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哲学范文第1篇
【关键词】哲学社会科学;中国特色;育人功能;思想政治教育
一、哲学社会科学的涵义
(一)哲学社会科学是哲学“种子”在社会科学的“土壤”中长出的果实
哲学和社会科学，两者在本身涵义、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目的与成果评价上有所区别，哲学是研究世界观的学问，是从整体上探究世界、创造知识的过程，是强调整体性、理论思维、逻辑思辨的科学。社会科学是以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为研究对象，与自然科学相对，是关于社会的系统知识体系，探究社会各要素之间的必然联系即社会规律的，是更加倾向于注重客观结构的建构，注重实际运用的科学。
在社会历史发展进步的过程中，研究和发现两者的共性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显著的理论和方法论意义。一方面，哲学与社会科学理论上的交叉和方法论上的交融，不仅会为人类社会提供更加广泛丰富的理论研究课题，还会带来研究方法上的进步，哲学的研究发展需要社会科学的现实成果支撑，社会科学的研究中也包含着哲学性。另一方面，哲学和社会科学的核心本质是以人为本，两者的研究与发展都聚焦于人民这个中心，都是为了不断提高人类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程度和把握程度，为人类创造更加幸福和谐的生活而服务的。
(二)哲学社会科学找得到源头、寻得到基础、握得住方向
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不是从西方社会直接引进的，也不是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照搬照抄的，而是立足于本国的历史传统、经济状况、政治素养、思想文化、道德素质等具体情况，自身孕育出来的，是找得到源头、寻得到基础、握得住方向的。
延续了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是哲学社会科学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水源”，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智慧源泉、底蕴源泉、力量源泉;基础是矢志不移地以马列主义为指导，任何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都不能偏离这条“主干道”，离开了这条“主干道”就失去了灵魂，也是必定要失败的。意识形态关乎到党性和国家方向，关乎道路和旗帜，关乎用什么样的思想来教育和感染下一代;这个方向是“有的放矢”，要拿准了马克思主义这杆箭，对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状况，对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过去正是我们一直做到用正确的箭精准地射中目标，才不断地完成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不断地形成属于中国人民的主流意识形态。
(三)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浸润在中华民族的源泉中
黑格尔断言：“只有当一个民族用自己的语言掌握了一门科学的时候，我们才能说这门科学属于这个民族。”创新固然是重要的，但并不是要创造人民群众欣赏不了的“学术时尚”，也不是要打造人民群众无法摸索的“学科迷宫”，一切刻舟求剑、照猫画虎、生搬硬套的做法都是无济于事的。毛泽东指出，“我们要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如果连群众说什么要什么都弄不明白，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无法开展的，我们进行的灌输只会起到“水浇鸭背”的作用，就更不必谈什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大众化了。我们要建构具有自身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这种特色是扎根于中华文化的土壤中、具有中国大地“乡土气息”的话语体系。新时代下构建独特的话语体系，必须从优秀的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和获得力量，只有这样，才能让中国特色社会科学生生不息，更好地发挥其育人成才的功能。
二、哲学社会科学拥有育人的“教尺”
哲学社会科学“以人为本”的学科属性，其发展源自于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的本质特点，决定了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过程中要发挥其育人成才的作用。
(一)以人为本的学科属性决定了它与人的融合性高
1.哲学社会科学关注的是社会中的人民群众。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不是凭空想象或是任意捏造的，不是“思想的思想”的结果，其研究是有现实根据和现实意义的。哲学社会科学把构成社会的人和人构成的社会作为其关注的核心要素，研究人的社会活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形式、人与社会的运动变化发展等。马克思指出，人是社会活动的主体，人的劳动实践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人不断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并最终实现自我解放。哲学社会科学若是脱离了人类社会，脱离了人类的劳动实践，便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逐渐失去发展的方向，失去其在人类社会中的影响力，并逐渐丧失生命力。
2.人民群众的劳动实践将哲学社会科学推向前进。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决定认识，理论研究成果的来源是人们客观的实践活动。人们通过对实践规律的把握、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对实践方式的创造获得了新的认识，用以进一步指导今后的实践，正是在人们不断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中获得了对整个客观世界的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方法。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发展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
3.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是为了人民的发展。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感染力和影响力是具有方向性的，其改造人教育人的功能是具有阶级性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着眼于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建设世界、改造社会的能力。为实现社会个体的全面发展与社会整体的全面发展同心同向，要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对人的感染力、引导力、影响力。
(二)鲜明的价值导向性决定了它引领人的方向性强
哲学社会科学的特殊性在于它除了像其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那样传授人们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外，更重要的是它引导社会成员形成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其理论功能是具有阶级性质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阶级性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地继续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扎根于中国大地，其所要建构的是中国人民喜闻乐见、易于接受、容易理解的具有“本土气息”的独特话语体系;其所聚焦的是如何在是改革开放的新考验、全球化的新挑战、“和平演变”的新形势下引领中国人民的思想、坚定中国人民的立场、传播中华民族的文化、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時代的新号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的价值导向性在于它促使人民形成共同的理想信念、坚定共同的方向、凝聚共同的力量，为全国人民的努力奋斗提供了前进方向和精神力量。
(三)丰富的知识性决定了它教育人的丰富内容
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丰富多元的知识内涵，汇聚了各个领域各个方向的优秀成果，其本身的知识性决定了它具有育人功能的理论基础。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中所蕴含的关于物质世界运动变化发展的规律、辩证法的规律和范畴、认识世界的理论、社会历史形态更替的规律、资本主义的本质和运动规律等，都是当今时代的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青年所要掌握的科学文化知识。它为我们通过实践去推动社会的进步提供了广泛而深厚的、涉及客观物质世界各个领域的理论知识，并引导我们不断总结实践经验，获得着眼于当前中国实际、结合当前时代背景、聚焦当前历史任务的新知识、新观点、新理念。既为我们奠定学问的基础，又不断地引领我们探讨新学问，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中蕴含了巨大的知识储备和创新能量，是我们不断学习进步的“智库源泉”和“动力车间”。
三、哲学社会科学是多功能的“教尺”
(一)铺设中国青年走向先进的“主干道”
习近平总书记对当代中国青年提出了要求，提出当代中国青年要树立远大理想、热爱伟大祖国、担当时代重任、勇于砥砺奋斗、锤炼品德修为，指明了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中国青年如何不辱使命、砥砺前行的奋斗方向。
1.培育中国青年坚定的政治立场。毛泽东指出，青年拥有科学文化知识和政治敏锐性，是走在革命前端的一群人。中国青年在百年前就展现出自己先进革命的本性，中国共产党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改造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青年的思想。不断经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大众化形成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向中国青年灌输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和价值取向，促使中国青年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当今世界意识形态多元化，国外的各种社会思潮不断企图侵袭我们的思想阵地，我们在接受其他国家的先进文化的同时必须坚定自身的政治立场，抵御各种错误腐朽的思潮。哲学社会科学在中国青年思想成熟的过程中要起到立旗帜、把方向、稳基调的作用。
2.锤炼中国青年品德修为。在当今的教育体制中，德育被提到了首要的地位。哲学社会科学不但具有价值引导功能，还为当代中国青年的道德品质、价值取向、行为方式提供了一套完整系统的评价标准，促进中国青年进行自我反思、自我评价、自我规范、自我教育。包含国家、社会、人民层面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便是这种价值评判体系的凝练表达，青年处于思想成熟的关键时期，对于什么是正义、什么是丑恶、什么是先进、什么是落后要有明确的判断标准，哲学社会科学要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将这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称”平衡于中国青年的心中。
3.建造中国青年的格局大厦。中国青年不仅要有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坚定的政治立场、高尚的道德品质，在成人成才的道路上，“人生境界”更是通向更高平台的钥匙，处在思潮前沿的青年们要有开阔的人生视野和宽广的人生格局，树立远大理想，既着眼于未来又立足于当下。哲学社会科学中包含的透析时代的锐利视角和观察世界的宏大视野有助于培养中国青年正确的奋斗观、幸福观、价值观，使其在前进道路上走得准、走得稳，不断提升人生境界。
(二)推动社会的“蒸汽机”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社会、来源于社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并最终能够为人所用作用于社会，推动社会的进步。
首先，哲学社会科学是研究一个个具体的人是如何构成一个完整的社会，而一个完整的社会又是如何运动、变化和发展的，哲学社会科学对社会各领域都进行了整体性的分析研究。自然科学的发展使人们发现自然界的客观规律进而转化成为巨大的社会物质力量，而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所探究到的人类社会运动变化的发展规律，对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和和谐社会的形成具有指导意义。
其次，哲学社会科学是立足当代实际、着眼社会和民族的未来，不断为解决现有社会的基本问题推动社会发展的科学。自然科学实践水平的高低与同时代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是直接同步的，而哲学社会科学是在一次次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中得到检验和发展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需要自然科学的进步为其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样也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来提供发展动力、理论支持和方向把控。
最后，哲学社会科学是在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变迁过程中起到过实际作用的科学。纵观人类社会的历史，从欧洲的文艺复兴、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共产主义，到当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是思想的先导引发了一个时代的变革。社会的发展自然需要“蒸汽机”“电动机”和互联网的推动，需要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彻底革命，但纵观人类历史特别是中国的近代史，伟大的思想理论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传入中国形成毛泽东思想，到改革开放后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对中国的社会进步和民族复兴起到了指引作用，说明哲学社会科学在服务社会方面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
(三)彰显文化自信的“扬声器”
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综合国力的竞争，已经不仅仅停留在过去那种在经济体量、科学技术、军事实力、金融地位上的较量，更加体现在这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上。要实现民族复兴，不仅要在经济、科技、军事上崛起，更要使中华民族文化屹立于世界之林，因此，必须大力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弘扬中华文化的手段。西方世界与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虽不见刀光剑影，但依旧是一场场腥风血雨的斗争，如果不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一旦意识形态领域、文化领域的主阵地被其他思潮占据，就会严重干扰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为了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争夺文化领域的世界话语权，就要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作为中华文化的“扬声器”，充分发挥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价值引领和文化传播的作用，不断传播中國声音，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人民宣扬中国人民的历史底蕴、精神品质、民族精神和价值取向。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充分从历史民族文化资源中发掘有益于当代的思想资源，面向中国实际，同时推动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更多元化的方式向世界人民进行阐释和交流，促进文化认同和价值认同，提高中华文化的影响力，提升中国在世界文化领域的话语权，以更主动的姿态融入世界。
四、结语
综上所述，要充分利用哲学社会科学在育人成人、引领价值、改造思想、传播文化方面的科学功能，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持续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陈丛兰.哲学社会科学的涵义辨析[J].西安工业大学学报，2019，39(03)：352-358.
[2][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M].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3]谢伏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J].中国社会科学，2019(05)：4-22+204.
[4]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李伟.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在“国研智库论坛2014”年会上的主题演讲[J].中国发展观察，2014(10)：4-7.
[6]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5-19(02).
[7]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中国青年提出六点要求[J].企业与文化，2019(03)：4-5.
[8]邱德胜.哲学社会科学的社会服务属性[J].重庆社会科学，2015(07)：115-120.
[9]江应中.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构想[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2(01)：17-24.
[10]库恩(RobertLawrenceKuhn).习近平正带领中国以更主动的姿态融入世界[N].中国日报，2015-01-12.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
科学哲学范文第2篇
作者简介：陈芊廷，女，1991年9月生，辽宁省盘锦市人，渤海大学政治与历史学院研究生在读，专业：科学技术哲学
提要：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经济全球化的实现，有效促进了国际文化交流，科学技术哲学开始成为世界的焦点，科学技术哲学属于哲学的重要分支学科，主要研究自然界的一般规律、科学技术活动的基本方法、科学技术及其发展中的哲学问题、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相互作用等内容。并且科学技术活动已经在我国发展成独立的社会活动，科学技术哲学对社会发展起着重要作用。随着科学技术哲学的改革和发展，科学技术哲学在中国科学的地位和影响原来越高，科学技术哲学是有“自然辩证法”经过不断的改革演变而来，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科学技术哲学我国发展及社会都有着巨大影响，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哲学成为了我国主流思想，影响着我国的人文和人们思想及品格。本文将针对科学技术哲学在中国的发展状况及趋势展开研究。
关键词：科学技术哲学；中国；发展状况；趋势
引言：我国的科学技术哲学由传统的“自然辩证法”的基础演变而来，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和自然科学观的反映。科学技术哲学虽然是哲学的分支学科，但科学技术哲学却不是单纯的人文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而是一门高度综合的、具有浓厚方法论性质的、横跨于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综合性学科。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方法论、认识论的统一，是我国哲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科学技术哲学已经成为推动社会文化发展及我国科技技术发展的核心力量。
一、科学技术哲学产生的历史背景
科学技术哲学在中国已经接近百年的历史，对中国社会文化及科学技术发展起着积极作用，科学技术哲学是自然辨证法演变而来，因此，科学技术哲学继承了自然辩证法的科学内涵。《自然辨证法》于1925年正式由苏联出版，出版之初就被翻译成了德文、俄文两个版本，内容包括了科学史、方法论、自然观及对各门自然科学的哲学解释[1]。自《自然辩证法》出版后，立即引起了世界中各国科学家和哲学年的关注和研究，《自然辩证法》的出版成为了自然辩证法学说创立的标志[2]。随着世界文化的发展和进步及新中国的建立，自然辩证法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经历不断的发展和完善，1956年，自然辩证法被我国国务院组织科学规划委员会在制定科学发展的远景规划为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部分，自然辩证法发展成了哲学和自然科学间的一门科学，同时我国还成立了自然辨证法研究协会，自然辨证法研究协会的成立奠定了我国自然辩证法研究和科学发展的基础，成了我国未来科学技术哲学的基石。另一方面，我国教育部将自然辩证法选为各大高校的指定课程，仅1981年，就已经批准了自然辨证法硕士学问单位二十八个，博士学位单位四个[3]。经过不断的发展，二十世纪末期，我国变成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已经开始形成自己的特色，经过不断的改革最终更名为“作科学技术哲学”，并且在我国市面上也开始相继出现科学技术哲学著作。1987年自然辩证法被更名为科学技术哲学，意味着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技术哲学已经逐渐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技术哲学更加注重哲学与科学技术的相互联系，通过利用哲学的观点和方法考察科学技术发展，帮助我国总结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好经验，是国家制定科学发展战略的重要依据，对推进我国科学技术发展及社会明文起着积极作用。
科学技术哲学已经在我国经过多年的建设发展，在众多的学者的研究中，取得了优异成绩，到目前为止，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已经包括了：自然自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技术与社会等等，为我国深刻研究科学结论背后更深层次的哲学问题打下了良好基础，有效的实现了对我国自然科学研究成果的概括与提炼，促进了我国自然科学研究进程。在对技术哲学研究方面实现了对技术的本质、技术的发生、发展机制、发展动因及其影响的研究。在社会学科方面，研究了人与科学技术及社会的相互作用，分析了社会如何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得到进步和发展以及人如何选择科学技术，可以看出科技哲学涵盖非常广泛。
二、科学技术哲学对中国的影响及地位
在中国历史上经济、科学技术一直都不是社会发展关注的主体，中国社会的发展一直服从着政治和人类自我修养的要求，社会发展严重缺乏科学技术的参与，客观上造成了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缺失。建国以后我国实行了长时间的计划经济管制，政治在经济和科学技术领域的影响是无与伦比的，这又严重的影响了科学技术哲学的应用和发展，这一状况指导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改变，国家工作重心的转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目标确立施行以后，经济开始逐渐摆脱政治和人的主观因素影响，走上了自由发展的道路并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在这一过程中科学技术哲学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科学技术哲学因为与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广泛接触，已经结合中国实际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科学技术哲学，并得到了中国哲学理论界的广泛认可。
由于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所以我国期初科技发展是从外部引进科技而开始发展，特色科学技术哲学的出现，给中国科学技术及社会发展研究带来而来转机。因此研究科学技术哲学及分析研究过程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重要意义。再加上当代中国面临两次科技革命的迭加，有可能走上浓缩的超越的道路，因此对于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更显得意义重大，科学技术哲学关系着整个国家的发展进程。另一方面，科学技术哲学对于当代中国的学术发展，特别在传统文科的改造与重建中也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传统文科，主要是文史哲等长线专业，本来是适应并维系原来传统的旧中国社会发展的关键，但现阶段已经开始萎缩，而面向经济的一些应用性文科正在兴起，这种变化实际上是中国社会转型走上新的社会生成道路重要体现。在这种情况下科学技术哲学将成为在自然与人类社会的交界处寻找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原点，这一过程类似于近代科学对自然史的回溯。在这个原点的基础上，沿着人与社会从自然界生成的真实的足迹将实现构建起新的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并且就在很早之前就有学者提出“在历史上是最初的东西，必然要成为科学上最初的东西”这个概念的形成，正是科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哲学是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其本身的存在是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标志，同时也是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开始受到重视的开始，因为在应用科学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相应的社会的发展目光会重新聚焦在社会生活本身，积极的投入到正在萎缩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去，将应用科学技术的社会应用进行符合社会和人的需求的优化，促进人和社会于科学技术的共同进步，进而在科学技术哲学领域促进应用科学技术、社会科学技术，人文科学技术的共同发展。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意义重大，对我国各个方面的科学发展都起着积极的推进作用，可以说科学技术哲学在我国未来的发展中占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三、科学技术哲学未来发展趋势
未来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趋势将会向着对未来科学技术的研究及社会当前问题的研究来科学技术哲学发展建设。科学技术哲学涵盖内容已经十分非常广泛，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发展，可以看出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趋势是对未来的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及对科学技术前沿问题的研究，如：极早期宇宙学、生命起源、意识起源、生态学，以及新三论和混沌理论等，尤其研究高技术中的哲学问题，关于“网”、人机界面、虚拟现实、CD4S、数学化、生物技术、意识技术，以及高技术整体的特点和规律等，因为未来社会，人类社会将发展成科技社会信息时代，由于我国目前正处于高技术革命之中，因此，对于科学技术的研究对国家对社会都有着重要意义，科学技术研究将成为科学技术哲学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在未来，科学技术哲学将会加强对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研究，具体而言就是在社会生产活动中对具体的生产技术生产处的社会经济产品，在市场中的营销、销售行为会对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进行研究，并进而对相应的商品交换，社会经济需求进行分析，保证在具体科学的支持下，社会经济活动能够充分的满足社会经济主体的发展需求，对那些不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产品进行及时的社会需求情况反馈，进而在应用科学技术的支持下，对社会生产活动进行创新、改进，真正做到应用科学技术、社会科学技术、人文科学技术在科学技术哲学的指导下科学系统的融合，能够最大限度的提高资源、能源的利用效率，促进经济社会的健康、和谐发展。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与解决，无疑是在推动社会的进步，实现我国国力的提升，不难看出在国家发展中科学技术哲学起积极作用。
结束语：随着时代的进步，科技的发展，在未来科学技术哲学将成为哲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将会得到普及，通过以上对科学技术哲学未来发展趋势的分析不难看出，未来科学技术哲学的重要性，因此科学技术哲学必须加强自我完善通过不断的实践及理论的结合实现改革和进步。
参考文献：
[1]周墨菁.基于国际，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走向研究概述[J].湖北职业技术经济管理学院，2012，13（11）：119-124.
[2]李志搏.论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在中国的历史演进[J].浙江经济管理学院，2011，19（14）：132-136.
[3]王慧丽. 基于基于自然辩证法看中国科学技术哲学发展史研究路径探讨[J].湖北科学技术学院，2012，16（07）：119-123.
科学哲学范文第3篇
摘 要：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对西方经济学方法论影响甚巨，但其内在缺陷也在经济学方法论文献中表现出来。波普尔的自然科学哲学内部，以及他的自然科学哲学和社会科学哲学之间的张力，使证伪主义的经济学方法论面临严重困难。对证伪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否定性评价，并不意味着经济学无法从波普尔哲学中获得某些洞见。
关键词：波普尔；证伪主义；经济学方法论
文献标识码：A
科学哲学范文第4篇
［摘 要］ 文章对哲学六种重要期刊在1997～2011年间所刊载的有关“技术伦理”方面的学术论文及目录进行了统计分析，给出中国近十五年“技术伦理”研究总的概况、各专题研究情况及中国技术伦理研究未来走向的推断。
［关键词］ 技术伦理；《伦理学研究》；《道德与文明》；《科学技术哲学研究》；《自然辩证法研究》；《自然辩证法通讯》；《哲学研究》
［基金项目］ 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课题（编号：ZX1202）
［作者简介］ 陈首珠，江西理工大学文法学院讲师，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哲学与科学系博士生，研究方向：技术哲学，江西 赣州，341000
［
一、文献调查计量统计说明
技术伦理是一个新兴的具有交叉性质的学科，属于一级学科哲学下面的研究领域，它既属于科技哲学研究范畴，也属于伦理学研究范畴。考虑到有关技术伦理方面的成果一般会发表在相关专业学术期刊上，加上国内还没有出现专门刊载有关技术伦理或科技伦理方面的期刊，所以，本次计量统计从相关专业选择了六种具有很强影响力的期刊，即《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原名《科学技术与辩证法》）、《自然辩证法通讯》、《自然辩证法研究》、《哲学研究》、《伦理学研究》、《道德与文明》，时间节点从1997～2011年。当然，研究结论的获得仅就这六种期刊而言的，对于这六种期刊，从事科技哲学和伦理学（含技术伦理）研究的人员是比较关注的。由于在中国从事技术伦理研究的人员主要集中在科技哲学和伦理学领域，所选的六种期刊在这两个领域有着很强的权威性和影响力，因此，由这六种期刊综合统计出来的相关的结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中国技术伦理研究的大概状况。
为了使得本次调查统计数据更加准确，本次调查统计按照一定的规程进行。首先，分别收集六种期刊1997～2011年每期所载论文目录。由于《伦理学研究》是2002年创刊的，所以它涉及不到1997～2001年的论文目录，其余五种期刊创刊较早（都在1997年以前创刊），因此都能涉及。
其次，在以上工作的基础上，将每种期刊每期目录中的有关“技术伦理”方面的论文筛选出来。由于六种期刊都还没有设立专门的技术伦理或科技伦理栏目，所以有关技术伦理类论文目录的收集基本是在“技术哲学”、“科技与社会”、“问题讨论”或“专题研究”等栏目中。筛选的原则是：
1. 本次调查收集范围仅限于技术伦理相关的论文目录。考虑到科技伦理的研究范畴是包含技术伦理的，所以，笼统谈科技伦理问题的论文也包含其中，但注意，收集的范围不含环境伦理、生态伦理、科学伦理、生命伦理等专题，因为严格讲，它们不属于技术伦理范畴。
2. 对于某些文章，如会议消息、通知、短评等，即便与技术伦理有关，也不在统计范围内，因为它们不是真正的学术性论文。但是，考虑到文章的学术影响力，对于六种期刊中所涉及到的与技术伦理有密切关系的书评、学术会议综述等，如果篇幅较长，学术性较强，则算作论文并进行统计。
3. 在完成每种期刊1997～2011年技术伦理类论文目录收集后，再从中按照科技伦理总论、技术伦理总论、计算机（网络）伦理、生物（基因）伦理、工程伦理、纳米伦理和其他专题共七个专题进行筛选，收集并整理出每一刊物每年每一专题的相关文章目录。
4. 在完成各种期刊上述相关目录的整理后，进行相关统计分析，得出中国技术伦理十五年总的研究概况和各专题研究情况[1]。
5. 认真阅读统计到的六种期刊1996～2011年刊载的有关技术伦理方面的文章，对其研究情况进行总结，并对中国技术伦理研究未来的走向进行大胆的推断。
二、十五年中国技术伦理研究总体概况
首先，考察六种期刊1997～2011年每年刊载有关“技术伦理”方面的文章总数和变化趋势(见表1和图1)。
根据表1，1997～1999年六种期刊每年所发有关“技术伦理”方面的论文总数涉及10篇，从2000年以后，每年刊载论文总数都达到了10篇及以上，尤其是在2002～2008年，六种期刊每年所发有关“技术伦理”方面的论文总数都达到了18篇以上，虽然在2009年论文数量只有11篇，有所下降，但在2010年有关“技术伦理”的论文数又飙升到34篇，这些数据足以表明学者们对“技术伦理”的研究和关注具有持续性。应该讲，近些年“技术伦理”问题是学术界一个比较热门的话题。
其次，比较1997～2011年六种期刊历年发表有关“技术伦理”方面科研成果的情况。
根据表1，刊载“技术伦理”方面成果最多的期刊是《自然辩证法研究》，它每年都刊载有关方面的文章，最近一些年，该刊保持每年刊载4篇以上有关技术伦理的文章；《道德与文明》期刊每年都会刊载有关方面的文章，十五年共刊载54篇；《伦理学研究》自2002年创刊以来每年都会刊载“技术伦理”方面的文章，共发表56篇；另外，《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和《自然辩证法通讯》在十五年内分别刊载49篇和21篇；刊载有关“技术伦理”方面论文数最少的期刊是《哲学研究》，仅13篇。比较六种期刊，总的来看，有关技术伦理方面的成果多见于《自然辩证法研究》、《道德与文明》、《伦理学研究》、《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四种期刊。
综观国内的研究，学术界学者们投入了大量精力于各种技术的种种具体“伦理问题”的分析、预见与对策研究，以及种种具体“伦理原则”的研究。
三、十五年技术伦理研究各专题研究情况
（一）十五年技术伦理各专题研究总体概况
针对六种期刊1997～2011年所发各专题论文总数进行统计，并对其占“技术伦理”类论文总数百分比进行计算，得到图2。从图2可以看出，六种期刊各个专题在所有年份所载论文总数百分比由多到少的顺序是：科技伦理总论（23.05%）、生物伦理(20.57%)、计算机伦理(17.73%)、工程伦理(17.73%)、技术伦理总论(15.96%)、其他专题(4.26%)，最少的是纳米技术伦理(0.71%)。从发表文章的总数看，科技伦理总论刊载文章数量达到65篇，远远超过其他专题。
（二）十五年技术伦理各专题研究具体情况
十五年每一专题研究的变化情况，可以从该专题每年刊载论文数量及其变化概括性地看出。鉴于此，我们统计了六种期刊每年所发各专题论文总数（见表2）。从表2可以看出有关技术伦理方面的各专题研究在过去十五年内随时间延续的变化情况。
“科技伦理”专题：该专题每年都有文章涉及，尤其从2002～2007年每年都有5篇以上的文章发表。
“技术伦理”专题：从统计情况看，该专题在1998年出现1篇题为“当代新技术革命的伦理意蕴”的文章，严格来讲，还不算“技术伦理”的范畴；1999年，徐少锦在《道德与文明》第3期发表了“深入开展技术伦理学研究”的文章，这是以“技术伦理”为主题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从统计六种哲学期刊的角度看）。
“计算机伦理”专题：该专题在统计时包含了网络伦理、信息技术伦理等。从1998年以后，在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的推动下，有关该专题的文章每年都有出现。
“生物伦理”专题：该专题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1999年以后，2004年有10篇该专题的文章发表。
“工程伦理”专题：从1997～2001年，仅在2000年有1篇有关该专题的文章（肖平的“工程中的利益冲突与道德选择”发表在《道德与文明》第4期上）。从2002～2011年（2004年除外），每年都有涉及。2011年《自然辩证法研究》还集中刊发了7篇有关“工程伦理教育”方面的文章。
“纳米技术伦理”专题：该专题十五年来仅有2篇文章发表，分别是李三虎的题为“纳米伦理：规范分析和范式转换”文章（发表在《伦理学研究》2006年第6期）和刘松涛与李建会的题为“普雷斯顿对纳米技术的环境伦理审视”。实际上，近些年来，纳米技术伦理问题已经引起国内不少学者的关注。考虑到纳米技术是新兴技术，有关的伦理问题也是一个重要也值得关注的话题，所以把它单独列出来。
“其他”专题：2007年涉及到1篇有关海洋科技伦理的文章和2篇有关传媒伦理的文章；2008年涉及了1篇空间技术伦理和2篇核技术伦理的文章；《自然辩证法研究》2009年第3期发表了1篇有关建筑伦理方面的文章，2010年第5期发表了1篇核技术伦理方面的文章。《伦理学研究》2010年涉及了1篇医疗伦理和2篇建筑伦理方面的文章。由于涉及不多，在这里，把它们都归到有关“技术伦理”研究的“其他”专题里面。
综合国内学术界对技术伦理的研究来看，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学者们集中研究了科技、技术、计算机、生物和工程伦理的内涵、性质、意义、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等问题；另一方面，主要集中在责任伦理和职业伦理范畴内对生物技术伦理、网络技术伦理、工程伦理等有关问题进行了一些专题研究。
四、中国技术伦理研究可能的走向
由于传统的技术伦理关系理论，如“伦理道德决定论”、“对立说”、“技术决定论”、“互动论”等等，依然大行其道。所以，历史地看，人们对每一次新技术革命的伦理应对方式并没有质的改变。这种技术的“进步性”与伦理应对的“不变性”的悖论本身凸显了“问题之所在”、“问题之所是”。
技术伦理研究的走向可能之一，当今科学技术发展迅速，落后的技术被淘汰，新技术不断出现，但也受到社会伦理的考量，在这种新技术伦理实践环境下，重新思考技术与伦理的关系问题尤为迫切。新的技术革命的实践给人类带来了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是物质层面上的变化，还有很多在伦理道德层面上的碰撞。学术界必须尽快实现技术伦理研究方法的突破和研究视角的创新，以早日实现技术与伦理关系的协同发展。
技术伦理研究的走向可能之二就是研究的理论成果趋向于可操作性，也就是越来越注重理论指导实践的价值实现。学术界已有的一些成果更多地关注于种种具体“伦理问题”的预见，种种具体“伦理原则”的提出，而在处理技术与伦理的矛盾关系方面显得不够。技术伦理属于应用伦理学的范畴，它的理论成果应该在社会领域中得到运用，比如技术伦理学要解决核技术、生物技术、计算机技术等技术发展中的伦理问题。面对很多技术伦理问题（如核技术伦理问题、生物技术伦理问题等）已经呈现全球化的趋势，当前我国技术伦理建设需要实现社会化和制度化。
技术伦理研究的走向可能之三，从当今哲学研究的热门话题发展为成熟的技术伦理学学科。从技术伦理研究的兴起，不难看出它源于技术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伦理问题，它一般被认为是应用伦理学，试问，它能够作为独立的学科存在并发展下去吗？技术伦理学的发展前途取决于能否为有关技术领域的发展提供伦理思考和（下转第13页）
科学哲学范文第5篇
摘要：前提检审、历史结构、方法论原则与价值导向是中国现代管理哲学基础的基本层面。从辛亥革命后的历史与实际出发，将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哲学基础解析为从单极主体性哲学到多元博弈性哲学的结构性历史变迁，阐释了历史辩证法作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哲学方法论原则，并将以人为本、从实际出发视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价值导向。
关键词：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哲学基础；历史结构；历史辩证法；方法论；物化管理；单极主体性哲学；以人为本
自1840年代以来，中国逐步迈入现代化转型的艰辛道路。在这一宏观背景下，辛亥革命后现代管理在中国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取得显著的突破与进展，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与中国风格的阶段性成果。探思中国现代管理的哲学基础，对于创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努力是否必要？该新学科的成立是否可能？如何归纳与概括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哲学基础，这一系列实际问题具有关键性的理论意义。
一、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哲学基础的前提性：客观性与可能性
探究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哲学基础，意在揭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认识论、方法论与实践论的基本原则，包括其哲学性前提，并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发展提供哲学性的反思，从而拓展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哲学性视域。首先，为什么要构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哲学基础？其理论客观性何在？可以这样认识问题：其一，应对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学科构建进行前提性的反思，这一前提性的反思则必然要求进入哲学的语境，进入哲学的视域。所谓“哲学基础”，其意涵包括理论前提的廓清、学科内容设定、方法论原则规范与价值导向的反思等基本方面，这些基本方面是由哲学的根本精神所规定的。探究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哲学基础，首要的问题当然是其客观性及其创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就其客观性而言，管理的行为与活动在以往人们的社会生活中无可避免，现代管理在今天的现代化过程中同样无可避免。因而管理思想与现代管理理论作为管理活动与过程的反映与反思，包括对于相应管理思想与理论的归纳、概括、总结与升华一样无可避免。就其必要性与可能性而言，没有实践的理论是虚无的，没有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有实践的理论还必须有哲学的基础与指导，笛卡儿在《沉思录》中将人类的知识体系比喻为一棵大树，而树根则是哲学。法国学者麦基也曾在《思想家》一书中指出：哲学不过是人类文化的地基。哲学的基本精神之一就在于对知识系统进行前提性的廓清与厘定，并进行反思。这就要求必须从哲学的角度认真考虑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学科设计与内容配置问题。其二，应对中国现代管理理论进行意义性的反思，这也要求必须将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置于哲学的论域之中。因为，哲学的根本精神还指向对终极意义的关切，赫舍尔曾写道：“人的存在从来就不是纯粹的存在；它总是牵涉到意义。……对意义的关注，即全部创造性活动的目的，不是自我输入的；它是人的存在的必然性。”①所以，任何理论都应当从意义的维度反省其旨归，这一维度也成为构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之哲学基础的必要性；其三，管理理论与其哲学基础应该在一种思辨的张力中同步生成，没有实践基础与哲学基础的管理理论，是不彻底的、无根基的管理理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发展与完善要求学界必须遵循并探析其隐含在管理实践过程中的哲学基础。
其次，创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努力何以可能？或可这样理解问题：一是，任何管理理论都不可能是价值中立的，必然都有其隐蔽的前提与基础，都暗含着某种价值判断与价值导向。因此，尽管目前国内学术界较少论及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但这绝不意味着中国现代管理过程中的思维、理念与哲学基础在现实中是空缺的，只是意味着其理论的归纳、概括、总结不过是隐而不显，有待开显、论证、理论化与系统化而已。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必然包含在现实的管理活动之中并蕴含着其独特的哲学基础，这是创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与构建其哲学基础的现实前提。二是，创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环境与条件已经日趋成熟，主要体现为中国现代管理方面的学术成果日益丰富，并初步形成了一批较有代表性的论著，为开显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及其哲学基础奠定了现实条件。三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具有实践性与时代性的特色，是管理学普适规律的具体化，又是管理学普适规律的国别化，并贯穿着时代性的鲜明特征。直面中国的、具体的、现实的管理过程中的践行问题，“以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为服务中心。”②这就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及其哲学基础的生成奠定了现实背景，从而，完全可能从时代性与中国化的角度去探思与创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及其哲学基础。
二、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哲学基础的历史结构：从单极主体性哲学到多元博弈性哲学
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因其突出的实践性而具有明显的历史性质，具有相应的历史形态及其历史结构。因而，沿着实践与历史的维度去剖析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哲学基础是必要的。从实践与历史的双重角度看，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主流情况，宏观经济的管理是从指令型的计划体制模式到博弈型的市场体制模式的转型历程。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市场决定性”，意味着我国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力度将进一步深化。在从“计划决定”到“市场决定”的转型历程中，管理理论的哲学基础也将从单极主体性哲学转变为多元博弈性哲学。就指令型计划管理理论来看，其哲学基础主要包括如下层次：其一，理性管理论。实质上，指令性计划管理理论，其暗含的哲学基础就在于，对于经济活动、资源配置所要解决的最基本问题，即供给与需求的问题，人们是可能以自身的预测、设计、计算、规划、布局去指导、整合、规划、监管以及协调的，换言之，相信存在着某种机构，它具备合理处理供给与需求的信息的权能，其核心的哲学理念是对于人或机构的理性能力的坚定自信，从而把人们的理想追求与社会的实际存在人为地“理性化”与“一致化”了。其二，事先决定论。指令性计划管理理论认为，社会中的供给与需求应该被置入预期的和先期的管制之中，并且这种预先的规划与管制可以有效地规避资本主义市场化管理理论的“无政府主义”缺陷与“市场失灵”，从而更优地实现管理的效能。因此，调配资源的事先计划性被摆置到第一位的地位。其背后所潜藏的哲学基础是强调信息系统的“客观性”与人类活动对于过程的“可控性”，并突出“事先”的优位性。其三，权力主体性。我国改革开放前的指令性计划管理理论将指令、计划、规划的主体确立为政府与权力，即以政府与权力作为配置资源、实现资源管理的中心与平台，强调政府与权力在整个管理活动与管理理论上的主体性地位，从而形成改革开放前我国宏观管理的活动与理论总是以政府为核心的状况，权力驱动的特征在客观的管理实践上则成为最显著的特点。其四，整体优先论。我国指令性计划管理确立并推行的是单一主体性，即在管理实践中践行个体服从集体、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的原则。在个体与集体、下级与上级、地方与中央的关系中，渗透与体现的均是整体重于局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整体论哲学思想。总之，我国改革开放前的管理理论，其哲学基础可以被视为“单极主体性”，所谓“单极”指的就是在“预定”与“博弈”中信赖“理性”，在“预期”与“过程”中突出“事先”，在“政府”与“市场”中重视“权力”，在“总体”与“个体”中优先“整体”，即从一种假设的二元性结构出发，并将其中某一者视为基础与核心，而将另一者“依附”于前者的基础之上，以寻求结构的统一。这是典型的基础主义哲学思想。
某种意义上，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管理理论是在一定程度上对此前管理理论的校正与纠偏。管理实践持续性的现代化，必将突出“现代”的运动性与复杂性的特征。有学者将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内各环节的关系精辟地概括为“互相依存、互为条件”“彼此交叉、相互渗透”“相互带动、相互促进”，③可见，现代市场经济具有主体多元性、要素互动性、因素复杂化等特征。从哲学角度看，这就必然强调多元、交互的主体性。改革开放后，我国在宏观经济管理方面逐步确立了市场模式，其实，市场管理思维的哲学背景就在于强调人类活动的过程性与复杂性，这种过程性与复杂性其实是利益多元性的体现与实现。市场思维认为：供给与需求的问题，资源配置与管理的问题，其流通渠道、过程管理、决策机制、监控体系、反馈模式等都是多元因素参与的，且各种复杂因素都会交互作用，处于变动不居的博弈之中，根本不可能一次性地、也不可能事先地给予绝对的理性化的把握。在这方面，西方学者的思想给予我们深刻的启示，例如，哈耶克不仅假定人接受、处理信息的能力是有限的，最关键的在于，高度现代化时期，信息不再是一种可以提前预知的事物，信息本身就必须通过实践、通过接触，才可能有所把握。吉登斯认为，那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在面临初级现代化的管理时期，是卓有成效的，但是到了发达的现代化阶段，计划模式则不可能有效。因此，在不断拓展与深化的现代化历史条件下，在信息总量无限与快速变化的环境面前，理性、预期、政府、权力、整体根本不能单一地发挥作用，它们均只能作为一种元素参与到系统的管理之中，管理的主体绝对不是简单的单极性的，更不能从基础主义的哲学角度去理解现代管理问题，而必须将单极化的基础主义哲学观念发展为多元化、交互性、过程性、博弈性的现代哲学观念，只有在这一平台上才能更好地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奠定哲学基础。
三、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方法论原则：历史辩证法
研讨并建构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方法论原则，应注意这样一个前提：即在与具有普适意义的现代管理理论的方法论原则的比较中突显中国特色。对此，国内学者将其精炼地论述为：“现实要求我们必须对自身的管理实践活动的一般规律进行总结，在探索和把握管理科学内在规律的基础上，深入开展关于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研究，尝试建立一个既有普适性又具本土文化特色的管理理论体系，努力实现管理理论的中国化。”④而中国化的现代管理理论所应指涉的背景应含有空间与时间两个层次，空间指的是突出中国的地方性，时间指的是突出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转型这一时代性。由此而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哲学基础的方法论原则必须从西方管理哲学的思维框架中突围，必须从中国的时代背景与地方背景出发，必须凝聚对这一问题进行思考与回答的中国特色与中国声音。毋庸置疑，历史辩证法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哲学基础的方法论原则。
为什么将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方法论原则确立为历史辩证法？首先，根据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中国化”性质。由于“中国化”既具有相对性，同时又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内涵之一，因此，必须将具有普适意义的西方现代管理理论的哲学方法论作为其参照背景，才能深入开显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之哲学方法论的特色性。一般而言，西方现代管理理论的方法论基础可以概述为两种对峙的方法论原则：一种是经验论原则。这种方法论原则就是将西方管理理论作为纯然合理的体系加以接纳，再以实证化的态度提炼其哲学方法论前提，因此，它采取的是对以往管理理论的无批判态度，坚持并将单一的效率原则、定量计算原则、组织理性化等思想提升到哲学的层面。经验论原则接受并认可日趋固化与物化的管理经验，在物质管理的实践与理论方面，突出信息化特征；在人事管理的实践与理论方面，构成与之匹配的层级制；在绩效管理的实践与理论方面，强调量化效益与物化成果，如此等等。以人为本、人的因素以及管理的适合性被主动忽视。也就是说，西方现代管理哲学之经验论原则的实质是一种建基于物化基础之上的观念，而“物化的概念存在物只存在于肯定的特征之中，且静静地在其自身的有限中持续着。”⑤因此，这种物化的经验论原则终究是一种对以往事实与过程的潜在肯定与辩护。
另一种则是完全反对前者的超越论原则。这一原则强调从物化的以往事实与过程的管理经验与理论中突围，强调对相应管理理论所暗含的哲学前提进行反省与反思。超越论原则反对经验论对于效率原则、定量计算、物化理念、工具理性的无批判态度，其实质在于揭示并指认现代管理理论对人的压抑与侵吞，将一种诞生于启蒙时代的浪漫主义思绪延续至今。在当代，卢卡奇对物化理念的批判，海德格尔对技术时代数学化的批判，阿多诺对启蒙精神之工具理性的反思，都可归入这一思想框架。
应该说，上述二者均有其一定的合理之处，也是对现代西方管理理论的哲学回应。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源出西方现代化背景的方法论原则是否契合中国现代管理的实践与理论的需要，是否有利于构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哲学基础。实际上，它们都不契合、不适合中国追求与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管理理论及其相应的实践。作为一个后发的现代化国家，其发展的主要问题在于尽快改变落后的生产方式并迅速提升生产力水平，依赖并借鉴科学技术，以系统化、信息化的思维对管理对象进行合理化的管控，这是必须经历的、不可绕过的过程。其中可能发生的某些“物化行为”，往往带有必然性，不能简单地否弃，也不要一味地从先验的对其进行不切实际的、乌托邦式的道德评估与价值审判。必须认识到，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有自己特定的国情基础，有从实际出发的适合的哲学基础。如果忘记了这“两个基础”，也就是忘记了历史辩证法，忘记了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方法论原则。
其次，也不能简单地认同并接纳现代西方管理理论之“经验论”与“超越论”之外的其他方法论原则。这是因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之哲学反思的题中之义就暗含着对现代管理理论的前提检审与价值反思。一方面，哲学方法论原则必须具有超越性的维度，而不能沦为对日常经验的尾随与附庸，批判与创新精神是必须彰显的，也是哲学反思的意义所在。进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法是构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之哲学基础的方法论原则。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的最大意义就是有效支撑突破西方管理哲学的“经验论”与“超越论”，构建崭新的认识论、方法论及其话语空间。
简要地说，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与“超越论”的哲学方法论不同，不是从某种既定的价值原则、道德标准出发，其反对外在于现实的态度，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历史辩证法对于实践的进程，对于历史本身有着积极的、肯定的态度，并且这种进程有着“回复自身”的辩证逻辑，因为实践本身就会开显出一个价值合理的世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将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思想体现得淋漓尽致，即马克思以历史辩证法的思路研究资本主义，强调只有历经资本主义的洗礼才能实现对资本主义的内在超越与积极扬弃，从而在历史的现实进程中开启一个价值正当的世界。其正当性与意义性，恰恰内在于历史的辩证逻辑之中。
历史辩证法也拒斥“经验论”的哲学方法论，并不完全认可物化的世界，它强调从现实的空间，经由历史的进程对工具理性、计算思维进行审视。其关键在于，这种审视绝不是先验式的、外在的突围，而是辩证式的否定与扬弃，是历史性的、内在性的否定。因此，必须经历并接纳物化管理的阶段，在物化管理阶段全面深入展开的同时也就孕育着其自身趋于瓦解的历史命运。可见，历史辩证法是批判的、革命的。马克思写道：“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⑥进而，就辩证法的否定性而言，马尔库塞写道：“辩证法的力量存在于批判的确信之中，全部的辩证法都被一种弥漫着本质否定的存在形式的概念联系着。这种概念的内容和运动也是被否定所限定的。辩证法批判所有的实证哲学。”⑦而物化的管理哲学就是实证哲学在管理理论上的思想投射。
马尔库塞指出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历史属性，进一步阐明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所构筑的历史话语，将辩证法与历史观有机地融合起来。他写道：“马克思精心制作的辩证法，是作为领悟内在对抗性的社会的一种概念性工具。把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固定不变的概念分解为矛盾的组成部分，是为了‘反映’历史的实际结构和运动；辩证法就是要在理论上再现现实的本质。为了恰当地再现它，为了提供一种合适的历史理论，传统的范畴必须重新加以规定，因为它们隐藏了而不是暴露了发生过的东西。然而，思想结构与现实结构之间的辩证关系，不只是反映与相符。”⑧奥尔曼则突出了辩证法的革命性与历史性，他写道：“辩证法是革命的，因为它帮助我们将现在看成社会正在经历的一个阶段；因为它迫使我们将现在的来源和趋势作为它本身的一部分而加以考察；还因为它使我们能够理解，作为这个过程中——其中所有的人和所有的物都是相互联系的——的行动者与牺牲者，我们有能力影响这个过程。在维护‘一切都在变化’这一朴素真理的过程中，未来是作为一种选择被提出来的，其中惟一不能选择的是我们已经拥有的东西。”⑨因此，历史辩证法并不否弃超越，只是将超越视为内在于历史进程中的超越。这些哲学性话语，置换于管理理论的语境中，就是说，作为后发的现代化国家，基于曾经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的生产力落后的现实局面，正如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实际上是依据中国国情客观地对中国现代化建设进行历史定位”。⑩在这一特定的历史阶段背景下，一味根据某种外在的价值标准对管理理论进行哲学性的批判，这种超越论的方法论原则并不适合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创建与发展；当然，中国的国情与逻辑也要求进一步深入发展现代管理的工具理性，突出管理的效率化与系统性，进一步强化管理理论的信息化运作与思维。
同此，在这一推进的实践进程中，物化管理模式会逐步暴露其自身的矛盾，构建超越于效率之上与计算思维平面上的价值合理性才会被提上历史的议程，并进而现实地予以解决。马克思对此曾概括道：“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11}因而，只有在成熟的历史时段，才会发生实质性的理念跃迁，建立于物化基础上的管理才能真正被内在地超越。西方著名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卢卡奇说：“‘自由王国’，‘人类史前史’的结束恰恰意味着，人与人的具体关系，即物化开始把它的力量交还给人。”{12}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二卷的序言中也说：“这里的问题不是在于要简单地确认一种经济事实，也不是在于这种事实与永恒公平和真正道德相冲突，而是在于这样一种事实，这种事实必定要使全部经济学发生革命”{13}。这样，作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方法论原则的历史辩证法就超出了现代西方管理哲学的先验超越论批判方法，也超出了现代西方管理哲学浅表化的经验论对管理理论的无反思性态度，紧扣时代主题与中国国情，从管理哲学的角度做出了具有中国特色与时代风格的“中国回答”与“中国声音”，包括一切从实际出发（如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权变原则）、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例外原则）、实事求是（如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统筹与可持续原则）等方法论原则，从而形塑并彰显了中国化现代管理理论的哲学方法论特色。
四、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价值导向：以人为本
有学者指出，现代管理的首要基本原则即以人为本，“在管理活动中，人是管理诸要素中最重要的因素，整个管理过程以及管理对象的其他因素都要由人去掌握和推动，没有人的活动就没有管理。人既是管理的主体，又是管理的客体。”“人的因素从来都是管理活动与管理绩效的第一因素，是管理实践中的根本问题。”{14}同时，现代管理理论的趋势在于“越来越人本化”。{15}这些认识无疑是正确的。从哲学的视域来看，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价值导向理应是以人为本，理由主要基于以下几点。
其一，以人为本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价值诉求。应当注意到，现代管理理论密切关涉经济理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密切相关。《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最为集中的表达，其所深藏的价值诉求即以人为本。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就是通过揭批资本主义对无产者尊严的虚妄与劳动价值的剥夺以实现其理论的人文关怀向度。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国现代管理理论，自然成为其价值诉求。
其二，以人为本是对物化管理理论的批判与超越。西方现代管理理论是建基于物化这一哲学思想架构之上的。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处境下的人们，“他们本身的社会运动具有物的运动形式。不是他们控制这一运动，而是他们受这一运动控制。”{16}从而，人的活动、人与人之间的交互关系，会被物所遮蔽与替代，并受“物”的运动所支配，这是物化的一种典型体现，进而“物”仿佛有着天然的属性或魔力——商品化、市场化，人们活动的社会性表现为一种人与人相对抗的、异己性的存在，这就是人的活动在市场经济中的异化现象。对此，马克思写道：“活动的社会性，正如产品的社会形式以及个人对生产的参与，在这里表现为对于个人是异己的东西，表现为物的东西；不是表现为个人互相间的关系，而是表现为他们从属于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是不以个人为转移而存在的，并且是从毫不相干的个人互相冲突中产生出来的。活动和产品的普遍交换已成为每一单个人的生存条件，这种普遍交换，他们的互相联系，表现为对他们本身来说是异己的、无关的东西，表现为一种物。在交换价值上，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17}马克思认为这一情形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体现得最为显著。因此，在物化的背景下，必然忽视人之社会关系的根本性，反而颠倒性地将物之关系视为基础，这样一来，对物的管理将压迫性地转换为对人的机械性管理，这实际上就是“泰罗制”规范管理体系隐秘的哲学基础。在这种西方现代管理理论的视域中，人被视为“机器”的延伸或单纯的“工具”。卢卡奇引述并认同马克斯·韦伯的看法，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催生了理性、计算的精神和气质，并渗透在资本主义国家、企业、法律、行政管理的层制等各个方面。资本主义是一个普遍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用韦伯的话讲，人被困于理性的铁笼。因此，现代西方管理哲学中始终渗透着工具理性主义的思想底色。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物化的批判所给予的深刻启迪是，必须超越物化与管理的一体化结构，以人本精神构建现代管理理论之哲学基础的价值导向。
其三，以人为本是管理现代化的终极目标。马克思沿着历史的脉络，考察了人之发展阶段，写道：“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18}这就是马克思提出的人之解放历程“三阶段论”，即从“人对人的依附”发展到“人对物的依附”，再到全面发展的“自由个性”。事实上，交换社会、资本主义、市场化社会处于第二阶段，这一阶段中，人与人的关系、人对人的支配，是以物为中介的，因此，是人的关系与交往的全面物化。从实质上说，第二阶段仍然是一个人与人相对抗、人支配人的阶段，只是用物的形式来掩蔽这种对抗罢了。马克思把人类社会的第二阶段看作是一段必经的中间阶段与历程，其积极意义在于为“自由个性”阶段创造条件、奠定基础。“自由个性”阶段必然超越资本主义人对物的依附这一阶段性，筑就一条更具人本精神的现代化道路。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到邓小平的“人民当家作主”，再到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均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本精神的时代发展与中国表达。在此背景下，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理应融入这一发展精神的潮流之中，坚持将以人为本作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与实践的价值导向。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到现实实践这两个层面来看，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价值导向是以人为本并体现从实际出发。
注释：
①A·J·赫舍尔：《人是谁》，隗仁莲、安希孟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6—47页。
②王毅武：《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海南出版社2011年版，第21页。
③王毅武、康星华：《现代市场经济学》，经济管理出版社2009年版，第132页。
④王毅武：《论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研究对象、任务与方法》，《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
⑤Hegel，G.W.F. Logic：Encyclopedia of the Philosophical Sciences，PartⅠ，trans. W.Wallace，Oxford： Clarendon Press，3rdedn，1975，p174.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2页。
⑦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程志民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7页。
⑧马尔库塞：《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张翼星、万俊人译，黄振定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9页。
⑨奥尔曼：《辩证法的舞蹈：马克思方法的步骤》，田世锭、何霜梅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5页。
⑩王毅武：《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海南出版社2011年版，第21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12}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31页。
{13}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1页。
{14}{15}王毅武、康星华：《现代管理学教程》，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1-22页、第65页。
{16}《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2页。
{17}{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3—104页，第104页。
责任编辑、校对：杜 莹
科学哲学范文第6篇
日前，“全国高校社会科学科研管理研究会2013年度工作会议”在成都召开。会议以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化科研领域综合改革，推进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建设为主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教育部李卫红副部长作了重要讲话，来自武汉大学、江苏省教育厅、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四川大学的代表作了会议交流发言。现将发言内容摘编如下。
加强高校“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
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 武汉大学教授 顾海良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的“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对于高校一流智库建设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首先，要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深刻把握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新要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在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上就要健全民主制度和民主形式，特别要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全社会开展多层面、多渠道、多形式的广泛的民主协商，如政协组织、党派团体、社会组织等层面的协商渠道和形式。高校各方面高层次人才集中、各学科协同创新思想集聚、对中国和世界理解视域广阔等丰厚的资源和禀赋，以此为平台和基地建设起来的高校智库，在立法协商、行政协商、民主协商、参政协商、社会协商等方面，显然有其独特的优势和显著的特色。其次，《决定》提出的民主协商要“在党的领导下，以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为内容”，是高校智库建设应该把握的根本方向。智库建设要在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进一步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上产生正能量，要以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发展的重大问题，以及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实际问题为智库建设的主旨与目标。再次，《决定》强调的“坚
1 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是对智库建设任务和作用范围的明确要求，提出了智库建设与高校惯常的科研的不同。
“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这一体现充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的重大举措，这一体现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的新要求，应该成为高校建立一流智库的基本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高校在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上，应该在以下四个方面有显著突破：一是理论建设。智库要紧密结合中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和国际趋势，对国家的重大决策和内外政策，作出系统的理论论证，为其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中国话语，要有深刻的国际表达。二是战略研究。智库要加强对战略性问题的研究。如对于我国国际战略问题研究，就要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国际格局的走势，在如何确定我国参与全球经济与政治结构治理，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上，作出战略性的回应。三是社会引领。高校智库的专家在引导舆论和民意方面有独特优势，智库要能在各种媒体上形成有利于社会向上、有利于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的积极导向。当然，社会引导上的这种公共性、开放性与智库的社会责任性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是以社会责任担当为出发点和归宿点的。四是政策建言。智库作为有政策影响力的机构，不能坐而论道，而要增强研究的科学性、针对性和实用性，积极建言献策，要争取能够就政府提出的重大问题及时提出有的放矢的措施和政策建议，多出务实管用对策和方案。总之，高校要形成一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就要在理论建设上突出“中国学派”，在战略研究上彰昭“中国意识”，在社会引领上凸现“中国话语”，在政策建言上形成“中国方案”。
西部高校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经验与思考
四川大学校长 谢和平
当今世界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大变革时期，我们国家也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期和深化改革、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期，不管从外部的发展环境来看，还是从我国的发展阶段来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都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
2 近年来，四川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充分发挥人文底蕴深厚、学科实力雄厚的传统优势，立足西部求发展，着力强化“五种意识”，努力做到“五个接轨”，有效促进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师资队伍建设、资政服务四位一体式发展。一是树立育人意识，与一流的人才培养接轨。学校一直把文科具有的传统优势和丰富的文化资源融入人才培养的全过程，通过开设《中华文化》《中国诗歌艺术》等人文素质课程，强化对学生人文素养的熏陶与培养，使他们接受自由全面发展的教育，真正使每个学生有知识、更有文化，有智慧、更有责任。二是树立学科创新意识，与一流的学科科研体系接轨。学校坚持协调发展与重点发展并重、基础文科与应用社科并重、传统优势学科与新兴交叉学科并重，通过实施“人文优势学科领先计划”“人文基础学科夯实计划”等，努力打造具有川大特色、巴蜀风格、中国气派的“川大学派”。三是树立人才意识，与一流的师资队伍建设接轨。学校坚持以抓好文科高端人才引进和青年教师培养“两头”为重点，实施“高端外籍教师聘任计划”“文科百人计划”等，全面落实青年教师科研启动经费、导师制、博士学位和海外经历的“三个全覆盖”，努力培育一批在学术前沿活跃度高、影响力大的文科学术大师和青年学术骨干。四是树立服务意识，与一流的高校智库接轨。学校坚持把学术责任与社会责任结合起来，把个人学术兴趣与社会重大需求结合起来，把振兴文科发展与加强应用社科建设结合起来，实施“应用社科提升计划”等，积极服务国家和区域战略需求，努力打造服务社会、服务现实、服务决策的“川大智库”。五是树立国际意识，与一流的国际化接轨。学校一直紧紧抓住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大机遇，大力实施人文社科国际化工程，充分发挥现有国别问题研究机构优势，重点围绕南亚、当代俄罗斯、欧盟等广泛开展热点区域问题和国别问题研究。
西部高校是推进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服务国家和区域战略的天然智库。面对新的形势，西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要进一步繁荣发展，就必须坚持：要有精神，要坚持精神独立、学术自由，鼓励文科学者根据自己的研究兴趣和专长开展自主研究，同时保持兼容并包的学术视野，允许不同的流派、观点和思想的碰撞，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自信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实现学术追求。要有特色，要立足西
3 部地区特有的政治、文化、宗教、民族等优势，加强对西部地区的国家安全、周边国家关系、民族和宗教关系、经济欠发达地区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等领域的研究，形成新的特色研究。要有宽度，要克服“小富即安”、自我满足，要走出去，了解别人在做什么，了解国内和世界上其他学校、其他学者在做什么，增加自己的宽度，实施文科青年教师全方位海外培训计划、文科学术期刊国际化工程等，增强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要有高度，要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构建完善“协同创新中心-应用研究平台-研究院”三位一体的智库网络，为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更高水平的咨询服务;要瞄准学科前沿，培育新兴交叉学科平台，抢占国际学术制高点。要有深度，鼓励和支持文科学者沉下心去做学问、做研究，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培育具有重要显示度和影响力的成果，多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学术精品。
面对新的形势，我们相信，西部高校只要立足西部的区域特征，秉承传统，发挥优势，创新发展，就必然能为繁荣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和建设国家哲学社会创新体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借协同创新东风，深化机制体制改革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 张宝生
2012年，教育部、财政部启动了“2011计划”。为了落实“2011计划”，推进学校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提升学校创新能力，我校及时制定了《中国政法大学关于贯彻实施“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2011计划)的意见》等系列文件，并根据我校科研和学科发展状况，确立了学校实施“2011计划”工作方案，启动了我校协同创新中心的培育和建设工作。目前，我校牵头组建了三个协同创新中心[1]，作为主要参与高校参加了三个由其他高校牵头的协同创新中心[2]。我校牵头的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经过认真的组建培育，取得了初步的成效，成为教育部、财政部首批认定的14个协同创新中心之一。“2011计划”本质上是改革计划，重点是机制体制改革。为此，我校在落实“2011计划”的工作中，将工作的重点放在协同创新体的机制体制构建上，开展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探索。
4
一、确立了协同创新中心实行新的运行体制，学校出台的所有改革措施都可在协同创新中心先行先试。我校首先确定了协同创新中心是学校管理体制改革的“特区”或实验区，实行新的运行体制。我校还在人事聘任、研究生培养、本科教学、科学研究以及学术交流方面，制定了相应的支持协同创新的特殊政策，为协同创新中心开展工作提供政策保障。例如，在人事管理方面，明确中心在人员招聘，岗位设置、聘任、考核，评价机制和薪酬分配等方面有充分的自主权;中心对所聘本校教师的考核结果，学校予以认同，不再参加学校组织的年度与届末考核。在管理体制方面，我校牵头的协同创新中心均建立了理事会和学术委员会，分别作为重大发展事务和学术事务的最高决策机构。
二、通过协同创新体平台建设，实现“校校”“校府”以及国外研究机构科研资源的整合，为开展协同创新研究奠定了基础。以我校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为例，一是整合了三所协同高校现有的科研平台，包括3个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1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1个国家级司法鉴定机构，为开展司法文明领域的一系列重大课题联合攻关。二是建立了高校与司法机关的合作平台，中心与32个法院、检察院签订了协同创新协议，在20个地方法院、检察院建立了实践基地。三是打造司法文明海外研究平台，中心与10多个国外大学、研究机构签署了“2011计划”合作协议，合作开展研究和学术交流，为中国法学“走出去”搭建了坚实的平台。四是在上述基础上，通过协同高校研究人员互聘和对实务部门专家和国外知名学者的聘任，形成了以协同高校为主体、积极吸纳国内外优势力量的高水平协同创新研究团队。
三、确立了协同高校地位平等、权利共享、义务共担的原则，建立协同创新的长效机制。例如，我校与吉林大学、武汉大学签署的共建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协议中，确立了协同高校(牵头高校和主要参与高校)权利和地位平等的原则;中心在三所协同高校分别挂牌、分别设中心主任;建立联系主任会议制度，负责研究和决定中心的发展规划和年度工作规划;实行轮值主任制度，由三所协同高校的联系主任轮流主持中心的行政管理事务。
5
四、以重大任务为牵引，组织首席科学家负责制的创新团队，探索新的科研组织形式。我校在协同创新中心的组建和培育过程中，一方面按照“国家急需”凝练出国家和社会发展过程中急需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另一方面按照重大任务牵引组织协同创新研究团队，建立以创新团队为载体的新的科研组织方式。例如，我校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根据中心的重大科研任务，建立了10个创新团队。创新团队实行首席科学家负责制，所有成员将在团队首席科学家的组织下开展协同攻关，争取在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方面有重大的突破，努力把中心建设成高水平的“智库”。
[1]分别是：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全球治理和国际法治协同创新中心、法治政府协同创新中心。
[2]分别是：武汉大学牵头的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牵头的知识产权协同创新中心、南开大学牵头的人权建设协同创新中心。
以质量和创新为导向，深化高校科研考核改革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陈雨露
科研考核是高校学术评价的重要手段，对于教师的导向作用十分明显。2011年末中国人民大学对实施多年的考核办法进行了大幅度改革，出台了新的《教师科研工作考核办法》。改革的主导思路有三条，即弱化“科研指挥棒”，鼓励教师自主治学;淡化“学术GDP”，支持教师从容治学;放宽行政性评价，鼓励教师潜心治学。这次科研考核改革得到校内教师的积极评价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当前作为学术评价和教师业绩评价的组成部分，科研考核具有一定的导向、激励和鞭策作用。总体看来，人民大学新的考核办法突出了质量导向，较大幅度地弱化了量化考核功能，力图营造宽松的科研氛围，给优秀学者留出发展创新的充分空间。这一改革所表达的人民大学在科研管理方面的价值取向，可以提炼为两个关键词，就是“学术发展”与“教师发
6 展”。学校希望科研考核制度成为学术发展的动力，而不是阻碍;希望有助于教师成长，大师养成，而不是成为羁绊。
在对学术规律的把握和对当前学风状态的反思中，我们认为，从长远来看，大学教师的学术兴趣、学术积淀和学术创新能力，比起眼前的成果数量重要得多!学术大师不可能速成，只能涵养化育。他们需要坚守一种精神，在喧嚣的氛围中独守寂寞与宁静，建树新的思想和理论。作为大学的管理者，我们应该呵护校园里那些“孤独的思想者”，以“养士”的气度给学者们留下自由探索的时间和空间，让他们不必追逐“短平快”式的研究，可以专注地、持久地做他们喜欢做的、学术价值高的研究。不计较一时一地的成果数量，而要以宽容的气度允许教师们一定时期的积累和不出成果，允许失败，让教师们充分涵养学术思维和学术精神，涵育大作，打造精品，获得良好的学术发展。
人民大学的科研考核新办法以鲜明的质量导向切实为潜心学术的教师松绑减负，充分考虑了学科的差异、个体的追求，努力建立尊重差异而不是一刀切的人性化科研考核体系，有效激发了教师科学研究的内在兴趣，取得了初步成效。
高校的科研考核，是一项极其复杂繁难的工作，需要我们不断地探索、实践、改革和完善，使其符合学术规律，有利于培育良好学风。重要的是不可盲目地追求“量”，而要把“质”作为科学研究的永恒生命。中国人民大学将继续这一探索，坚持“强化学术、深化服务、涵育大作、造就大师”的方针，把质量和创新放在更重要的位置，把长期目标和阶段性措施相结合，努力激发教师、研究者的研究志趣和研究活力，不断提升学校科学研究的水平和能力。
7
推动科研管理创新 促进社科繁荣发展
江苏省教育厅厅长、省委教育工委书记 沈 健
近年来，我们坚持以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为重点，不断更新管理理念，创新科研机制，完善评价制度，努力探索符合高校社科建设规律、适应社科研究创新发展的体制机制，
促进全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
一、更新工作理念，理顺科研工作领导体制
一是注重顶层设计。省委、省政府专门制定下发了《加快推进社科强省建设的实施意见》，成立了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领导小组。省委、省政府领导每年听取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汇报，定期研究解决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问题。
二是加强工作统筹。省教育厅党组按照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四个同等重要”的要求，明确由一名厅领导统筹负责全省高校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建设和研究工作，真正做到一视同仁、一起落实、一起考核，统筹协调，全面推进。
三是健全组织机制。目前，全省本科院校中，有近半数学校独立设置了人文社科处，形成了校院两级完备的科研管理体系，从组织体系上强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与管理。
二、坚持问题导向，创新科研工作管理机制
一是强化问题导向。每年在广泛征求相关专家学者意见基础上，聚焦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热点、难点问题，专门制定重大项目与重点项目选题指南。
二是完善科研管理制度。我们坚持以完善科研管理和评价制度为抓手，不断深化科研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完善了社科研究重大项目、重点项目、一般项目和委托项目为主体的项目资助体系。
8 三是建立重大成果培育机制。设立“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大研究项目”，每年拿出500万元专项资金，组织高校对国家和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理论与对策性研究开展集中攻关，产出了一批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学术创新成果。在第六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评审中，我省获一等奖8项，位居全国第二。
三、加强平台建设，提升科研工作创新能力
一是加强优势学科建设。对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应用、交叉学科建设予以重点扶持，对22个人文社科类优势学科每年每个投入450万元。
二是积极推进协同创新。鼓励高校与江苏省内各级党政机关、大中型企事业单位、社区、乡村等合作共建人文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平台。在教育部首批全国高校协同创新建设中，南京大学牵头成立的“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获正式立项建设。
三是打造高端咨询平台。依托高校人才优势、智力优势，多方位、多层次构建政府决策咨询平台。南京大学牵头主办的“江苏发展高层论坛”“苏北发展论坛”“南京都市圈发展论坛”“社科学术大会”等一批高层次论坛也发挥了积极的决策咨询作用。
四、创新管理机制，提升科研工作服务能力
一是创新科研成果评价机制。坚持创新为重、质量第
一、学术原创、实际应用、实质性贡献的评价导向与标准，实施分类评价、团队评价、多元多方评价的制度，探索实施个人代表作、学科标志性成果和精品力作考核制度。
二是畅通应用成果转化渠道。定期举办应用对策研究成果专题发布会等，搭建全省性学术研究和决策咨询成果交流平台，力促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更好地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9 三是营造宽松学术氛围。坚持“学术研究无禁区、公开发表有要求、课堂教学守纪律”，鼓励探索，支持创新，容许失败，努力营造健康向上、大胆创新、追求卓越、宽松和谐的学术氛围。
四是规范科研学术行为。坚持教育引导、制度规范、监督约束、惩防结合、标本兼治的学风建设工作体系，对学术不端行为实行“零容忍”和“一票否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