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人口流向问题论文范文第1篇
摘 要：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我国“十三五”规划的目标之一，在全国上下轰轰烈烈推进新型城镇化这一新形势下，本文通过对重庆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实践情况进行分析，重点指出了其在实践中的一些主要障碍，最后结合我国典型省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经验，提出推进重庆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建议：以提升人力资本为重点，完善农业转移人口的教育和职业培训;深化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认识，强化地方政府的责任;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大力培育“小城市”，鼓励农业转移人口就地就近市民化;完善农村集体资产的量化确权，分摊农业转移人口成本。
关键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新型城镇化
一、引言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主要是指农业转移人口通过取得城镇户籍，享有与城镇居民同等待遇，并融入城市生活的过程，是我国统筹城乡发展，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动力。在经济转型升级、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时期，必须深刻的认识到新型城镇化建设对经济发展的重大意义，牢牢把握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巨大机遇，精准实现农业转移人口的有序市民化。重庆市作为我国唯一的省级行政单位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具有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率先突破，大胆创新，示范带动的责任。因此，本文主要是在梳理重庆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实践现状的基础上，分析新形势下重庆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障碍，并结合其他省市市民化的先进经验，最后对实现重庆农业转移人口有序市民化提出政策建议。
二、重庆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主要实践
1997年，重庆被确立为直辖市以来，积极落实国家城乡统筹发展的实验，不仅加快了重庆城镇化的发展，还带来了重庆经济的迅速增长。据统计，1997年，重庆的城镇化率为31%，比全国城镇化水平低1个百分点，而在2017年，重庆城镇化率达到了64.08%，在全国排名第九，比1997年提高了33.8%，并在直辖后始终高于同一时期全国的城镇化率（图1）。在经济上，重庆市也实现了经济的跨越式發展，由直辖时期的建设性发展，到今天致力于建设内陆经济开放高地全面发展的新格局。
重庆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主要以户籍制度改革为核心，匹配完善的养老保险、土地处置等改革措施，逐步完善城乡统筹发展，建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制度体系：
一是户籍制度改革，2010年，重庆市正式启动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的举措成为重庆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关键一步。《重庆市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意见》《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配套方案》等一系列措施相继出台，为重庆农业转移人口户籍改革提供了制度支持。据重庆市公安局提供的转户数据分析，截止2015年，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5年来累计成功转户429.3万人、110.8 万户，其中在主城区落户人数达到35.8万人，占51%，而18岁至60岁的农村劳动力人口占转户人口的65.4%，本市籍内转户的占99.8%。这体现了重庆市农业转移人口呈现出人口跟着产业走、劳动人口是转移大军、本市人口是转户主力的特点，基本实现了重庆市政府政策设计的预期目标。2016年，重庆市农业人口为1776.6万人，农村常住人口1139.98万人，户籍城镇化率47.6%，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2.6%，乡村从业人员为1302.54万人（表1），农业户籍人口总体呈现下降趋势，户籍制度改革成效显著。
二是匹配完善的养老保险、土地处置等改革措施，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加速，功能日趋完善。在户籍制度改革下，剥离与户籍相关的福利保障服务至关重要，为此，重庆市社保局明确提出转户居民与城镇居民享受一样的养老和医疗保险待遇，并通过加大对用工企业的督促来落实这一保障措施。在土地处置方面，对转户人口的承包地和宅基地继续予以保留，并可继续享受农业相关补贴，减轻农业人口转户的负担。同时，对农村集体资产进行量化确权，为农业转移人口解决后顾之忧，并通过“地票”交易，将大量闲置土地复垦为耕地，使得地票价款的净收益显著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也得到了提高。到2017年，全市地票交易共计达到4.04万亩、75.41亿元，同比增长59.8%，全年农村土地实物产权流转11.57万亩、金额7.8亿元。现已有巴南、长寿、南川等26个区（县）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建成运营，形成了以市级平台为核心、区县平台为支撑、乡镇平台为基础的交易体系①。
三、新形势下重庆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主要障碍
（一）农业转移人口自身素质、能力、观念的局限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不仅仅是针对农业转移人口户籍转变的问题，还包含着让广大农业转移人口融入城市生活，接受城市文化。据了解，重庆市农业转户人口中大部分认为农村生活环境更舒适、方便，城市生活带来的是更多的负担。导致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在于重庆市农业转移人口自身的局限：一方面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造成了城乡经济发展的差异，从而根深蒂固地影响着居民的消费习惯，短时间内难以改变。据重庆统计年鉴显示，2016年，重庆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1549元，仅为城镇居民一半，其恩格尔系数为38.7%，而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仅为32.7%。收入支出上明显的差距，使农业转移人口消费观念、生活方式等方面与城市居民格格不入，在城市环境中生活缺乏群体归属感，他们经常怀旧，常常产生排斥心理，感觉自己不属于城市。另一方面农业转移人口教育水平普遍偏低，尤其缺乏职业技能方面的能力，就业竞争能力相对较弱。据农业普查数据显示，2016年，重庆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5年，未接受系统教育的占7.4%，小学学历的占48.3%，初中学历的占37.5%，高中学历的占6.2%，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占0.5%。其中，农村常住劳动接受过专业培训仅有7.3%，他们大部分长期从事农业生产活动，接触非农业技能培训的机会几乎为零，尽管在转户后政府主持的一系列技能培训能够弥补这一缺陷，但整体的素质、观念和能力的局限使得其就业门槛相对较高，而较低的就业收入难以维系城市生活，限制了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进程。
（二）部分区县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认识不到位
在全市上下紧锣密鼓地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工作的背景下，依然存在部分区县地方政府对于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政策方面的宣传不足，区县政府对市民化政策落实不到位等情况，导致当地一部分农业转移人口对城镇落户政策一片茫然，或者听说过但不了解具体情况。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在观念上，部分区县政府更多的是把农业转移人口看成是城市经济发展的负担，尽管农业转移人口享有城镇户籍，但他们进城工作更多是一个短期行为，增加了城市的不稳定性，区县的经济负担和社会问题也更加突出，这使得区县政府不愿意把更多的经费投入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当中去。在管理上，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相挂钩的政府绩效考核制度不到位，传统的政府官员考核和地方工作政绩考核方式使区县政府一如既往地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忽视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相关制度的落实。区县政府人员陈旧的管理思想，缺乏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全盘考虑的能力，使得本就处于弱势的农业转移人口群体更加不愿意进入城市，严重阻碍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进程。
（三）配套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措施还未跟上
重庆市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使其社会保障体制也分为了两大块，一方面是以城镇居民为主的社会保障体制，另一方面是以农民为主的社会保障体制，重庆市通过户籍制度改革，使得大部分农业转移人口获得了城镇户籍，而这部分人也理应和城镇居民享受均等的社会保障服务。尽管，《农村土地退出与利用办法（试行）》《社会保障实施办法（试行）》等文件的颁布，为重庆市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保障服务建立了相应的衔接机制。但是，自2010年将农业转移人口纳入到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中，单位的缴费比例由10%提升至12%，个人的缴费比例也相应的由5%提升至8%，需持续缴费15年。而这在长期工作不稳定以及易受“工潮”影响的农业转移人口看来，无疑是加大了他们的工作生活负担，大批农业转移人口因养老保险转移接续困难而放弃这一社会保障。同时，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生活又要面对高昂的房价、高额教育费用及医疗费用等，生活压力及生存成本普遍偏高。尤其是现阶段城镇住房问题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遇到的头等难题，近年来重庆房价居高不下，外来农业转移人口在其工作生活的城镇里购买属于自己的住房难度较大。而在现今重庆的住房又与许多社会公共服务政策捆绑在一起，这就使得农业转移人口被边缘化，造成了农业转移人口与当地城镇居民之间的不公平现象，严重制约了农业转移人口移居城镇的意愿。
（四）教育和民主权利缺失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大部分农业转移人口进城主要在于想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更好地学习生活环境，而重庆在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进程中，针对农业转移人口的教育和民主权利的投入还有待完善。据农业普查数据显示，重庆市现有农村中小学1.52万所、教职工20.89万人，约占全市的70%，城镇教育资源仅占30%，而在全市大力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下，大量农业转移人口子女选择城市就学，城乡之间教学资源投入的差距与农业转移人口子女城市就学矛盾凸显。尽管，近几年，重庆市在“十三五”规划指导下，新建幼儿园900所左右，改扩建幼儿园1200所左右，建设150所特色普通高中，60所特色示范普通高中，但是，部分区县城镇的学校教学资源依然匮乏，从而入学名额和资源限制成为了农业转移人口子女入学的门槛，农业转移人口子女与城镇居民子女享有的教育资源也相应的出现不均等不公平现象，从而降低了大量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意愿。造成这一种局面的原因归咎起来还是全市教育资源的匮乏，基础教育设施建设投入不足。参加社区组织、社区活动、社区管理是农业转移人口融入城镇生活，行使其民主权利的重要方式。但是，由于户籍改革制度还未完全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部分农业转移人口由于长时间养成的农村传统生活方式，并不愿意参加社区活动，使得他们常常被排斥在社区组织、社区活动、社区管理之外，难以完全融入城镇社区生活。农业转移人口长期徘徊在社会政治生活之外，不能有效地参与社会管理，导致其在城市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利益诉求难以得到充分反映和保障，民主权利缺失。
四、典型省市農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经验借鉴
（一）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典型案例
1.以城乡公平为主线，构建“零门槛全覆盖无差别”的社会保障和服务体系
2015年以来，湖北宜城市坚持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制定了城乡居民民生保障和公共服务清单，通过六大类23项内容，对农业转移人口和城镇居民进行一体化管理，实现了“应办尽办，应保就保”。“自主性选择”从农业转移人口自主选择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或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方面给他们更多的自主权，充分尊重他们的意愿，同时，强化企业对职工保险的缴费责任，给予城乡居民平等的权利和保障。浙江德清县通过“先确权、再户改”的方式，从制度上保障农民合法权益，打消了农民进城的后顾之忧，通过全覆盖的社会保障和服务体系，吸引农业转移人口自愿进行户改，融入城市生活。湖北宜城和浙江德清都通过充分尊重农业转移人口的意愿，用全覆盖无差异的社会保障和服务体系，达到了“引人、留人”的市民化效果。
2.积极培育“小城市”，推进本地农业人口就地城镇化
辽宁省大连市以本地农业人口就地城镇化为突破口，进行以“小城市、中心镇、郊区和经济区”为代表的区域性重点城镇建设。据了解，大连市每年安排政府投资总额的7%，专项用于支持中心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项目建设，大量农业转移人口在当地安家落户，提高了当地城市城镇化的承载能力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到2015年末，大连市皮杨中心镇城镇化率达到了51.1%，五年提高了9.1个百分点，甘井子区户籍城镇人口增加3.4万人，户籍城镇化率达到100%，使得大连市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了71.2%，提前完成其城镇化目标。
3.强化产业支撑，完善城乡产业体系
甘肃金昌以产城融合发展带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致力于打造资源型城市推进城镇化发展的新模式。2015年以来，金昌市不断优化城镇空间和产业体系，建立多产业支撑城镇化发展，打破了资源型城市的单一局面。建成的以文化旅游业为主导的龙首新区和以工业为主导的金水新区两个产城融合的城市新区，完善了城市综合承载功能，为其吸纳了近17.2万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到了68%。四川泸州市围绕“港产城”一体化总体要求，发挥沿江人口和产业优势，推进产业和城市融合发展，为农业转移人口创造宜居环境的同时通过打造现代服务业、制造业和产业园区解决转移人口的就业问题，实现农业转移人口“住得下、留得住、得发展”。
4.围绕土地要素，加强农民权益保障
湖北仙桃市以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为基础，通过迁村腾地、社区建设的方式开启新型城镇化之路。通过“先还建，后开发” 的方式（先由政府投资建安置区，把腾出的部分土地由政府依法征收后通过招拍挂出让，出让收入冲抵还建房及拆迁支出），缓解了城市化进程中新增城市建设用地对农用地“占补平衡”的压力，为乡镇建设带来了便利。据了解，这一制度实施以来仙桃市撤并零散村庄近200个，拆迁危旧房屋2016栋，建成新农村社区14个，农民新居412栋，取得了显著成效。随着乡镇产业的发展壮大，仙桃市还鼓励农民流转土地、实行集约经营，走上了节约集约用地的新型城镇化之路。
（二）对重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借鉴意义
“十三五”规划以来，全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工作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各省市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城镇化改革的试点，探索出各具特色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政策。通过对湖北、甘肃、四川、辽宁等省市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经验的分析，重庆市应注意以下几方面：
一是以农业转移人口的保障为基础，统筹城乡发展。当前，农业转移人口不愿意转户到城市生活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基本权益难以保障，转移到城市生活不仅仅需要适应新的环境，对于基本的养老医疗和就业方面的保障还需要承担风险。湖北宜城和浙江德清通过“自主性选择”、“先确权、再户改”的方式，把农业转移人口的意愿放在了首要位置，从制度层面完善保障措施来吸引广大农民转移户口，建立全覆盖的社会保障和服务体系保障了农业转移人口的基本权益，加快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
二是加大区县镇建设投入，为转移人口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发展具有特色的乡镇、小城市和郊区，不仅可以减轻中心城市农业转移人口的承载压力，还可以帮助当地农业转移人口实现就近就地就业，帮助农民安家落户。同时，通过产城融合，建立多产业支撑的城镇化，有效的解决了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问题，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甘肃、辽宁、浙江依托农业转移人口流出地周围的中小城市、郊区、中心镇建设，加快了市民化进程，从而吸纳农业转移人口由中心城市转向这些中小城市流动，有力的推动了城镇化均衡发展。
三是注重“人地挂钩”，完善农业转移人口土地的退出和利用机制。湖北仙桃通过增减挂钩的方式，有效实现了城镇建设用地与农用地的平衡。坚持建设用地跟着产业和人口走的方式，对于农业转移人口的土地不仅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同时还应根据这个城市吸纳的农村人口来确定建设用地的增加规模。这样就把人和地联系起来，既可以实现对新型城镇化的用地保障，也是有利于对土地城镇化盲目扩大城市规模进行制约。
五、推进重庆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建议
（一）以提升人力资本为重点，完善农业转移人口的教育和职业培训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并不是所有的农业转移人口都有市民化的条件，因而以提升人力资本为重点的农业转移人口的教育和培训需要从两个方面来进行：一方面，注重农业转移人口随迁子女的教育公平问题。重庆市农业转移人口随迁子女由于公共教育资源总量的限制，部分农业转移人口随迁子女入学较困难。政府不仅要加大教育基础设施和院校的建设，通过“绿色通道”、统一学籍管理等方式，保障随迁子女和常住户口居民子女享受同等待遇，促进他们与本地学生的文化融合。同时，还应该加强师资力量的建设，尤其是对于边远县镇师资，政府应当加大投入，为农业转移人口随迁子女提供同等的教育水平。另一方面，是加强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培训和教育，提高其就业能力。农业转移人口的培训在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能力的同时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动力，因而对农业转移人口进行技术培训至关重要，政府应当加大对农业转移人口多層次技能培训的投入，形成“培训、就业、提高”的培训模式，进一步提升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能力，使其成功转化为全市发展的人力资本，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
（二）深化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认识，强化地方政府的责任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涉及到与当地居民享有同等公民权益以及利益的重新分配，是一个长期且庞大的工程。区县政府作为全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主要执行层，有责任依据市政府的宏观政策指导，因地制宜地改革当地的户籍制度和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实现该群体的自由迁移，扫除阻碍他们在城镇全面发展的关键障碍。首先，应从区县官员的综合素质和政绩考核两方面着手，培养官员对农业转移人口全盘考虑的能力，完善地方农业转移人口绩效考核制度，约束并指导地方政府对农业转移人口的执行力度。其次，区县政府应加大对农业转移人口基本保障和公共服务的财政支出，建设城镇服务型财政，使得进城农业人口享受到与城市人口同等的待遇。
（三）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重庆市以户籍制度改革为主的方式，必须建立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通过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可以解决农民转户过后的后顾之忧。一方面，重庆市应清理与户籍相附带的各种功能，逐步消除城乡居民在教育、医疗、就业等方面的不公平，对农业转移人口给予相应的补偿，建立健全基本保障制度。同时，由于重庆地区经济发展差异明显，城市化进程各不相同，因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应当以县镇为基础，分范围进行保障，建立相应的最低贫困保障线。另一方面，应当完善农业转移人口的住房保障制度，多渠道满足农业转移人口对住房的基本需求，通过发展远郊和集镇分散转移人口，减轻主城区住房压力。同时，还应当推进公租房建设，针对转户农民工的特点探索多种住房保障方式，对农业转移人口进行租房、购房补贴，完善住房保障体系，改善该群体的居住条件。
（四）大力培育“小城市”，鼓励农业转移人口就地就近市民化
重庆市是典型的“大城市、大农村”并存的二元发展结构，农村人口较多且经济相对比较贫困，因而要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解决好“三农”问题，应当把“大农村”向集镇方向转化，鼓励当地农业转移人口就地就近市民化。重庆市在统筹城乡发展中，把“大农村”进行集镇化建设过程中，应当给农民必要的发展权，给予他们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待遇，同时，要解决好农民耕种用地与城镇建设用地的协调问题。根据中小城市经济特点，对于集镇化的“大农村”可通过招商引资、企业搬迁、撤并重组等手段，吸引现代物流、金融、旅游等产业因地制宜发展集镇经济，推动产城融合发展，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就地就近市民化。合理规划新型集镇的发展定位，完善小城市功能、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考核激励机制，实现集镇的可持续发展，帮助农业专业人口实现就地就近市民化，提高重庆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
（五）完善农村集体资产的量化确权，分摊农业转移人口成本
农村集体经济的量化确权，可以使农民的经济身份和社会身份分离，农业转移人口的后顾之忧被打消，城乡资产的行政地域界限被打破，拓宽了产城融合渠道，增加了农民的收益，城镇化进程也就相应加快。近年来，重庆开展资产量化确权改革试点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其农村集体资产的量化确权主要集中在农村承包土地、农房和林权三个方面，其它集体公共房屋等集体资产产权登记工作尚未全面开展。因而，应建立全面的集体资产产权制度，对农村集体资产的量化确权工作给予税费优惠和财政扶持，完善现行征地政策，给集体经济发展留足用地的空间。完善现有“地票”交易制度，建立“三权到人、权跟人走”的权属管理新机制。同时，还应建立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形成了以市级平台为核心、区县平台为支撑、乡镇平台为基础的交易体系，激活农村资源，增加进城落户居民财产性收益。
注释：
①数据来源：《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2017年度报告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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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重庆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研究（项目编号：2013YBJJ027）”。
重庆市科委制度创新类项目“关于我市加大‘聚才引人’力度应对当前二线城市‘抢人大战’的建议（项目编号：cstc2018jsyj-zdcx0366）”。
农业农村部软科学研究项目“增强农村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研究（编号：201809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农业经营新模式对增进与分享规模经济的作用机理研究”（编号：71473205）。
农业人口流向问题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新型城市化是近年来提出的一个新概念。永州城市化有着自身的特点，在推进新型城市化中面临诸多制约因素，应该采取综合性的对策措施。
关键词：城市 城市化 新型城市化 工业化
Vinhchau new urbanization path question research
Li Yuejun
城市是国民经济的精华，城市化是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和重要标志，推进现代化应当首先推进城市化。城市化又叫城镇化、都市化，它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由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农业经济占主体、农村社区占统治地位的经济社会结构、向市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非农业经济（工业和服务业）占主体、城市社区占统治地位的经济社会结构转变的历史过程。城市化的内涵包括数量过程和质量过程两个方面：数量过程是指城市人口的增长，城市面积的扩大和城市数量的增加等；质量过程是指城市产业升级、城市文化发展、城市生产生活方式进步、城市建设的风格与艺术，以及城市文明和城市管理水平的提高等，这是城市化的本质。从世界范围看，城市化一般都有要经历这两个过程，即从数量过程上升到质量过程，最综合利用实现城市文明。
1.永州市城市化的现状与特点
1995年，原零陵地区撤地建立永州市以来，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其城市效应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牵引作用，成效显著。人口和劳动力、经济发展、社会发展、资源环境、基础设施等城市化程度测评指标都有显著提高。
1.1 城市聚集效应较明显。
1.1.1 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根据人口统计数据显示：2001年永州市城镇人口为121.65万人，城市化水平为21.48％，到2007年城镇人口为198.41万人，城市化水平为34.20％；2001年市辖区城镇人口为41.51万人，城市化水平为38.59%，2007年市辖区城镇人口为53.65万人，城市化水平为49.50%。自撤地建市以来，永州市委市政府为城市化建设从规划管理体制、土地政策、投融资政策、户籍政策等方面出台了相应的优惠措施，有效地推进了城市化的进程。全市城市化率以年均提高2.12个百分点的速率持续推进，市辖区以年均提高1.82个百分点的速率持续推进。美国地理学家诺瑟姆将城市化分为三个阶段：城市化率在0~25%为城市化初期阶段。在这个阶段，城市发展速度缓慢，经历时间长，城市人口占区域总人口的比重较低，相应的区域处于传统农业社会；城市化率在25%~75%为城市化中期分阶段，又称加速阶段；在这个阶段，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农村释放出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同时，国民经济和社会资本迅速增长，城市规模扩大，城市数量增多，城市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城市化率在75%以上为城市化后期阶段，又称成熟阶段。在这个分阶段，城市化速度开始放慢，可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已基本被城市吸收，城市发展主要依靠其自身的增长，区域中的大多数人口都集中在城市，城市在区域经济和社会生活中起主导作用。根据这一理论，从数字上来看，永州市城市化已进入快速发展期。
1.1.2 城镇的聚集与辐射功能显著增强。一是人口聚集能力大幅提高。城市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主要途径之一，同时也为城镇新增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2007年，永州市下辖的零陵区、冷水滩区总人口为108.38万人，其中城镇人口为53.65万人，比2001年增长29.25%。二是产业的空间集聚功能增强。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功能设施的逐步完善，推动了经济的向心增长和要素的空间集聚，提高了社会发展集约效益。2007年零陵区、冷水滩区以占全市14.2％的土地面积和18.7%的人口，创造了29.2%的地区生产总值和34.2％的工业生产总值。三是要素的空间辐射功能提升较快。城镇化发展使实力较强的中心城区，充分发挥了离心增长和空间扩张的作用，既带动了周围地区的经济发展，又增强了城市群体对外交流与合作，提高了国内外市场的开拓能力。同时,旅游业也取得迅速发展，吸引了较多的海外游客来我市旅游观光。2007年海外入境旅游人数达3.1万人，比2001年增长3.4倍，旅游外汇收入达248万美元，比2001年增长3.9倍。2007年永州县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63.9％，近几年，其比重以年均0.8个百分点在提高。
1.1.3 城市基础设施日臻完善。完善的基础设施是城市赖以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是城市运行与发展的空间物质载体，是促进城市各项功能良好发挥的重要保证，又是城市产生聚集效益的基础。2007年全市共投入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资金1.7亿多元，占地方财政支出的2.4%；市辖区年末实有城市道路面积545万平方米，人均道路面积5.4平方米；市辖区园林绿地面积1373公顷，人均园林绿地面积41.9平方米；市辖区城市使用液化气人口42.7万人，气化率100％；市辖区自来水供水总量达到10287万吨/年，管道总长度283千米，用水人口达到46.2万人。近些年，通过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提高了公路等级和路网密度，铁路也加快路网结构及主要干线的延伸建设，民航新改建了零陵机场，使公路、铁路、民航运输能力均有大幅度提高。2007年公路、铁路、民航客运总量为7895.3万人，比2001年提高76.8％；货运总量为5864万吨，是2001年的3.1倍。现代通信发展迅速，2007年全市年末移动电话用户达91.9万户，是2001年的4.3倍；固定电话年末用户数为57.7万户，比2001年增长38.7％；国际互联网用户为9.9万户，是2001年的2.1倍。日臻完善的基础设施为永州市经济社会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条件，也为城市化的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1.2 小城镇建设成效显著。
近些年来，各县区认真按照“小城镇，大战略”的指导思想，坚持“因地制宜，量力而行”的原则，把小城镇建设放在突出的位置，形成了一批以工业、农产品加工、商贸、旅游为支柱产业的经济型小城镇，“一镇一业、一镇一品”的特色经济已初具规模，小城镇在县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强。各地广开渠道，积极筹措建设资金，加快对道路、给排水、垃圾处理、园林绿化等市政基础设施的建设。截止2007年末，全市75%以上的小城镇具備了硬化路面，建成标志性大街，相关配套设施基本到位。
经过不懈努力，小城镇面貌发生了质的变化，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了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空间。小城镇建设已经成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发挥辐射带动功能、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快
速提升城市化的新亮点。
2.新型城市化的内涵及永州新型城市化的方式初探
2.1 新型城市化是传统城市化的升华。
2.1.1 传统城市化道路的内涵及弊端。
传统城市化道路，又称传统城市化，是指片面追求城市化的数量过程，片面强调扩大城市规模，扩张城市面积，增加城市人口等，甚至把城市化率（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作为考核城市化进程的唯一指标，忽视城市化质量的提升，在许多方面没有把握好城市化的本质。
在我国城市化过程中，传统城市化道路越来越暴露出明显的弊端：一是容易把人们引城市化理念的误区，单纯用城市化率衡量城市化水平，导致人们把城市化片面地理解为城市人口增长化、城市规模扩大化和城市数量增加化等，放松了对城市本质的追求；二是不能合理地利用资源。有不少城市，修宽马路、建大广场、搞开发区，占用了大量耕地。据资料，全国有6000多个开发区，其中约有50%的开发区“开而不发”，严重浪费土地资源；三是降低了城市人口素质。由于片面追求城市人口增长，大量地吸收农民进城，而这些进城的农民并没有被城市文化所同化，由农民转化的“市民”素质比较低；四是引发不少社会冲突，影响社会和谐。为扩张城市面积，滥征滥占农民耕地，对失地农民又没有给予合理的补偿和安置，导致失地农民冲击城市政府事件和上访事件不断发生，造成社会不安。
2.1.2 新型城市化的内涵。
新型城市化是根据国内、外各种不同城市化的经验教训，特别针对中国的特殊情况提出来的。所谓新型城市化，是相对传统城市化道路而言的，它主张合理地增加城市人口，科学地扩大城市规模，不赞成片面地追求城市化的数量方面，更加注重城市化的质量，突出强调把握城市化的本质。具体说，新型城市化的内涵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2.1.2.1 要有新型工业化为基础。工业化与城市化是一种互动关系，工业化为城市化提供资本和人才等要素，推进城市化，是城市化的基础。城市化为工业化提供发展空间和优良的社会环境，促进工业化。新型工业化强调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充分发挥。由此可见，新型工业化是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业水平、保护生态环境的基本途径，它构成新型城市化的基础内容。可以说，没有新型工业化就没有新型城市化，新型工业化如同“火车头”，牵引新型城市化前进。
2.1.2.2 要有优化的产业结构作支撑。产业结构优化主要是指建立合理的产业结构，推动产业升级。一座城市的聚集功能、辐射功能和带动功能，是由城市的产业功能决定的。合理的产业结构是新型城市化的支柱，是城市生命力和竞争力的基础。没有产业的城市化，是“空心”的城市化。没有合理产业结构的城市化是没有活力的城市化。因此，推进新型城市化的首要任务应当是着力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业水平。
2.1.2.3 要有良好的人居环境。创造优良的城市人居环境不仅是新型城市化的一个重要内容，而且是新型城市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优良的人居环境主要包括：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完善的文化、教育、卫生设施，优美的人工环境和优良的自然环境等，它的外表特征具体表现为：“生态城市”，“园林城市”、“森林城市”、“花园城市”和“卫生城市”等等。
2.1.2.4 要有良好的市民素质。广大市民是推进城市化的主体力量。在现代社会，具备优良素质的人，已成为生产力要素，推动经济社会发展。那么，具备优良素质的市民，是推动城市生产力发展的基础要素，成为推进新型城市化的基本动力。在爱尔兰首都，由于市民富有进取精神和创新能力，使其从一个一般性的工业城市发展成为世界著名的软件生产基地，是优良的市民素质把城市做强。根据这个道理，我们在新型城市化进程中，要高度重视教育和培训广大市民，提升市民素质。
2.1.2.5 要有和谐的社会环境。推进新型城市化所创建的城市社会应该是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推进新型城市化，需要一个人际关系和谐、治安状况良好的社会环境。如果一个社会的人群缺乏宽容精神，人际关系紧张，甚至充满矛盾或暴力。那么，在这个社会里人们就没有心思去谋划经济社会发展。这不仅不能推进新型城市化，反而还会阻碍新型城市化。可见，社会和谐不仅是新型城市化的基本要求，而且是推进新型城市化的重要保障。
2.2 永州新型城市化的基本方式。
永州市地处湖南西南部，位于我国的中西部地区，相比较东部地區城市化发展的特点：小城镇发展比较有活力，中心城市、城市带发展很有规模，集中型与分散型城市化方式同时友好并存。永州市应以区域中心城市发展为主，小城镇发展为辅，即集中力量实现零、冷两区联城，形成城市一体化，走非均衡的集中型城市化道路才是首要的选择。
3.永州市新型城市化中自身的特点
根据以上定义，永州市在推进新型城市化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其自身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3.1 人口众多,乡村人口占绝对多数。永州是农业大市，农业人口多，基数高，增长快，就业总量大，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是永州的一个基本市情。2007年人口统计年报显示，全市年末总人口580.16万人，乡村人口381.75万，占总数的65.8%。
3.2 劳动力素质差,生产率低。调查资料显示，永州市劳动力资源丰富但整体综合素质偏低，全市国有工业企业技术工人中现有高、中级工约10000余人，不到职工总数的10%，高、中、初级工的比例与国家要求的合理结构相差甚远。2007年，全省城市每万人拥有高、中等学校学生数为272.21人，比我市多121.57人，落后全省44.66%；全省城市每万人从事科技活动人员数为226.70人，比我市多42.90人，落后全省18.92%；全省人均GDP为14405元，比我市高4518元，落后全省31.36%。
3.3 耕地面积少,待转移农村劳动力多。我市现有耕地面积492.3万亩，年出栏生猪约760万头，据调查，我市现在每个农村劳动力可耕种10亩土地、年出栏生猪80头（规模养殖），由此推算，全市需要的农业劳动力不超过70万人，而现在从事农业的劳动力达174.2万人，还有一百多万的农村劳动力能够从第一产业转移出去。
3.4 人均能源少，能源紧缺。2007年湖南省人均用电量（含工农业、居民生活用电等）为1257.9度，永州市人均为774.7度，我市比全省落后38.4%；全省城市人均用液化石油气56.6公斤，永州市城市人均为38.9公斤，我市比全省落后31.3%。资料显示，2005年永州市万元GDP能耗为1.39吨标煤，比全国平均水平1.22吨标煤高13.9%，仅比全省平均水平低0.7%。工业在三次产业中属高能耗行业，2005年永州市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全省14个市州中居倒数第2位，仅高于旅游大市张家界；而单位规模工业增加值能耗（反向指标）居全省第5位；万元GDP能耗（反向指标）居全省第8位，高于长沙、邵阳、怀化、益阳。可见，我市工业边际效益偏低，能源消耗过大。
在炎夏或者寒冬之际，我市为保居民生活用电，经常需要对工业企业拉闸限电。
3.5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很不平衡。2007年永州市发展最好的冷水滩区人均GDP为16488元，最低的宁远县人均GDP却是5991元，差距达2.75倍。一个市内的发展差距竟然如此悬殊，需引起所在地政府领导的高度重视。
3.6 生态环境相对脆弱。永州市的自然环境总的来讲还不错，山川秀美、空气清新、湖水洁净及天空湛蓝。但是生态环境还比较脆弱，旱涝灾害频发，对持续性极端天气的抵抗力不强。此外，我市生活污染也比较严重，在2006年全省城市环境综合整治情况考核中，我市污水集中处理率仅20.54%，远远低于全省42.7%的标准，并且由于市生活垃圾处理场尚未正式投入运行，我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为零。中心城区生活污水直排湘江，生活垃圾随意堆放，严重损坏了市容市貌，成为破坏环境的主要污染源。
3.7 政府作用力强，投资结构相对单一。这在全省乃至全国都是普遍性存在的问题，我市也不例外，即在城市化建设过程中，过多的依赖于政府部门的投资。对事关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基本上都是等待政府财政部门的投入才进行建设，这就造成了投资结构单一。特别是像我市财政收入较低，一旦遇到国家宏观政策调整，银根紧缩时，政府财政就会很吃力。如何进一步促进投资结构多元化，这是一道摆在市委市政府领导面前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4.永州市新型城市化的差距及原由
4.1 城市化率低。与全国和湖南省城市化平均水平比较，永州市差距很大，城市化水平较低。2007年全国城市化率为44.94%，湖南省为40.45%，永州与之比较，分别低了10.74、6.25个百分点。说明我市尚处于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初级阶段。
4.2 区域城市化发展很不平衡。永州市各县区城市化发展呈明显的不平衡性。2007年，南部六县城市化率普遍低于30%。城市化率最高的冷水滩区已达59.96%，最低的双牌县为23.56%，相隔2.5倍多，差距非常悬殊。
4.3 城市基础设施不完善。在过去的几年中，永州市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交通、供水和信息化等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与湖南城市的平均水平比较，差距明显，以三个基本指标来简单说明。2007年全省城市人均道路面积为8.4平方米，比我市多了3.0平方米，我市落后35.2%；全省城市人均供水综合生产能力年均为317.5立方米，比我市多了155.5立方米，我市落后49.0%；全省城市每万人移动电话用户为2984.2户，比我市多了1191.7户，我市落后39.9%。与全国城市的平均水平差距就更远了。
4.4 中心城市规模小。中心城市是我市经济发展的重心所在，它的强大与否，对周边各城镇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2007年中心城市的人口约为53.65万人，只占全市总人口的9.2%，城市规模偏小，带动效应与辐射动能不强。对于一个加速发展的地区来说，拥有一个强大实力的中心城市是非常重要的。
4.5 城市就业质量不高，失地农民就业率低。一是职业不稳定，普遍干不了多久就换地方。二是工资待遇低，据对中心城区酒店的调查，一般服务员的工资待遇只有600元左右。三是合同签订率低，一般企业的雇员多数是临时性合同或者就干脆不签订合同，劳动者权益得不到很好的尊重。据调查，我市农民转户后的就业率不足35%，就业形势非常严峻。
5.永州市新型城市化建设发展的建议
湖南省委省政府最近出台了《关于大力推进新型城市化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以发展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建立户口一元化管理制度为核心内容的新型城市化发展战略。目的非常明确：确立“3＋5”城市群发展战略，围绕“长株潭特大城市”核心城市圈，带动岳阳、常德、娄底、益阳、常德5个城市，构筑全省新型城市化密集区，打造湖南省经济最发达、城市最具活力的地区。到2010年，全省城市化率要达到45%；2015年要超过50%，其中长株潭达到70%以上，培育出一批人口超百万的特大城市，城市主要经济社会发展指标进入全国先进行列。
很明显，永州并不在“3+5”的城市群发展战略中，那么，我们该怎么办？是不是要等到“3+5”的城市达到目标后才行动呢？回答显然是否定的。我们要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按照《意见》中新型城市化发展战略，甩开步子，走具有永州特色的新型城市化道路，紧跟“3+5”城市中“5”的那部分发展步伐，到2010年，争取全市城市化率达到45%；2015年超过50%，城市主要经济社会发展指标进入全省乃至全国的先进行列。
5.1 指导思想：始终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科学发展观是统领全局的指导思想，它一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在永州新型城市化中坚持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指导地位，就是要在城市化的全过程包括数量过程和质量过程坚持科学发展观的主导地位不动摇，始终把科学发展观作为建设、发展城市的核心指导思想，并且把它贯彻落实现新型城市化的各个方面。
5.2 立足点：思想观念要创新，树立以人为本的新型城市化基本建设思路。
新型城市化是一个全新的命题，对此，首先要解决思想观念创新问题。
5.2.1 建设理念要革新。要树立以人为本、环境优先的理念，把宜人、宜居、宜业作为根本取向，将人与自然和谐共存贯穿于新型城市化进程，有效解决生态环境保护滞后的问题；要树立节约集约、统筹协调的理念，强化成本效益分析，力求以最少的资源消耗取得最佳的建设成效，把城市建设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来抓，科学谋划决策，协调推进新型城市化。
5.2.2 建设思路要革新。要变传统的自内而外为内外并举的推进模式，高起点推进新型城市化。坚持城市总体规划与土地利用规划相统一、城市建设规划与生态规划相融合，突出规划、生态优先，坚决杜绝人为因素随意变更规划，最大限度地保护生态、控制污染、美化环境，努力做到先保护后开发、先配套后施工、先绿化后建设。
5.2.3 建设方式要革新。推进新型城市化，要总结过去的经验，借鉴外地一些好的做法，要注重整体策划，成片推进，由政府统一进行规划设计，提出具体的建设要求，先期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成片招商招标；要注重基础建设功能配套，充分考慮城市规模的发展预期，坚决杜绝昨天建好今天挖、明天补的现象；要注重精细管理，提升品味，提高建设质量和文化内涵，努力打造经得起历史验证的精美工程。
5.3 破发点：建立户口一元化管理制度。
城乡二元体制已成为我省推进新型城市化的最大障碍。因此，二元户籍制度改革势在必行。总的目标：按照国际惯例，建立全国统一的以身份证管理为主的一元户籍制度，任何一个公民有选择居住地的权利，只要有稳定的收入和居住条件，就可以在当地落户。通过建立个人信用系统，使户口管理向人口管理过渡，人口管理手段向证件化过渡。按照《意见》中提出的加大户籍改革力度，在全省范围内建立户口一元化管理制度的要求，根据永州实际情况，应对在同一城市有固定住所、稳定就业和连续居住的进城务工人员，以及自愿放弃承包地、宅基地并迁入城镇定居的农民，可安排落户。
具体而言，就是要取消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歧视性政策（包括就业准入、工资待遇、劳动福利、社会保障、子女入学、劳动培训等），建立城乡统一的就业市场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使进城务工人员在共同创造社会财富的同时也能平等享受社会福利；要将长期在城市就业与生活的农民纳入城市住房建设发展规划，建立起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供应体系。
5.4 着力点：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大力发展二、三产业，以信息化、新型工业化推动新型城市化建设。
5.4.1 积极发展新型工业。所谓新型工业，就是指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工业；其间，IT信息技术的应用是关键。永州的工业底子薄，内功不足，除了一台车、一支烟、一张纸外，拿不出别的响当当的东西跟别人进行比较。然而，面对省委省政府“敞开南大门、对接粤港澳”战略部署及商务部授予永州“加工贸易梯度转移重点承接地”的历史性机遇，我们应积极承接沿海发达地区转移的产业，大力发展加工贸易产业，同时推广IT信息技术在这些产业的应用以推进新型工业化，把永州的内功提上来，只有内功扎实了，才能够谈得上新型城市化的建设。
5.4.2 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积极培育第三产业。永州市产业结构的不合理性制约了其发展，2007年，永州市就业人口在一、二、三产业中的比例分别为54.2%、16.1%、29.7%，第一产业从业比重比全省高出9.3个百分点，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3.4个百分点；第二、三产业比全省分别低了5.9、3.4个百分点，比全国分别低了10.7、2.7个百分点，产业结构很不合理。因此，在壮大发展第二产业的时候，积极培育第三产业，提高二、三产业的比重，把农民从第一产业转移出来，为新型城市化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5.4.3 运用信息化，促进新型城市化。以信息技术的应用和创新为基础的信息化革命带来了一次新的城市化革命。用信息化推动城市化，归根到底就是大力推进城市信息化，即在国家信息化发展的总体思路下，在全社会各个领域中广泛应用现代信息技术，深入开发、整合和利用信息资源，推动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有迹象表明信息化代表了城市未来发展的主流方向，许多发达城市正在打造各自的数字化城市。在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要运用信息化来加快城市化的步伐，争取跨越一些中间发展阶段，进而实现城区信息化和产业信息化。永州市应尽可能跨越传统发展阶段，直接应用信息科技新手段，重塑城市产业结构和空间结构，打造数字化永州。
5.5 关键举措：以市场化机制引导新型城市化建设。
按照市场化经济发展的要求，应允许各类投资进入国家许可的范围与领域，解决城市建设投资结构单一及建设资金瓶颈问题；要注重资本运作，坚持用经营的理念搞建设，用市场手段吸纳建设资本，用集约开发的方式提升建设效益，积极借鉴先进地区开发的成功经验；运用市场机制管理城市，本着“风险共存，利益共享”的原则，合理分配各方权益与义务，形成政府主导，市场运作，多元化参与城市建设管理的良好格局。
农业人口流向问题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计划生育政策 马尔萨斯人口理论 人口政策 经济发展
一、马尔萨斯人口理论
(一)、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内容
两个公理：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须;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
两个假定：如果人口不受到抑制，将会以几何级数率增加;生活资料却只能以算术级数率增加。(1)
两个抑制：现实抑制，对已经出生的人口施加限制，增加死亡率，抑制人口增长使物质资料与人口之间保持平衡;道德抑制是指通过晚婚、不结婚、不生育等措施来降低人口出生率，阻止人口增加。(2)
(二)、对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评价
马尔萨斯人口理论预示了人口发展的方向，但没有考虑人口增长过程中所遇到的阻力，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找不到一个人口增长不受到抑制的例子，因此两个级数是否准确也无从考证，该理论仍具有很大的缺陷。
两个抑制作为平衡人口增长与土地资源增长的因素是合理的。而且，马尔萨斯所指出的人口增加与土地资源增加之间的矛盾在客观上是存在的。积极抑制和消极抑制从主客观两方面指出了控制人口增长的方法。
二、我国人口的发展及对计划生育制度的分析
(一)、计划生育政策的提出背景及历程
人口增长不仅受政策的影响，还受到人口发展自身规律的作用，更受到社会经济条件的制约。(3)
1954年11月中国第一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总人口为 601938035人，大大超过中国人口数量为四万万五千万的固有观点。(4)马寅初在《新人口理论》中写道：从累计资金和加速累计资金的角度，从保证工业原料的供应、促进科学研究、保障粮食供应等等角度提出了中国应该实行计划生育， 控制人口增长。1971年国务院批准了《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1978年计划生育政策在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被写入了我国宪法，为控制人口提供了法律保证。1980年中央发出《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
(二)、计划生育制度的作用
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我国人口的发展发生很大的变化。图1、图2对比显示了计划生育制度实施前后我国自然增长率的变化。计划生育制度实施以前，人口自然增长率最高达到了30‰以上;计划生育制度实施以后，人口自然增长率经历一番波动后持续降低，并在1998年之后一直低于10‰。这些都说明计划生育制度对于人口的控制的作用明显，人口快速增长的趋势得到缓和，国家对人口的调控作用明显。
(三)、计划生育带来的问题
1、日益突出的人口老龄化问题
2001年——2009年工业在我国GDP中的所占比重一直在40%左右浮动，第二产业仍是我国经济结构的主要部分。而人口红利对第二产业快速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5岁及以上的人口比例高达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个百分点，这表明在计划生育政策下，新生人口逐年减少，人口老龄化问题凸显，与之对应的人口红利也在减少。由此可见，计划生育政策的继续实施将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2、性别比例失调。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中显示大陆男女性别比为105.20：100，(以女性人口为100)，人口比例的不协调也最终对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产生巨大的消极影响。
三、结语
重新审视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对处理我国的人口问题很有借鉴意义，为我国人口政策的未来发展方向提供政策制定的依据，有利于切实解决好我国经济与人口两者的关系，促进我国的经济、社会、资源等方面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马尔萨斯《人口原理》朱泱、胡企林、祝和中译
2 陈孟熙《经济学说史教程》第二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 邬沧萍、谢楠《1980—2010 中国人口政策三十年回顾与展望》
4 杜丽群《中国的人口现状与对策分析基于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新思考》
5 《中国人口年鉴》1995、2010
农业人口流向问题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城中村”是制约我国城市发展的瓶颈，也是国内学者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文章对国内“城中村”问题的相关研究文献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分类归纳了各类相关研究成果，分析了“城中村”问题研究存在的不足，并探讨了未来“城中村”问题研究的方向，以期能为国内“城中村”问题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指导提供一定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城中村；城市经济；城市发展；城市乡土社会
[作者简介]吴迪，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高鹏，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管理学院执行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190
[文献标识码]A
一、引 言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在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高速增长背景下开始了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一方面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体现了国家的繁荣；另一方面许多副作用也伴随着城市的扩大而来。20世纪90年代在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呈现出了城市蔓延及郊区化进程加速等不利于城市科学、合理发展的现象，尤其是所谓“城中村”现象的出现，更是极大地阻碍了我国城市的健康发展。因此，国内许多学者对“城中村”问题进行了研究，试图探索出适合我国国情、具有指导意义的“城中村”治理及城市发展的科学理论与模式。本文在对国内有关“城中村”研究文献系统调研的基础上，对国内现有“城中村”研究理论进行了综述性研究，将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学者的主要相关研究成果分为概念研究、成因研究、治理和改造研究、相关专项研究四个研究类型，并运用文献分析法进行了系统的评述。
二、学界及相关研究机构对“城中村”问题的主要研究进展
(一)“城中村”概念研究
“城中村”概念研究的主要内容是通过对“城中村”现象进行抽象描述以挖掘其问题的本质。目前国内学者对“城中村”概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定义、类型及特征和特性三个方面。
1 “城中村”定义研究。田莉(1998)认为“城中村”即“城市里的乡村”是在空间形态、功能结构等方面与所处城市反差极大，亦城亦乡、亦农非农的社会群落。李培林(2002)认为“城中村”是一个由亲缘、地缘、宗族、民间信仰、乡规民约等深层社会网络连结的城市乡土社会。谢志岿(2003)认为“城中村”是在急剧城市化过程中，由于未能参与新的城市经济分工和产业布局导致的原农村居住区域、人员和社会关系等被就地保留，以地缘关系和血缘关系而不是以业缘关系和契约关系为基础形成的社区。丁洪建、邢海峰(2007)认为城中村是指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原农村居住区域(包括土地、房屋等要素)、人员和社会关系等就地保留下来，没有有机参与新的城市经济分工和产业布局，仍是以土地附着物为主要生活来源，以初级关系(地缘关系和血缘关系)为基础的聚落。
2 “城中村”类型研究。陈怡、潘蜀健(1999)按城市与村庄交结的形态特征将“城中村”划分为：全包围型、半包围型或相交型、外切型、飞地相邻型、相离型、内切型六种类型。刘伟文(2003)将“城中村”分为三类：一是在形式上已与城市融为一体，不从事农业生产的村庄；二是位于城市的边缘，村内尚存在少量农业生产并正在向完全“城中村”转变的村庄；三是处于城区之外，位于即将开发的城市规划区之内，尚以农业生产为主但即将被划入城市的村庄。郭建明、吴凯(2006)从“城中村”开发的角度出发将“城中村”分为两类：一是“发展型”，即内部还有发展用地，建设也正在逐步展开，急需进行规划引导的“城中村”；二是“成熟型”，即内部已无发展用地，问题十分严重，急需改造但改造难度很大的“城中村”类型。
3 “城中村”特征和特性研究。杨安(1996)研究发现“城中村”形成初期在村内建筑特征上表现为“相对‘漂亮、气派’的类似别墅住宅”。其认为该特征的出现是由于在“城中村”形成早期村民获得了大量城市扩大后的占地补偿金，因此相对富裕，而这些钱又被用于其住房的修缮上，因此形成了“城中村”类似别墅化的特点。敬东(1999)认为“城中村”的特点主要是：一、空间形态和内部功能与周围环境反差剧烈；二、村镇用地、人口的性质和规模界定困难；三、在行政体制和管理机制上存在极大的缺陷。福建省民政厅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处“城中村”课题调研组于2002年通过对2001年福建省240个“城中村”的调查研究，归纳出四个特点：一、在地理位置上大多位于城市中心；二、“城中村”土地被征用，村民不再从事农业生产；三、村集体资产丰厚，土地收益、房屋出租成为“城中村”居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四、“城中村”内外来人口聚集，“脏、乱、差、黄、赌、毒”等卫生、安全隐患严重。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学者、机构在对“城中村”概念的界定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尤其是对于“城中村”定义及类型的研究较为详尽。但是在特征研究方面，随着我国城市的发展，“城中村”的特性和特征也在发生着改变，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还需重点关注“城中村”特征及特性的变化。
(二)“城中村”成因研究
“城中村”成因研究包括政策、经济、文化等多项研究内容。本文根据目前国内学者的研究现状将该类研究分为内部决定论及外部决定论两个研究类型：
1 内部决定论。持该论点的学者主要从“城中村”内村民的既得利益出发研究该现象的成因。其中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有：房庆方、马向明、宋劲松(1999)将“城中村”产生的原因归结为三方面：一、土地原因，即由于开发归属权不明导致“城中村”区域迟迟不能开发；二、经济原因，即村集体开发、村民自主开发与政府投入开发存在利益纠葛而不能明确利益导致无法开发；三、政策原因，由于“城中村”在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及户口迁移方面享受与城市居民不同待遇，因此不愿意融入城市。吕宏芬、王积瑾将“城中村”形成的内在诱因概括为两方面：一方面土地所有制和宅基地政策是导致“城中村”形成的最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巨大的经济利益的驱使也是“城中村”产生的直接原因。城镇功能的扩张，使农村土地大幅升值的“城中村”的村民将房屋不断扩建，在由大量外来人口形成的庞大的房屋租赁市场中，靠出租房屋获得相当可观的租金收入，因此使得“城中村”问题长期得不到妥善解决。
2 外部决定论。持该论点的学者认为，政府的管理不当、社会体制的缺漏以及发展利益驱动是导致“城中村”现象产生的根源。张孔见(2001)从城市管理的角度出发，认为“城中村”现象的出现并恶化是由于城市管理者在对待“城中村”治理的问题上认识滞后、政策滞后，管理体制和管理的方式、方法长期落后于社区发展现状，因而导致了“城中村”问题的恶化。韩冉、李红(2003)从社会制度的角度出发，认为“城中村”的形成是在城市这一特定范围内所产生的现代工业和传统农业的冲突，是
“二元结构”矛盾在城市内部的集中反映。张京祥、赵伟(2007)则从地方政府发展的利益机制出发，提出“城中村”形成与发展的原因与动力并不能全部归因于原“城中村”村民主动、非法获取城市发展的“外溢效应”(即城市发展带来的土地增值等)，而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地方城市政府现行政策的“趋利性”(“城中村”开发改造的成本较高)、“二元性”(城乡“二元”结构差异)而造成的。
综上所述，国内学者对于“城中村”成因从内、外两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较为客观地揭示了“城中村”问题形成的根源。本文认为在研究“城中村”问题的成因中不但要把握内因和外因，还需要把握两者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因此结合博弈论将内因与外因共同分析将是未来“城中村”成因研究的方向。
(三)“城中村”治理和改造研究
“城中村”治理和改造研究主要包括“城中村”改造政策、治理机制、规划模式等方面的研究内容。本文按年代选取国内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进行综述。
沈兵明、朱云夫(1999)认为要防止“城中村”现象的出现，“撤村建居”是必然选择。具体措施包括三点：一、以城市规划为依据。科学编制村庄分区控制规划进行预控。二、以土地储备机制运行为中心进行监管，尽力采用统一规划、统一征地、统一开发、统一管理的方式。三、综合整治，加大执法力度，健全村庄规划与管理机构。李志生(2002)认为“城中村”的改造，因注意三个问题：一是加大对“城中村”村民的宣传力度，引导其融入城市生活；二是对“城中村”问题实行科学规划预防其扩大；三是在“城中村”改造中引入市场机制，引导开发商共同改造“城中村”。
王晓东、刘金声(2003)对“城中村”的改造提出了四点建议：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高度重视、加强领导、明确目标、落实政策、精心组织；二、加大宣教力度，争取村民支持；三、政府调控、市场运作，确保村民、开发商、政府三方利益的实现；四、按照现代城市的标准进行规划、建设和管理，实现城中村改造后的长远健康发展。吴英杰、罗皓(2004)提出了“城中村”改造的五个步骤：首选对“城中村”土地收益与集体资产进行股份制改造；然后由村集体和个人集资建出租公寓，同时兴建农民公寓和旧城改造；接着这些基础上招商引资通过制定合理的产权分配结构进行各方利益分享；最后在物质形态改造后进行包括社保建设、就业引导和文化教育等工作在内的各项其他后续工作。
魏立华、闫小培(2005)等认为我国“城中村”改造的可行性模式应该是在“城中村”区域内保留出租经济为前提的条件下，对“城中村”实行“自我原位塑造”即在原有区位上由村民或村集体改造自身的治理模式。
王永华(2006)在总结和分析了广州、珠海、深圳三地的“城中村”改制情况后，提出了对“城中村”改制的七点建议：一、规划先行，分类指导，降低城中村改造成本；二、完善政策配套，协调各方利益，保证改造顺利进行；三、运用土地资产经营，解决改造资金问题；四、多方筹集资金；五、妥善解决城中村集体资产；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实现村民社会保障的城镇化；七、寻求多元文化共性，形成多赢的文化格局。
周新宏(2007)从“城中村”改造中的经济学理论出发提出了五点建议：一、主张政府主导调控“城中村”改造以克服“市场失灵”问题；二、政府内部建立监控以防“政府失灵”；三、对“城中村”改造实行统筹规划，因地制宜坚持一村一方案的原则；四、在“城中村”改造中遵循渐进性的分类改造原则；五、对“城中村”改造中实行民主决策，鼓励村民参与改造决策。张晶(2008)运用博弈理论研究“城中村”改造中政府、开发商、村民的三方博弈过程，通过构造效用函数分析参与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提出在村民支持的基础上政府介入并承担改造费用，不鼓励开发商介入改造的对策建议。张煜(2008)以西安地区为例提出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注重无形更新改造的理念，从“城中村”更新改造模式选择、规范土地国有化转制、集体经济向现代企业转变、完善失地村民社会保障四个方面对西安市“城中村”更新改造政策提出建议。
综上所述，由于对“城中村”治理、改造的研究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因此，取得的研究成果也较多。但是也因为“城中村”问题的复杂性，学者们大多选择从宏观层面提出综合性的治理、改造对策，对“城中村”改造的具体操作方式、流程的研究较少。
(四)“城中村”相关衍生问题研究
“城中村”相关衍生问题包括近年来国内许多学者结合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等研究内容对“城中村”问题进行的专项性研究。
在文化研究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胡莹(2002)将“城中村”的文化冲融分为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两种类型，并认为不同文化的碰撞是引起“城中村”治安不良、环境恶劣等问题的根源。李卿(2003)针对“城中村”妇女的思想观念及生活方式的转变进行的研究，认为该群体由于文化差异及社会不公平待遇易成为“城市边缘。
在教育学研究方面，乔彦文(2006)针对“城中村”地区成人教育的现状进行了评述，认为现阶段我国“城中村”地区成人教育基础薄弱、发展缓慢，阻碍了“城中村”地区的发展，建议政府探讨该区域教育，在该地区推广大众化的终身教育。
在社会学研究方面，张展新(2005)以北京市“城中村”改造为例分析了外来人口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杨高峰(2008)认为物质和精神方面的相对被剥夺感使广州“城中村”农民工不能对城市产生归属感，而在其致富目标难以通过正常的合法途径实现时就会促使其选择其他的行为方式满足其愿望。
在法律研究方面，张培(2005)认为我国目前在“城中村”改造中缺乏国家统一的立法，而地方立法对“城中村”改造中利益补偿和分配实行模糊的处理方法不能彻底解决“城中村”问题引发的矛盾。
除此之外，陈丽华(2001)认为部分“城中村”的历史用名较庸俗，不具有城市文化韵味，与城市的发展不协调，因此应该更名。解奎龙、肖素霞(2004)提出以体育为突破口促进“城中村”文化的改造。
综上所述，可见目前国内学者对于“城中村”问题的研究正在向多元化发展，各学科的交叉研究将是未来“城中村”研究的主要方向。
三、“城中村”研究文献分析
本文除了对国内“城中村”问题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综述，还借助中国知网数据库运用文献分析法对2008年以前已发布在各主要期刊上的122“城中村”问题为主要研究内容的文献进行了统计研究。本文希望通过分析这些文献在数量、研究内容等方面的特点找到目前国内学者在“城中村”问题研究中所关注的重点及缺漏的盲点，并以此为后来者及未来“城中村”问题研究的平衡发展提供参考。
(一)数量分析
本文借助中国知网内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的文献资源，从中选取了2008年以前在标题中含有“城中村”关键字的所有研究文献，经过人工核对构成样本，并按照研究内容以及刊登时间进行了分类。详见表1：
如表1所示，从年度合计数据来看，国内学者对“城中村”问题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从类别合计数据来看，学者们对“城中村”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中村”的治理、改造对策而较少的关注“城中村”现象产生的原因。该数据信息说明我国目前对“城中村”问题的研究发展不平衡，缺乏对问题产生根源及基础理论的研究。
(二)分布及趋势分析
为了找出国内“城中村”问题的研究趋势，本文绘制了2008年以前“城中村”问题研究文献的分布、趋势图。如下：
如图1所示：从总体上看，国内学者对“城中村”问题的关注趋势是逐渐增多的，但是关注点在不断的变化。如2006年学者们对“城中村”现象描述类的研究达到了顶峰，而此后该类型的研究文献骤然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对“城中村”改造对策及其它“城中村”相关问题的研究。本文认为这种现象表明了“城中村”与城市发展的突出矛盾在不断的变化，学者们的研究重心也在不断变化。
根据上述分析可见，目前国内学者对“城中村”问题的研究热情高涨，并大多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到了对“城中村”改造问题的研究当中，同时针对“城中村”问题的其它各类型研究也不断增多，说明我国学界对该问题的研究已进入了多元化的研究阶段。
四、“城中村”问题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未来的研究趋势
(一)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目前国内“城中村”问题的研究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 研究方向较为集中，研究手段相对较为单一。以“城中村”的成因为例，此类研究大多从区位理论的角度出发进行从“现象到文字”的描述性研究，而对于“城中村”改造问题的研究则大多从“经验到文字”的政策性研究。虽然有些文献中也运用了博弈论、层次分析法、模糊理论等较为先进的数学方法，但是总体上看国内关于“城中村”的研究在手段上较为单一。
2 较多关注“城中村”改造研究，对“城中村”管理的研究较少。本文认为“城中村”问题将是一个长期困扰城市建设发展的问题。期望通过各种类型的改造一劳永逸的解决“城中村”问题的设想是忽略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西方发达国家经过上百年的尝试尚未能彻底消除“贫民窟”问题，客观上说明了“城中村”问题的解决将旷日持久。而既然“城中村”将长期与城市共存，“如何管理‘城中村”’就将是摆在城市管理者面前的首要难题。
3 研究以定性为主，定量研究较少。目前国内对“城中村”问题的研究大多还停留在从“现象到文字”的定性研究阶段。虽然定性研究在“城中村”问题研究的初期可以在短时间内利用较少的资源为“城中村”问题的界定及治理、改造提供方向，但是要对“城中村”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必须将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简单的定性研究可能会使问题停留在表面甚至得到错误的结论。
(二)未来的研究趋势
1 构建“城中村”更新、改造的新模式。要进行合理、有效的“城中村”更新、改造，单靠简单的政府行政命令是行不通的。在“城中村”的更新、改造过程中要充分发挥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引导“民间资本”结合市场进行有效的改造。在“城中村”新模式构建的主体中，不能只包括政府及“城中村”相关利益主体，还应该包括如“民间资本”(房地产开发商)、非盈利组织(公益性组织、社会福利机构)等主体。而这种多主体博弈化的未来“城中村”更新、改造新模式还有待学者们进行深入的研究。
2 研究科学、有效的“城中村”居民的社会福利及保障制度。构建科学、合理的贫困人口社会福利及保障制度，是当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解决城市贫困区域居民问题时所采取的主要方式。同时，构建福利化国家也是未来国家形态的主要发展方向。从目前我国的国情来看，我国人口数量大的特点决定了我国不可能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福利及保障模式。因此，构建适合于我国“城中村”区域居民的社会福利及保障制度将成为我国学者们关注的焦点。
3 将先进管理理论、方法运用到“城中村”的管理当中。“城中村”问题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以“城中村”为代表的城市贫困区域聚集现象会随着社会贫富差距的加剧而恶化且“屡扫不净”；另一方面，“城中村”容纳了大量城市低收入群体，为城市发展储备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有利于城市发展。因此对其治理的模式不应是一味的“驱逐出城市”。合理、有效地管理“城中村”，引导其向有利于城市发展的方向发展，并最终将其融入城市才是从根本上解决“城中村”问题的可行之道。
五、结论
本文认为目前国内学者对“城中村”问题的理论研究已获得了较大的进展，但是在对“城中村”问题的研究对象及研究手段的选取方面仍然具有一定的突破和创新空间。在“城中村”理论研究未来的发展中，一方面，借鉴国外的成熟的研究理论。运用先进的研究工具将是未来“城中村”问题研究的重要辅助手段和必然选择；另一方面，本文针对当前“城中村”问题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的更新模式研究、社会福利及保障制度研究及“城中村”先进管理方式研究也将是未来研究的主要趋势，值得学者们进行深入研究。
本文通过对国内“城中村”问题的相关研究文献进行的系统梳理和分类归纳，概述了目前国内“城中村”问题的研究的现状，分析了该问题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并探讨了未来“城中村”问题研究的方向。本文希望通过对已有研究的系统性综述为国内“城中村”问题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指导提供一定的借鉴，并在“城中村”问题的理论研究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责任编辑：舒 生]
农业人口流向问题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我国人口基数大、人口构成复杂，马尔萨斯人口理论提供了解决人口增长问题的思路，为制定我国人口政策提供依据，使人口结构的改善与经济发展协调统一起来。
关键词：计划生育政策 马尔萨斯人口理论 人口政策 经济发展
一、马尔萨斯人口理论
（一）、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内容
两个公理：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须；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
两个假定：如果人口不受到抑制，将会以几何级数率增加；生活资料却只能以算术级数率增加。（1）
两个抑制：现实抑制，对已经出生的人口施加限制，增加死亡率，抑制人口增长使物质资料与人口之间保持平衡；道德抑制是指通过晚婚、不结婚、不生育等措施来降低人口出生率，阻止人口增加。（2）
（二）、对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评价
马尔萨斯人口理论预示了人口发展的方向，但没有考虑人口增长过程中所遇到的阻力，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找不到一个人口增长不受到抑制的例子，因此两个级数是否准确也无从考证，该理论仍具有很大的缺陷。
两个抑制作为平衡人口增长与土地资源增长的因素是合理的。而且，马尔萨斯所指出的人口增加与土地资源增加之间的矛盾在客观上是存在的。积极抑制和消极抑制从主客观两方面指出了控制人口增长的方法。
二、我国人口的发展及对计划生育制度的分析
（一）、计划生育政策的提出背景及历程
人口增长不仅受政策的影响，还受到人口发展自身规律的作用，更受到社会经济条件的制约。（3）
1954年11月中国第一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总人口为 601938035人，大大超过中国人口数量为四万万五千万的固有观点。（4）马寅初在《新人口理论》中写道：从累计资金和加速累计资金的角度，从保证工业原料的供应、促进科学研究、保障粮食供应等等角度提出了中国应该实行计划生育， 控制人口增长。1971年国务院批准了《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1978年计划生育政策在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被写入了我国宪法，为控制人口提供了法律保证。1980年中央发出《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
（二）、计划生育制度的作用
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我国人口的发展发生很大的变化。图1、图2对比显示了计划生育制度实施前后我国自然增长率的变化。计划生育制度实施以前，人口自然增长率最高达到了30‰以上；计划生育制度实施以后，人口自然增长率经历一番波动后持续降低，并在1998年之后一直低于10‰。这些都说明计划生育制度对于人口的控制的作用明显，人口快速增长的趋势得到缓和，国家对人口的调控作用明显。
（三）、计划生育带来的问题
1、日益突出的人口老龄化问题
2001年——2009年工业在我国GDP中的所占比重一直在40%左右浮动，第二产业仍是我国经济结构的主要部分。而人口红利对第二产业快速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5岁及以上的人口比例高达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个百分点，这表明在计划生育政策下，新生人口逐年减少，人口老龄化问题凸显，与之对应的人口红利也在减少。由此可见，计划生育政策的继续实施将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2、性别比例失调。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中显示大陆男女性别比为105.20：100，（以女性人口为100），人口比例的不协调也最终对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产生巨大的消极影响。
三、结语
重新审视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对处理我国的人口问题很有借鉴意义，为我国人口政策的未来发展方向提供政策制定的依据，有利于切实解决好我国经济与人口两者的关系，促进我国的经济、社会、资源等方面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尔萨斯《人口原理》朱泱、胡企林、祝和中译
（2）陈孟熙《经济学说史教程》第二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邬沧萍、谢楠《1980—2010 中国人口政策三十年回顾与展望》
（4）杜丽群《中国的人口现状与对策分析基于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新思考》
（5）《中国人口年鉴》1995、2010
农业人口流向问题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在我国总体“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的背景下，人口素质是影响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基于此，从慈溪市统计部门的基本数据出发，综合研究慈溪市人口素质发展问题。通过数理分析慈溪市人口素质发展趋势及慈溪市人口素质与慈溪市的经济发展的关系，提出提升慈溪市人口素质的路径，以期为慈溪市提高人口素质，推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提供重要的决策参考。关键词：慈溪市；人口素质；身体素质；文化素质；劳动技能素质
人口素质是反应一个地区人口基本状况的综合指标，一般专家认为人口素质的基本内涵包括身体素质、文化素质、劳动素质和道德素质。由于人口素质指标构建要具有可衡量性，我们从身体、文化、劳动三方面素质来衡量一个地区的人口素质。
1.人口的身体素质
人口身体素质是指一个地区人口平均的身体健康状况，是一个地区人口素质发展的基础和自然条件。衡量一个地区人口身体素质的指标较多，主要有：平均预期寿命、平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青少年的平均身高体重等等。
2.人口的文化素质
人口的文化素质是指一个地区人口掌握科学知识的多少和受教育程度，是一个地区人口素质衡量的核心指标。衡量一个地区人口文化素质的指标有很多，主要有：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文盲率、每10万人口中各种文化程度的人口数、高等教育入学率等等。
3.劳动技能素质
人口的劳动技术素质是指一个地区人口的劳动技能素养，是一个地区人口素质的主要反映。衡量一个地区人口劳动素质的指标主要有：每万人授权专利数、每千人从事研究与发展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数、每百万人拥有技术人员数指标等[1]。二、慈溪市人口素质现状及变动趋势分析
依据慈溪市统计局相关统计数据，针对人口素质相关指标，收集了慈溪市人口素质相关数据，并用灰色预测法对相关指标的未来发展变动趋势进行了预测。
（一）慈溪市人口身体素质的发展现状及变动趋势
人口身体素质可以通过以下指标来反映：总人口死亡率、婴儿死亡率、期望寿命。
1.总死亡率慈溪市2007—2012年人口死亡率（单位：‰）为：6.51、6.24、6.45、6.76、6.54、7.09。利用GM（1，1）灰色模型进行预测得知，模型参数：a=-0.040357，b=0.126655；预测模型为x（t+1）=-3.029658e-0.040357t+3.138345，评价参数c=0.3023，p=1.0，说明当前预测模型较好。未来三年（2013—2015年）的预测值分别（单位：‰）为：6.93246、7.14872、7.40592。
2.婴儿死亡率慈溪市2009—2012年的婴儿死亡率（单位：‰）为：2.80、2.14、2.17、3.6。利用GM（1，1）灰色模型进行预测得知，模型参数：a=0.639250，b=0.424481；预测模型为x（t+1）=-0.604552e-0.639250t+0.664030，参数c=0.1985，p=1.0，说明当前预测模型较好。未来三年（2013—2015年）的预测值分别为（单位：‰）：4.56701、6.15725、8.32230。
3.期望寿命慈溪市2007—2012年的人口期望寿命为：75.78、76.25、80.59、79.52、80.71、79.9岁。利用GM（1，1）灰色模型进行预测得知，模型参数：a=-0.178581，b=0.768794；预测模型为x（t+1）=5.986366e0.178581t-4.305014，参数a介于（-0.2857，0.2857）之间，参数c=0.3674，精度p=1.0，说明预测模型较好。未来三年（2013—2015年）的预测值分别：82.79816、84.11569、85.54954。（二）慈溪市人口文化素质的发展现状及变动趋势
1.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慈溪市2007—2012年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0.411、0.426、0.429、0.455、0.459、0.47。利用GM（1，1）灰色模型进行预测得知，模型参数：a=-0.026308，b=0.408156；预测模型为x（t+1）=15.925352e0.026308t-15.514352，参数a介于（-0.2857，0.2857）之间，参数c=0.2228，精度p=1.0，说明预测模型较好。未来三年（2013—2015年）的预测值分别：0.48421、0.49712、0.51037[2]。2.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
依据慈溪市统计年鉴（2012、2013），慈溪市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2011年为14年， 2012年为14.97年，增长速度较快。由于收集到的数据较少，不能做预测分析。3.文盲率
慈溪市文盲率在人口普查数据中可以找到，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慈溪市文盲率为5%，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文盲率为3.87%。
（三）慈溪市人口劳动技能素质的发展现状及变动趋势
1.人才资源总量
2007年慈溪市人才总量为10.6万人，2010年增长到14.5万人，增长了36.8%。
2.每万人授权专利数慈溪市2007—2012年总授权专利数为：2396、2502、3274、5181、8042、12348。利用GM（1，1）灰色模型进行预测得知，模型参数：a=-0.419548，b=740.807318；预测模型为x（t+1）=4161.727555e0.419548t-1765.727555，评价参数c=0.0722，p=1.0，说明预测模型较为理想。未来三年（2013—2015年）预测值为：17675、26889、40906。慈溪市2007—2012年每万人授权专利数为：23、24、32、50、77、119，利用GM（1，1）灰色模型进行预测得知，模型参数：a=-0.418560，b=7.242870；评价参数c=0.0705，p=1.0，说明预测模型较为理想。预测模型为x（t+1）=40.304255e0.418560t-17.304255，未来三年（2013—2015年）的预测值分别：169、258、3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