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心动力企业文化范文第1篇
摘要：在文化转型与教育转轨中，名校文化面临着艰难选择。名校文化发展意味着逐步克服文化与人的割裂与对立，形成文化与人的积极互动，促进文化世界与文化生命的同步优化。名校文化发展的深层机制在于办学者自身的文化更新，它迫切要求办学者跳出文化小圈子反观自身，提升自身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能力，同时善于捕捉文化冲突中蕴藏的发展契机，处理好文化的适应性与超越性的关系，调控好稳定与改革的运行节奏。
关键词：文化转型；名校文化发展；策略
近些年来，教育界不时拂过丝丝怀旧之风，《逝去的大学》、《过去的中学》、《北大旧事》以及《老大学故事丛书》等相继问世，背后究竟隐含着人们对教育的何种情怀与期待？我们是否在盼望追寻一所所名校的流风遗韵以获得些许慰藉？确实，教育史上虽有一些常春藤般的老牌名校，但也有不少曾经的名校却处于静悄悄的衰变之中。一位研究者曾于２００５年来到他魂牵梦萦的春晖中学作过一番考察，“猛然感到我来到的不是当年那个洋溢着创造乐趣、以求知为最终目标的春晖，而是全封闭教学、以考分决高下的春晖”，“白马湖的水已不像当年那样纯净，古人说物是人非，如今恐怕是物也非，人也非了。”［１］对此评论或许另可商榷，但它的警示是重要的：一切皆流，名校文化更如逆水行舟。名校文化要实现持续健康发展，特别需要一种旨在“发展”的文化自觉。
一、文化转型：名校文化发展的文化生态
当代中国面临着的文化转型，包含着人的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的整体性的变革，其实质是传统农业文明条件下自在自发的经验型的文化模式正为工业文明条件下的自由自觉的理性文化模式所取代，即通常所说的文化现代化或人自身的现代化。回顾历史上每一次文化转型，人们最终都会将视线集中于人自身。中国早期现代化的重点，就经历过从器物到制度、到观念、再到人自身的由表及里的进化过程，经历过从“洋务运动”到“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新民运动”。当代英格尔斯关于“国家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的论断以及提出的现代人的１２条特质，启发各个文化领域都在按照自己的理想构思、设计和追寻“新人”。“随着人对自己的全新的形象的塑造，人同时也就给自己提出建构一个全新世界的任务，于是，人和他的世界就一起都被崭新化了。我们从总体上称这种崭新化为‘文化转型’”。“任何一场文化转型，在其实质上应该是人按照更崇高、更美好的自我意识的标准对自己进行自觉的自我教化的过程，是人据其对自身进行更完善、更理想的形象塑造的文化过程。所以任何一场大的社会变革，都应该把启发人自觉地为建设自己的新人格和塑造自己的新形象而奋斗作为根本任务”。［２］当代中国正在进行的文化转型，意味着基于自然经济的传统文化精神将逐步转化为以理性精神和人本精神为内涵的现代文化精神，它具体体现在我们近期（２０２０年）的奋斗目标之中：坚持以人为本，使人民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人民过上富足的生活；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科学文化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养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全社会创造活力显著增强，创造能量充分释放，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创业活动蓬勃开展。我们尽管面临许多矛盾和困难，但正坚定不移地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向着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目标前进［３］。
当代文化转型，在教育领域称为从观念到实践层面的“转轨”、“转向”、“变革”、“改革”，主题即是“素质教育”。１９９３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首先提出：“中小学要由‘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２０１０年颁发的《教育规划纲要》再次强调：要“克服应试教育倾向”；“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是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时代要求，其核心是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重大问题，重点是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着力提高学生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和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这里明确提出以优化人的素质为核心的教育文化转型的“战略主题”，以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的全面发展的教育目标。面临着教育文化转型，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名校”理所当然地要发挥某种示范和带头作用。然而实际上，由于推进素质教育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新旧矛盾交织，体制性障碍与政策性问题并存，教育内部与社会环境相互影响，升学竞争压力高居不下，众多名校文化转型步履极其艰难，其所拥有的悠久历史和良好社会声誉常常成为沉重的包袱。前文引述的对春晖中学的评论后面还有一句话：“这不是春晖中学的悲哀，普天之下莫不如此，春晖不能幸免”。有些地方尽管推出了一些素质教育的“典型”，但常会引起置疑与争议，难以让人心悦诚服。有的“名校”早已背离了“宁丢几分，不丢方针”的办学传统，其文化精神发生了可悲的“逆转”：“不少儿童在尚未进入成人社会之前，就已经在学校中、在课堂中、在班级这个特殊的小社会中经历着被忽视乃至被歧视的漫长过程，体验着‘边缘’的惆怅与‘底层’的痛苦。对他们而言，学校还是乐园吗？教育还是道德的吗？”［４］
在文化转型中，人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生活中的种种重要变化，诸如传统意识形态的淡化，精神追求的迷失，民主和权利意识的增强，经济利益的凸现，竞争精神的强化以及文化产业的崛起，大众文化的兴盛，西方生活方式与生活情趣的流行等等。新旧文化的差异与对立，使得那些曾经神圣与崇高的信仰纷纷消逝于世俗化的文化进程之中，文化的多样性与开放性中掺杂着大量文化失范乃至以“文化”为名的反文化现象，主流、逆流与潜流，浪花与泡沫，精华与糟粕，交互混杂，扑朔迷离。在教育界，明目张胆的应试教育已成过街老鼠，多被精心包装成素质教育模样以鱼目混珠。能否准确识别这种种现象，正确判断本校文化中何者应当坚持并强化，何者应当调整与改革，是名校文化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正如车子转弯时总有一些人要被甩下来一样，文化转型是对每一所名校的敏感性、适应力和主动精神的严峻考验。对社会环境的绝对顺应，必然会付出丧失自我的代价；拒斥社会环境的要求，一味地强调自己的独立性，则会失去对社会的适应，甚至失去维持生存的基本条件；在两难选择面前能否开辟“第三条道路”？能否在与社会的积极互动中有效地保持和强化自身的个性特征？此外，对历史名校的另一重压力是，文化转型与教育转轨使得众多的一般学校面临难得机遇：在“重新洗牌”中获得新的发展空间，乘势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近年来一大批本来名不见经传的一般学校（例如江苏省的洋思中学，山东省的杜郎口中学等）迅速崛起，成为实施素质教育的先进典型，成为新兴的文化名校。人们不禁要问：难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真的是一条无法改变的铁律？
二、名校文化发展之内涵
按照“文化是一种生活样式”的理解，文化发展就是现实生活向理想的“可能生活”前进。“文化的基本功能是可能性文化的建构，这就是重构文化，文化是在走向可能生活的过程中不断接受挑战而创造的整体性的生活方式。”［５］我们无法离开学校真实的日常生活去“重建”文化，无法一边日复一日地过着习惯而舒服的常规生活，一边去“创造”新的生气勃勃的先进文化。创造有文化情调、有精神气质、有生命意义的生活方式，无疑需要物质条件的优化和生活环境的美化诗化，但不应忘记生活方式改进的深层含义是人的本性的改变，换言之，文化发展的根本归属在于客体文化向主体文化的转化生成。“文化的发展和前进性运动，其意义的确定并不在于文化表象的千变万化上，而在于对深层文化结构的根本改造”［６］，亦即在人的生命存在的优化上。
文化学者曾试图将纷繁陈杂的文化概念分为两大类：功能性文化概念和主体性文化概念。前者侧重于将文化理解为人所创造的、为人所利用的文化成果，即“客体文化”。后者侧重于将文化理解为人类的存在方式，理解为人的内在素质，即“主体文化”。康德将两者区分为“文明”与“文化”：前者指人类发展过程中的技术性、物质性、精神性的外化形态，后者指构成人类本质力量的精神性的内在性的因素。因此康德将“文化”定义为“有理性的实体为了一定目的而进行的能力之创造”［７］，此种创造直接指向人的理性、道德和审美为标志的内在人格的完善。可以说，文化本质上是人类的一种完善。然而长期以来，文化世界出现了“客体文化”与“主体文化”相脱节、相失衡的局面，甚而导致“我们文化的灾难”。德国哲学家格奥尔格·西美尔说：“客体文化突飞猛进，主体文化却不能增进……外界事物正变得越来越有文化，而人却越来越没有能力从客体的完善中获得主体生命的完善。”［８］客体文化包围着我们，陷我们于越来越不自由的境地。眼花缭乱的信息，名目繁多的活动，应接不暇的检查，意想不到的突发事件，轮番主宰着我们的现实命运，使我们难以集中精力对文化理想作深层次的理性思考。“与我们在物质上的非独立性一样，我们在精神上的非独立性程度也日益加深。”［９］
马尔库塞强调，“文化”应是与“物化”相对立的对人的一种“肯定”，在根本上是人的解放的尺度。人的解放不仅表现为人的本能压抑的解除和潜能的开发，同时表现为通过艺术与审美追求实现真正的幸福——“文化应当关注个体对幸福的要求”［１０］。就学校文化而言，其价值不仅仅是传递知识而在于“唤醒生命”，教育应当“一直到精神生活运动的根”，“教育之根和文化之根的寻求，只能通过人的灵魂的唤醒才能实现”［１１］。学校文化固然要全方位地体现在学校建筑设施上，体现在形成传统的教育与管理活动模式上，但更应该致力于将特定的文化要素内化为本校师生的文化品格。简言之，学校文化的根本目标就在于促进客体文化向主体文化有效生成，使物质、符号、制度承载的文化转化为以人为载体的“活”文化。这至少意味着：学校中的课程教学、图书资料、实验仪器、体育器材、活动场所等所有文化活动和文化设施真正具备“为人的”的品格，能够最大限度地服务于优化人的生命存在；学校的所有规章制度和传统习俗，无论从主观动机和实际效果上都不应该成为人的发展的束缚，而是有助于人的发展的“弹跳板”；学校文化建设从重视人的文化符号（校徽、分数、证书、奖状、称号）到关注文化本体（人）的品性，关注全体师生身心全面和谐发展为直接目的。
学校文化的发展最终目标促进人的“向文而化”，这是一个由外而内的过程，而其起始则是一个从内向外的过程。文化世界优化与文化生命优化之间的动态循环，是从人“形成新的意识开始的。首先是人对自己的生命存在的最终意义的重新设定，然后在这个设定的基础上，重新形成新的人性规定和人格形象，重新形成新的伦理准则和新的道德规范，重新形成人对物质事象世界以及文化实体结构世界的崭新关系，从而形成新的世界图景和新的社会理想”［１２］。因此可以说，名校文化发展当以办学者提升自己的“文化水平”和“文化程度”为起始环节。就是说，要发展文化，先得发展自己。只有以先进文化“更新”或“重建”自己，才能“更新”或“重建”学校文化，才能以一个全新的“我”去发展一所全新的学校。乌申斯基说：“教育的力量仅仅来自人的个性这个活的源泉。任何规章制度和纲领，任何人为设置的机构，不管它设想得多么巧妙，都不能取代教育事业的个性……只有个性才能影响个性的发展和定型，只有性格才能养成性格。”［１３］人的自我意识是人的生命活动的最深的发源地，也是文化发展的根本动力。办学者只有立足于自我意识和整个意识领域的变革，只有自觉地认识到对自己内心的文化世界进行改造的必要性并自觉自愿地推进这种改造，同时形成相当的“文化能力”，才能有效地推进整个学校文化的进步。就推进素质教育而言，只有办学者真正具有对素质教育的深刻理解和迫切的内在需求，只有坚信素质教育是当代名校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素质教育才能在该校得到真正实施。在此之前，办学者为了显示“文化发展”，为了显示自己实施的是“素质教育”而采取的任何措施，都有可能陷入名不副实的形式主义，导致非文化甚至反文化的恶果。
三、名校文化发展的基本策略
１．跳出圈子，以“他者”眼光反观自己
“文化自觉”的基本含义是对本文化的自知之明，这对于名校文化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名校文化是一个特殊的文化圈。一般而论，圈内人对于自己继承和创造的文化总有一种特殊偏爱，沉浸其间，怡然自得，在自享其成的同时发生着接受与同化，在自己身上留下本校文化的鲜明印记。此时的学校文化便具有了超越主体的客观形式，成为独立于每个个体的外在力量，并且会以自身固有的稳定性与持续性反过来控制和束缚学校主体，使之丧失某种创造活力。学校文化越是强大，越有影响，便越会被认为是天经地义不可变更，也就越难对它进行改进和超越。特别是它面临挑战时，圈内人会本能地作出“保护性反应”，“这种反应与母亲保护自己婴儿的反应没有区别”［１４］。例如在教育改革中，“校委会常常最保守，因为他们总是由那些在已形成的制度中一帆风顺的人所组成”［１５］。打破封闭保守的惟一出路是开放。“我们往往对自己的文化不假思索，视为理所当然，这是因为它早已和我们自身溶为一体，无法分割了。……只有当我们拿自己与其他社会的人们相比较时，才会意识到人们在文化方面的同和异。”［１６］这就需要名校有计划地采取“走出去”或“请进来”的方式进行比较分析，特别要善于以“他者”的立场反观自己的学校，从自我欣赏、自我陶醉转变为自我怀疑和自我批判，形成自我发展的新的冲击力。这里既要求准确地看出本文化的深层缺陷与弊端，更要求善于汲取圈外的文化营养，为自己的文化生命注入新鲜血液，以新的文化活力推进文化创新，实现新的自我超越。有时候，模仿借鉴的意义并不亚于无根基的“翻新”。当年蔡元培提出“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办学主张，就是一次成功的借鉴和移植，至今仍具现实意义——他借鉴的是西方大学的精髓。
２．捕捉文化冲突中蕴藏的发展契机
名校固然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但作为一个微型文化圈，一个不同文化汇聚交流的场所，文化的异质性蕴含着学校变革的潜在动力。学校内部新旧价值间的冲突，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成人文化与儿童文化的冲突，社会主流文化与学校亚文化的冲突，外来文化与本校文化传统的冲突，围绕课程（教师与课程、学生与课程、课程内部等）的文化冲突，围绕组织机构制度的文化冲突以及教师之间、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文化冲突等，常常不期而遇。从组织文化角度看，“变革是在学校日常活动中自然产生的现象，而不是由外力强行施与的东西。成员每天在学校组织中与他人互动就会有新经验产生，而成员重组经验的过程就是组织的变化过程”，换言之，学校变革“产生于成员行动与学校情境不断交融的过程中”，“是学校成员与环境互动的生活本身”［１７］。师生员工在日常工作和学习中萌生的新思想和创造的新事物，都会构成变革的动力源。只要学校领导尊重师生的主体地位和创造精神，保持敏锐的感知能力，保持对变革的开放灵活的心态，细心呵护新生事物的幼芽，就能抓住内部生成的每一次发展机会。因而，办学者要善于发现这些冲突中常常蕴藏着的新的文化元素和萌芽，善于发现其中蕴藏着的发展可能性和巨大的发展潜能，果断地不失时机利用其中的契机，促进冲突各方相互吸收融合，形成新的文化因子或文化体系；善于通过关联、联结、协调、平衡，逐步理顺各文化型式间的关系，形成一体多元，既有核心价值引领又有多元文化繁荣昌盛的局面。
３．调控好稳定与改革间的运行节奏
文化因适应和满足人的需要而产生和延续，适应性是其天性。名校文化是师生共同创造的，师生置身其间会产生一种如鱼得水的舒适感。在这一相对和谐的“家园”、“港湾”、“诗性的栖息地”，一切教育教学活动按部就班，日复一日，有如月落日升、斗转星移。文化的适应性维系着学校秩序的稳定，给每个师生以安全感、归属感和精神的滋养，同时实现文化对人的潜移默化。另一方面，文化在总体上具有超越性和创造性，具有自由自觉的特征。人的躁动不安的本性决定他们不会长期安于现状，他们会逐渐发现文化环境中不如人意之处，并会创造出新的文化（物质和精神的），满足自己的新的需要和新的适应感。“人的文化精神的每一次新的觉醒，每一次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都表现为对原有的人们习以为常的自在的文化模式的冒犯和超越”［１８］，表现为自觉的理性文化对自在的经验文化的革命和超越。
文化的适应性与超越性之间的紧张和冲突构成了文化发展的内在机制，而两者之间的循环交替则构成了文化发展的现实节奏。在稳定状态下，建构和巩固文化规则是文化意向的总体趋势，而在文化转型时期，原有的文化规则（制度、学说、原理、规章、标准、规范等）因对人的发展产生日益明显的障碍和束缚而发生合法性危机，需要加以变革和创新。“这种创新性过程，实际上就是人对自己的人格的不断地重新塑造，对自己的社会关系的不断地重新组织，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文化世界的不断地重新建设。”［１９］稳定与改革相反相成，不可或缺。片面强调和谐稳定容易导致文化保守主义，过度的改革创新则会动摇自己长期积淀成的文化根基。“变是发展的契机，但成长的锁钥却在变中保持不变。所有文化的成长都是承续与变迁的结合。”［２０］名校文化稳定健康的持续发展，需要办学者善于权衡利弊，审时度势，因势利导，在空间和时间上掌握好改革的强度与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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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ａｍｏｕｓ Ｓｃｈｏｏ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ＳＵＮ Ｋｏｎｇ－ｙｉ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Ｎａｎｊｉｎｇ ２１００１３， Ｃｈｉｎａ）
Key words: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ｆａｍｏｕｓ ｓｃｈｏｏ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