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流域协调发展范文

2023-12-27

黄河流域协调发展范文第1篇

情况开展调研

9月2日,市政协副主席、经科委主任带领部分政协委员及市直相关部门负责人组成调研组,对我区居民主要消费品价格情况开展了调研。区委、区政府、区政协部分领导及区直有关职能部门负责人陪同参加了调研。

黄河流域协调发展范文第2篇

只选错的

1、我国城乡经济社会的融合发展、公有制和非公经济的融合发展是未来经济发展的一个趋势。

正确

错误

2、生产要素流动的规律是边际效益率。生产要素流向边际效益低的地方。

正确

错误

3、判定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财政是否为公共财政,主要看其收入来源,而不是财政支出结构。

正确

错误

4、农业现代化的一般和中国特色结合起来,才是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正确

错误

5、随着改革不断深入,我国多种经济成分不断发展,非公经济越来越少,独资企业越来越多,各种企业的财产组织性日渐增多。

正确

错误

6、我国的三大产业:工业、农业、服务业。

正确

错误

7、我国东部地区想继续保持经济不断增长,需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还要向质量效益型企业发展。

正确

错误

8、建国初期我国重点发展农业,优于服务业,如今世界粮食危机严重,农业仍然是优于服务业发展。

正确

错误

9、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把过去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转变为进口协调拉动。

正确

错误

10、2006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开展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要求国土资源划分为若干板块实行切合实际的区域政策。

正确

错误

11、优化国土开发格局分为三大功能区: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限制开发区。

正确

错误

12、限制开发区如自然保护区等,有不允许开发的地区。

正确

错误

13、国土开发格局的区域划分,以行政区为依托,没有打破行政区划的限制。

正确

错误

14、各主体功能区之间,需要西部向东部产业转移。

正确

错误

15、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解决好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关系。

正确

错误

16、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 )的制度,推动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融合。

一体化

多元化

丰富化

同步化

17、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要实行( ),所有权和经营权适当分立。

政企合并 政企分开 政企对立

政企同步发展

18、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需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服务制度。 要实现公共服务,建立完善的公共体系,实现( )。

基本公共服务特殊化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重点公共服务优先化

重点公共服务均等化

19、就业是民生之本,要对( )进行就业援助制度。

单亲家庭

军属家庭

零就业家庭

无子女家庭

20、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体系是加大公共服务领域投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 )。

核心

关键因素

前提条件

手段

21、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以( )为主体,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私有制

混合所有制

公有制

公有制和私有制

22、《企业国有资产法》的出台出台和执行,有利于建立和完善( ),有利于提高我们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水平。

国有资产

企业财产

公共财产

公有制财产

2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按单独编制,纳入本级人民政府预算,报( )批准。

上级人民代表大会

本级人民代表大会

当地财政部门

国家财政部门

24、建立起城乡公共服务的统一制度,要靠完善的公共财政体系 ;要靠全国形成统

一、规范、透明的( )。

财政直接支付制度

资产异地管理制度

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资本经营预算制度

25、十七届三中全会的“五个统筹”提到农村服务业的发展,要与农民接受服务的能力和( )相适应。

消费水平

消费喜好

消费环境

家庭收入

26、十七大报告指出:把过去主要依靠( )产业拉动,转变为一二三产协调拉动。

27、企业自主创新的良性循环为( )。①资金投入②取得技术效果③转化为经济效益④资金再投入

①→③→②→④

①→②→④→③ ③→②→①→④

①→②→③→④

28、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我国总体上已进入( )阶段。

大力兴农

先工业后农业

一元结构

以工促农、以城带乡

29、要建立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制度,推动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融合是在( )提出的。

十七届六中全会

十七届三中全会

十七届五中全会

十六届三中全会

30、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要实行政企自觉分开,( )适当分立。

所有权和经营权

所有权和管理权

财产权和管理权

以上答案都不对

31、公共财政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主要用于( )的一种财政。

提供公共产品

提供公共服务

履行政府职能

履行宏观经济政策

32、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是针对经营性国有资产投资的利润如何( )的一项经营制度。

收缴

分配

监管

使用

33、国家取得的下列国有资本收入及支出中,应当编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包括( )。

从国家出资企业分得的利润

国有资产转让收入

从地方出资企业取得的直接收入

从国家出资企业取得的清算收入

34、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五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 )。

统筹经济社会发展 统筹整体与局部发展

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统筹政治文化发展

35、以( )作为划分企业类型的标准。

企业的财产制度

企业的资本组织形式

企业的资产规模

企业的盈利能力

36、自主创新包括( )几大创新。

新能源创新

技术的创新

体制和机制的创新

管理的创新

37、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中,公共服务包括( )。

“三就一保障”

交通

科技

通讯

能源

38、下列选项中属于公共财政的是( )。

税收

财政拨款给交通建设

国家支付的义务教育经费

外汇

39、国有资本中企业的改革包含( )制度。

政企分开

政资分开

利税分开

人岗分开

40、国有投资可以有( )形式,是相对非国有投资而言的。

国有独资

国有控股

国有参股

黄河流域协调发展范文第3篇

摘   要:基于生态足迹理论,采用人均生态赤字、万元GDP生态足迹、生态足迹多样性指数和生态可持续指数对黄河流域2010—2017年可持续发展状态进行评价,结果表明:黄河流域处于强不可持续发展状态,其原因是黄河流域人均生态赤字逐年加大,生态资源利用效率提高不显著,生态足迹需求不均衡。依据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政策导向并结合GM(1,1)模型,预测了2020—2025年四种政策情景下黄河流域的可持续发展状态。结果表明:如果不采取政策措施,黄河流域不可持续状态将进一步恶化。未来黄河流域要坚持生态优先,推行绿色发展模式,这样才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

关键词: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生态足迹理论;可持续发展

黄河流域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然而,目前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脆弱,不同区域间的自然资源禀赋差异较大,这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构成了严峻挑战。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郑州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黄河流域的发展方式必须体现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相统一的理念。黄河流域必须摆脱对传统发展方式的路徑依赖,以可持续发展为突破口,真正实现发展质量的全面提升。

一、相关文献综述

对黄河流域可持续发展的定性研究主要涉及两方面:一是绿色发展问题。绿色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新时代延续。金凤君从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脆弱、水资源短缺、发展与保护矛盾突出等方面剖析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中面临的问题,认为黄河流域未来发展应选择绿色发展模式[1]。姜长云等也从生态承载、资源约束、产业结构等方面分析了黄河流域绿色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认为推进黄河流域绿色发展对于提升黄河流域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生态安全和文化传承中的战略地位具有重要作用[2]。二是高质量发展问题。人口、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有部分学者把可持续发展纳入高质量发展中进行研究。任保平、张倩认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要以生态保护为前提,实现流域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相结合[3];陈晓东、金碚同样强调了生态保护是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首要问题,是实现经济社会繁荣的根本保证[4]。

从现有文献来看,更多的研究是对黄河流域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定量评价。评价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指标体系法,即通过建立综合指标体系,对其进行评价以描述流域可持续发展水平。雷仲敏从压力与状态、响应与动员能力两个方面构建了黄河流域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等权平均法对2005年黄河流域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了评价[5]。二是生态足迹法,依据1992年加拿大经济学家William Rees提出的生态足迹理论[6],通过对比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的大小来评估可持续发展状态。生态足迹法相较于指标体系法的优势在于有理论支撑,考虑到了生态资源环境在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性。一些学者采用生态足迹法对黄河流域部分省区的可持续发展状态进行了评价。如王晓鹏、丁生喜对青海省2000—2008年的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进行了计算,研究结果表明青海省的生态足迹逐年上升,生态资源的消耗严重超过了生态资源的再生能力,生态可持续发展面临巨大压力[7];梁春玲对黄河三角洲1994—2008年的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黄河三角洲对生态资源的需求超出了生态承载的最大限度,处于不可持续状态[8]。生态足迹理论只衡量了生态的可持续程度,而没有考虑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可持续性,作为可持续发展的评价指标是不够全面的。为此,韩文文等在测算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的基础上,采用万元GDP生态足迹、生态足迹多样性指数和发展能力指数对宁夏2000—2013年的可持续发展状态进行了评价[9];田杰、姚顺波利用生态压力指数、万元GDP生态足迹、生态足迹多样性指数和生态系统发展能力四个指标对陕西省2001—2010年的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了评价[10]。

黄河流域未来可持续发展水平是我们关注的重点问题。已有研究中,王兆华等、姜绵峰和叶春明等采用ARIMA模型对地区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了定量预测[11-12]。该方法根据变量的长期历史发展规律预测将来,仅适用于波动不大的短期预测。向秀容等、李健和张吉辉等则采用一元线性回归进行预测分析,该方法依据变量间的相关关系进行拟合和预测,适用于有明显线性变化趋势的中短期预测[13-14]。以上两种方法都必须依赖多期样本数据,为了规避这一缺点,郭荣中等、广佳选择灰色GM(1,1)模型对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预测分析[15-16]。该方法对不确定因素的复杂系统预测精度较高,且所需样本量少。

总体来看,围绕黄河流域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也存在不足之处。一方面,上述以生态足迹法评价黄河流域可持续发展的研究都是针对黄河流域的部分省区,缺乏从全局视角评价黄河流域整体可持续发展水平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现有预测研究采用的方法都是建立在“过去的决定因素保持不变且持续影响未来”的假设基础上,如果预测期受到外部影响,预测模型的解释力度就会下降。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提出后,相关政策规划将相继出台。此时如果仍按照过去的发展趋势进行预测,而不考虑政策实施的作用,显然是不合理的。因此,本文从以下两个方面对现有研究进行拓展:第一,依据生态足迹理论,对2010—2017年黄河流域整体及流域各省区的可持续发展状态进行评价;第二,依据当前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相关政策,设定不同政策情景并结合灰色预测方法,对2020—2025年黄河流域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预测。

二、黄河流域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及其要求

流域可持续发展既有可持续发展的一般性,又有其特殊性。流域是以自然河流为基础,以水资源综合开发利用为核心的跨区域经济系统。因此,流域可持续发展更强调人口、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资源,尤其是水资源的承载能力相协调。黄河流域可持续发展属于典型的大流域可持续发展问题。具体来看,黄河流域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及其要求如下:

第一,生态优先发展。黄河流域人口、社会和经济发展与生态资源供给不匹配、不协调,导致黄河流域生态资源供给短缺,特别是水资源短缺严重。黄河流域的资源环境容量有限。黄河流域废污水排放量占全国的6%,化学需氧量排放占全国的7%。污染加剧使黄河水体稀释与降解能力愈发薄弱,特别是汾河支流,劣Ⅴ类断面比例高达61.5%。因此,黄河流域可持续发展应优先进行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

第二,经济绿色发展。黄河流域不仅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而且是我国关键的经济地带。2019年,黄河流域GDP达24.7万亿元,占全国的25.1%。然而,这些产出的取得是以过度利用土地资源和环境资源为代价的,这种发展模式不仅不可持续,而且会带来诸多问题。为了经济增长过度牺牲资源环境或为了保护生态环境而放弃经济发展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黄河流域在发展中应走绿色经济发展模式,实现“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共同推进。

第三,高质量发展。黄河流域可持续发展不仅强调生态资源的当代作用,而且要考虑对后代人需要的满足。可持续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增进人民群众的生活福祉。黄河流域横跨我国的东中西部,流域内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悬殊。同时,黄河流域贫困人口集中,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有5个涉及黄河流域。因此,黄河流域可持续发展更要在生态優先发展和绿色经济发展中坚持以人为本,解决区域协调发展和贫困等问题,满足黄河流域当代和后代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使黄河真正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三、黄河流域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的选取及数据来源

(一)评价指标的选取

生态足迹理论认为,经济社会发展是由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的大小关系决定的。其中,生态足迹是指生产人们消费的资源和吸纳人们产生的废物所需要的生物生产土地总面积,反映了人们对生态资源的需求;生态承载力是指区域能提供的各类生物生产性土地总面积,反映了区域的生态资源总供给。当生态足迹小于生态承载力时,就出现了生态赤字;反之,则为生态盈余。生态赤字说明该地区生态资源供给难以维持该地区人们的需求,发展是不可持续的。生态足迹理论只衡量了生态资源的供给和需求信息,而没有考虑人口数量、GDP产出和生态资源的需求结构等因素。因此,本文在生态足迹理论的基础上,选取人均生态赤字指标来衡量人均生态资源的供需,用万元GDP生态足迹指标来衡量生态资源的利用效率,用生态足迹多样性指数来衡量生态资源利用的均衡程度,用生态可持续指数来衡量生态资源利用的可持续性。指标具体说明如下:

1.人均生态赤字

人均生态赤字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们对生态资源需求和土地生态资源供给能力的大小关系。当出现生态赤字时,说明该地区生态资源供给难以维持需求,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其计算公式为:ed=ec-ef。式中,ed为人均生态赤字(盈余),ec为人均生态承载力,ef为人均生态足迹。当ec>ef时,ed为生态盈余;当ec

式中,i为第i种土地类型;λi为第i种类土地的均衡因子,它能将生产能力不同的土地转化为生产能力相同的土地;Ci和Yi分别为第i种资源的地区消费量和世界平均产量;N为地区总人口数。

式中,?覣i为第i类土地的产量因子,其乘以均衡因子λi能将式中生产能力不同的土地转化为与生态足迹测算式中属性相同的土地。Li为第i类土地的实际面积。根据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的建议,需留出12%的土地面积保护生物多样性,因此实际人均生态承载力应在原有基础上乘以0.88。

2.万元GDP生态足迹

万元GDP生态足迹直接反映了地区每万元GDP所消耗的生态资源,体现了生态资源的利用效率。万元GDP生态足迹越小,说明生态资源利用效率越高;反之,生态资源利用效率越低。计算公式为:万元GDP生态足迹=ef/人均GDP。

3.生态足迹多样性指数

生态足迹多样性指数反映了地区消费所需生物生产性土地面积的均衡程度。生态足迹多样性指数越大,表明生态系统中生态足迹的需求越接近均衡。其计算公式为:

式中,H为生态足迹多样性指数,pi是第i种土地类型在总生态足迹中的比例。

4.生态可持续指数

生态可持续指数反映了生态可持续利用的程度。生态可持续指数越大,说明生态可持续利用程度越高;反之,生态可持续利用程度越低。计算公式为: ESI=ec/(ec+ef)。式中,ESI为生态可持续指数。按ESI大小可将可持续发展程度分为6个等级[15]。具体划分标准如表1(下页)所示。

(二)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以2010—2017年为研究区间,选取黄河流域9省(区)73个地级市(州、盟)为研究样本(见表2,下页)。根据黄河流域实际种植、养殖情况,将生态足迹计算中地区人均消费量分为生物资源账户和化石能源账户,选取生物资源账户消费品共39种、化石能源账户消费品5种①。

各类土地的全球平均产量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数据库和《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18)》。各种类型土地的均衡因子和产量因子参考《国家足迹账户2016:工作指导手册》公布的数值。考虑到黄河流域的地理特性,本文以2010—2017年黄河流域粮食单位面积平均产量与全国粮食单位面积平均产量之比的均值作为调整系数,对产量因子进行了修正。修正后耕地、草地、林地、化石能源用地、建筑用地、水域的产量因子分别为1.46、0.17、0.80、0.00、1.46、0.88。均衡因子分别为2.52、0.43、1.28、1.28、2.52、0.35,其余数据来源于黄河流域各省(区)、市(州、盟)水资源公报、统计年鉴和能源统计年鉴。

四、2010—2017年黄河流域可持续发展状态评价分析

(一)人均生态赤字分析

由表3(下页)可知,2010—2017年黄河流域持续处于生态赤字状态。2017年黄河流域人均生态赤字较2010年增长了16.94%,年均增长2.26%。这说明黄河流域人均生态足迹需求已经超出人均生态承载供给能力,可持续发展中出现了生态资源供需失衡问题,并且供需缺口在逐年增大。從各省区来看,除四川外,黄河流域各省区生态资源利用都处于“供不应求”状态,生态资源供需失衡问题突出。2010—2017年,内蒙古、宁夏生态赤字情况最为严重,平均值超过7.0hm2/人,原因是内蒙古和宁夏对生态资源的需求过高,而地区本身生态环境脆弱,现存土地再生能力差,导致生态承载能力逐年下降。陕西生态赤字恶化程度最大,速度也最快。2017年陕西人均生态赤字相较2010年增长了124.64%,年均增长率达到12.26%。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在于,陕西经济发展过度依赖于煤炭、石油等资源投入,导致生态资源需求总量不断扩增。

(二)万元GDP生态足迹分析

如表4(下页)所示,2010—2017年,黄河流域万元GDP生态足迹均值为1.0659hm2/万元。从时间变化趋势来看,黄河流域万元GDP生态足迹以年均6.14%的速度逐年递减,这意味着黄河流域生态资源利用效率正在逐步提升,可持续发展具有较大潜力。在黄河流域各省区中,宁夏生态资源利用效率最低,其万元GDP生态足迹均值是四川的19.45倍。河南和山东生态资源利用效率得到了显著提高,其万元GDP生态足迹年均分别下降9.86%和7.60%。生态资源利用效率存在较大差异的原因有二:一是黄河流域各省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悬殊,位于黄河流域西部的省份,如宁夏、甘肃等人均GDP较低,而中东部省份,如河南、山东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都名列前茅;二是宁夏等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将对生态资源高需求转化为相应的经济收益,存在严重的资源浪费。

(三)生态足迹多样性指数分析

如表5(下页)所示,2010—2017年,黄河流域生态足迹多样性指数呈现平稳波动趋势,年均下降0.19个百分点,总体下降幅度较小,仅为1.32个百分点。这意味着黄河流域生态资源利用的均衡程度近年来没有得到明显改善。从各省区来看,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和山西生态足迹多样性指数均有所下降。其中,陕西下降幅度最大,为32.27%。青海、甘肃、宁夏和陕西均位于我国西北地区,具有丰富的化石能源禀赋,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资源依赖型产业模式,导致生态资源需求主要集中在化石能源用地上,对其他类型的生态资源利用不充分不均衡。

(四)生态可持续指数分析

黄河流域及各省区生态可持续指数计算结果如表6(下页)所示。2010—2017年,黄河流域生态可持续指数均小于0.20,且2015年以来呈现下降趋势。对照表1的划分标准可以看出,黄河流域一直处于强不可持续状态。从各省区来看,四川可持续发展指数均值最高,为0.9310,8年间均为强可持续发展。而宁夏、陕西、山西、河南和山东可持续发展指数均值皆小于0.20,处于强不可持续状态。内蒙古2010—2011年处于中等不可持续状态,2012年为强不可持续状态。青海和甘肃一直处于中等不可持续状态。山西、河南、山东生态不可持续的主要原因在于生态资源的供给能力不足,其他省份生态不可持续则是由于对生态资源的需求过大导致的。

五、黄河流域可持续发展水平预测分析

(一)预测情景设定

1.基准情景

基准情景依据过去发展规律进行预测,不考虑任何的政策实施,方便与其他情景进行比较。这里以2010—2017年人均生态足迹、人均生态赤字、人均GDP和生态足迹多样性指数为基础,采用灰色GM(1,1)模型对2020—2025年黄河流域可持续发展进行预测。表7给出了预测模型的精度检验结果,模型预测精度均达到2级及以上标准,模型检验合格。

2.生态优先政策情景

黄河流域9省区相继提出了黄河保护治理的工作要点和方向,制定了环境保护、河道滩区综合治理和优化水资源配置等政策。政策实施预期将会改善流域生态承载能力,减少水资源不合理需求。因此,我们假定:黄河流域从2020年开始加大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力度,但仍保持现有产业结构。该情景下人均生态承载力年均增速按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提出的“发展中国家在2030年前转向可持续的消费模式”进行推算,取值为1%,水资源生态足迹同样以年均1%的速度减少,人均GDP年均增速按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推算,取5.8%,其余变量与基准情景保持一致。

3.绿色发展政策情景

黄河流域既要加大生态保护力度,又要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黄河流域9省区制定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以及发展绿色、低碳、循环产业的相关政策。政策实施预期会减少生态足迹需求,尤其是减少对化石能源的资源消耗。因此,我们假定:黄河流域从2020年开始大力实施绿色发展政策(不考虑其他政策)。该情景下人均生态足迹年均减少速度同样依据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推算,取值为1%;化石能源需求也以年均1%的速度减少;人均GDP年均增速同样取5.8%(假设绿色发展带来的经济收益将被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经济损失所抵消),其余变量与基准情景保持一致。

4.综合发展政策情景

综合发展政策情景反映了同时实行生态优先与绿色发展政策下的可持续发展状况。考虑到同时兼顾生态优先与绿色发展政策将分散对生态承载力改善和生态足迹优化的投资力度,以及生态改善与绿色发展并行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将日益凸显,我们假定:自2020年起,黄河流域人均生态足迹以年均0.5%的速度下降,人均生态承载力以年均0.5%的速度增加,水资源和化石能源的消耗以年均0.5%的速度减少。人均GDP年均增速以5.8%为基准,之后每年上涨0.1个百分点。其余变量与基准情景保持一致。

(二)预测结果分析

图1(下页)显示了不同政策情景下2020—2025年黄河流域可持续发展的走势。从图1可以看出,在不采取任何政策措施的情况下,黄河流域利用生态资源换取经济价值的效率虽然会逐步提高,但生态供需失衡将不断加剧。生态资源利用的均衡程度虽然有所改善,但总体水平较低,流域强不可持续发展状态将进一步恶化。而在后三種政策情景下,会出现如下现象:第一,人均生态赤字将得到改善,即生态资源供需逐渐恢复平衡。其中,在绿色发展政策情景下,供需失衡改善速度最快,效果也最为明显。第二,万元GDP生态足迹均呈现下降趋势,即生态资源的利用效率将逐年提升。其中,绿色发展政策实施效果在当期最为明显,但从长期来看,同时实施生态优先与绿色发展政策对资源利用效率的提升效果最佳,而仅实施生态优先政策反而将减缓生态资源利用效率提升的速度。第三,生态足迹多样性指数逐年上涨,即生态资源利用的均衡程度得到改善。其中,综合发展政策效果略优于绿色发展和生态优先单一政策。第四,生态可持续指数不断提升,即生态资源利用的可持续性逐步增强。提升效果从高到低依次为综合发展政策、生态优先政策、绿色发展政策。综上可知,改善黄河流域未来可持续发展状态,不能仅靠单一政策,而应坚持生态优先与绿色发展齐头并进。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采用人均生态赤字、万元GDP生态足迹、生态足迹多样性指数、生态可持续指数对黄河流域及流域各省区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了定量评价。依据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政策导向,设定了基准情景、生态优先政策情景、绿色发展政策情景和综合发展政策情景并结合GM(1,1)预测模型,对2020—2025年黄河流域可持续发展状态进行了预测分析。评价结果表明:2010—2017年,黄河流域一直处于强不可持续发展状态,存在生态资源供需失衡、生态赤字逐年恶化和生态资源利用不均衡的问题。虽然流域生态资源的利用效率有所改善,但与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且流域各省区间生态资源利用效率差异较大。

从2020—2025年黄河流域可持续发展基准情景的预测结果来看,如果不采取任何政策措施,未来黄河流域不可持续发展状态将进一步恶化。为实现黄河流域可持续发展,应采取生态优先与绿色发展“两手抓”的方案。一方面,因地制宜开展生态建设工作,加大生态保护力度。通过天然林保护、人工林抚育、退耕还林还草等工程实施,改善流域生态环境,恢复生态资源承载力。同时,依托科技创新,优化农业节水灌溉、实现工业废水减排、生产生活废水净化等,改善水资源利用效率,优化水资源配置,减少水资源需求,提升水资源承载能力。另一方面,推行绿色发展模式。对于青海、甘肃、宁夏和陕西等省区,尤需加快调整产业结构,降低经济增长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减少生态资源需求。严格管控污染物排放量大、产能过剩严重的产业,限制高耗能、高耗水、高污染工业项目的新增,倒逼企业向低污染、低排放、低消耗、高品质的生产方式转变,向绿色制造、智能制造转型;上游河套、关中平原和下游平原地区应宜水则水、宜山则山、宜粮则粮,发展现代生态农牧业、生态旅游业和文化旅游业等绿色产业;区域中心城市,尤其是黄河入海口地区,应重点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吸引东部地区及国际人才、技术、资金等向黄河流域聚集。

参考文献

[1]金凤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协调推进策略[J].改革,2019(11):33-39.

[2]姜长云,盛朝迅,张义博.黄河流域产业转型升级与绿色发展研究[J].学术界,2019(11):68-82.

[3]任保平,张倩.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设计及其支撑体系构建[J].改革,2019(10):26-34.

[4]陈晓东,金碚.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着力点[J].改革,2019(11):25-32.

[5]REES W E. Ecological footprints and appropriated carrying capacity: What urban economics leaves out[J]. Environment and Urbanization, 1992, 4(2): 121-130.

[6]雷仲敏.黄河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分析与评价[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9:145-146.

[7]王晓鹏,丁生喜.基于生态足迹的青海省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S2):40-43.

[8]梁春玲.基于生态足迹模型的黄河三角洲可持续发展动态评估[J].国土与自然资源研究,2012(3):45-47.

[9]韩文文,刘小鹏,裴银宝,等.基于生态足迹的宁夏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研究[J].水土保持研究,2016(5):285-290.

[10]田杰,姚顺波.基于生态足迹模型的陕西省可持续发展动态研究[J].中国科技论坛,2014(1):114-120.

[11]WANG Z, YANG L, YIN J, et al.Assessment and prediction of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in China based on a modified ecological footprint model[J]. Resources, Conservation and Recycling, 2017, 5(3): 301-313.

[12]姜绵峰,叶春明.上海城市生态足迹动态研究——基于ARIMA模型[J].华东经济管理,2015(1):18-24.

[13]向秀容,潘韬,吴绍洪,等.基于生态足迹的天山北坡经济带生态承载力评价与预测[J].地理研究,2016(5):875-884.

[14]李健,张吉辉.天津市水资源足迹趋势预测与动态调节[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1(5):131-134.

[15]郭荣中,申海建,杨敏华.基于改进生态足迹因子的长株潭地区可持续发展[J].水土保持研究,2019(5):174-180.

[16]广佳.基于生态文明理念的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以四川省为例[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4):127-131.

(责任编辑:许志敏)

黄河流域协调发展范文第4篇

[摘 要]基于山东省17城市2001—2012年面板数据,应用耦合模型,对山东省金融主体—经济增长、金融环境—经济增长两类二元系统以及金融主体—金融环境—经济增长三系统协调发展程度做出解析,借此对山东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协调发展关系做出全面判断。基于半参数可加模型,进一步从线性和非线性两个方面揭示两类二元系统的协调发展对三系统协调发展影响的时序变动规律。结果显示,无论是二系统耦合还是三系统耦合,各市均呈现稳定上升态势,但当前的系统耦合水平并不高;从空间差异看,半岛蓝色经济区与非半岛蓝色经济区的耦合水平差异不大;三系统的协调发展明显受到了其他两类二元系统协调发展的影响,且影响方式具有明显的线性特征。

[关键词]金融发展;经济增长;协调关系

一、前言

20世纪70年代,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抑制(Financial Repression)与金融深化(Financial Deepening)理论的提出,标志着金融发展理论的全面成型。随后众多发展中国家货币金融改革的实践都深受这一理论的影响。从金融深化理论看,金融体制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相互推动和相互制约的关系:一方面,健全的金融体制能够有效地动员储蓄资金,并将其引导至生产性投资上,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发展良好的经济同样也可通过国民收入的提高和经济活动主体对金融服务需求的增加来刺激金融业的发展,由此形成金融与经济发展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而在此过程中,有三个关键的动态因素产生了重要的作用:一是金融体系规模的扩大,二是金融机构的不断优化,三是金融市场的秩序逐步健全。通过这三个因素的不断优化,并不断加深其与经济增长的交互作用关系,就会产生金融体系本身的不断正向演进,同时增强经济发展动力。按照这一逻辑,后续出现了大量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文献,主要观点有如下三个方面:一是“供给导向”型(Levine. etc[1],Shan. etc[2],Antal. etc[3]),即金融发展引领经济增长;二是“需求跟随”型(Lucas[4],Horváthová[5],Greenwood. etc[6]),即实体经济的增长带动金融的发展;三是“双向”因果型(King. etc[7],Levine[8],Johnson N. etc[9]),即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互促的。

近年来,国内有关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亦相当活跃,研究大都遵循了上述范式。谈儒勇发现我国金融中介体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具有显著的、很强的正相关关系, 这意味着金融中介的发展有可能促进经济增长[10];赵振全等认为我国信贷市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比较显著,而股票市场的作用并不明显[11];冉光和等基于我国东西部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与误差纠正模型,对东西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长短期关系进行研究,发现东西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差异明显,因此认为在不同的条件下,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可能并不稳定[12];杨谊主张完善相关法律体系和金融监管制度,通过金融体制改革促进金融功能在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13];徐景峰,华桂宏等强调要注重金融结构的优化和平衡,这样有助于经济发展的稳定[14-15]。

从已有研究看,虽然多视角、多方法讨论二者关系的实证分析已较为普遍,但大都集中于金融主体与经济增长抑或是金融环境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单独讨论。而如能将这两类分析置于一个统一的体系中加以综合研究,从而能够以一个更为全面的视角审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演化规律,将有可能得出一些更为全面而新颖的结论。

基于此,本文引入“系统耦合”概念,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以具有代表意义的山东省的金融主体、金融环境与经济增长三系统为例展开分析。首先,基于山东省地市级数据,对其金融主体—经济增长、金融环境—经济增长两类二元系统协调发展程度以及金融主体—金融环境—经济增长三系统协调发展程度做出解析,借此对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协调发展关系做出初步的判断,并进一步解析山东省金融发展作用下的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特征;其次,基于半参数可加模型,从线性和非线性两个方面揭示山东省金融主体—经济增长协调发展和金融环境—经济增长协调发展对金融主体—金融环境—经济增长三系统协调发展影响的时序变动规律。

二、研究方法

(一)耦合模型

耦合(Coupling)是物理学术语,是对两个及以上系统相互依赖于对方的一个量度,可以从“协调”和“发展”两个层面定义。协调是一个截面概念,考察在特定时点上,两系统间的相互配合程度;发展是一个时序概念,考察随着时间的延续,两系统共同变化的过程,具体表现为系统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演进[16]。耦合则是上述两方面的综合,全面考察两系统在保证自身发展的同时兼顾彼此、协调一致的程度。耦合度的大小标志着系统之间相互协调程度的强弱,具体判断标准如表1所示[17]。

有关两系统耦合值的计算方法较为统一,一般的求解过程见公式(1)—(3)[18]。

假设存在两个交互关联的系统,各自的发展水平由综合指数 X、Z 分别标识,则有

式中,为两系统协调度;为两个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也称为发展度,、分别代表两系统对综合发展水平的重要性(权重),以金融主体、经济增长两系统为例,笔者认为两个系统同等重要,因此,可设定==1/2;D为两系统耦合度。

以二元系统耦合解析为基础,并对其加以改造,可以对三元系统耦合的机理做出新颖的解析。设定系统离差系数为

(二)可加模型

自1990年以来,可加模型(Additive Model)作为一种全新的实证方法在国外被逐步应用于各个领域。其相对于一般非参数模型适用面更广,即使在因变量的分布不易判定或者不符合正态分布假设的情况下,该模型依然适用[20]。相对于一般的参数线性回归模型,可加模型可以依据研究问题的具体情况分别设定为参数、半参数以及非参数三类模型。这一模型除可以得出各变量间的线性关系,更为重要的是,还可以描绘出各变量之间在一般情况下难以被捕获的非线性关系。此外,可加模型还具有一般非参数模型由数据驱动而非模型驱动的优点,从而可以避免一般非参数回归中当维数过高时容易出现的“维数灾难”问题[21]。因此,本文选择可以描述变量间非线性关系的可加模型對相关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拟合。

可加模型最早由Stone[22]提出,在Stone设定的模型中,因变量是由个自变量,,…,的任意函数相加而构成的,数学表达式为

其中,为截距项,为非参数函数,误差项不仅服从均值为0,方差为2的独立同分布,且与因变量独立。为了估计的可行性,一般要求。因此,标准可加模型也可表示为

为了有效解析自变量和因变量间的内在关系,并且与传统线性模型的结果进行比较,可以在保留非线性信息的基础上,加入线性部分,构成半参数可加模型

其中,为模型中因变量可由自变量表示的线性部分的回归参数。其余部分的含义与式(10)相同。

三、指标与数据说明

(一)指标体系

借鉴已有研究成果[23],以数据可得性为指针,本文设定了指标体系,主要包括约束层与指标层两类,而指标层又具体涵盖3级指标(见表2)。

(二)数据说明

本文将研究时序限定为2001—2012年,依据前述指标体系构建了山东省17个地级市12年的面板数据。文中所用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山东省统计年鉴。这一时期恰为我国及山东省金融体制改革与金融主体、金融环境优化的有效期,因此具有较强的研究意义。对于部分缺失数据,本文统一采用线性拟合法估算得到。

(三)数据标准化处理

由于三系统各指标数据的量级和量纲差异较大,因此实证分析之前需要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本文采用组间极值法展开标准化处理。依据指标的正负特征,首先找出各指标数据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尔后依据下式进行核算。

(四)指标权重的确定

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后,就可确定各三级因子的权重值。为避免主观因素带来的偏差,本文采用熵权法确定各因子的权重。限于篇幅,权重值不再列出。

(五)综合指数的核算

综合指数可测算单个系统的整体发展情况,其计算公式为

式(13)中,Xn、Yn、Zn分别为金融主体、金融环境与经济增长三系统的综合指数;Wi、Wj、Wk分别为各因子的指标权重;Iin、Ijn、Ikn分别表示各因子的标准化数值。以此为基础,可进一步计算二元和三元系统的耦合度。

四、实证分析

(一)耦合分析

运用式(1)(2)和(7)(8)分别计算两系统和三系统的协调度和发展度,然后进一步运用式(3)(9)计算两系统和三系统的耦合度D,部分年度山东省及省内两大区域三类系统耦合值见表3①。三类耦合度的变动趋势见图1。限于篇幅,协调度和发展度不再列出。

根据表3及图1可知:

首先,从全省整体看(表3最后一行),金融主体—经济增长以及金融环境—经济增长两类二元系统耦合度由0.23、0.27变动到0.52、0.51,均由中度失调衰退型提升为勉强协调发展型;金融主体—金融环境—经济增长三系统耦合度的变动亦出现了完全类似的情况,由中度失调衰退的0.24变动到勉强协调发展的0.52。由此可知各类系统均保持着耦合水平的不断优化,且各系统耦合度发展水平相近。这说明两类二元系统与三系统整体上保持了耦合变动的一致性。

其次,从两大区域看,分别计算两大区域三类系统耦合度的年度均值(见表3各区域横向均值),可以发现,半岛蓝色经济区金融主体—经济增长二元系统耦合度从中度失调衰退的0.23提高为勉强协调发展的0.53,非半岛蓝色经济区则从中度失调衰退的0.23提高为勉强协调发展的0.50;半岛蓝色经济区金融环境—经济增长二元系统耦合度从中度失调衰退的0.27提高为勉强协调发展的0.53,非半岛蓝色经济区则从中度失调衰退的0.26提高为濒临失调衰退的0.49;半岛蓝色经济区金融主体—金融环境—经济增长三系统耦合度从中度失调衰退的0.24提高为勉强协调发展的0.53,非半岛蓝色经济区则从中度失调衰退的0.25提高为勉强协调发展的0.50。因此,两大区域三系统与两类二元系统耦合度具有相似的变动趋势与变动层次,且均呈现出稳步上升的态势,而这一点与全省的整体变动趋势是完全类似的。

综上可知,整体上三系统与两类二系统耦合度水平均呈现为平稳发展态势,但耦合水平均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性,呈现出半岛蓝色经济区高于非半岛蓝色经济区。此外还可以初步推断,三系统的耦合度与两类二系统的协调发展程度密切相关。因此要提高三系统的整体耦合水平,实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高效协调互促,可以从两类二元系统出发,先促进两类二元系统的耦合发展,进而借此推动三系统的协调发展水平。

上述结果虽然可以有效揭示金融主体、金融环境以及经济增长三者之间形成的三类耦合协同共进的过程与演化特征,但无法知晓二元系统耦合对三系统耦合的作用强度,下文将对此做进一步分析。

(二)可加模型分析

1.实证模型假定

借鑒有关研究[24-25],为解析金融主体—经济增长耦合度(BE)、金融环境—经济增长耦合度(FE)对金融主体—金融环境—经济增长三系统耦合度(AE)的影响,本文建立半参数可加模型

其中,是常数项,是自变量的回归系数,是残差项。式(14)的右侧前两部分即为常规的线性回归项,后两部分是非参数可加项。非参数可加项并没有明确而先验的模型形式,但可以拟合二者对因变量的非线性影响。该模型可以通过分析线性部分两自变量的参数估计值以及非线性部分中两自变量的函数形状,全面考察金融主体—经济增长协调发展、金融环境—经济增长协调发展对金融主体—金融环境—经济增长三系统协调发展的影响,进而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协调关系的非线性特征做出分析。同时,为消除变量间存在的时间趋势,本文在进行回归时皆采用的是各变量的增长率,但仍分别用BE、FE、AE表示。为实证结果的分析方便,BE和FE分别定义为自变量1和自变量2。

2.共曲线性检验

在运用半参数可加模型进行回归之前,需要对自变量之间的共曲线性(Concurvity)进行检验。常用的检验方法是,检验模型中所关心的某项与怀疑和它有共曲线关系的非参数项拟合值的相关系数R(即决定系数R2)。依据经验,当R的绝对值大于0.5,即判定系数R2大于0.25时,需关注模型的共曲线性;反之,如果R的绝对值小于0.5,则可近似忽略它们可能存在的共曲线性。对式(14)中两自变量之间的共曲线性进行检验,结果表明两变量之间的拟合相关系数小于0.5,因此可知式(14)满足可加模型的各自变量之间不存在共曲线性的要求,即模型的构建较为合理。

3.模型拟合

(1)线性特征分析

依据式(14),以各地级市数据为基础,分别对半岛蓝色经济区和非半岛蓝色经济区两大区域进行线性特征估计,结果见表4。

模型中线性部分的参数是不随自变量的变化而变化的,本文认为该参数即为自变量对因变量的长期稳定性影响部分。由表4可知,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好,两大区域线性结果基本都在较高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分区域来看,半岛蓝色经济区自变量2系数为0.25628,而自变量1的系数为-0.19965。这表明,半岛蓝色经济区金融环境—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对金融主体—金融环境—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具有正向的线性作用,而金融主体—经济增长协调发展对三系统的协调发展存在负向线性作用;非半岛蓝色经济区自变量2系数为0.36457,而自变量1的系数为-0.11037。亦表明,非半岛蓝色经济区金融环境—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对金融主体—金融环境—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也具有正向的线性作用,而金融主体—经济增长协调发展对三系统的协调发展同样表现为负向线性作用。

分析其原因,笔者认为,从当前形势看,我国金融体系中依旧存在诸多问题,对实体经济有效支撑远未达到预想的程度,而这些问题在山东省同样存在。首先,金融资源的配置能力不高,银行信贷、财政资金以及资本市场三方面资金的转化效率不高,银行信贷仍然是企业筹措资金的主要途径;同时仍有大量的资金沉淀在国有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并未有效转化为生产性资金。而国内储蓄过剩与外资大量涌入并存,也意味着国内金融资源的浪费。其次,金融机构的融资结构明显扭曲,金融体系风险向银行集中。我国当前的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比例严重失衡,间接融资比例过高,增加了银行贷款风险,制约了经济持续协调健康发展,并蕴藏着潜在的金融风险。再次,我国整体金融体系所具有的国有银行业一方独大、银行传统业务占据主导的金融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地对市场产生足够的激励机制,并导致了金融业产出的低效。此外,以互联网金融为代表的现代新兴金融模式,提供了远超传统金融业生产效率的金融服务,但目前传统金融业并没有完全跟进与有效利用这一新兴模式,这可能导致未来以银行为主的中国金融业遭受强烈的冲击。这些问题无不表现出金融主体运行的低效。总括来看,山东省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金融主体的滞后发展,从而拉低了二者协调发展程度,进而影响了金融主体—金融环境—经济增长三系统的协调发展。

(2)非线性特征分析

模型中各解释变量的非线性部分是随自变量的变化而变化的,因此这恰好表明了由于外部影响、政策因素等对其造成的短期波动和不能用线性部分来说明的长期影响[24]。由表5可知,两大区域非线性结果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如此,结合上述可知,两区域自变量1、2对因变量的影响在长期内主要以线性作用为主,短期的非线性波动作用并不明显。

五、结论

本文运用耦合模型,以山东省17个地级市数据为基础,实证分析了2001—2012年山东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协调发展关系,并对半岛蓝色经济区和非半岛蓝色经济区两大区域协调发展程度差异性做出了解析。以此为基础,从线性和非线性两个方面进一步揭示了山东省金融主体—经济增长和金融环境—经济增长两类二元系统的协调发展对金融主体—金融环境—经济增长三系统协调发展影响的时序变动规律。具体结论如下:

第一,总体看,山东省金融主体、金融环境、经济增长均表现出不断优化的态势,由三者构成的三系统及金融主体—经济增长、金融环境—经济增长两类二元系统耦合水平不断优化,且发展速度较快。由此可推断当前山东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水平稳步提高,前景比较乐观;分区域看,两大区域之间在该三系统及两类二元系统耦合水平上的差距并不大。但当前三类耦合水平均较低,尚处于勉强协调发展阶段,离优质协调发展阶段还有很大差距。因此,今后如何更为有效地提升金融主体—金融环境—经济增长三系统的耦合协调程度,实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高效协调发展是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

第二,长期看,山东省金融环境—经济增长和金融主体—经济增长两类二元系统的协调发展对金融主体—金融环境—经济增长三系统协调发展的影响主要以线性作用为主,短期的非线性波动作用并不明显。具体看,金融环境—經济增长的协调发展对三系统协调发展具有明显的正向线性推动作用,但金融主体—经济增长协调发展的作用呈现为负向线性作用。因此,要实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高效的协调互促发展,首先,可优先考虑从优化金融环境入手,持续推进金融市场的市场化改革,提高政府在金融领域的行政效率与监管层次;其次,政府应进一步健全法律制度、优化监管机制以及加强对市场诚信体系的建设,为金融业的发展构建一个良好的金融环境,进而促进金融环境—经济增长协调发展水平的提高,从而使其对三系统协调发展产生更为有效的推动作用;再次,继续加强金融主体的市场化导向,改革传统金融机构的经营模式,引导传统金融机构向现代金融发展的新兴领域拓展。

[参考文献]

Levine R, Zervos S. Stock markets, banks and economic growth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8, 88(3):537-558.

Shan J, Morris A. Does financial development lead economic growth? [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Economics, 2002, 16(2): 153-168.

Antal M, Jeroen C J M van den Bergh. Macroeconomics, financial crisis and the environment: strategies for a sustainability transition [J]. Environmental Innovation and Societal Transitions, 2013, 6(3) : 47-66.

Lucas R E.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 Journal Monetary Economics, 1988, 22(1) : 3-42.

Horváthová E. Does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affect financial performance? A Meta-analysis[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10, 70(1) : 52-59.

Greenwood J, Sanchez J M,Wang C. Quantifying the impact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on economic development[J]. 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 2013, 16(1) : 194-215.

King R G,Levine R. Finance, entrepreneurship and growth [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93,32(3):513-542.

Levine R.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views and agenda [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1997:688-726.

Johnson N, Lux T. Financial systems: ecology and economics [J]. Nature, 2011, 469: 302-303.

談儒勇.中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1999(10):53-61.

杨谊,刘军.金融压抑下的金融体系与经济增长[J].生产力研究,2012(10):45-48.

赵振全,薛丰慧.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J].金融研究,2004(8):94-99.

冉光,李敬,熊德平,温涛.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区域差异—基于东部和西部的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与误差纠正模型[J].中国软科学,2006(2):102-110.

徐景峰.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基于资金供给角度[J].财经论丛,2014(3):40-46.

华桂宏,费凯怡,成春林.金融结构优化论—基于普惠金融视角[J]. 经济体制改革,2016(1):144-149.

逯进,周惠民.中国省域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耦合关系的实证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3(9):3-19.

逯进,郭志仪.中国省域人口迁移与经济增长耦合关系的演进[J].人口研究,2014(6):40-56.

吴文恒,牛叔文.甘肃省人口与资源环境耦合的演进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06(12):81-96.

汤铃,李建平,余乐安,覃东海.基于距离协调度模型的系统协调发展定量评价方法[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10(4):594-602.

潘越,杜小敏.劳动力流动,工业化进程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非参数可加模型的实证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0(5):34-48.

冯国双,陈景武.广义可加模型及其SAS程序实现[J].中国卫生统计,2006(1):72-74.

Stone C J.Additive regression and other non-parametric models[J].Annals of Statistics,1985,13(2):689-705.

逯进,朱顺杰.金融生态、经济增长与区域发展差异—基于中国省域数据的耦合实证分析[J].管理评论,2015,27(11):44-56.

巴曙松,朱元倩.基于可加模型的外汇储备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金融研究,2007(11):1-12.

钱争鸣,方丽婷.我国财政支出结构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非参数可加模型的分析[J].厦门大学学报,2012(5):90-97.

[责任编辑 王艳芳]

黄河流域协调发展范文第5篇

一、文明城区创建需要齐心协力文明城区创建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涉及全区方方面面,具有全面性、艰巨性、复杂性的特点。自全区文明创建动员大会后,各部门、各街道都对照《白下区创建文明城区实施意见》和《创建文明城区工作一级分解表》,制定了创建方案,成立了创建领导小组,指定了专门联络员,明确了创建目标,制作了一批宣传品,营造创建氛围,提高群众对创建工作的知晓率。一些部门、街道还对照指标任务进行自查,针对薄弱环节,找出差距,明确重点,力争在原有基础上提高一个档次。区文明办抓住新街口创建工作重点,制定了新街口商业街区精神文明创建实施方案和工作进度表,开展了“实践雷锋精神,做诚信公民”、“青春闪亮新街口”两大主题系列活动;在《南京日报》上开辟了“新街口三个文明大家谈”栏目,并向社会广泛征集新街口主题口号;以“文明诚信、科学发展”为主题举行了2004中国南京新街口商圈高层论坛,为新街口建设和文明创建出谋划策。各部门、各街道充分发挥社区论坛、党员之家、社区大学等现有载体的作用,广泛开展“文明从细微处入手”市民素质教育实践活动和以诚信为核心的公民道德实践活动,培育市民精神和城市精神。4月初,市文明办对全市创建工作进行了随机实地考察,从检查反馈、平时工作和调研中反映出的问题来看,当前,我区的文明创建工作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市民的文明素质普遍不高。乱扔、乱吐、乱张贴、乱穿马路现象,损坏公共物品现象,车辆乱停乱放现象还较为严重。二是文明城区创建氛围还不够浓厚。部分主干道既没设大型公益性广告,也没有文明创建工作的标语牌。三是基础设施毁坏和缺乏。主要是主干道人行道上的盲道部分被占,街巷路面硬化不够,导致排水不畅、积存垃圾;居民小区有些未按规定设置消防设施,有的部分消防设施已损坏,消防通道不畅;社区文化场所面积缺口大,小区健身器材毁坏多。四是部分“窗口”行业服务、执法不规范。环卫部门存在环卫工人未统一着装,不及时清扫垃圾等现象;园林风景区存在环境不整洁、公共物品有损坏等现象;物业管理缺乏健全高效的投诉、回访处理机制;商业零售服务中存在未向顾客明示售后服务制度现象;交警有不及时疏导交通现象。五是市容、文化市场、卫生行业管理上的不足。如还存在违章搭建、无证流动摊点、抛洒滴漏、占道经营、盗版音像制品,娱乐中心、网吧等没有标识未成年人不宜入内警示牌等现象。经营性公共场所存在证照不全,从业人员不持证上岗,食品行业中少数还存在食品卫生不符合质量标准和证照不全问题。回顾前一阶段的文明创建工作,与文明城区的标准还有很大一段距离,要实现文明城区这个目标,需要凝全区之力,齐心协力,全力以赴,用科学的发展观引领创建工作,强化组织领导,健全工作机制,找准薄弱环节,突出工作重点,采取有效措施,破解创建难题,以求真务实的精神推进全区的文明创建工作不断地提升。首先,全区要紧张起来,行动起来。距离文明城区评比还有半年时间,全区各部门、各街道应充分提高对文明创建工作的认识,增强创建的紧迫感和责任感,抓紧落实各项指标任务,确保在每个明查、暗查中不丢分。其次,应进一步发动和依靠群众,在创建中凝聚民心。大力开展“文明从细微处入手”市民素质教育实践活动,从基本礼仪和基本行为习惯做起,革除不良陋习,树立文明新风,让市民处处感受文明、享受文明成果,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育得到提高。全体机关干部应先行一步,成为文明新风的倡导者和示范者。第三,以新街口商业街区文明创建为重点,推进文明行业建设。深入开展以诚信建设为核心内容的系列主题活动,重点突出商家的诚信建设,引导商家成为创建工作的主体,主动增加企业诚信成本的投入,树立企业诚信形象,最终成为创建的受益者。政府部门要加强市场监管,坚决打击假冒伪劣商品,规范市场秩序,强化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使新街口真正成为精神文明建设的窗口,城市的品牌。第四,应进一步加大文明创建的宣传力度。充分利用“四失关爱工程”、特教站等各种精神文明创建载体,通过丰富多彩、雅俗共赏的文体活动,宣传和普及基本道德规范,大力传播先进文化,弘扬社会正气,倡导科学精神。同时发挥志愿者队伍及好市民、劳模等先进人物、团队的带头作用,用他们的自身行为来引导、说服、感染周围的人。第五,将文明创建工作与全区重点工作、行业创建工作及机关日常工作相融合,在工作中创建,在创建中工作。如创全国老龄工作先进区、全国社区卫生服务示范区、全国科普示范城区、“百名文明南京人”、“十佳文明市民”、“十佳诚信企业”等等,通过各种类型、各种层次、各种角度的创评活动,来推动机关工作作风的转变,树立执法部门的形象,提高机关干部的素质,改善市民的文明行为,促进全区创建工作的有序开展,使全区三个文明领域中的各项工作能在全市、全省乃至全国有一席之地和一定的话语权,从而提高白下区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二、加快教育资源整合刻不容缓加快教育资源整合,全面提高办学质量,促进全区教育事业的发展,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区委、区政府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近三年来,累计教育经费投入6.98亿元,其中区财政用于教育投入3.71亿元,年增长15%以上;基础建设投入3亿多元,完成校园建设项目17个,建筑面积10多万平方米,教育技术装备投入5931万元。目前,全区有省、市实验(示范)学校达25所,四星级高中1所、三星级高中4所、省合格职教中心1所、省示范初中3所、省实验小学9所、市实验小学7所、省示范性实验幼儿园4所。为了进一步扩大优质教育资源,全区按照省、市部署和《“十五”教育布局调整规划方案》,实施了中小学布局调整。到今年上半年,已撤销合并了15所小学、5所初中、3所职业学校和6所集体幼儿园,基

本完成区域内中小学布局调整“十五”规划任务。调研中大家一致认识到,我区教育发展中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如:教育发展不均衡,中小学布局调整步伐已明显滞后,存在学校数量多、办学规模小、布局不合理、办学效益低的现象,尤其是中学的结构布局调整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品牌窗口学校数量不充足,不能满足社会对优质教育的需求,制约了全区办学质量的整体提高;教师队伍建设滞后于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步伐,骨干教师尤其是在省内外有较大知名度的教师紧缺,没有真正形成优胜劣汰、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人事机制,队伍的活力没有被充分激发;教育服务经济、文明社会、造福人民的社会功能有待进一步发挥。要早日实现白下教育强区的目标,使教育成为加速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提供能量的发动机,必须采取有力的措施。首先,应高起点的做好结构布局调整,实现均衡优质发展。要按照省市有关教育布局调整的标准和要求,统揽全局、抢抓机遇、整体规划、科学论证,抓紧启动新一轮的中小学布局调整工作,结合白下教育发展实际和城市发展规划,坚持“高起点、高效益、高标准、高质量”的原则,做大、做精、做优、做强品牌学校,撤并一批生源不足、办学质量低的薄弱学校,盘活现有教育资源,加快规模学校建设步伐,争取3年内高中从10所调整到5所左右,初中从11所调整到7所左右,小学从41所调整到25所左右。第二,应坚持内涵发展,提高办学质量。白下教育应与全区经济社会事业发展相适应,走在全市的前列。学校应强化自身办学特色,强化课程教学等素质教育的内涵改革,在提高现有品牌学校教育水平的同时,努力争创新品牌。高中学校要全部办成四星级(即国家示范高中)的优质高中,金陵职教中心要建设国家级重点职业学校,初中要全部成为省示范初中,90%以上小学成为省、市实验小学,教办幼儿园全部创建为省、市示范性实验幼儿园,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的需求。第三,应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建设高素质队伍。树立“教师是教育事业第一资源”观念,积极推进人事制度改革。继续通过校长聘任制、任期目标制和竞争上岗制的落实,建设一支敬业奉献、高能高效的干部队伍;全面推行聘用合同制,完善布局调整中富余人员多渠道妥善分流措施;深化校内分配制度改革,完善分配激励机制,逐步向优秀人才、骨干教师和关键岗位倾斜;合理配置教师资源,把好教师入口关,实行教师“凡进必考”;加强教师继续教育,开展实施“网络教师培训”工程,提高在职教师整体素质和专业化水平。第四,应推进社区教育,健全终身教育体系。提高社区教育发展水平,是教育服务经济、文明社会的有效途径。围绕创建文明城区的目标,充分利用各类教育资源,为社区提供多样化的教育服务,满足社区成员的各种教育需求。重视和加强城市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培训、进城务工人员培训、老年人的社会文化知识培训、外来人群适应城区社会生活培训、弱势人群提高生存技能培训等,努力提高群众受教育的普及程度。第五,应加大经费投入,提高教育质量。发展教育是一项投资,通过加大对教育的投入,提高教育的水平和质量,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促进人口素质的提高,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原则上义务教育阶段由政府投入,非义务教育阶段由政府和社会共同承担。应积极鼓励和吸引社会力量,通过银行贷款、资产置换、捐资助学和社会办学等形式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在全区逐步形成以政府投入为主体,以社会投入为补充的基础教育经费投入机制,确保教育事业发展的资金需求。

三、推进社区民主自治任重道远我区的社区建设通过多年的努力,取得了一定成效,呈现四大特征:一是社区党组织健全,工作扎实有效。全区60个社区建立了社区党总支,楼院建立了党小组,使党的组织体系深入到居民楼院,形成了“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新的社区党组织活动网络。还分别与辖区16家单位党组织建立联谊制度,实行党员教育联搞、思想教育联做、社会治安联防、公共建设联办、贫困对象联帮、文明社区联创。二是涌现出一批富有特色的品牌和亮点。如洪武路街道的“社区功德录”和“爱心驿站”、苜蓿园的“特殊家庭教育辅导站”、止马营街道七家湾社区的“民族之家”、五老村街道三条巷社区为独居老人安装的“爱心互助”门铃等一大批特色服务项目。三是社区中介组织逐步发育。表现为三种类型:活动类,其特点是以消闲或文化娱乐为主。如各社区群众自发组织的腰鼓队、合唱队、健身队等老年活动队。权益类,主要是居民合法权益的表达和维护。如五老村街道三条巷社区的计划生育协会,会长由住在社区的医院退休妇产科主任担任,为辖区内育龄人群提供生殖保健和优生优育优教服务,并帮助妇女维护合法权益。服务类,其功能是为社区居民提供各类服务。如洪武路街道马府新村社区的“康爱百姓服务站”,通过整合社会资源和力量,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四是社区民主自治意识进一步增强。各社区通过社区民主选举制度、社区民主决策制度、社务公开制度、社区服务承诺制度、社区居民听证会制度和社区工作者述职制度等有关制度来强化社区自治功能。建康路街道致和街社区的“社区议事园”自成立以来,先后解决了各种社区重大事务、邻里矛盾和家庭纠纷上百个,深受居民欢迎。社区建设工作开展了多年,社区民主自治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依然存在许多困难和问题。比如:社区居委会负担仍然过重,表现在:社区台帐多,除区里统一制作的“5+1”本台帐外,不少职能部门又另设台帐;检查评比多,各类调查统计多,自去年底至今,各类调查统计不下9种。一些职能部门工作延伸落实不到位,社区工作经费与人员配置不到位,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区民主自治的进程。强化社区自治功能、推进城市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可谓任重而道远。为此,政府各部门和街道在推动社区工作中,要确立新的管理理念,实现由领导、管理到指导、服务的角色转变,积极为社区依法自治创造条件。要充分发挥社区党组织在民主自治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建立党组织指导下的社区居民自治管理模式,积极发挥社区党组织在社区自治、服务群

黄河流域协调发展范文第6篇

只选错的

1、我国城乡经济社会的融合发展、公有制和非公经济的融合发展是未来经济发展的一个趋势。

正确

错误

2、生产要素流动的规律是边际效益率。生产要素流向边际效益低的地方。

正确

错误

3、判定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财政是否为公共财政,主要看其收入来源,而不是财政支出结构。

正确

错误

4、农业现代化的一般和中国特色结合起来,才是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正确

错误

5、随着改革不断深入,我国多种经济成分不断发展,非公经济越来越少,独资企业越来越多,各种企业的财产组织性日渐增多。

正确

错误

6、我国的三大产业:工业、农业、服务业。

正确

错误

7、我国东部地区想继续保持经济不断增长,需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还要向质量效益型企业发展。

正确

错误

8、建国初期我国重点发展农业,优于服务业,如今世界粮食危机严重,农业仍然是优于服务业发展。

正确

错误

9、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把过去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转变为进口协调拉动。

正确

错误

10、2006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开展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要求国土资源划分为若干板块实行切合实际的区域政策。

正确

错误

11、优化国土开发格局分为三大功能区: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限制开发区。

正确

错误

12、限制开发区如自然保护区等,有不允许开发的地区。

正确

错误

13、国土开发格局的区域划分,以行政区为依托,没有打破行政区划的限制。

正确

错误

14、各主体功能区之间,需要西部向东部产业转移。

正确

错误

15、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解决好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关系。

正确

错误

16、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 )的制度,推动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融合。

一体化

多元化

丰富化

同步化

17、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要实行( ),所有权和经营权适当分立。

政企合并 政企分开 政企对立

政企同步发展

18、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需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服务制度。 要实现公共服务,建立完善的公共体系,实现( )。

基本公共服务特殊化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重点公共服务优先化

重点公共服务均等化

19、就业是民生之本,要对( )进行就业援助制度。

单亲家庭

军属家庭

零就业家庭

无子女家庭

20、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体系是加大公共服务领域投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 )。

核心

关键因素

前提条件

手段

21、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以( )为主体,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私有制

混合所有制

公有制

公有制和私有制

22、《企业国有资产法》的出台出台和执行,有利于建立和完善( ),有利于提高我们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水平。

国有资产

企业财产

公共财产

公有制财产

2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按单独编制,纳入本级人民政府预算,报( )批准。

上级人民代表大会

本级人民代表大会

当地财政部门

国家财政部门

24、建立起城乡公共服务的统一制度,要靠完善的公共财政体系 ;要靠全国形成统

一、规范、透明的( )。

财政直接支付制度

资产异地管理制度

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资本经营预算制度

25、十七届三中全会的“五个统筹”提到农村服务业的发展,要与农民接受服务的能力和( )相适应。

消费水平

消费喜好

消费环境

家庭收入

26、十七大报告指出:把过去主要依靠( )产业拉动,转变为一二三产协调拉动。

27、企业自主创新的良性循环为( )。①资金投入②取得技术效果③转化为经济效益④资金再投入

①→③→②→④

①→②→④→③ ③→②→①→④

①→②→③→④

28、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我国总体上已进入( )阶段。

大力兴农

先工业后农业

一元结构

以工促农、以城带乡

29、要建立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制度,推动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融合是在( )提出的。

十七届六中全会

十七届三中全会

十七届五中全会

十六届三中全会

30、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要实行政企自觉分开,( )适当分立。

所有权和经营权

所有权和管理权

财产权和管理权

以上答案都不对

31、公共财政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主要用于( )的一种财政。

提供公共产品

提供公共服务

履行政府职能

履行宏观经济政策

32、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是针对经营性国有资产投资的利润如何( )的一项经营制度。

收缴

分配

监管

使用

33、国家取得的下列国有资本收入及支出中,应当编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包括( )。

从国家出资企业分得的利润

国有资产转让收入

从地方出资企业取得的直接收入

从国家出资企业取得的清算收入

34、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五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 )。

统筹经济社会发展 统筹整体与局部发展

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统筹政治文化发展

35、以( )作为划分企业类型的标准。

企业的财产制度

企业的资本组织形式

企业的资产规模

企业的盈利能力

36、自主创新包括( )几大创新。

新能源创新

技术的创新

体制和机制的创新

管理的创新

37、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中,公共服务包括( )。

“三就一保障”

交通

科技

通讯

能源

38、下列选项中属于公共财政的是( )。

税收

财政拨款给交通建设

国家支付的义务教育经费

外汇

39、国有资本中企业的改革包含( )制度。

政企分开

政资分开

利税分开

人岗分开

40、国有投资可以有( )形式,是相对非国有投资而言的。

国有独资

国有控股

国有参股

上一篇:核泄漏的主要危害范文下一篇:活动委托合同模板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