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自然界范文第1篇
关键词：国货;消费;跨界营销
一、国货品牌跨界营销的发展概况
近年消费者对国货跨界产品的关注度极大提升。CBNData《跨界宝典》显示，跨界营销在各行各业受到欢迎。跨界商品数量逐年增加，消费人数与金额增长明显。 其中“90后”与“95后”是跨界商品的消费主体。
现在国货界的跨界营销也有许多形式，最常见的就是品牌之间的跨界联名。例如大白兔与美加净联名跨界润唇膏成为“爆款”;百雀羚与故宫文创的跨界联名。如今，国货品牌跨界有很多发展机遇，如国家政策扶持;新媒体技术赋能;多元传播渠道。
二、美加净与大白兔品牌进行跨界合作的可行性
从品牌调性契合度上看，大白兔的品牌气质和美加净寻求的甜蜜主题吻合。并且双方的定位皆为大众化产品，目标群体切合;从市场地位上看，美加净稳居大众护手霜领导地位具有优势。最后两者跨界具有必要性，2018年糖果巧克力行业零售端市场规模1129亿元，同比增长-2%，增速明显放缓;迫切需要创新突破。在这一趋势下，大白兔跨界符合行业趋势。
三、美加净与大白兔品牌的跨界联名策略
(一)找准品牌契合点，产品跨界创新
美加净与大白兔的产品跨界没有盲目进行，而是很好利用双方契合之处，进行结合。美加净开发新品类进入市场，为了增加产品的曝光度与提升消费体验，美加净开始谋划如何让产品“走心”。于是，找准了“香甜浓郁”这一契合点，与“大白兔”跨界联名。 “奶糖味道”与“润唇膏”没有违和之感，大白兔甜蜜味觉也为成为润唇膏感官体验上的创新突破。
(二)还原经典包装，撬动怀旧情绪
美加净与大白兔这次的跨界联名，从产品包装设计上，还原了大白兔经典包装，这波“回忆杀”撬动了人们的怀旧情绪。润唇膏在包装上延续了大白兔奶糖经典形象，造型上如一颗糖。口感上融入牛奶精华、甜杏仁油等成分，与大白兔经典香甜味道也非常贴合。这样的经典还原设计，是对润唇膏外形的创新尝试也是对经典的致敬，撬动了人们的怀旧情感。
(三)借助KOL官媒宣傳曝光，促成现象级事件
此次跨界联名在宣传渠道上利用了新老媒体的融合宣传，在新老媒体互动下传播力度实现最大化，形成现象级事件。大白兔润唇膏借助微博话题，并联合美妆界的意见领袖与央视等官方媒体进行再度宣传曝光。新旧媒体联合，撬动十家媒体争相报道，最终获得2亿5千万的曝光度，形成“国民级”事件。
(四)联合电商平台限量预售，打造“爆款”产品
瞄准线上销售这一渠道;在前期积攒了大量话题关注度的情况下，联动电商平台开启限量预售，打造出秒杀型爆款实现“关注度”向“销售量”的转化。在双十一上架之前进行新品预售，经过官博、微信传播预售消息进行造势，在9月20日正式在天猫店铺亮相。同时运用“饥饿营销”限量销售，因此一上架的920套被“秒杀”。大白兔味润唇膏线上预热宣传、线上销售的对接，实现电商平台传播与销售一体化。两个月内大白兔味润唇膏线上消费加速增长，变为“爆款”。
四、小结
美加净与大白兔跨界联名的成功总结为三点：产品力、传播力、话题度。反观这波国货跨界热，也不乏扎堆跨界、盲目跟风者。下文将举例对国货跨界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总结，并探讨出跨界营销的适用场合。
五、国货品牌跨界营销的不足与建议
(一)不足
1、盲目跟风，缺乏创新
追求形式、缺乏创新，盲目跟风是跨界营销的普遍问题。例如空有跨界之名的大白兔奶茶，产品本身无亮点，口感上和普通的奶茶无两样。扎堆卖口红的马应龙、999皮炎平、周黑鸭，盲目跟风，纷纷跨界卖起口红。
2、追求新奇，忘却“固本”
为了跨界而跨界，忽略品牌匹配度、实用性、产品品质。例如卖痔疮膏的马应龙卖起口红，虽新奇但却与其品牌形象不匹配，使人们难以接受;故宫与润百颜推出的“口红套装”被吐槽包装廉价，口红色不日常;周黑鸭推出的彩妆套盒被批脱妆、出油，产品质量堪忧。
3、短时热度，缺乏持久效果
通过短时的造势营销只能带来一时的关注度，难以形成持久效果。互联网时代话题、热点满天飞，热度淡去只能被人们遗忘。如果老品牌想要消费者持久铭记，就需要持续运营跨界产品。如泸州老窖通过长期经营跨界产品，继续推出跨界香水、白酒雪糕、跨界酒心巧克力等产品;赢得持久关注度。
(二)建议
1.切合消费诉求，打造品质爆款
一个成功的品牌营销都需要迎合消费诉求，不断提升产品品质，因时而变。如不断打磨服装设计和服装品质的“中国李宁”。用产品品质说话，通过精良服装的设计赢得认可。纽约时装周上传统工艺与时尚元素的碰撞、年代感的经典配色唤醒了人们对国民老牌“李宁”的情感，精妙的设计赢得好评因而迅速走红运动潮服界。
2、关注IP化、智能化营销新趋势
人格化、智能化是品牌营销的新趋势。品牌IP化能够让品牌内涵、品牌形象变得更加立体丰盈。如三只松鼠通过“松鼠小贱”、“松鼠小美”等人格化形象来拉近消费者距离。而高科技感十足也是当下品牌营销的趋势，如AR互动、小程序商店、沉浸式互动游戏、盲盒等。另外抖音短视频直播等新的消费渠道也很吃香。
3、拓展多元消费场景，提升消费体验
跨界不只是线上促销，而应拓宽用户体验场景，满足用户的深度体验，增加品牌粘性。例如网易云音乐早期与农夫山泉联合推出的“音乐瓶”，与瑞幸咖啡联合打造的实体“音乐咖啡店”。网易云不断探索音乐与其他生活场景的边界，拓展出线下消费场景。天猫精灵与星巴克合作的智能跨界产品——星巴克定制版天猫精灵，可以进行语音点单、播放星巴克专属音乐，提升点单消费的场景感。
六、结论
虽然跨界营销已经成为了国货品牌年轻化战略中的常用手段，更甚之被认为是当下的“香饽饽”。但是还是需留意跨界的法则，切勿“炫耀锄头却忘了脚”。在时代洪流里，拿出好产品，因时而变，创新突破;实现品牌文化与消费诉求的完美结合;才能让老国货焕发新光彩。
国货品牌跨界营销迎来了最好的时代，未来“融媒体”“全媒体”“5G”时代迎面来，只有与时俱进，尝试多种营销内容和形式，坚守品质和核心价值，才是国产品牌最重要的生存之道长久之道。
作者简介：
扈悦，女，江西省赣州市瑞金市象湖镇人，九江学院，本科在读，研究方向：新媒体营销。
人与自然界范文第2篇
四集的纪录片，全面反映了自1963年中国派出第一支援非医疗队后，55年来中国医疗援助非洲所作出的努力和成就，展现了中国两万多名医疗队员践行“不畏艰苦、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大爱无疆”的中国医疗队精神。
借用著名作家肖复兴先生的一句话，观看完四集纪录片，“使我看到了久违的崇高感”。从一打开画面，我们就被恶劣的工作环境、熟悉的操作流程和感同身受的事件案例所吸引，援外医护人员的艰辛与无奈在片中可见一斑，不能不为之动容。中国提供医疗援助的国家，医疗环境几乎都是缺医少药、设备短缺、病房简陋、不具备标准的手术环境，但在种种困难面前，中国的医疗团队展现出了大国水平，不惧困难，认真完成每一台手术，努力救治每一位病人，向当地医务人员认真传授毕生所学，与当地人民结下深厚情谊。在感动之余，更能理解队员们的背井离乡，思乡情切，他们也是上有老、下有小，他们也有琐事缠身、疼痛难忍，但是，没有一位队员擅离职守，坚持到圆满完成任务的那一天。
人与自然界范文第3篇
农业作为典型的传统行业，在“互联网+”的召唤下，这个沉睡着的巨人，也跟着开始惺忪了。农业种养殖、加工方式、产品营销模式都随着物联网、大数据、电子商务等互联网技术的应用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众筹农业、线上线下、社群营销、粉丝经济等一大批新思维冲击着传统的农业模式，不断制造新的变化和商机。但是，传统农业的转型和升级，却不那么顺利，农民的互联网意识相对薄弱，观念保守，思维落后，很难再互联网的“风口”下，带动整个产业的升级。但机会往往青睐那些有准备的人，只有能深刻认识“互联网+”背后的商业逻辑，敏锐把握历史机遇的人和企业，才能在互联网春风的吹拂下，萌发新枝，获得新的突破和发展。
**集团作为在农业领域深耕二十余年的企业，对农业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能深刻理解互联网对传统企业带来的冲击，也能切身体会到传统企业转型过程中的痛苦与彷徨。但同时也明白，在互联网已经开始并终将颠覆一切的大趋势下，这个痛苦的转型过程是必需经历的。
农业转型是很难的，创新也非常不容易。但欣慰的是，其他行业，如零售业、通讯业、金融业、物流业的成功转型，为农业转型提供很好的借鉴。迅速成长为巨无霸企业的BAT+360，背后的发展动力，无不体现在商业模式和经营思路的大胆创新和彻底革命。因此，对农业企业来说，只有不断跨界，学习和借助其他行业或企业成功经验、做法，和农业及农产品行业全面融合，才能真正实现成功转型，业绩突破。
***作为***集团的重要业务单元之一，秉承了***集团在农业行业多年的经验和积累，以高端、健康、绿色食材为基础，以“多样的产品+自有的基地+互联网营销+对农产品定位的最高标准”为运营的商业模式。成立于互联网已经显著发展的2014年，具备了天然的互联网基因。因此，如果我们能以互联网思维来审视我们所处的环境，按照跨界思维提供给我们的新思路和新方法，打破思维的桎梏，一定就能找到业绩突破的出路。
跨界思维就是典型的互联网思维，是指突破原有的思维和行为惯例，通过学习和嫁接外行业的做法或全面创新而实现价值跨越的企业行为，它能让一个企业通过转换经营思路而实现跨越式发展。跨界思维也就是李董事长提出的“换脑思维”，只有不断的突破自己，打破传统界限，从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和品牌过剩的成熟市场中另辟蹊径，才能迈进新领域，获得新的更大的发展。就农产品营销，并结合公司的实际，跨界思维就能带给我们以下几个方面的启迪，帮助我们找到业绩增长的突破口。
一、产品品牌化，是农产品运作的核心。
1 品牌是企业重要的无形资产。所谓农产品品牌是以农产品的区位优势、质量等差异性为基础，以商标、认证标志、产品包装等外在信息来传播农产品相关信息，从而区别于其他产品，使其在市场中脱颖而出。良好的农产品品牌形象，一方面为消费者提供了质量承诺，另一方面使企业获得了口碑和信任。遗憾的是农产品行业还普遍处在售卖原材料的阶段，没有品牌、没有包装、没有分级，能跑量但卖不出好价。遇到市场波动或产品滞销，往往是以价格战而相互搏杀，最终导致集体亏本。
褚橙是产品品牌化运作的成功案例。2010年，褚时健为辛苦培育的甜橙命名为云冠橙，但从前期的市场表现来看，有褚时健做背书但还是市场表现一般，无人知晓。2013年在本来生活以“励志”为情怀的品牌化运作下，彻底扭转了品类、产地对品牌的束缚，成功的享受到了品牌的“溢价”作用，使褚橙从激烈竞争的红海中脱颖而出。可以说，褚橙成功的最大启示就在成功跨界，借力专业机构，以品牌化运作农产品。这个品牌化，不仅是命名、设计、视觉，还包括品牌内涵、产品内涵、营销推广、媒体造势等一系列手法。后来的“柳桃潘苹果”也采用了类似的品牌化运作方法，取得了不俗的业绩。
二、讲故事，可有效促进农产品的品牌传播
几乎每种农产品都有独特的地理条件，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民，同样孕育一方特色农产品，地理条件、人文背景、城市文化、产品知识、历史典故等都可以把农产品打造成独一无二的产品，结合社会化媒体，很容易在圈子内形成病毒传播。农产品的品牌化是必经之路，而品牌营销更离不开各种新媒体的传播，上面提到的“褚橙、柳桃、潘苹果”无不都是借助微博、微信形成病毒传播的成功案例。台湾的农产品营销，也更多是从讲故事开始，如借助电影《赛德克•巴莱》中的赛德克人抗击日本人的民族形象和故事，命名茶为赛德克的茶。从中华传统文化中寻找灵感，进行较为巧妙的结合。比如特色甜柿，通过“柿业发达”(事业发达)的取名，展示独特品质特性。其他诸如南舍难分(难舍难分)的南瓜、一举夺葵(一举夺魁)的秋葵干等。每一个农产品就是一个文化创意产业，把最好的品牌通过故事、文化传播开来，才能为产品增加独特的附加值。
三、提高包装人性化，让产品自己来说话
高定价的支撑点是什么?除了品牌化元素，产品包装实际比产品本身具有优先性。对于首次购买特别是网购的消费者来说，不能先尝后买，只能凭包装等判断产品的价值。包装绝不是要高档，而是要体现你对产品的尊重，这也恰恰传递出了对顾客的尊重。先敬罗衣后敬人，这个“敬”字，比货卖一张皮的“皮”字，更大有讲究。许多高档生鲜水果，多是多层包装，内部为泡沫箱，外被纸箱，中间还有隔断，这也是通过产品，向消费者传递出了“敬”。
2 三只松鼠考虑到了消费者购买、食用的每个环节，提供了尽可能多的人性化服务：把坚果产品加工得更易剥，时尚质感双层包装，突出松鼠形象，提供各种工具，如开箱器、吃坚果的工具、扔果壳的纸袋、甚至还有吃完擦手的纸巾;在送给顾客的包裹中会有一些有趣的提示语，例如果壳袋子上的提示是：“主人，我是鼠小袋，吃的时候记得把果壳放进袋子里哦”，轻松有趣;它会根据主人的购买次数更换包装袋，力求达到每一次的服务都是视觉味觉共同享受的过程，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通过对产品的极致体验，牢牢锁住了消费者的心。
四、找到产品之外的特色，杜绝被贴上同质化的标签
初加工的农产品很多，而做精加工的很少，产品重复、同质化非常严重。而对企业来说，找到农产品的差异化非常困难。但如果跳出传统的思维，跨界去其他产品或行业，寻找营销灵感，往往会获得心有灵犀、柳暗花明的感觉。我们身边的创业新秀红薯王子孙国秀买红薯月饼的思路，就给我们很多启迪。传统的卖红薯月饼的做法，无非是宣传红薯的产地、营养、口感等，很难找到差异化的卖点。而红薯王子另辟蹊径，找到女孩子特别是年轻女性爱吃烤红薯的特点入手，主打情感牌，把红薯月饼打造成情人之间互相表达爱慕的媒介。推出了二块包装的月饼，一块蓝色包装13元，另一块红色包装14元。合起来就是13+14，取一生一世之意，仅限男孩子买来送给女朋友，上市后就被一扫而空，成了恋人之间互相表白的代表之物。其实，农产品由于其自身特点，非常适合情感营销，我们春节期间“有你才叫回家过年”的亲情短片，上线一周就获得了60万的点击量，成功的将品牌及价值植入了消费者的心中。
五、众筹开店，不花钱的开店模式
去年和公司几位同事一起参加北大汇丰学院的年会时，《1898众筹咖啡馆》模式的创始人杨勇先生，则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开店的思路：利用熟人圈子，筹集不超过200人的合伙人，每人3万元，众筹开咖啡馆。筹集来的这些钱又以等额消费卡的形式返还给合伙人，这样既筹集了咖啡馆运营资金，又锁定一批最初消费群体，由于合伙人手中持有消费卡，除了自己消费，也会带熟人来消费。出于主人翁的精神和强烈的自豪感，他们也会会主动宣传咖啡馆，出谋划策提升咖啡馆业绩水平，大大减小了开店的各种风险。而这种开店方式，也被我省的晋商商会使用，30位会员共同集资，在金花北路长乐公园内开了一家晋商自己的众筹餐馆。这类例子还有很多。目前，还有企业将加盟和众筹模式结合起来，开启了加盟众筹店，效果非常好。
六、免费，是为了更好的收费
在互联网经济环境下，消费者已经习惯了免费模式，企业也愿意为用户提供更多的免费
3 体验，比如免费抽奖、免费优惠券、免费试吃等。这些都能吸引消费者的关注。有这样一个案例：一家只有4个人的小公司，一年免费送出价值18.8亿元的睡衣1000万件，却净赚了7000万。他们是怎么做的呢：免费为消费者赠送价值188元的睡衣，但要求支付快递费23元。他们在这种免费赠送产品的中，每件生产成本8元，网站推广费3元，物流费5元。送出一件睡衣只付出了16块钱的成本，而消费者却付了23块钱的快递费。也就是说，他们只要送一件睡衣就赚了7块钱。最后，他们送睡衣一年就赚了7000万。这也是互联网商业模式的魅力。我们常用的微信、360都是免费的，但是他们的公司却越做越大，为什么呢?在互联网上有一句经典的话：“羊毛出在牛身上，让熊去买单”。免费背后，一定有他的盈利模式所在。如果我们能开发一款免费的，带有珍佰粮LOGO的手机游戏，通过互联网传播，成功通关的消费者再免费送他一个珍佰粮小礼品，但要求留下地址并支付少量运费，相信珍佰粮品牌传播力度将会大大加强，同时也会吸引不少的粉丝，当然这个方案的执行还有很多细节需要认真去考虑。
七、体验营销，是打动消费者的最佳模式。
体验式营销已在不经意间深入了我们的生活。去城区各大商场购买服饰，导购会建议你试穿;去4S店购买汽车，销售人员会带着你试驾;就连在街边小摊买糕点甜品，商贩都会掰开一些让你试吃„„。近年来旅游业日趋火爆，旅游的六大要素：吃、喝、玩、游、购、娱，不仅是是消费者旅游的目的，也是旅行社和景点的主要盈利模式。在台湾和日本，旅游业和农业庄园完美结合，成功将旅游业的成功模式跨界引入了农产品营销之中，打造出了以名、特、优、新的农作物为主的观光农园;以休闲养生为主的休闲农场;以农学教育为主的教育农园;以亲近自然为主的民俗民宿主题庄园。这种乡村体验式旅游，深得消费者喜爱，也使得农业庄园赚的盆满钵满，并逐渐形成了台湾的旅游名片。未来如果我们也能跨界学习旅游行业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应用到我们的裕兴体验之旅和盘龙山生态旅游上来，一定也会取得不俗的业绩。
狄更斯说过，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互联网打破了常规，也创造了机会，当传统行业对接上“互联网+”后，新的商业模式已经孕育在了新思维之中，只有跨界融合，不断探索，才能找到业绩的突破口。卸载昨天的思维模式，让大脑“空杯”，才能为创新留出空间。2016年是***集团的突破年，让我们一起来努力!
人与自然界范文第4篇
一、活动背景
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60年的风雨历程，60年的沧桑巨变，我们经历了时代的变迁，这是值得回味的60年，更是光辉灿烂的60年。值此之际，每个人都怀着一颗热忱的心，期待着以高昂的歌声向祖国献礼，用响亮的掌声表达中华儿女对国家的美好期待。
在这样特殊的时刻，作为全国十大优秀青年的代表谭晶将一起与大家探访新中国成立之路。从“新中国的出发点——西柏坡”到“中华民族的象征——万里长城”，是新中国的复兴之路，让我们拾起这段难忘的历史，重走这段路程，找寻新中国建设的脚步，亲历一段段不为人知的故事，一起见证新中国的崛起。“和谐之声”——谭晶代表新时代青年将用歌声来表达对新中国革命的朝圣，更是新时代青年传承新中国革命的使命，继续向前，永保本色不变的宣言。
二、整体思路
整个演唱会的前期宣传将以“德”“艺”两条主线来延伸，交错进行，相互融合。
“德”——针对谭晶突出的政治身份，优秀青年，将以故事、人物包装为主。探究地点、人物、事件相结合的新闻点，通过焦点式地集中宣传。突出谭晶作为军人歌手的政治形象和个人的品德风范。
“艺”——走传统方式即以常规性传播为主，针对谭晶演唱会中的嘉宾以及相关内容进行新闻包装，突出宣传谭晶的艺术水准和艺术成就。着眼点放在谭晶是与世界艺术对话的优秀青年艺术家代表。
两条宣传路线交叉进行，保证新闻的延续性，也让两类新闻始终贯穿在此次谭晶个人独唱音乐会的前期宣传之中。
三、活动基本资料
活动主题：为祖国祝福 和谐之声——谭晶长城独唱音乐会
活动时间：2009年8月22日19:30—21:30(拟定)
活动地点：慕田峪长城
四、宣传策略
谭晶除了有军人、青年歌唱家的身份外，是“中国十大杰出青年”之一。当代青年的代表谭晶重新探访新中国成立之路，不仅可以让全国的年轻人了解中国崛起的过程，带领青年人重新走进新中国成立的这段历史，也具有当代年轻人守望历史、守望未来、继往开来的意味。其意义不言而喻，这个过程的深度报道就是整个宣传期间最重要的新闻眼。
8月12日至8月21日，为“为祖国祝福 和谐之声——谭晶长城独唱音乐会”前期宣传阶段。其中，将举行两次新闻发布会。除了向外界公布此次谭晶个人演唱会的相关消息外，“从西柏坡到万里长城——寻访新中国‘进京赶考’亲历者”活动，将贯穿两次发布会的始终。
五、寻访活动详解
(一)活动详解
在整个演唱会前期宣传阶段，“从西柏坡到万里长城——寻访新中国‘进京赶考’亲历者”活动，将成为宣传期间的亮点。
全国革命胜利前夕，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经过深思熟虑，以民主的程序决议建都北京。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向北平进发，临行前毛泽东多次以李自成进北京的史实教育和警戒党内同志和身边的人，要求大家保持谦虚，不要做李自成，并诙谐地称这次为“进京赶考”。党中央到达北京后，在西苑机场受到北平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此次宣传中突出的“进京赶考”概念正源于此，寻访活动的路线也是顺延进京路线选择的故事点。
西柏坡是新中国的辉煌起点。六十年前，毛主席率领中共中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移师西柏坡，吹响了解放全中国的胜利号角，让这个普通的小山村成为了“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指挥三大战役在此，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也在此召开。从这里出发，不仅是对新中国革命的朝圣，更是新时代青年传承新中国革命的使命，继续向前，永保本色不变的宣言。
长城，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中华民族的脊梁。以此作为终点，不仅是引出了谭晶此次个人演唱会的举办地意义，也代表了民族精神的传承。
寻访活动拟以当年“进京赶考”的起始点或途中站等七个地方作为活动的辐射区，初定为保定、涿县、原北平清华园车站、颐和园、西苑机场(阅兵场)、香山六处，查证与新中国建设相关内容及其意义。从每一个地方选择一个亲历者
或见证者，并由谭晶亲自送上特别制作的邀请函，邀请对方作为嘉宾参加当天的演唱会。寻访活动中，寻访当事者，听对方讲述不为人知的故事，求证新中国之路，将成为宣传重点。
(二)寻访周期及宣传
六个地方的寻访工作将集中在2-3天内完成，以方便媒体拍摄。寻访团将分乘两辆包车从西柏坡出发，沿途完成拍摄。由于寻访地和寻访对象都需有史实为鉴，需要当地军事博物馆的配合，还需要科学院的历史或军事专家作为顾问参与。六位亲历者，六个故事，六个新闻点。这六条新闻将与其他演唱会筹备期间的常规新闻穿插在媒体宣传中，确保此次演唱会新闻宣传的连贯性和政治性。媒体配合方面，寻访活动拟邀请新华网、北京电视台、新浪网、北京青年报、凤凰卫视等媒体进行专栏性全程跟踪报道，深度宣传。
(三)寻访团组成
寻访团队及组成：谭晶和革命历史学家、优秀青少年代表。
(四)采访内容详解
保定：白洋淀的清蒸鲤鱼，中国解放，生活改观
涿县：哨兵听从命令，拦车事件，军令如山倒
原北平清华园车站：火车站改乘汽车 汽车司机 孙长金
颐和园：夜宿颐和园
西苑机场：阅兵式参与人
香山：中共中央驻地
六、活动内容
(一)第一次新闻发布会
1、时间：2009年8月12日
人与自然界范文第5篇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回天集团董事长章锋认为, 减轻企业负担是供给侧改革的重大举措, 目前我国的税制已经影响并抑制了企业创新的积极性, 必须进行调整, 让企业轻装上阵。他说:“税制本是调节经济的杠杆, 应该通过合理的税制让企业主动进行创新投入, 有效提高生产力。但我们现在是谁生产多, 谁就缴税多, 并不合理。所以征税不应在生产流通领域进行, 而重点应在消费领域进行。”
全国人大代表、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洪杰也表示, 目前太多的税费让企业不堪重负。国家虽然已经提出要减税, 但是目前看力度还是不够, 关键是增值税要减, 还有一些费用该免的就应该免掉。这样才能让企业有更多资金投入到创新上, 通过创新实现产业的转型升级。
全国政协委员、辽宁奥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朱建民也提出了减税降费的提案。他认为政府应该在税收方面有所规划, 尤其是目前企业处在结构调整、转型升级的阵痛期, 国家在企业减税方面更应该有所考虑, 这对于企业降成本应该是最大的利好。
而对于尚处于幼稚期的产业, 代表委员们则希望进一步减税给予呵护。“消费税是主要用于高耗能、高污染、高消费品的税种, 而煤制油具有提高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水平的积极作用, 国家应参照发达工业国家对幼稚产业的扶持政策, 减免相应的成品油消费税、增值税、所得税等。”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华炜的一番话道出了煤制油这类幼稚产业的心声。
人与自然界范文第6篇
一提起“诗界革命”，人们想到的多半是梁启超1899年在《夏威夷游记》（下文简称《游记》，又名《汗漫录》）中揭橥的“诗界革命”之说：“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1];又或者是1902年后陆续在《饮冰室诗话》（下文简称《游记》中一再提及的“诗界革命”之语：“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吾党近好言诗界革命，虽然，若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是又满洲政府变法维新之类也。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2]。这也是一般学界通行的看法。
然而，实际上梁启超曾在三个阶段三次提到过“诗界革命”，并在不同时期对之进行了相应地调整。《游记》是首次倡导，《诗话》是再次阐释，此后，在1920年《〈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中第三次提出了“诗界大革命”之说。
一、“三长”理论的调整
对于梁启超前两次提出的“诗界革命”，学界固然已有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包括它的起点（起源、或发生时间）、基础、表现、发展、变异、原因、人物、理论、意义、评价及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等各方面。不过，不少问题仍然存在些争议，其中，颇为重要的一点是从《游记》到《诗话》，他将“诗界革命”的主张“三长”理论调整为“二长”是否意味着去掉了其中“一长”（新语句）。在《游记》中首次号召“诗界革命”时提出了“三长”理论：“欲为诗界之哥仑布、玛赛郎，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即新意境、新语句、古风格）;到《诗话》中时却基本上不提“新语句”，只一再强调“新意境、古风格”这“二长”：“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3]，“能镕铸新理想入旧风格”[4]，“以新理想入古风格”[5]，“独闢新界而渊含古声”[6]、“理想风格，皆茹今而孕古”[7]之类。于是有不少学者认为是梁启超将“新语句”抽掉出（或挤出了）“诗界革命”之外。
实际上，并非如此。在一定程度上，“新语句”是“新意境”的载体，语言（新语句、新名词）是用来传达思想（新理想、新意境）的工具。在“诗界革命”的口号发出前，梁启超和谭嗣同、夏曾佑等人亦曾尝试过大量使用“新语句”创作新诗（新学诗）、黄遵宪也尝试过写作“新意境”的“新体诗”，但在当时由于输入的西方语言和思想还没有完全融合甚至是分离的，“即以学界论之，欧洲之真精神、真思想尚且未输入中国，况于诗界乎”，所以黄遵宪、谭嗣同等人之诗中所谓的“欧洲意境、语句”，大多难免是流于“物质上琐碎粗疏者，于精神思想上未之有也”[8]。正因为如此，梁启超看到问题的关键及当时的形势变化后，认为若想要“诗界革命”取得成功，他们首先要做的事是“竭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以供来者之诗料”[9]。是以在发出“诗界革命”的口號后，他便借助报刊和译书尽力输入自然、社会等各类西学“新名词”，如《清议报》（1898.12.23-1901.12.21）、《新民丛报》（1902.2-1907.8）等。因此，大量的“新名词”日益在社会上流行，并为大众所理解。
从王国维当时的记载来看，到《诗话》一再提及的“二长”之时，新语句与新意境已基本上达到融合状态：“近年文学上有一最著之现象，则新语之输入是已”，“数年以来，形上之学渐入于中国”[10]，“思想之精粗广狭，视言语之精粗广狭为准，观其言语，而其国民之思想可知矣”[11]，“言语者，思想之代表也，故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输入之意味也”[12]。正是因为在这段时间里，社会上流行的“新语句”与“新思想”不是相互脱离，而是相互融合、互为表里，当时人见到某“新语句”就可以比较自然地理解其背后所包含的“新思想”，换而言之，见到某一新思想（或新意境）之类就自然悉知其新语句。是以梁启超在充分意识到社会上这一变化情况后，便在《诗话》中提到“诗界革命”时，就更简洁而直接地将“三长”用“二长”表述出来。
二、“古风格”的重新审视
在前两次“诗界革命”中，梁启超虽然对其理论主张略作调整，但无论如何变，梁启超始终坚持的一条就是“古风格”（或“旧风格”），这一点长期以来常被学界所诟病，或认为是“旧瓶装新酒”，或将之与“新文化运动”中的“新诗运动”对比评价而认为“诗界革命”是不彻底的、甚至是失败的。这些看法，诚然有其合理性，但与梁启超提倡“诗界革命”的初衷及他一贯的诗学思想仍有一定的隔膜。事实上，这次“诗界革命”仍是属于传统诗歌内部的一次改革——是为了适应新环境和形势，在对以往的诗歌内容及艺术风格进行检讨后，企图在广义的诗歌形式中加入新的内容、新的思想，而更加重视诗歌社会功能（尤其是诗歌的政治内容与社会作用）的一种关于诗歌内容和功能的诗学改革，这也正如梁启超本人所说的：“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13]。
不过，对于“古风格”，起初梁启超并没有明确的界定，前人或据《诗话》中所列之诗而多囿于“格律诗”的范围。然而，梁启超对此亦有一个调整的过程，他曾指出“狭义上的诗，‘三百篇’和后来所谓‘古近体’的便是。……后来的诗人在这个专名（诗）底下，摹仿前人，造出一种自己束缚自己的东西，叫做什么‘格律’，诗却成了苦人之具了”[14]，且由于诗乐的分离，故致“诗词曲三者，皆为陈设之古玩”[15]，而词章家也就成了社会之虱。然而，“古风格”在体式上是多样化的，在1903年他就提出“广义”之诗，认为：“若吾中国之骚、之乐府、之词、之曲，皆诗属也，而寻常不名曰诗，于是乎诗之技乃有所限。……若取其最广义，则凡词曲之类，皆应谓之诗。”[16]1920年时，他再次强调：
广义的诗，则凡有韵的皆是，所以赋亦称“古诗之流”，词亦称“诗余”。讲到广义的诗，那么从前的“骚”咧、“七”咧、“赋”咧、“谣”咧、“乐府”咧，后来的“词”咧、“曲本”咧、“山歌”咧、“弹词”咧，都应该纳入诗的范围。[17]
并且认为要提倡诗学、“诗界革命”的话，就必须要恢复广义上的“诗”，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是大凡古代出现过的有韵之文皆可视之为“古风格”的诗，甚至还包括梁启超等人所提倡的“军歌”“杂歌谣”、咏史诗、时调、弹词等形式（这些诗歌的形式基本上在“词”“谣”“史诗”之列）。
这种将广义之“诗”都视为古风格之诗的行为——凡为“有韵之文”[18]皆视之为诗——从文体的角度而言，自是混淆了我国古代诗词曲赋等文体的区别，但是梁启超为何宁失之于诗文之体而“固执”地始终坚持古风格呢？一是在梁启超看来，“诗界革命”必须以“古风格”为载体，否则新意境、新语句皆是“以金星动物入地球之观”而“侵入”中国诗界的怪物。二是梁启超坚信“古风格”能包容新内容、承载“新意境”——在古典格律诗难以承载“新意境”时，不惜设法将诗的范围扩大至几乎所有的韵文形式，以增加“古风格”的容量。三是他内心有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朴素的爱国主义心理。在西学强势下，他并未气馁而谄媚地认为中国“旧诗”逊色于西方，反而认为中国旧诗还能包容西方新事物并能与之颉颃。在他看来，中国在器物上或许输于西方，但在文化上则并不亚于西方，甚至还可与西方较胜，诗文更是如此，“中国事事落他人后，惟文学似差可颉颃西域”[19]。这是梁启超本土主义情结及坚守中国传统诗学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值得肯定，也是需要肯定的。他的局限或许是在当时的确没有想到白话可以作诗，或想过而觉得诗不能用白话写，所以在他大力提倡小说、文章白话化的同时，始终没有去涉及诗歌白话化这一问题。故在评价上，若一味地将这场“诗界革命”与新文化运动的白话诗进行对比，以成败论英雄的话，亦未切当。
三、第三次“诗界大革命”
相比于前两次“诗界革命”的广为人悉，梁启超第三次提出的“诗界大革命”则很少有人谈及甚至显得有些陌生，或许因其影响甚微而逐渐湮没于故纸堆。然而，如果说前两次“诗界革命”主要在于诗歌内容上的变革，第三次则是形式上的调整。
1915-1919年，陈独秀、胡适等人以《新青年》为阵地，更为激进而大无畏地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从1918年1月起，《新青年》（四卷一号）全面改版，改用白话文，采用新式标点符号，并开始刊登新诗（作者有胡适、沈尹默、刘半农），在诗歌领域发起了一次彻底的“诗界革命”——“新诗运动”。新旧文学经过一段时间的论争与交锋后，最终形成了白话文占主导地位的新文学格局。在这场新文学运动中，有学者曾指出：“自新文学运动以来，合戏剧、小说、新诗、散文计算一下成绩，要推散文的成就最高。其次是小说，也因为与散文最近的原因。诗是迟放的花枝”（杨振声《朱自清先生与现代散文》）。换而言之，在散文、小说等文体中，白话几乎基本上取代了文言文，在诗歌领域，新诗虽然逐渐占据了话语权，但古体诗词却并未被完全取代，与白话诗并行不悖地沿着各自的发展方向前行，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然而，由于新文化运动之后的文学主要由白话文占据话语权，并由之而构成了相应的白话文学史理论体系，以致现今的主流及主要的现当代文学史几乎都将古体诗词排斥在外，是以古体诗词变成了一种“隐形”的存在，“在野”的写作。不过，近些年来，随着全社会性的传统文化热的再次复苏，民国旧体诗词的发掘、整理、研究也日趋兴盛。
事实上，在新文化运动之初，胡适等人对古体诗词仍抱有一定宽容的看法。胡适在1917年曾认为“不必排斥固有之诗词曲诸体，要各随所好，各相题而择体，可矣”[20]，当钱玄同指出他的白话诗“未能脱尽文言旧窠”时，胡适坦然接受，并说：“吾于去年夏秋初作白话诗之时，实力屏文言，不杂一字。……其后忽变易宗旨，以为文言中有许多字尽可输入白话诗中。故今年所作诗词，往往不避文言。”[21]即便是坚持白话的强硬派钱玄同，力言“今后当以‘白话诗’为正体（此‘白话’是广义的，近乎言语之自然者皆是。此‘诗’亦是广义的，凡韵文皆是）”，也曾表示“其他古体之诗及词、曲，偶一为之，固无不可，然不可以为韵文正宗也。”[22]
然而，随着新旧文学论争的白热化，胡适等人的观点日益变得严苛。如钱玄同一再强调：“现在我们认定白话是文学的正宗”，并说：“对于那些腐臭的旧文学，应该极端驱除，淘汰净尽，才能使新基础稳固”，对于诗歌，他认为：“现在做白话韵文，一定應该全用现在的句调，现在的白话”，甚至他以前认为可以偶一为之词曲，现在都没必要作了，“即使偶然做个曲子，也该用现在的白话，决不该用元朝的白话。”[23]胡适对于白话诗的态度也更为坚硬，认为“中国近来的新诗运动可算得是一种‘诗体大解放’”，并说：
因为有了这一层诗体的解放，所以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高深的理想，复杂的情感，方才跑到诗里去。五七言八句的律诗决不能容丰富的材料，二十八字的绝句决不能写精密的观察，长短一定的七言五言决不能委婉达出高深的理想与复杂的情感。[24]
这些新诗先行者们的意见起初是较为矛盾的：一面要与旧形式决裂，就必须要极力提倡新诗;但新诗在当时又是新生事物，本身存在着不足和局限，是以又不得不有意无意地去吮吸传统诗词的乳汁;而诗之所以为文学艺术，无论新诗旧诗又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些本质上的共通性，难以截然断裂，如诗的情感、诗的审美、诗的节奏等因素。是以当时如康白情、俞平伯等新诗作者，都在表示要努力去创造新诗，努力成为一个新诗人，但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认为旧诗有值得借鉴的一面，“旧诗底好的，或者音调铿锵，或者对仗工整，或者词华秾丽，或者字眼儿精巧，在全美底一面，也自有其不可否认底价值”[25]。俞平伯在致力创作新诗时发现白话诗语有“天然的缺憾”，因此不得不去借用文言，“现行白话有许多不够用的地方，只得借用文言来补”[26]。
梁启超的第三次“诗界大革命”及对新旧诗的一些看法，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借为金和、黄遵宪二人诗钞题辞时和盘托出[27]。面对早期新诗本身固有的局限，如白话“字不够用”，梁启超并未像其他一些旧派文士去指责或与之论战，而是带着些期待和同情而通融地指出“这是做‘纯白话体’的人最感苦痛的一椿事”。对于当时一些白话诗人如刘半农、康白情等人向民谣山歌方向的“取经”，梁启超亦在一定程度上表述认同，“我不敢说白话诗不能有好的音节，因为音乐节奏本发于人性之自然，所以山歌童谣，亦往往琅琅可听，何况文学家可以去做，那里有做不到的事”[28]。不过，梁启超虽然欣喜白话是文学界的一种解放，但他对白话运动中的一些极端意见也颇为中肯地指出“若翻过来极端的排斥文言，那不是解放，却是另造出一种束缚了”，他认为“只要是朴实说理、恳切写情，无论白话文言，都可尊尚。任凭作者平日所练习以及一时兴会所到，无所不可。甚至一篇里头，白话文言错杂并用，只要调和得好，也不失为名文”[29]，若一味地“绝对的排斥文言，结果变成奖厉俗调，相习于粗糙浅薄，把文学的品格低下了”[30]。
此外，对于当时新诗的一些弊端，他也直接锐利地指出：“如今做白话诗的人，满纸‘的么了哩’”之类，“字句既不修饰，加上许多滥调的语助辞，真成了诗的‘新八股腔’”[31];又或者是因“风气所趋，不管甚么人都学诌几句”，那么也容易“把诗的品格弄低了”[32]。是以他对如何做诗的问题，从诗歌的用字、用韵及用典、用体等方面都提出了不少建议：
第一，押险韵、用僻字，是要绝对排斥的。第二，用古典作替代语，变成“点鬼簿”，是要绝对排斥的。第三，美人芳草，讬兴深微，原是一种象征的作用，做得好的自应推尚，但是一般诗家陈陈相袭，变成极无聊的谜语，也是要相对排斥的。第四，律诗有篇幅的限制，有声病的限制，束缚太严，不便于自由发摅性灵，也是该相对排斥。然则将来新诗的体裁该怎么样呢？第一，四言、五言、七言、长短句，随意选择。第二，骚体、赋体、词体、曲体，都拿来入诗，在长篇里头，只要调和得好，各体并用也不妨。第三，选词以最通行的为主，俚语俚句，不妨杂用，只要能调和。第四，文言体或纯白话体，只要词句显豁简练，音节谐适，都是好的。第五，用韵不必拘拘于《佩文》《诗韵》，且唐韵、古音，都不必多管，惟以现在的口音谐协为主，但韵却不能没有，没有只好不算诗。白话体自然可用，但有两个条件应该注意，第一，凡字而及句法有用普通文言可以达意者，不必定换俚字俗语，若有意如此，便与旧派之好换僻字自命典雅者同属一种习气，徒令文字冗长惹厌。第二，语助辞愈少用愈好，多用必致伤气，便像文言诗满纸“之乎者也”，还成个什么诗呢？若承认这两个条件，那么白话诗和普通文言诗，竟没有很显明的界线。[33]
梁启超提出的四个“排斥”和五条“选择”中的不少意见，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吸收了胡适等人的新诗主张意见后做出了一定调整。在“将来新诗的体裁”问题上，基本上仍是坚持他的“古风格”的意见;不过，在用韵的问题上进一步放宽要求。
不过，总体上看，梁启超是颇为期待地认为：“我想白话诗将来总有大成功的希望，但须有两个条件：第一要等到国语进化之后，许多文言都成了‘白话化’，第二要等到音乐发达之后，做诗的人都有相当的音乐知识和趣味。……现在有人努力去探闢这殖民地，自然是极好的事”[34]。是以他在调整看法和提出建议后，他认为当时“做诗不能换饭吃，从今以后，若有喜欢做诗的人，一定是为文学而研究文学，根柢已经是纯洁高尚的了”，再加上新思潮、新内容等，以专门描写“自然之美和社会实相”，他满怀希望地期待着迎来“中国诗界大革命”[35]。
四、结论
梁启超曾在三个时间段三次提出过“诗界革命”：即《游记》《诗话》和《〈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在前两次时，面临的问题主要的在于内容之变，第三次则主要是形式上的调整。
其中，在前两次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游记》中的“三长”变为《诗话》中的“二长”（新意境、古风格），并非意味着“新语句”被剔除，而是“新语句”与“新意境”的融合，是而用“二长”更为简洁地表达“诗界革命”的要求。二、在前两时段又具体地经历了新学诗、新派诗、“诗界革命”（《游记》）、“诗界潮音集”（《新民丛报》）、“新体诗”（《新小说》“杂歌谣”）等数次变化，但梁启超始终坚持强调“古风格”，其原因可能有三：一是当时的梁启超认为诗歌必须用“古风格”来表达，否则就不是中国诗歌;二则他坚信“古风格”完全可以容纳新境界;三则可能是出于梁启超的朴素的爱国主义情结，可视为他坚守中国传统诗学的一个主要表现，是不能简单地被否定的。
在第三时段，梁启超通过考察当时新诗的状况后，重新审视传统诗歌与新诗的优劣，从而主张去除新、旧诗的弊端，并期待着“诗界大革命”的到来。如果说《游记》《诗话》所提倡的“诗界革命”，其本质上是古典诗歌及诗论在新形势下的最后一次自我调整和突破，第三次“诗界大革命”实际上是对早期白话诗弊端的一次诊断和救治。他的不少诗学建议，不仅对于当时的新诗有一定的针砭作用，对于后来及当今的诗歌创作都依然有些借镜意义。如现今旧体诗词创作当中，就有不少诗词作者或采用《诗韵》《平水韵》等，或采用普通话新韵，即便并非据梁启超所言而来，但诗歌的具体创作已自觉不自觉地朝着梁启超曾經所建议或期望的方向发展。
注释：
[1]梁启超：《夏威夷游记》，《饮冰室专集之二十二·附录二》，《饮冰室合集》（7），北京：中华书局， 2011年版（下同），第191页。
[2][3][4][5][6][7][13][15][19]梁启超：《饮冰室诗话》，《饮冰室文集之四十五》，《饮冰室合集》（5），第41、41、2、87、1、70、41、48、3页。
[8][9]梁启超：《夏威夷游记》，《饮冰室专集之二十二·附录二》，第190页。
[10][11][12]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王国维全集》（第一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下同），第127、126、127页。
[14]梁启超：《〈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饮冰室文集之四十三》《饮冰室合集》（5），第71-72页。
[16]梁启超：《小说丛话》《新小说》第7号，光绪二十九年（1903），第171页。
[17]梁启超：《〈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饮冰室文集之四十三》，第71页。
[18]按：魏晋时已对诗文的文体有所区别，认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文心雕龙·总术》），《文心雕龙》已明确地分为《辨骚》《明诗》《乐府》《诠赋》等篇章，细论各种文体之间的区别，后世则分化更为严格。
[20]21]胡适：《答钱玄同》，《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1935年本，2003年版（下同），第87、85-86页。
[22]钱玄同：《答胡适之》，《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第88-89页。
[23]钱玄同：《〈尝试集〉序》，《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第109页。
[24]胡适：《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第295页。
[25]康白情：《新诗底我见》，《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第324页。
[26]俞平伯：《社会上对于新诗的各种心理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第359页。
[27]按：夏晓红先生《1920年代梁启超与胡适的诗学因缘》一文中，认为梁启超《〈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一文是因为与胡适谈诗及读其《尝试集》而作，可参考。不过，梁启超在文中所谈问题涉及面颇广，似不仅仅与胡适而言。
[28][29][30][31][32][33][34][35]梁启超：《〈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饮冰室文集之四十三》，第74-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