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范文第1篇
美国的社会保障只是社会保险项目中的一个特殊项目。也就是说，美国的社会保险含义要大于社会保障的内容，除社会保障之外，它还包括就业保障、失业保险和健康保障。社会保障只是社会保险的一种。作为社会保障来说，它特指对老年人的社会保险（Old Age Insurance），孤寡人的社会保险（Survivors Insurance）,残疾人的社会保险（Disability Insurance）,统称为OASDI，是美国联邦政府最大的社会保险福利支出项目。
老年人的社会保险也称养老金制度或老年保险（OAI），是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和最受关注的部分。它是在雇员退休前，由个人和雇主各按一定比例缴纳社会保障工薪税的形式，退休后领取养老金。只要有工作，就可以享受这种养老金。
政府介入养老金制度的价值取向
任何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同它所坚持的社会制度是分不开的。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其基本价值取向理所当然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美国在不同时期所表现出来的养老金制度的价值取向也是有所不同的。20世纪30年代，是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时期。应该说这一制度的建立是对1929年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大危机的积极回应。因为这场危机对美国经济、政治各方面的破坏性影响极大。大危机造成了空前严重的灾难，”萧条年月所引起的人们的消沉、不满和怀疑是广泛的“①，对于美国社会生活的影响是深远的。罗斯福受命于危难之中，为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而实施新政，养老保险制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建立起来的。虽然建立制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使就业者退休后老有所养，并且带有一定的福利性质。养老金制度建立伊始就由联邦政府统筹负责。随着凯恩斯“政府大规模干预经济”的思想在政府施政理念中得到强化，这种政府本位主义价值取向也表现得更加突出。从杜鲁门到肯尼迪，再到约翰逊，这几届民主党政府竞相提高福利待遇，扩大社会保障范围。
政府介入养老金制度的实践
自罗斯福总统上任以来，美国历届政府介入养老金制度的实践经历和政策选择都有所不同。政府介入养老金制度的实践，经历了从建立制度到发展制度、再到改革制度等几个不同的阶段。政府的介入方式则是从不介入直接转换到主导型介入，而没有像很多欧洲福利国家一样先经历“政府包办”式的介入。
完全基金化（Full Funded）时期。1935年美国开始建立养老金制度。当年通过的社会保障法主要是保证向65岁以上退休者每月支付养老金，实行老年保险，即OAI。其运行机制与私人保险公司的保费运作十分相似。个人在一生的劳动过程中，将薪金的一部分存入基金，退休后，本金和利息用于支付养老金。这一种办法称作”完全基金化“（Full Funded），但很快就被取消了。
现收现付（Pay-as-you-go）时期。从1939年起，美国的养老金制度的运行机制改为”现收现付“，即现期退休者的养老金来自同期在职人员缴纳的社会保障工薪税。由”完全基金化”机制改为“现收现付“机制的主要原因是旧办法积累下来的资金在经济”大萧条“期间入不敷出，只好被迫改用”现收现付“的新办法。因此，美国最初的受益者有的得到了超高的回报。
部分基金化（Partially Funded）时期。由于”现收现付“机制受到了美国二次大战后的\"人口出生高峰\"的巨大影响，1983年，美国国会通过法律专门建立了社会保障信托基金。该项信托基金的宗旨是预先积累资金，以资助出生高峰期那一代人退休后的养老金，而又不提高后代人的社会保障工薪税税率。美国目前实行的就是这种\"部分基金化\"（Partially Funded）。
虽然经历了制度模式的变化以及相关政策的不断调整，但是这些变化充其量只是形式上的变化，因为从内容上看，养老金制度并没有发生实质上的转变。无论是“完全基金制”、“现收现付制”还是“部分基金制”，社会保障税都是由雇员和雇主共同缴纳。从制度建立之初开始，虽然税率不断调整，但社会保障税一直都是由雇主和雇员各自缴纳50％，这是雇主和雇员的法定责任。对于各种形式的自雇佣人员，则由其个人承担雇主和雇员的共同责任，从某种程度上讲，自雇佣人员既是雇主也是雇员。无论采取何种制度模式，养老金制度的缴费主体中都没有政府，即便是组织与经办体系的管理费用，也是来自该体系的税收收入而不是国家财政。另外，美国养老金制度模式的变化始终是在联邦政府统一组织和管理的框架以内进行的，具体的管理部门也是由联邦政府所指定和设立的政府部门，并没有在制度转换过程中引入社会力量。例如从现收现付制过渡到部分基金制下，建立了社会保障信托基金。但是政府并没有因此而引入私人部门对基金进行市场化运作，而是由政府部门将所积累的资金投资于政府债券。一言以蔽之，在介入养老金制度几十年的实践历程中，政府的介入方式始终没有发生实质性的转变，政府的职能也一直被定位为“管理型”政府。
政府介入养老金制度的政策选择
从政府介入养老金制度价值取向的变化以及实践经历来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政府的政策选择都有几个内含的前提：第一，政策的选择是为了保持退休者的基本生活，而不是提高给付水平；第二，政策的选择不能让政府成为牺牲品，政府没有义务为养老金计划缴费；第三，政策的选择是在政府管理基本养老金计划的框架内进行。在这些前提条件的制约下，政府介入养老金计划的政策选择就相对地缺乏一些大的动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制度赡养率不断提高的过程中，政府没有选择另辟筹资渠道，而是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增收节支”上。随着老年人口的持续增加和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现职人员与退休人员的比例不断提高。1940年，159.1名就业人员负担1名退休的福利金支领人，1960年的比例是5.1∶1，1995年是3.3∶1，到2030年生育高峰期诞生的最后一代人退休时，这一比例将达到2∶1。这一状况让美国的历届政府感到了极大的压力，解决问题的相关政策措施相继出台。一方面，政府通过提高工薪税率和缴费基数，而不是另辟筹资渠道来达到增加养老保险财政收入的目的①；另一方面，政府尽可能地减少养老金的支出。主要的途径有：首先，推迟法定退休年龄（美国法律规定，从2000年开始，领取全额福利金的退休年龄将逐步提高，2022年将为67岁），并且鼓励退休之后仍有劳动能力的职工继续工作，他们的基本保险金（PIA）也会相应地提高（见表1），而对于提前退休的职工则要削减退休金，例如美国法律规定的现行正常退休年龄是65岁，但最早可在62岁退休，只是要相应扣减20%的福利金。其次，加大社会保障信息化建设。美国的社会保障不仅运作透明度很高，而且运作效率也很高，关键就是其先进的信息系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人们的经济交住中，现金交易被杜绝并被认为是违法行为，电子结算系统很普及，每个人的收入与支付情况都能在银行唯一的账户中得到体现，有关信息都能实现共享，政府有关部门可随时抽查了解。信息化建设的加快，一方面可以减少养老保险经办人员的投入，缩减经办费用和人员工资的支付；另一方面能够杜绝工作人员挪用养老基金，防止基金的流失。第三，养老保险的运作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美国的养老金基金实行全国统收统支，由联邦政府来负责统一管理这笔基金。这样的结果是，该国所有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不受跨地区流动的影响，既省去了诸如我国流动的就业人员要办理各种社保关系接续手续的麻烦，也避免了各地区社会保障水平的攀比。这无形之中节省了一大笔管理费用的支出，同时也免除了各地因攀比而带来的额外养老金支出。
2、在退休人员提高退休待遇的呼声中，政府没有一味地提高税率，而是支持职业年金和个人储蓄养老金计划的发展。尽管政府对社会保障工薪税率进行不断地调整，并且整体上呈上升的趋势。但是近5年，社会保障工薪税率一直处于稳定的状态，并且很多学者和公众都希望在以后也不要提高税率。1999年，Zogby International做了一项关于养老金制度改革的民意调查，调查显示，58.1%的公众支持提高缴税工资的上限，31.9%的公众支持提高退休年龄，而只有19.1%的公众支持提高税率。①而且，客观地讲，即使是美国历史上工薪税率的提高，其根本目的也是为了应付日后的老龄化危机而不是为了提高退休人员的养老待遇。例如，1983年里根政府提高了工薪税率，把节余部分存入社会保障信托基金，明确指出此举是为了资助出生高峰期那一代人退休后的养老金。
如何才能真正提高退休人员的养老待遇呢？政府选择了支持职业年金和个人储蓄养老金计划的发展。在职业年金（包括DB型计划和DC型计划）的发展过程中，政府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除了提供税收方面的优惠以外，还提供法律上的支持，对基金管理者、投资者以及参保人员等行为都有严格的约束政策。特别在DB型计划中，政府对其基本组织方式也做了相关的规定，并且针对可能出现的投资失败情况，建立了担保（再保险）机构PBGC，防止个别基金投资失败使雇主和雇员利益严重受损。在个人储蓄养老金计划方面，政府规定所有70岁以下且有收入者都可以开设个人退休账户（IRA），而且不论其是否参加了其他养老金计划。同时政府也提供税收优惠，目前的税收优惠方式有两种：一是普通IRA税收优惠，基本方式是税收延迟，即向账户注入资金时不计入个人所得税计费基数，只是到提款时才根据税法征收个人所得税。二是对特殊形式个人退休账户（Roth IRA）的税收优惠，基本方式是在注入资金时不免所得税，但对本金最后获得的投资收益（包括投资分红、利息）免税。政府的积极政策促进了个人退休账户的迅猛发展（见表2），到2003年，基金积累已达30070亿美元。
尽管我们不能否认美国政府的政策选择在养老保险领域中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但同时也可以看到，在现有制度框架以内所进行的种种改革与创新同样面临着很多的局限。其中工薪税率的提高是不受大众欢迎的。而且，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税率的变化对整个宏观经济运行都有较大的影响，因此要提高税率也不能“随心所欲”。至于“节支”，同样有一个限度问题，在各方面制度完善的情况下，“节支”的状况从根本上取决于收入的多寡。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对现有的政策投以怀疑的眼光。希望通过改革来拓宽筹资渠道。从2010年开始，将财产税纳入到社会保障税当中；将社会保障信托基金的一部分用来进行市场化运作等等，出发点是在不改变制度模式的情况下拓宽筹资渠道。而布什政府却并不认同这一观点，他还是希望在他的任期内，“私有化”改革的意图能够最终在社会保障政策中得到体现。
（作者单位:武汉科技大学文法与经济学院）
社会保障范文第2篇
成都市政府有意将此次户改与“农民进城”区分开来。政府要做的,就是取消入户的限制,拉平各项保障,“至于农民进不进城,那是他们的选择。”
重庆户改还在余音绕梁,成都的户改已经歌声嘹亮。
11月16日,成都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到2012年底,成都的户口将不再依据身份进行登记,而是依固定住所登记,并随之迁移。这意味着,若固定住所在农村,则户口就登记在农村;若固定住所在城镇,则户口就登记在城镇。与户口相关的各种福利,如社会保险、教育、低保等,也将于2012年底之前在城乡之间实现均等化。
这是一场“石破天惊”的变革。被称为是自1958年《户口管理登记条例》实施以来对户口真正的“革命”。
而这场“革命”的背景,是户口功能的日渐衰微,以及现实对于城乡之间生产要素流动的内在需求。
户籍改革新政
成都市此次户改的纲领性文件,是其市委、市政府制定的《关于全域成都城乡统一户籍实现居民自由迁徙的意见》,被称为“23号文”。23号文共有12条,除最后两条外,其余的10条覆盖了本次户改的内容。
其中,公众比较关注的有以下几条:“将实际居住地登记为户口所在地”、“统一城乡就业和失业登记,同等享受就业援助扶持政策”、“统一城乡社保制度、住房保障标准、计划生育政策”和“推进城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
此外,还有四条重要的内容是:统一城乡“三无”人员供养标准和低保标准;统一中职学生资助政策;城乡居民在户籍地平等享受各项权利;统一退役士兵安置补偿和优待政策。
《意见》规定,以上10条所涉及的内容,相关部门应在《意见》出台之后的1个月内制定具体的实施意见。由于《意见》出台日期是11月9日,一个月的最后期限是12月9日。记者走访各部门了解到,实施意见的制定已臻尾声。
成都市政府有意将此次户改与“农民进城”区分开来。该市统筹委副主任秦代红告诉《财经国家周刊》,政府要做的,就是取消户口迁徒的限制,拉平各项保障,“至于农民进不进城,那是他们的选择。”
如果农民进城,他们不必退掉自己的宅基地和承包地,政府也没有为这种保留设定一个期限。
成都市对此举的一个解释,是农民的承包地和宅基地在经过确权后,已成为农民的用益物权(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等物权),与其农民的身份脱离了关系,因而也不会随着这一身份的失去而失去。同理,在此次改革可能带来的另一种流动——市民向农村的流动中,市民也不会因为身份转化为农民而自动获得宅基地和承包地。
这揭示了成都市的这次改革与此前改革之前的关系。该市从2008年开始在农村开展确权颁证,至今基本完成。成都市社科院副院长陈家泽说,他近日还要参加一个对确权的评估,以考察各地的确权是否彻底,以及是否有反复。
户籍改革方面,成都市已经有了四次“前奏”:2003年,取消入户指标限制,以条件准入制代之;2004年,取消二元登记制度,城乡人口统一登记为“居民”;2006年,农民租住统一规划修建的房屋可入户;2008年,农民租住私人住房可入户。这些都为这一次户籍改革提供了一个前提。
低迷的流动
像任何一次户改一样,这次改革同样引发了是否会有大量农民涌入城市的担忧。这个担忧换个角度,就是对政府财力的担忧。
成都市似乎对此胸有成竹。虽然受访官员均没有对可能的流动规模给出明确的回答,但从目前的情况看,成都的决策者对此次户籍改革有一个基本判断:不会发生大规模的人口流动。
秦代红在接受本刊采访时,暗示了前几次户籍改革已经为这次改革做了实验。他说,2008年的那次改革,事实上已经涵盖了这次改革的一些内容。“当时大家有一些担心,成都市19个区县的学生会不会都跑到城里最好的学校里来。但这种担心最终没有发生。”
成都市提供给本刊的一份资料显示:从2003年到2010年6月,成都市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人口数为30多万人。成都市公安局治安防范人口管理处户籍管理大队大队长纪丽告诉本刊,这个数字中,失地农民占了绝大多数。
如果剔除了这一部分,从农村向城市迁移的人口不过5000人。以成都市农业人口510万算,这一数字仅仅相当于农业总人口的千分之一。另外,在此期间,成都办理购房入户23.06万人、大专以上学历入户6.76万人、投资入户1.08万人、投靠入户21.02万人。
“成都市政府的自信,就来自于这些数字。”该市一位政府官员告诉本刊。
但前几次的改革,均为农民进城设置了一定的条件。以条件最为宽松的2008年改革为例,当时的条件有两个,一是租住整套住房,二是入户要征得房主的同意。
但多位专家分析,在这个数字的背后,仍然表明城乡的利益格局正在发生变化。最大的转化发生在2006年。当年年初,延续了2600多年的“皇粮”被取消,这等于抽掉了压在农民身上的最重的一块负担。“这是一个转折点。”成都市新都区木兰镇永宁村农民陈松木告诉本刊。
在此之前,国家对农业的补贴已经开始。这种补贴分为两部分,一个是种粮补贴,还有一个是购买农机具的补贴。
2009年,成都市将耕地保护和农民的养老联系起来,创设了一个制度,叫“耕保基金”。农民只要保护好耕地,政府即将这一基金存入农民的账户,15年期满后,农民可将这笔资金中的90%转为个人的养老保险(另外10%是土地流转担保金和农业保险)。耕保基金发放的标准为一级地每亩每年400元、二级地每亩每年300元。
截至2009年12月,成都市已经发放耕保基金11.7亿元,惠及111.8万农户。
《财经国家周刊》调查发现,农民不愿离开土地,还与一个顾虑有关。虽然农民的上述收入只与承包地挂钩,而承包地又已经确权,不会因农民身份的失去而失去,但农民还是有顾虑。在成都市的个别农村,还延续着“几年一动地”的传统习惯。
而村外的人又对农村的户口“虎视眈眈”。那些在城市户口吃香时把户口办出去的人,正在想方设法办回来。分水村的村民告诉本刊记者,在上世纪90年代,村里曾有多户人家为了招工将户口办到了城里,现在则千方百计地想回来。陈松木告诉本刊,这不是一件容易事。他说,现在村里要进来一个人,需要村小组三分之二以上的人投票通过。“离婚后再结婚,另一方的户口也不能办进来。”
政府的投入
农民入城较少的另一个背景,是政府加大了对农村公共服务的投入。
从2009年开始,成都市每年向各村拨款20万元,用于改善农村的公共服务。秦代红说,成都市共有2700多个农村,政府每年这笔投入就达到5个多亿。
他说,这笔钱由成都市财政直接拨到村里,以避免中间环节可能的截留。
分水村上述负责人告诉本刊,这笔钱的使用,通常通过召开村里的议事会讨论决定。他说,分水村的这笔钱,去年主要用在了建村里的图书室和组建村治保队。
成都市每年要对这笔钱进行专门审计。“去年的审计结果是,除了一个村有点问题外,其余的都没有问题。”秦代红说。但有村民向本刊反映,这笔开支的公开尚待细化。
在教育方面,从2004年开始,成都市、县两级财政投入14.5亿元,在农村建设了410所标准化中小学。陈松木说,木兰镇就有三所这样的学校。但专家认为,硬件的差距可以迅速拉平,但软件的追赶非一日之功。
在孩子教育这个问题上,和很多农民一样,陈松木抱有一种不必强求、顺其自然的态度。“他是龙到哪都是龙,是虫到哪都是虫。”
在医疗方面,从2003年开始,成都市、县两级财政投入7.6亿元,对223所乡镇公立卫生院、15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2396个村卫生站进行了标准化建设。相关专家分析,乡镇医院的改造也会面临与学校相似的困境:硬件提升容易,软件提升困难。
陈松木还向记者提到农村社会保障的提高。他说,自己前些年给父亲买了一个养老保险。缴费2.3万元,从60岁开始领钱,每个月550元,可以一直领到去世。他算了算,自己投入的这笔钱,42个月即可收回成本。而自己的父亲现在已经89岁。如果领取的金额少于所缴的费用,其中的差额还可以退回。
此外,政府的投入项目还包括:构建城乡一体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实施农村“安身工程”,投入资金5700余万元;建立覆盖城乡的就业服务体系以及建立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险体系。
“我们这次最大的特点就是农民工综合社会保险与城镇职工的社会保险并轨,从现在已经实现了农民工工伤、医疗保险待遇与城镇职工待遇一致的基础上,还将实现养老、失业和生育这三个保险待遇与城镇职工一致,这就从根本上实现了城乡社保的公平。”成都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综合政策调研处处长王德平说。
在今年6月份召开的统筹城乡成都论坛上,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黄守宏提到,在2002到2009年间,成都市县两级财政的“三农”投入增长了26倍。“这在全国是没有的。”
成都市社科院副院长陈家泽告诉本刊,与其他地方的户改不同,成都市户改的投入是在户改之前,这保证了户改平稳开展,还让户改后财政的压力顿减。
“更大的改革”
有人担心成都的把农民留在农村的做法,是否与城市化大方向背道而驰?
按照成都市的十一五规划,到2010年,成都市的城市化目标为65%。该市提供的一份官方资料显示,到2009年,该市的城镇化率为64.9%。按照该市自定的指标,其城镇化率为55.6%。
在接受本刊采访时,秦代红强调,城市化要回到其本来面目。“你像以前的县城都没有污水处理厂,有时候上公共厕所都不方便。这也是城市化?现在,我住在农村,享受基本的公共服务,白天在城市里打工,晚上回到小镇。炊烟袅袅,竹林农舍,鸟语花香,你说这个算不算城市化?”
陈家泽试图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明户籍并不是城市化的唯一衡量指标。他说,如果大量农民涌入城里,有了城市户口,却因没有足够的工作机会而失业,住在贫民窟里,衣衫褴褛,食不果腹,这难道就是健康的城市化?他说,城市化不应该仅仅是一个地域概念,而应该是一种生活方式。
陈松木现在在附近的一家工厂上班,每月工资2200元,农忙时在家收拾庄稼,闲下来泡壶清茶,或吆三喝四,喝点小酒,打点小牌,“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我为啥非得要往城里跑?”
但他担心,这样的日子怕难长久。近段时间,村里的干部频频上门,说服他搬到划定的集中居住区,条件是一个人补助1.3万元。陈松木家有三口人,总共3.9万元。对这个条件,他不甚满意:“我要在那盖一处房子,自己还得倒贴6、7万元。”他说,自己心中理想的政策是:分一套房,然后再把家人的保险给买上。“哪怕房子没那么大也行。”
农民现在不愿意轻易放弃自己的土地,还与一个农地即将上市的坊间流言有关。陈家泽在接受本刊采访时,对此给出了积极的回应。他说,成都的城乡统筹,目标还在于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农村的生产要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劳动力,户籍改革意在解决这一问题;另一个是土地。“应该让农民参与到对土地级差收益的共享中。”
陈家泽说,至少在年底之前,成都市还会有一个“更大的改革”出台,“就是有关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
成都的户改正受到关注。在宣布新一轮户改的11月16日,由国家发改委一位副主任带队的一支考察团莅临成都,对其做法详细考察。陈家泽说,他曾被考察组询问了相关问题,尤其是关于成都的实践能否在全国复制的问题。
社会保障范文第3篇
摘要：人力资本投资是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基础，城乡社会保障协调发展是激励人力资本投资行为决策的重要因素。在引入利己动机因素的内生增长模型中，父代社会保障能够补偿子女人力资本投资成本，提高人力资本投资代际赡养回报率。社会保障水平越高，越有可能跨越人力资本投资条件。本文构建城乡社会保障差距、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联立方程，实证检验发现：人力资本投资显著促进经济增长；城乡社会保障差距对人力资本投资具有抑制效应；二元经济结构条件下，经济增长是以城乡社会保障偏斜发展为成本的，促进城乡社会保障协调发展，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以“人口质量红利”补偿“人口数量红利”，有利于实现经济持续发展。
关键词：城乡社会保障差距；人力资本投资；经济增长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804008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在持续高速经济增长过程中，也积累了一些结构性矛盾。在“人口红利”衰减、资源环境约束等条件制约下，中国经济开始进入结构性减速期[1]，如何实现结构性减速期内经济持续增长成为人们最为关心的问题。在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功能弱化背景下，完善城乡收入再分配体系以促进人力资本投资，进而推动创新驱动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保障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受到国内外学者普遍关注并得以持续研究，诸多学者开始以新古典增长理论为视角研究社会保障与经济增长关系。费尔德斯坦（Feldstein）认为社会保障对储蓄具有正向挤入效应和反向挤出效应，一方面社会保障给付水平提高会激励提前退休行为，而为了保障退休生活会增加劳动期储蓄，另一方面社会保障具有资产替代效应，从而降低储蓄；他利用实证数据测算发现，社会保障储蓄挤出效应大于挤入效应，从而确定社会保障不利于储蓄[2]。巴罗（Barro）利用代际交叠模型，引入父母利他主义代际转移机制，研究认为社会保障不会改变家庭预算约束条件，从而具有储蓄中性[3]。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是作为经济体制转轨配套机制而逐步推进的，随着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和发展，社会保障经济效应开始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4-6]。
近年来，社会保障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转向以内生增长理论为主要视角[7-8]，社会保障对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影响越发受人关注。一部分学者认为社会保障制度有利于人力资本投资和经济增长。赖德胜、田永坡分析社会保障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认为社会保障能够促进人力资本投资，应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农村社会保障制度[9]；凯姆尼茨和威格（Kemnitz & Wigger）引入父母利己动机，认为现收现付制社会保障模式使得父母养老保障收入与子女收入相联系，从而有利于人力资本投资和经济增长[10]；沈燕运用协整理论检验社会保障、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社会保障水平提高有利于促进人力资本积累[11]。
另一部分学者认为社会保障制度会抑制人力资本投资，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郭庆旺等在内生增长模型中引入中国传统文化信念，认为传统文化信念将后代人力资本积累和父代养老保障联系起来，建立良好的家庭保障和人力资本内生积累机制，而社会保障制度不利于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12]。埃尔利希和金（Ehrlich & Kim）利用多国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社会保障对人力资本投资具有抑制效应[13]。
根据上述研究发现，关于社会保障对人力资本投资研究尚无定论，而且较少学者以城乡社会保障差距为视角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和经济增长研究。本文以城乡二元社会保障体系现实条件为背景，构建二元经济跨期效用最大化模型，分析城乡社会保障差距对人力资本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影响，进一步建立反映三者关系的联立方程組，进行三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检验城乡社会保障协调发展对人力资本投资和经济增长促进效应，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二、理论基础
1.二元经济跨期模型
本文根据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现实，构建规模报酬不变的现代部门和规模报酬递减的传统部门并存的二元经济跨期模型，重点阐述城乡社会保障差距通过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在二元经济结构下，传统部门采用非熟练劳动力进行生产和价值创造，现代部门采用熟练劳动力进行价值创造，劳动力质量主要取决于人力资本投资，假定劳动力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会由非熟练劳动力转换为熟练劳动力，从而进入现代部门获取高劳动报酬。设定现代部门劳动报酬为WU，传统部门劳动报酬为WR，由于现代部门劳动生产率高于传统部门，因此WU>WR。
现代部门经济价值创造主要取决于技术、资本和劳动，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设定现代部门产出模型为：
YU=AKαL1-αU（1）
其中，YU为现代部门产出，A为技术水平，假定为外生变量，K表示资本，LU为现代部门劳动供给。劳动供给由两方面构成，一是劳动力人数，二是凝聚于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即劳动力质量，现代部门产出模型演变为：
YU=AKα（l·h）1-αU（2）
其中，l为劳动力人数，h为人力资本投资水平。
由于规模报酬不变是完全竞争市场的充要条件，规模报酬递增将最终导致垄断，因此本文假定现代部门产出模型为规模报酬不变。
传统部门产出主要由技术、土地和劳动供给决定，由于土地具有固定性，在不具备人力资本投资条件下，传统部门产出表现为规模报酬递减，传统部门产出模型为：
YR=A-NαLβR（α+β<1）（3）
其中，YR为传统部门产出，A-为传统部门技术水平，假定为外生变量，N为固定不变的土地数量，LR为传统部门劳动供给，由于缺少人力资本投资，劳动供给主要由劳动力数量决定。
2.城乡社会保障差距与人力资本投资
根据生命周期跨期消费模型，假定存在劳动期和退休期的生命周期两阶段，在劳动期获得劳动收入并进行消费、储蓄和子女人力资本投资决策，在退休期依据储蓄、家庭子女养老支持和社会保障收入再分配等满足消费支出。因此，设定典型劳动力简化效用模型为：
U=Ct+Ct+11+r（4）
其中，U为跨期消费总效用，Ct为t期消费支出，Ct+1为t+1期消费支出，r为贴现率。假定人口增长率为零，只存在父母和孩子。父母依据效用最大化决定是否对子女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在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情况下，人力资本投资支出为h，而子女将会进入现代部门，获取高劳动报酬WU。此时，跨期消费函数为：
Ct=w-St-h（5）
其中，w为劳动期收入，St为t期储蓄，h为子女人力资本投资支出。在对子女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条件下，子女将会进入现代部门并获得高劳动报酬，从而为父母提供更高家庭养老支持，其退休期消费支出为：
Ct+1=St（1+r）+PU（6）
其中，PU为退休收入支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为子女进入现代部门后提供的高家庭养老支持，另一部分为社会保障收入再分配，两个部分之间既相互补充，又相互替代。相互补充体现为两者共同构成退休收入支持，相互替代体现为在退休收入支持既定情况下，社会保障收入再分配水平越高，所需要的家庭子女养老支持越少。为了体现两者相互补充和相互替代的关系，本文设定退休收入支持为两者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形式：
PU=（ρWU）λG1-λ（7）
其中，ρ为家庭子女养老支持系数，即现代部门劳动报酬收入的特定比例，G为社会保障收入再分配水平。在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条件下，典型劳动力效用函数为：
U1=（w-St-h）+St（1+r）+（ρWU）λG1-λ1+r（8）
在不对子女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情况下，跨生命周期消费效用模型为：
Ct=w-S′t（9）
其中，S′t为不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条件下的储蓄水平。退休期消费模型为：
Ct+1=S′t（1+r）+PR（10）
其中，PR为不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条件下的退休收入支持。由于缺少向现代部门转换的人力资本投资条件，劳动报酬收入少直接导致家庭子女养老支持水平低，退休收入支持函数为：
PR=（ρWR）λG1-λ（11）
进一步推导出不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条件下，典型劳动力效用函数：
U0=（w-S′t）+S′t（1+r）+（ρWR）λG1-λ1+r（12）
父母是否对子女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取决于两种状态下效用水平比较结果，如果U1>U0，说明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获得效用更大，更容易作出人力资本投资决策；如果U1=U0，说明是否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效用水平相等，是否投资不确定；如果U1 ΔU=U1-U0=（w-St-h）+St（1+r）+（ρWU）λG1-λ1+r-（w-S′t）-S′t（1+r）+（ρWR）λG1-λ1+r（13） 进一步整理得到： ΔU=U1-U0=（ρWU）λG1-λ-（ρWR）λG1-λ1+r-h（14） 在ΔU>0时，父母会选择对子女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模型转化为： G1-λ>h（1+r）ρλ（WλU-WλR）（15） 根据公式（15）发现，社会保障水平越高，越容易跨越人力资本投资条件。本文进一步假设只存在城镇家庭和农村家庭两个典型家庭，劳动力总量为L=lU+LR。 如果城乡社会保障水平相同且达到人力资本投资条件，两个家庭均会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全社会人力资本投资总量为H1=Lh，如果农村社会保障水平显著低于城镇且未达到人力资本投资条件，全社会人力资本投资总量为H2=lUh+LR，比较两种情况下的人力资本投资总量能够发现，由于人力资本投资h通常要大于1，因此城乡社会保障水平一致情况下人力资本投资总量更高，城乡社会保障差距导致人力资本投资总量偏低（见公式（16））。 H1-H2=（lU+LR）h-（lUh+LR）=LR（h-1）>0（16） 理论假说1：城乡社会保障差距抑制人力资本投资，随着城乡社会保障差距收敛，人力资本投资将会上升。 3.城乡社会保障差距、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 经济总产出为现代部门产出和传统部门产出之和，经济总产出公式为： Y=YU+YR=AKα（l·h）1-αU+A-NαLβR（17） 通过公式（17）可知，经济总产出受现代部门人力资本和传统部门非熟练劳动力数量的影响。在高社会保障收入再分配条件下，更多家庭选择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从而为现代部门提供充足、高质量劳动供给，在规模报酬不变情况下，现代部门产出也随之增加。相比规模报酬递减的传统部门，现代部门边际劳动贡献率更高，现代部门产出增加将会提高总产出。 以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为视角进行分析，在城乡社会保障水平差距较大情况下，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偏低限制农村家庭跨越人力资本投资条件，农村劳动力难以向现代生产部门转移，现代生产部门人力资本总量不足，会降低经济产出。 理论假说2：城乡社会保障水平差距大导致现代部门劳动人口数量低且人力资本投资不足，从而制约经济增长。 三、模型構建 根据城乡社会保障差距、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三维”联动理论内涵，本文进一步构建计量模型，以实证检验城乡社会保障差距对人力资本投资影响及其经济增长效应。城乡社会保障差距、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是一个相互影响的动态系统，城乡社会保障差距是制约微观人力资本投资的制度条件，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而经济增长有可能会对城乡社会保障差距产生影响。考虑三者之间动态关系，如果采用单一方程进行估计容易忽视相互之间的作用关系，因此本文采用联立方程构建计量模型。具体计量模型为： Pgdpi，t=α+βedui，t+ni=1λiZi，t+ε1i，t（18） edui，t=δ+θsuri，t+ni=1iCi，t+ε2i，t（19） suri，t=σ+φPgdpi，t+ni=1ρiYi，t+ε3i，t（20） 模型（18）为经济增长模型，在“人口数量红利”衰减情况下，以人力资本为支撑的“人口质量红利”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人力资本投资也是城乡社会保障差距作用于经济发展的中介变量，因此构 建经济增长模型以测度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发展的促进效应。其中，Pgdp表示人均GDP，edu表示人力资本投资，采用人均受教育年限作为指标参数。Z为相关控制变量。经济增长不仅受人力资本投资影响，还会受产业结构升级、城镇化刺激消费等因素的推动，为了准确反映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本文选择产业结构升级指数、城镇化率、经济发展方式、二元经济结构、财政分权水平等指标作为控制变量。控制变量主要在两个维度展开：一是控制发展方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包括产业结构升级指数和经济发展方式，其中产业结构升级指数是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层次内部技术结构优化的综合指标，反映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经济发展方式具体参数为单位工业增加值对应污染排放量，反映经济发展阶段和环境约束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二是控制经济社会结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包括城镇化率、二元经济结构和财政分权水平，其中城镇化率是刺激消费和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二元经济结构具体参数为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与第二、三产业劳动生产率之比，反映产业结构变化过程中劳动生产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财政分权用以反映财政支出能力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模型（19）为人力资本投资模型，反映城乡社会保障差距对人力资本的挤出效应。其中，sur为城乡社会保障差距，C为相关控制变量。人力资本投资不仅是城乡社会保障差距条件下微观个体的理性选择，也受现实收入水平、国家教育财政支出对个体教育投入挤出和城乡教育环境分化等因素制约。为了准确测度城乡社会保障差距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本文选取城乡收入差距、城镇化率、教育财政支出比重、市场化程度和二元经济结构作为控制变量。 模型（20）为城乡社会保障差距模型，反映经济发展对城乡社会保障差距的影响。模型以人均GDP为自变量，Y为相关控制变量。为了剔除初次分配、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和财政补贴等因素对城乡社会保障差距的影响而准确判断经济发展的城乡社会保障差距效应，本文选取城乡收入差距、城镇化率、二元经济结构和财政社会保障支出作为控制变量。城乡收入差距为初次分配的指标参数，城镇化率和二元经济结构为经济社会结构的指标参数，财政社会保障支出为财政补贴的指标参数。 本文选择2010—2014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及各地区统计年鉴中相关指标作为变量参数。受数据可获得性影响，本文选取各地区城乡人均养老金之比作为城乡社会保障差距指标参数，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2009年开始试点，具体养老金支出数据统计开始于2010年，而在2012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合并，统计数据中包括部分城镇居民养老金支出，由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人均给付标准基本相同且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参保人数比重远低于农村，因此本文假设2012—2014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人均养老金近似反映农村人均养老金给付水平。具体相关变量的参数设定见表1。 四、实证分析 本文对各项变量2010—2014年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显示：①城乡社会保障差距存在显著地区差异，最大值为1868，即城镇社會保障支出为农村社会保障支出的1868倍，最小值仅为39 ，即城镇社会保障支出为农村社会保障支出的39倍同时，人力资本投资也具有地区差异性，最大值为1203年，最小值为423年。城乡社会保障差距有可能是制约人力资本投资的宏观因素，需要进行进一步计量检验。②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在对人均GDP取对数情况下，标准差为045，与人力资本投资标准差较为接近，可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发展影响的计量检验。③其他控制变量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地区差异，将其加入计量模型具有一定合理性。部分控制变量地区差异较为明显，如城镇化率最高为8960%，最低仅为2267%；另一部分控制变量地区差异 程度相对较小，如产业结构升级指数、教育财政支出等（见表2）。 根据城乡社会保障差距、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立方程，本文对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关于联立方程估计方法有单一方程法（OLS）、二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和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其中单一方程法和二阶段最小二乘法容易忽视方程之间的联系，因此本文采用3SLS估计方法进行实证测算，详见表3。 通过对联立方程进行计量检验发现：城乡社会保障差距对人力资本投资具有抑制作用，主要是由于农村社会保障给付水平偏低限制农村家庭跨越人力资本投资条件，将收入更多用于当期消费和储蓄，从而不利于提高全社会人力资本投资水平；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推动作用，人力资本投资有利于将引进的生产技术转化为有效生产力，促进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现阶段经济发展会制约城乡社会保障差距收敛，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偏向”发展模式和城镇社会保障的经济体制改革配套机制功能所导致的，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水平从而促进城乡社会保障协调发展是提高人力资本投资和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重要方式。 本文进一步对联立方程进行具体分析，经济增长模型中：①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人均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人均GDP的对数提高01313。“人口红利”是支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资源禀赋优势，随着“人口数量红利”开始衰减，增加人力资本投资，以“人口质量红利”补偿“人口数量红利”对促进经济持续发展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具有重要意义。②产业结构合理升级促进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是由传统低劳动生产率部门向现代高劳动生产率部门转换的过程，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可以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提升，产业结构合理升级不仅是指产业结构高级化，而且包括产业层次内部技术结构优化，即提高第三产业内部生产性服务业比重，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层次内部技术结构优化联动才能促进经济持续发展。③城镇化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推动效应，在经济新常态下，城镇化能够释放消费潜能，成为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动力机制。④经济发展方式与人均GDP之间呈负向关系，即每单位工业增加值排放污染物越少，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在资源环境约束条件下，绿色生产有利于经济持续增长。 联立方程估计结论验证了城乡社会保障差距对人力资本投资的抑制效应，在人力资本投资模型中：①城乡社会保障差距显著抑制人力资本投资，城乡社会保障差距每增加1%，人均受教育年限降低00584%，人力资本投资是家庭内部效用最大化的行为决策，社会保障是影响代际交叠效用最大化的重要变量，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对促进人力资本投资具有重要意义。②城镇化对人力资本投资具有正向挤入效应，在城乡教育资源偏斜发展条件下，城镇人口比重越大，人均受教育程度越高。③财政教育支出和市场化程度均显著提高人力资本投资水平，财政教育支出能够有效替代家庭教育支出不足，为人力资本投资提供良好政策和制度环境，市场化程度越高说明劳动力工资市场决定机制越完善，越能够吸引人们提高受教育年限以能够进入更高层次劳动力市场，并且在劳动力市场中获取高收入。 在城乡社会保障差距模型中：①经济发展增加了城乡社会保障差距，说明现阶段经济发展是以城乡社会保障偏斜发展为代价的，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应 以供给侧结构改革为契机，促进城乡社会保障协调发展，让经济发展成果惠及城乡居民。②城镇化有利于缩减城乡社会保障差距，城镇化水平越高，城乡社会保障差距越小。③财政社会保障支出会增加城乡社会保障差距，说明财政社会保障支出重点在于城镇，农村社会保障财政责任缺失导致城乡社会保障的不平衡。 五、结论及政策含义 在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功能弱化条件下，以人力资本投资支撑创新驱动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而社会保障是激励家庭人力资本投资行为决策的外在变量，社会保障水平越高，父代越容易作出子女人力资本投资决策。促进城乡社会保障协调发展，重点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水平，有利于提高人力资本和经济持续增长。本文以城乡二元社会保障体系现实条件为背景，构建二元经济跨期增长模型，引入父代利己动机因素，分析城乡社会保障差距对人力资本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利用城乡社会保障差距、人力资本投资和经济增长的联立方程，对三者关系进行实证检验。通过上述研究，本文得到如下结论：①人力资本投资显著促进经济增长，人均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人均GDP对数增加01313，产业结构高级化与产业层次内部技术结构优化联动、城镇化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等因素也有利于经济持续发展。②城乡社会保障差距对人力资本投资具有抑制效应，城乡社会保障差距越小，人力资本投资水平越高。③二元经济结构条件下，经济增长是以城乡社会保障偏斜发展为成本的，经济增长和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偏斜扩大了城乡社会保障差距，在“人口红利”衰减背景下，促进城乡社会保障协调发展，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以“人口质量红利”补偿“人口数量红利”，对实现经济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上述研究结论体现的政策含义如下：①改革开放以来，“人口红利”是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随着“人口红利”衰减，潜在GDP增长率下降是经济增速放缓的根本原因，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适度调整投资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通过人力资本投资，强化创新驱动发展功能，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是破解结构性减速期经济增长难题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途径。②城乡二元社会保障结构是在二元经济结构条件下受优先发展工业的战略导向影响而产生的制度模式，随着二元经济结构消减和工业化进程逐步推进，在工业反哺农业的发展要求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等制度开始建立并逐步完善，以重点发展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促进城乡社会保障协调发展。通过构建农村养老保险金动态调整机制、优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报销比例、利用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现精准扶贫等一系列农村社会保障完善机制，不仅能够显著改善农村居民社会福利和民生建设，也是推动人力资本投资和助力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新视角。 参考文献： [1]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突破经济增长减速的新要素供给理论、體制与政策选择[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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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爱华，方志] 摘 要： 基于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根据是否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将农民分成两组，分别利用二元Logit回归模型比较两组农民耐用品消费情况，并检验消费观念在其中的中介作用，同时比较新农保首批试点区域与非试点区域农民耐用品消费的差异，研究表明：参加新型社会保障能有效促进农民耐用品消费，新农保制度的促进作用大于新农合制度，新农保制度试点区域农民耐用品消费高于非试点区域；新型社会保障制度不仅直接影响农民的消费行为，而且可以通过转变消费观念间接影响农民耐用品消费。应进一步扩大新型农村社会保障覆盖面，提高农民收入，以促进农民消费增长。 关键词： 新型农村社会保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农合）；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新农保）；消费观念；耐用品消费；消费结构；消费行为；扩大内需 一、引言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城市消费增长乏力，挖掘农民群体的消费潜力，扩大农民的消费需求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那么，如何刺激农民消费？虽然经济收入决定着农民的消费能力，但是消费观念和储蓄习惯也是影响农民消费的重要因素。根据预防性储蓄理论，社会保障具有社会保险的功能，可降低个体对未来支出预期的不确定性，进而减少预防性储蓄，扩大消费。而当社会保障制度不足以解除个体后顾之忧时，为了防范不可预见的风险，个体通常会增加预防性储蓄，从而不愿意消费、甚至不敢消费（吴春霞 等，2013），尤其是耐用品的消费。 纵观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理论上讲可以减少农民医疗开支、减轻未来养老负担，使得社会财富向边际消费倾向高的低收入群体转移，达到增加社会总体消费的效果（方匡南 等，2013）。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以下简称新农合）和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以下简称新农保）先后于2003年和2009年实施，那么在现实中，参保农民与非参保农民的消费情况是否存在差异？不同的保障制度对于农民消费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试点区域与非试点区域是否存在差异？这些都是需要回答的问题。 关于社会保障与居民消费关系的研究成果颇丰。在国外，Keynes（1936）、Friedman（1957）、Modigliani（1975）等权威专家从不同的角度研究证明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有正向的带动作用。而国内学者结合我国具体国情，也进行了很多研究。刘畅（2008）和李琼英（2009）利用社会保障支出的宏观数据分析发现，社会保障支出正向影响农民消费；姜百臣等（2010）进一步计算出社会保障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弹性系数（0.1702）。但是也有学者持谨慎态度，认为社会保障制度并不一定能够扩大消费。著名哈佛大学教授Martin Feldstein（1974）首次提出社会保障的“资产替代效应”和“引致退休效应”，前者是一种“挤出储蓄、增加消费”的力量，但是后者则会迫使个体为退休时期的延长而增加储蓄，二者最终的净效应决定了社会保障对于储蓄和消费的影响。我国学者刘新（2011）也发现社会保障对于农民消费具有挤出效应；杨志明（2011）、杨孟禹（2012）引入时间变量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发现，短期来看社会保障对于农民消费确实存在挤出效应，但从长期来看社会保障对农民消费存在积极影响。 关于耐用品消费的研究，国外学者多集中在相关模型的实证检验和参数估计上。由于耐用品消费的非线性特点，Bertola等（2005）采用非线性参数估计方法来研究美国、意大利汽车消费的影响因素。国内学者大多研究城镇家庭的耐用品消费。尹志超等（2009）研究发现住房改革对耐用品消费次序具有影响，经历了住房改革的家庭可以抵押住房，增加融资能力，减少流动性约束从而增加消费。也有学者研究发现国企改革、员工下岗使得城镇家庭收入风险增加，抑制了家庭的耐用品消费。与城市家庭相比，农村家庭的收入风险更高，房地产财富更少，因此农民对风险更加敏感，对耐用品消费支出更加谨慎（樊潇彦，2007；方匡南 等，2013）。 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利用全国性的权威数据实证检验新型社会保障制度对于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研究不多，对于耐用品消费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而对不同类型的社会保障制度对农民耐用品消费影响的比较研究还没有。有鉴于此，本文以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农户微观数据为研究样本，根据是否参加新农合、新农保把农民分成两组，采用二元Logit回归模型研究新型社会保障对农民耐用品消费的影响以及不同社会保障制度的差异，并比较新农保试点区域与非试点区域农民耐用品消费的差异；同时，还考察了消费观念的中介作用，以更加全面地揭示社会保障制度促进农民消费增长的机理，进而为进一步扩大农民消费提供经验参考和政策启示。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1.理论基础 居民消费理论的发展经历了“基于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假说确定条件下的消费理论”“基于持久收入和生命周期假说不确定条件下的消费理论”和“基于心理特征的行为消费理论”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的消费理论为主流消费理论，有两个假设条件：一是消费者完全理性，并能够根据掌握的信息和对未来的预测做出理性决策；二是贴现率为常数，即消费者对当前消费的贴现与下一期消费的贴现相同，不会因跨期消费而产生差异。但事实上，由于消费者的非完全理性和控制力不足，他们即使知道一生效用最大化的各期正确消费决策，执行也是很困难的。由此导致了现实的居民消费与主流消费理论产生重大偏离，甚至背离。因此，消费理论研究者开始关注个人心理及个人社会特征对消费的影响，由此产生了行为消费理论。行为消费理论更多关注消费者的心理和社会特征，同时对完全理性的决策能力、时间等前提假设条件予以放松，明确提出了消费者是非完全理性的，而且消费者对时间的偏好也不具有一致性（方福前 等，2014）。 影响农民耐用品消费的因素有很多，除了家庭收入、经济状况以外，社会因素、个人因素、环境因素同样对农民耐用品消费有着重要影响。由于耐用品使用周期较长，农民对其购买表现为非连续性和一定的随机性，即农民购买耐用品不一定是理性行为，同时也受社会制度、从众观念、攀比心理等因素影响。新型社会保障的实施必然会对农民的预期收入、预防性储蓄以及对未来的风险预期产生诸多的影响，使农民对未来收入预期更加乐观，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个人实现了跨期消费规划所要进行的储蓄，这就会使农民倾向于减少预防性储蓄而增加消费（姜百臣，2010）。本研究对农民消费的基本假设是非完全理性的，且农民消费存在不同的时间偏好（如超前消费、即期消费等），符合行为消费理论及其前提假设条件。 2.模型构建 本文将农民购买汽车、电脑、摩托车等耐用品消费决策理解成一个二向性（Dichotomy）问题，即因变量为非此即彼的二元变量。将 “农民耐用品消费”设置为虚拟变量，购买了耐用品的样本取值为“1”，没有购买耐用品的样本取值为“0”。Logit模型是分析该类问题常用的工具，其理论基础为二元选择理论。模型函数为概率分布函数，具体公式如下： 模型（1）和（2）中，被解释变量为农民是否购买耐用品Choice（购买为1，没有购买为0），本文以汽车、电脑和摩托车三种耐用品消费为例进行分析。 MSS 代表自变量新型农村医疗合作保险制度； OSS 代表自变量新型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Cidea代表自变量消费观念，涉及超前消费和即期消费两个维度；CV代表控制变量；ε为残差项。 3.数据来源与指标说明 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采取的是多层次分层抽样的方法，对12 000户家庭进行了调查，包含家庭的基本信息、是否参与新农合和新农保、消费观念以及耐用品消费等与 本研究密切相关的信息，其调查对象涵盖了中国多数省份的100多个县、区。根据问卷剔除城镇和缺失值后，最终筛选出4 561个考察样本，其中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公费医疗的农户有4 154个，没参加的农户有407个，参保率91.08%；参加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农户1 111个，没有参加的农户3 450个，参保率24.36%；样本涵盖了全国26个省市区、84个县（区、市），其中848个样本来自17个新农保制度试点县（区、市）。 自变量“新型社会保障”根据问卷中A61“您目前是否参加了以下社会保障项目？”的回答予以设定：参加=1，没有参加/不适用=0；“消费观念”根据问卷中D1 “首先，我们想了解一下您关于生活和消费的一些看法”来测量，选定经济状况、年龄、教育、健康、家庭年收入、非农工作经历、试点区域、婚姻状况、政治面貌作为控制变量。因变量“农民是否消费耐用品”通过问题项C9“农民对家用小汽车、电脑、摩托车的购买情况”予以测量（购买赋值为1，没有购买/不适用赋值为0），家用小汽车代表享受型消费、电脑代表发展型消费、摩托车代表生存型消费，它们分别代表了农民耐用品消费从高到低的三个层次，并通过对购买时间的回答测定其是否在新型社会保障制度出台前购买，制度出台前购买赋值为0，制度出台后购买赋值为1。各项指标的选取及说明见表1。 三、实证分析结果与讨论 1. 描述性统计分析 根据农民是否参保和是否是试点区域对农民进行分类，直观地比较两类农民的耐用品消费情况。由表2可知，参加新农合农民的耐用品消费数量高于没有参加新农合的农民耐用品消费。参加新农合农民的汽车拥有量为每万人491辆，是没有参加新农合的2倍；参加新农合农民的电脑拥有量为每万人255台，是没有参加新农合的10倍；参加新农合农民的摩托拥有量（每万人4 067辆）远高于没有参加新农合农民的摩托车拥有量（每万人2 071辆）。其次，参加新农保农民的耐用品消费数量也高于没有参加新农保的农民耐用品消费数量，参加新农保农民的汽车、电脑和摩托车拥有量分别约是没有参加新农保农民拥有量的4倍、11倍和2倍。总体上看，新农保促进农民耐用品消费的作用高于新农合的促进作用。此外，新农保试点区域农民耐用品消费数量高于非试点区域农民耐用品消费数量。总之，参加新型社会保障的农民耐用品消费高于没有参加新型社会保障的农民，新农保试点区域农民耐用品消费高于非试点区域农民。 2.实证模型分析结果 模型的回归结果如表3和表4所示，模型整体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 F检验，且判定系数R2均超过0.5，拟合度较好。据表3和表4可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新型社会保障制度有助于促进农民耐用品消费。新农合和新农保均正向影响农民对汽车、电脑和摩托车等耐用品的消费。具体来看，新农合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影响农民对于电脑的购买，在1%的显著 性水平下影响农民对于摩托车的购买，具有较高的统计学显著性意义；新农保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影响农民对于汽车、电脑和摩托车等耐用品的消费。由此可见，新型社会保障制度有助于促进农民耐用品消费，这与白重恩等（2012）、张川川等（2013）、马光荣等（2014）研究所得的结论相同。 第二，新农保制度对农民耐用品消费的促进作用大于新农合制度。新农保制度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对汽车、电脑、摩托车等耐用品消费，且新农保制度对农民耐用品消费的影响系数均高于新农合制度对农民耐用品消费的影响系数，新农保统计量的显著性水平也高于新农合，这说明新农保制度对农民耐用品消费的促进作用要高于新农合的促进作用，且具有很高的统计学显著性意义。实际上，对于参加新农保的农民而言，60岁以后每月可以领到政府补助和自交费用的返还部分是明确的，相当于一种额外的收入，农民对待这种额外收入具有较高的边际消费倾向；同时，政府补助和自交费用的返还为农民耐用品消费提供了一定的经济基础。所以新农保制度对农民耐用品消费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这一结论与程闻硕（2014）研究所得的结论相反，笔者认为是因变量不同所致。本文的因变量是汽车、电脑、摩托车等耐用品消费，而对方的因变量是农民生活消费支出。 第三，社会保障制度不仅直接影响农民耐用品消费，而且通过消费观念间接影响农民耐用品消费。从新农合、新农保与即期消费观念、超前消费观念的交互项回归结果看，交叉项正向影响农民的汽车、电脑消费，但不显著；显著正向影响农民的摩托车消费。因为新型社会保障制度是为了保障农民的基本生活耐用品（如摩托车）消费，对高层次的耐用品（汽车、电脑）消费的支持力度不强，目前新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还难以起到显著地提升农民消费结构和消费层次的作用。在表3中，超前消费观念的系数为负值，表明超前消费观念对耐用品消费具有负向作用，存在挤出效应；即期消费观念的系数为正值，表明即期消费观念对耐用品消费具有的正向作用。即在参加新农合的情况下，农民具有超前消费倾向愈大，对耐用品消费越少；即期消费观念越强，对耐用品的消费越大。在表4中，超前消费观念的系数为正值，表明超前消费观念对耐用品消费具有促进作用；即期消费观念的系数为负值，表明即期消费观念对耐用品消费具有负向作用，存在挤出效应。即在参加新农保的情况下，农民具有超前消费倾向愈大，对耐用品消费越多；即期消费观念越强，对耐用品的消费越小。新农合、新农保与超前消费、即期消费交叉项的系数为正值，特别是对农民购买摩托车的促进作用显著，说明新型社会保障可以通过对消费观念的间接作用正向影响农民耐用品消费。 第四，新农保制度试点区域的农民耐用品消费高于非试点区域的农民耐用品消费。新农保制度的实施可以解决农民的养老后顾之忧，降低农民的老年生活保障风险，增加消费信心，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倾向，增加耐用品消费。对于年轻人来说，新农保相当于储蓄式的个人账户和政府补助的结合，增加了其未来预期收入，从而使其有信心消费，促进其耐用品消费；对60岁以上的老年人来说，参保除了增强他们的消费倾向外，养老金发放也会直接增强其消费能力或者增强其支持家人进行耐用品消费的能力。总之，试点区域农民参加新农保有助于增加其对未来的预期收入，从而减少其“预防性储蓄”，实现耐用品消费。此结论与贺立龙等（2015）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 第五，经济状况、家庭年收入、受教育年限对农民耐用品消费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年龄对农民耐用品消费具有负向影响；身体健康、已婚、具有非农工作经历、男性、是中共党员的农民耐用品消费高于身体不健康、未婚、没有非农工作经历、女性、非党员的农民。这些结论均符合相关理论和经验预判，也进一步说明本文的研究模型设定是合理的，研究结论是可信的。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以汽车、电脑、摩托车的消费为代表，研究新型社会保障对农民消费观念及其耐用品消费的影响。根据是否参加新农合、新农保将农民分成两组，采用Logit模型回归比较两组农民耐用品消费情况，并比较了新农保首批试点区域农民的耐用品消费与非试点区域农民耐用品消费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1）新型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使农民对未来预期收入更加乐观，能够有效促进农民耐用品消费；（2）新农保制度对于农民耐用品消费的促进作用大于新农合制度，参加新农保的农民把从政府领到的补贴和自交费用的返还看成是一种额外的收入，具有较高的边际消费倾向，所以对农民耐用品消费有更大的刺激作用；（3）社会保障制度还通过对消费观念的作用间接影响农民的耐用品消费，即期消费、超前消费观念在分组中对农民耐用品消费的影响效果各异；（4）在新农保制度试点区域农民耐用品消费高于非试点区域，试点区域农民参加新农保都有助于增加其对未来的预期收入，从而减少其预防性储蓄，增加耐用品消费。 本文研究结论有如下政策启示：第一，应完善新型社会保障制度，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扩大保障范围，减少农民在医疗支出、养老生活保障等方面负担，从而刺激农民的消费；第二，政府应不断加强新型社会保障知识的宣传力度，多方位引导农民学习新型社会保障知识，提高其对新农合、新农保的认识，积极参加新型社会保障，减少后顾之忧，提高生活质量；第三，国家在实施新型社会保障制度提高农民的基本生活消费的同时，应千方百计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提升农民消费结构，扩大农村消费市场；第四，对于农民家庭而言，参加新型社会保障的人数越多，越有利于家庭的消费，尤其是耐用品消费，所以，应支持和鼓励家庭成员全体参加新型农村社会保障。 参考文献： 白 重恩，李宏彬，吴斌珍.2012.医疗保险与消费：来自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证据[J].经济研究（2）：42-50. 程闻硕.2014.新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对中国农民消费影响研究[J].经济师（11）：13-16. 樊潇彦，袁志刚，万广华. 2007.收入风险对居民耐用品消费的影响[J].经济研究（4）：124-136. 方福前，俞剑.2014.居民消费理论的演进与经验事实[J].经济学动态（3）：11-30. 方匡南，章紫艺. 2013.社会保障对城乡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J].统计研究，30（3）：52-58. 贺立龙，姜召花.2015.新农保的消费促进效应——基于CHARLS数据的分析[J].人口与经济（1）：116-125. 姜百臣，马少华，孙明华. 2010.社会保障对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机制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11）：32-34. 李琼英，宋马林，杨杰. 2009.社会保障支出与拉动内需——对农村养老保险问题的深入探讨[J].统计教育（9）：16-20. 刘畅. 2008.社会保障水平对居民消费影响的实证分析[J].消费经济（3）：75-77. 刘新，刘伟，胡宝娣. 2010.社会保障支出、不确定性与居民消费效应[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4）：49-55. 马光荣，周广肃.2014.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对家庭储蓄的影响[J].经济研究（11）：117-128. 吴春霞，刘瑞涵. 2013.北京农村居民耐用品消费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J].中国农学通报，29（11）：90-94. 杨孟禹. 2012.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与农村居民消费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J].西南农业大学学报，10（6）：19-21. 杨志明. 2011.农村社会保障与农村居民消费的关系[J].经济与管理，25（6）：28-33. 尹志超，甘梨. 2009.中国住房改革对家庭耐用品消费的影响[J].经济学（季刊）（10）：53-72. 张川川，John Giles，赵耀辉.2013.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效果评估：收入、贫困、消费、主观福利和劳动供给[R].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讨论稿，No. C2013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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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new-type rural social security； new-style rural cooperative medical insurance； new-style rural pension system； consumption concept； durable goods consumption； consumption structure； consumption behavior； enlargement of domestic demand CLC number：F216.1；F842.6 Document code：A Article ID：1674-8131（2016）03-0037-08 （编辑：朱德东；段文娟） 【关键词】社保基金;风险控制;内部控制 一、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的现实状况分析 (1)我国社保基金的组成。2001年12月13日，依据国家相关规定：“社保基金的主要来源是中央财政预算拨款;国有股减持划入资金;经国务院批准的以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投资收益;股权资产。”(2)我国社保基金的运营模式。2000年8月，我国建立了“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同时设立“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社保基金理事会开展工作的基本情况是：首先，权利分层上，它直接对国务院负责。其次，在资金分层上，它的日常工作资金来源于中央政府直接划拨资金，不动用社会保障基金，确保基金完整、安全。再次，社保基金理事会依据相关规定管理社保基金，保证基金的缴存、投资、发放三个环节都有相关制度的约束，形成相互结合、相互制约的关系。最后，社保基金理事会还有选择恰当的基金投资机构进行社保基金投资的权利与义务。在监管方面，政策、制度层面上，由财政部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共同管理;在资金投资层面上，由证监会、银监会、中央银行对社保基金进行监督和管理。对社保基金运营管理，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直接投资型;二是部分委托投资型;三是全部委托投资型。我国现阶段采用的是部分委托型。部分委托型，通俗的说就是投资者自己处理可以获得稳定收益的那部分的投资，委托专门的基金投资公司替自己进行包含风险的那部分投资。(3)我国社会保障基金运营存在的问题及成因。第一，我国社保基金运营中存在的问题。一是基金来源不稳定。二是投资领域单一。虽然可选择的投资方式多种多样，但是显然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不是风险偏好性的投资者，它反而更追求基金投资的稳妥性。因而，在风险系数小的国债和银行存款部分投资最高，在风险系数大，同时收益指数高的债券、股票领域投资较少。三是收益率不高。第二，问题的原因。首先，社会保障基金没有完善的法律保障，基金运营的安全得不到保证。其次，发展不健全的资本市场影响了社会保障基金的运营。在这样的金融市场环境下，不但投资方式少而且缺少发展完善的规避系统风险的工具，因而无法通过投资组合的配置来分散市场风险。 二、基于内控视角的我国社保基金运营风险控制的建议 (一)进行内部控制管理的现实意义 社会保障基金运营作为一种基金、证券类的投资业务，其运营管理主要面临两种风险：政策风险、市场风险和管理风险。政策风险和市场风险多为外部风险，不是本文研究的内容，在这里不再赘述。我们主要讨论管理风险——由于机构组织结构不健全，内部管理有缺失所引起的风险。因而我们要加强制度建设，完善内部控制体制，防范和分散风险。基于我国的基本国情，社保基金运营的内部控制更具现实意义。首先，社会保障基金的数额巨大，不但关系到个人的福利待遇问题，还能影响集体乃至国家、社会的发展。其次，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社保基金沦为了某些人为了满足一己私欲而被肆意使用的工具。因而，必须健全内部控制管理系统，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完善督导机制，建立权利分散化的公共治理结构。 (二)当前我国社会保障基金内部控制管理存在的问题 (1)对内部控制认识不足。第一，管理制度不健全。虽然随着社会的进步，社会保障基金的制度和政策也随之不断完善，但与其配套的管理制度却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第二，就现状而言，社会保障基金运营风险的内部控制管理工作的重心仍放在业务层面，忽视了对管理层的监督。第三，内控手段滞后。目前内部控制关注的重点业务差错转为运营风险的防范和控制，但现行的手段和措施显然是远远不够的，没有跟上形势的变化。(2)内部组织控制松懈。目前各级社保机构任务重，工作压力大，加上人员严重不足，往往可能造成从事大量社保基金运营业务时，无论在管理环节还是经办环节，忙于应付，虽然重视了办事的效率，却忽视了基金安全;内部责任追究制度不明确。(3)内部审计重视不够。在实际操作中，内部审计工作由稽核部门负责，但由于该部门责任多，人员少，从而对内部控制制度缺乏必要的定期检查和日常监督。 (三)创建良好的管理环境，保证社会保险基金内部控制的运行 从理论上讲，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在机构中掌握大量信息的人员极易依据信息优势，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做出与社会保障基金保值增值目标相背离的选择，造成逆向选择风险和道德风险，给社会保障基金的运营的安全性造成危害。加强组织结构建设，完善内部控制制度，能够有效地减少内部风险，保障社会保障基金的健康运转。(1)健全组织结构，加强组织制约。(2)注意机构设置上的相互制约。(3)就是明确各部门的职能，实行责任制和岗位交流制度。所说的责任制是指个人依据各自职务的不同对机构负不同的责任。同时，为了更好的管理社保基金，全面发展机构工作人员的素质，实行岗位交流工作，使员工熟悉不同部门的工作，提高个人素质。 (四)完善社会保障基金内部控制的主要制度措施 (1)审批环节：宏观上看，应建立科学的审批程序，实行民主决策机制，避免出现个人的独断专行。进行重大决策时，应该邀请专家进行可行性论证，增强决策的客观性、科学性。同时，在决策时也应端正态度，认真、严谨、杜绝决策的主观随意性和侥幸心理。(2)授权环节：应建立一套规范的内部分级授权制度。从微观的单个社保基金管理机构内部看授权环节。同时，从宏观的整个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的系统中看，可以讲上下级间的授权视为是内部控制中的授权制度。(3)检查环节：检查业务在审批阶段是否合理合法，手续齐全，环节完整;检查在人员安置方面是否出现职位的空缺或一人多职;检查一项业务在、缴费、投资、分配等环节是否依据社会保障的有关制度进行;社保基金的档案资料是否保存齐全;监督机制是否运营正常，没有漏洞。(4)核实环节：核实某项决策是否经过审批，而不是自行决定;核实某个机构是否具有进行某项活动的权限;业务资料、档案是否真实、有效。(5)业绩审查环节：审查业绩是否合法应该确认，业绩的取得不是通过非法手段或不正当途径得到，不存在暗箱操作环节。(6)资料保护环节：要明确资料管理部门人员的职责，健全社保基金档案资料的收集、建立、审核、保存、查阅、销毁等制度，确保档案资料能够完整、有序、合理地保管好，方便查阅和审核。 (五)社会保障基金内部控制的人员管理 从积极方面看内部控制的人员管理：尝试“合同制雇员”的用人制度，增强人员对工作责任意识和危机意识，提高工作的热情;上文所述的岗位交流制度;对员工进行在岗培训，提高职工的业务素质。从消极方面看内部控制的人员管理：作为投资管理人的社会保障基金经办机构，其不但具有运营社保基金的权利、获得相应报酬的权利而且具有“信赖义务”。这就要求社保基金经办机构要将增强职工的专业素质、职业道德操守和遵规守纪意识放在重要的地位。 (六)加强对社保基金内部风险控制制度的监督 (1)定期检查内部风险控制制度的运行，找出其中可能存在的漏洞，形成风险管理报告，提交管理层，为其决策提供依据。当然要保证报告的科学、客观、公正、及时、有效，结论不偏不倚。检查时既要重点检查业务部门，也不能忽视对管理层的审查，要统筹兼顾。(2)对于工作出色的稽核部门人员给予奖励，对于瞒报、漏报，上报虚假情况或者检查不力的人，追究其相应责任。 关键词：社会保障;体系框架;公共产品;福利 一、作为公共产品的社会保障 社会保障的责任主体是国家或政府，它作为一种福利产品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现阶段社会保障中的政府垄断造成的公共产品的高成本问题已经严重地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公众的社会福利、生活品质的应有提高。 二、社会保障的主体和客体 即使社会保障一直处于变革中，但社会保障的主体并没有改变，社会保障的三个主体中个人、企事业单位和政府相辅相成。政府一直在三个主体中起决定性的支配作用。 首先，社会保障的主体有个人、社会团体、国家。国家和政府是社会保障主体中的关键组成部分，政府出台相关法律政策无数，同时政府在财政方面给予社会保障体系运转的动力。现阶段政府和国家在社会保障中的作用有三方面的体现：包办、主导和不干预。个人在社会保障中的主体作用一般表现在自养。同时个人可以通过储蓄和投保商业保险等实现自养。社会团体和企业作为社会保障的主体其主体作用主要体现在在整合社会资源的同时承担社会责任，给国家分担一定的责任。 社会保障的客体就是享有公共产品的公民。所以，一般社会保障的主体有可能是社会保障的客体，二则可以身份互换。 三、社会保障政策 社会保障政策的特征：社会性，社会保障政策是公共政策的一支，社会保障政策的公共政策属性指明了社会保障政策的社会性，享受社会保障是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公平性，社会保障的保障性和对社会财富的二次分配，都是在力求社会的公平;互济性，社会保障通过向社会筹集资金国家利用财政“托底”的方式来进行社会保障的运营;发展性，社会保障政策通过对人民的生活保障从而保障人民的发展的权利，给人们的发展提供支持;管理性，政府作为社会保障政策的制定者，是想通过社会保障政策的制定对整个社会进行管理和运营。 在我国社会保险政策包括养老、生育、医疗、工伤、失业五个部分。社会优抚政策，社会优抚政策主要针对的是军人及其眷属，以及其他维护国家和社会利益、从事公务活动而致使生命或健康受到损害的人员及其眷属。社会救助政策，它与社会福利政策的较高层次的保障不同，社会救助主要目标是维持人民的最低生活保障政策。 四、社会保障的外部环境 社会保障的外部环境包括政治环境、文化环境、社会环境、技术环境、经济环境等的总称。社会保障这一具有社会福利性质的生活保障方式不可能独立于外部环境发展，也不可能不受外部环境的影响。 外部复杂的多个环境影响整个社会保障体系的运作和发展，同时社会保障也对它们有反作用。所以，我们不仅要通过经济发展、政治改革、技术发展来推动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而且要通过整个社会保障体系的形成和运作来促使经济发展、社会和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保障体系的都有一个形成过程，有一定的发展历程，同时也和其政治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的。 五、社会保障管理体制 社会保障体制是社会保障政策的具体实现的表现，由于各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的不同，社会保障保障体制亦不同。社会保障管理体制大致可分为政府管理型、政府和立法机关共同管理、工会管理型。现阶段我国的社会保障管理体制的构建应当是：政府统一领导、部门分工协作、社会广泛参与和分级负责、分级出资、分级管理。社会保障体制是一个一直运转着的有生命的循环的过程，在社會保障的各个运转环节中立法、管理、实施、监督、激励、反馈是一些列相关联的循环过程。 六、社会保障财政和社会保险基金管理 社会保障财政和社会保险基金大致由国家资助、企业缴费、个人出资三部分组成。由于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历史背景的不同社会保险和社会保障财政的管理分为三种形式：现收现付式管理，完全累积的管理方法、个人账户的管理方法。我国采是完全累计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管理方式。社会保障财政和社会保险基金的运营都是由国家主导筹集资金。由于商业保险在社会保障中也占有重要作用，所以也应该考虑到与商业保险的协调，发挥市场的活力。 七、社会保障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系统的建立目的一方面是为了保证公平解决再分配的问题，另一方面则是最大化的利用人力资源，通过对人的协调使其能力最大化。社会保障的本质就是通过从就业到养老的服务和保障体系来对人的生活保障，从而实现人的能力的利用和发展。社会保障体制为人力资源的发展的利用提供支持，而人作为一种生产力作为一种资源反过来对社会保障体制具有支撑作用，人力资源受制于社会保障体制。 八、社会保障风险 社会保障风险是指由无法准确预见的因素导致社会保障活动的实际结果与预期结果之间存在偏差和损失发生的可能性。首先社会保障主体主要面对的是一些国家进入老龄化时代，老年人口大幅度增加，与此同时风险增加。其次，由于社会保障系统本身存在着一些漏洞，一些类似骗保的行为开始出现。再次，由于社会保障基金面临着供给不足、基金贬值的情况，就造成了社会保障基金面临收不抵支的风险。最后，社会保障体系运行如果出现问题，则会出现社会不稳定的现象。从社会保障客体中的个体来说，社会保障个体面临着养老风险、医疗风险、失业风险、工伤风险、生育风险。个人在面临社会保障风险时往往是比较被动的。由此可以推出社会保障风险一般具有普遍性、社会性、严重性。 九、社会保障绩效 社会保障绩效作为社会保障管理的重要环节主要通过绩效评估来体现，绩效评估的方式分为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社会保障的绩效主要目的是对社会保障的作用进行可行性分析和监测，同时对出现的问题进行修复对未出现的问题进行预防。 社会保障绩效起着助推器的作用，是整个体系的运行的动力，社会保障绩效的评估具有示范作用，可以有效的提高工作效率和形成专门的社会保障人才，从而使资源利用效率最大化。但社会保障绩效同时也存在着很多问题。第一、人不是完全理性的，评估过程难免存在考虑不周的情况。第二、由于在社会保障的评估过程中涉及各个不同的利益体，每个利益体都想要自己利益最大化，那么为了平衡利益关系最有效率的社会保障绩效评估往往无法实现。第三、由于评估样本的不可控性评估过程中也会出现样本误差。第四、社会保障绩效的评估过程中有时会忽略一些非常规的情况，样本的采集也是有限的。第五、社会保障绩效牵涉的面大，牵涉的内容也很多各个阶段或者某一过程的评估往往是有差别的。 十、社会保障事务信息化管理 社会保障信息化管理的主要目标是使信息共享、信息互通、建立全面的高科技管理体系，使社会保障的管理效率提升。社会保障的整个运行中的系统化需要事务信息化管理的支撐，同时事务信息化也提高社会保障运行效率和准确度也。 社会保障信息化管理同时也存在一定得弊端，主要表现在：信息无法共享、信息安全、信息化管理不规范。 十一、社会保障伦理规范 伦理一方面支撑着社会保障的建立，寻求社会的平衡发展，实现利益的分配，另一方面伦理对社会保障也有瓦解作用。一般无序的发展不会产生效率，出现负面的效应。社会保障的伦理风险评估主要由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决定，发展经济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任务。对于社会保障的运行者-政府部门来说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障运行制度和一个相互制约的好的管理体系对提高社会保障伦理规范来说是有重大意义的。 参考文献： [1]赵文祥，刘宏善.完善社会保障制度[M].东北大学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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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范文第5篇
社会保障范文第6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