权的衰落。新重商主义是在研究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互动关系时秉承了现实主义基本研究方法的一种。它继承了古典重商主义的传统，同时坚持现实主义对国家中心和国际政治关系的强调，所以往往被称为“国家主义理论”。新重商主义认为。民族国家在全球经济体系中依然居于主导地位，全球经济管理需要强大的领导和经济大国的合作，尤其是霸权国领导下的各经济大国的合作。新重商主义强调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的相互作用，认为国际政治的稳定是全球经济稳定的决定性因素，认为没有强大的政治基础的支持，管理世界经济的国际规则是不可能行之有效的。冷战结束后，全球政治经济体系面临严重危机，一方面是作为霸权经济霸主的美国在领导世界经济的客观实力和主观意愿都在下降，另一方面是长期在世界政治和经济体系中发挥作用的许多国际规则和机制正由于缺乏大国(尤其是霸权国)的支持而令其影响力不断走向式微。新重商主义主张，作为霸权国的美国应当与盟国一起捍卫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经济秩序，同时美国也要继续通过各种手段维持其经济和军事实力，必要时可以通过削弱新崛起大国的实力来维持其霸权。
自由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起两种具有重要影响的理论派别，分别是相互依赖理论和国际制度理论。相互依赖理论认为，在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下，各国之间形成经济相互依赖的关系将有助于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为此，各国之间应该在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下，不断深化彼此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通过国际经济领域共同获取绝对收益来增加共同利益基础，提升由于采取对抗和武力的方式解决国际纷争时可能付出的代价，从而促进国际安全。以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为代表的国际制度论者研究了“霸权之后”如何维持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稳定的问题。基欧汉认为不能以现实主义认定的利益与权力来定义合作，霸权的存在虽然有助于国际合作的出现，但是，霸权并非国际合作的必要条件。再说，在国际间创设一系列的国际机制之后，合作就未必需要霸权的存在也能达成。国际制度论者指出，虽然霸权的衰落是难以避免的趋势，但原先对于霸权国有利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和秩序是可以延续下去的，其主要途径是霸权国未雨绸缪，创设有助于现存国际体系和秩序延续的各种国际制度，并在霸权衰落的背景下努力地通过主要国家之间的合作来让国际制度继续维持下去。
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传统，并形成了两大理论，即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依附论建立在中心国家对外围国家的剥削的概念之上，它从思想方法和理论渊源上吸取了马克思主义的手法，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经济问题的分析。依附论认为在世界经济领域中，存在着中心一外围层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构成世界经济的中心，发展中国家处于世界经济的外围，受着发达国家的剥削与控制。虽然外围国家对中心国家的依附可以因为初期的生产和雇佣利润而在短期内发展，但长远来看，它们持续依赖中心地区市场的生产以及在技术、资本和生产要素输入方面对中心地区的经常性依赖，将导致国内经济结构的畸形化，最终陷入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日益被边缘化的窘境。在依附论者看来，以世界经济霸主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长期通过它们在生产、技术、资本和市场等方面占据的优势，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剥削和控制，并在“中心一外围”机制的作用下在世界经济领域造成富国越富、穷国越穷的不平衡格局。世界体系论则从马克思那里继承了有关资本积累的政治经济学和阶级分析法，又借用了依附论的中心一边缘模型和外因论分析。该理论认为，15世纪末
16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开始以西北欧为中心，形成“世界性经济体系”，即“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在劳动分工和资本积累的作用下，出现了世界经济中心区的强国和世界经济边缘区的弱国，强国之间相互竞争便形成了历史上的霸权国家。从16世纪到20世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先后出现了三个霸权国家：16世纪中叶的荷兰、17、18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中叶的美国。世界体系论的提出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认为，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存在着中心一半外围一外围三类地区的等级结构。世界体系论对于世界结构的变动予以特别的关注，认为旧的霸权积累体制因技术扩散、产业空心化和发展模式被模仿而导致衰落的信号；在世界结构交替时期，出现了霸权衰落和大国多极化竞争的格局。新的大国兴起，主要发生在这个时期，因此，大国总是在反霸权的斗争中兴起，霸权国家也总是竭力阻止新的大国的崛起。
二、关于霸权问题的讨论：新葛兰西学派的观点
新葛兰西学派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西方一些把欧洲马克思主义先驱——安东尼·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理论用于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学者。葛兰西是1921年成立的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意大利法西斯分子墨索里尼夺取政权后，葛兰西被投入监狱，并于1937在狱中被折磨至死。葛兰西在狱中对经典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反思。在他去世后出版的《狱中札记》一书中，葛兰西用一种开放的、与教条马克思主义不同的方法论分析了意大利的社会形态，分析了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关系的问题，提出了社会统治阶级的“文化领导权”等观点。此后，西方一些学者按照葛兰西对意大利社会结构的分析，创造了一系列概念，提出了自己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观点。
葛兰西政治思想在以下几个方面修正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第一，他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问题进行了再阐述。葛兰西反对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起直接决定作用的观点，他运用思想对历史的影响和个人意志的推动作用等观念来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指出不论是暴力还是资本主义的逻辑，都不能解释附属阶级在生产过程强调理性和文化的影响。他否认经济力量对实现阶级统治的基础性作用，认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是一种辩证的相互作用关系。第二，葛兰西分析了意识形态和社会领导权(Social Hegemony)的问题。葛兰西认为，在资本主义国家中，资产阶级要想实现自身的发展，就不仅要透过生产力的发展，更要透过在意识形态竞争中获得领导权，而国家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也必须是一个意识形态的直接参与者。他认为，如果没有意识形态领域的权力控制，资产阶级就会求助于国家的强制性权力来充当它的主要统治工具。在其他情况下，强制性权力的地位将退居幕后，只作为执行和威胁的一种环境，而不必直接诉诸于强制的手法。第三，葛兰西分析认为，在任何国家中，革命党的任务就是要夺取国家的领导权，但夺取国家领导权的形式不限于列宁强调的革命和暴力等积极形式，它应该还包括消极形式，即通过缓慢地改变民众的思想观念来实现。他提出了“文化领导权”(Cultural Hegemony)的概念，认为一个社会政治集团获得政治领导权意味着这个集团能够成功地说服整个社会接受该集团的道德、政治和文化价值观，一个成功的统治阶级甚至必须在取得政治权力之前就在精神和道义上取得领导权。
葛兰西在分析意大利社会政治结构时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及其得出的研究结论在政治科学领域引起了很大反响，同时也启发了西方一些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的学者，并逐渐形成一种名为“新葛兰西学派”的新思潮。新葛兰西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弗雷德·盖尔(FredGale)、斯蒂芬-基尔(Stephen Gill)、吉万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等。尽管葛兰西本人很少提到国际层面的问题，但葛兰西认为，国际关系是追随国内关系的，并且认为任何存在于国内社会结构的创新，都可能通过技术、贸易和军事等领域运用于国际关系。新葛兰西学派的杰出代表罗伯特·考克斯认为，葛兰西关于国内社会结构的一些分析方法和结论也可以推展和运用到国际关系领域的分析。实际上，新葛兰西学派不仅在某些方面突破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论述，而且也批判了西方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但又吸收了许多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思想，保留了理性丰义研究范式所具有的洞察力。
首先，同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以个体主义的角度来分析国际体系有很大不同，新葛兰西学派以整体的历史结构的分析方法来研究全球政治和经济体系。这种整体的历史结构由三种力量组合而成，分别是物质权力(Material Capabilities)、观念(Ideas)和制度(Institutions)。物质权力就是动员财富、技术和组织的能力。观念是指特定社会群体对于诸如行为习惯、规范、道义、世界观、意识形态等精神要素的共享。制度则是基于权力关系状况而创设，并且可以用来稳定特定秩序的安排。制度通常都扮演一种维持霸权统治的角色，但制度的维持不仅有赖于霸权的物质力量，更有赖于体系中的各个成员在文化和价值观念等意识层次达成共识。霸权地位的实现不是单纯的物质力量或经济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物质权力、观念和制度三者合力作用的产物。
其次，新葛兰西学派对社会力量、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这三个层次结构的相互作用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新葛兰西学派一开始的分析对象不是国家或国际关系本身，而是社会力量。例如，19世纪晚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劳工力量的崛起和垄断资产阶级的成型要求国家推行经济民族主义的政策以及帝国主义的政策，从而导致西方列强在世界范围内激烈争夺海外市场和原材料基地，并因此造成国际秩序的混乱。新葛兰西学派认为，对社会力量、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三个层次结构相互作用关系的分析，是理解特定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生、发展和崩溃的关键。按照新葛兰西学派的理论论述，国内社会集团之间的博弈随着生产的国际化以及国家对世界秩序和国际体系的卷入而将活动延伸到国际领域，并可能产生一个跨国的社会集团联合体。
第三，新葛兰西学派将葛兰西关于“文化领导权”的概念应用于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霸权兴衰分析。Hegemony一词通常被翻译为“霸权”，给人一种武力威压和蛮不讲理的意味；但在论及葛兰西的Cultural Hegemony的词义时，更应该被理解为“领导权”的意思。葛兰西所说的“文化领导权”(Cul—tural Hegemony)指的是统治阶级通过争取到主要的社会集团的同意而实现在精神和道义上的领导，其本义并无暴力和压制的意思。新葛兰西学派借用了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的概念，用来解释国际关系层面相关的霸权国通过获得国际社会对霸权国本身在精神和道义上的拥护、认可和赞赏的状态。新葛兰西学派从无形的意识形态层面去理解为何非霸权国家愿意接受霸权国家的领导这个议题，认为霸权
国家对非霸权国家进行思想上的影响、控制或是“洗脑”，让非霸权国家误认为霸权国的存在或其所作所为，并不单纯有利于霸权国本身，而是同时有利于其他国家。
第四，新葛兰西学派借用了葛兰西关于国内层次的“霸权”(Hegemony)和“反霸”(Counter—he—gemony)互相转换的辨证观点，并将之运用到国际关系领域的分析。葛兰西认为，国内层次上所说的统治阶级对附属阶级所建立的“霸权”(或“领导权”)也不是一种固定不变的状态。国内附属阶级建立反霸力量的关键步骤是要在霸权统治下慢慢地产生阶级的觉悟(Consciousness)，并透过国内市民社会的政治结构(如媒体、学校、教堂等)对所有阶级进行洗脑，让他们相信新的霸权的出现也是为了所有人的利益而不是特定阶层的利益。霸权实际上是在不停地维持着一种动态的平衡关系，直到“反霸”的力量大到足以建立新的霸权并推翻旧有的霸权为止。新葛兰西学派秉承了这种辩证的思想，他们比主流国际政治经济学者更加重视变革的过程，并侧重分析了近代霸权变革的历史。例如，新葛兰西学派分析认为，从19世纪前半期开始，作为世界经济中心的英国以其海权优势，迫使其他国家遵守市场运作的规则，包括自由贸易和金本位制的规则。但从19世纪晚期开始，世界各个地区出现了具有能力挑战英国霸权的国家，而欧洲的均势格局也不断走向崩解，并导致20世纪上半期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自由贸易被保护主义所取代，金本位制被抛弃，世界经济一度分裂成以英国、美国、法国和日本等若干强国为中心的经济货币集团，全球政治经济体系出现了从旧霸权消失到新霸权形成的“非霸权”时期。
第五，新葛兰西学派提出了制度性权力的观点，并对国际制度在维持霸权的功效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罗伯特·考克斯曾经比较了英国治下的霸权和美国治下霸权两者的差异，认为后者比前者有更多国际制度来协助其推行霸权统治，并监督各国的政策，而不用像当初英国那样需要屡屡使用霸权国的武力来对外干涉。新葛兰西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弗雷德·盖尔认为，美国以经济和军事上的优势能力，工具性地建构了霸权的世界秩序，而这一秩序建立在根据经济自由主义的理念，透过一系列的国际制度而得以促进并获得正当性，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等国际组织，都是有助于美国霸权实现的国际制度的表现形式。。此外，新葛兰西学派结合前述有关“反霸”的思想，也认为国际制度领域不同理念的摩擦，可能为新霸权带来契机。
三、美国霸权危机与新葛兰西学派的分析
新葛兰西学派的代表人物罗伯特·考克斯从葛兰西讨论国内层次的“霸权”(领导权)理念中发展起了国际关系领域中霸权的概念。需要指出的是，考克斯对国际关系领域中“霸权”含义的理解不同于人们通常所说的支配性国家同其他没那么强大的国家之间的关系。考克斯认为，现实主义学者往往将“霸权”同“权力支配关系”联系在一起，但他更愿意将“霸权”定义为一种“关于某种秩序性质的价值观念和理解的结构”。考克斯认为，一个大国如果只是凭借相对其他国家而拥有的支配地位是不足以创造霸权的；霸权应该建立在同意和舆论一致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强制的基础上。一个霸权秩序的形成是由于霸权国国内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的思想和行为延伸到国际领域，他们占据支配性地位的意识形态进而在国际范围内获得认可。
新葛兰西学派在国际关系领域的研究方法及观点，对于我们分析国际关系领域的霸权问题，尤其是解释和理解战后以来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的美国霸权危机问题有很大的帮助。首先，我们可以运用新葛兰西学派的观点来分析二战后美国霸权地位的获取的问题。二战结束后，美国需要确保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能够继续维持下去，同时要确保美国能够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居于霸权地位。1947年开始的美苏冷战让美国有机会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因为无论是西欧还是日本都认为苏联及共产主义运动对它们构成威胁，而鉴于当时西欧和日本尚未从战争中恢复，遏制这种威胁只能靠美国的领导才有可能实现。因此，冷战的爆发为美国实现霸权地位提供了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另一方面，为了促进资本主义贸易和经济发展，美国的政治精英们创设了一套国际经济体系的框架，它包括建立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配合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发展资本主义自由贸易体系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等。美国还通过实施马歇尔计划、道奇计划等方式支持西欧和日本的经济恢复，并逐渐将它们纳入美国的战略轨道。在国际政治层面，美国主导设计了全球性的集体联盟组织——联合国。不同于一战结束后的国际联盟，联合国内创设了一个“大国警察机制”——联合国安理会，其常任理事国拥有否决权。此外，美国在冷战爆发后又组建了诸如美洲国家组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美澳新同盟、美日同盟等一系列的多边和双边的联盟组织，来进一步巩固其在全球秩序中的霸权地位。
通过这些国际制度，美国俨然为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和统治精英们提供了一种经济和军事保护。作为回报，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和统治精英们则支持战后初期美国推行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并在各自国内成为默认美国霸权的代理人。通过这一国际政治经济新体系，美国可以借机遏制社会主义集团，而且在资本主义集团内部培育了一种在思想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意见一致，同时让美国能够在一系列国际制度的基础上担当西方霸主的角色。美国在实力基础上创设的一系列国际制度，使得其国际霸权的地位具有了某种合法性，加强了美国治下的霸权秩序的持续性，还可以赢得资本主义国家大多数国民的意识支持，确立美国在知识和道德层面的领导地位。
其次，新葛兰西学派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霸权衰落的原因和后果。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的经济和政治环境有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由于西欧和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它们从60年代中期开始成为了美国在经济上的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这同时意味着美国在全球经济和贸易中所占据的相对份额急剧下降。另一方面，美国在越南战场上遭遇的惨败及苏联在政治军事层面上发起的战略攻势削弱了美国在政治上的领导权。作为其经济和政治权力下降的产物，美国创设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也由于美国连年巨额贸易逆差和美元的贬值而难以维持。1965年，法国总统戴高乐率先在美国的西方盟国中决定将美元储备转换为黄金，并引起其他西方国家央行的效仿，从而因为美国无力以自己国库中的黄金兑换别国手中持有的美元，而直接导致了1971年尼克松政府决定停止其以官价兑换黄金的义务。此后，由于美元多次贬值，美国的西方盟国从1975年起不再履行通过外汇市场干预来稳定本币同美元同定汇率的义务，从而导致战后长期维持的固定汇率机制的终结。美国停兑黄金和无力维持固定汇率关系不仅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两根支柱崩塌，而且也意味着美国无力通过对国际经济的管理来保护其他西方盟国的利益。
不过，70年代初发生的石油危机及之后发生的石油和美元挂钩制度一定程度上迟缓了美元霸权
跌落的步伐。1973年10月中东战争爆发后，阿拉伯产油国将油价在短期内提高了三倍，引发石油危机。但是，这场危机对于严重依赖中东石油的日本和欧洲的打击要比对美国的打击大得多。这在事实上增加了美国经济的相对竞争能力。此外，石油危机还带来了一个更大的影响，那就是美国在1975年同沙特阿拉伯签订了一系列秘密协议，在这些所谓“不可动摇的协议”中，沙特同意将美元作为出口石油唯一的定价货币。由于沙特是世界最大石油出口国，因此欧佩克其他成员国也接受了这一协议。这样，美元与石油挂钩就成为世界共识，但凡进行石油交易的国家都不得不将美元作为储备。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美国正是通过美元垄断石油等大宗商品的交易媒介地位来延续和巩固美元的霸权地位。从事石油交易的任何国家和公司都需要储备美元，这就增加了人们对美国货币的需求。当其他国家将闲置的美元用于投资美国发行的各种债券(包括国债和公司债券)时，它们还同时为美国提供了低息贷款。石油美元成为美国在国际金融领域维持霸权地位的新的支柱，而美国却不用借助其他国家必要的同意了。这标志着美国经济霸权的根基从原先依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制度及各国对美国霸权的一种同意态度，转变成美国利用国际金融市场的手段来维持其金融霸权地位。但与此同时，这一霸权根基的转变缺乏来自其他国家的政治同意。一旦其他区域强国诉诸于加强本地货币在石油及大宗商品交易中的结算地位，并因此对美元霸权地位构成挑战时，美国同其他区域强国的关系必将趋于紧张。
最后，新葛兰西学派的研究方法和观点有助于我们理解和解释美国霸权同欧洲及亚洲的区域主义发展之间的关系。在上世纪70年代美国霸权力量下降的同时，欧洲和亚洲正以区域主义的发展战略而实现崛起，并因为这种崛起而导致当地的统治精英希冀能够同美国维持一种更为平等的地位。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后，美国在为其盟国提供所谓“安全保护”的能力和意愿都在不断下降，这导致其盟国的统治精英追求独立和平等地位的愿望更为强烈，并由此导致在欧洲和亚洲都建立了一些没有将美国包含在内的新的国际制度安排。这些制度安排将挑战美国在全球经济、政治和社会事务的支配性地位。例如，欧洲联盟建立和发展欧元区的努力正使得欧元日益成为美元的强有力竞争对手，而其发展共同安全和防务的努力必将削弱美国对欧洲安全事务的控制。作为一种反击挑战美国和美元地位的方式，1999年发生的科索沃战争和2003年发生的伊拉克战争则被普遍解读为美国继续控制欧洲及打压欧元崛起的举动。在东亚地区，日本、韩国和东盟许多国家也对美国的一些对外政策和意图开始心存戒心。尤其是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期间，美国对东亚各国试图通过区域性合作(如加强东亚区域内货币合作)来摆脱危机的做法进行了批评和压制。更有甚者，西方跨国公司在危机期间忙于低价购买亚洲国家资产，而西方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提供援助方面也开出苛刻条件。在新葛兰西学派学者考克斯看来，亚洲金融危机的经历鼓励了亚洲内部通过区域经济合作来抵御未来危机及美国金融支配权的努力。。人们可以预料，通过创设亚洲区域的各类国际制度，未来的亚洲将发展起更深的金融和经济独立性。
美国霸权的根基可以建立在其他国家同意的基础上，也可以建立在强制的基础上。在失去其欧洲和亚洲盟国支持意愿的新形势下，美国没有多少选择，要么重新定义其霸权为强制性权力并且阻止或延缓其实力的进一步下降，要么承认美国霸权的丧失并且为“非霸权”的世界做好准备。在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在全球大打反恐战的作为说明，在争取得到其他国家同意或是通过强制的手段获得认可之间，美国选择了后者来担当其维系霸权的途径。2003年发生的伊拉克战争，是美国第一次在遭受其盟国及俄罗斯和中国等大国普遍反对的情况下，绕过联合国安理会发动的。回到新葛兰西学派对霸权问题的观点，霸权被认为是一种“世界秩序”，在此秩序内，各国政府和人民能够普遍地接受或默认各类国际制度的运作过程，而这些国际制度的运作要以经济和军事上的实力存在作为支撑。显然，在单边主义和反恐战大盛其道的布什政府时代，美国并不愿意费力地寻求某种全球共识，反而是在追求新帝国主义的外交政策目标。因此，布什政府时代的美国无力说服其他国家和人民相信美国在扮演着知识和道义领袖的角色，反而被看作是一个专注于追求自我私利的、地位不断跌落中的霸权国家。
四、霸权兴衰研究的新视角及其学理意义
本文通过扼要介绍新葛兰西学派关于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霸权兴衰的理念，利用其基本的分析框架和观点来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霸权兴衰的历史。从前文的分析不难发现，二战后不久，美国就利用其优势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借助对苏联发起冷战对抗之机，精心建构了能够确保美国霸权获得其他盟国同意的各类国际制度，并在知识和道义层次上获得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领导权地位。但是，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美国物质力量相对下降、欧洲及亚洲区域强国崛起、欧洲和亚洲经济一体化推进、美国单边主义外交政策泛起等趋势的影响下，美国霸权正从原先注重制度和理念的建设转向越来越依赖于对美国自身私利的成功猎取。从新葛兰西学派的角度分析，美国霸权根基的转换源于下降中的美国相对经济权力，与此同时，西欧、日本、中国、印度等区域强权经济的崛起促使美国越来越依赖于强制的手法来延续其霸权地位。
相对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主流国际政治经济学，新葛兰西学派对于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的霸权兴衰问题进行了新的阐述，并体现出重要的理论价值。首先，新葛兰西学派弥补了主流国际政治经济学在某些方面的研究缺陷。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通常以个体主义的角度分析，其中现实主义过于强调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对于霸权建立的重要性，不同派别的自由主义则往往单独强调诸如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国内政治或者国际制度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虽然更偏向于从整体角度分析，但过于强调经济关系的决定作用。而新葛兰西学派以整体的历史结构的分析方法来研究全球政治和经济体系，将物质权力、理念和制度三种力量整合在一个历史结构中，既突显了其整体的世界观，也使得该学派在分析全球政治经济体系变迁中的霸权兴衰问题时更具有动态解释的特点。
其次，新葛兰西学派的分析是从国内社会集团关系入手，进而将国内层次中出现的“文化领导权”、“反霸”、“社会集团”、“制度性权力”等概念应用于国际层面的分析，相信社会形成、国家形态与世界秩序三者之间存在互相影响的关系，以此来解释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的霸权兴衰现象。新葛兰西学派秉承了马克思主义重视国内社会集团之间斗争的分析方法，将国内和国际两个看似独立、实则相通的层次联系了起来，从而避免了现实主义将国内特性抽象化、简约化的缺点。
最后，在对全球政治经济体系变迁及霸权兴衰问题的分析过程中，新葛兰西学派十分注重历史的分析，尊重历史的情境因素，认为活跃在国内和国际舞台的人与事物总是不停地互动着的，历史情境会影响人类的思维与行为模式，也因此影响历史的走向。但是，现实主义或自由主义的研究方法往往企图提供一套普遍性的通则来解释国际关系。因此在它们的分析过程中，往往提出超越历史或“去历史”的见解，不论历史情境怎样，也不论历史世界经历着何种嬗变，似乎都不至于影响到这些理论的解释效果。就此而言，对于充满丰富历史情境的霸权兴衰问题，更重视历史分析的新葛兰西学派就能够在研究和解释中更体现其历史性和生动性。
(责任编辑：陈晓东)
国际政治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油气田产能建设项目投资大、工期长、一体化程度高、涉及内容多、牵涉面广，加强油气产能建设项目投资风险管理具有重要作用。文章从影响油气产能建设项目经济效益的四大敏感性因素入手，对产量、投资、成本、价格四个方面所蕴含的风险因素进行辨识与评估，以增强油气产能建设项目风险分析的阶段性与层次性，大大提高油气产能建设中风险管控的及时性与针对性。
关键词：产能建设项目 投资 风险管理
一、引言
油气资源是不可再生能源，既是经济发展的主要能源，又是重要的战略物资，一个国家对石油的拥有量和使用量已成为衡量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油田产能建设是指将油气储量通过前期项目优化设计、方案论证评价、布井钻井、射孔完井、作业投产和地面工程建设等工作转化为油气生产能力的一项重要生产活动，可分为油藏工程、钻井工程、采油工程、地面工程四大环节，是油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因此，产能建设各投资环节管理对提高资源开发效果至关重要。
油气田产能建设项目具有投资大、工期长、一体化程度高、涉及内容多、牵涉面广等特点，而且石油资源作为一国战略性资源，它的勘探开发不仅受到自然、技术、经济等因素的制约，还会受到国际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的影响，油气田产能建设项目投资风险的不确定因素多。加强风险管理是实现科学决策的基础和前提。油气田产能建设项目在项目开发方案设计阶段不仅从技术和经济的角度进行全面论证，还要对项目建设、实施、运行中的技术风险和经济风险进行识别。此外，加强风险管理是节约投资成本，提高经济效益的需要。
二、风险管理现状
为降低油气产能建设项目各环节实施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减少油气产能建设项目投资损失，从地质研究、开发方案编制到油气开发项目实施的全过程以及项目的后续跟踪评价等方面做了大量风险管控工作。加强项目前期工作、提高项目决策水平，重视产能开发方案的经济评价工作，产能建设“4+1”方案单列经济评价方案，组织“4+1”方案的编制与审查，不断优化产能开发方案，加强经济与技术的紧密结合。
目前，多数油田开发建设项目虽然已经开始认识到风险管理的重要性，但是，在油气产能开发方案的经济评价中对产量、投资、成本、价格四大敏感性因素的分析不够深入细致，提出的应对措施不够具体，使得油田建设项目面临诸多潜在风险，方案实施结果偏离最初设计效果，无法保障投资效益。因而，系统地借助项目管理和风险管理的理论与方法，建立起科学系统的动态风险管理机制以应对油田建设过程中的各类风险就具有非常重要的实际意义和现实价值。
三、风险因素辨识
1.产量风险。产量风险因素包括油气产能建设项目的油藏工程、钻井工程、采油工程、地面工程等环节中存在的自然风险、技术风险、管理风险等方面的风险。不同油藏类型的特点差异较大，从地质构造、油层分布到开发方式、开采阶段，不同油藏类型所蕴含的风险存在显著差异，因此，按照不同油藏类型对产能建设油藏工程、钻井工程、采油工程、地面工程等环节中的风险因素分别进行辨识。
（1）油藏工程。中高渗油藏储层非均质造成注水纵向指进、平面舌进，油井见水早、含水上升快，影响产量和采收率，平面、层间非均质造成储量动用差，调整效果差；非均质造成高含水区高压力、低含水区低压力，使生产压差降低，开发效果变差；海恩斯跳跃和旁通造成残余油高，达不到预计产量；钻遇油层渗透率级差大，不能一次射开全部油层，逐层上返开采时间很长，影响产量；新井部位物性变差，出现低产低效井；平面矛盾造成部分井见不到注水效果，能量下降递减增大。
斷块油藏断层发育、部分次级断层认识不清，断层增加、断块越变越小、油水关系越变越复杂，储量越变越少；由于断失油层（逆断层会使油层增厚），造成产量降低；由于注水收效方向减少，使水驱储量减少，含水上升加快，最终采收率降低。
裂缝型砂岩注采系统布井方式不适应裂缝特点，油井暴行水淹，使油藏储量动用低、可采储量少，预测和实际差异大；裂缝发育储层一般渗透率低，水沿裂缝穿流降低水波及面积，压力保持困难，能量影响产量，使预测与实际差异大。缝洞型碳酸盐岩缝洞产状、油水界面与油井的配置关系发生变化，造成油井建产成功率低，落空井多，底水锥进，产量预测与实际变化大。
稠油油藏非均质引起的汽窜、出砂、地面冒汽影响油井正常生产，造成原油产量减少；原油性质、储量品位、平面及纵向都会发生变化，对油气比、产量影响大；产量受地质条件和开发方式的影响，油汽比会引起操作成本变化。凝析油构造、储层物性、地质储量发生变化对产能和产量造成重要影响。
海上油藏勘探地震品质受到影响、钻井成本高、资料控制程度较低；台风、龙卷风、海浪对钻井平台的侵害；由于构造、储层物性、开发方式（如注水、热采等）的变化引起产量变化。
（2）钻井工程。钻井是为揭开油气层，获得有开采价值的天然气流或石油，因此，当钻井进入高压油气层后，如果井控措施不当可能发生井喷事故；完井和修井时技术不过关、措施不利也会导致井喷事故的发生。由于操作者直接的责任而引起的井控措施不当、违反操作规程、井控设施故障是造成井喷失控事故的主要因素，包括：进入油气层钻井泥浆的密度偏低，使泥浆液柱压力达不到抑制地层压力的要求，或泥浆密度附加值不够；起下钻未及时灌满井筒内的泥浆，或起钻速度过快抽喷；对地质情况掌握不够，地质差异认识不足，地层实际压力比预计值大得多；井口设备装置、井身结构、油层套管、技术套管等存在内在质量问题；井口未安装防喷器或防喷器的安装不符合要求；完井固井质量出现问题；钻井设备受地面、地下流体的侵蚀，而长期生产维护不及时，而出现损坏、破裂渗漏；井下工具、封隔器胶皮失灵，解封不开，起钻时造成抽汲油气层；施工组织不严密，违章逾越程序；井场布置不合理，违反安全管理规定；作业人员素质差，缺乏应急能力。钻井工程中自然风险因素主要为沙尘暴和地震，沙尘暴和地震均可能对井场设备、储罐及井架等造成破坏。
（3）采油工程。中高渗油藏不同渗透率的储层井壁阻力系数差异大，射孔质量（孔密、相位、穿深）对产量影响较大；开发过程中工作制度对产量和含水上升影响较大。
裂缝型砂岩裂缝开发为管流，要改变为渗吸和渗流多采用调剖，段塞长度与强度是关键，在封堵裂缝中造成油层污染，预测与实际产量、采收率有较大差异。
高凝析油井筒结蜡，井底蜡堵造成油井没有产量，井筒结蜡造成抽油柑断脱，影响油井时率率，造成产量降低。凝析油工作制度直接影响凝析油开采的组分变化，由于压力变化工作制度相应变化不适应就会影响凝析油的产量，甲醛加入速度会引起水合物产生，也会影响产量。
（4）地面工程。油气产能建设中的油气集输通常采用埋地管线，各油井所产油气经管线进计量站计量后送入转油联合站处理。油气集输过程中的风险主要是管线及设备破裂造成的油气泄漏事故，事故发生时会有大量的油气溢出，对周围环境造成直接污染，而且泄漏的油气遇到明火还可能产生火灾、爆炸事故。
集输站场工艺设备多、布置相对集中、操作条件要求严格、处理介质又均属易燃易爆物质，因此存在火灾、爆炸的事故风险性。各站场可能发生的风险事故类型主要为工艺设施破裂引起原油和天然气泄漏，进而可能引发火灾、爆炸。另外，违章动火及雷击等也会引发火灾、爆炸事故。
2.在考虑企业生存与发展需要的情况下，根据预计油气开发规模做出预测，在更高的层面上进行投资估算与优化。
钻井工程投资占总投资的80%以上，油藏工程和地面工程投资占总投资的20%左右，采油工程主要是构成油气生产成本。因此，对油气地质情况的认识水平和钻井工程存在的风险是油气产能建设项目投资风险的重要影响因素。
油气产能建设投资风险主要为方案变更和设备材料改代两个方面。一方面，不同方案的权限和决算不同，重视产能建设方案设计，方案轻易不会出现变更。但是由于对油气地质情况的认识出现偏差导致方案整体变更，一旦方案出现整体变更，会对项目进度造成严重影响，对投资造成严重损失。另一方面，对方案进行的局部调整，如设备更换、材料替换等情况出现，不仅会增加相应的投资，也会造成工作量增加。偶尔的局部调整可能对整个项目投资的影响不大，但是如果方案频繁进行局部调整，积少成多也会对项目投资造成从量变到质变的影响。
3.油气产能建设项目成本的影响因素按投资成本、开采成本、动态因素三个方面进行分类识别。投资成本的影响因素包括探明地质储量、地质储量丰度、油层平均埋深、油气藏类型、流度等；开采成本影响因素包括原油品质、驱动类型、采油方式、每米采油指数等；动态因素包括采出程度、综合含水率、自然递减率等。油气产能建设生产成本构成复杂，影响其变动的因素较多，既有可控因素也有不可控因素，既有企业外部的也有企业内部的，既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既有政策性的也有非政策性的。
4.结合国际政治、经济、社会等多种因素，全面识别价格风险。原油价格属于企业的不可控因素，利润总额对其变动高度敏感，因此防范与化解原油价格风险应该引起企业高度重视。近几年来，国际原油价格节节上涨，目前国际油价位于每桶100美元左右的高价位。据国内外众多预测机构和能源专家的分析，中长期的油价取决于原油供需矛盾，受国际政治、经济、社会等多种不可控因素影响，波动性较大。因此，分析各影响因素对价格的影响程度，进行风险识别。
四、风险应对
1.控制油气产能建设的产量风险首先要千方百计增加可采储量，提高储量动用率，提高采收率，最终达到提高原油产量的目的；另一方面，要通过加强和改善管理，不断降低原油损耗，减少原油自用量，提高原油商品率。不同油藏类型的具体产量风险控制措施各有特色，存在差异。
中高渗油藏应不断优化开发层系，运用矢量化井网，做好注采调剖，减缓非均质影响；进行聚合物驱，改善油水黏度比，提高开发效果；做好动态调配、高渗层或带的调剖；储层改造、注采合理调配；在保证正常钻井情况下确定合理的泥浆性能，固井照顾主要矛盾，选择合理的固井工艺；对完井和工作制度的选择合理；针对不同物性合理部署管网。
断块油藏应安排好钻井顺序，做好随钻分析跟踪；按照断块油田开发程序，先钻井后决定井别；利用天然能量开采，进一步评价天然能量，再确定注采井别，方案实施后应进一步计算水驱控制储量；注水后进行干扰试井验证断层的密封性，用油藏工程方法预测见效时间，及时动态调整；进行间歇注水，控制含水上升减缓产量递减。
裂缝型砂岩应在地应力和裂缝产状研究基础上部署注采系统，在生产中控制裂缝方向压力，防止潜裂缝开启，产生穿流后调剖；注采关系调整、间歇注采，调整汲水剖面；优化方案，沿裂缝注水，采油点弱面强的注水方式。
缝洞型碳酸盐岩应采用震开结合，预测缝洞产状，运用振幅反演预测油水界面，提高钻井成功率；选择合理工作制度，控制底水锥进，制定合理的周期进行注水替油；提高产量预测和开发预测水平，提高符合率，减少地面管网对产量的影响。
稠油油藏应防砂治窜、提前进行工艺技术准备（化学、混氮、固相颗粒调剖），及时治理，组合注汽提高熱效率；评价和开发结合、震开一体化，精细地质油藏研究，提高钻井符合率；优化注焖抽和注汽参数，提高注汽干度，提高热效率；制定恶劣天气集输预案，及时化解风险。
高凝油藏化学、强磁或热油循环清蜡，保障正常生产，对于低产井要确定合理的清蜡周期。注水洗井后注段塞表面活性剂，保障注水井底不形成蜡堵。做好高凝油集输中保持凝固点以上温度，采用掺热水拌热流成，管线应远离河流、水驱。
凝析油油藏应加强前期研究、做好地质跟踪，及时调整部署，规避风险；提前注气、注水，保持地层压力，选择合理的工作制度，实现注采平衡。加强监测、跟踪分析、及时调整保障正常生产。
2.投资风险控制的关键在于对油气建产能规模的准确预测，以及在产能建设过程中要避免因认识不到位或工程质量出现问题导致的重复无效建设。要做到项目前期可研、项目实施中监控、项目实施后跟踪评估，确保投资在合理化水平上的使用。要对中长期发展计划、项目前期工作和投资实施计划实行严格的动态化管理，以确保企业规划投资目标的实现。做好投资项目的前期工作，核心是可行性研究的编报与审查，通过优化来规避投资风险，提高投资效益。推行投资控制的标准化管理，通过继续推行限额设计、标准化设计、优化设计，加强施工组织管理和物资采购、预（结）算管理，挖掘潜力，实现节约投资，提高投资效益的目标。
3.成本变动风险的控制主要从加强预算管理入手，优化成本项目、提高资本效益，不断改善成本控制手段，切实做好成本监控工作。要强化全面预算管理，确保完成预算目标；挖掘深层成本管理潜力，坚决遏止成本上升的势头；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本运营效率；要按照资本运营保值增值要求，将对不同类型投资分别制订不同的回报考核指标，规范考核，严格兑现。
4.原油价格虽然市场决定的，是人为不可控因素，但这并不等于面对油价变动只能无所作为、束手无策。实际上，原油价格是处于经常性变动之中的，因此，企业可以利用对油价变动趋势的判断，做出增加商品量还是减少商品量的选择，达到规避价格风险、减少经济损失，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目的。
五、结语
通过对油气产能建设过程中的油藏工程、钻井工程、采油工程、地面工程四个环节的不同油藏类型的风险辨识分析，提出了相应的风险应对措施，大大提高了油气产能建设中风险管控的及时性与针对性，增强项目风险分析的阶段性与层次性，实现了油气产能建设项目风险管理的科学化、动态化。
参考文献：
[1] 赵益民，张国平.油气开发项目风险评价系统研究与实现[J].电脑知识与技术，2008（13）
[2] 李武，丁涛.油田产能建设项目的影响因素与发展趋势分析[J].经营管理者，2001（1）
[3] 柳兴邦.油气勘探经济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初探[J].油气地质与采收率，2002（4）
[4] 赖涛，白荣霞.浅谈石油行业重大损失风险与风险分析[J].中国科技财富，2009（20）
（作者简介：包湘海，硕士，高级经济师，河南油田规划计划处处长 河南南阳 473132）
（责编：贾伟）
国际政治论文范文第3篇
一、 什么是成就感
成就感是指一个人做完一件事情或者做一件事情时，为自己所做的事情感到愉快或成功的感觉。一个有成就感的人做任何事情都会充满干劲，使人的潜能很好地发挥出来，这样就能高效率完成某种任务。
二、初中生的心理特点
1.对困难的处理能力不足
初中生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往往会缩手缩脚，不敢直接面对，承受挫折的能力较差。在面对学习和生活上的困难时，一方面不知道如何是好，不敢或者是不愿意请教老师；另一方面是逆反心理在作怪，总觉得自己可以独立解决一些问题。然而由于他们处理问题的能力还不足，往往会把事情弄得更糟，使自己陷入困境。
2.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
初中生還存在一些稚气，在人际交往时往往不够成熟，这就导致了他们在交往中容易与他人发生矛盾。他们不懂得考虑他人的感受，一味的自以为是，结果只会远离集体成为边缘人。
3.放纵心理
初中生自律性不强，不能够自行控制自己的行为，结果导致上课讲话、玩其他事物、打闹等现象，对待清洁卫生也不上心，集体荣誉感不强，更有甚者会出现考试作弊现象。
三、初中政治学科的特点
初中政治学科包括人文性、语言性、针对性、实用性等特点。初中生正确的价值观，很重要的途径就是通过政治课来树立和养成的。如果学生不爱上政治课，那么这将对学生的学习和个人的成长非常不利。初中政治课包括初中生心理和生理的发展、基本法律知识、基本国情和体制等几大板块，可见，学好政治课对青少年的成长至关重要，对青少年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起着非常重要的导向作用。
四、运用成就感教学
1.传统教学
纵观我们当前的政治课教学，大多还是延续了过去的“填鸭式”传统教学，枯燥、难以理解的概念和知识点都是通过反复记忆的方式来加以掌握的。这样就会导致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不高，收效也就不大。
2.成就感教学
成就感教学能促使学生对本科目产生强烈的好奇心和学好本科目的愿望，进而发挥自己的潜能，更加高效地学习，从而推动各个学科的学习；也有利于学生产生正面的思想，保持积极的心态，对待事情从容而客观，能用客观而积极的态度对待同学。这样的状态，很容易接受教师的引导，从而朝正确的方向发展。
3.成就感教学的实施
（1）教师的素质
教师，毋庸置疑就是教学的主导者。实施成就感教学的教师，应该摒弃以往“说教式”的教学方法，充分注意到学生。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没有主体参与的课堂是不合理的课堂。所以教师要培养自己充分调动学生积极性的能力，加强自身修养，提高教学水平。
（2）实施方法
首先，要培养学生的兴趣。教师要适当引用一些身边的事例来激发学生的兴趣。有了兴趣，学生就能感受到课堂原来离自己不远，就在自己的身边。有了活生生的例子，学生才会觉得这门课有意思，才会想学、想听，从而会产生学习的欲望。其次，教师在上课和评讲练习时，要有目的地让学生产生成就感。比如，在讲到某个知识点时，让学生列举类似的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例，而且刚开始的时候不要太难，要让学生一提到这个知识点就会有很多话想说。对要提问的学生教师也要心中有数，这就要求教师对本班学生有一定的了解，要让问题的本身尽可能的符合被提问者的性格、经历等。刚开始学生可能还不大敢于表达，教师要给予他们鼓励，渐渐的情况会好转。这样的教学，学生会感觉到教师的关注和鼓励，自己也能在同学面前表达自己的看法，从而产生一种成就感。这种正能量对于初中生来说是巨大的。在评讲练习的时候，练习中简单的问题，尽量让成绩较差和比较内向的学生回答。如果他们做不出来，就给他们一点时间思考，这样应该也能做出来。还有在提问了某个学生后，可以适当叫全班学生举手选择。比如，某学生选择了B选项，很明显是正确的，那么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说：“选A的同学请举手……选B的同学请举手……”这样差不多全班学生在选择B选项的时候都会举手，而之前回答问题的那位学生就会产生一种成就感，从而会更加喜欢课堂。教师要经常在课堂上表扬学生，让学生感觉到学习的快乐，从而产生正能量。
五、结语
在教学中让学生产生成就感是一种让学生发挥自身潜力的好方法，有利于实现高效教学。
（责任编辑 袁 妮）
国际政治论文范文第4篇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2017年全球最重磅的经济事件莫过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税改方案获得美国参议院通过，这意味着美国将展开一轮大规模的减税潮。
12月2日，北京时间下午三点左右，美国当地时间周六凌晨两点，特朗普税改方案以51：49获得参议院通过。从通过票数比例可以看出，该方案的通过经历了长时间且激烈的辩论。
这是美国31年来最大规模的税制改革，企业所得税将从35%下调至20%，税改还鼓励美国公司把海外利润带回美国；在为中产阶级减负方面，个税标准扣除额几乎翻倍。个税从七档减至四档，分别为12%、25%、35%和39.6%。预计特朗普会在2017年底之前正式签署批准税改立法。
该税改方案的通过尽管会给美国财政带来负担，但无论对国家还是特朗普本人应该说是利好。那么，对全球尤其是中国经济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我国将如何应对？《财会信报》记者就此采访了专业人士。
意义
巩固特朗普执政地位 重振美国经济
在2017年圣诞节到来之际，特朗普减税法案终获参众两院一致通过，并从2018年开始实施，这既是特朗普执政一周年的重大改革成果，也是给美国和全世界投下的一枚重磅炸弹，因而引起全世界的广泛关注和激烈反应。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张广通在接受《财会信报》记者采访时分析，首先，特朗普击败威望甚高的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当选美国第45任总统以来，其“商人总统”的执政背景、“美国优先”的执政理念、“特立独行”的执政风格一直倍受质疑，而且在否定前总统奥巴马改革成果基础上推出的系列改革计划也是一波三折、争议不断。在执政即将一周年之际，特朗普雄心勃勃的减税计划在参众两院获得通过，这对巩固其执政地位、消除人们对其执政能力的种种怀疑具有强烈的“镇定剂”作用，对共和党再赢得2018年国会中期选举和特朗普争取下届总统连任具有重大意义。
其次，特朗普减税法案的通过，表明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政府实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即将终结，积极财政政策正式走向前台，成为美国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角。
第三，特朗普减税法案的影响力可与1986年里根总统的减税法案相媲美。当时里根税改在全世界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减税浪潮，使美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保持了20年的繁荣稳定，并将前苏联这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挤出了国际政治经济舞台的中央，但也以持续十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的疗伤而宣告终结。特朗普减税法案在新时代、新背景下开启了新一轮全面减税的序幕，标志着美国和全世界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的到来。
第四，美国联邦税法体系以所得税和社保税为主体，特朗普减税法案将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作为改革重点，并兼顾遗产税等财产税，其减税范围和减税力度都是空前的，对吸引海外资本、技术和人才向美国回流，振兴美国实体经济，促进经济增长、缓解就业压力、强化美国的传统优势、实现特朗普“美国优先”执政理念具有重大意义。
第五，特朗普减税法案是美国政府对冷战结束后不利于美国国家利益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进行深度调整或再平衡的重大举措之一，将对重构21世纪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重振美国的国际霸主地位产生重要影响。
影响
短期导致资本外流人民币贬值压力 长期影响减弱
美国目前依然是全世界综合国力最强大的国家，一举一动都会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张广通认为，特朗普减税法案的顺利出炉，既给美国一个重振雄风的机会，也给其他国家带来重大挑战。具体体现在，一是特朗普减税法案在对美国实体经济的恢复产生积极刺激作用的同时，也给其他发达经济体（如欧盟）和新兴经济体（如金砖国家）带来巨大压力。所有国家将不得不主动或被动地调整自己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宏观经济政策，在深度调整的世界经济格局中重新寻找自己的站位；普遍减税无疑将成为潮流，列入各国发展与改革计划的优先选项，但税收收入短期大幅减少也会导致财政赤字的扩大、债务规模的扩张，有可能把刚刚走出财政危机、经济危机、债务危机、政局危机的国家再次拖入危机的泥潭。
二是当今国际局势与上世纪八十年代里根改革时期明显不同，东西方两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抗已基本让位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让位于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美国在这个重大历史转变中，综合国力下降，“一强独大”的局面受到严峻挑战，其发展的可持续性明显不足，因此对特朗普减税法案的短期效果不能低估，但对其长远影响也不能评价过高。
三是特朗普执政以来，奉行美国优先、单边主义、霸权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等执政理念，美国政治趋向保守化，这与美国传统价值观、作为世界第一大国承担的国际义务和人类文明发展大道产生了明显背离，已经严重损害了美国的第一大国形象，恶化了美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不仅让世界变得不稳定、不安全，也让美国自身变得不稳定、不安全。这种自私自利、唯我独尊的偏颇做法必将使特朗普重振美国雄风的努力遭受各种挫折，也给其通过大幅减税吸引人、财、物回流美国的美好愿望蒙上陰影。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研究员王有鑫在接受《财会信报》记者采访时分析，自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开始出现产业空心化问题，不足以给经济增长带来持续而长久的支撑。特朗普希望通过大幅降低企业和个人所得税税率，吸引产业资本回流，重振美国经济雄风。从之前里根、小布什和奥巴马政府减税周期看，减税在短期内均起到提振经济的作用，但长期效果不及预期，“中性减税”的情况在前两次税收改革中也没有出现。
王有鑫认为，特朗普税改可能会对美国经济增长、就业和跨境资本流入带来一定刺激作用，但也会加剧贫富分化、引发全球竞争性减税、增加美国财政负担。因此，特朗普税改的影响主要集中在短期，长期或将面临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上升的困扰，经济增长可能短升长降。相应地，特朗普税改对中国跨境资本流动、人民币汇率和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冲击也集中在短期，长期影响将逐渐收敛。
近几年中国在直接投资领域面临一定挑战，一方面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增速放缓，另一方面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大幅增加。王有鑫指出，如果特朗普税改付诸实施，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内资外流、外资撤回等危机，伤害我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
王有鑫具体分析，首先，短期将面临资本外流压力。由于美国拥有庞大的消费市场、先进的科技和人才优势，近年逐渐成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目的地。据商务部统计，2014～2016年，我国对美直接投资额分别为76亿美元、80.3亿美元和169.8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96.1%、5.7%和111.5%。截至2016年底，中国企业在美累计投资605.8亿美元。美国咨询公司荣鼎集团统计的中国企业对美投资数据则更高，2014～2016年，我国企业对美投资总额为725亿美元，比商务部数据多一倍以上；2016年，中国所拥有的美国机构也由2015年的1 900个上升到2016年的3 200个。可见，近几年中国企业对美投资热情高涨。
美国税改付诸实施后，企业成本大幅降低，部分中国企业可能将加速在美投资，短期中国资本外流压力将加剧。根据美国荣鼎集团统计数据，2000年～2017年二季度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累计金额1 348亿美元，流入的前五个行业分别是不动产和饭店、交通和基础设施、信息通信技术、能源以及娱乐业，占比超过70%。交通、电信、银行等行业将在减税过程中明显受益，因此，中资企业将进一步增加这些行业的直接投资，强者愈强。尽管美国消费零售、媒体娱乐业也是减税重要利好行业，但考虑到国务院于8月颁发了《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的指导意见》，将房地产、酒店、影城、娱乐业、体育俱乐部等境外投资列入境外限制类投资，预计这类投资将大幅减少。此消彼长之下，预计中国企业对美投资总额不会急剧飙升，利好更多是在短期，表现在股权和债权等间接投资和热钱流动上，长期直接投资不会出现剧烈变化。
其次，人民币短期贬值压力增加，但“通俄门”抵消了税改通过对人民币汇率的不利影响。人民币汇率在短期更容易受市场预期和突发事件冲击，因此，在特朗普税改取得突破性进展和正式公布前后，市场会对税改效果寄予较高期望，投机性的跨境资本会先于长期产业资本行动，给人民币汇率带来短期压力。然而，此次参议院税改通过当天正好曝出美国“通俄门”最新进展，前国家安全顾问弗林向FBI认罪，对特朗普执政和美元走势带来冲击。因此，税改通过后美元指数并没有明显提升。而且减税后如果美国政府长期面临财政赤字，美元的货币信用会有所下降，美元可能会受到削弱。1986年里根和2001年小布什减税期间，巨额财政赤字造成美元指数大跌。随着市场逐渐消化减税利好，国内跨境资本流动也会更加理智。同时，政策制定者也不会坐视不理，会出台相应减税降负措施吸引资本留在境内。因此，中长期看，特朗普减税对人民币汇率的冲击将递减直至消退。
第三，中国税制将面临指责，改革压力增大。从特朗普竞选期间宣称减税，再到税改每一次出现重大进展，我国媒体都进行密集报道，反映国内企业和居民对美国税改的关注，换个角度看也说明市场主体希望国内也能跟随减税。去年底，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在一次采访中对中美经济进行了对比，加之其在美国投资10亿美元开办玻璃工厂，对国内产业资本外流的担忧将国内减税讨论引向高潮。背后原因在于我国现行税收制度还存在改进空间，宏观税负和企业税负较美国高，在特朗普减税背景下，可能会伤害我国企业国际竞争力。因此，特朗普税改引发了国内广泛关注，将对中国下一步税制改革和制度设计产生一定的紧迫感和压力。
第四，对中国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体系影响相对间接，需要视美联储和全球其他央行加息速度和节奏而定。美联储货币政策正常化节奏与美国经济复苏程度相关。减税若最终付诸实施，对美国经济短期有提振作用，将刺激投资和生产，因此，美联储货币正常化将继续推进。在全球货币政策转向之际，未来我国货币政策也将跟随趋紧，未来可能采取“加息+降准”的政策组合，一方面，价格工具趋紧，使中美无风险利率保持在安全边界上，确保资本流動和汇率稳定；另一方面，数量工具放松，确保国内流动性充裕，市场利率不至于大幅上行，支撑实体经济发展。
重庆睿捷税务师事务所技术总监王敏在接受《财会信报》记者采访时认为，特朗普税改法案虽然可能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提升美国的国际竞争力（特朗普的口号就是让海外制造业重回美国）， 但鉴于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现在预测对美国和世界经济的影响程度还为时过早，需要观察一定时间后再来判断。
应对
当前减税非最优选择 金融安全是重中之重
经过四十年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国的经济体量和质量以及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都有了很大的跃升，尤其是“一带一路”战略的稳步推进和快速结果，使中国应对国际风云变幻的能力大大增强。
但对于特朗普减税带来的冲击，张广通认为既不能视而不见，也不能盲目乐观，应采取以下策略加以积极应对。一是继续推进经济发展动能的转换，制定科学、有效的税收优惠政策，支持实体经济做大做强，支持信息经济和服务经济加快发展，支持科技创新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营造良好的就业创业环境，持续提高我国经济的发展质量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二是加强顶层设计，深入推进财税改革，稳步推进税收法治化进程，加大税制改革力度，着力弥补地方税改革的短板，优化税制结构，不断提升税收征管和服务效率，降低市场主体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激发整个社会的创业创新活力。
三是发挥中国地广、人多、市场大、朋友遍天下的优势，稳步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增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由不合理国际秩序的被动顺从者逐步转变为国际规则的主动制定者。
四是调整完善各行各业应对特朗普减税及其他政策出台带来的风险和挑战的预案，有效防范在财政、金融和经济领域出现系统性风险，同时化挑战为机遇，积极找寻发展机会。
五是与美国政府保持良好沟通，扩大共识、缩小分歧、加强合作，尽最大努力挫败其围堵中国、遏制中国和平崛起的图谋，为我国长期可持续发展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
“特朗普稅改无疑给中国带来了严峻挑战，我国唯有客观正视，积极应对，才能在新一轮全球减税浪潮和产业资本配置中把握主动权。”王有鑫建议，第一，加快推动税制改革，由间接税为主向直接税为主转变。我国企业税负比美国高，重要原因在于我国以间接税为主，征收对象主要是企业。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我国税制改革基本方向是从以间接税为主向直接税为主转化。近年来，通过大力实施营改增，我国税制结构已有明显改善，间接税数量已从三个下降到两个，在全部税收收入中占比也由过去的65%左右下降到2016年的57%。未来，可通过继续降低间接税比重，逐步搭建直接税框架，为企业减负。对于已开征多年的个人所得税，应以强化征管为重点，推动其向“综合与分项结合”方向转变。对于房产税，应通过扩大试点，挑选成熟经验适时向全国推广。对于遗产税，应加强研究，逐渐积累社会共识，探索建立合适的制度框架。
第二，整合企业所得税优惠条款，降低名义税率。虽然世界银行测算我国企业总税率（68%）远高于美国（44%），但其中所得税部分（10.8%）明显低于美国（28.1%）。这样的结论看上去矛盾，是因为在对外开放、招商引资过程中，各级政府出台了形形色色的税收优惠政策，所得税优惠是其中重要一项。我国以间接税为主的税收结构，决定了企业可将其缴纳的大部分税收，通过价格渠道等方式转嫁出去，企业真正承担的税负并没有直观感受那么重。我国应全面、深入梳理企业所得税的各类优惠政策，将此前适用某类行业、地区甚至产业园区的税收抵扣内容，以立法形式固定下来。以此，既可以缩小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差异，也可以收敛我国名义税率与实际税率之间缺口，优化税收结构。
第三，整顿和规范税外收费。我国收费体系庞大而复杂。按主体分，有行政事业性收费、中介组织收费、行业协会收费以及“准市场主体”收取的经营性收费。按名称分，包括费、基金、社保、国有资本经营收入等。各类收费种类繁多，缺乏透明度和总体控制，增加了企业实际税负成本。对此，应加大正税清费力度，逐渐推进行政零收费。对已经存在的收费项目，要在全面清理的基础上，将确有必要保留的项目归并到相应税收之中，正税清费。除此之外的收费项目，可以考虑借鉴广东、湖北等地经验，推广“行政零收费”。取消行政收费后形成的财政支出缺口，可以通过正常的预算安排予以解决，确保地方政府财源稳固。
第四，加强国际税收协调，避免恶性税收竞争。特朗普税改计划公布后，英法等发达国家已流露跟随减税迹象，全球范围减税大战一触即发。这样做不仅会使国际税收秩序陷入混乱，伤害出口导向型和外资依赖型发展中国家，更会使业已形成的《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行动计划》等反国际税收恶性竞争成果缩水。我国政府应积极应对。跟随减税不是最优选择，国际税收竞争应该是合作中的竞争，而不应以邻为壑，恶性竞争。一方面应立足本国国情，继续完善税收体制，规范税外收费，降低企业税负。另一方面，应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国际税收协调，加强国际反避税合作，完善税收立法，加强反避税人才队伍建设，强化国际反避税信息共享。
王敏则表示，不能将美国税改看成孤立的税改行为，而应视为美国包括缩表（资产负债表缩小）、加息在内的一系列组合拳动作，这是一场可能会引发经济和金融安全的全球大战，我们应该高度重视，制定出综合应对方案，保证我国经济和金融安全是重中之重。
王敏建议，我国应继续加强资本管制，防止资金可能出现的加速外流行为。对外投资方面，应严格加以控制，对于有利于发展我国实体经济的投资项目，比如有助于我国科技实力提升、能源安全等继续加以鼓励；对我国实体经济提升没有多大帮助的项目应严格限制。对金融领域，应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重点在于严格控制和防范金融风险；对于金融创新，应持谨慎的态度，以是否真正有利于实体经济提升为判断标准；继续花大力气清理整顺地方债务，防止地方盲目冲动的建设行为；对于PPP项目、资产证券化（比如REITS）等，应以谨慎的态度对待，对真正的民生项目可予以支持，重点在于防止金融风险。
部分人士认为我国应马上大规模降税以应对，但王敏认为我国目前进行规模性减税并不现实，也存在一定困难。因为我国的经济体制和美国不一样，我国是大政府，参与了经济管理的方方面面的工作，地方的债务问题已相当严重，不太可能像美国那样大量发行国债解决财政问题，因此，我国不可能采取大规模减税政策来应对，应该继续立足于结构性减税政策，继续深化税制改革，对有利于实体经济提升的税收优惠政策应继续加以完善，调整直接税和间接税的比例，建立完善的地方税收体系。对新税种的推出应持慎重态度，应多征求各方意见，尽量完善制度。
此外，王敏表示，在税收征管方面，应该立足于为纳税人创造和谐宽松的税收环境。既要依靠金税三期等工具大力提高征管效率和强度，又要多考虑纳税人存在的客观情况，考虑其历史形成因素。创造和谐的税收环境，而不是激化矛盾，应给纳税人一定时间进行规范和完善。
国际政治论文范文第5篇
一、提高高中思想政治教师核心素养的原因
陶行知先生曾说过：“学高为师，身正为范”，陶先生认为学识渊博的人成为老师，只有行为端正的人才能成为典范，这无疑对教师的素养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思想政治教师除了传授学生政治知识之外，还承担着立德树人的重要使命。因此思想政治教师的素养高低无疑十分重要。但是当今教育现状中，一些原因导致了部分思想政治教师素养没有跟上发展的要求。下面笔者将从两方面分析提高高中思想政治教师核心素养的原因。
（一）提高高中思想政治教师核心素养的重要性
1.有利于落实高中生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
2017年版《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首次凝练了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提出“通过思想政治课程的学习，学生能够具有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包括：政治认同、科学精神、法治意识和公共参与。影响学生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落实的因素有很多，而思想政治教师作为课程改革的一线执行者，可以说思想政治教师提高自己素养，无疑对学生落实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具有重要作用。
杜戎和教授在《讲授学》中提到教师在授课时要经过二度消化，教师要使学生落实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思想政治教师需要对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进行“二度消化”，使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的结构更加符合学生的认知结构，从而帮助学生发展高中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构建自身的素养体系。因此，教师的教学核心素养的非常重要，是学科核心素养落地生根的关键。
2.有利于促进高中思想政治教师专业化发展
教师专业化发展的内涵非常的丰富。在《教师角色新探索与教师发展》一书中，叶澜教授明确指出，教师专业化指的是教师群体专业素质的提升，是一个动态发展与提高的过程，不是一成不变而是不断深化的过程。2017版思想政治课程标准凝练了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要求教师必须提高自身的核心素养，这从教师专业化发展的角度讲，将促进高中思想政治教师专业化发展，通过不断提高自己的教学能力，提高自己的政治素养和法治意识，在此过程中使教师专业化得到发展。
（二）当前高中思想政治教师核心素养存在的问题
1.思想政治教师的社会地位有待提高
初中的道德与法治课在某些地方中考时不考试，导致学生认为其不重要，到了高中，在选课时很多学生更是认为这门课程枯燥而不选这门课程。这样的现象也导致了思想政治教师的社会认可度的影响，这从一定意义上讲会削弱思想政治教师的积极性以及进行自我发展的动力。
2.部分思想政治教师的反思评判意识不够
思想政治教师具有反思批判意识非常重要，如果具备，教师的教育理念将会得到持续更新，他们将拥有专业自主发展意识。相反如果思想政治教师缺乏反思批评意识，教师只能安于现状或者简单照搬各种教学参考资料、机械执行有关部门行政指令。这样不利于落实新课程标准的新要求，也不利于落实学生的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
3.部分思想政治教师的专业知识厚度不够
受传统观念的束缚，许多思想政治教师认为只要掌握了政治方面的专业知识就可以了，不去汲取相关学科的知识。但是从新课标对学生的要去中我们可以看到，就政治认同素养而言，要求思想政治教师要明确我国真实的历史，而法治意识则要求思想政治教师明确我国的法律知识并明确其最新变化。我们可以看到知识结构是呈现网状结构的，因此思想政治教师只把课本上的内容弄清楚是远远不够的。
二、高中思想政治教师核心素养提高的措施
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了高中思想政治教师提高学科核心素养的重要性以及当前存在的一些问题，下面笔者结合上述分析，提出了几点措施。
（一）提高思想政治教师社会地位，提供促进其发展的相关保障
思想政治教师不仅承担着传授学生思想政治知识的使命，还承担着立德树人的重要使命，因此政府应该加强导向，一方面通过相关政策吸引优秀的素养高的人才进入思想政治教师队伍;另一方面也要定期组织思想政治教师研讨会，围绕落实学科核心素养组织教师技能大赛，激励教师不断提高自身的核心素养。
除了政府外，学校的相关部门也应该采取相应的措施，促进思想政治教师核心素养的提高。学校与学校之间应该加强资源共享，可以定期组织本地区各学校的思想政治教师进行交流，不同学校的教学资源是不同的，各个学校之间不应该是敌对的关系，地区教研员应该定期组织各个学校的思想政治教师进行交流分享，建立网络资源共享库，以此促进思想政治教师素养的提高，进而促进学生学科核心素养的落实。
（二）思想政治教师提高核心素养的需要不断自我反思
2017年版《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提出了“构建以培育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为主导的活动型学科课程”“尊重学生身心发展规律，改进教学方式”“建立促进学生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发展的评价机制”的基本理念。这对教师的教学的教学与评价都提出了新的要求，这就意味着落实学科核心素养的课堂教学必须立足于具体的情境之中，这就要求教师必须不断对自己所惯用的教学方法和评价方式进行反思，看其是否仍然适合新课标下的要求，在反思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素养。
（三）思想政治教师提高核心素养的需要终身学习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强调，教师工作是一种“专业”“学习的专业”“终身学习的专业”。学习的专业需要专业的学习。知识经济与信息社会不仅要求学生成为终身学习者，而且教师也要成为终身学习者。思想政治学科不同于其他学科，思想政治学科的与时俱进性更为突出，往往教材的变化跟不上现实的变化，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师不断的学习，提高自身的政治素养，从而有利于帮助学生落实“政治认同”的学科核心素养。同时前面我们分析到部分思想政治教师缺少知识的网络结构，导致知识的深度不够，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师除了汲取政治相关的知识外，还要不断学习与之相关的知识，保持对学习的热情，做终身学习者，这也为自己的学生做终身学习的踐行者做出了榜样。
国际政治论文范文第6篇
【摘 要】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共政治建设一直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的建设的根本。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根据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制定正确的政治纲领，把握政治方向，确立政治路线，站稳人民立场，建立党心与民心的血肉关系。中共政治建设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成果：一是党的政治建设是一个永恒课题;二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是党的政治建设的立足点;三是突出党的政治建设的统领地位，全方位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四是立足“初心”，践行“使命”，抓住党的政治建设的灵魂。
【关键词】政治建设;统领地位;初心;新中国;历程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建设“是指马克思主义政党为确保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围绕坚持政治方向、政治路线、政治原则进行的自身建设，是直接关系党的宗旨，直接影响党的领导核心地位，直接决定党在政治上成熟程度的根本性建设”。a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建设一直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的建设的根本。中共十九大报告在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中，将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明确了其统领地位。正是中共在不同历史时期，根据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制定了正确的政治纲领、政治路线，确定了政治目标，才使社会主义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强大生命力，引起全世界注目，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是坚强有力的。因此，探讨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共政治建设的历程及创新，总结其经验，以进一步推进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远大理想与近期目标的统一：把握政治纲领，确定政治方向
任何政党都要承载政治使命，实现政治目标。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这是其先进性的本质体现。习近平说：“如果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上的先进性丧失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就无从谈起。这就是我们把党的政治建设作为党的根本性建设的道理所在。”b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一般都在党的政治纲领中得到明确表达，因而，党的纲领在党的政治建设中从来都居于首要地位，它规定着党的奋斗目标和实现这个目标的行动路线。马克思、恩格斯在创建无产阶级政党时非常重视党的政治纲领，认为党的纲领“是在全世界面前树立起可供人们用来衡量党的运动水平的里程碑”，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c这说明，党的纲领表明党的性质，是一个政党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根本标志。所以，制定党的纲领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也是进行政治建设的基础。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纲领的历程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近百年历程中，制定了鲜明的政治纲领，以阐明党的政治主张。党的纲领既包括根据不同时期的中心任务和奋斗目标制定的基本纲领，即最低纲领，也包括确定长远目标的最高纲领，两者相互联系，辩证统一。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明确宣布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中共二大制定了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即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最终达到共产主义的社会。经过28年的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实现了党的最低纲领，开始了为实现最高纲领而进行的艰苦探索。
新中国建立后，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1953至1956年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大大解放了生产力，社会主义社会开始由理想变成现实。正如《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一书所说：“解放后前八年所取得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在于共产党确立的目标与它使用的方法之间没有任何可以觉察到的不相容之处。”a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中共对当时国家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做出了基本正确的判断，遗憾的是在随后的国家建设中，在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认识上，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作用，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遭受重大挫折。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中国从此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时期，并经过艰辛探索，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共十二大明确指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b中共十七大进一步强调要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并将其写入党章。2012年，中共十八大召开，习近平对中共十八大精神作出高度概括：“说一千道一万，归结为一点，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c十八大以来，在中共领导下全国人民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成就。面对国内外深刻复杂的形势变化，中共十九大报告做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定位，明确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局性方向性问题。十九大报告也成为新时代兴党强国的政治纲领。当前，从政治上加强党的建设，核心就是一定要弄明白党的纲领和根本任务是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毋庸置疑，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必须始终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统一，二者互相联系、不可分割。坚持共产主义理想有助于涤荡改革开放过程中的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增强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觉性。而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必须要经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在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实践中，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二）坚持问题导向，确立中国共产党政治建设的统领地位
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政治纲领的制定尤其关于实现共产主义目标的确定，具有明显的针对性。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一些党员干部表现出一种“打江山坐江山”的心态，出现贪污腐化、不团结的现象;另一方面，党的组织发展太快，影响了中共先进性的彰显。因此，中共中央緊紧围绕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共产主义最终目标的实现，号召全党继续保持革命时期的战斗精神。1951年，在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刘少奇提出的共产党员八个标准中，第二个标准为“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在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以后，还要为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而斗争，“一切党员必须具有为彻底实现党的这些目的而坚持奋斗的决心”。a在“大跃进”高潮时期，中共中央提出党的组织工作要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这一阶段党的政治纲领大大激发了民众热情，提高了民众政治认知能力，巩固了新生政权，顺利完成了向社会主义过渡。但因为没有正确处理好社会主义建设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之间的关系，没有正确处理好如何保持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使党和国家的建设经受了重大波折。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中共确立了“四位一体”的党建布局，强调制度治党。面对市场经济的冲击，在“四位一体”的党建布局上又增加了反腐倡廉建设，构建了“五位一体”的党建布局，及时解决了党内出现的突出问题，确保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在新形势下，中共自身建设面临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尤其一些党员干部不仅理想信念和价值观消极、模糊、动摇，甚至政治立场、政治原则产生了严重偏差。这些对党的前途产生严重影响问题的存在，与一段时间以来党的政治建设软弱、不到位密切相关。对此，习近平在不同场合发表讲话，告诫全党，要抓住党的政治建设这个根本。为此，中共中央在全党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要求党员在事关重大是非、事关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等重大问题上，必须旗帜鲜明、立场坚定。“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共产主义是我们的最高理想。……在这个问题上，不要含糊其辞、语焉不详”。
正是从政治建设的高度思考问题，中共十九大报告将党的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在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对此作了解释：“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党的政治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因此，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第一个措施就是把准政治方向。当前所要坚守的政治方向“就是党的纲领，即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就是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实践说明，紧紧把握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建设的根本，制定正确的政治纲领，从理论和实践上正确处理共产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间的阶段关系，中共的政治方向就不会发生偏差，就能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党和国家的建设就会充满生机和活力。
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政治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
中共的纲领规定了其最终目标和各历史阶段的近期目标，党的政治路线则为实现党的奋斗目标指明了具体的途径和道路。党的纲领决定党的政治路线，党的政治路线是实现党的纲领的保证。因此，无产阶级执政党要从政治上加强党的建设，不仅要确定正确的奋斗目标，而且要制定和执行正确的政治路线，以保证党的奋斗目标的实现，二者紧密相连。
（一）党的政治路线是党的生命线
党的政治路线正确与否，决定着中国共产党的一切活动有无成效，决定着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兴衰成败，决定着党的自身建设的命运，因此，党的政治路线是党的生命线。毛泽东曾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强调：“党的建设过程，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是这样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地联系着。”d他在《矛盾论》中指出：“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e可见，制定一条不同历史时期的正确的政治路线是党的政治建设的核心问题。
新中国建立后，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制定了正确的政策，认真实行了“不要四面出击”的策略，为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随后，毛泽东把握时机，制定了中共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同时推进“一五”计划的建设。至1956年，中国不仅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而且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取得初步成果。因此，中共八大指出：“我们国家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a八大的决议充分显示了中共超强政治能力和高超的政治水平。新中国初期七年，中共比较好地处理了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问题，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顺利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
但在随后二十年的建设中，在处理阶级斗争、人民内部矛盾、经济建设问题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上逐渐偏离了中共八大的政治路线，出现了失误，其教训就在于中共没有坚持正确的政治路线，执行了“左”的方针和政策。
（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政治方向，制定了经济建设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邓小平说：“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就是搞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b叶剑英强调：“我们的一切工作，都要围绕现代化建设这个中心，为这个中心服务。”c1982年，中共十二大确定了今后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指出新时期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d经过新中国初期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和改革开放以来的探索，中共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路线问题逐渐有了较深入的认识。1987年，中共十三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并将其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中共十三大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国国情认识的精准把握，再次显示了中共高超的政治领导能力和政治智慧。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要求“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e无疑，党的建设必须紧紧围绕党的基本路线来进行。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面对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对世界社会主义发展产生的巨大影响，以及党内思想政治工作出现的问题，江泽民强调全党要“讲政治”，在政治问题上，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揭示了“一定要讲政治”的深刻内涵。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根据党的建设新情况指出：“讲政治，最根本的就是要全面、正確、积极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出现什么干扰，都不能有丝毫动摇。”
（三）党的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
2012年11月，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全党在实践中要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动摇。他强调：离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社会主义的发展和进步，就会沦为一句空话;离开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就会迷失方向、失去动力。进入新时代，党准确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中共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并要求全党要“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个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
习近平在推进管党治党的过程中，多次强调“必须把政治方向摆在第一位，牢牢坚持党性原则”。b把政治方向摆在第一位，就要紧紧围绕党的基本路线开展党的各项建设工作，保持政治定力，切实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探索和实践证明，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基本路线是完全正确的。无论将党的基本路线上升到党和国家能否经受生死考验的高度来认识，还是视为党和国家的生命线来看待，都足以说明中共制定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是多么不容易，要经过许多困难和曲折，进行不断探索和经验总结，才能认识和掌握它。但先进理论一旦被真正掌握，就会变成强大的正能量，推动社会进步和国家发展。
三、党心与民心血肉相连：人民立场是党的根本政治立场
从政党理论来说，政党代表一定阶级的利益，通过政治纲领和政治主张的表达获得选民或民众的支持。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其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的奋斗历程，就是一部不断践行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的历史，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历史，就是党心与民心紧紧相连的历史。1944年，毛泽东在张思德追悼会上说道：“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c这段话鲜明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及其内容。
（一）党的政治建设一定要站稳人民立场
立场，是人们观察、认识和处理问题的立足点。推进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建设首先要把握根本政治立场，即站稳人民立场。党在制定政治路线、方针、政策时，党员干部在进行决策和执行工作时，将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以人民群众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是个人、集团或政党利益的最大化为工作的出发点，这既是中共根本宗旨的体现，也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追求和价值追求。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共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战争年代，中共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革命实践中更多是解决政权的问题，最终的落脚点是让广大人民获得解放，翻身做主人。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中共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巩固政权，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让人民摆脱贫困，过上富裕的生活。因此，这一时期党群关系主要体现为党领导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向群众宣传党的纲领与路线。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实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带领广大人民过上小康生活。进入新时代，中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努力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实现这些目标的过程中，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阶层、利益格局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日益复杂，与国家整体利益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因此，党群关系更多表现为服务群众，与群众沟通，建立民主、协商、平等的党群关系。但不管时代如何发生变化，中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没有变，变化的是在践行为人民服务宗旨的过程中，根据时代要求在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着力点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是评判各项政策成败得失的根本依据、党员干部工作实效的根本衡量尺度、衡量政绩的最终标准
改革开放初期，一些党员受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影响，“公仆”意识淡化，背离群众路线，漠视群众心声，无视群众利益，严重损害党的形象。面对改革开放复杂的局面以及中共党内建设存在的问题，邓小平多次强调，不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必须以人民的利益为最高标准，相信人民的力量和智慧。邓小平甚至认为中国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第一条就是要同人民一起商量着办事”。a随着改革开放步伐加快，社会多元利益格局的形成，邓小平更提出“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评判各项政策成败得失的根本依据”。b心中有人民，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邓小平用极为通俗、朴素的语言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的实践标准，至今成为检验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成效的基本遵循。沿着这个基本遵循，江泽民强调，我们想事情、做工作，想得对不对，做得好不好，也要以此作为一个根本的衡量尺度，从而将这个评判标准进一步上升为党员干部工作实效的根本衡量尺度。随着中国发展路径的创新，胡锦涛则将其作为衡量政绩的最终标准，并在人民是否拥护、赞成、高兴、答应的基础上，要求“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c这既体现对广大人民群众权利的尊重，又切实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人翁精神。
（三）加强党的政治建设，要紧扣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
“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人民拥护和支持是党执政最牢固的根基。在市场经济冲击下，广大群众对党内存在的作风问题表达强烈不满。习近平明确指出：“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必须下大气力解决。全党必须警醒起来。”d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习近平告诫全党：“如果不坚决纠正不良风气，任其发展下去，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e他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讲话时强调：“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人民拥护和支持是党执政的最牢固根基。”f从这些表达中不难看出，习近平对党风建设超常重视，将其与中共的生死存亡、民心向背紧紧联系在一起。
找到问题后，破题是关键。中共十八大后，中共中央紧紧抓住民心政治，从党内脱离群众比较严重的现象、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四风”入手，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据统计，自2013至2018年，“中央纪委共通報曝光40批230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形成强有力的警示和震慑”。g这些举措消除了广大群众的疑虑，使其认识到中央执行八项规定不是运动式的，而是中共政治生活的常态，从而极大提升了中共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和威信。
中共十九大报告总结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的经验，不仅明确要求加强党的政治建设，而且将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强调发挥党的政治建设的统领作用。在此共识基础上，习近平特别强调：“加强党的政治建设，要紧扣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h和人民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变的宗旨和政治本色。习近平这段话深刻阐明了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与党的宗旨的内在逻辑关系，说明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建设的落脚点和归宿点。
四、党的政治建设的创新和发展
（一）党的政治建设是一个永恒课题
在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指出，党的政治建设是一个永恒课题，党历来注重从政治上建设党。从古田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到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强调“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都表明注重从政治上建设党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壮大、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保证。这说明，在近百年风雨历程中，政治建设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重要组成部分从来没有缺位，而且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中不断发展和创新。
一方面，从理论维度来说，政党是政治组织，这注定了一个真正意义的政党天然具有政治属性，它必须讲政治，否则何为政党。无产阶级政党更是具有高度的政治性，正如习近平所说：“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讲政治是突出的特点和优势”，“共产党不讲政治还叫共产党吗？”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即使没有将“政治建设”概念单独表述出来，并出现在党的建设总体布局中，但是有关党的政治建设的核心要义——政治纲领和政治路线，则一直贯穿于党的各项建设中，起着党的建设的政治引领作用，成为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贯穿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以及加强自身建设的始终。
（二）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是党的政治建设的立足点
邓小平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明确指出，搞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这就是当前中国的最大政治;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习近平强调，党的基本路线是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党的政治建设，要紧扣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政治建设历程就是紧紧围绕人民的幸福线而展开的，其立足点就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1956年毛泽东在谈到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时说道：“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b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要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当改革遇到阻力时，邓小平提出了著名的“三个有利于”标准，从而将改革成效落实到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切身感受上，落实到国家整体实力的提升上。同样，习近平也强调“把是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是否给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作为改革成效的评价标准”，c进而提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程说明，一代又一代的中共领导人在推进党的政治建设中，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基本路线，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在世界舞台上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这都依赖于强大的经济实力作为后盾。
（三）突出党的政治建设的统领地位，全方位加强党的政治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建设对党的建设的政治引领作用得到了很好的发挥，这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统一、“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贯彻实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中得到了印证，但正式提出“党的政治建设”范畴，并明确其在党的建设中的统领地位，是在中共十九大上，确立党的政治建设的统领地位是习近平对党的建设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从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
习近平坚持问题导向，针对中共十八大以来查处的大案要案，紧紧抓住问题的本质，指出这些案件不仅说明党员干部在经济上存在严重问题，更暴露出他们在政治上也存在严重问题。“实践使我们深刻认识到，党的政治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不抓党的政治建设或背离党的政治建设指引的方向，党的其他建设就难以取得预期成效”。a在指导党的建设工作中，习近平逐渐形成了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系统思维，从“两个务必”到“两个永远”，杜绝“七个有之”，坚持“五个必须”，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等，创造性地形成了一系列关于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建设的话语文库，如政治属性、政治方向、政治纪律、政治规矩、政治根基、政治定力、政治能力、政治意识、政治原则、政治生活、政治生态、政治文化、政治本色、政治风险、政治追求、政治使命、政治标准、政治教育、政治训练等等，并赋予了其深刻的内涵。在习近平的指导下，中央颁布了一系列涉及中共政治建设的党规党纪，如《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等。所有这些加强中共政治建设的举措，不仅突显了政治建设的首要地位，彰显了政治建设的统领作用，而且体现在将有关中共政治建设的具体内容落实到中共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以及反腐败斗争的全过程中，从而形成了一个全方位、立体式的网络建设系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不断走向完善与成熟。
（四）立足初心，践行使命，抓住党的政治建设的灵魂
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风雨，已成为一个拥有9000多万党员、461万个基层党组织的大国执政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建设，总体上是好的，但也有一些党员淡化甚至背弃了党的宗旨和信念，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松懈，政治立场不稳，搞两面派，做两面人。另外，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出现了代际消减，一些年轻党员思想平庸化、庸俗化。据中共中央组织部统计，截至2018年底，35岁以下党员共有2211.6万，b占党员人数的24.4%。青年一代的党员生活在物质文化比较丰富的环境下，其中的一些人对“理想信念”“吃苦耐劳”“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话题不感兴趣，甚至对这些理念的应有宣传进行讥笑，这些人的政治方向是迷茫的，思想意识是动摇的，忘记了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的历程，忘记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出征。为此，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时强调：“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是要牢记我们党从成立起就把为共产主义、社會主义而奋斗确定为自己的纲领。”c中共十九大报告更是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大会的主题内容。
坚守中共的性质和宗旨，坚定理想和信念，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既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也是中国共产党政治建设的灵魂;背离了初心，政治建设也就失去灵魂，党的各项建设无从谈起，党的使命更无法实现。初心，是中国共产党的血脉相承，是全面加强政治建设的目的和归宿。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从其成立的第一天起就已彪炳史册，习近平运用历史思维，站在历史高度，透视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的历史，创造性地提出了“不忘初心”的政治话语，提出要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作为全体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
（熊秋良，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