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产业政策研究论文范文第1篇
摘 要 传媒行业作为中国一个新兴、发展中的产业，其较高的产值及增长率对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研究传媒集团财务管理状况，探讨传媒集团在财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能够更好的促进中国传媒行业的发展，有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
关键词 传媒行业 财务管理
一、传媒行业整体概况
依据相关数据分析，近年来，中国传媒行业的增长率高于全球传媒行业的平均水平，中国的传媒行业正处于飞速发展阶段。
（一）行业发展概况
2005年以来，中国传媒行业取得巨大发展，根据《2013中国传媒发展报告/传媒蓝皮书》统计数据显示，2005年我国传媒行业产值2479.5亿元，到2012年这一数字已经攀升至7600.5亿元，增长了2倍多，2012年全球传媒产业中，美国居首位，中国则超过德国仅次于日本，跃居世界第三。从2005年到2012年，我国传媒行业的增长率都高于GDP的增长速度，对于拉动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
2005年以来，传统媒体发展较为缓慢，2009年占整个传媒行业产值的比重由2004年86%下降到59%。其中，期刊广告经营额和期刊发行收入2009年较2008年同期下降；而报纸等虽然每年保持一定比例的增长，但由于增速比较缓慢，导致在总体产业中的比重逐渐下降。相对于传统媒体，网络媒体和移动媒体的广告收入五年间增长8.8倍，移动媒体产值增长6倍多，2009年移动媒体产值占整个传媒行业的1/3。
从传媒行业的结构上可以看出，传统媒体、网络媒体和移动媒体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格局。传统媒体受到了来自网络媒体和移动媒体的冲击，但是在短期内并不会被取代，而是会与新媒体不断的融合、共存。而网络媒体和移动媒体因其盈利模式在不断创新，有些领域并不能保持稳定盈利状态，未来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传媒行业的三大结构性部分并不是完全“替代”关系，而是“交叉互补”关系。
（二）行业现状与特征
1、市场竞争机制已逐步建立，但是市场集中度较高，市场竞争复杂。
传媒行业的竞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三大介质媒体之间的竞争。由于新型媒体的不断涌现，报刊业等传统媒体受到了剧烈冲击，必须不断与新型媒体进行融合。另一方面是传媒集团之间的竞争，规模化已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对传媒集团之间竞争的分析，本文采用市场集中度（CR4）指标分析。截止到2011年第三季度共有14家传媒集团上市，一般认为如果行业集中度CR4>30%，则该行业为寡头垄断市场。根据表1中的数据可知，我国的传媒行业一直处于一种寡头垄断的市场，这些大型传媒集团的决策建立在对竞争对手行为的猜测或者对竞争对手行为做出反应的基础上。
表1 2009年-2011年第三季度CR4值
指标 2009 2010 2011第三季度
CR4（营业收入） 60% 74% 64%
CR4（资产总额） 56% 63% 61%
数据来源：刘永红、罗安祺 《2009-2011年出版传媒行业分析报告》
2、国家产业政策的引导和扶植。
国家对传媒行业的管理方式从1978年开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先后制定了一系列的产业引导和扶植政策，帮助传媒集团更好的进行市场化，提高传媒企业的综合实力。仅2010年，新闻出版总署、广电总局等部门就先后颁布了8部政策法规。
二、传媒行业财务管理的特点和发展变迁
（一）传媒行业财务管理的特点
传媒业作为信息产业的分支产业，其经营的主要内容是信息，传媒业经营内容的特殊性决定了其管理体制的特殊性，而其管理体制的特殊性又决定了其财务管理体制的特殊。
第一，企业财务和事业财务的统一。传媒行业政治属性与经济属性合二为一的特点决定了其企业财务与事业财务兼有的特点，并且，这两种财务不是简单的叠加在一起，而是相互融合的财务管理体系。一方面，传媒集团享有一定程度的经营自主权，追求利益最大化，参与竞争，接受市场机制的调节，具有“企业性”；另一方面，传媒集团都由中央或地方政府全部所有，处于政府直接或间接的管制之下，其“喉舌”的功能决定了传媒集团又具有“公共性”。因此，传媒集团面临的政治法律因素对财务管理的挑战要高于一般企业或者集团公司。
第二，经济功能与“喉舌”功能的统一。传媒行业的财务管理还具有保证传媒企业“喉舌”功能实现的任务。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服务于经济，传媒行业“喉舌”功能是传媒业政治属性的具体表现。传媒业应该用成本-效益原则来实现其政治属性，以低成本、高效率经营传媒集团的各种活动，以现代企业的要求来规范传媒集团的经营活动。
第三，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传媒行业的财务管理必须既坚持经济效益原则，又兼顾社会效益原则。传媒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不矛盾的，它们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经济效益是基础，社会效益是保证，缺一不可。
（二）传媒行业财务管理的发展变迁
传媒行业财务管理的发展变迁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1、事业型的财务管理阶段（1978年前）
事业型的管理模式是把各传媒实体纳入国家计划，不允许各传媒实体有自己的收入，如果有收入，必须全部上缴国家财政，所需资金全部由国家支付。这种模式限制了财务职能的发挥，没有创新的权利。
2、事业单位、企业管理阶段（1978年-1988年）
1978年财政部批准人民日报等新闻单位实行“事业单位、企业管理”，1979年4月，又发文重申并在全国新闻媒体中推广“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在此阶段，传媒实体的财务管理与计划体制下的国有企业财务管理本质上是相同的；二是财务综合承包管理，这种财务管理模式适用于电台和电视台。在承包期内，采用“四包双挂钩”的财务管理办法，实行经营收入同上缴财政挂钩、同奖金免税限额挂钩。
3、独立自主、自负盈亏阶段（1988年-1996年）
在这个阶段，国家允许媒体多种经营，同时国家对新闻媒体的投入从最初的财务包干到逐年递减，最后到新闻媒体成为独立法人，经济上独立自主、自负盈亏、自我发展和自我约束。企业化财务管理在原则上与《企业财务通则》接轨，在经济核算原则上，与《会计准则》接轨，实行成本核算。
4、步入市场化发展阶段（1996年至今）
自1996年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成立之后，中国传媒行业开始了集团化之旅，先后经过了报业集团化、广电产业集团化、传媒集团进入资本市场、传媒集团进入公司治理阶段等进程。在传媒行业集团化的进程中，传媒集团的财务管理在不停的探索如何使现代化的财务管理理念与我国传媒集团体制相融合，形成具有我国特色的传媒集团财务管理模式。
三、传媒行业财务管理的主要问题
传媒行业经过20多年的发展，集团化作为其现有的普遍组织形式，传媒集团成为整合了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电影、唱片、互联网、广告等众多产业在内的超级信息传播集团，集团外部呈现形式的一体化，内部则体现在业务的多元化。同时在财务管理方面面临的问题愈加突出，其表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财务管理的滞后与分散
传媒行业从财政全额拨款到现在的市场化的发展进程中，财务管理模式的市场化要落后于传媒集团化竞争的脚步。此外，部分传媒集团作为行政手段的产物，并非以资本为纽带而产生，行政力量下的传媒集团在财务管理中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导致诸多弊端。
（二）信息失真，难以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
目前我国相当多传媒企业信息严重不透明、不对称和不集成。出于各自的利益，企业管理部门间不愿意及时提供相关信息，企业的高层决策者难以获得准确的财务信息。更为严重的是，企业各层面都在截留信息，甚至提供虚假信息，使得汇总信息失真，会计核算不准，报表不真实。
（三）资金调度存在问题，导致预算控制未达到预期效果
集团总部和各分公司或者各分公司彼此间因资金流受阻，导致协调成本提升。因集团总部在对分公司的控制、约束力度方面的欠缺，分公司对其部署的资金调动及运作活动态度消极，导致集团资金流运转缓慢，一些分公司的资金闲置，一些分公司资金周转受阻，集团资金无法实现最佳配置。
（四）传媒行业的融资渠道相对比较单一
由于体制的限制，我国传媒的融资方式还是比较单一的，主要以内源性融资为主，外源性融资又以银行借贷为主。截止到2011年底，只有18家传媒集团上市，但是通过上市得到的融资在企业整体资金运用中并不占主要地位。
四、传媒行业财务管理的改进意见
（一）对传媒集团进行企业化改造
由于传媒行业的特殊性，其本身的企业属性并不像传统的企业，能够在市场中自由进行市场的合作和投资。此外，由于传媒行业中产权分割现在仍然不清楚，要想实行有效的财务管理，必须要产权清晰。能否从根本上解决传媒集团的产权问题，将是决定传媒集团未来发展的重要因素。
（二）传媒集团实行集中式的财务管理制度
集中财务管理是基于网络环境下实现集团财务统一核算、统一报表、统一管理制度的一种新的财务管理理念和模式。通过信息集中，利用信息技术构建网络平台，实现集团集中监控和集团规模经济，使集团内各公司之间资源共享、合作共赢、共同发展。“集中财务管理”不等于“集权”管理。它是在信息技术的支持下，通过“控制权”参数的设置，在集团不同层级上合理设置“控制权”，实现“集权”和“分权”的统一，从而提高管理效率，有利于资金、人力、物力共享，降低成本，取得规模效益。
（三）多元化的融资渠道
我国传媒集团发展的资金主要依靠财政投入和银行信贷资金，使得传媒集团难以通过财政拨款和银行信贷的资金供给实现产业的发展，因此在传媒行业发展中要运用资本力量来推进传媒业的发展。传媒业作为一种资本和知识密集型产业，可以不断的探索新的资本运行模式，通过参股、控股、传媒集团在资本市场上市等渠道，达到产业和资本的双向结合，提高传媒企业的硬实力，保持中国传媒业长久发展的态势。
参考文献：
[1]中国传媒集团发展报告.湖南：湖南教育出版社.2004.
[2]李新亮.我国传媒集团的财务管理研究.山东：山东大学.2008.
[3]梁峰.论现阶段我国出版集团财务管理模式.福建：厦门大学.2006.
[4]刘娜.传媒行业加强财务管理研究.管理视野.2013（1）.
[5]李晓宏.传媒公司多元化经营财务管理浅谈.时代金融.2012（10）.
[6]刘则甫.浅谈传媒产业的财务管理问题.中国报业.2012（7）.
[7]刘永红，罗安祺.2009-2011年出版传媒行业分析报告.会计师.2010（7）.
[8]胡鹏，张波.传媒集团财务管理新模式——集中财务管理.知识经济.2009（11）.
[9]方杰.论中国传媒业的现状、问题与进一步发展的路径.社会科学论坛年.2009（8）.
[10]崔保国. 2013年中国传媒发展报告/传媒蓝皮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11]黄升民，丁俊杰.中国广电传媒集团化研究.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2001.
传媒产业政策研究论文范文第2篇
[文献标识码]A
对于大众传媒同公共政策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不完全相同。毛泽东的看法最直接、最明确，那就是前者无条件地为后者服务，传媒为政党和政府工作服务。他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说：“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而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之一马克思的见解则不同，“马克思无疑地梦想报刊不受国家管制，而是作为人民的真正发言人。如果国家像预言的那样在革命以后就消亡了，他的梦想或许已成为事实。”
马克思在自己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对于德国党想将无产阶级党报实行“报刊国家化”的计划极其反感。可是，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之后，不得不重建国家机器，不得不面对管理国家的工具——政府同大众传媒关系的难题。在这种情况下，理想主义往往不得不让位于现实存在。在苏联，公众通讯工具只能成为“党的路线的发言人和国家的工具”，只能成为国家和党发布指示的工具。在苏联，公众通讯工具是同国家政权的其他工具及党的影响密切结合在一起的。
众所周知，在西方国家，大众传媒同政府、政党则呈现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关系。拿美国来说，200多年来经历了一个十分有趣的变化过程。起初，人们千方百计地扶植传媒，试图造就一个强大的传媒去节制政府。而一旦传媒变得强大无比，或者由于商业因素的过度浸入致使某些传媒变得厚颜无耻的时候，人们又期待借重政府的力量去节制传媒，以防止传媒同各种社会势力同流合污。人们之所以选择政府而不是其他力量，主要是因为在当今的美国，政府仍然是最重要的一支力量。
但人们借用政府力量去遏制传媒异化的计划实行起来是十分谨慎的，究其原因，其一可能是他们对新闻自由的珍爱，害怕把砍杀自由之斧交到政府之手；二是对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敬畏，正是那个神圣的法案使美国人民在非战争时期享受到较为广泛的新闻自由：三是对政府本身的不信任。历届政府对传媒以至对人民自由的侵害记录让人们心中无法忘怀。所以施拉姆在《大众传播的责任》一书中从不同的角度考察并指出，借用政府力量节制传媒的计划执行起来必须慎之又慎：
“我们企盼政府采取任何行动来对传播内容有所限制与管束时，务须谨慎其事。政府行动尚有助传播畅通，或使新的参加者获得某些方便，应该受到欢迎。”
“我们给予政府愈多的管制之权，我们愈不能信任大众传媒能正确公正地报道政府的动态。”
“由政府行使检肃媒体的权力，何以将带来危险?100年前，没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今天的媒体规模太大，又与大众相疏离，我们容易把它们的主要功能忘记，那便是节制政府。它仍应为大众所有，并且仍然保有这一种功能。因此，如果我们想由政府来检肃媒体，无异要一个机构来节制原曾对这机构进行节制者。”
“我们希望政府不要轻易干预人民的自由，除非不得已出此下策。”
“我们先应决定自己所相信的一切。我们还相信民主的政治哲学吗?如果我们不再相信，而改信某种形式的极权主义，我们当然可请政府来担任大众传播事业的看守者。本书立论与之适相反对。因此，我们应出诸以最大的谨慎与约制，切勿轻易鼓动政府来肩负起管制媒体的责任。”
进行了上述一系列思考、辨析和论述之后，施拉姆最后提出，要不要借用政府的力量，也即考量政府在何种情形下才可以出来对传媒行为进行干预，必须规定严格的原则。而这一原则已由大法官霍尔姆士提出，又得到由美国总统任命的公民权利委员会的赞成。这个原则就是：只有当对社会的福利产生明显而又即时的危险时，政府始可出面干预。也就是说，平时，人们不希望政府去干预大众传媒，但一旦大众传媒将对社会产生一种“明显而又即时的危险”的时候，政府方可干预大众传媒，对其进行管束和规制。
无论从施拉姆所考察的各个角度的问题，还是霍尔姆士提出的政府干预大众传媒的原则，人们都难以发现有类似毛泽东同志关于传媒对宣教政党政治的直接作用的论述。尽管事实上西方政治家都千方百计地接近和利用传媒，如美国建国以来50余届40多位总统都曾经通过设立新闻秘书、召开记者招待会或通过传媒发表讲话等渠道，试图利用传媒来宣传自己的政治意图。这种例子很多。首任总统华盛顿几乎订阅当时出版的所有报纸。肯尼迪总统在执政的3年时间里，发表过9次全国电视讲话。福特在尼克松下台后以副总统代行总统权力仅8个月时间，举行过52次新闻发布会，接受过85次正式记者访问，还多次同记者自由交谈。但哪一个总统都不会承认自己在利用传媒为自己的政策做事，都讳言传媒对政府制定与贯彻政策所发挥的作用。
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陈堂发的博士后研究报告《新闻媒体与微观政治——传媒在公共政策过程中的作用》，则完全以坦率、直接的理论胆略和学术智慧来研究大众传媒同公共政策的紧密关系。这应该是中国政治科学同新闻科学相结合的一种交叉学科回归真正的科学的一种有益的探索。
作者在书中指出，政策科学是关于民主主义的学问，它涉及个人利益的选择，民主体制必须作为它的基本前提。正是基于这种考虑，近几年来，改革和完善政府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问题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一种中心话语：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健全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通过多种渠道和形式使决策真正建立在科学、民主的基础上，支持和扩大公众对政府决策的有效参与。对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事项，要广泛征询意见，充分进行协商和协调；对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重大事项，要认真进行专家论证、技术咨询、决策评估；对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要实行公示、听证等制度，扩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度。有组织地广泛联系专家学者，建立多种形式的决策咨询机制和信息支持系统。所有重大决策，都要在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进行充分论证的基础上，由集体讨论决定。这些政策制定的科学主张要落到实处，更需要依赖一些可以实际操作的途径或制度设计，新闻传媒在可接近性、便捷性、时空的广泛性以及无参与资格限制等方面都是其中不可替代的一种途径。
该书通过大量的政策素材的媒体报道个案分析，提出了为相关话题的研究者所忽略的一种见解：在某种意义上，新闻媒体已经成为政治生活的一种公共设施。新闻媒体作为我国政府政策行为的辅助手段，它在完善决策机制、提高决策水平、实行民主与科学决策、增强政策效能方面，尤其在提高政策活动代表民意的深度与广度、决策的合理性程度、客观监督与评价政策效果的可信度等方面发挥着显著功能。具体而言，新闻媒体在政府政策问题与议程的建构、政策方案修正的论辩、政策执行行为的有效监督以及政策的实际效果评估等主要环节都能够或应当发挥重要的作用。
该书的着力之处在于围绕媒体确立政策问题的主要方式及影响政策议程的经常性手段，媒体论辩与政策社会化、理性决策、公正价值落实问题，强化媒体论辩的非精英主义倾向与媒体组织论辩的角色，媒体监督之于改善政策执行效果、媒介化的政策评价所具有的优势与特点等内容展开具体论述。作者在这些问题上有较深程度的开掘。这种科学探索，不仅对深化新闻传播学科建设有积极作用，对我们更加深入地考察大众传媒在推进科学执政、提升公共政策的社会效益方面也有着实际价值。
我国特有的新闻事业管理体制使得新闻传媒在公共政策过程中所发挥的建设性作用总体上是零散的、被动的，而且这些相当有限的作用有时还可以被某些狭隘的政策主体用足够的资源或手段抵消。尽管如此，在政策的微观层次和一个政策的某些细节，特别在地方政府的某些政策活动中，政策制定部门化，部门政策利益化现象比较突出的情况下，媒体的干预作用确实能够产生一定的实际作用。一般说来，目前新闻媒体在政策宣达环节、部分政策的执行环节所起的作用比较显著，而在其他环节如政策问题的确定、政策方案的设计与辩论、政策本身价值的评价、政策终止等环节能够产生的实际影响还不太明显，这些政策环节通过新闻媒体所体现的公共性、开放性确实有待加强。相信随着政府对公共政策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治理作用重要性认识的不断加强，以及对政策制定民主化、科学化意识的日益自觉，加上公民意识增长、知识分子公共性的推动，媒体的作用会日渐凸显出来。
该书作者对媒体政治功能的研究摆脱了大而化之的“民主”、“民意”表达的套路，采取了微观解剖的思路，跨学科的属性比较明显，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没有多少可以直接参考的成果。作者的努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分析诸多案例，考察媒体所呈现的微观性作用，这对于媒体政治功能研究的深化与细化、丰富媒体政治功能研究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以往也有极少数相关研究涉及这一问题，但没有该书所讨论的详细、深入和系统；二是虽然我国新闻媒体一直被当作“喉舌”功能予以强调，但从理论上对这一功能的“优化”问题进行专门研究的成果还比较缺乏，该书对此课题已有所涉及。
传媒产业政策研究论文范文第3篇
【内容提要】针对激烈变化的国际形势，中央决策部署“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根据这一决策，我国传媒产业的发展路径也应当做适当的选择和调整，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同时，应积极谋求转型升级，努力调适以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深耕本土用户和本土市场，挖掘本土用户的场景，抢抓“经济内循环为主”时代的机遇。
【关键词】内循环 传媒产业 本土用户 转型路径
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强调，必须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全世界范围内来看，中国率先走出新冠肺炎疫情的阴影，经济、社会活力得到恢复，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内循环经济模式已全面启动。在转型压力和机遇红利并存的形势下，中国传媒产业亦须作出正确的发展路径选择。
一、传媒产业继续面临挑战
“经济内循环为主”背景下，传媒产业发展压力来自于以下方面。
（一）后疫情时代传媒经济全面恢复仍有压力
疫情爆发之时，传媒经济遭受较大冲击——电影产业损失惨重，广电媒體内容生产面临挑战，文化演艺、大型活动屡遭腰斩，广告行业遭遇严峻考验……以电影产业为例，停业、现金流难以为继、租金等运营成本高企、网播竞争加剧和产业整合力度加大，构成了影院生存的巨大压力。从2020年年初至6月，大量影视企业“消失”——据统计有13170家影视公司吊销或注销，大大超过2019年全年注销影视公司数量。①国家统计局对全国6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调查的数据显示，2020年上述企业实现营业收入比上年增长2.2%，但文化娱乐休闲服务、文化传播渠道、文化辅助生产和中介服务3个行业分别下降30.2%、11.8%和6.9%。②
在后疫情时代，传媒经济的恢复、生长和繁荣需要一定的产业周期。“传媒经济也将在较长时期里持续受到疫情的影响。”③传媒产业的诸多环节、诸多要素和大量活动，与实体经济的关联程度较高。在世界经济遭受整体性冲击之后，传媒经济恢复健康与活力尚需时日。
（二）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带来风险与不确定性
随着中美在政治、文化、贸易、科技等领域博弈的不断升级，各种国际形势的不稳定因素显著增加，使得中国经济包括传媒经济的发展面对着各种压力和不确定性。
以国际文化贸易为例，我国以文化传播、文化投资和文化进出口为主导的“文化走出去”战略日渐显现出影响力，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一带一路”战略在国际文化市场上也带来了积极的效应。中国国际形象得到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得到增强，中国文化贸易发展态势良好。
但是，受疫情和国际形势的双重影响，文化产品出口正遭遇压力，传媒与互联网等多个产业亦受波及。2020年，印度政府宣布，正式禁止59款中国应用，原因是有损印度国家主权、国防、国家安全和公众秩序。这个禁止清单上，还包括了一些国民级应用：抖音、快手、UC浏览器、百度地图、微信、微博、QQ等。然而，有报告指出印度互联网用户数每年新增超过1亿。作为世界上人口第二多的国家，印度市场潜力巨大。④
二、“内循环为主”背景下传媒产业的路径选择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必须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国家战略布局背景下，亦可将“主动内循环，促进双循环”作为传媒产业的发展路径。
（一）做好顶层设计，开创传媒产业发展新阶段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中国打开国门参与世界分工，获取全球化红利，与世界经济共同成长。当下中国面临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风云突变，亦有各种势力企图阻止中国的崛起。中国在大力坚持改革开放、大力推进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的同时，发展的动力也将更多地从“对内改革”中获得，进一步加大国内改革的力度，释放出创新发展的活力。
当今世界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显著增多，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其国际政策反复多变，短期内难以完全消除其负面影响。因而，经济内循环发展模式可以成为保持我国经济稳定增长的战略选择。⑤一方面，国内市场和资源具备内循环的条件，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带来的新经济、新业态和新消费等都是经济内循环发展可拓的“蓝海”，而这些“蓝海”市场恰恰与传媒经济紧密相关。
近些年来，我国传媒产业通过文化贸易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在当前形势下，做好传媒产业在新阶段的顶层设计，有利于我国传媒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保证传媒经济在“经济内循环为主”背景下的运行畅通并持续做大，一方面要降低和消除传媒文化产品出口的不利影响因素，另一方面必须通过“主动内循环”，做大做优传媒业消费和传媒业投资两大主体，通过优化体制和技术升级来带动传媒产业可持续发展。据统计，2019年中国传媒产业总规模已经达到2.26万亿元。⑥传媒产业不仅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中国的国家形象、国民的文化自信、民族的身份认同、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和改革开放发挥着难以衡量的作用。
（二）主动调整，适应“经济内循环为主”新格局
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极端社会场景，不仅催生和同构了“经济内循环为主”的新格局，而且发起了一场新的产业革命、技术革命、财富革命和分配革命，催生了新的朝阳产业、新的商业模式和新的经济增长方式。
疫情期间，国民经济增长最明显的就是互联网领域，在线娱乐、在线游戏、电子商务、在线教育等领域出现爆发式增长。以直播电商为例，直播产业、网红经济、粉丝经济、电子商务、MCN产业的整合带来了直播电商产业井喷式的成长。疫情引致正影响的行业，就包括与传媒经济直接和间接相关的游戏行业、远程办公、在线音频、在线教育等行业。⑦
当下，中国正在走出新冠肺炎疫情的阴影，内循环经济模式已经开启。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经济运行稳步复苏。2020年我国全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15986亿元，比上年增长2.3%。⑧在互联网持续创新、影视传媒产业走出寒冬、文化旅游行业回暖的带领下，传媒文化产业正在复苏。以电影行业为例，国庆档过后，2020年中国电影总票房已达120亿元。⑨在全球受到疫情影响的情况之下，2020年中国电影全年票房达到200亿，超过北美位居全球第一。⑩2021年中国电影春节档票房达78.45亿元，超过2019年。11
（三）深化供给侧改革，推进传媒产业高质量发展
传媒产业深化供给侧改革，必须重构传媒产业形态、打造新型传播平台、完善传媒产品供给体系、创新传媒商业模式、畅通传媒产品的供给通道，才能影响满足传媒产业的需求变化，最终达到传媒产业转型重构的目的。
以用户市场为例，在互联网的技术赋权下，用户在传播过程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用户对信息的需求日益呈现出个性化等新特征，这将持续引发传媒产业的重构和升级。在“经济内循环为主”背景下，用户的传媒需求被进一步释放，对传媒行业供给侧改革形成了“倒逼”之势，对于传媒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显著增强。
在“经济内循环为主”语境下，压力与活力相互角力，阻力与动力相互博弈，机会与风险相互交织，构成了当前传媒业发展的新语境。如前所述，2021年春节电影档在严格进行疫情防控的形势下获得优异的票房成绩，除了消费回暖、传媒产业经济规律逐渐回归等原因，也是基于优质电影作品的强大吸引力。这说明，传媒文化产业要努力深化供给侧改革，重视内容创新、服务创新、渠道创新和营销创新，激发产业活力。诚然，越是在充满挑战的时代，人们越需要具有价值的文化内容，社会越需要具有引领力和创新力的内容产品。对于传媒产业而言，这也是加快媒体融合、创新内容产品、优化产业生态、调整产业结构的时机。正如上报集团在2020年的疫情防控语境下坚持创新，既体现了主流媒体的担当，又推进了融媒阵地和智媒矩阵的建设，实现了经营业绩的增长。
（四）深耕用戶，挖掘本土用户的场景
在坚持导向正确的前提下，传媒业发展和转型的核心理念是“用户为中心”，这一理念在“经济内循环为主”背景下尤为重要。媒体融合时代，用户和技术、资本等要素共同构成驱动传媒业成长的关键力量。当传统的受众演变成用户，传媒产业应该深入研究和满足用户的需求，这是当前传媒业发展和进行媒体融合转型的关键问题。
因此，传媒产业必须深耕用户，挖掘本土用户的场景，根据用户场景开发出更具竞争力的产品并且深度转化用户价值。传媒业在互联网时代，必须以用户为产业发展的逻辑起点，通过进行平台化构建，建立用户数据库;深刻洞察用户场景和市场需求，高度关注用户体验，不断优化用户互动流程;运用数据分析，满足多样化、个性化需求;建立新的商业模式，有效开发用户价值。
以垂直类媒体产品的发展为例，通过精准的用户场景挖掘和细分，以营销定位的理念和工具铆定目标用户和场景，结合体验不断提升的产品，可以创造出卓越的本土化传媒产品。比如，当下新闻类、游戏类、在线教育类、在线办公类媒体APP使用率整体攀升，不仅借力于疫情的催化，也源于产品本身的优化和用户体验的提升。
（五）转型升级，抢抓“经济内循环为主”时代的机遇
经济循环是经济要素在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环节的流通和循环，需要推动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等要素的健康有序循环。12经济内循环更加依靠国内的经济要素和经济活动。当前语境下，传媒产业应该抢抓“经济内循环为主”时代的机遇，主动完成产业转型与升级。
例如，在资本利用方面，无论是受到逆全球化趋势的影响，还是受到全球疫情的持续压力，我国的传媒文化资本走向海外可能会遭遇更大阻力，文化折扣带来的消极作用可能会在文化贸易出口和文化消费领域中变得更加明显。传媒文化资本更有可能会转向国内寻求和支持优质的本土传媒文化项目。国内传媒文化产业如果聚焦于产品的高质量发展，将有更多的机会获得传媒文化资本的青睐。
再如，在逆全球化语境中，我们对于能够讲好中国故事、链接海外用户、创造理解与合作的传媒文化产品有更迫切的需求。中国传媒文化产品在国际市场上需要具备更佳的叙事能力、制作水平和营销能力。
以我国的主流媒体为例，在“经济内循环为主”背景下，无论是在国内还是海外都将被赋予更多的期待，政策、资本、技术和用户等要素资源可能进一步汇聚以推进现代传播体系的建立和媒体融合国家战略的实现。这是主流媒体提升话语权、内容竞争力和市场主导权的绝佳机会。
【本文系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 2018年度课题“UGC 生产范式下的广州城市品牌塑造与传播策略研究”（项目编号：2018GZMZYB39）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
①腾讯网.13000家影视企业“消失”了，2020年电影行业太难了[EB/OL]. [2020-06-13]. https：//xw.qq.com/cmsid/20200613A00SGS00.
②国家统计局.2020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2.2%[EB/OL].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101/t20210129_1812934.html，2021-01-31.
③刘涛，卜彦芳.受疫情影响 传媒经济的下一步走向[J].中国广播，2020（04）：44-49.
④新浪科技.2020年Q3印度哪些App最受欢迎？[EB/OL]. [2020-10-28]. https：//finance.sina.cn/tech/2020-10-28/detail-iiznezxr8539839.d.html？fromtech=1&vt=4.
⑤陆岷峰.构建新发展格局：经济内循环的概念、特征、发展难点及实现路径[J/OL].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https：//doi.org/10.14100/j.cnki.65-1039/g4.20200819.001
⑥搜狐网.2020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2019年中国传媒市场规模达2.26万亿元[EB/OL]. [2020-08-31].https：//www.sohu.com/a/415714335_250147.
⑦艾媒网.2020中国新冠肺炎疫情正负影响行业及典型企业业绩影响分析报告.[EB/OL]. [2020-02-24]. https：//www.iimedia.cn/c400/69270.html.
⑧中国政府网.中华人民共和国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http：//www.gov.cn/xinwen/2021-02/28/content_5589283.htm，2021-02-28.
⑨新浪财经.2020年中国电影总票房达119.91亿元 跃居全球首位.[EB/OL]. [2020-10-08]. https：//finance.sina.com.cn/stock/yjdt/2020-10-09/doc-iivhuipp8566428.shtml.
⑩中国新闻网.2020年中国电影全年票房200亿 超北美居全球第一[EB/OL].https：//www.chinanews.com/sh/shipin/cns/2021/01-01/news876626.shtml，2021-01-01.
11中国青年报.创新高！牛年春节档78.45亿收官，近1.6亿人次观影[EB/OL].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1987471631548164&wfr=spider&for=pc，2021-02-18.
12蒲清平，杨聪林.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现实逻辑、实施路径与时代价值.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50.1023.C.20200817.1402.002.html
作者简介：刘涛，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中国传媒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编辑：长 青
传媒产业政策研究论文范文第4篇
建国六十年来,我国文化及传媒产业经历了从小到无、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历程,作为快速发展的“朝阳产业”,现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国民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及传媒产业政策则是文化及传媒产业发展的重要保障——文化及传媒产业的规范、有序、健康发展,需要文化及传媒产业政策的引导、管理、扶持和调控。然而,我国文化及传媒产业政策的演变历程曲折而漫长,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经历了显著不同的各个历史阶段,逐步形成了复杂的政策体系。在当今文化全球化和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文化产业发展的大背景下,特别是目前全球金融危机还未结束,世界文化及传媒产业格局发生较多变化的背景下,系统梳理和认真总结中国文化及传媒产业政策演变的历程与基本逻辑,对于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我国文化及传媒产业政策,推进文化及传媒产业全新跨越发展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一、中国文化及传媒产业政策的含义与基本特点
从学理上讲,产业政策属于产业经济学研究的范畴,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含义。广义而言,“产业政策是对于一定时期内产业结构变化趋势和目标的设想,同时规定各个产业部门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提出实现这些设想的政策措施”。① 狭义而言,产业政策是指国家为了鼓励或限制某一特定产业发展而采取的政策的总和。② 关于产业政策,在国内外理论界有一个基本共识:在市场发育不充分的情况下,产业政策是政府替代市场而发挥的阶段性作用,且随着经济持续发展、市场发育完善而调整变化,具有整体性、动态性、开放性等特点。这不仅阐释了政府在产业发展中特定的重要作用,更揭示出了产业政策是一个动态过程,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和具体的条件背景下需要运用不同的政策思路作出调整,这就为产业政策的演变历程中具有某种或某些内外基本逻辑提供了一种可能性支撑。
所谓文化及传媒产业政策,主要是指国家权威部门制定并组织实施的旨在鼓励、规范、扶持文化及传媒产业发展的一系列政策的总和。针对我国的实际情况,在这里需要厘清三个问题:其一,我国的文化及传媒产业政策不仅涉及到国家文化及传媒产业总体性政策、全国性文化及传媒产业子类政策,也包括文化及传媒产业地方性政策和文化及传媒产业相关的第三产业、服务业等政策,既涵盖文化及传媒产业核心层,又囊括了文化及传媒产业的外围层和衍生层。可见,我国的文化及传媒产业政策是一个复杂的政策体系;其二,我国文化及传媒产业政策的主体具有多元性和层次性,不仅体现在政府层面,还体现在执政党和立法机关等层面,特别是执政党在决策中的权威作用;其三,我国文化及传媒产业政策手段形式多样,工具性较强。根据政策作用途径和特点的不同,可将我国文化及传媒产业政策手段归结为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三种。总之,我国文化及传媒产业政策除具有产业政策一般性特征外,还具有综合性、层次性、复杂性、地域性等特点。
二、中国文化及传媒产业政策演变的基本历程
实际上,早在建国初期,私营文化及传媒机构的短暂存在以及公营传媒单位的企业化经营探索也具有一定的产业属性。
为缓解政府财政支出的沉重压力,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即在北京召开全国报纸经理会议研究对策,决定报纸实行企业化经营的方针。中共中央在批转这次会议的通知中,要求“条件好的公营报纸争取自给”,“多登有益广告”、“废除予取予求的单纯报销制”。1950年,中宣部发布了《关于报纸实行企业化经营情况通报》,肯定了报纸实行企业化经营的成效,明确指出,报纸的“企业化经营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可以实现的”。③ 1956年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后,当年10月文化部电影局在北京召开会议,提出了一整套改革电影体制的具体方案,上海电影制片厂改组成立了上海电影制片公司,下设海燕、天马、江南三个故事片厂;长影与北影试行以导演为中心、自由组合、自选剧本、自负盈亏的创作集体,然而计划经济体制在全国范围内最终确立以及1957年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扩大化,这场探索迅速夭折。但这些文化及传媒业经济政策的初步探索,为以后产业化阶段的文化及传媒产业政策制定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国真正的文化及传媒的产业化阶段是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开始的,因此,我国的文化及传媒产业政策也是从那时起步的。截至目前,我国出台的文化及传媒产业全国性和地方性政策文件与具体措施数以千计。从整个实践过程考察,其政策的演变是有序的,并遵循了一些基本逻辑。在伴随经济体制改革和国家文化建设过程中,我国文化及传媒产业政策从计划性管制调控演变至体制与结构性改革相结合的新政策组合、从松散粗乱的行业政策演变至体系完善的产业政策、从区域与城乡产业隔离演变至产业联动的政策,实现了从自发到自觉、从“全面封闭”到“逐渐开放”、从单一到多元、从由“政府主导型”向“政府与市场二元推动型”的发展转变。大体而言,其演变历程可以分为文化及传媒市场政策酝酿期的文化政策制定、文化及传媒市场全面推进期的政策制定、文化产业合法性建构时期的文化及传媒政策制定、文化产业合法化发展时期的文化及传媒政策制定、文化及传媒产业纵深发展时期的政策制定五个阶段。
1.第一阶段:文化及传媒市场酝酿期的政策制定
第一阶段的大体时间是1978年至1987年。在这十年中,改革开放虽然使文化及传媒事业出现了复苏和空前繁荣,但文化及传媒的市场化步伐还未大幅迈开,文化和传媒的经济属性和产业属性虽初步显现,但文化及传媒单位中计划经济色彩仍旧浓厚,国家仅出台少数政策放松了对文化及传媒外围行业的限制,政策的基本取向体现为计划和管制。
改革开放初期,文化及传媒事业的大多数领域都严格控制在党的宣传部门和文化管理部门手中,没有任何松动的迹象。文化及传媒生产还属事业范畴,还没有赋予“产业”地位,广义的文化及传媒产业实际上也没有出现,只是与意识形态关系不密切的部分行业出现了产业化、市场化的趋势,这些行业包括大众娱乐业、广告业、文化制造业等。既然文化及传媒生产的主要部门还没有产业化,也就没有所谓的“文化及传媒产业政策”。然而,1979年11月中宣部发出《关于报刊、广播、电视台刊登和播放外国商品广告的通知》,允许刊播外国商品广告,这是新中国第一份真正意义上对广告工作做出明确指示的文件。1980年2月召开的全国文化局长会议认为:“艺术表演团体的体制和管理制度方面的问题很多,严重地影响了表演艺术的发展和提高,需要进行合理的改革。”会议明确提出:“坚决地有步骤地改革文化事业体制,改革经营管理制度。”随后,一些体制内的演出团体开始展开经营活动,文化娱乐场所和广告公司大量出现,但政府却一度严令取缔营业性舞会和公共场所自发舞会,禁止收购、出售、转录进口录音带、唱片,禁止营业性录像放映。为了加强对这些文化单位的管理,国家相继出台了《关于艺术表演团体的改革意见》《关于改进舞会管理问题的通知》《广告管理条例》等政策文件,当然这同时也为开启文化及传媒市场起到了铺垫作用。
2.第二阶段:文化及传媒市场全面推进期的政策制定
第二阶段的大体时间是1988年至1998年。这一阶段见证了文化及传媒“市场化”的整体蜕变过程,政策制定着重凸显文化及传媒的经济属性,从确立“文化市场”、推进文化及传媒产业化发展到加速发展第三产业、完善文化经济政策,我国文化及传媒产业进入了初步觉醒期,政策的基本取向体现为引导和培育。
1988年,文化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发布《关于加强文化市场管理工作的通知》,这一里程碑式的文件,正式提出“文化市场”的概念,同时明确了文化市场的管理范围、任务、原则和方针,这标志着我国“文化市场”的地位正式得到承认;同年,新闻出版署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台《关于报社、期刊社、出版社开展有偿服务和经营活动的暂行办法》,对报社可以开展的有偿服务和经营活动进行规定;中共中央宣传部和新闻出版署联合发出《关于当前图书发行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放开图书发行市场。1989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文艺的若干意见》,提出了艺术表演团体“双轨制”的具体改革意见,即一轨为国家扶持的少数全民所有制院团,另一轨为多种所有制的艺术团体。这一年,国务院批准在文化部设置文化市场管理局,全国文化市场管理体系开始建立。④ 从产业政策角度分析,这一阶段的政策措施主要体现在强化文化及传媒体制改革,出台众多经济政策。一方面,以总体性政策为主,谋篇布局,推进文化及传媒市场化进程,规划构建文化及传媒市场、文化及传媒经济发展的格局和体系。1991年,国务院批转《文化部关于文化事业若干经济政策意见的报告》,“文化经济”概念正式提出。1993年6月,中央《关于加速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正式将报刊经营列入第三产业,中国报刊业逐步进入产业化发展阶段。其后,国务院在1996年推出《关于进一步完善文化经济政策的若干规定》。另一方面,从金融、投资、财税等领域,制定并细化文化及传媒产业各个行业发展的优惠政策。国家在1993年出台了《国家税务总局、文化部、国家体委关于来我国从事文艺演出及体育表演收入应严格依照税法规定征税的通知》《关于继续对宣传文化单位实施财税优惠政策的规定》之后,国家税务总局先后于1994年和1996年出台《关于境外团体或个人在我国从事文艺及体育演出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和《关于对电影发行单位的发行不征收营业税的通知》。这些政策为解决文化及传媒单位的实际经济困难起到了巨大的积极作用。1998年,我国提出在3年内取消包括电视台在内的部分事业单位政府财政拨款,明确要求电视台等事业单位在3年内全部实行自收自支。于是,广播电视事业在优厚的财税减免中被成功地推向完全市场化。
3.第三阶段:文化产业合法性建构时期的文化及传媒产业政策制定
第三阶段的大体时间是1998年至2002年。这一阶段是文化及传媒的产业属性急剧迸发,并在有一定“市场化”的基础上进行“产业化”的过程,文化及传媒的外围层行业和衍生层行业开始走向产业集群,形成了文化及传媒“市场化”和“产业化”同时推动、相互促进的局面。这一时期,我国越来越注重建构文化产业的合法性,文化及传媒产业政策的基本取向体现为建构和规范。
1998年8月,文化部文化产业司成立并制定工作规则,成为第一次设立的文化产业专门管理机构,这标志着政府确认了文化产业的合法性,并且此后不断提高重视程度。2000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第一次在中央正式文件里提出了“文化产业”和“文化产业政策”这一概念,要求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加强文化市场建设和管理,推动有关文化产业发展。在此两个月后的同年12月,国务院就推出了《关于支持文化事业发展若干经济政策的通知》。200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也联合下发《关于转发中央宣传部、国家广电总局、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若干意见〉的通知》,传媒产业化步伐加快。“文化产业”这一提法和政策在2002年11月的十六大报告中得到了深化和细化,并进一步明确区分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出要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完善文化政策,支持文化产业发展。至此,文化产业终于由依附于国家文化体制改革和脱离文化事业而完全浮出水面,文化产业的合法性建构取得实质性突破。
与此同时,国家也在推进文化及传媒产业法治建设,规范文化及传媒产业的管理层面。据不完全统计,这一阶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国务院和中央文化管理部门陆续制定和颁发的法律法规、政策性文件或部门规章多达百个,涵盖了舞台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互联网、文化经济等诸多领域,如《著作权法》(2001年修正案)《电影管理条例》《出版管理条例》《音像制品管理条例》《印刷管理条例》等。这些法律规章的出台,直接而有效地规范了文化及传媒产业管理,为文化及传媒产业的良性有序发展提供了法制环境和保障基础。
4.第四阶段:文化产业合法化发展时期的文化及传媒产业政策制定
第四阶段的大体时间是2003年至2008年。加入WTO和十六大开启了文化产业合法化发展的新时期,在文化产业独特而不可替代的战略地位正式确立和文化体制改革深入推进,文化生产力进一步释放,文化建设活力显著增强的大背景下,我国文化及传媒产业发展进入了由“相对封闭”向“逐渐开放”转变的“快车道”,并在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和国际化竞争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一阶段国家在文化及传媒产业政策上更加开拓创新,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为重心,结合文化及传媒产业结构调整,积极利用有利时机全力助推“走出去”战略,内外统筹推动我国文化及传媒产业发展繁荣。政策的基本取向体现为鼓励和扶持。这一阶段,我国的文化及传媒产业政策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推动部分国有文化单位转企改制。文化体制改革最紧迫的就是要重塑国有文化市场主体,2005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颁布《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这是建国以来党中央、国务院第一次就文化体制改革做出重大决策,《意见》明确划分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范围和界限,使文化事业、文化产业两种类型的分类改革有了明确目标和政策依据。《意见》还首次允许转制为企业的文化单位,可以吸收部分社会资本,进行投资主体多元化的股份制改革。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已经进入存量改革的深水区。为贯彻落实《意见》精神,2006年7月文化部推出《关于进一步做好文化系统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新闻出版总署出台《关于深化出版发行体制改革工作实施方案》,就文化及传媒行业改制方案做出具体部署,国有文化及传媒单位的产业化改革愈加深入。
其二,注重吸纳非公有资本发展文化产业及传媒业。继2005年初国务院下发《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之后,国务院又公布了《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使得非公有制资本进入文化及传媒产业既有理论依据,又有现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同年7月6日,文化部、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商务部又联合发出《关于文化领域引进外资的若干意见的通知》,就外资进入文化及传媒领域做出明确规定。总体而言,在对待国内社会资本和外资上,我国相关政策坚持内外有别原则,一方面加大对民营经济的支持力度,另一方面加强对外资进入文化及传媒产业的监管,以维护我国的文化主权和意识形态安全。
其三,引导和扶持文化产品和服务逐步外向型发展。2003年12月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大力发展涉外文化产业,积极参与国际文化竞争”,“走出去”战略首次出现在文化产业领域。2005年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工作的意见》,标志着我国“走出去”战略在文化产业领域已经基本成型。⑤ 2006年公布的《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特别提到:整合资源,突出重点,实施“走出去”重大工程项目,加快“走出去”步伐,扩大我国文化的覆盖面和国际影响力。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再次强调“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在此背景下,文化部、财政部、商务部等相关部委于近年先后配合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如《关于促进商业演出展览文化产品出口的通知》《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指导目录》《关于鼓励和支持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的若干政策》等,并确定了文化出口重点企业、重点项目;2009年4月,新闻出版总署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中,也明确要求扩大对外交流,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国家财政和有关文化部门联合设立了例如“国产音像出口专项资金”、“动漫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等政策资金;文化部还设立了优秀出口文化企业、产品和服务项目的奖励措施。这些举措表明了政府着力扶植、培育外向型文化及传媒企业的决心,增强了文化及传媒企业“走出去”的信心。⑥
其四,积极鼓励新兴文化产业和新媒体发展。新兴文化产业和新媒体是未来文化及传媒产业竞争的制高点。为抢占这一战略高地,2006年国务院办公厅即转发财政部等部门《关于推动我国动漫产业发展若干意见的通知》,以助推我国动漫产业迅速崛起。同年《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出台,旨在加强网络著作权保护,激发网络传播文化作品潜能。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运用高新技术创新文化生产方式,培育新的文化业态,加快构建传输快捷、覆盖广泛的文化传播体系。”明确要求发展新兴文化产业和新媒体。不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鼓励数字电视产业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从政策上为数字电视这一新兴文化产业和新媒体发展提供坚实的后盾。
5.第五阶段:文化及传媒产业纵深发展时期的政策制定
2008年下半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致使全球多数产业遭受巨大冲击,但文化及传媒产业在此背景下却呈现出了反经济周期增长,对引领各国经济逐渐走出金融危机的阴霾显示出强大的带动与辐射能力。于是,一些西方国家开始在刺激经济方案中明确扶持文化及传媒产业的发展。我国也不例外,2009年7月,国务院出台了《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并强调要做好八项重点工作,这标志着我国文化产业的战略地位得到进一步提高,在“机遇期”和“转型期”中已经确定成为引领我国经济走入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成为助推社会转型、促进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的新动力,步入了纵深发展时期。可以预见,今后一个阶段的文化及传媒产业政策的基本取向将以大力扶持为主,体现为振兴和激励。
国家在此背景下出台的《关于深化国有文艺演出院团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关于深化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出版社体制改革的意见》等政策措施,是我国利用文化及传媒产业自身特性和运行规律以及“机遇期”和“转型期”推动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及传媒产业向纵深发展的具体体现,这些政策措施促使我国文化及传媒产业适应新的时代发展和市场变化的需求,为全球金融危机中文化及传媒产业的“逆势上扬”提供了政策保障。
目前,全球金融危机仍未彻底结束。2009年9月,文化部部长蔡武在国新办就我国文化建设60年发展成就举行发布会上表示,国家将进一步加快文化体制改革步伐,鼓励社会资本进入文化产业领域,并大力发展以网络文化、手机文化为主的新兴文化产业。可见,随着文化及传媒产业地位的提高,文化及传媒产业的内容将进一步拓展和细化,新兴衍生行业将大量出现,国家将出台更多激励政策和措施,强调坚持以结构调整为主线,加快推进重大工程项目,扩大产业规模,增强文化及传媒产业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推进文化及传媒产业的大发展大繁荣。
产业政策的演变是诸多因素共同、动态作用的结果,它不仅受到国际产业发展趋势、经济体制、政府发展战略、经济环境、政府行为能力等宏观因素的影响,也受到产业发展阶段、产业结构、相关产业及产业集群等微观因素的影响。上文的分析更加清晰地证明了我国文化及传媒产业政策的演变历程是“有序的”,因为这种政策演变逻辑符合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和各项体制改革的推动进程,符合我国文化及传媒产业发展规模变化、执政党建设思路演变、民意诉求变迁(包括学者专家建言)以及世界文化及传媒业发展趋势。
传媒产业政策研究论文范文第5篇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现了“媒体融合”这一观念。美国学者浦尔对这一观念解释为:我们可以将其看成是具备不同功能的媒介展现出的一体化发展方向。从微观角度分析, 媒体融合是说通过整合各种样式的媒介, 构建成一个全新的媒介形式;从宏观角度分析, 媒体融合是说各种与媒介相关的要素整合到一起, 如传播形式、组织构成等, 形成一个全新的作业形式。在这一形式下, 各类资源可以获取全面整合和资源共享, 并构建数量多、形式丰富的信息产品, 且依据多变的传播渠道, 让产品与受众进行“接触”[1]。
二、以媒体融合发展模式明确传媒产业新型发展的道路
(一) 通过整合媒介构建自主品牌
以媒体融合发展模式为基础, 只通过某一种媒体是难以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环境中占据重要地位的, 这也表明传媒产业要想实现有序而持久的发展, 整合发展是主要方向。现阶段, 随着以网络和移动端等新兴媒体的出现, 为传媒产业的整合发展奠定了基础, 更多的媒介开始选择与各类媒介平台构建合作关系, 并在发展中持续拓展全新的发展道路, 以此构建符合新时代发展所需的新媒体平台。例如, 漳浦广播电视台直接切入粘性更足的手机宣传平台, 发挥电视台的资源整合优势。2015年7月“漳浦广播电视台”微博以及“漳浦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同步正式上线。
(二) 通过整合资源提出大媒介
媒介资源在整体媒介产业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其中不断创新的媒介传播技术和形式都是为各类媒介资源提供服务的。受到媒介整合工作的影响, 新媒体与以往的媒体形式之间存在的竞争, 主要是集中在创新能力和实际展现上, 而坚守以往发展提出的传播形式、有限资源以及传播技术等, 难以实现持续发展的目标。由此, 传媒产业在发展中, 要以媒体融合发展模式为基础, 不断增强自身的市场观念, 依据改善各类媒介资源, 自主开发和设计多样化的媒介内容, 为优化自身的竞争能力奠定基础。一方面, 传媒产业中相同和不同的媒体之间要构建合作关系, 一起构建信息传播平台, 确保媒介拥有更为宽阔的传播途径;另一方面, 传媒产业还要注重以“内容至上”的原则, 在确保内容的高质量的基础上, 不断整改信息传播、设计等形式, 以此构建全新的“大媒介”。例如, 漳浦县广播电视台在发展中结合媒体融合发展的理念提出了非常多的精品栏目, 其中包含了《漳浦新闻》、《传真干线》、《天南地北漳浦人》、《金浦农家》、《我是大明星》、《美丽漳浦我的家》等, 《漳浦新闻》为福建省“十佳新闻栏目”, 并打造出《成长1+1》等国家级少儿广播品牌栏目, 是全国“十佳县级广播电台”。
(三) 通过媒体融合向着集团化发展
以媒体融合发展理念为基础, 传媒产业一定要依据整合各项媒体和媒介资源的优势, 引导传媒产业向着集团化的方向发展。虽然与西方的发达形式相比, 我国传媒产业的集团化发展较晚, 且操作不流利, 运行步骤也不全面, 但集团化发展已经成为必然的发展方向。由此, 在发展中各集团中经济实体需要进行紧密的沟通和交流, 以此提升资源配置工作的效率和质量, 并拓展实际生产的规模, 改善产业的发展结构, 达到传媒运作的集约型经营目标。同时, 在传媒产业发展过程中, 要加大对现有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的整改, 确保产业经济技术水平得到提升, 增加产业的附加价值, 以此增强传媒产业发展过程中的核心竞争能力。如, 温州传播电视总台在发展中, 构建了线上和线下两种运作形式, 在广播、电视以及报纸等传播形式的过程中, 也结合了新时代提出的技术理念创造了电商。这种发展形式有效展现了媒体融合发展模式的含义, 并拓展了传媒产业发展的范围, 促使整体传媒产业向着集团化的方向前进[2]。
三、结束语
总而言之, 以往的媒体发展形式过于老套, 与新媒体的发展对比分析, 两种媒体整合发展才是未来创新的主要方向。通过结合《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文件精神, 以往的媒体发展形式要想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 多媒体整合发展形式是必然。传统意义上的媒体形式与新媒体形式整合, 在指导舆论、传播社会正能量中占据重要地位, 有助于指导群众思想更快进步, 并逐步改变人们的生活形式, 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 以此构建和谐发展的社会环境。
摘要：媒体融合发展是传媒产业新型发展的主要方向, 以现阶段传媒产业发展情况为基础, 结合近年来媒体融合发展理念的特点, 分析以媒体融合发展模式为背景, 传媒产业新型发展方向和内容, 以此为新时代的发展构建符合人们所需的传媒形式。
关键词：媒体融合发展,传媒产业,新型发展
参考文献
[1] 刘思彤.新媒体环境下广西传媒产业报网融合发展路径探析[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7, 53 (04) :121-126.
传媒产业政策研究论文范文第6篇
摘 要： 实践教学是高等教育教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重要途径。通过比较北京市各类高校的英语专业实践教学体系，从课程设置情况、第二课堂活动内容和形式及校外实践三方面归纳出各院校的异同点和各自的侧重点，本次调研旨在发现英语专业实践教学存在的问题，为英语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提供参考。
关键词： 英语专业 实践教学 主干课程 第二课堂 校外实践
近年来，我国英语专业教学不断改革，各大高校致力于推行提高教学质量、增强教学效果、优化人才培养的模式，以便培养出与时代需求相吻合的高素质实用型、复合型人才。然而仅靠理论教学无法满足新型人才培养的高要求，辅以实践教学方能进一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因此各大高校越来越重视实践教学体系的建设。本次调研，我们以寻求、借鉴、推广优秀实践教学体系为目的，走访了北京各大高校，广泛了解了北京市各大高校的实践教学现状，并对调研结果进行分析与总结，以求完善实践教学体系中尚存的不足。
一、北京高校英语专业实践教学现状
为了得出具有代表性的调查结果，此次调研我们将北京市的高校分为五大类：综合类、专科类、理工科类、财经政法类和语言传媒外交类。并依据高校分类，分别选取最具代表性的十所高校进行实地考察。调研主要针对实践教学体系的三个组成部分——课程实践、校内英语第二课堂实践、校外专业实习实践。我们对高校英语系大三大四学生进行了多次面对面的采访、电话采访，并以问卷等形式通过网络交流工具收集资料，与此同时，我们也对高校英语专业教师进行了面对面采访和电话采访；通过深层次的交流与探讨，我们就北京市各高校英语专业实践教学的现状作出了以下三方面的分析。
1.课内实践教学（课程设置）
根据《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我国每年仅需要少量外语与文学、外语与语言学相结合的专业人才以从事外国文学和语言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而大量需要的则是外语与其他有关学科（如：外交、经贸、法律、新闻等）相结合的复合型人才，培养这种复合型的语言专业人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外语专业教育提出的要求，也是时代的需求。
综合类①高校一直将实践教学视为英语专业教学工作的重点之一。调研（采访）涉及的十所高校均搭建了实践教学平台，开设了相关的必修与选修实践课程。例如：北京大学英语课程分为两大模块。第一模块为基础课程，其目的是使学生打好扎实的语言基础，形成良好的学习方法。第二模块为选修课，通过多样的通选和专选课程培养学生的语言应用技能并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同时，英语专业教师要有针对性地列出必读书目，并与一定的学分挂钩，让学生广读书籍。
专科类②高校（如：中医药大学、华北电力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和财经类高校（如：中央财经大学、对外经贸大学等）英语专业的教学内容多根据该校主要研究方向而进行设定。例如：中国政法大学充分利用本校法律专业师资力量雄厚的优势，对英语专业设置了英语—法学双专业实践教学。学生在学习综合英语、学术英语之外，还同时学习法律专业英语、英美法律制度、法律翻译案例研习等法律专业课程。这种教学方法不仅拓展了英语专业学生的视野和知识，同时，迎合了中国社会外向型发展的需要，培养出一批对社会发展有直接促进性作用的人才。
语言传媒外交类③高校（如：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外交学院等）是与语言应用最直接挂钩的一类高校，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语言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等多所高校在本科教育层次就已经精确划分为多个学习方向，并根据不同的学习方向开设了专门的必修和选修课程。以北京外国语大学为例，其本科教育层次就分有英语语言与文学、国际新闻与传播、翻译、文化研究、国际政治经济五大方向，学生在必修课的学习上就有所不同，选修课程更是丰富多样且针对性极强。
2.校内课外实践教学（第二课堂）
教和学是相辅相成的，是一个有机整体。第二课堂实践作为整个教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除了可增强学生的理论应用能力之外，还可检验教学成果。调研中我们发现，五大类高校开办的校内课外实践活动大同小异。
首先，采访涉及的50所高校均以学生社团或英语院系为载体，通过英语戏剧、英语诗歌创作、语言文化沙龙、英文国际辩论赛、国际英文口语大赛等活动，提高学生的思辨、组织和与他人沟通的能力。同时，为丰富学生的知识，更好地培养学生的语言应用技巧，各大高校都积极举办各类专业性讲座，如：百老汇戏剧主题讲座、同声传译讲座等。不仅如此，70﹪的高校都有设校内英语专刊或网络资源库。以北京大学为例，该校创办了《国外文学》（外国语学院季刊）和《北京大学学报》（外国语言文学专刊）两大刊物，让英语系学生有机会参与刊物的出版过程，在实践中提高语言运用能力。另外，暑假期间部分高校以不同形式开设小学期或英语夏令营等活动，进一步丰富第二课堂实践。很多学校还为学生提供暑期国内、国际交流的机会，让学生通过学习交流体验不同的教学方式和学习氛围。
3.校外实践教学（专业实习实践）
近年来，国内高校对大学生的实习要求更加严格，所取得的效果却不尽如人意。毕业实习能使学生将四年里所学的理论知识应用到实际工作中去，并在实际工作中检验自己所学的知识，积累工作经验，为今后较快地适应工作环境打下良好的基础。
如今，很多高校都在努力完善其校外实践、实习体系，但标准不一，成果也参差不齐。
综合类大学的英语专业对大三大四的学生都有专业实习的要求，但能为学生提供实习岗位的高校为数不多。综合类高校中，中国人民大学在专业实习方面成果颇丰，该校制定了相应的本科学生专业实习工作细则，采取分散实习和集中实习相结合的方式，组织本科学生进行专业实习。学院对学生的实习单位进行严格审核，并选派职称为讲师（含讲师）以上的教师负责指导学生实习。学生必须认真完成实习并做好总结与报告。这让实践教学的实施不再停留在文字材料的层面，更好地达到了预期效果。
各大专科类高校的学生实习实践情况多取决于学生自身的学习程度。学校会与一些企业单位合作，给学生提供实习的机会，例如：北京石油化工学院与挪中贸易促进会建立了实习合作关系，每年有毕业生在这些地方进行口语实习及毕业实习。
理工科类④高校在专业实习实践这个环节是比较薄弱的，在选取的调查对象中仅有北京科技大学等几所高校设有专门的教学实习基地，并且多是与其校内王牌专业对接的。而对于就业指导，采访涉及的理工科类高校都会在校园网上发布面向所有专业的相关就业信息，这也是当下的一种趋势。
在财经政法类⑤高校中，各大高校对专业实习的要求和重视度大有不同。英语专业学生实习的单位和岗位也是五花八门。多数高校为学生安排的岗位与专业相关，并能为学生毕业以后找工作积累经验，如首都经贸大学安排学生去ABC英语培训学校和广发银行实习；但也不乏某些高校英语专业学生的实习工作是去物美超市或者吉野家连锁快餐店当服务员，相比较而言，实践意义就大相径庭了。
语言传媒外交类高校在专业实习实践的重视度上也同样参差不齐。此次接受采访的10所高校中，有多所在实践、实习上卓有成效，如：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该高校英语系强调“知识服务社会”的理念，与众多政府机构合作，为学生提供了大量专业志愿服务机会，让学生参加中非合作论坛、亚洲教育论坛、国际刑法学大会、国际田联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北京CBD国际商务节等大型活动。学生得以在志愿者工作中锻炼英语能力，提高综合素质。
二、英语专业实践教学存在问题及建议
如今，北京各大高校在英语实践教学上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仍存在不足之处。
在课堂实践方面，大部分高校在低年级时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为教学目标，然而，从调查结果来看，多数高校未能完成这项任务。语言的“输出”固然重要，然而没有足够的“输入”，学生也很难真正的驾驭一门语言。学生需要大量的阅读经典书籍，从前人的智慧中吸取精华并消化、运用，使自己的语言修养和综合素质得到真正提高。然而，很多学校没有足够重视学生的阅读数量及质量，因而学生的语言知识储备在应用时捉襟见戳。针对这个问题，学校可设置多门阅读课程，使学生认识到阅读的重要性并且深入学习及了解多方面的人文知识。
各大高校在校内课外实践环节都投入了许多精力，并取得了一些成就。学校所举办的大部分活动是个人的展示平台，这有效地增强了学生之间的竞争力，成功地提高了学生对英语学习的兴趣。但“百姓舞台”仍缺乏，导致部分学生未能从中获益。学校院系可组织举办一些竞技性较弱的趣味英语大赛，使每个同学都可以参与其中。此外，学校也应加强对现存英语社团、组织的管理，以多变的形式保持各项活动的吸引力，使各个活动组织真正发挥其作用。
在校外实践教学方面，虽然能否得到好的实习是依学生自身能力而定，但校外实践教学是学生了解社会并将自己所学应用到实际工作中的重要途径，也是我国培养大学生的关键所在——用所学知识服务于社会。因此，学校应严格要求学生到与自己所学专业相关的岗位进行实习，并定期检查其所得，同时，学校应完善其校外教学实践服务体系，尽力为学生提供足够合适的高质量的实习岗位。
三、英语专业实践教学面临的挑战
总的说来，如何加强英语系学生的专业性，加强其对英语语言和文化的深层次理解与运用，从而使其在与其他专业同学的竞争中更能突出其能力和优势，是各大高校英语专业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也将是其在未来几年教学改革的方向。
当今大学生学习英语的方式和渠道越来越多，英语专业的学生有时会尴尬地发现，有很多非英语专业的学生在口语、听力方面甚至更强于自己。同时，在一些要求应聘者能读懂英语原版资料的专业领域，如经济、心理学等，英语专业的学生往往发现自己无法正确解读专业领域的学术资料。因此，高校英语专业的学生所面临的就业压力越来越大。通过调研，我们发现除某些较好的语言类和师范类大学外，各大高校英语专业学生的就业情况不容乐观，很多高校英语专业的学生大学毕业后都选择了向好的语言类高校考研或者跨专业考研；而选择就业的英语专业学生则多选择与英语关联性不大的职业。因此，如何使得英语专业学生在选择就业时尽量实现无缝对接并显示出其独有的竞争性，将是各大高校英语实践教学的重要话题。
四、结语
实践教学环节是高等教育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十分重要。此项调研意在为各大高校英语专业设计符合外语教育教学规律的实践教学内容体系提供帮助，防止实践教学活动的盲目性，规范外语院校的实践教学以确保外语教学的质量，从而在英语专业人才培中更好地实现教育部《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针对高等学校英语专业制定的培养目标。
注释
①综合类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城市学院，北京吉利大学。
②专科类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华北电力大学，中国地质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石油化工学院，北京印刷学院，首都医科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国公安大学，装甲兵工程学院。
③语言传媒外交类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外交学院，国际关系学院，青年政治学院，劳动关系学院，中华女子学院，北京服装学院
④理工科类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北京工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北京化工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方工业大学，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北京建筑大学
⑤财经政法类：对外经贸大学，首都经贸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北京工商大学，北京物资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北京经贸职业学院，北京经济技术职业学院.
参考文献：
[1]何其莘等.关于外语专业本科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见[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9（1）.
[2]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英语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Z].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1）.
[3]李荣，郭群.“专业+英语”双学士学位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与信息反馈[J].外语界，2001（2）.
[4]曾凯，王雪丽.大学英语词汇学习过程中输入与输出的辩证关系分析[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
本文获2013北京市大学生科学研究与创业行动计划项目“北京高校英语专业实践教学的调查”的资助，是北方工业大学2013年校级课题“工科院校学生实践教学模式综合改革研究”的部分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