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伦理学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市场经济;经济行为;伦理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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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西方经济与伦理关系的回顾
在西方,经济与伦理的传统联系至少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崇尚经济活动中的善行,强调善是经济活动中的目的,经济活动只是达到善的手段。在近代,从亚当•斯密到约翰•穆勒,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经济伦理思想体系得以形成,经济与伦理得到了较完善的结合。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从人的同情心出发,考察了个人的道德情感和社会的伦理关系;在《国富论》中，以人的自利本性为基础,确立了古典自由主义的经济观。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这两部分别讨论伦理学和经济学问题的著作中,各出现了一次“看不见的手”的提法。斯密说：“(富人)雇用千百人来为自己劳动的唯一目的是满足自己无聊而又贪得无厌的欲望,但是他们还是同穷人一样分享他们所作一切改良的成果。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们对生活必需品作出几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给全体居民的情况下所能作出的一样的分配,从而不知不觉地增进了社会利益,并为不断增多的人口提供生活资料。”“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看不见的手”究竟是什么,斯密在他的著作中没有明确定义,它只是一个比喻性的说法。况且,既是“看不见”,似乎也无法具体说出那只“手”到底指的是什么,它仿佛是一种无形的力量。但是,综观斯密在这两本书中论述的思想,我们可以抓住“看不见的手”的实质:它隐喻的是一种建立在利己行为基础上的调节私利与公益关系的市场力量。
按照斯密的理解,“看不见的手”是具有伦理特性的。《道德情操论》中的“看不见的手”激发了富人们的同情心,使得他们能够与穷人们分享生活必需品,而不是完全地将生活必需品据为己有;《国富论》中的“看不见的手”在个人追逐私利的同时,无意识地、自发地促进了社会公共利益的扩展。斯密用“看不见的手”沟通了私利与公益,表明了他对市场自身伦理调节力量的信任。由于他是西方自由经济理论的鼻祖,因而,“看不见的手”被西方经济学中占主流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派推崇,奉为圭臬,并成为现代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当然前提。在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的眼里,“看不见的手”在市场中具有无穷的魔力,它伸向哪里,哪里的市场就充满生机和活力,就能调整社会秩序和促进社会公正;市场存在的问题无须其他力量的干预,只要有了这只“看不见的手”,包括社会伦理问题在内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如此看来,被神化了的“看不见的手”兼具了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伦理发展的双重功能。
在斯密及后来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的思想中,对“看不见的手”的伦理功能都有不同程度的论述,其主要观点是:首先,市场伦理的发展是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市场能够自发形成既保护个人利益也促进公共利益发展的伦理秩序,个人和组织不能从外部予以干预,任何形式的干预都是对市场伦理秩序的破坏;其次,市场提供了个人发展的公平竞争环境。无论是谁,在市场面前都是平等的经济主体,都有获取个人最大利益的权利,它消除了人与人之间在生存和发展权利上的不平等性和差异性;再次,市场保障了个人主动的道德选择自由。个人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做什么或不做什么都是自由的,不受外部力量的约束和强迫,市场反对任何违背个人意愿的道德性强制；最后,市场推进了公共利益的发展。在个人追求利益增值的同时,不需要刻意地考虑公共利益,因市场力量的作用,对私利的追求无意间也能使公共利益自然增长,个人利益是公共利益的基础。
到了古典经济学集大成者约翰•穆勒那里,对“经济人”的含义有了更加明确的界定,但穆勒也指出,“经济人”只是一种抽象,而非现实的人本身,它是对人的实际行为的一种不完全精确的假设,因此得出的结论只在抽象意义上为真,一旦运用于实际就要进行修正。
遗憾的是,近代以后,西方主流经济学遗忘了经济的伦理意蕴,朝着“价值中立”的实证科学发展,“经济人”成为一个模型和分析工具,排除了任何伦理因素的考虑,其主要原因是“边际革命”以后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是使用数学方法并依据数学模型进行“演绎”的科学,应该说,经济的数学化是一种进步,它能使经济学的逻辑结构更加精致,但由于过分忽视人的丰富性研究,把理性经济人归结为数学符号的简单化趋向,使经济学成为“象牙塔之中的黑板经济学”(科思语)。对此,马丁•霍利斯与爱德华•内尔讽刺到:“几乎所有的教科书都没有直接阐释理性经济人。理性经济人的潜在假定存在于投入与产出、刺激与反映之间,他不高不矮、不胖不瘦、不曾结婚也不是单身汉。我们不知道他是否爱狗、爱他的妻子或喜欢儿童游戏胜于喜欢诗。我们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但我们知道无论他要干什么,他会不顾一切地以最大化的方式得到它。”
而丧失伦理内涵的“经济人”不能保证市场经济的条件,而是在危害市场经济。凯恩斯有一句令人深思的话:“.……我们将自由地回到宗教信仰和传统美德的那些最确切的原则上来——贪婪是一种罪恶,高利盘剥是一种不端正行为……我们将再次把目的看得高于手段,宁愿取善而不为实用。” 这是经济学家的忠告,值得我们深思。西方主流经济学不仅将经济学与伦理学割裂开来,而且将“经济人”的思维逻辑大规模地侵入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等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用德国学者彼得•科斯特洛夫斯基的话说就是:“在当代的实证主义经济学理论中有这样的趋势,即把经济学和它的范例变成关于人的行为和社会的普遍而终结性的理论。”这表现出一种“经济主义的缩略”。
令人欣慰的是,经过数学化、模型化热塑的西方经济学理论有了新的转机。其一,一些经济学家开始重新审视经济学研究对象。当今理论界比较公认的经济学研究对象是资源稀缺和人的欲望达到合理的配置。也就是说,经济学是研究社会如何使用稀缺资源来生产有价值的商品,满足人们的欲望,并将这些商品在不同的人之间分配的学科。既然经济学不仅要研究资源稀缺,还要研究人的欲望,那么,必然涉及哲学层面对价值定义的论述。我们知道,人的需求具有无限性,而资源又具有稀缺性,这就必然产生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为避免或缓和这种冲突就必然使人们的欲望超越人性本能的放纵,同时又要使有限资源得到合理配置,这就需要一整套伦理规则和伦理智能,没有这套伦理规则和伦理智能,人类将失去满足自身欲望的操作能力。其二,质疑经济数学化、模型化。一般来说,完善意义上的经济是理性经济,它不单是投入产出的物质或数量问题,还有着精神及其伦理问题。一些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对主流学派的经济学研究范式进行了大胆的质疑和批判,并从中引发出许多发人深省的理论问题,这些主要理论贡献充分表明,行为手段、伦理道德、制度变迁等作为经济活动的变量已受到经济学家的高度重视。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家——印度的阿马蒂亚•森指出,尽管忽略伦理方法,经济学照样能获得相当丰硕的成果,更未必使经济学失败,但经济学的更强的说服力在于对经济行为中的社会相互依赖关系的更深刻的思考。德国学者彼得•科斯洛夫斯基更明确指出“经济不仅仅是由经济规则来控制的,而是由人来决定的,在人们的意愿和选择中,经济上的期望、社会规范、文化的调节和道德上的善良表示的总和一直在起作用,因此,这种总和在经济行为和经济理论中,也必须得到考虑并反映到经济行为的道德特征上来”。
以上是西方经济与伦理关系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西方关于经济与伦理的关系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回归:即从亚里士多德到亚当•斯密和约翰•穆勒,体现的是“经济人与道德人要统一”的思想。而从近代以来,实证主义将经济人与道德人割裂,单纯强调经济人的思想,酿成了西方社会物质文明丰富、精神文明匮乏,拜金主义、极端利己主义盛行、信仰危机等社会问题严重的局面。如今,许多学者重申经济人与道德人应统一,呼吁要加强经济伦理建设,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这一曲折回归,是西方社会走了许多弯路,付出了沉重代价而总结概括出来的,体现了道德发展的规律性。这使得我们要深思市场经济下经济行为的道德意蕴到底是什么。
2 市场经济与伦理道德的辩证关系
经济与伦理是一种互动的辩证关系,经济是基础,伦理属上层建筑范畴。根据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原理,经济基础对经济伦理具有决定作用,经济伦理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并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经济伦理对经济基础又具有反作用,当经济伦理与经济基础相适应时,将促进经济的发展,当经济伦理落后于经济基础时,则会阻碍经济的发展。所以,当经济基础发生变化时,经济伦理也必须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从经济建设的实践中看,经济行为是伦理规范的源泉和载体,伦理规范则是经济行为的原动力和价值取向,二者相互渗透,缺一不可。
市场是研究经济伦理的舞台。美国经济学家A•斯密德认为,市场是一种伦理的制度,“无论是完善的还是不完善的市场,总存在一些为人们普遍享用的基本价值判断和公共选择规则……任何一种市场价格体系体现着人们对某一伦理关系的起码认同,改变流行的伦理价值将有可能带来价格结构的变化……社会不存在不具有基本伦理判断的市场价值,缺少了伦理价值,交换不是变坏,而是无交换可言。”
2.1 市场经济蕴涵伦理精神
著名的经济效率原则——帕累托最优境界,把边界定为“每个人的利益增进不得以减少他人利益为代价”的标准上。事实上,市场经济的伦理本质就在这里,我们可以将其作合乎逻辑的展开,就可演绎出诸多市场经济的伦理精神。
首先,利益导向是市场经济活动中的首要原则,人们必须在社会生产过程中扩大生产,而扩大生产又必须以增加积累为前提,增加积累要求人们勤俭、节约、聚财,正因为这样,“勤劳致富、勤俭节约、合理利己、正当求利”就构成了市场经济的伦理支柱。同时,市场经济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通过诱发人们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去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进而带动整个社会财富的最大化,这就涉及如何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集体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关系问题,这就必然要求人们遵循“两利相权取其大”的集体主义原则,其最低要求是不损人利己,不损公肥私即正当求利,合理利己。其次,商品交换最基本的原则是等价交换,它内在地要求人们遵循以下规则互动:承认他人与自己具有同等地位,拥有相同的权利,尊重他人的意志和决定。显而易见,如果不遵循人格独立、平等、公正、诚信规则,交换便无法进行。可见,市场经济推动独立人格的发展。再次,根据供求规律,不断增长的社会需求决定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这是市场经济区别于传统计划经济的主要特征,这个特征使得人们必须把为他人服务、为社会服务的观念根植于自己的经济活动中。因为不把社会生产置于社会需求基础之上,商品就难以实现其价值,更谈不上利益的最大化。可见,市场经济是通过服务社会,满足社会需求来获取利益的,它要求经济活动主体具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最后,竞争规律是市场经济的又一规律,根据“优胜劣汰”的原则,竞争必然会推动社会进步,而竞争需要有公正的环境,所以,竞争要求人们具有公正诚信的品质。
以上分析表明:市场经济活动不但有其特有的规律和规则,而且有这些规律、规则决定的经济伦理,这些经济规律、规则与其自身演绎的经济伦理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当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经济伦理反作用于这些经济规律、规则时,就能保证经济活动正常有序地进行。在遵循和违反的两个层面上,或展现人性伦理界定或道德导向,使得经济活动符合人的目的;或违反经济伦理道德,最终阻碍经济活动的发展。
2.2 伦理道德对市场经济的反作用
经济伦理蕴涵于市场经济之中,有其经济基础,但伦理道德一旦形成并被人们掌握利用,就会反作用于市场经济。符合市场经济规律、规则要求的科学的伦理道德对市场经济起积极的推动作用,而违反市场经济要求的落后的伦理道德对市场经济起消极的阻碍作用。
第一，科学的伦理道德能指导市场经济良性运行。科学的伦理道德可以使市场主体在正当求利的经济行为中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统一；科学的伦理道德可以弥补市场缺陷；科学的道德可以降低经济运行的交易成本。
第二,科学的伦理道德可作为“伦理资本”,创造经济利益。科学的伦理道德就其功能来说,它不仅要求人们不断地完善自身,而且要求人们珍惜和完善相互之间的生存关系,以理性生存样式不断创造和完善人类的生存条件和环境,推动社会的不断进步,这种功能运用到生产实践领域,必须会因人的素质尤其是道德水平的提高而形成一种不断进取精神和人际间的和谐协作合力,并因此促进有形资本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和产出效益,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3 市场经济下经济行为的道德底蕴
上面谈到了市场经济和伦理道德的辩证关系,那么作为市场经济中的经济行为应该具备什么样的道德底蕴？
第一,认可和保护产权。通俗地讲,市场经济是一种以交换关系为核心的经济。交换关系表面上是物与物的交换,但实质上是反映了人们之间的一种社会关系,其中的核心是产权的让渡,即产权关系的平等交换。产权是指人们对某种经济物品所有的一定的权利,如所有权、使用权、处置权和受益权等。而这些权利需要社会的认可与保护来维系社会的发展与稳定。如果产权界定不清,分不清谁是产权的独立占有者，何来市场经济,何来经济主体的自由决策;何以会使利己成为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根本动力;何能有经济主体之间的逐利竞争。
第二,经济自由。市场经济的性质,赋予了市场经济主体经济自由,经济自由是市场经济秩序存在的基础伦理条件。它主张通过规定经济主体成员一般的、基本的经济权利和义务,赋予主体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进行独立决策和行动的经济价格。另外,劳动者自由和市场对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也就形成了最合理的人员安排结构,有利于劳动者个性的发展,有利于人尽其才。
第三,经济公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公正作为处理和调节利益主体之间关系的“应当”之理,自然就来自在生产与交换中所呈现的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并由这一关系的性质所决定。经济公正的核心要求就是自愿。即只有一个人自己才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公正的生产与交换就是在生产与交换中的当事人双方都是出于自愿,这就意味着其中没有欺诈,没有胁迫,没有垄断,没有强权。经济公正的第二个要求是公开。由于交换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在自己所用来交换的东西和打算交换的东西之间,人们对自己的东西知道得更多,所以双方都“应当”公开与交换相关的所有信息,以利于对方作出正确的效用判断,实现交换的利益增额。经济公正的第三个要求是平等。市场经济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商品必须以价值为基础,实行等价交换。这就意味着:任何商品生产者与经营者在权利上是平等的,交换双方不能以任何理由无偿占有另一方的劳动,交换双方有权向对方挑选符合自己需要的商品,而且有权计较自己生产商品时所耗费的劳动是否在交换中得到足够的补偿。所以,经济上的平等主要是与物质财富的分配相联系,其中包括经济活动中的机会平等，即竞争规则和分配规则对所有人具有同等效力,运用社会资源的权利平等、劳动价值的平等。
第四,追求效率。市场经济是效率经济,是由市场经济自身的性质促成的,即市场经济的自由、利己、交换、竞争、分工的性质促成的。正是由于经济主体的利己行为、市场竞争的强制力,才有生产效率、资源配置效率的不断提高;正是由于交换的存在,经济主体才能在追求各自所需的价值中,各得其所。同时交换又是推动分工发展的重要力量,在竞争的外部压力作用下,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社会的专业水平越来越高,从而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得以不断提高,因此国民经济得到了长期、快速的发展,社会产品不断丰富,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第五,契约观念。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市场经济的契约性,必然要求市场经济的制度伦理要强化契约,鼓励市场交易的契约化,树立起契约观念。与之相适应的是市场经济的经济制度伦理要求广泛树立起契约观念,促进市场交易的普遍契约化。此外,还有经济的公平性和制度的道德性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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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翟晓英(1972—),女,山西财经大学金融学专业在读博士,山西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师。
经济伦理学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生态经济伦理是近年来学术界较为关注的内容之一，是人类对自身行为的反思，尊重自然，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追求可持续发展是人类未来生存的最佳抉择。文章试从藏族传统文化的视角探讨生态经济伦理及其藏族传统文化对此的贡献所在。
【关键词】生态经济伦理；藏族；传统文化
经济伦理学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本文探讨了我国在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时期,研究制度伦理的意义是为了更有效和合理地协调各种社会利益关系，减少甚或消除社会经济生活中可能出现或实际出现的利益矛盾冲突，从而更有效地维护社会经济生活的基本秩序，使之能够真正维持长久的稳定和效率。本文同时提出了目前我国制度伦理建设的基本原则。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制度 制度伦理
当前中国经济生活中的一个变化就是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市场经济社会是高度制度化、理性化的社会，它的秩序基础更有赖于制度力量的整合，而非个体德性力量的发挥。制度伦理不仅与伦理道德的建设密切相关，而更为重要的是它关系到社会转型的核心———社会秩序重建的基础问题。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进一步推进,中国的改革表现为多层次多角度的社会转型.本质上分析,社会转型实际意味着社会的更替和社会的变迁,它既指人类社会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实现结构性整体性转变的历史过程,同时也是人类存在方式的现代化转变.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相当深刻的变化,人们的道德观念也随之而出现了重大的变革.特别是市场经济的运行诉诸制度化法制化和秩序化的需要,更加推动了伦理观念从个体伦理转向制度伦理的诉求.尤其是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伴随着自由与秩序问题的凸现,制度及其伦理问题应该成为社会科学各学科关注的基本问题.更具体地说,研究和探讨市场经济提出的制度伦理课题,对于市场经济的健全发展,对于民主政治制度的完善,都有着积极的作用。
对制度的伦理设计自古有之，我国古代儒家的规范社会方案就是对制度的伦理设计，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更是制度与伦理的高度结合。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社会发展和制度创新迫切需要良好的伦理环境，制度和伦理的关系再次凸现。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是人类历史上一种崭新的社会经济制度。作为一项崭新的经济制度，其伦理同样也包含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方面是人们对该经济制度是否合理、道德、公正的伦理评价；另一方面又是经济制度本身所蕴含的伦理道德原则和价值取向。我们这里所讨论的制度伦理，既是人们对转型经济制度是否合理的道德评价，又是指在市场经济制度中所蕴含的伦理道德原则和价值取向。
何谓制度?社会学和经济学长期以来一直对其进行研究.有论者在综合两大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对制度进行了界定:制度是直接或通过影响人们的价值取向而间接规制或约束人们行为的社会交往规则,因而制度具有伦理意义.关于制度伦理,大致说来,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指的是制度化的道德规范,强调的是依靠制度力量来规范人们的道德行为;第二层含义指的是体现在制度中的道德精神和道德理念,强调的是制度的道德合理性.在某种意义上，现代社会经济生活的制度化不单是为了减低经济生产和交易的成本，或者是为了促进和保证经济生产和经济交易的效率增长，它同时也是为了更有效和合理地协调各种社会利益关系，减少甚或消除社会经济生活中可能出现或实际出现的利益矛盾冲突，从而更有效地维护社会经济生活的基本秩序，使之能够真正维持长久的稳定和效率。
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我国，制度伦理的研究之所以会迅速发展成为当代社会伦理研究的前沿课题，根本上缘于社会生活的制度化趋势不断强化。在现代西方，制度伦理的研究直接缘于上世纪70年代初社会规范伦理学的复归，具体地说，就是以罗尔斯为思想领袖的社会正义伦理研究的复兴。在这一理论重心的转移过程中，罗尔斯在1971年发表的《正义论》一书，的确具有“轴心式转折点”（哈贝马斯语）的地位。上世纪60年代前后的美国，正值社会政治生活陷入深刻危机、社会秩序严重失序的严峻时期，反越战、反种族歧视运动、以及随之而起的青年激进“左派”思潮等等，都使得美国面临着空前严峻的社会秩序重建任务。而当时的欧洲也并未幸免于类似的社会因境。以法国为例，20世纪60年代的学生运动（如发生于1968年的著名的“五月风暴”）直接危及整个社会政治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时值今日，面临社会生活秩序建构课题的，已经不只是美国或欧洲这样一些西方国家，而是整个人类的生活世界。对于我们这个正处于社会改革开放前沿和社会现代化转型之关键时期的国度来说，这一课题无疑具有比任何国家或地区都更为急迫和显要的时代性、重要性。日见强劲的经济全球一体化的趋势，使得当代世界呈现空前复杂的发展态势。“冷战”时代的两极张力业已消失，原有的两极均衡秩序不复存在。虽然我们仍然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和平与发展已然且依然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主题，但失却张力均衡制约的世界秩序不是更趋于稳定，而是更趋于失衡和紊乱。民族矛盾、地区冲突、各文化传统之间的差别和紧张、诸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分化、组合和冲突等等，都在加剧而非减弱。这一切都使得当今世界的生活舞台更像是一个等待重新洗牌的牌局，有待秩序的重构。在我国，社会现代化的急速转型，尤其是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经济制度转换，深刻地改变了原有的社会生活秩序和生活观念，因之使社会生活秩序的重建成为最为急迫优先的社会工作。
西方市场经济几百年的历史表明，即使在运行正常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也有无法避免的市场失灵的时候，而相关的政府干预也有缺陷。为了弥补市场经济制度中伦理的上述不足之处，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制度化伦理是十分必要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主体不仅是经济人，同时也应该是道德人。制度伦理是个体道德发生发展的前提和道德境界提升的标的。它通过一系列具体的道德规范直接制约人们的行为，它因具有规范的明示性而成为市场中的一只“看得见的手”。制度伦理为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保障，而且它本身还为超越市场经济的道德发展奠定了现实的基础。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时期，一系列政策、制度的变革与创新都需要做出合理性的说明。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制度伦理的标志是什么?实质上,制度伦理就是关于制度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关系问题。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和根本目的是人的发展，人的发展是历史进步的基本标志。制度的建立与选择、变革与创新是否与人的发展的根本目的——人本身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相一致或符合，就成为制度伦理存在的目的和意义，也是衡量制度是否合理的根本尺度。邓小平理论中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也包含了对制度的伦理要求，即“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其生活的社会公共化和制度化程度日趋强化。或者说，它的生存与发展越来越依赖于社会制度资源的供应。当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多地聚集于社会公共空间而非私人领域时，也就意味着现代生活的社会化或公共性程度越来越高。社会公共生活的基本特征在于其公开、透明和秩序规范，而能够使其达于公开、透明和秩序规范的惟一有效方式，只能是社会生活的制度化。在政治伦理的意义上，制度即规范、即秩序。事实上，只要人们以社会公民的身份生活于社会公共空间，就会对社会产生秩序、安宁、关系和谐等方面的制度要求。因为只有合理良好的社会制度，才能从根本上长久地保证他们的个人权利和自由，保证他们私人生活的安宁，保证他们免除暴力、恐怖、侵犯和伤害。
众所周知,市场经济是资源配置的有效手段,它能创造一个高效率的经济。但同时,市场经济体现出来的各种利益之间的竞争,势必带来经济上的不平等，利益关系和经济不平等加剧了伦理关系的紧张和冲突。建构于传统的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之上的伦理观念和伦理思想已明显不足以协调和整合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制度伦理建设涉及到的原则,目前来看,应该主要包括以下三条原则:
第一,公平、公正原则。罗尔斯认为社会公平是一个社会制度首要的价值，要通过公平原则来调节主要的制度，从全社会角度来处理这种出发点的不公平。其代表是罗尔斯自由主义公正理论，是想在自由和平等这两方面都做到公正。进一步说，公平包含以下含义:1.法律前人人平等，这是竞争规则的平等。2.机会均等。由于自然与历史原因形成人们对资源占有的不平等，通过国家的干预为每个人提供资源，让他们享有同等机会。3.分配公平，包括分配正义与矫正正义。在机会均等的情况下每个人获得与自己投入有效资源相称的收入。4.结果公平，人们在最终消费的平等，也意味国家通过对收入的再分配向每个人提供等量的优质服务。综上所述，公平是一种有关社会成员之间按比例平等的分配的思想和制度，也包括该理想与制度的救济和保障制度。社会制度公正最终要落实到利益分配的公正上。所谓“利益分配的公正”就是在社会制度下，既要追求“共同富裕”，又不能搞“平均主义”；既要创造人人平等的机会，又要给弱势群体一定的社会补偿；既要承认社会差别，又要承认差别必须合理；既要体现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又要体现合情合理相适应的社会公正精神。
第二,公平优先效率原则。从制度伦理上讲，制度最重要的特征是：效率与公正。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说过,如果一个经济体系由于无效率和生产不足而不能满足人的根本需要或不能实现人的潜能，维护它不仅是不合理的，而且是不道德，至少是不人道的。一个有效率的社会，其资源配置、管理体制、运作体制一定是合理、公正的。同样，一个公正的社会，其资源一定能得到合理的配置，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也得到极大的发挥。这就是说效率有助于公平的实现；反之公平有助于效率的提高。然而，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效率与公正没有很好协调，促进社会发展，相反其矛盾性比较突出。追求公平，效率就打折扣；追求效率，公平便有失公允。其结果势必影响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这就陷入“两难”的困境。
第三,平等原则。或者说“以自主为前提的平等原则”。平等是市场经济的一种制度内设，因其对于市场经济能否正常运转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又因其具有积极的伦理意义而成为人们追求的价值目标。 但是，理想和美好东西的获得并非易事，它是需要有前提条件的，即市场经济制度伦理的平等性是与市场经济中经济利益主体是否获得真正的自主权联系在一起的。从一定意义上说，市场经济是一种主体经济，经济利益主体地位的确定是市场经济得以正常运转的前提条件。 一位参与市场竞争者，需要某种商品，他不是购买质优价廉者，而是买进了价高质劣者，且并非是上当受骗，这是为什么？原来是出于某种权势的压力或体制的需要不得已而为之。市场参与者完全丧失了选择的权力而成为一种附庸。在这里，没有自主权的一方和交易的另一方并不处在一个平等的地位，没有竞争公平可言，因而也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显而易见，平等要以自主为前提，自主能给平等以必要保障，平等性的市场经济制度伦理特性与自主有着内在的联系。
在目前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是目前我们所能找到的最有活力和效率的现代经济制度。其优越性和道德合理性就在于它能够在制度上保证各经济主体享有充分的经营自主权，同时为各经济主体实现平等竞争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市场经济制度本身存在自主性、利益最大化冲动、自由竞争、平等交换、以人为本等观念。市场经济制度所坚持的分散化自主经营原则强化了各经济主体的自主性，市场经济的多元化平等性原则唤起了人们对公正精神的渴求和有序竞争。制度伦理作为一种新型伦理,它是一种符合市场经济内在要求和发展趋势的,与传统的以单向义务型关系为特征的修养论道德有质的区别.在由传统的自然经济社会和计划经济社会向现代市场经济社会转换之中,原来的生活方式的相对稳定与生活空间相对狭窄的情况,已让位于由社会生活空间的高度开放性和生活秩序的高度流动性造成的“陌生人社会”。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传统的以个人行为直接评价和约束对象的个人伦理,其维护社会生活秩序的主导规范的地位就让位于以全体社会成员为评价和约束对象的,对所有成员一视同仁的新型伦理,即制度伦理。这种非个体非情感化的制度伦理是保障市场经济运行秩序的重要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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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14页
[3](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何包纲、廖申白 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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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伦理学论文范文第4篇
一、引言
运用积极心理学有效的干预生活，并将积极心理学应用于生活当中，是积极心理学发展的重要目的，也是积极心理学实际应用的侧重点。基于对网络经济时代的理解，网络经济时代积极心理学的发展和应用也产生了一定的变化，对生活幸福感和获得感的关注度更高，同时将心灵的解放作为重要任务。
二、网络经济时代积极心理学更关注生活幸福感的提升
(一)网络经济时代积极心理学更务实
从目前网络经济时代的经济心理学发展来看，积极心理学作为重要的分支，在实际的应用过程当中对生活幸福感的关注度更高，着重强调了如何通过心理疏导的方式提升生活幸福感。网络经济时代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对生活的期望值更高，由此产生了焦虑的情绪。现实生活当中并不是人们幸福感不强，而是人们评判幸福感的标准过高，利用积极心理学的方式能够实现对人们心理的疏导和干预，使人们对幸福感的评判标准发生变化，进而提高人们的生活幸福感，对消除人们的焦虑情绪和缓解人们的生活压力具有重要。
(二)网络经济时代积极心理学更关注幸福感的提升
网络经济时代生活节奏加快，积极心理学的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变化，其中积极心理学对幸福感的关注度更强，主要是因为网络经济时代下人们的生活压力剧增，对幸福的感知能力偏弱，使人们生活在幸福当中而感觉不到幸福，这种问题和情况对于人们的生活和幸福感的提升是十分不利的， 积极心理学关注与心理成长，将幸福感的提升作为了研究内容。在当前的环境之下，根据人们的实际特点和心理特征， 对幸福感的提升做了深入的探讨，同时也配合具体的措施， 实现对人们幸福感提升的干预，使人们在生活当中对幸福感能有更为深刻的感知。
三、网络经济时代积极心理学将提升获得感作为研究重点
(一)网络经济时代积极心理学着重解决获得感问题
网络经济时代人们的收入结构发生变化，人们对生活的认知更为敏感，生活的获得感偏弱是当下人们存在的主要问题，解决这一问题，不但要强调心理疏导，同时还应当使用积极心理学的专业手段去合理干预，基于对积极心理学的了解，以及现阶段积极心理学的发展，对整个人们获得感的提升有着重要帮助，积极心理学通过改变了人们的心理感知系统，让人们对获得感有了全新的认识，进而增强了人们的心理意识，使人们的整个心理状态发生了较大程度的变化， 让人们能够感受到当下生活的变化和当下生活给予我们的支持，进而在获得感的感知方面更强烈。
(二)网络经济时代积极心理学关注获得感的提升
通过积极心理学的干预以及专业心理手段的运用，网络经济时代下人们对幸福感的提升有了全新的认识，对心理学的认识程度也更为深刻，同时对获得感的感受也更为直接， 对整个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心理健康的打造十分有利。同时，这一过程也是心理辅导和心理干预的过程。因此，积极心理学在网络经济时代对提升获得感产生了莫大的帮助，使心理获得感能够成为衡量生活幸福的重要标准，获得感和幸福感的提升，讓人们对当下的生活更满足。
四、网络经济时代积极心理学关注心灵的解放
(一)网络经济时代积极心理学对抑郁心理进行了研究网络经济时代下积极心理学对抑郁的心理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目前抑郁症的患者逐渐增多，主要原因是没有用积极的方式去干预和引导，在生活当中所看到的都是灰暗的一面，对生活没有美好的预期和畅想，导致了心理扭曲产生抑郁。积极心理学对抑郁心理的改造有着直接作用，积极心理学能够对人们的心理状态进行更多的干预，通过了解和感知心理的变化状态对抑郁心理进行评价，并通过积极干预的方式予以有效的改变，使抑郁心理能够得到疏导。因此，在网络经济时代下，积极心理学对抑郁心理的干预取得了有效的进展，对推动心理健康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二)网络经济时代积极心理学倡导心灵解放
网络经济时代下积极心理学倡导了心灵解放，倡导了人们应当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心理特点去自由的发展，而不受生活的羁绊和束缚。在这一状态之下，生活的幸福感才能够得到提升。因此，网络经济时代下积极心理学主要倡导了心灵解放，将心灵解放和心灵疏导作为了主要的研究内容， 通过对人们心灵的干预和新的生活方式和心理健康的关注与倡导，对整个网络经济下的人们产生了较强的心理干预，推动了心理干预的发展。
五、结语
通过本文的分析可知，网络经济时代下积极心理学在发展过程当中更加关注人们的幸福感、获得感以及心灵解放， 将这三个方面作为重要的研究内容予以推进，同时倡导人们用积极的心态去面对生活，用积极的做法来为生活增添色彩，为整个生活提供更多的积极内容。因此，现阶段积极心理学的发展形成了对人们心态的重点关注，在发展过程当中更加注重心理干预效果。(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经济伦理学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道德作为社会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社会发展具有整合、促进功能，社会学家从多个方面论述了道德在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但对道德社会化却少有论述。主要从心理学角度探讨道德社会化的相关理论，如皮亚杰、科尔伯格的道德认知发展理论、价值澄清理论、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埃里克森的心理发展论等等。
关键词：道德；道德社会化；理论范式
道德社会化理论的研究源于西方，道德作为社会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社会发展具有整合、促进功能，社会学家从多角度对此进行了阐述。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阐述了新教伦理与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的关系。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关系的阐述，深刻揭示了道德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法国经典社会学家迪尔凯姆论述了道德在维护社会秩序、保持社会团结方面的作用。社会学家虽然较早地认识并阐述了道德在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但对于道德社会化本身却少有论述，关于道德社会化的基本过程和内在机制的论述，主要体现在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其中主要有皮亚杰、科尔伯格的道德认知发展理论、价值澄清理论、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埃里克森的心理发展论等等。
一、认知学派的道德社会化理论
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把人们对道德规范的价值和意义的认知看作一个社会化的过程。他认为儿童的道德判断和智力并行发展，在不同的年龄阶段表现不同的认知过程，即从低层次发展到高层次的过程。他通过研究儿童对打弹子游戏规则的认知发展过程，来研究儿童道德推理发展。他在1932年出版的《儿童道德判断》一书中，提出了儿童道德推理发展要经过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即他律道德；第二阶段即自律阶段。皮亚杰的研究开启了一条从认知结构发展的角度探讨道德发展的途径，对后来的道德社会化研究有巨大的影响。但不可否认皮亚杰的研究有很大的局限性。首先他把研究对象仅局限于少样本的男性少年，把女性排出局外，这些儿童的年龄在5～13岁，忽视了儿童以后的生命期道德判断的发展。其次，在研究中，他采用“临床访谈法”，访谈者向儿童提出问题，看他们怎样回答，这种方法主观性太强，且研究者往往无法采用相对统一的标准来衡量。
美国心理学家科尔伯格以对道德社会化过程的研究而著称，他提出的道德社会化理论及他提出的道德教育模式为美国中小学教师所认同和接受。科尔伯格经过深入研究，概括出道德发展阶段论的特征，个体道德发展是向上的、按顺序进行的没有跳跃，虽然有时发展速度完全不一致，但是不会逆转，发展路径仍遵循这些阶段。科尔伯格在皮亚杰研究的基础上创立的“三水平六阶段学说”，不仅使道德发展阶段系统化、理论化，还把道德发展阶段推广到社会道德生活的各个方面，其理论的先进性是显而易见，该理论也激起了更多的研究和批评，并因此开拓了研究道德发展问题的新途径。
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阶段理论不完备的地方得到了他的同事莱斯特的重大修正和补充，他使用“复杂类型模式”代替科尔伯格的“简单阶段模式”，他用定义问题测验（DIT）的研究技术和四成架构的分析性模式，构建了他的道德判断阶段发展理论。通过他的研究发现，儿童道德发展不一定是一步一步前进的，往往在发展早期就出现了较高级的道德判断倾向，有些儿童同时存在好几个阶段的表现特征。可见科尔伯格的理论需要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地加以修正。
二、价值澄清学派的道德社会化理论
价值澄清方法是西方社会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比较流行的一种道德社会化的方法。为适应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价值观念复杂多变的选择需要，60年代美国的路易斯·拉恩斯、梅里尔·西蒙等人提出了“教授价值观念的方法”。
价值澄清学派认为，人们处于充满相互冲突的价值观的社会中，而现实社会中根本就没有普遍公认的道德原则和价值观。在这样的社会现实面前，教师不能把价值观直接教给学生，而只能通过分析评价等方法，帮助学生形成适合本人的价值观体系。所以，价值澄清理论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社会化的方法。这一方法的主要任务不是认同和传授“正确”的价值观，而是致力于帮助人们澄清自身的价值观，并把分析澄清价值观的过程，作为价值观评价认同的过程。
在价值澄清的道德社会化过程中一般强调四个关键因素：一是要以生活为中心，主要解决生活中的问题；二是要接受现实；三是要求进一步思考、反省，并做出多种选择；四是培养个人深思熟虑地进行自我指导的能力。另外，他们还设计了很多活动，如课堂讨论、投票、游戏等，目的是吸引学生，在一种轻松、开放、愉快的气氛中确立价值观；价值澄清模式在70年代后的美国一度流行，在国际上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当然，它引来的批评也很多，特别是它的伦理相对主义在一个价值观本来就很混乱的社会里导致更大的混乱。所以到了80年代至90年代，美国人认为他们在“品格教育运动”中遇到的最大难题便是对价值澄清法的再澄清。
价值澄清的社会化方法不能在复杂的社会现实面前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因此，有的理论学家就从另一个方面提出了价值分析模式即价值观的逻辑推理模式。在1971年美国国家社会研究委员会的第41号年报上，有人发表了《价值观教育：理论基础、策略与程序》，标志着价值观逻辑推理模式的产生。价值分析模式的最主要代表是加拿大的特罗尔德·库姆斯和美国的尔顿·缨克斯、詹姆斯·查德威克等。
库姆斯认为，把逻辑推理形式应用于道德价值判断形式之中是一种有效的途径，尤其适用于解决那些有大量事实而结论又可能非常不同的公共问题。他认为，不仅要让学生掌握价值标准，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掌握价值原则。他要求先确定公认的道德准则，以之为大前提，事实为小前提，再进行三段式推理。他认为这样做不仅可以帮助学生判断道德现象，而且对于形成良好的判断能力也很有意义。
价值分析模式的优点是它提供了一個循序渐进的分析模式。但是，学生们把道德的价值判断当作一种课堂上的学术练习，而在课外仍可以随心所欲。当学生在实际生活中面临价值选择上的疑难问题时，不可能在图表、卡片上寻求答案，因为价值逻辑推理模式缺少情感成分。
三、社会学习理论的道德社会化理论
人们的道德社会化一方面有社会教化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有通过自身社会实践活动学习内化的意义。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斯坦福大学教授班杜拉与助手于1961年曾做过有关侵犯行为的实验，发现儿童在观察成人的示范行为时，非常易于模仿，儿童只是观察榜样的侵犯性行为，便能达到学习的目的。
因此，班杜拉对观察学习的价值和作用做了充分的肯定：依据人们直接经验的所有学习活动，都可以通过对他人的行为及其结果的观察而习得；人们通过观察学习，就能迅速地掌握大量整合的行为模式，而不必依据尝试错误，不断修正错误，一点一滴地去获取复杂行为的方法；观察学习不仅可以使习得过程缩短，而且还可以避免由于直接尝试的失败带来的重大损失。
班杜拉根据自己的研究，把观察学习的社会化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即注意过程、保持过程、运动再现过程和动机作用过程。
班氏指出，为了能够依靠观察进行学习，人们需要注意榜样行为的重要特征，加以正确的知觉。人经常置身于大量示范的影响之下，但是从中深入观察什么，能够吸取什么，是由注意过程决定的，这是道德社会化的最初阶段。
学习者通过注意过程吸取了榜样的示范行为，通过保持过程，把榜样的示范行为象征化。观察学习的保持过程，主要依存于映像和言语两种表象系统并以表象形态保存在记忆中。运动再现过程是社会化模式的实现过程，动机作用过程是社会化模式的强化过程。
班氏把人的学习过程看成是个人的内在因素、行为和环境三者相互作用、相互决定的过程，并强调观察和模仿，强调代替过程、象征过程、自我调节过程的作用，这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人类学习的特点，有一定的理论和实际价值。但这一理论对认知因素探讨不足，缺乏一定的实验依据。此外，对儿童各年龄阶段的特点也重视不够，把所有儿童的行为都视为一个模式，这是不妥的。
社会学习理论不同于道德认知理论从儿童道德判断发展方面来研究道德行为，而侧重于研究影响儿童道德行为的社会因素，可以说独树一帜。社会学习理论对榜样示范和观察学习的研究丰富了影响儿童道德行为形成因素的研究，这要求我们在道德教育中应重视环境影响，净化社会环境；要求师长具有崇高的道德品质和高尚的道德人格，这样才能感化学生，才能做学生的表率，才能为人師表；还要求我们密切关注大众传媒对青少年品行形成影响的正负效应研究，努力发挥其正确效应，克服其负面效应。但我们也应注意到社会学习理论的不足之处，如，不注意青少年道德认知发展水平和阶段研究，不注重年龄特征，基本上建立在实验室研究基础上，而缺乏对社会环境的多变量研究。
四、心理社会发展学派的道德社会化理论
心理社会发展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爱立克·埃里克森。他将人的人格发展分为八个阶段，即著名的“人的八个阶段”学说，或“生命周期”学说，他以自我的发展为线索揭示了这一发展过程，并在其中阐述了自我统一性的形成过程。埃里克森指出人的生命从出生到死亡由八个阶段组成，这八个阶段遵循渐成原理，逐步发展，从而形成个人的品质和人格。每一个个体在生命的每一阶段都面临着并且必须协调一致的某些周期性基本问题或矛盾。对这些问题或矛盾的解决有积极办法和消极办法两种。埃里克森人格发展的八个阶段的危机以及用积极办法和消极办法解决而可能产生的相应人格品质见表1。
埃里克森指出，八个阶段中每一阶段主要危机得到积极解决，便会获得一种自我美德，同时为下阶段的发展奠定基础，提供好的前景与可能。如果八个阶段所有的危机都获得积极的解决，那么这个人就是幸福的，其人生就是和谐的，这个人也就获得了健全人格。
埃里克森的“人的八个阶段”学说，对我们进行道德教育，实现个体道德社会化具有重要启示，即一定要根据个体的个性心理发展阶段的可接受性进行道德教育，对处于不同阶段的个体，分层次进行教育，提高教育实效性。埃里克森关于第五阶段青春期中的同一性和角色混乱启示我们要密切关注人生命中最复杂、危机最多的青春期，搞好青春期教育，使青年平稳度过青春期，否则将后患无穷，给社会造成巨大压力。我们也应注意到埃里克森理论的不足之处，如，理论体系不够严密，理论探讨中思辨性多于科学性，衡量同一性的标准不一致，主要观点的阐述含混不清等。
西方学者关于道德社会化的理论很多，尽管一些理论还不尽成熟、完善、有失偏颇，但他们对道德发展理论的研究是较深入、系统的、逻辑性较强的，对我们进行道德社会化理论的研究，进行道德教育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首先，要充分认识道德社会化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我国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需要大批高素质的合格人才。合格人才不仅要有“才”，更要有“德”，要德才兼备。其中“德”是基础是灵魂。培养的人才有社么样的道德素质，将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关系到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我们应高度重视。而德才兼备人才的培养，高尚品德的获得离不开道德社会化的进行。只有通过道德社会化，才能使人们逐渐认识和接受道德规范，内化道德观念，规范自己的道德行为，才能形成高尚的道德品质、崇尚的道德人格。所以，我们要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来关注人们的道德教育，加强领导，健全法制，充分保证道德社会化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
其此，要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社会化的研究，建立有中国特色的道德社会化理论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为我国人民道德社会化注入了新的活力和源泉，但同时也为人们道德社会化的进行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特别是资产阶级腐朽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侵入，传统文化和传统教育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人们道德社会化的进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前无古人的事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社会化也没有现成的模式可照抄照搬，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加强道德社会化问题的研究。通过挖掘我国传统道德社会化的理论资源，吸收借鉴国外道德社会化方面的理论研究成果，以马克要主义理论为指导，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德社会化理论体系。
最后，要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道德社会化目标体系。道德社会化目标的建立，不仅可使道德社会化有明确的方向与评价标准，而且还起到激励作用，能振奋人的精神，提高人们行动的自觉性，增强道德社会化的实效性。确立道德社会化的目标对于卓有成效地实施道德社会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国外道德社会化实践表明，正确的道德社会化目标，对于培养合格人才起着关键作用。为了提高道德社会化的实效性，我国也必须确立相应的目标系统。作为社会主义中国，道德社会化的目标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为了完成这一目标，还需要一个完整的目标系统相配套。即在培养“四有”新人这一总目标下，制定出分层次、分阶段、有实效性、可操作性的目标系统，以保证总目标的顺利实现。
加强道德社会化理论的研究，提高道德社会化的水平，应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进行，马克思主义的辨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道德社会化理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余家权.埃里克森人格发展理论的启示[J].中国运程教育，1996（6）.
作者简介：弓丽娜（1980-），女，山东聊城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青年思想政治教育。
（责任编辑 马志娟）
经济伦理学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是一个完整的新的发展观，其中蕴涵着丰富的经济伦理思想，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终极关怀。发掘科学发展观中的经济伦理思想，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关键词：经济伦理；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
一、引言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快速增长，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得到很大的改善。目前，中国已经被视为世界经济发动机（EconomicPowerhouse）之一，是继美、日、欧之后的第四大世界经济支柱［1］。然而，当人们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成果欢欣鼓舞的同时，一系列严峻的社会问题却日益凸显：伦理道德失范、生态环境恶化、贫富差距扩大、社会矛盾突出，等等。
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根据当今中国经济、社会的现实状况，提出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用“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是中共和中国政府立足当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提出的切合当代世界发展趋势的一种新的发展观，蕴涵着丰富的经济伦理思想。
二、科学发展观与经济伦理思想
所谓经济伦理思想是指人们在现实的社会经济活动中产生的调整人们利益关系，评价人们经济活动，规范人们思想行为的道德理论和观念。经济伦理思想自古有之，而经济伦理学则是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一门新兴交叉学科。它的诞生有效地整合了经济学与伦理学这两大学科，为经济领域不断涌现的伦理问题的解决奠定了基础。
三、科学发展观中的经济伦理思想
（一）科学发展观以“以人为本”的经济伦理思想为基础
人是经济活动的主体，也是经济伦理的主体。科学发展观中的人本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第一，它充分肯定了人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人，居于社会历史的主体地位。科学发展观要求以人为本，校正了传统的以物为本的发展模式对GDP的盲目追求和对人的利益的漠视，要求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重视人的社会主体地位及历史创造者的作用。第二，它把人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以往人们对人缺少人文关怀，对人本身的世界：如人的自由、人的权利、人的生存等关注不够，不是以人为目的，而是否定人的社会价值和个性价值。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本”即根本、关键、核心，就是在发展过程中，要坚持人的价值核心地位。第三，它把人的生存和发展作为发展的最高价值目标，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2］(P294)科学发展观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的这一理论，它追求每个社会成员的平等发展、完整发展、和谐发展和自由发展。
我国古代由于儒家伦理主导社会的发展，人的发展侧重于道德，人成为“道德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由于人对物的依赖性，使人成为“经济人”。随着现代科技的不断发展，当代西方国家把人当成科技的“奴隶”，又使一些人成为“工具人”。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来看，人类社会在不同时期、不同社会条件下具有不同的主导价值取向，因而造成了人在发展价值取向上有不同侧重的发展趋向，进而造成了人发展的片面。科学发展观为人的全面发展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前景。它克服了道德人、经济人、工具人的局限，真正按照人的属性实现人的物质与精神、政治与道德、心理与生理、知识与能力等方面的全面发展。
（二）科学发展观凸显了“公平和效率相统一”的经济伦理诉求
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是经济伦理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也是任何一种发展观都无法回避的问题。正如厉以宁所言：“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是经济学伦理问题研究的重要课题。如果能把二者之间的关系讲清楚了，那么可以认为，经济学伦理问题的研究就前进了一大步。”［3］（P1）
公平是伦理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它指的是特定的社会历史时期和特定的人群中，被人们公认是最佳的，或者说与别的规则相比不得不选择它的，用于评价社会中的竞赛规则、交易规则和分配规则等合理与否的价值尺度。在经济伦理范畴中，公平是调节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利益关系的杠杆，它作为一种适当的“变数”成为调节利益关系的伦理尺度。
公平观包括经济方面的公平、政治法律方面的公平和伦理方面的公平。其中，经济方面的公平在社会生活中起基础性和主导性作用，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基本内容：第一，机会的平等。机会平等是指社会成员在基本平等的条件和规则下，享有平等的竞争机会、就业机会和通过劳动平等地获取利益的机会，它否定除个人天赋和后天自身条件外的任何特权。第二，经济公平的核心内容是利益分配的平等。利益分配平等要求利益的初次分配以按劳分配为主，其它分配方式并存；利益的再次分配，要以防止贫富差距过大为目的，把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控制在社会普遍接受的合理范围之内。
效率是资源使用和配置过程中的投入产出比，即在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既定情况下，其产出产品越多，效率就越高，反之，效率就低。效率之所以被赋予伦理道德的意义，是因为：第一，过去纯粹从经济角度追求效率的活动，对人类本身产生了危害，如盲目开发和滥用自然资源，导致环境恶化、资源枯竭，人与自然关系严重对立，加速了人类的生存危机等。第二，人类生产活动所依赖的自然资源越来越稀缺，如果不注意科学、合理的利用资源的效率，将会导致这种稀缺性不断加重。第三，效率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尽可能地满足人们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它成为实现人类幸福的必要手段、途径和条件。没有效率，就无法实现人类的幸福，更谈不上促进人自身的发展。
我国在计划经济年代，在解决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上，实际上坚持的是“公平优先，忽视效率”的原则。国家直接控制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实行“大锅饭”的分配制度，严重损害了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事实证明，这种“公平优先，忽视效率”的原则既无法确保高效率，也无法真正实现社会主义的公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提出了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主张。但他同时指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并不允许贫富差距过于悬殊。先富是为了帮助后富，最终的目的是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4］（P23邓小平的这些观点，充分体现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经济伦理思想。
但是，从实践来看，“兼顾公平”的原则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城乡差距、东西部地区间的差距、贫富差距有逐步扩大的趋势。据有关资料显示：1997-2003年7年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只增加695.9元，不到城镇居民收入增量的1/5；年均增长速度不到城镇居民的一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1980年代中期的1.8:1，1990年代中后期的2.5:1，扩大到2003年的3.2:1。从人均GDP看，西部人均GDP从1998年的498美元增加到1999年的522美元，2002年比1998年增长33%。而同期东部人均GDP由1998年的1212美元增加到2002年的1704美元，增长41%，这说明东西部地区人们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目前我国年收入超过2万元以上的人仅占人口总数的2.5%，年收入不足2000元的居民数超过了人口总数的50%。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基尼系数小于0.2，处于收入分配绝对平均状态，1998年我国的基尼系数为0.386，接近0.4的国际警戒线，超过高收入国家同期0.328的平均水平，属明显偏高。收入差距的扩大使公众不满情绪滋生，并直接影响到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与社会的稳定。因此，我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和实践中，应该正确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既要反对以牺牲效率来换取公平的做法，也要反对牺牲公平来换取效率的做法。公平与效率都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社会主义要实现的效率是‘兼顾公平’，并以实现公平为目的的效率，社会主义所要实现的公平是以效率为基础的公平和有效率的公平。”［5］（P120）
积极倡导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平观和效率观，不但是社会伦理道德发展的具体体现，也是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科学发展观是我国在“公平与效率”关系问题上的认识的正确回归，并更加凸显了“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经济伦理诉求，蕴涵着使最大多数的人生活幸福的伦理精神和道德原则。
（三）科学发展观彻底摆脱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困扰
西方传统的发展观在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持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其思想实质是：把人看作宇宙的主宰和绝对支配者，一切从人的利益和需要出发来处理人与宇宙万物的关系。
人类中心主义发展到极端，必然形成以无限度、无休止攫取自然为前提，以单纯追求经济效益为核心的发展观。这种发展观本质上是反自然的，必然导致人类无视自然界对人的优先性存在、自然界的承受能力及各种原始的协调关系，完全根据人自身的需要、愿望去掠夺、索取自然界，最终导致环境恶化、资源匮乏、生态失衡，使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陷入困境。
一段时期以来，我国由于受西方传统发展观的影响，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过分强调经济的发展，而忽视了对自然资源的必要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第一，人口的急剧增长使自然生态环境不堪重负。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一个多世纪以来，人口一直快速增长，人口压力愈来愈大。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平均每5年增长1亿人口。20世纪70年代开始，虽然我国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但由于人口基数过大及增长的惯性作用，目前我国年均人口增长量仍十分庞大，全国人口总数已经超过13亿。与日益膨胀的人口相比，我国的自然生态环境却显现出先天的脆弱性。我国国土面积的65%是山地或丘陵，70%每年受季风影响，33%是干旱或荒漠地区。也就是说，我国55%的国土面积不适宜人类的生产和生活。由于人口增长与自然的承载能力不协调，使人与自然的矛盾更为突出。第二，人均资源占有量贫乏和高能耗之间的矛盾突出。从资源总量来看，我国的总地质储量占世界第三位，但从人均占有量来看，我国的人均占有量仅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2，仅是美国的1/10，属于典型的资源匮乏国家。其中人均水资源拥有量仅为世界平均量的1/4，人均耕地拥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石油、天然气、铜、铝等重要矿产资源的人均储量分别只占世界人均水平的8.3%、4.1%、25.5%和9.7%。［6］2003年我国消耗的铁矿石和氧化铝约50%、铜约60%、原油约34%都要依靠进口，许多大宗消费的战略性资源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已相当高。2003年全年，我国消耗了占全球总量30%的原材料和能源，创造的GDP却只占到世界的4%。第三，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加剧。我国2000年的工业废气排放量是14万亿立方米，到2002年又增加了28%，达到18万亿立方米。我国因植被破坏，每年水土流失量达50亿吨，相当于每年在全国所有耕地上剥去10毫米的沃土。目前，我国水土流失面积已占国土面积的37%。草原退化面积已经达到9/10，每年仍以200万公顷的速度在退化；全国沙漠化面积已经达到174万平方公里，每年仍以3400多平方公里扩展，18个省的471个县、近4亿人口的耕地和家园正受到不同程度的荒漠化威胁。
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主席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向联合国提交了一份名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该报告的一个明显目的是要构建一个全球性的伦理基础。同时，该报告认为人类的生存和健康依赖于把可持续发展成功地提升为一个全球性伦理。［7］在该报告中，可持续发展被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需求能力的发展。”它包含以下几层经济伦理内涵：第一，就空间方面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可持续发展观要求用人与自然和睦相处、共存共荣的生态自然观代替人是自然主宰的强权自然观，从而确立了人与自然平等相待的经济伦理关系。第二，就时间方面的现代与未来关系而言，可持续发展观要求既考虑现在，更着眼于将来，确保子孙后代繁荣昌盛的经济伦理观。第三，可持续发展观要求用理智战胜欲望，走节制型发展道路，确立新型的发展观。［78］（P76-78)
旨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共同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彻底摆脱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困扰，体现了先进伦理文化的发展要求，蕴涵着和谐共处的生态伦理道德。它要求人类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必须限定在自然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之内，以解决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承载能力之间的矛盾。
四、结束语
科学发展观构建了发展的理性精神与发展的伦理意蕴紧密联系、和谐统一的崭新发展理念。从经济伦理的角度来诠释科学发展观，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有助于实现社会、经济、环境和谐发展的最终发展目标。我国正处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之中，经济、社会的发展必须符合和体现经济伦理规范，并以其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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