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保护主义形成论文范文第1篇
【摘 要】近年来，国际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此背景下，贸易保护主义手段正在升级和复杂化。与以往不同，这一轮贸易保护大潮中，发达经济体越来越多的将贸易保护与货币政策手段相结合，从而影响他国进出口部门乃至货币政策。本文对我国过去30年的贸易繁荣进行深入思考，将当前国际贸易保护放置到历史背景中进行分析，从而理解当前我国面临的贸易环境的成因和特殊性。目前我国所面临的局面，既是国际浪潮的一个侧面，也是我国产业结构演进升级和资本实力变化的结果，需要对产业政策乃至货币政策进行相应的调整和优化。
【关键词】贸易保护；资源禀赋特征；产业结构升级；资本项目；货币政策
一、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升级、蔓延和复杂化
1.全球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和升级，呈现出“复杂化”特征
近年来，全球制造业的贸易摩擦越发频繁。以我国为例，根据商务部公布统计数据，去年四季度中国产品共遭遇近20起调查，加上去年前三季度遭遇的50多起，去年我国出口产品共遭遇近百起贸易调查，涉及金额是2011年的近10倍。近年来的贸易调查主要由美国、欧盟、巴西、印度、加拿大、阿根廷以及泰国、澳大利亚、南非等国家发起，涉案产品也从传统农产品、低附加值工业品拓展到新兴产业、高附加值产品。
全球新型贸易保护手段的使用增加，贸易保护手段升级。2012年至今，全球范围内，国家援助措施和政府相关采购占全部贸易保护措施的29%，成为最主要的保护手段之一。而以往贸易保护措施中最常使用的手段是关税相关措施，目前其所占的比重已经不足25%。
传统的贸易保护手段愈演愈烈，呈现扩大蔓延之势。一是贸易保护的国家和地区增加，新兴经济体加入到贸易保护的行列；新兴产业成为各国贸易保护的主要目标产业；贸易限制新手段层出不穷，包括技术标准、环保条款、国家安全都成为新的贸易限制手段；贸易保护手段和金融手段相结合，通过国际货币市场、劳动力市场发挥作用，用于长期常态化的限制国际贸易对手。
目前，全球各国产出增长低迷，实体经济回报率降低，就业市场出现困难，公共债务的偿付捉襟见肘。与历次全球经济危机相类似的是，复苏曙光尚未到来，贸易保护主义已经在抬头；与历次危机不同的是，这一轮的贸易保护主义的重新抬头，体现出“复杂化”的特征。这种复杂化表现在：贸易保护主义已经升级和蔓延，贸易保护主义的手段增加；“贸易保护手段”与“加强资本项目管制”相结合，从“资本输出”变为“资本回撤”；“以贸易保护为手段”的国际竞争与“以就业和金融稳定为目标”的内政问题相结合，成为贸易保护主义提供更加丰富和隐蔽的手段。
2.贸易保护主义的传统手段
（1）歧视性政府采购，例如2009年以来，美国国会批准经济刺激计划的同时，保留了“购买美国产品条款”，要求经济刺激计划所支持的项目需采购美国钢铁制品。
（2）关税手段，主要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所采用，目的是保护“本国幼稚工业”。但事实上，长期高关税环境在国内形成准入壁垒，往往容易使得受保护产业形成低效率特征。
（3）出口补贴。例如，法国和美国政府在2009年曾对汽车企业进行过针对性补贴。
（4）反倾销。尽管根据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缺乏理由的反倾销往往造成双输结局，但是短期经济放缓的压力使得各国往往将反倾销作为简便易行、短期见效的手段。
（5）限制进口。限制进口有很多方式，可以是采取提高商品进口标准的行政指令措施，也可以是设置通关障碍等方式，甚至某些国家会采取有期限禁止进口的极端手段。
3.贸易保护主义升级的三类表现
（1）贸易保护主义的升级、扩散和复杂化
贸易保护主义更加升级和蔓延，新兴经济体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我国遭遇的贸易壁垒为例：
①新兴经济体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加入贸易限制的行列。近年来，以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为主要形式的临时贸易壁垒成为中国出口厂商的最大威胁。去年，对华贸易救济调查取得调查结论大多数得到了所谓“存在双反问题”的裁决，多数发起者是新兴经济体。
②发达经济体对于新兴产业的贸易保护措施加剧。全球新兴产业增长放缓，传统产业的回报率下滑，随着美国次贷危机、欧洲债务危机的爆发，这种产业投资回报率下降的问题急性发作。因此，发达经济体迫切的挖掘新兴产业的消费需求，同时压缩现有高新兴产业（如电信、半导体、生物技术、汽车等）的进口规模，以期用本土产品替代。例如，在电信设备投资领域，去年年初至今，我国的电信设备供应商华为、中兴等在欧洲、美国等市场不断遭受以“倾销”、“垄断”、“国家安全威胁”为理由的调查。
③贸易保护主义的手段增加，贸易限制的理由更加丰富。国际贸易限制的新手段层出不穷，包括技术标准、环保条款、国家安全都成为新的理由。例如，发达经济体提出了碳排放标准，从而限制产品进口。本质上无非是贸易保护主义披上环保外衣，以碳关税为名，限制进口之实。
（2）发达经济体以资本手段实行贸易保护，“资本输出”和“资本回撤”表现出周期性
为尽快摆脱危机影响，发达经济体普遍推进“再工业化”，通过金融手段作用于国际货币-金融市场，目标是增加资本流入、增加产品产出、扩大贸易顺差。微观层面，各国政府不约而同采取了“鼓励本国工厂回迁国内”和“本国商品替代进口”的方针，避免海外投资。
次贷危机和债务危机以前，发达经济体长期输出资本，通过金融系统放大杠杆进行境外投资，再通过跨国企业将投资回报汇回国内。在上述危机的背景下，前期过度的杠杆比例加剧了私人部门、公共部门的现金流断裂和违约的风险，因此，资本回撤就成为必须之举。例如，这种情况就体现在“美联储QE3退出”引起的“全球性的汇率贬值和资本外逃”。
（3）客观上看，发达国家利用货币政策工具，打击贸易伙伴国的出口能力
以美国和欧洲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通过现有的国际汇率和贸易结算体系，通过外汇市场影响别国货币政策，从而最大限度的影响和控制贸易伙伴国的出口部门的“信贷和资本支持”。这种手段对于贸易伙伴国出口部门的影响更加长期化和更加深化，使得贸易伙伴国的出口部门，容易面临需求周期和资本开支周期双重叠加向下的风险，进而最大限度的制造产能规模的波动，从而打击其出口能力。例如，美国和欧洲的货币宽松政策，名义上是维护国内经济、金融秩序稳定，实为向别国输出金融动荡。
二、对于我国过去30年贸易发展的思考
对于我国长期贸易顺逆差的原因探究：
1.我国过去30年的贸易繁荣，得益于“资源禀赋优势”和“政策红利”的双重驱动
我国过去的贸易繁荣，一方面受益于“资源禀赋的优势”，另一方面是政策红利的长期效果。资源禀赋理论的要点在于资源禀赋优势交叉配置，决定国际间贸易趋向帕累托式的均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资本的相对稀缺”和“劳动力供应潜力巨大”的禀赋特征，与国外市场的形成互补；另一方面，我国的汇率管制和资本项目的管制，大大迟滞了贸易顺逆差趋向均衡的过程，形成了长期、持续的贸易顺差。
2.资源禀赋特征为我国贸易大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
根据俄林的资源禀赋学说，在各国生产同一种产品的技术水平相同的情况下，两国生产同一产品的价格差别来自于产品的成本差别，这种成本差别来自于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生产要素的价格差别，这种生产要素的价格差别则取决于相对禀赋差异，由此产生的价格差异导致了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笔者认为，我国的长期的贸易优势，主要来源于劳动力的“廉价性”和“规模巨大的潜在供应”。资本的相对稀缺和巨大的劳动力供应潜力，使我国的具备了“长期贸易顺差”的产业、资本环境。
3.政策因素“催化和支撑”了长期持续的贸易顺差
我国经历了长期的贸易繁荣，除上述资源禀赋因素外，政策导向充当了长期贸易繁荣的触发和支撑因素。国家政策对贸易繁荣的支持，主要通过三个政策工具发挥作用：汇率管制、关税价格、资本项目管制。
传统的贸易理论和国际资本流动理论认为，贸易顺逆差有自我调节能力。这种自我调节机制存在三个层面：短期看，贸易顺逆差通过结售汇影响汇率，从而反馈性的调节出口商品的外币计价，进而影响出口数量，从而平抑贸易顺逆差头寸；中期看，贸易顺差和逆差通过影响货币投放，进而影响国内商品价格和资本品价格体系，从而影响本币和外币计价的商品价格差异，从而自发调节进出口数量，从而平抑贸易顺差/逆差头寸；长期看，贸易顺差/逆差形成的货币投放，通过商品价格变化，影响出口导向的 生产部门的投资回报率，从而造成跨国资本流动，从而调节出口商品的产能，进而通过出口商品供求关系的调整，使得贸易重归均衡。
上述作用机制是自由贸易条件下的国际贸易均衡机制，我国过去30年的贸易均衡是不同于这种机制的非典型均衡：出口商品的通缩和进口商品通胀并存、消费品的通缩和资本品的通胀并存。在我国长达30年的贸易繁荣中，汇率管制和资本项目管制使得我国的贸易部门长期停留在一种非典型均衡。这种非典型均衡表现为：长期持续的贸易顺差，汇率管制长期抑制“以国际主流结算货币计价”的国内商品价格，客观上输出了通货紧缩，同时国内价格体系通过大宗商品的进口传导至国外，从而输入通胀。
进一步的，我国“国内的投资品价格的持续显著上升”也是贸易顺差的一个必然结果，客观上讲，我国出口了产品，进口了通胀，只是这种通胀更多的体现在资本品和资源品价格上，制造了一轮超级的资产价格牛市。如果资本项目和汇率政策正常化，则在国际商品价格体系重归平衡的过程中，我国贸易部门必然出现深度的调整转型。当前的日渐增强的贸易摩擦压力和国内投资增速放缓就是这一转型过程的某种反映。
4.政策因素：我国的国际贸易项目部分的分担了资本项目的职能
我国没有完全放开资本项目的管制，因此资本项目流动并非完全自由。因此，部分资本项目资金借道“贸易结算通道”流入流出国境。因此，我国的国际贸易经常项目，在一定程度上分担了资本项目的职能。我国海关曾经严查贸易水分，直接目的可以视为是高层对于真实贸易规模的摸底，但这从另一个层面反映出贸易经常项目成为热钱流入通道的事实。随着资本项目的逐步开放，贸易规模波动幅度可能缩小。
三、我国面临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内部、外部原因
1.外部原因：国际贸易环境发生变化
如前文所述，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就业）和债务（投资回报率）问题凸显；欠发达经济体则受到热钱流入和资本外逃的困扰。上述压力使得各国政府对于“资本外流和贸易赤字”比较敏感，贸易保护因此抬头。
2.内部原因：国内资源禀赋特征发生变化
一方面，我国产业结构与国际竞争者的互补性减弱，重合度增加。例如，我国在电信设备制造业上，产业结构不断接近欧美同行企业。另一方面，人口红利减弱，劳动密集型和代工模式的产业受到挑战。过去我国的劳动密集型的代工业，其国际竞争力来源有二：一是政局稳定，投资环境优化；二是人口红利，可以提供廉价而充足劳动力。如今，劳动力价格优势已经不再是我国的最突出的优势。在传统的劳动密集产业，东南亚国家生产商正在成为中国同行的竞争者，这种情正出现在纺织加工和电子元器件贴装一类产业中。预计我国的资源禀赋特征变化将带来出口部门的结构调整。
四、应对贸易保护主义：需要产业结构转型和政策改革红利的继续释放
当前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升级，有望成为我国产业结构和政策导向转型的触发因子。如前所述，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外部环境和“产业结构变化、资源禀赋变化”的内在因素驱动下，我国产业结构必然要经历一个长期变化的过程。既包括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内需导向、新兴产业的比重将持续扩大，出口导向的加工业和代工业的占比将逐步缩小。投资为导向的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增长有可能放缓，取而代之的是资本输出和越来越多的跨国并购。
政策层面，“汇率管制和资本项目管制的放开”、“人民币国际化”是上述产业结构调整的必要举措。因为我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宏观调控目标将从“侧重贸易项目平衡”转向“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平衡”，同时，资本项目放开和人民币国际化可以为海外并购创造有利条件。例如，我国已经于多国签订了本币互换协议，这种手段可以有效的促进人民币结算，化解美元的中间汇率风险，从而有效刺激相关国家贸易的增长。可以看到，在不远的将来，我国将以更加合理的产业结构、更加开放的姿态走向全球舞台的中心。
参考文献：
[1]王亚飞.贸易摩擦理论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07（2）
[2]戴佳倩.贸易与政治的互动及其影响[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07（3）
[3]成洁.对美国试图用反倾销方法解决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法律思考[J].法制与社会，2008（7）
[4]丘东晓.国际贸易与投资前沿[M].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5]唐宜红，徐世腾.政府对利益集团收入的关注与贸易摩擦的形成——基于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07（6）
[6]李琼，宗刚.战略性贸易政策中的产业政策及其绩效[J].中国软科学，2003（8）
[7]David B.Yoffie，American Trade Policy：An Obsolete Bargain？[M]// John E.Chubb，PauleE.Peterson.Can the GovernmentGovern？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1989
[8][美]G.M.格罗斯曼，[美]E.赫尔普曼.利益集团与贸易政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贸易保护主义形成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贸易保护主义自古有之，从17世纪的重商主义开始经历了传统贸易保护主义、超贸易保护主义以及20世纪70年代产生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在理论发展的不同阶段，主要发达国家采取相应的对外贸易措施来达到扶持民族产业和巩固优势产业的垄断地位。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产生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在形式、保护对象和政策手段上与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有着显著的区别。
关键词：重商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新贸易保护主义
1 贸易保护主义发展概述
国际贸易的发展可追溯到中国的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9年)由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西北丝绸之路”，而关于理论方面的研究，学术界普遍认为始于17、18世纪期间的重商主义，主张国家通过贸易保护增加国家财富，通过管制金银货币和垄断对外贸易，大力鼓励出口和限制进口等手段扶植本国产业的发展，实现贸易顺差。
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英国的制造业在整个世界生产中占了1/3。为促进本国产品出口，占据尽可能多的世界市场份额，英国工业资产阶级提出了与贸易保护政策相对立的自由贸易政策。与英国的自由贸易政策相呼应，自由贸易理论也在这一时期产生和发展。亚当·斯密提出的国际贸易基于绝对优势，以及大卫·李嘉图提出的比较优势理论，都认为通过对外贸易实现产品在各国间的交换，各国都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利益。斯密和李嘉图都是主张解除国家对贸易的管制，降低关税和保护力度，倡导自由贸易。
与英国相比，同一时期的美国、法国和德国实行的都是贸易保护政策，目的都是为了保护农业、民族工业和扶植新兴工业的发展。经济理论上以汉密尔顿和李斯特为代表的传统贸易保护理论，主张经济落后国家通过关税壁垒保护本国幼稚产业，促进其发展，实现工业化，但保护只是暂时的，等幼稚工业成熟壮大后，还是要实行自由贸易。
20世纪初，美国逐渐取代英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其工业实力已经非常强大，但在对外贸易政策上，继续实行贸易保护政策，这些政策具有一定的侵略性，也被称为超贸易保护政策：对进出口贸易实行许可证制及外汇管制；对进出口商品规定进口限额，征收高额关税或禁止进口；对出口商品予以补贴或关税减免。其目的是为了维护国内市场的垄断价格和夺取国外市场。但美国由此而遭到贸易伙伴的报复。这一时期，世界的主要国家均采取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政策，如高关税、外汇管制和货币贬值；一些国家试图通过减少进口实现贸易盈余，结果导致了国际贸易体系的崩溃，使世界经济之所以陷入大萧条长达10年之久。
二战后到上世纪70年代期间，在生产和资本的国际化，国际多边自由贸易体制不断发展、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的背景下，世界贸易政策出现两种主要倾向：为了占领国际市场和使用廉价资源，发达国家均倾向于贸易自由化；而同时期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则大多数实行贸易保护政策来扶持民族产业。20世纪80年代后，资本主义经济进入缓慢发展时期，货币危机、石油危机、债务危机以及世界性的经济衰退给发达国家以沉重的打击，各国又重新考虑对国内市场保护的问题。这一时期的贸易保护主义是在世界倡导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出现的，也被称为新贸易保护主义。
2 新贸易保护主义的一般特征
新贸易保护主义又被称为新重商主义，以绿色壁垒、技术壁垒、反倾销和知识产权保护等非关税壁垒措施为主要表现形式。目的是想规避多边贸易制度的约束，通过贸易保护，达到保护本国就业，维持在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中的支配地位。它们在维护民族利益，保护资源与环境的旗帜下，行保护之目的，具有名义上的合理性，形式上的隐蔽性，手段上的欺骗性和战略上的进攻性等特点。
2.1 形式上的隐蔽性
在自由贸易理念盛行、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的今天，贸易保护措施具有隐蔽性。在GATT/WTO 体制下，经过八轮多边贸易谈判，使得像关税、配额、进口许可证等传统贸易保护手段越来越难以发挥作用，非关税壁垒开始成为各国实施贸易保护的主要工具。但明显性的非关税措施如进口许可证制、自动出口配额、出口补贴和进口配额等受到WTO规则的约束越来越严，隐蔽性的技术壁垒如技术标准、环境保护和知识产权等形形色色的措施成为合适的选择。新贸易保护主义是在自由贸易、公平贸易和其它为促进世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理由的掩护下来实施贸易保护，达到限制进口的目的，具有很强的隐蔽性。
2.2 保护范围的扩大化
传统贸易保护主义保护的是幼稚产业或弱小的新兴工业，主要涉及有形货物与农产品。新贸易保护主义的保护对象一方面是本国正在衰落的垄断产业如钢铁业；另一方面是本国已经高度发达且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如金融业等，因此保护范围不仅扩大到货物贸易的一切领域，而且扩大到服务、技术、资本等领域当中。除了扩大保护对象外，新贸易保护主义还鼓励出口，由国内市场的消极防御转向
向国外市场的积极进攻，并形成了从出口补贴、出口信贷与国家信贷担保等一系列的体系化制度
3 保护手段的多样化
首先，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等传统保护手段仍被频繁应用。其次，技术壁垒、绿色壁垒、知识产权保护、劳工标准等贸易壁垒花样翻新，应用范围更加广泛。发达国家利用自身在环保和科技方面的优势，制定更高的环保、技术、商品和劳工标准，以削弱发展中国家凭借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而获得的出口竞争力。由于这些新型贸易保护手段具有良好的定向性、隐蔽性和灵活性，其中一些技术和环保方面的要求以提升技术水平、维护消费者利益为出发点，甚至可以视为中性的贸易标准，加之WTO对这些贸易措施应用的限制并不统一，因而，其保护效果更为突出，进一步加剧了世界范围内的贸易摩擦。
4 贸易保护主义对我国的影响
随着中国产品占国际市场份额的不断扩大，我国企业频繁遭遇反倾销、反补贴、各种保障措施以及技术、环境、劳工等贸易壁垒的限制，涉案金额猛增，国内企业蒙受了巨额损失，贸易摩擦进入了高发期。我国已连续10年成为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涉案损失每年高达300-400亿美元。目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与我国的贸易摩擦有不同特点。发达国家更倾向于使用技术壁垒。近年来，美国对我国出口产品频频进行知识产权调查(即337调查)。1996-2004年，美国对中国发起337调查36起，占美国337调查总数的13%。发展中国家则主要采用反倾销等传统手段。其中，印度、阿根廷、南非、土耳其等国家对我国的反倾销调查数增长较快。1995年以来，这4个国家共对我国发起反倾销调查178起，占我国遭受反倾销调查总数的41%。从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关系来看，中美贸易的巨额顺差已成为影响中美政治经济关系的重要因素。2005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达到了1141亿美元。
研究表明，发达国家针对发展中国家在产品出口中的致命弱点而提出的各类壁垒措施，尽管从静态的角度上看有失公允，但从动态的角度上看则不失公平，因为它在规范贸易行为，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推动经济发展上有积极的作用。目前，我国的经济正处于转型期，正面临来自多方的压力。这些压力既有来自市场方面的，也有来自花样不断翻新贸易壁垒方面的，更有自身竞争力缺陷等方面的。面对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我国应加快外贸发展战略的调整。今后，我国应逐步建立管理贸易政策体系。管理贸易政策是介于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之间的一种对外贸易政策，是一种协调和管理兼顾的国际贸易体制，是各国对外贸易政策发展的方向，突出了对外贸易在一国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主张国家采取法制化的政策手段管理对外贸易，并通过广泛参与双边和多边的国际经济合作，协调各国的经济贸易政策，增强本国在国际谈判中的博弈力量，维护、提高本国企业和产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参考文献
[1] 张宁军.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特征演变及其理论依据[J].当代财经，2005，(1)：101-104.
[2]耿琰.经济全球化与贸易保护[J].科技创业月刊，2006，(3)：75-76.
[3]谢文捷.新贸易保护主义论析[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3，(7)：103-107.
[4]林钰.试论新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特点与理论基础[J].世界经济研究，1994，(6)：57-62.
[5]Robert J. Carbaugh.国际经济学[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125-131.
贸易保护主义形成论文范文第3篇
作者简介：梁书芳（1967-），泰州市医药高新区凤凰街道办事处统计师。
摘 要：新贸易保护主义是一种以管理贸易理论为指导的贸易保护主义。现实中贸易保护已成为常态，引起全世界普遍关注。我国的主要贸易伙伴美国、欧盟等借保护本国产业之名，推行新贸易保护主义，对我国出口贸易以及经济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运用引力模型，通过对十年的中美贸易数据以及江苏省出口美国商品贸易量数据的分析，探讨了美国贸易壁垒对江苏出口贸易的影响程度。
关键词：新贸易保护主义；出口贸易；实证分析；引力模型
1 新贸易保护主义背景
自1990年美国对江苏省出口的螺母发起反倾销调查至2007年，江苏共遭遇129起反倾销调查，与全国相比，国外对江苏省的反倾销案件数量呈明显增加的态势，2006年江苏遭遇反倾销的案件占全国6.7%，主要国家为欧美国家。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以后，呈现快速增长趋势。1994年以前，江苏省遭遇2起反倾销调查，1994年至1998年，平均每年3.6起，1999年至2003年，平均每年被立案调查的数量上升至8.6起，从2004年开始，遭遇反倾销呈快速发展状态，2006年起已达24起。其中江苏遭遇美国反倾销调查的案件数量最多，至2003年已高达29起，占全部案件数量46%。可见，江苏与美国的贸易所遭贸易壁垒的影响是具有代表性的，从中可以看出江苏出口贸易所遭受新贸易壁垒的影响。
表1 美国发起的反倾销案中江苏涉案较大的案件
年份 涉案产品 涉案的江苏企业 涉案金额
2003 木制家具 多家企业 3700万美元
2005 油画布 无锡凤凰画材有限公司 1904万美元
2006 聚酯短纤 18家企业 6600万美元
资料来源：中国贸易救济网。
针对企业遭受反倾销调查，江苏“十一五”规划中指出要加快“走出去”步伐。支持企业以及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重点，促进电子、轻纺、机械等有条件的企业到境外投资，建立境外生产基地，鼓励企业以合资、合作及独资等方式开展境外资源利用。江苏的13个地级市也积极加快“走出去”的建设步伐，在2006年初具规模，部分地区采取的措施如表2所示。
表2 江苏部分地区“走出去”措施
地区
措施
南京 成立“走出去”专家咨询委员会；转向扶持资金扶持“走出去”；帮助企业争取国家、省和扶持企业对外经济合作的优惠政策
无锡 设立扶持资金；完善走出去服务体系
常州 设立扶持资金；提高对外工程承包水平；完善走出去服务体系
镇江 资金支持
资料来源：江苏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网站。
2 对江苏出口贸易影响实证分析
2.1 指标选取
Jan Tinbergen（1962）和Poyhonen（1963）最早将引力模型应用于对贸易的研究，并给出了模型的早期形式：
Fij=G×MiMAjDpij
（1）
扩展后的引力模型（2）引入了新的变量集合，组合了不同宏观经济变量，用来表示两国之间贸易的其他影响因素，包括语言障碍、地区经济组织和国家政策出台等，从而为研究者实现不同的研究目的的变化提供了多种方法。
lnFij=C1+C2lnMi+C3lnMj+C4lnDij+εij
（2）
式中Fij表示从出口地区ii流入进口地区jj的贸易流量，Mi和Mj表示两个国家的经济总量，Dij表示两地区之间双边贸易的其他变量的向量集合。
主要研究的是江苏省出口美国商品贸易量美国贸易壁垒的影响，采用引力模型进行分析，各指标选取如下：
被解释变量FJA表示出口地区J（江苏）当年出口到进口国A（美国）的商品贸易额；
解释变量GDPJ表示出口地区J（江苏）的GDP总量，代表出口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对产品的出口供给能力，预期GDPJ对江苏和美国的商品贸易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解释变量GDPA表示进口国A（美国）的GDP总量，代表进口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对产品的进口需求能力，预期GDPA对江苏和美国的贸易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解释变量DJ与DA是除经济总量因素以外影响贸易的变量集合，属于虚拟变量。DJ测度了进口国A（美国）对江苏省有代表性的贸易壁垒，增加了生产成本和出口成本，预期对两地区之间的贸易有负面影响；DA测度了出口国J（江苏）有代表性的贸易壁垒的法规、标准的颁布与实施，由于江苏省的技术相对落后，预期江苏省的标准对贸易的促进作用不明显。
2.2 模型的构建
模型假设美国采取的贸易壁垒对江苏贸易出口产生负面影响，并且对于美国采取的贸易壁垒，江苏政府采取相应应对措施可以减缓贸易壁垒对贸易出口的副作用。当美国采取贸易壁垒后，江苏出口美国的商品贸易显著下降，即认为原假设：美国采取的贸易壁垒对江苏贸易出口产生负面影响成立。当江苏政府采取的相应措施减缓贸易壁垒对贸易出口显著时，即认为江苏地方政策是预防和缓冲贸易壁垒是有效的。
本文将采取虚拟变量法研究美国贸易壁垒对江苏的出口额影响程度。其中运用的引力模型还包含两国的GDP，建立的引力模型方程为：
lnFJAt=C1+C2ln（GDPJt）+C3ln（GDPAt）+C4DAt+UJAt
（3）
lnFJAt=C1+C2ln（GDPJt）+C3ln（GDPAt）+C4DJt+UJAt
（4）
其中，引力方程（3）侧重考察美国有关反倾销有关限量标准法规对江苏向美国贸易出口额的影响，引力方程（4）侧重于考察江苏省针对美国的反倾销案采取的相应措施对江苏向美国贸易出口额的影响。
2.3 数据来源
FJA变量为江苏向美国贸易出口额，GDPj为江苏省GDP总量，这两个样本数据均来源于江苏省统计年鉴。GDPm为美国GDP总量，样本数据来源于美国统计局网站。具体数据如表3所示
表3 中美贸易数据及两国GDP
年份 FJA
（亿美元） lnFJA GDPJ
（亿美元） lnGDPJ GDPA
（亿美元） lnGDPA
1999 3.81154 1.338033 929.8793 6.835055 93535 11.44609098
2000 5.0098 1.611396 1033.254 6.940468 99515 11.50806367
2001 5.36336 1.679591 1142.544 7.041013 102862 11.54114356
2002 8.2059 2.104853 1281.485 7.155775 106423 11.575177
2003 12.71559 2.542829 1503.307 7.315422 111423 11.62108905
2004 19.10478 2.949939 1812.73 7.502589 118533 11.68294668
2005 27.26035 3.305433 2270.431 7.727725 126230 11.74586092
2006 36.38163 3.594064 2727.37 7.911093 133772 11.80389214
2007 44.6684 3.799266 3421.683 8.137888 140287 11.8514456
2008 49.37443 3.899433 4460.984 8.403125 142915 11.87000533
2009 45.15596 3.810122 5044.254 8.526005 142587 11.86770762
2010 58.33845 4.066261 6119.43 8.719224 145265 11.88631494
数据来源：江苏省统计年鉴和http：//www.census.gov/foreign-trade/。
根据美国对江苏实施贸易壁垒的程度，进行界限划分。在2004年之前美国实施贸易壁垒对江苏的影响相对平缓，自2004年开始，江苏遭遇反倾销呈快速发展状态，随之江苏针对反倾销案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因此将2004年作为划分界限，在2004年之前DA取0，即表示贸易壁垒对出口量影响不大，2005年之后DA取1，当系数显著时，即认为贸易壁垒对贸易出口产生了影响或针对贸易壁垒的一系列措施起到了显著效果。即：
DAt=0 t≤2004
1 t≥2005
针对企业遭受反倾销调查，江苏“十一五”规划中指出要加快“走出去”步伐。在2006、2007年起到一定显著作用。则将虚拟变量DJ定义为：
DJt=1 t=2006，2007
0 其他。
2.4 模型参数估计与检验
根据表1中数据，运用Eviews5.0对引力模型（3）进行最小二乘回归分析，模型整体显著性和参数估计结果及相应统计量如表4、表5所示。
表4 引力模型（3）显著性检验
R-squared
R2系数 Adjusted R-squared
调整R2系数 F-statistic
F值 Prob（F-statistic）
相伴概率
0.988861 0.984684 236.7407 0.000000
表5 引力模型（3）参数估计及检验
变量
Variable 系数
Coefficient 标准差
Std. Error T统计量
t-Statistic P值
Prob.
C1 -84.09083 11.83508 -7.105218 0.0001
lnGDPJ 0.268782 0.253696 3.059465 0.0203
lnGDPA 7.614797 1.157895 6.576413 0.0002
DA -0.089772 0.169346 -0.930110 0.0104
根据表4模型的显著性统计结果知，R2值为0988861，显示拟合很高，调整后不存在自相关。在0.01置信水平下模型通过检验，即认为模型是显著的，建立的引力模型是合适的。从表5的引力模型参数检验结果显示，在005置信水平下模型通过了检验，因此美国贸易壁垒对江苏出口贸易影响的引力模型为：
lnFJAt=-84.091+0.269ln（GDPJ）+7.615ln（GDPAt）-0.090DAt+UJAt
DA的系数值为-0.0897，可以看出美国自2005年以后对江苏省实施的贸易壁垒对江苏出口美国贸易量起到89个百分点的负影响。同时lnGDPJ和lnGDPA的系数为正，表明江苏和美国的经济增长都对江苏贸易出口起到显著的推动作用。
3 模型结论
通过以上实证分析，可以看出在美国针对进口江苏商品设立各种针对性的、隐蔽性的新贸易保护措施时，江苏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美国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国家，相对于欧盟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他们对江苏乃至中国采取贸易壁垒，这必将导致江苏出口受他国新贸易保护主义的严重阻碍，对江苏的经济和国际市场地位都有着不可估量的负面作用。
同时，从以上的分析中可看出，在美国不断实施反倾销等贸易壁垒时，江苏也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可以对出口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然而作用却不足以抵消美国的贸易壁垒。所以，国外的贸易保护有助于提高我国出口产品质量，更牢固的占领国际市场，然而，制定的应对外国贸易壁垒的措施以及在出口贸易实际过程中要加强实施是不能忽视的，否则只能是纸上谈兵，对贸易出口起不到促进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肖黎.新贸易保护主义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及应对策略探讨[J].特区经济，2011，（2）.
[2]黄钿鸿.新贸易保护主义下中国对外贸易结构的调整[D].东北财经大学，2013.
[3]高永富.论欧盟环保新指令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C].《WTO法与中国论坛》文集——中国法学会世界贸易组织法研究会年会论文集（五）.2007
[4]严海.新贸易保护主义背景下应对国外反倾销策略研究[J].沿海企业与科技，2008，（6）.
贸易保护主义形成论文范文第4篇
本刊讯：本次征文评选在秉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在初评阶段，每篇征文都要经过3位以上评委评审打分，然后综合整理、遴选出54篇稿件进入复评。在复评阶段，每篇文章经过21位评审委员的审阅，然后综合整理出特别奖、一、二、三等奖及优秀奖的建议获奖名单。在总评阶段，评委们对建议获奖征文名单进行了认真反复的比较和讨论，最后评选出特别奖5篇、一等奖2篇、二等奖4篇、三等奖17篇、优秀奖26篇。获奖名单如下：
特别奖：
1、《广东外经贸发展专题调研报告》
隋广军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2、《东方国际集团改革开放30年的历程与发展战略思考》
上海国际经济贸易研究所
3、《天津开发区发展历程的回顾与展望》
何树山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4、《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为龙头的环渤海地区扩大对外开放的对策研究》
李培生 天津市政府办公厅
侯全军 庞瑞芝 天津市商务委员会
5、《促进黑龙江省境外投资合作的调研报告》
王桂兰 黑龙江省国际经济贸易学会
马 琳 黑龙江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研究所
一等奖：
1、《当前深化开放型经济体制改革的若干问题》
裴长洪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
彭 磊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流 通产业室
2、《全球经济衰退背景下加工贸易政策的适应性调整》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二等奖：
1、《统筹协调“六外”关系，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
李玉举 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
2、《金融危机、国际贸易与资本市场调整趋势——全球与中国》
佟家栋 刘 程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3、《经济危机下推进中国外贸结构调整的思考》
杨昌荣 湖北国际经济贸易学会
夏志铁 中设集团湖北机械设备进出口有限公司
柳 哲 武汉理工大学
4、《金融危机下我国吸收外资的政策难点及对策》
聂平香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三等奖：
1、《珠三角外贸在结构调整和升级换代中如何保持连续性竞争力》
井百祥 湘潭大学商学院
2、《户籍红利支撑的中国现实国际分工地位的内在矛盾及其升级转型的困难分析》
黄兴年 济南大学经济学院
3、《金融危机下我国制造业升级路径及升级后竞争优势获取策略研究》
焦媛媛 易文贞 费卉卉 南开大学
4、《我国贸易收支的商品结构分析》
李 宏 何晓伟 天津财经大学
5、《金融危机对我国外贸代工企业的影响及其转型发展战略》
魏 浩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系
6、《资本流动自由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国际短期流动资本运动轨迹探析》
尹晓波 华侨大学
7、《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中的政治风险与规避策略》
聂名华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
8、《中国对外反倾销税率与上游原材料价格以及消费量年均增长率的相关性分析》
邬一欣 任荣明 上海交通大学
9、《支持对外直接投资的开发性金融体系研究》
黄人杰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
10、《关于品牌展览会发展与改革若干问题的分析》
陈八荣 中国对外贸易中心
11、《我国对外投资涉税政策问题探析》
许春淑 天津商业大学
12、《金融危机下如何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与战略选择》
密 桦 耿明英 武汉科技学院
彭立 中国农业银行湖北省分行国际部
13、《外资对于中国商品房销售价格影响的实证研究》
钱伟荣 杨 丽 李 津 天津对外经贸职业学院
14、《中印对外反倾销比较：基于对称性指数的分析》
齐俊妍 邢艳艳 天津财经大学
15、《金融危机背景下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特点和走势》
崔日明 辽宁大学
刘利民 浙江万里学院
16、《超越FTA的东北亚共同体新构想》
姜文学 东北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17、《金融危机视角下我国外贸结构调整方向及策略分析》
陈秋云 江西九江学院
优秀奖：
1、《中国自由贸易区的贸易流量效应：基于面板数据的引力模型分析》
蔡宏波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黄建忠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2、《从对外贸易结构看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谢娟娟 李可爱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3、《经济危机对中美贸易的影响与对策分析》
徐 白 玲 天津商业大学
4、《中国构筑全球性区域贸易安排体系的思考》
马建平 北京师范大学经管学院
5、《资本流动自由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天津开发区管委会
6、《经济危机下我国贸易结构改革研究》
李 兵 姬锦霞 山东经济学院
7、《科学实施经济服务化战略，尽快推进我国外贸结构升级——基于DEA的我国经济服务化效率研究》
王细芳 陶婷芳 上海财经大学上海电机学院
8、《金融危机对我国就业的影响及其应对之策》
陈柳钦 天津社科院
9、《SFDI与我国服务贸易结构关系的实证研究》
李练军 江西农业大学经贸学院
王树柏 江西农业大学经贸学院
10、《提高自贸区协定税率利用率的思考》
容静文 广西国际商务职业技术学院
11、《新形势下我国应对世界贸易保护主义的对策》
阙澄宇 柴渊哲 东北财经大学
12、《把握金融危机引起外贸调控转弯的进程》
李欣广 广西大学商学院国际经济贸易系
13、《海关在推动加工贸易区域整合升级中的作用》
刘婷婷 天津海关
14、《浅析跨区域外贸协作的路径选择》
王本强 天津海关
15、《中国的大国特征与贸易战略选择》
崔治林 天津财经大学
16、《新形势下我国机电产品推行市场多元化战略——以农业机械出口非洲为例》
焦慧娟 东北财经大学研究生院
李柏松 天津华北地质勘查局
17、《贸易便利与贸易管制——以海关贸管工作为视角》
李 敏 天津海关
18、《金融危机对我国外经贸的影响及启示》
姜荣春 华晓红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19、《金融危机下中国大型企业风险识别与防范研究——以中远集团为例》
许 晖 万益迁 刘 洋 天津南开大学
20、《金融危机促使新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及我国对策分析》
曹 玮 天津海关
21、《试析金融风暴中的我国离岸服务外包发展》
魏秀敏 天津对外经经贸易职业学院
22、《国际金融危机与我国外经贸可持续发展对策思考》
魏金山 福建省对外经济贸易研究所
23、《出口贸易“双高”现状与对策分析——以苏州为例》
王世文 苏州科技大学全球发展研究院
24、《金融危机对中国出口的影响及应对策略》
雷 瑛 河南行政学院
25、《剖析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加工贸易企业的影响及其原因和对策》
琚马力 皖西学院
曾凡银 安徽省委党校
26、《比较优势的扩展与发展中国家区域经济一体化》
于 倩 兰州商学院
组织奖：
1、天津市国际贸易学会
2、湖北国际经济贸易学会
3、福建国际贸易学会
贸易保护主义形成论文范文第5篇
信奉自由市场经济的美国，如今却出了一位高祭贸易保护主义大旗的总统。众所周知，贸易保护是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外经济政策的主要议题。要知道，美国可是整天都打着反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旗，要求其他国家开放市场、推进市场化改革、取消贸易壁垒，为何现在又突然掉头开始玩起了贸易保护主义？
这看似矛盾，其实再正常不过，贸易保护不是在特朗普时期才有的，只是特朗普做得太高调罢了。
据英国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发布的《全球贸易预警》报告显示，随着世界经济增长显著放缓，全球范围内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变得日益严重。美国从2008年到2016年，对其他国家采取了600多项贸易保护措施，仅2015年就有90项。在美国，大约每4天就会有一项新贸易保护措施出台。英国国际贸易大臣利亚姆·福克斯对全球贸易体系中正在兴起的保护主义潮流发出警告，并将贸易壁垒比作危险、令人上瘾的毒品。
从美国对外贸易发展史上，我们发现，贸易保护在短期内或许能保护一国的幼稚工业，但从长期来看，特别是在全球化的今天，贸易保护阻碍了世界经济的良性和可持续发展，甚至可能引来经济危机，而自由贸易则可以避免保护政策所带来的效率损失。
独立并不“自由”
1776年，独立战争的胜利，并没有迅速带领美国走向繁荣富强。英国利用强大的制造业和商业优势，对美国商品出口实行严厉的限制，一度引发严重的社会动荡。在美国历史上，那段日子被称为“危机时期”。
在这关键时刻，主宰美国社会的是大农场主和大商人。在“美国向何处去”的讨论声中，在自由贸易还是贸易保护的喧嚣之中，这群人毫不犹豫地支持前者。虽然他们对当时英国的出口限制颇为不满，但却得益于廉价的进口工业品。他们幻想着将那片广袤的西部土地開拓为大农场，扩大对英国的农产品出口，让美国走上一条农业大国之路。
除了汉密尔顿，没有太多人意识到制造业之于当时美国的意义。这位财政部长认为，英国的强大就在于制造业，主张加强贸易保护来发展制造业，并向国会递交了著名的贸易保护主义文献《制造业报告》。
然而，由于当时英国种植园主和大商人主导的美国社会经济结构，这一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并未得到推行。在1801年美国的326家公司中，也只有8家以制造业为主。
自由贸易和农业大国，才是那时的美国梦。
正当美国人做着甜美的农业大国梦时，1807年，英国军舰的一声炮响将他们惊醒。英国为了同拿破仑作战，炮击美国军舰“切萨皮克号”，强征舰上海员，激起了美国人强烈的反英情绪。当年12月，美国国会通过《禁运法案》，禁止一切船只离开美国前往外国港口。
这一禁令可谓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不但没有教训到英国，反而使本国经济陷入瘫痪。两年时间，美国出口下降88%，进口下降59%。不仅东北部的工业受到巨大冲击，就连南方的农业也受到波及。烟草是美国南方的主要作物之一，而英国是烟草最大的买家，禁令让烟草的价格一夜暴跌，一文不值。小麦价格也惨不忍睹，昔日良田被荒废，许多农场主突然感到了经济上的拮据。在如此大的压力之下，禁令在1809年取消。
然而，误打误撞的是，禁令风潮阻止了外国商品的进入，一时间促进了美国制造业的发展，给美国本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这一度让美国人认为，是贸易保护的功劳，并更加热衷于这种“保护”。
搬起“贸易保护”的石头砸了自己
美国早期的贸易保护，还深受重商主义的影响。早期重商主义者视金银为财富，其核心理论就是“贸易差额论”，也就是说，一个国家要富强，就要保持贸易顺差，要尽量使出口大于进口。
重商主义把国际贸易看作是一种零和游戏，要保持出口大于进口，关税政策是最主要的手段，这也是美国贸易政策最持久、最重要的标志。
1812年，美英战争爆发。为了满足战时支出增加的需要，美国把关税税率提高了一倍，开始真正实施高关税政策。
禁运风潮和美英战争，表面上促进了美国制造业的发展，一方面美国在工业品方面不再继续依赖欧洲，转而自己制造，铁器、玻璃、五金、纺织品等工厂在全国建立起来；另一方面，同英国贸易受到限制，遏制了资金的外流，促使资本转入工业。
以至于美国对这种“保护”变本加厉，制定关税也几乎成了美国国会的头等事务。战争虽然结束了，但关税并没有降低，反而逐渐提高了。1820年，美国制成品的平均关税达到了40%。1824年的总统选举中，所有候选人都赞成贸易保护政策。1824年和1828年，国会又先后两次通过了提高关税的法案，这种以高关税保护本国制造业的做法，在1828年达到了极致，平均税率飙升至61.7%，是美国南北内战之前的最高税率。
1929年，全世界陷入了空前的大萧条。在美国，不仅农业部门要求保护，工业部门也强烈要求进一步加强保护。为了避免经济危机带来的失业问题，美国国会甚至出台了臭名昭著的《霍利-斯穆特关税法》，修订了1225种商品的进口税率，将关税提高到了48.92%，指望以高关税筑起一道壁垒阻碍国外产品的进口。
但事与愿违的是，美国政府指望高关税保护来刺激国内经济的设想彻底破灭。虽然1929年-1933年美国从欧洲的进口下降了71%，但法案的出台引起了美国主要贸易伙伴的报复性措施，美国同时对欧洲的出口也下降了67%，失业率从1930年的7.8%飙升至1933年的25.1%。全球出现残酷的贸易战，国际贸易急剧萎缩，从1929年的98亿美元，跌至1932年的30亿美元。众多经济学家认为，美国长期以来的贸易保护所引起的国际贸易崩溃，正是引发全球大萧条的重要原因之一。
自由贸易为了啥
西方经济体的大萧条始于美国股市的崩盘，而由于当时金本位制度限制汇率的自由浮动，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有限，贸易保护往往就成为各国政府无奈的选择，其所带来的恶性竞争助推了全球经济的进一步下行。
对美国国内而言，保护工业就意味着对农业和其他未保护行业的损害，保护也意味着垄断，必然带来美国工业品在国际市场竞争力的下降。贸易保护使得美国钢铁业从1890年到二十世纪初这一时期的垄断势力不断增强，在19世纪末，这一行业就只剩下四个最有力量的集团，1901年，这四个集团合并成了美国实力最强大的垄断组织——美国钢铁公司。钢铁公司为了自身利益，当然希望实行贸易保护，于是，私下花费巨款进行院外活动干预国会立法，阻止钢铁产品进口关税的下降，维护自己在国内的垄断地位，将英国价格低廉的同类产品拒之门外。久而久之，便窒息了竞争，阻碍了技术的进步和工业的发展。
过度的贸易保护政策以及危害，终于使得美国的贸易政策开始走向对立面。
1932年，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对高关税的贸易保护进行了深刻反思：“以高关税为代表的對外经济政策中的经济民族主义，是造成全球经济萧条旷日持久的原因之一。只有排除这一障碍，国际贸易才能恢复，我国的经济才可能从中获益。”
第一次世界大战加速了美国的工业化进程，主要产业慢慢具备竞争优势，美国人此时也意识到贸易保护的危害，推行自由贸易被提上日程。
1934年，美国国会通过“互惠贸易协定法”，自由贸易政策开始占上风，平均关税率“降至百分之十三”的水平。1937年，美国的出口比1934年增加了10亿美元，进口增加了7亿美元。1939年，美国已与20多个国家签订了贸易协定，与这些国家的贸易额也增加了61%。
第二次世界大战极大地膨胀了美国的经济实力，其产品出口比重远远超过其他西方国家，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也非其他国家所能企及。这个时候，美国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国际资源和市场，就极力推行自由贸易。
1947年10月30日，美国更是建立了第一个全球性多边贸易体制——关贸总协定（GATT），降低了4500种商品的关税，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半个世纪国际贸易自由化的基石。到1962年，美国同西欧、拉美、东南亚各国签订的关税贸易协定达157项。自由贸易的推行极大地降低了全球的关税水平。
二十世纪60年代，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日本经济的崛起和欧洲经济的复苏，为美国产品提供了市场。1964年-1967年，美国和其他关贸总协定缔约国进行了“肯尼迪回合”的多边贸易谈判，使得列入各国税则的关税减让商品达到了60多万项，自由贸易也达到空前规模。
公平贸易的“价值”
二战以来，美国推动了世界范围内的贸易自由化，带动了全球经济的繁荣。
然而，好景不长。二十世纪70年代，由于高工资成本和竞争加剧，美国的优势开始丧失。1971年，美国首次出现贸易逆差，再加上石油危机的影响，西方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美国在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中的地位持续下降。GATT多边贸易体制下不断扩大的贸易自由化，给美国国内经济带来巨大压力，美国一些保守经济学家便认为，是外国政府和企业不公平的贸易政策夺走了美国的市场，应当负起主要责任。
于是，美国政府敦促各国展开贸易谈判，推行“自由且公平”的贸易政策，此时，美国的贸易政策其实是从自由贸易转向了公平贸易。
所谓公平贸易，即维护公平贸易秩序、反对不公平的贸易行为。由于国情不同，对公平标准的认定差别较大，这也成为各国之间贸易冲突的重要原因。
可以说，有保护的自由贸易，成为美国贸易政策的主流。特别是197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贸易改革法》，首次确定了例外条款、反倾销、反补贴条款等非关税壁垒在法律上的地位，其中的“301条款”授权美国总统给对美国出口施予不公平待遇的国家进行报复。报复的措施有：停止贸易互惠，提高关税或开征其他费用，实施进口限额制等。自此，“301条款”成为美国暗地里实施贸易保护的“尚方宝剑”。
美国“变味”的自由贸易，主要体现在，其一方面要求别国开放美国占优势的贸易领域，比如推动农产品和服务贸易的出口，另一方面，对于本国弱势产业，则采用更为隐蔽的、复杂的非关税壁垒，例如，美国强制推行的HACCP（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管理体系，要求食品加工企业，控制从农场到餐桌整个食品生产、加工、储运、销售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食品安全危害，以确保提供给消费者的食品更加安全。美国等发达国家作为技术标准的主要制定者和技术性贸易壁垒的主要使用者，用一些发展中国家难以达到的标准来排斥他国产品的流入。这种做法也常常被国际社会指责为贸易保护。
不同于赤裸裸的贸易保护政策，在新的国际形势下，这种贸易保护与自由贸易混合体的“公平贸易”虽然有其合理性，但其背后反补贴、反倾销和经济制裁的措施，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效仿，这显然加剧了世界贸易摩擦，制约了国际贸易的健康发展。据WTO的统计表明，1969年-1989年，世界各地共有反倾销调查2079件，其中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这四个国家和地区发起的就有1892件，占91%。
自由贸易才是方向
如今，面对国内失业率高涨、工资低下、制造业衰退的压力，特朗普又玩起了贸易保护，誓将制造业“迁回”美国。其实，2009年，在汽车公司克莱斯勒破产的时候，奥巴马也曾说过：“我不是汽车工程师，但我知道如果日本人能够制造出经济实惠、设计精良的汽车，美国人也应该能够做出同样的事。”可想而知，此话一出便被经济学家大加谴责。
显然，政治家考虑的不仅仅是经济规律，还有对利益和价值的判断。正如哈佛大学教授安查思发出的疑问：“我们愿意不愿意以牺牲自己的物质利益为代价去帮助其他国家发展，进而推动世界范围的平等与和平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涉及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根本走向。”是的，这不仅关系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的走向，也关系到所有国家对外贸易政策的答案。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贸易政策的演变都是失衡与平衡、否定之否定的发展历史，是贸易自由与贸易保护交替更迭的过程。在世界经济发展平稳时期，各国贸易政策就比较宽松，贸易自由化的进程加速；而世界经济衰退之时，各国贸易政策则趋于严厉，自由化的进程就会遇到更大的阻碍。虽然，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循环。
贸易保护从未消失，但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靠不合理的贸易政策和规则获取竞争优势的做法正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只有自由贸易才能增加竞争、促进创新，才是符合市场发展规律的，也是有利于世界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的。（支点杂志2017年5月刊）
贸易保护主义形成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随着文化经济化和经济文化化的进一步发展，文化经济已经成为当代世界经济格局中的重要经济形态，文化贸易在国际贸易格局中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国际文化贸易中， 一些国家基于各种诉求，对文化贸易设置歧视性条款，使“文化例外”成为处理文化贸易摩擦的准则。显然，这些国家夸大了文化贸易的特殊性，“文化例外”原则面临理论和现实的双重困境。因此，文章按照宏观到微观再到宏观的顺序，首先分析WTO框架下“文化例外”原则的理论困境；其次，运用福利分析法研究常见文化贸易保护政策造成的福利损失；最后，探讨如何在WTO框架下解决文化贸易摩擦。
关键词：文化贸易；文化例外；世界贸易组织
在全球化贸易体系中，文化产品的特殊性导致国际文化贸易的选择困境：在文化产品的对外贸易中，各国是应该坚持自由贸易原则，即在与文化相关的国际贸易中实行贸易自由化，还是应该坚持“文化例外”原则，即对与文化相关的国际贸易进行监管或限制。中国文化产业起步较晚，基础薄弱，为保护弱小的文化产业，“文化例外”原则成为中国在国际文化贸易中的惯用原则。
近年来，关于文化贸易保护主义的研究主要以法学或者管理学为切入点。例如，澳大利亚学者塔尼亚·芙恩对WTO框架下的文化贸易保护主义作了开创性的研究；中国学者李怀亮则以促进文化产业转型升级为目的，以文化战略的部署与策划等为手段诠释了新的文化贸易政策；单万里则从文化学的角度分析了“文化例外”原则的内生缺陷。但是现阶段少有将法学、文化学、管理学、国际贸易学等综合运用于文化贸易保护主义的研究。文章从剖析WTO规则下的文化产品流通出发，分析文化贸易中贸易保护主义的发展，阐述“文化例外”原则产生的原因、内涵及效用，进而探讨在WTO框架下解决文化贸易保护主义问题的举措，寻求解决国际文化贸易争端的路径。
一、 WTO规则下的文化产品流通与贸易保护
（一）WTO规则下的文化产品与文化贸易
1.WTO规则与文化多样性保护
一般而言，WTO体现了贸易自由化的目标，或者至少体现了其作为实现更
广泛社会和经济目标的一种手段的价值[1]。但是面对日益增长的文化贸易额，
由于各成员国观点的巨大差异，WTO却未对其作硬性规定。WTO对文化贸易争端最早的仲裁是1997年加拿大期刊案：加拿大关税令规定只要进口到加拿大的期刊中5%以上的广告内容针对加拿大市场就不允许进口，对不同版本的期刊征收货物税，并且对进口期刊实行与本地期刊不同的邮寄费率[2]。同时也强调“任何成员采取措施保护文化特征的能力，不在讨论中” ①。不过，当时的GATT还是通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指出“保存文化可能成为一个理由用来保护‘地理标识’”的隐忧②。同时作为专门从事文化保护的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因全球化造成文化趋同而担忧，强调文化的民族性，根据国情不同可以有不同的文化态度。这成为以法国为代表的历史悠久的国家在文化贸易中强调“文化例外”的法理依据。
对待文化，两个有着巨大影响力的国际组织提出不同的看法，形成不同的协议，造成世界各主要贸易国家在文化贸易问题上分裂成两个阵营。一个阵营的国家十分看重传统文化在国家生活中的作用，避免在国际文化贸易中处在弱势地位而带来严重的贸易逆差，因此，对待外来文化持审慎态度，主张文化贸易保护。另一阵营的国家因在文化贸易中占有利地位，出于实用主义的理由视文化贸易与其他贸易无差异，强调WTO框架下的非歧视、自由、公平贸易原则，对文化贸易无特别限定。当然，这并非说明这些国家不重视文化，而是由于其文化生产能力强大，认为无论是本国文化还是外来文化都能为我所用。当前，世界上所有国家几乎都认可文化承载了不同民族历史前进的记忆，是民族实践的产物，更是民族的财富，文化的多样性保护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在WTO框架下各国为保护民族文化而设置贸易壁垒也成为国际贸易争端频发的重要原因，探讨合理的解决路径具有重要意义。
2.文化产业与文化产品及服务
文化发展新趋势是与经济互相融合、渗透，成为产业。文化产业化已经成为各国硬实力和软实力的重要考量标准。
与普通行业相比，文化产业提供的产品与服务有其特殊性。文化产品与服务是高层次需求，大多属于精神层面，这种需求随着居民消费水平增长而提高。一般而言，在一个国家消费水平不高的阶段，文化产品与服务消费通常规模较小、水平较低，而当消费水平达到一定阶段后，文化产品与服务消费需求将急速扩大，政府会对文化产业加以扶持，对文化产品与服务贸易进行调控；因此，“文化例外”原则自20世纪80年代提出后，短短30年间就在国际贸易体系中产生重大影响。
3.文化贸易的特殊性
作为国际贸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际文化贸易已成为当今全球贸易竞争的重点领域之一。现今，文化产业在发达国家国民经济产值中亦占有很大比重，正成为其出口支柱产业之一，并且在发展中国家发展迅速。正如学者沃尔夫所言，“文化、娱乐——而不是那些看上去更实在的汽车制造、钢铁、金融服务业——正在迅速成为新的全球经济增长驱动轮”[3]。
一个发达的文化产业必然需要一个健全的文化贸易流通体系。与其他产业不同的是，文化产业不仅有实物贸易，还有服务贸易。流通环节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与一般行业的差别更为明显。由于文化消费需求难以判断，相较生活必需品，文化消费难以用理性预期加以衡量，导致文化消费品难以确定消费对象。此外，得益于现代科技的帮助，文化产品的流通更为便利，文化服务的提供更为迅捷。从产品生产到最终被消费者购买的时间较短（文化服务甚至是生产与消费同时进行），并且相对更加容易依靠科技的帮助而绕开贸易监管，导致为文化产品或服务制定贸易政策的难度加大，也使在流通领域监管文化贸易更加困难。
（二）文化贸易中的贸易保护主义
在WTO框架下，政府通常制定一个尽可能使有代表性的个人福利最大化的贸易政策。然而，自由贸易也会导致一部分人利益受损，尤其是国内生产效率低下的部门或者幼稚产业，利益受损者会游说政府采取限制贸易以保护他们的利益，于是，各式各样的贸易保护政策应运而生。
贸易保护政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无法根除，即使在最为自由的共同贸易区，如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也是如此。可以预见的是，贸易保护政策正朝着越来越隐秘的方向发展。政府并不会承认自己是为了保护本国贸易而制定某项政策，而往往是宣扬为了创新或者环保而制定一些发展中国家无法达到的进口壁垒，因而越来越多地出现技术或者绿色壁垒[4]。20世纪80年代，随着“文化例外”原则的提出，“文化例外”成为一种新的贸易壁垒。
早期的文化贸易主要是书画等艺术品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量的份额较小，并且主要客户是社会上流阶层，专门的文化贸易保护无从谈起。20世纪中叶，随着文化贸易额攀升，文化贸易保护主义也随之兴起。1994年乌拉圭回合谈判期间，GATT缔约方就已经对怎样对待文化进行了激烈争论③：奥地利、秘鲁等国建议，保护国家或文化的特征和价值，应在ATS之下规定一项一般性例外④，埃及和印度赞成在服务贸易中，文化存在一般性的例外⑤，但是澳大利亚和欧共体却对这种看法表示了怀疑。
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各国并未对文化贸易中是否存在一般性例外原则达成共识，最后GATT缔约方对此问题“同意不一致”⑥。这主要还是由于各方文化观点的巨大差异。正是基于这点“不一致”，各国获得制定文化贸易保护政策的契机。仅在3年之后，加拿大期刊案和美国诉讼土耳其对外国电影票房征收25%市政税（对本国电影则不征税）一案成为最早诉诸WTO仲裁的文化贸易保护案件⑦。
二、“文化例外”原则的内涵及产生原因
（一）“文化例外”原则的内涵
“文化例外”最早由法国提出，在密特朗时代达到顶峰。1982年，时任文化部长的雅克朗认为文化商品和服务传达的观念、价值和生活方式，超越了其他任何商品，超越了商品价值而反映民族国家的多重身份及其公民创新的多样性。也就是说，在世界文化产品和服务贸易中，可以对外国文化产品和服务的进口设置壁垒，本国政府也可采取财政补贴的方法资助本国的文化产业而不算是违背世界贸易组织“贸易自由”的精神[5]。法国提出该原则后，迅速获得欧洲大陆及其他文化产业弱势国家的广泛认同。
在WTO框架下，“文化例外”原则是将文化贸易例外于一般产品贸易，对别国文化产品或服务使用歧视性条款的政策。无论这项原则的实施是否基于保护文化初衷，“文化例外”原则都产生了贸易保护主义的后果，其只是一种消极被动的文化贸易自由例外[6]，因而并不能有效保护本国文化产业。迄今为止已有许多国家采用文化例外原则，虽然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总体而言收效甚微。随着希拉克政府的上台，法国“文化例外”原则在国内也受到诸多质疑，逐步让位于“文化多样性”原则[7]。法国国内开始意识到坚守“文化例外”原则成本巨大，并且容易引起贸易摩擦，所以开始寻求在WTO框架下与自由贸易的平衡。
（二）文化例外原则的产生原因
1.对待文化的认识存在巨大分歧
文化例外贸易保护政策出台的最大因素是WTO成员国对文化和文化贸易的不同看法，他们无法达成一个关于文化贸易的有效“共识”。正如其他乌拉圭回合谈判项目一样，文化贸易问题主要源于欧盟与美国无法达成一致。众所周知，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十分重视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这些国家极端强调“文化产业”中的“文化”属性，特别重视高端、精英文化，而轻视并激烈反对美国式娱乐“文化”，包括好莱坞电影、肥皂剧和迪斯尼乐园等。因此，在文化贸易方面，法国是美国自由贸易政策的坚决反对者。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法国以“文化例外”为由，坚决反对文化市场的自由贸易，几乎为此退出整个GATT谈判。后来，法国又引入“文化多元性”原则，以减轻自身在谈判中的压力。
但是，在实施这种例外性文化贸易政策时，法国面临相当大的困难，除了在WTO谈判中的巨大压力外，还有文化领域巨额的财政补贴引来的争议，巨额补贴本身是以税负形式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另外，即使在文化界，“文化例外”原则也受到挑战。一位长期研究法国电影的学者指出：（文化例外） 过分强调“文化”可以独立于“物质”之外，难以行之久远[8]。
2.文化产品巨大的正外部性效益
一些国家强调文化产品巨大的正外部性效益。加拿大文化政策审查委员会的一项报告指出，文化活动是一种“有价值的用益”并且强调“文化互动对释放社会的创造性潜力，对启迪和丰富人格，具有明显的价值”。同时认为“（市场）有可能不能反映对文化产品的全部需求”，尤其是现在消费者对文化产品的需求，只显示了其对当今一代的益处，而实际上，文化产品的外部效应能长期并持久地传递给后代。该委员会认为，公众多半不了解文化活动带来的社会效益，有必要进行干预以改变这种认知失误[8]。因此，赞同“文化例外”的学者认为，多消费本土文化产品可以增进本族群的纽带，激发消费者对本族群创造更多贡献或提高本族群的国际地位与声誉。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当今社会并非一个个封闭的单元，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表明只有本土的文化才对该族群有正的外部性效益或者本土文化的外部性效益更高。同时，现在的贸易体系是全球分工合作的体系，本族群相关的文化产品甚至服务完全可以由其他族群的某人或者某组织提供。
3.出于发展本国幼稚产业的需要
幼稚产业理论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很有市场。这些国家认为，通过例外性的贸易保护条款，可以保护本国相对幼稚的文化产业，等到本国文化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可以改变这些贸易保护政策。所以这些国家在WTO谈判时采用拖延战术，以期达到扶持本国文化产业的目的。赞同幼稚产业论的学者认为，本国经济体内部的不健全可以通过与外部经济体的关系解决，从而使本国某行业发展更为合理。一些经济学家也认为国际贸易并非导致本国文化产业发展不健全的根源，但是他们仍然暗示贸易政策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⑧。
然而，回顾一些国家的发展历程可发现，扶持政策出台相对容易，但是退出却非常困难。一些国家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在一些本不应该被扶持的产业上，甚至这些金额大于这些产业的产出。经济学家指出，某些行业的缺失更应该由直接针对问题根源的国内政策修补，而非波及面更广的国际贸易政策。这一发现同样适用于文化产业。
4.希望打破美国的支配性地位
美国的支配性地位在音像产业尤为明显[4]。由于大量娱乐公司集中在好莱坞，好莱坞产生了马歇尔所说的两种外部经济——专业化的供应商和劳动力市场基础。同时英语在全世界的高认知度产生了巨大的消费市场，使美国生产文化产品更具效率，一些国家购买美国的文化产品相对于本地制造的文化产品更便宜，即使这些产品是跨越了半个地球并且加上高额的关税。有证据表明美国的文化产品大量依赖于出口，有学者根据文化多样性提出对美国生产的文化贸易产品设置一些保护性条款，这些条款的叠加产生了针对别国文化贸易产品的例外性条款。
但是这样的理由在贸易领域显得并不充分，因为文化产品与服务由美国生产或提供仅仅是因为其生产效率高，使价格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甚至比本国生产）更具优势[6]，并非源于美国的“文化倾销”。
5.保护本国文化安全
主张“文化例外”原则的国家有一个重要的目的是保护本国文化安全。一个民族的存在，除了领土、人口、政治、经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文化。文化凝聚着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包涵着一个民族的智慧，文化浸淫着一个民族的历史，一个失去自己文化的民族，相当于失去精神家园，很难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更谈不上光辉的未来。
但是，这种想法很显然涉及一个原则：自由社会的个人有权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进行文化消费⑨。如果有人以捍卫本国文化独立的名义，对本国居民的文化消费设置限制，很明显地侵犯了其权益。当今社会是多元社会，对外来文化采取包容、借鉴、吸收的态度，是对自身文化充满自信的另层表达[4]。
三、 “文化例外”原则在文化贸易实践中的应用
国际文化贸易发展到今天，贸易保护手段也越来越隐秘，无论是进口国还是出口国的普通居民都难以洞悉贸易保护对自己的损害。因为，给一小部分生产者提供的保护，可以使生产者获得很大的收益，同时由广大消费者来支付这些代价，每个消费者都只承担了很少一部分，似乎
感受不到压力。这说明了为什么包括文化贸易保护在内的贸易保护政策被广大消费者所忽视，但是如果对这些贸易保护手段进行福利分析就可以知道，这些保护手段存在很大的危害。
（一）关税
关税是最古老，也是最常用的贸易政策工具，但是由于其太过明显，现在越来越多的WTO成员国对其“投鼠忌器”。最初，一些国家可以对外国的书刊、电影拷贝等征税，也可对文化产业外围领域的乐器、文具等产品征税。近期，采取文化贸易保护政策的国家主要采取国内税的方式规避WTO规则，如1997年土耳其对外国电影票房征收25%的市政税。
正如图1所示，当一国征收进口税后，该商品的国内价格便高于世界价格，国内消费者承担损失。虽然要素提供者和政府可以从中获利，但是依然不能弥补社会福利的损失（图1中e和h分别代表厂商无效率的生产以及外国消费者无效率的消费）。关税以保护本国文化产业不受外国文化产业冲击为出发点，却牺牲了本国福利，还容易引起他国惩罚性的关税报复，所以从GATT到WTO，国际社会一直致力于消除关税壁垒。
（二）出口补贴
出口补贴是指对出口国产品的公司或个人的支付，同关税一样，主要用在实物领域。对一些国家大力扶持的产业，各国政府一般都使用出口补贴帮助其出口创汇。例如，中国一些文化产业园区对出口国外的动画、电影等施行补贴或奖励。
如图2所示，虽然出国补贴提高了出口国国内商品的价格，但是却降低了这些商品在进口国的价格，政府耗费了巨大的补贴成本，得不偿失（即图中acdef部分）。同时，虽然生产者获得了补贴利益，但是会减弱生产者的竞争意识，对培养有竞争力的企业大为不利。另外，政府一般会对符合自身意识形态取向的文化产品或服务提供补贴，但是企业应该面向的是更为广阔的国际市场，补贴实质上是政策性地割裂了生产与市场。同时，如图所示，出口产品在外国市场的价格下降，导致本国贸易条件恶化。
（三）进口配额
配额是对可能进口的商品实行的直接进口数量限制。在文化贸易中，进口配额是电影行业最主要的贸易政策工具。 在中国，进口配额也是调控电影进口的最主要贸易政策工具。近年来国内每年进口约20部分账电影，其中主要是美国电影。然而，美国认为中国的电影分账制度违反国际贸易法，并诉诸WTO。该纠纷在2011年3月得到裁决，结果有利于美国，中国拒绝接受最终结果，但愿意承担世贸组织的罚款。2012年，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美时与美国副总统拜登达成协议，中国将在原来每年引进美国电影配额约20部的基础上增加14部3D或IMAX电影。
如图3所示，当一个政府实行进口配额后，会使本国商品供给减少，本国价格上升，高于世界平均价格。消费者损失：a+b+c+d+e，本国要素提供者收益a，政府以租的形式获益：c+d，但是整个福利损失：b+e。同时，补贴也造成“租”的存在，而这些“租”由谁获得，往往与腐败相关联。
（四）国产化率要求
国产化率要求可谓是WTO成员国使用的最主要贸易政策工具，主要被使用在电影、电视、广播中，要求国产内容最低率。例如，加拿大政府在其广播业政策中明确要求“每一个广播企业，在节目的制作和播放中，应当最大限度地，并在任何情况下不低于优势性地使用加拿大的创作和其他资源” ⑩。在这种政策思想下，加拿大广播电视和远程通讯委员会要求“对加拿大普通的无限广播者，加拿大的节目占电视广播时段的60%，傍晚钟点的50%……广播电台播放的‘通俗’音乐曲目，其中的35%应当根据政府规定的计点制度属于‘加拿大的’”[11]。中国的国产化率要求主要体现在电视动画片播放上。为扶持国内动画产业，广电总局于2006年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电视动画片播出管理的通知》，要求将国产动画片和境外动画片的全天播出时间比例调整为7：3，这个比例之前为6：4。除了对全天的播出比例调整外，这项政策更规定在少儿节目的黄金时段，即17：00到20：00，不得播出境外动画片，甚至连合拍片也未能豁免。按照通知，合拍动画片若要在上述时段播出，必须报广电总局审批，而且一事一报，逐项审批[12] 。
需要强调的是国产化率要求既没有产生政府收入，也没有产生配额“租”，只是将福利损失平摊到每个消费者身上，由于消费者大都没有实际的经济利益损失，使这种贸易保护手段更为隐秘。
四、在WTO框架下解决文化贸易保护主义问题的举措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单一的“文化例外”原则无法解决文化贸易中的各种争端，需要大胆探索在WTO框架下解决文化贸易保护主义问题的新举措。
（一）最优文化贸易政策——尽可能减少贸易限制
1.文化贸易政策的效果
政府制定某项文化例外政策会使这种文化与其市场需求产生矛盾。这些政策的结果是要素提供者多生产具有某种文化要素的产品或服务，但是生产者提供生产或提供服务的动机是利润最大化，这就与生产者的生产动机产生矛盾。另外，由于这些文化例外政策的实施，生产者生产的产品或提供的服务只面向某一部分消费者，但是对于厂商来说，国际性的市场才最符合他们利益，因此，例外性的文化贸易政策不仅导致社会福利损失，对生产者而言也不符合其长远利益。即使暂且认同各国有这样那样的“正当理由”为文化贸易制定“例外性”条款，这些政策也需要达到最“合理”的水平，即所谓制定最优文化贸易政策。
2.尽可能少的贸易限制
在世界范围内消除贸易障碍，实现普遍的最惠国待遇成为WTO的目标。因此，评估一项政策是否最符合WTO精神，就在于其是否使贸易限制最小化，福利损失最小化。“文化例外”原则并不能真正保护文化，自由贸易也不会损害文化，因此，在无法完全消除贸易保护政策时，可以使文化贸易政策的若干例外性条款受到某种限制乃至于减少到最小化，而不会损坏该国政府的文化保护目标。在政府制定某项文化贸易政策的时，应评估其是否能在这项政策达到其既定目标的同时，尽可能少地限制自由贸易。
（二）加强与其他国际组织合作的可能性
近年来，文化产品和服务贸易自由化也引起了新的问题：在WTO框架下以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的自由贸易体制促使文化贸易进出口高度集中在少数几个发达国家，如美、德、英、法等的文化贸易额占全球文化贸易额的一半以上。文化产业经历了一个国际化、集中化的重组过程后形成了世界市场上优势集团的垄断局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文化贸易领域纷争不断，如何实现文化贸易的公平发展以确保文化多样性，成为WTO自由贸易体制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除WTO框架内的双边、多边磋商以及仲裁机制外，各国还会在其他国际组织框架内寻求解决文化贸易相关问题的方法。
（三）探索两种可能的调控手段
1.对各国例外性文化贸易政策所产生的后果进行总量控制
如果一国政府基于政治原因，不可能完全放弃例外性文化贸易政策，那么必须考虑如何使这些政策的福利损失最小化。一个可能的手段是，对一个国家的例外性文化贸易政策所产生的福利损失实行总量控制。
由于WTO多边磋商或者贸易调解仲裁耗时太长，并且需要耗费太多的人力物力，使某一特定例外性贸易保护政策在被WTO判定为违规之前，就已经实质上发生效果。所以，在条件还不成熟的情况下，对每一项贸易政策进行磋商难以达到，而对一国总的文化贸易政策实行总量控制变得更为可行。值得注意的是，对这些政策所产生后果的评估应该交由第三方进行独立核算，使这项制度更为公平合理。
2.对例外性的贸易政策实施权实行可转换交易
对WTO成员国的贸易政策实施权实行可转换交易的具体方式如下：首先，对不同国家确定可以“合理”使用贸易政策的数量，然后对不同贸易政策施行分级定价，最终，如果有国家要在自身确立的数量之外新增贸易保护政策，则需要竞拍或者向没有用完自己配额的国家定向可转换购买。当然竞拍与购买都需要在第三方交易所完成。这项措施确保成员国能够有一定数量的贸易保护政策可以使用，另外还可以相应地提高使用贸易保护政策的机会成本，尽可能将文化贸易保护政策数量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五、 结语
在WTO框架下，市场的逐渐融合的确导致了世界各地文化趋同，并且难以否认的是文化趋同的确会造成一些文化的丧失中国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广电总局关于加强电视动画片播出管理的通知，2008年2月19日。。但是，以此为理由，以“文化例外”为旗号，为贸易设置歧视性限制是不合适的。文化本身可以跨越政治边界使各国获得最先进的生产技术，那么文化贸易保护政策就没有理由持久存在。“文化例外”原则使用至今，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总体上收效甚微。
当然，虽然完全自由市场贸易只在理论上成立，世界各国都会制定不同的贸易政策，但是各国政府需要探索并实践最优文化贸易政策，力争将这些政策造成的福利损失最小化。世界贸易组织是现如今最为有效的处理双边或多边贸易摩擦的平台，对文化贸易问题的解决最终也需要在WTO框架下进行。
参考文献：
[1]塔尼亚·芙恩.文化产品与世界贸易组织[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2]马通.美国诉加拿大期刊进口措施案[J].WTO经济导刊，2004（4）：84.
[3]米切尔·J·沃尔夫.娱乐经济[M].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1.
[4]保罗·R·克鲁格曼.国际经济学[M]. 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5]珍妮特·瓦斯科.浮华的盛宴： 好莱坞电影产业揭秘[M]. 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
[6]胡青丹.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发展战略探析[J]. 经济师，2009（11）：73-75.
[7]吴汉东.论传统文化的法律保护[J]. 中国法学，2010（1）：50.
[8]单万里.浅析\"文化例外\"主张的困境[C]//2004年中国传播学论坛论文集， 上海，2004.
International cultural trade protection base on cultural exception principle
DING Zheng
（School of Liberal Arts，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29， P. R. China）
（编辑 周 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