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现当代文学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民俗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地位，在文学作品中，通过对民俗文化进行描述，能全面升华作品的思想内涵及文化意义，这对激发读者传统民俗意识有很大的帮助，下面就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的民俗文化体现进行详细分析。
关键词：中国；现当代文学；民俗文化
我国的民俗文化是世界上民俗文化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我国几千年的文明历史为民俗文化的发展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民俗文化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民俗文化中蕴含的优秀传统精神、文化内涵能全面提高文学作品的底蕴。
一、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民俗文化的重要性
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民俗文化的体现，主要集中在居行民俗、礼节民俗、生活民俗、乡土民俗等几个方面，在分析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民俗文化的重要性时，可以从这几个方面入手。作为诺贝尔奖的获奖者，莫言是我国文坛上为数不多的成功者，而莫言的作品中就蕴含着丰富的民俗文化，可以说民俗文化是帮助莫言登上文坛的重要力量。莫言用他独特的文字语言描述，将民俗文化形象的展现在读者面前，莫言的众多作品均得到了东西方的共同认可，如《红高粱》、《生死疲劳》、《丰乳肥臀》等，莫言的每一部作品都蕴含着他独特的精神向往及民俗文化内涵。
纵观中国现当代文学，民俗文化各局千秋，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一道靓丽风景线，文学是读者经验的产物，而文本则具备互动性及不确定性，对文学作品中的民俗文化进行分析，也可以看做是对文学作品的一种阐释，因此，在文学作品中，应该加强对民俗文化的重视力度，以此加深对文本阅读的理解、感受。
二、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民俗文化的体现
（一）莫言作品中的鄉土乡情民俗文化体现
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莫言的《红高粱》被广大读者评委“我最爱的作品”，《红高粱》中“真刀、真枪、真性情”的语言进攻性，使其刚发表不就，就广受欢迎，面对挑剔的发行商，《红高粱》还能大受欢迎，不仅仅在于人物形象的生动塑造，还在于民俗文化的生动表达。在《红高粱》中充满了浓郁的“乡土乡情”，民俗文化的丰富性使得国内外读者叹为观止，如姑娘坐花轿出嫁，在中国民俗文化中，“花轿”是特有的婚礼用轿，正所谓“上错花轿，嫁错郎”，这主要是描述对礼俗、民俗的忠诚，《红高粱》中“花轿”的设置，将乡土乡情的民俗文化形象的展现在人们的面前。同时酿酒、饮酒也体现了民俗文化的乡土乡情，作品中血气方刚的少年对新时代、新思想充满了向往，憧憬着无拘无束的生活，由此大碗喝酒，可以说在中国人心理，酒是具有传奇色彩的，读者之所以感觉血气方刚的少年有力压群敌、以一敌百的气势，就是跟喝酒有很大的关系。在《红高粱》中，作者强调酒的重要性，就是希望读者能从作品中感受到传统民俗文化的味道，《红高粱》中对民俗文化乡土乡情的深刻描述，使得作品的民俗色彩、政治色彩更加丰富。
（二）陈忠实作品中的礼仪民俗文化体现
对于文学作品，在传递某种价值观时，就需要设定这种价值观 特有的礼仪性，陈忠实的《白鹿原》就是一部民俗文化十分浓厚的作品，《白鹿原》充分描述及定位了礼仪民俗，特别是在描述长子白孝文、长女白灵的诞生礼时，更是将礼仪之道描述的活灵活现。在陈忠实的作品中，集中将“有礼志士”的宽广情怀和“礼仪”引起的民族气节展现出来，凡事礼当先，这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公共规则，礼是中华文化的内涵，对我国而言，治国安邦的关键就是礼。陈忠实在作品中，用礼对生命进行了诠释，整个作品中，始终贯穿着礼的存在，因此，《白鹿原》被海外读者评为最具中国味道的文学作品。
（三）莫言作品忠、勇、毅精神民俗文化体现
在莫言的作品中，读者可以寻找到一种中国人独有的精神，这种精神在于中华民族固有的性情、心态，可以说莫言的作品中具有十分强烈的视觉感官效果，同时每一个感觉刺激后面都有一个不清不楚的内涵，而这个内涵会对读者的产生一种无形的力量，这就是民族文化中蕴含的精神。毫无疑问，《红高粱》是一部充满了励志性的作品，也是一部展现中国忠、勇、毅精神的作品，作品通过对青年余占鳌的成长进行描述，以此让人明白一个“忠、勇、毅”的道理。年少轻狂，为一时之快，做出很多啥事，多年闯荡后，发现早已物是人非，但是国人的身份却没有改变，面对外辱，余占鳌意识到，丢什么也不能丢了民族气节，这也是中国人民最质朴的品格。
三、总结
综上所述，文学作品与民俗文化是一个不可分离的部分，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民俗文化的体现是升华文学作品，提高文学作品底蕴的最好方式，也是彰显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独特魅力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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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现当代文学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 我国文学在改革开放四十年间传播迅速，呈现欣欣向荣的姿态。老舍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作家，其作品有很大价值。本文对老舍作品改革开放后的海外传播做典型案例研究，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事业提供参考。
关键词： 中国现当代文学 海外传播 老舍作品 改革开放
引言
1978年中共中央召开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在文学艺术方面，标志着当代文学经过了十年“文革”的缄默后步入新时期。改革开放后的四十年，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事业发展迅速，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的方针，并向海外输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传播于世界各地并被读者接受。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汉语热席卷全球、世界汉学研究的复兴、文学翻译工作的开展、优秀文学作品的畅销及中国作家荣获世界文学大奖等事件都证明中国文学以独特的魅力被世界认可。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这个历史节点上，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要紧跟时代潮流，改善系统机制，以更完善的姿态走向海外。
对外传播的研究离不开传播方式的论析。改革开放作为重要的历史节点，对现当代文学海外传播方式的革新有着重要作用。现当代文学海外传播方式中首当其冲的必然是“译介”，翻译保留作品的文化美学价值，再通过对作品的语言转换，让国外读者感受作品中蕴含的中国文化魅力。改革开放激发了中国文学作品翻译的热潮，促进了新的传播方式的诞生。四十年来，我国与世界各国展开了广泛深刻的交流，以老舍作品为代表的现当代文学从原来的单一翻译传播途径向多方拓展。
一、翻译传播
现当代文学的翻译事业始于1920年前后，几乎与我国现代文学开端同步，但传播速度远不及作品创作速度。老舍作品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登上英语世界的舞台，是较早的一批走出国门的中国文学作品，因此老舍被英美读者熟知。改革开放后，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翻译有两种方式：一是国内机构对外译介推广，二是外国翻译工作者向内引进。二者各有优点也各有不足，但这两种译介方式都促进了老舍作品在海外传播与接受。
国内机构对外译介推广工作曾在现当代文学对外翻译事业中占据主导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便开始了此项工作。1951年，叶君健创办《中国文学》杂志，杨献逸与戴乃迭夫妇负责翻译工作。《中国文学》杂志旨在向海外译介优秀作品，向世界展示新中国形象。1981年，《中国文学》派生出“熊猫丛书”（Panda books），译介的重点是中国现当代小说。但因其局限性导致翻译作品在海外影响较小，仅有个别译本受读者欢迎。2000年年底，中国文学出版社因资金短缺等多种因素被迫撤销，2001年《中国文学》杂志宣布停刊，“熊猫丛书”几乎停止出版。《中国文学》杂志也为老舍作品的海外传播作出了一定贡献，共翻译了《龙须沟》《骆驼祥子》《正红旗下》和《二马》四部作品，五六十年代除翻译老舍作品以外，还报道了老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创作与生活情况等。据悉，《中国文学》杂志译介老舍作品的原因是：老舍作品反映了平民百姓的社会生活，语言幽默、白话具有方言色彩。但也有部分作品被否决，如《猫城记》被认为故事荒诞，不符合主流意识形態。可见《中国文学》杂志选取的老舍作品主题大多数是反映旧中国的黑暗，展现新中国的形象。另一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对外翻译出版阵地是香港中文大学。1973年，香港中文翻译研究中心启动《译丛》杂志，这本杂志以“结合传统与现代，融合中国与西方”为目标，旨在向西方推介中国文学作品。翻译工作由外国译者担任，自创刊至今日从未脱刊，在海外取得好的传播影响。《译丛》杂志翻译的老舍作品，主要集中于新旧思想对比并展现各类矛盾冲突，其译介作品有《老字号》《牛天赐传》《鼓书艺人》《宗越大师》《我的母亲》《老年的浪漫》。这些作品集中反映了下层人民的艰苦生活，对人间真情、人性等问题的思考。二十一世纪国内相关机构出台了不少项目扶持中国文学的对外推广，如文化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从2014年起举办“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2013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外文局联合主办“2013中国当代优秀作品国际翻译大赛”，促进一批一批优秀的文学作品走出国门，且积极展开国际合作，从中培养出致力于现当代文学作品传播的优秀汉学研究人才、翻译人才。现当代文学作品海外传播途径不再单一，运用多种多样的方式输出作品将会取得良好的传播效应。
国外翻译者的相关工作。中国文学在英美文学市场的遇冷，导致相关翻译工作者的工资待遇等不够理想。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翻译工作者主动担任中国文学作品的译介工作。国外翻译者翻译中国文学作品主要有四种目的：学术动机、商业动机、政治动机、个人动机。主要是汉学家承担这一工作，这是我国文学对外输出一个好的模式。
汉学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葛浩文、蓝诗玲、威廉·莱尔和白睿文等汉学家、翻译家积极投身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译介工作，让一部分优秀作品在海外开拓影响力。其中，葛浩文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海外首席翻译家，他翻译了老舍、巴金、贾平凹、苏童、毕飞宇等作家的几十种小说。独立出版文学作品是海外翻译工作者译介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主要途径，老舍的八部长篇小说已在英美出版，且一部小说（如《骆驼祥子》《离婚》）有不同种译本，读者可以根据个人喜好选择不同译本。此外，随着改革开放的兴起，老舍作品在英美国家迎来新一轮热潮。八十年代后，在欧美出版的报纸杂志及作品选集收录了老舍的短篇小说、散文、话剧、杂文等。美国的《今日中国文学》《现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等杂志定期选编优秀的现当代文学作品发表，英国的《哥伦比亚中国现代文学选集》（1995）、《中国现代名家短篇小说选》（2002）等文学作品选集系统地介绍中国作家与作品，这些作品选集收录了《茶馆》《老字号》等短篇作品，英美学界给予老舍及其作品极高评价，认为老舍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超一线”作家。但不可否认，整个译介事业存在限制因素，文化差异、政治因素和审美习惯直接影响现当代文学在海外的传播。翻译是语码之间的相互转换，也是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沟通。此外，中西之间图书的贸易逆差也表明一点，中国文学作品在海外依旧是“遇冷”状态。
翻译中国现当代文学存在一些制约因素，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第一，文化接近性。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导致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在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受众较小，因此在翻译阶段不仅要考虑作品表层的“语言转换”还要重视作品内涵的“文化转换”。第二，刻板印象。一些海外读者已经对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形成了固有印象。在长达五十年的“冷战思维”影响下，中西方文学传播与接受必然受此影响。第三，审美接受。通过分析西方读者偏爱的中国作家及作品题材后发现，不同国家的读者具有不同的审美习惯。如，美国读者喜欢个人英雄主义等题材的中国文学作品，英国读者偏爱历史主义题材作品。
通过国家政策鼓励，文学翻译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以出版社、发行公司的支持为一体，老舍在海外已经取得一定影响力，但其中存在的问题仍不容忽视。例如在英美国家的大学图书馆、公共图书馆书架上中国作品屈指可数，借阅量较小，老舍作品从最初的“热门”逐渐冷却。中国文学译作整体在英语世界的接受情况并不理想。究其原因，与中外文化差异、译介模式、译介及出版发行的系统化、规范化等均有一定关系。但伴随着我国经济稳步增长、国际影响力日渐提高、始终注重文化软实力的提升，现当代文学作品的传播将会变得更加广泛，越来越受到国际范围内的认可与接受。
二、影视改编
二十一世纪，大众传媒发生巨大变化，纸媒开始衰落。文学作品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出现在大众视野即影视改编，影视作品以全新的姿态刷新着人们对文学作品的认知。同时，影视输出成为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渠道，越来越多的“中国故事”走出国门。
1980年11月至12月，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在西欧的十四个城市演出《茶馆》，取得了成功，各地登载的报道与评论有七十余篇。这次演出让国外观众、读者深入了解老舍。过去国外读者一直认为老舍只是一位优秀的“小说家”，现在感受到了“剧作家”老舍的独特魅力。八十年代初，西欧国家开始译介老舍戏剧。1982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制作，Glazer and Beck（美国电影公司）发行的电影版《骆驼祥子》上映，这也是改革开放后最早的一批中美合作制作的影片，《骆驼祥子》电影在国内斩获多项大奖，但在美国并未引起较大反响。其原因有很多：《骆驼祥子》的第一版伊万·金译本将结局改成“大团圆”，电影本身忠于原著造成美国观众不解，电影的中式表现手法等很难被海外观众接受。制约戏剧影视传播的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表现手法。中西方对戏剧影视不同的拍摄手法与表演技巧让中西方形成了不同的影视文化，文学作品的改编需要综合考虑它们对最终呈现作品的影响。第二，审美理解。影视戏剧的表达方式主要集中在对人物的塑造和对情节的叙述，观众在欣赏影视作品时，会对剧中人物与情节自行解读。因此，戏剧影视改编要充分考虑观众对作品的接受与理解。
中国作为一个具有源远流长的文化历史的国家，其本身特有的文学作品必定有着丰厚的历史底蕴。由此改编而成的影视作品，一方面要继承其丰厚的内涵，保留最根本、最具有特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影视作品在表现形式方面应当化繁为简，适应世界观众审美的需要，以更具有包容性的姿态向外传播中国故事。
三、课堂教学
随着我国对外汉语教育事业的发展，现当代文学课程发挥其传播中华优秀文化的作用，它能够帮助外国学生感悟中国文学之美，并掌握口语、阅读和写作等技能。现阶段，我国对外汉语教学中现当代文学作品选取教材以《博雅汉语》和《汉语高级教程》等为主流，这些教材的培养目标是提高学生汉语运用能力和汉语学习兴趣。国外大学中文系设置了现当代文学的相关课程或者专业。
但通过这一手段传播的影响力微弱。与上述两种传播方式不同，通过汉语课程进行现当代文学的传播只能停留在“教学”手段，其传播对象仅为学习汉语的外国学生。市场上大多数对外汉语方面的文学教材出现了“重古代轻现当代”和“重现代轻当代”的倾向，部分高校机构甚至直接让外国学生使用中国学生的现当代文学作品选。这些留学生专用的教材收录的老舍作品有《断魂枪》《骆驼祥子》等小说，都是在英美国家受欢迎度较高的作品，但这些教材毕竟是文学作品选集，不可能完全顾及每一位作家，因此影响力有限，学生只是对老舍及其作品有基本了解。在对沈阳某高校本科留学生的调查中，大部分已完成现当代文学课程学习的学生表示“不了解现当代文学”且课程满意程度较低。虽然通过教学手段传播现当代文学作品的效力较小，但随着全球汉语学习者日益增多，汉语教学将逐步扩大影响力。制约汉语教学传播的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教学观念。教材的选编、教师的教学积极性和教学方法等都会对汉语教学传播产生直接影响。第二，学生接受。学生的汉语水平高低是决定他能否接受作品的第一要素，只有当学生汉语水平进入中高级学习阶段，才有能力阅读现当代文学作品。经典文学作品是典范的语言材料，可以帮助学生了解汉语语境，培养交际能力。文学作品承载了中国社会、历史、地理和人文风俗及思想价值等诸多要素，外国学生从中国文学作品中能够看见字间的“中国形象”。但这一传播方式的影响力有限，需不断完善。当汉语成为全球的“流行语言”，自然会吸引外国学生主动学习汉语，传播对象的数量扩大，也会促进现当代文学增强其海外影响力。
四、汉学研究
中国文化因其广度与深度吸引了一大批国外学者争相研究“中国学”。海外汉学研究与本土学者研究不同，他们通过西方文艺理论视角观察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这让现当代文学学科向海外延展。海外现当代文学研究学者诸如夏志清、李欧梵与王德威，他们的研究观点及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现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促进了中西文化之间的交流，形成了“回返影响”。
汉学研究将中国现当代文学视作一个整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没有对这一时期进行细分。海外學者很少关注该时期文学产生的历史背景，而是从“西方语体”角度解读文学作品的价值。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将《骆驼祥子》评为当时最佳的中国小说之一，其结构严谨，感情真挚，是真正意义上的写实主义小说。但他也认为国内学界过高评价老舍，否定《四世同堂》的文学价值。王德威采用许多西方知名学者的理论批评方法对作家作品重新评价，这促进了国内许多学者开始对经典文本再解读。但王德威曾说中国现代文学其实就是两条路：一是鲁迅的“讽刺之路”，二是老舍的“幽默之路”，最终目的都是“打倒旧社会，建设新中国”。这个观点明显将中国文学现代化历程简单化了。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盲目效仿“汉学研究”只会出现“误判”“误读”等错误结论。
温儒敏在《文学研究中的“汉学”心态》一文中指出部分学者对汉学研究过度崇拜，甚至将“汉学标准”作为“争相追赶”的“风尚”。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属于冷战时期资本主义阵营的意识形态，对“左翼作家”几乎持全盘否定的态度，埋没了左翼作家的历史、文学价值。产生于西方语境下的中国文学研究与扎根于本土的文学研究有本质不同，虽有可供借鉴之处，但不可将其作为“先进”“时髦”的标准。我们要辩证地看待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回返成果，合理地吸收其有益部分。中国现当代文学是产生于中国百余年的历史背景下的，不可放弃自身的主导话语权。因中外学者的立场、观点、方法等因素的差异，海外汉学家在研究现当代文学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套有别于国内学者的研究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四个维度：第一，思想维度，海外汉学家能够将西方哲學思想与文艺思想纳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第二，审美维度，海外汉学家与国内学者的审美理念不同，汉学家在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过程中形成了独立的美学判断，因此具有独特的审美取向，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进行新的审美探索。第三，传记维度，美国汉学家对老舍的传记研究成果丰硕，如陶普义的《老舍：中国的故事大师》梳理了老舍的一生与创作历程。海外汉学家对中国作家传记研究的角度独特，具有较高的理论及应用价值。第四，跨学科维度。近年来海外汉学家开始用“边缘学科”或者“新兴学科”的研究方法，如：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地域文化等许多崭新角度重新解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将崭新的理论与经典作品相结合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收获。
结语
中国现当代文学能够反映中国人民现实生活与精神思想，这些语言文字中展现了真实的中国形象。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是一种必然。二十一世纪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不同国家、不同语言的文学都被推向世界，全世界人民都有权利欣赏来自异域的文学艺术，中国文学向海外传播是必然的历史趋势，也是一种需要。世界需要聆听中国故事，也需要欣赏中国形象，中国需要向世界展示自己。在外来文化对国内产生较大冲击的今天，我们要保持文化自信，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事业予以重视，充分展示优秀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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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现当代文学论文范文第3篇
当历史的车轮进入21世纪之后，文学期刊从期刊数量到期发行量都呈现出大幅下滑之势。据人民网对文学期刊进行的调查，目前中国的期刊社一共有9000多家，文学期刊约占10％，而这其中又仅有10％的文学期刊生存状态较好，即不到100家的文学期刊能够维系自身的运行，其余的文学期刊都处于举步维艰的境地。文学期刊的日渐萎靡与日益强大的中国经济和综合国力形成强烈的反差。虽然，文学发展不可能与经济完全同步，但文学期刊逐渐淡出大众视野，文学作品与社会生活渐行渐远是值得理论界深入思考的一个问题。
一
学术界对文学期刊萎靡不振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归结起来大致有如下原因：第一，电视媒体和网络媒体占据了人们大量的休闲时间；第二，消遣、娱乐类的报纸和时尚杂志对文学期刊的冲击；第三，当前文学期刊上发表的作品远离社会生活；第四，读图乐趣取代了阅读文学作品的乐趣；第五，政府对文学期刊的经费支持力度不够。这些分析当然成立。但是，文学理论界在探讨文学期刊面临的生存困境时，恰恰忽略了对当代文学理论的反思，似乎文学期刊兴衰存亡与文学理论没有丝毫关联。
事实上，文学期刊面临大幅萎缩是一个表层问题，其深层的问题是文学在当代社会生活中越来越边缘化，文学越来越远离社会文化。文学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边缘化不能仅仅归咎于作家、读者和文学期刊，而是一个整体性和全局性的问题，其中文学理论苍白化、文学批评阐释无力症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文学繁荣取决于多种因素，不仅需要优秀的作家和优秀的作品，而且需要文学理论对文学创作的关注和介入。中外文学的历史经验表明：没有文学理论的关注和介入难以形成具有影响力的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而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才是文学繁荣的直接推手，可以说，没有人文主义运动就没有莎士比亚，没有古典主义文学运动就没有莫里哀，没有启蒙运动就没有歌德，没有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运动就没有斯丹达尔、巴尔扎克、狄更斯、易卜生和托尔斯泰。因此，文学理论积极介入文学创作，从而推动文学创作的发展是文学繁荣的前提条件。在这方面，19世纪的俄国文学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例证。
二
19世纪的俄国文学是一个天才辈出的时代，在革命民主主义时期，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冈察洛夫、奥斯特洛夫斯基、谢德林、涅克拉索夫、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等一大批具有世界影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步入文坛，对俄罗斯乃至全世界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他们描写人间苦难，反映黑暗现实，把揭露和批判的矛头指向封建农奴制，在思想上、艺术上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为俄国的革命民主主义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高尔基指出：“没有一个国家像俄国那样不到百年时间出过灿若群星的伟大名字。”然而，这样的文学成就并非仅仅是作家努力的结果，而是在文学理论介入和推动下完成的。
这一时期的俄国文坛在文学理论上取得了杰出成就，并最终产生了大量以推动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为己任的理论家，主要是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尤其是别林斯基，他对俄罗斯革命民主主义事业和文学的历史贡献是难以估量的。当果戈理的《钦差大臣》和《死魂灵》发表之后，由于这两部作品辛辣地嘲讽和深刻地批判了农奴制的腐朽和官僚统治的罪恶，因此，遭到反动文人的恶毒攻击，蔑称其为“自然派”。在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别林斯基挺身而出，站在革命民主主义立场上，仗义执言，发表了《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先生的中篇小说》和《乞乞科夫的游历或死魂灵》等理论文章，指出果戈理对生活既不阿谀也不诽谤，而是对其阴暗面进行揭露和批判，并从革命民主主义立场出发，充分阐明了当时的俄国社会需要这样的好作品。其后，别林斯基又写了《一八四六年俄国文学一瞥》和《一八四七年俄国文学一瞥》等理论文章，深刻地剖析了19世纪上半叶俄国社会的现实状况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自然派”)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热情赞扬了果戈理等进步作家对现实的无情揭露和辛辣讽刺，阐明了“自然派”采取对现实批判态度的意义，有力地推动了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向纵深发展。
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对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同样是举足轻重的。他们以《现代人》杂志为阵地广泛地宣传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积极扶持文学新人，指导广大读者进行文学阅读和文学鉴赏，帮助读者去领会作品中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培养读者高雅的艺术情趣。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的引导，人们很难真正理解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冈察洛夫、屠格涅夫、列夫·托尔斯泰等伟大作家的作品。如果人们不能深刻地理解这些作家的作品，那么，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影响的深度和广度也就断然不会如此波澜壮阔。
三
19世纪俄国文学的发展，对当下的中国文坛是有启发意义的：理论家和批评家介于作家和读者之间，在推动文学发展的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方面，理论家和批评家要总结文学发展的历史经验，阐明文学面临的历史使命，引导作家关注现实人生，引导作家追求高雅的艺术风格；另一方面，理论家和批评家又对作品进行阐释和解读，对作品的思想内涵和审美价值进行剖析，引导读者把握作品，培养读者健康向上的审美情趣。只有当作家、理论家、批评家和读者出现良性而有效的互动的时候，文学思潮才可望推动文学的发展，文学繁荣才有可能成为现实，文学期刊才有可能真正走出困境，成为沟通作家与读者桥梁和媒介。
然而，当前中国文学理论没有起到这样的的作用，文学理论完全在自己封闭的理论框架内自我演绎。综观当前的中国文坛，文学理论与文学期刊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1.理论与创作阴阳两隔
当下，中国文坛最奇怪的现象是文学理论的缺席。文学理论的缺席并非是指中国没有文学理论家，没有文学理论文章，而是指文学理论话语基本上是从西方移植而来的，与当下的中国文学创作没有直接关联。也就是说，文学理论家成为西方文学理论传声筒，成为西方文学理论的“二道贩子”。移植而来的文学理论根本不能有效解读当下的文学现象，只能自说白话，只能在话语狂中自我消遣、自我娱乐。
文学理论家们声称“理论就是理论”，“理论与创作本来就不是一回事”，以此来回绝对当下文学创作的关注。可以说，西方文学理论在中国已经泛滥成灾，不仅不能阐释和解读中国当下的文学创作，而且使中国学者缺乏理论原创力，甚至导致文学理论家的惰性。西方文学批评理论植根于西方的文学创作，是对西方文学创作经验的归纳和总结，因而对西方文学进
行阐释和批评是有效的。但中国文学有自身的传统，中国文学关注的问题有别于西方文学关注的问题，同样中国人的审美理想、艺术追求与西方人的审美理论、艺术追求判然有别。用西方的文学批评理论来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进行评头论足，无异于削中国人之“足”去适应西方人之“履”，不仅不能给文学创作带来繁荣，反而会因隔靴搔痒引起作家的反感。当移植西方理论成为时代潮流的时候，理论原创不仅是一种奢望，而且贴近现实的批评也只能成为遥远的梦想。
与移植西方文学理论批评相关的另一种症候则是：文学批评期刊也并没有起阻止文学期刊质量下滑的作用，相反在一定程度还加速了文学期刊质量的下滑。文学批评期刊本来应该承担解读作品、引导读者、提升审美水平的作用，而实际上文学批评期刊发表以套用西方文学理论为能事，出现严重的概念化倾向，与读者的审美情趣、审美理想相去甚远。一些以文学批评为业的学者自身并没有多少文学悟性和文学感受能力，除了对一些西方文学理论名词、概念进行花样翻新之外，并没有多少有价值的东西。因此，文学批评的功能和作用不仅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反而因隔靴搔痒、不着边际而与作家和读者双重疏离。
2.文学批评伦理全面丧失
文学批评家应以怎样的姿态介入社会?文学批评应充当什么样的角色?文学批评家的伦理底线何在?成为当代中国文坛一个不敢追问的话题。当前文学批评呈现出严重庸俗化倾向，文学批评的基本伦理全面丧失，文学批评不仅没有起到正确引导读者解读文学作品，引导作家追求艺术完美、形成艺术风格，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误导读者，将读者引入歧途。究其原因：一些文学批评家自甘沦为一些庸俗作家的吹鼓手，文学批评不是从学理出发，不是处于中立状态，而是成为作家宣传、策划的一个组成部分，成为使作品进入市场的必要“程序”。批评家被作家、图书经销商、作品经纪人“策划”，并为他们服务，按照他们的旨意进行所谓的“批评”，文学批评通过倚门卖笑的方式苟延残喘地存在。
文学批评伦理的全面丧失不仅是文学批评的悲哀，也是作家的悲哀，是时代的悲哀。在商业气息充斥整个社会的今天，批评家利用“批评家”的身份为自己捞取一点好处似乎也无可厚非，因为对文学批评家而言，他们拥有的唯一资源就是手中的笔。然而，文学批评伦理的丧失并非是一个枝节性问题，它关涉知识分子的良知、关涉文学存在的价值等文学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可以说，文学批评伦理的丧失，是对人类精神生活神圣性的颠覆，是对人类曾为之骄傲的精神家园的亵渎，其最终后果不仅将宣告文学批评的终结，而且会导致文学的终结。在这样的文化场域之中，读者对文学形态的集体想象、对文学的信任怎能不被文学批评掏空?文学期刊怎能不举步维艰?
3.文学期刊担当意识溃泛
如前所述，学界在分析文学期刊面临的生存困境时，要么从文学期刊的外在生存空间人手，分析制约文学期刊的各种社会文化环境；要么从文学期刊与文化市场的关系人手，认为当前文学期刊陷入困境是因为没有很好地与文化市场接轨，没有很好地适应当前文化消费的需要，因而难以在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这样的分析虽然不无道理，但并没有抓住问题的要害。笔者认为，文学期刊的困境在于办刊思想和编辑理念上缺乏担当意识，因而失去了文学阅读的精英群体。由于在办刊理念上定位在面向大众文化消费，因此文学期刊往往通过期刊改版、变更栏目设置、发表通俗文学作品等方式去适应市场需要，这样就难免导致文学期刊在追求贴近大众生存的过程中变得庸俗化。回首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学在知识界呼风唤雨的场面，难道是因为文学期刊受到来自政治、经济层面的特别眷顾?难道是因为文学期刊刻意追随市场需求?文学期刊在当时受民众追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担当起了思想启蒙、人生导师的重要功能。也就是说，当时的文学期刊有理想、有责任、有担当，因而它成为读者的一面旗帜，成为民众寻求理想和价值的精神家园。
然而，当前的文学期刊在庸俗化的泥淖里越陷越深，是因为文学期刊过低地估计了读者的审美情趣，过低地估计了读者的理想、梦想和对精神家园的渴求。文学期刊一味媚俗基于对当代读者的一种基本预设：当代读者不需要追问形上问题，不需要理想和信念；他们需要的仅仅是消遣，仅仅是消费，文学阅读对他们而言仅仅是打发时间的方式。这样的预设就难免导致恶性循环，即文学期刊越是贴近大众，而实际上就越远离读者；越远离读者，文学期刊就越陷入生存困境，越来越难以为继。
总体而言，文学期刊陷入生存困境是多种因素导致的，是“历史合力”的结果。对文学期刊生存状态的反思，对于重树文学精英价值，重建读者对文学精神的信赖具有重要意义。当前的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不仅应该积极反思文学期刊的生存境遇，而且也理应成为文学期刊走出困境的重要推手。文学理论家不应该在转述西方后现代理论中自娱自乐，不应该在中国文学作品上随意粘贴西方文学理论的标签，更不应该以解构、嘲弄中国当代文学残存精英意识为乐事。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应该具有责任感和使命感，应该具有理想和信念，积极推动中国文学精英化，积极探索历史、社会、人生，思考人的终极价值，营造文学引领生活的文化氛围。通过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重建读者对文学的信赖，重建作家的历史责任感和自信心，重建理论与创作的良性互动。这样的文学生态一旦形成，何愁文学期刊没有稳固的读者群体?何惧网络媒体、电视媒体、休闲娱乐报刊的挑战与竞争?一言以蔽之，文学期刊走出困境的根本前提是建构良性文学生态，在这个过程中文学理论大有可为。
参考文献：
[1]高尔基，个性的毁灭[J]，文艺理论译丛。1957(1)
现代性现当代文学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近年来，史料工作日益受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的重视，“史料学转向”的呼声甚高。作为一种引人注目的学术“新发动”，“史料学转向”的内涵所指和方法路径主要有三：其一，转向史料（学）研究，开始具有自觉的史料意识并在借鉴中西史料学技艺基础上转向史料及史料学的研究;其二，转向新史料研究，除了一般意义上新史料的发掘之外，主要是史料边界的拓展和方法的拓新;其三，转向实证性研究，即整个现当代文学研究倾向和治学风气开始向实证传统回归。“史料学转向”有助于夯实学科基础，拓宽研究版图，反拨空疏学风，标志着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范式调整和格局重构。
关键词：现当代文学;史料学转向;“新发动”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现代文学名著异文汇校、集成及文本演变史研究”（17ZDA279）
在学术研究中，一种新观念的提出，会带来研究视野的改变或产生一种新的框架效应。“史料学转向”这一概念的出现，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而言，也正有这样的作用。以往主流的现当代文学研究对于史料的重视多半止于其“资料”或“材料”价值;后来有学者提出“古典化”、“历史化”或“史学化”的构想，主要无非是对于古典文学和史学研究的规范、成熟的学风和方法的追慕。而“史料学转向”这种新的观念表达，则很好地勾连了史料学与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深层关系，它不仅造成了新的学术话题，更可能带来一种真正的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认知革新和学术“新发动”。
一、“史料学转向”：现象及概念
1990年代，随着社会形态、思想意识的变迁，整个学界呈现出“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的倾向，理论的建构与争鸣让位于学术化传统的赓续，重视史料爬梳、“从史料再出发”的学术趋势初现端倪，甚至有人提出“回到乾嘉去”的口号。新世纪以来，这种学术动向竟成兴盛之势。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也在这种大势所趋中渐生变化。
1991年《当代文学参考资料与信息》曾組织“面对历史的挑战：当代中国文学史料学研究”笔谈，刊发了张颐武等人的文章。① 作为对80年代马良春、樊骏等学者“建立现代文学史料学”倡导的响应，这组笔谈较早地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提出了建设史料学的构想。在1996年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七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解志熙也曾提出过文学研究的“古典化”与 “平常心”问题。此后，重视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史料根基、操作规范的“古典化”等遂成为一种理想形态的学术诉求。新世纪以来，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史料学转向”的呼声愈来愈高。一方面，史料研究的论题被刘增杰、钱理群、杨义、黄修己、洪子诚、吴秀明、王尧、谢泳、李怡等学者不断申述和反复提及，他们或从史料研究的意义价值、文学史写作与史料叙述的关系等各个不同维度切入，呼吁现当代文学史料工作的规范化和体系化;或身体力行，投身到具体的文学史料的爬梳、整理和研究中去。一些曾经以理论思辨和前沿批评见长的学者，如程光炜、吴俊等也调整治学理路、转移研究重心，实现由批评家身份向史学家身份的转换沉潜，形成了所谓“中国当代文学的乾嘉学派”②。另一方面，一系列以现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为主题的学术会议频繁召开。国家社科基金、出版基金等不同层次的项目基金也开始向史料学选题倾斜，以“文献整理与研究”、“史料数据库建设”为名的课题在数量上有显著增加。《新文学史料》、《史料与阐释》、《现代中文学刊》可谓史料论文专刊，《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争鸣》等刊物也越来越多地刊发与史料相关的文章。有学者统计九家主流文学研究刊物在2007—2017年间刊发史料文章的数据趋势是：“当代文学史料研究文章数在近十年间呈现稳步缓慢增长的趋势，从2007年的87篇上升至2017年179篇……现代文学史料研究文章数也呈现大致相同的趋势，从2007年的169篇上升至2017年218篇。”③ 上述现象充分表明在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重视史料的研究倾向已然异军突起，并成为一个颇成态势和气候的潮流性现象，且影响和成果仍处于持续扩大的态势之中。
解志熙以“古典化”命名现代文学研究重史料、重学术规范的倾向。程光炜以“历史化”指称当代文学学科从批评状态向实证状态的转变，并认为8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逐渐成熟和高水平化主要归功于现代文学研究的“古典文学化”，而当代文学研究也应该朝着这一目标迈进，“重建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古典文学之间的历史关联，……使当代文学不仅是一个可批评的对象，同时也是一门历史脉络可以看得清楚的学问。”④ 郜元宝则以“史学化”概括90年代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历史意识增强、史料研究兴盛的趋势，呼吁文学研究在“由文向史”、“由文向学”的转向之余，“牢牢抓住作家主体为中介来考察社会政治、思想文化与文学演变的关系。”⑤ 2017年第10期《学术月刊》更是以《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史料学转向”现象聚焦》为题发表一组笔谈，首次以“史料学转向”一词来概括中国当代文学领域发生的从“批评为主”到“史料偏重”的学术潮流。这一概念后来又被一些学者在文章中沿用。⑥
就“史料学转向”的命名组合方式而言，可追溯至上世纪60年代理查德·罗蒂所编的《语言学转向——哲学方法论文集》。书中以“语言学转向”一词来命名西方哲学界从关心理论和观念到关心语言的重大转折，后被广泛沿用至文学理论、美学艺术等各个方面，出现了“图像学转向”等相类似的说法。所谓“转向”，往往指一种研究范式的变革性转折。从这种意义上说，“史料学转向”比“古典化”、“历史化”、“史学化”等概念内涵更深刻。但是现当代文学“史料学转向”的内涵所指究竟为何？至今尚无比较明晰的申述。笔者认为，“史料学转向”至少包含三重向度：其一是转向史料（学）研究，即研究重心转向史料工作，同时在技艺上借鉴中西史料学;其二是转向新史料研究，除了一般意义上的发现新史料之外，主要是史料边界、史料类属等的拓新问题;其三是转向实证性研究，即整个现当代文学研究倾向和治学风气开始向言必有据、无征不信的实证传统回归。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使用“转向”一词，毋宁是将之视为一场学术“新发动”。它不仅仅是对于一种过往的，或是当下正在发生的现象进行概括性描述，更指向未来，内含着对一种理想治学理路和学术形态的期许。
二、转向史料（学）研究
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史料学转向”首先表现为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共同体开始有了一种史料敏觉性并普遍转向史料及史料学的研究，即共同意识到史料是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奠基工程并在治学实践中投入这项工程。具体表现为史料的搜集、整理、汇编等工作开始得到普遍重视，且大规模和系统地展开;开始自觉地将文献史料学的方法（如目录、版本等）视为治学方法;开始在史料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和史料学学科的建设上进行探索。
回顾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史，我们会发现很长时间里，只有少数学者具有史料敏觉性，史料研究工作也多限于局部。如，现代时期，我们最大规模的现代文学史料整理工作莫过于1930年代赵家璧策划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的编纂。最具史料敏觉性且努力于史料整理的学者莫过于阿英等少数人。50年代初，开明书店的《新文学选集》叢书、新华书店的《人民文艺丛书》、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作家出版社的“白皮书”、“绿皮书”等似乎是现代文学文献的系统出版，但其实另有建构新的文学规范、教育青年读者等目的，还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文献、史料的系统整理。不过，随着现代文学学科的建立和一些现代文学史著作的出现，史料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开始启动。如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也开始了较有规模的中国现代文学资料研究等。然而，随着政治、思想领域接连展开的批判运动，刚刚起步的史料工作又被迫中断。
70年代末80年代初，为了批判从政治功利主义出发、歪曲甚至伪造事实，以至“以论代史”的不良风气，学术界“不约而同地把眼光集中在对现代文学资料建设上来了”⑦。于是，史料工作开始大规模、有组织地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中国新文学社团、流派丛书》、《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二和第三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等文学史资料汇编和丛书的相继问世;一大批作家全集的整理出版;大量新史料的发掘及作家回忆录、传记、年谱的编撰;版本、校勘、考证等史料整理工作的稳步推进等，无一不在彰显史料工作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春天”⑧。其中，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发起编纂、数十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数百人参加编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丛书更是规模宏大、影响广泛。而桑逢康的《〈女神〉汇校本》、王得后的《〈两地书〉研究》、朱正的《鲁迅回忆录正误》等成果的出现，则标志着80年代的史料工作已逐步从史料汇编走向专著化。但此期的史料工作成绩和价值仍只为少数学者所关注和认可，多数学者都沉浸在方法热或理论、思潮的追踪之中。90年代，受市场经济等因素影响，现当代文学史料研究成绩反而大不如80年代。
新世纪以来，整个学界才有了真正的史料意识的觉醒，才真正有了向史料研究的转向，出现了老中青三代学者共研文学史料的盛况，史料工作也实现了由现代文学到当代文学的“全面开花”。如出现了《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现代卷》（知识产权出版社对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主持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丛书的重版）、《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资料汇编》（孔范今等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料丛书》（吴秀明主编）、《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料编年》（吴俊主编）等大型资料汇编丛书。史料学的建构也成绩斐然，如出版了刘增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徐鹏绪的《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谢泳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法》、吴秀明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研究》等专著。
所谓转向史料（学）的研究也就意味着充分借鉴古典史料学或传统朴学的基本技艺。王瑶先生有言：“在古典文学研究中，我们有一套大家所熟知的整理和鉴别文献材料的学问，版本、目录、辨伪、辑佚都是研究者必须进行的工作，其实这些工作在现代文学的研究中同样存在，不过还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罢了。”⑨ 这是说传统的史料学技艺也应被创造性地挪用至现当代文学研究中。
首先，在史料的搜集、掌控上，要借鉴辑佚学和目录学技艺。现当代文学史料的搜集常须辑佚的技艺，但与古典文献学不同的是，现当代文学的辑佚主要针对的是“集外文”，即散佚在作家单集或全集之外的文字。现代文学的生产方式决定了辑佚必须“先刊后书”，即先寻之于报刊，再寻之于他书。这种辑佚也表现出“发现”的曲折性，如需要通过笔名、文学广告等线索去搜辑佚文，同时需要结合考证学的方法，使辑佚免于简陋。目录学实为治学程序之首，现代文学的目录实践较之古典目录，范围应该更广，不只涉及书籍目录，更有报纸、期刊目录，图像目录等。但现代文学的目录形式则不如古典目录形式的多样性，往往有目无录。古典文献目录的功能更丰富，除了对书籍的整序之外，更涉及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知识谱系问题;现代文学文献目录更注重其情报信息功能，即倾向于对知识的控制和检索。所以，现当代文学目录实践还必须向古典文献目录传统回归，从而开拓其研究空间。其次，在史料的整理、鉴别上，要借鉴版本学和校勘学的技艺。现代文学版本的关注对象比传统版本学更广，除了书籍，还需关注报刊、电子文本等不同传媒载体。版本鉴别的聚焦点除了书刊中的正文本，还有图像、序跋、广告等副文本内容。研究的重心也从版本内容构成转向文本内容构成。校勘学则是文本细部的鉴别技艺，古籍校勘主要是复原性校勘，要求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等多法并举;现代文学校勘则既有复原性校勘，更有汇异性校勘，而后者只需采用对校法和汇校法。由于现代文学校勘研究重心的转移，我们更应进行作家本人修改造成的异文的对校和汇校，甚至要关注与版本学相关的文本变异问题。再次，在史料的辨析和利用上，要借鉴辨伪学、考证学的技艺。现代文学史料中存在大量因盗印、剽窃、归属、虚构等造成的伪书和伪事，可借鉴和挪用古典文献辨伪中总结出来的“辨伪律”和辨伪法，也可以总结出适用于本学科的辨伪法，如利用作家手稿、作家自叙、文本互见等方法去辨伪。因为史料学或文献学的学科分支如辑佚、目录、版本、校勘、辨伪等都需要考证，所以就不存在孤立的考证学，但也可以把考证学列为文献学的一个分支，因为它有独立的研究内容、规律和技艺等。现当代文学的史料研究既可以吸收传统考据学的家法，更需要利用20世纪已经现代化的考证学技艺，从而为学术研究提供更可靠的史料保障。
三、转向新史料研究
如果说“转向史料（学）”的研究是从“非史料性”研究转向“史料（学）”研究，那么“转向新史料研究”则是史料学内部的转向，是史料研究自身的“学科突围”。这里的“新”不仅仅是史料内容的新，不仅是通常意义上所指的对陌生史料、稀见史料的利用和发掘，更意味着史料边界、史料类属的拓展以及研究方法的拓新。如在研究对象上由传统的正文本、手稿、日记等常见史料形态拓展到副文本、拟文本、口述史料等新型史料形态;在研究方法上除了沿用传统文献史料学技艺之外，加入田野调查、e考据等现代新型研究方法。
学术的发展往往与史料边界、史料类属的拓宽密切相关。在近现代，史学界新史料的“四大发现”就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促进了学术的大发展。傅斯年则在理论层面加以阐发：“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所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便退步”，“随着史观的变化、新领域的开拓和新方法的使用，史料的概念和范围也在发生变化，抱定历史不放，忽视新材料的价值，也会造成治学的局限。史家既要重视常见书和普通史料，也要注意发掘和利用新史料。”⑩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也意识到了新史料的重要性，早在2009年11月，中国现代文学馆就举办了以“中国现代文学新史料的发掘与研究”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也有很多研究者在史料研究实践中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如对现代文学副文本史料的研究。传统的史料研究多关注文献的正文本部分，而副文本即正文本周边的辅助性文本因素从史料角度来说可能也很重要。当我们将环绕文本周边的这些副文本因素有效地整合在一起，就能为全面呈现历史现场提供了可能。“副文本具有天然的文献学背景，所以它又可以看作现代文学重要的史料来源地。” 副文本往往极具时效性地记录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演变过程，以其纪实性、真实性的特征获得了相对较高的史料价值。如序跋多反映作家与作家、批评家、编辑、出版人的关系，涉及到作家参与的论争等，是研究作家生平经历尤其是文事交际关系的重要史料;广告往往会介绍作品内容、特点、装帧、修改、版本、出版机构、发行人等信息，是研究作品生产机制、传播接受的史料依据。“副文本”概念的提出实际上为现代文学研究开辟了一块全新的史料园地，细化、深化了现当代文学的史料研究。除此之外，档案、作家检讨书、口述史料等也在近年引起学者们的重视，都丰富了史料来源，拓宽了史料边界。目前，仍有数目可观的作家日记、书信、录音和档案等史料未被系统整理，转向“新史料研究”的工作仍有探索的空间。
近年来，有很多学者已不满足于袭用传统的文献学技艺，他们或是将旧方法赋予新含义，或是开启全新的研究视域，对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往往投向更深广的文化背景，对作家、作品赖以产生的各种因素和历史关系做综合性分析，往往也推进了史料研究。张均从事的“本事研究”不失为一个很好的范例。以往的“本事研究”多见于中国传统诗学研究领域，是研究特定原发性事件被文学作品所改写、增删、挪移、重组以建构新的文本世界的过程。张均将其创造性地挪用至现当代文学研究中，选择以真实事件和历史人物为原型的文学作品（如《暴风骤雨》《红岩》《林海雪原》等），考据其叙事的历史背景和人物原型，探寻其最初的创作缘起和历史事实，细勘本事在进入故事的过程中经历的“凸显、隐匿和移动的叙事调整”，从而在“本事”与“故事”的异同比较中探寻叙事策略和因果机制，在“内”“外”联动、“考”“释”并举中实现文本叙事与历史语境的有效对接。这种研究当然不单纯是史料研究，但从史料学角度看，其实是开启了当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新领域。此外，洪子诚的当代文学生产制度的史料考订、程光炜的80年代文学史料的“考古式”研究等，都在史料研究取徑和方法创新上有所突破。
“新史料”转向还应面对大数据时代下的电子史料问题。近年来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各种数据库电子史料纷纷涌现，在为资料的搜集检索提供便捷的同时，也给史料研究工作带来了全新的挑战。针对日益丰富的多样态史料，台北清华大学黄一农教授于2005年率先提出“e考据”方法，在学界影响深远。他认为，随着图书出版行业的信息化发展，再加上网络和电子资料库的普及，“一个有条件孕育‘e考据学派’的时代或许已悄然来临。” 大数据使搜集资料的手段变得更加迅捷，给学术研究带来了诸多便利。然而，对“电子史料”的各种局限也应该有清醒的认知。资料的丰富、检索的便捷极大地提升了研究的速效，但史料的丰富性、芜杂性与学者精力有限性的矛盾也因此越来越凸显。可以说，如何从海量、繁杂的信息中去芜存精，如何提升研究主体精准处理、运用史料的能力，已成为大数据时代下史料研究工作的难点。电子史料的出现，对研究者鉴别史料真伪、判断史料价值、宏观加工处理史料的能力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在传统史料研究方法现代化和学科化改造的基础上，提升我们的综合、分析和批判能力，才能更好地应对大数据时代下的史料新变。
概言之，转向新史料的研究有助于从不同侧面充分发掘现当代文学史料的丰富潜质，开拓研究版图，寻找新的学术生长点。在新时代、新挑战面前，史料研究工作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对“材料”的发现、甄别、整理，还应扩大史料视野，开拓史学边际，尝试新的方法，并利用数字技术，实现文献资料的准确呈现、科学配置和高效利用。
四、转向实证性研究
韦勒克和沃伦在《文学理论》一书中将文学研究分为文学史、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三个层面。按照以往的学术理念，史料工作往往与文学史写作联系更密切，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则与史料无干。然而，在“史料学转向”的趋势下，严而有据、文则求实的实证性研究诉求应该全方位渗透到文学史研究、文学批评层面，乃至作为一种“方法”带来理论创新，即实证性研究可以成为整个文学研究的一种方向和趋归。
一直以来，文献史料在文学批评中的地位及作用并不十分显著。批评注重时效性，向来以对当下文学热点的即时追踪和敏锐、鲜活的阐发见长。尤其是80年代，批评活跃，往往热衷于凭借西方理论和方法参与制造“文学的轰动效应”，在扩宽文学视野的同时，也使得在此基础上的文学研究流于空疏浮泛。尤其是对当代文学研究而言，“批评化”的弊端显而易见。正如有学者所言：“如果说这里的批评行为是一种当代性的、因时的行为，那么学科行为则更是一种历史性、现代性的行为。这两种行为的混淆结果使学科性向批评性转移，变成在时间性当中唯新是举的追踪，结果是这一学科的话语规范和叙事规范始终没有被完善地建立起来。” 有感于学术失范与学风空疏，近年来，在“史料学转向”的大背景下，许多研究者开始反思和调整，主动向实证研究回归。解志熙是较早尝试将传统实证主义方法化用至现代文学文本批评中的学者。他认为，如果在研究工作中“有意加强一点史学的品格、理性的节制、客观的精神和传统的学术规范……也就是说‘古典化’一些，倒可能有助于学科的成熟。” 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批评性校读法”，认为对文学文本的解读与阐释固然需要批评家及读者的创造性想象与体会，但也不能脱离语言实际去穿凿附会、望文生义，而应该在文本精读、细读上下功夫，善于倾听作家的“话里”之音和“弦外”之意，才有可能对文本的意义乃至作家的意图做出相对准确的把握和认知。故而，他主张将考据、注释等传统文献学的“校注法”引伸入现代文学批评中，在比对校勘、里外互证中达到对文本的全面解读和价值评析。这种“批评性的校读法”对现当代文学的实证性研究很有启发：在保守的意义上，由于这种方法始终坚持对史料的高度把握和还原，注意文本语言意义的解释限度，因而“有助于预防各种主观主义批评的过度阐释以至于逞臆妄说”，弥补了空疏学风造成的游谈无根之弊;而在积极的意义上，这种方法主张对文本上下文及其相关文献资料进行深入细致的参校、比勘和对读，并力图在揣摩特定文本的语言修辞策略基础上辨析作家的话里话外之音，“从而也就有可能穿透作家言说的表面意义并突破单一文本语境的封闭性，达致读书得间、别有会心的发现和照辞若镜、鞭辟人里的分析。” 他的《考文叙事录》等著作正是这种实证性研究的具体成果。我们提出的“版本批评”，以考识作品版本本性为起始，在此基础上进入文本阐释视域，强调对文本的阐释与批评必须建立在对版本物质形态表征和内容构成特性的考察基础之上，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实证性研究的取向。此外，商金林针对文本精读提出的“以献定文” 等观点，也是强调对文本的解读要有相应的史料依据，力图矫治学术研究中过度阐释、强制阐释的主观主义批评风气。
在文学史研究领域，很长时间以来都存在着一种理论先导、以论带（代）史的风气。上个世纪50年代，现代文学学科建制之初，文学史编纂便被提上日程。受主流意识形态的询唤以及“苏联模式”的影响，文学史写作出现“以论带史”甚至“以论代史”倾向，往往先预设一个理论框架，然后寻找相关的材料去支撑说明之。80年代，曾出现过一段学风较为扎实的时期，但好景不长，以论带（代）史的学术风气又有所回潮。只是这个“论”不再是当年的政治理论，而是西方文艺理论。80年代末的“重写文学史”也多致力于在作家作品、文学现象和文学思潮的评价阐释上作“翻案文章”，忽略了对史料的钩沉考证和对历史事实的客观梳理。而要反拨文学史著述“重论轻史”、“理念先行”之风，重视史料尤为关键。在这方面，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材料与注释》，吴秀明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於可训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编年史》等都堪称典范。这些文学史著作追求一种客观中立的学术立场，通过对原始材料的发掘、爬梳、整理，占有尽可能详实和准确的文学史料，运用知识考古学的方法还原对象产生的历史语境，并在史料的甄别比照、选择中构造出用史实说话的文学史线索和秩序。其意义正如於可训所说：“希望通过复活中国史学这种古老的著述体例，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学术重考据、重实证的朴学精神……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追求自身的科学性，构造一个坚实的学术基础。”
转向实证性研究意味着现当代文学研究倾向和治学风气的整体性嬗变，是对学术规范的强调和回归，意味着学术研究日趋稳健与沉实。但也需注意，这种“转向”并不意味着彻底摈弃批评或者完全搁置价值判断，“史料与文学批评、文学史研究之间，是一个互相推进、辩驳、制约的双向运动”。唯有做到多维互补，方能让整个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在当代性和历史感、主体性的批评激情和客体性的学理规范之间达成一种相对合理的均衡。
“史料学转向”作为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新发动”，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方法论意义。转向史料（学）的研究是在对传统朴学方法的辩证扬弃中进行文学史料的系统发掘、整理和考辨，从而为进一步的研究夯实学科基础;转向新史料的研究是在史料边界的拓展和方法的新变上锐意开掘，从而为现当代文学研究拓宽版图，提供新的学术增长点;转向实证性的研究则是在整个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强调考据传统和学术规范，反对过度阐释和强制阐释，有利于反拨批评化、即兴式的空疏学风，提升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品质。因此，“史料学转向”不仅意味着现当代文学学科已进入“自觉历史化”的成熟稳健状态，也标志着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场意味深远的范式调整和格局重构。这种学术发动将带来全新的研究契机和厚实的研究成绩。
注释：
① 张颐武：《当代中国文学史料学：起点与机遇》;孟繁华：《当代文学的历史叙述与史学的建立》;韩毓海：《文学的“重构”与“解构”：建设“当代中国文学史料学”的意义》，《当代文学参考资料与信息》1991年第2期。
② 孟繁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乾嘉学派”——以洪子诚、程光炜、吴俊的研究为例》，《文艺争鸣》2018年第2期。
③ 吴秀明、史婷婷：《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状况考察——基于数据的统计与分析》，《当代作家评论》2018年第6期。
④ 程光炜：《主持人语》，《文艺爭鸣》2020年第2期。
⑤ 郜元宝：《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史学化趋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2期。
⑥ 吴俊：《新世纪文学批评：从史料学转向谈起》，《小说评论》2019年第4期。
⑦ 贾植芳：《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序》，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⑧ 樊骏：《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1期。
⑨ 王瑶：《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随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4期。
⑩ 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3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7页。
金宏宇：《文本周边——中国现代文学副文本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1页。
张均：《区分的辩证法——〈暴风骤雨〉人物本事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黄一农：《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附录：《“e考据时代”的出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64页。
谢冕等：《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上海文学》1995年第2期。
解志熙：《古典化与平常心——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若干断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年第4期。
解志熙：《考文叙事录》，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9、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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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可训：《构建用材料和事实说话的文学史——中国现当代文学编年史编纂拾得》，《於可训文集》第4卷，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360页。
洪子诚、李浴洋、李静：《重审当代文学中的“制度”与“人”——洪子诚教授访谈录》，《汉语言文学研究》2017年第2期。
作者简介：马天娇，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2;金宏宇，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武汉，430072。
（责任编辑 刘保昌）
现代性现当代文学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中国现当代文学是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近几年为适应社会和市场需要，很多高校提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改革。比较教学法是指在教学中运用“比较”解读作家作品、把握文学史发展的方法，包括比较文学课程强调的跨界性比较教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自身发展的多角度、多方面、多层次的比较教学。本文主要探讨后者。在中国现当代小说教学中常用的比较教学法主要有题材比较法、情境结构比较法、意象原型批评法；跨媒介比较等方法。对于解决当下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的教学困境、加强学生的问题意识，提高学生学术思考能力有明显效果。
关键词：比较教学法 中国现当代小说 题材 结构 意象 媒介
中国现当代文学是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随着时代转型，消费快餐文化的出现，对高校现当代文学教学提出了挑战。当前很多高校为适应社会和市场需要提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改革，北有北京大学温儒敏教授提出“淡化‘史’的线索，突出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的分析”[1]；南有武汉大学陈国恩教授强调“由知识型的教学模式向素质型的教学发生转变”[2]。综观各大高校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改革目标，注重文本细读，通过个体阅读的审美体验达到对自身人格和素质的提升，已经成为教学改革中的共识。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中，比较教学法对于解决当下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的教学困境、加强学生的问题意识，提高学生学术思考能力有明显效果。
一、比较教学法的释义与意义
比较教学法是指在教学中运用“比较”解读作家作品、把握文学史发展的方法，包括比较文学课程强调的跨界性比较教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自身发展的多角度、多方面、多层次的比较教学。
中国现当代文学从产生之日就是在中西文化与文学碰撞的国际视野下发展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为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个案。“不用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的眼光，没法把中国现当代文学识透。脱离了世界文学的文化背景，孤立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是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就难免偏执一词。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必然是比较文学的。当代中外文学比较史也必然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最具概括性的、最具有理论深度的形态。”[3]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比较文学密不可分，比较文学课程强调的跨界性比较教学必不可少。此方面的研究成果可见范伯群、朱栋霖主编的《1898-1949中外文学比较史》，朱栋霖主编的《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乐黛云、王宁主编的《西方文学思潮与20世纪中国文学》等，此系列成果立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中的作家作品、文学思潮，考察“跨民族、跨文化、跨语言”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鉴于此类比较研究已形成体系，本文的比较教学法将不再详述。
比较教学法对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自身发展有其适用性。中国现当代文学是密不可分的，很多文学传统从新文学初期出现，至今已经延续了百年之久并将继续延续，如乡土文学、城市文学、知识分子题材、妇女写作等等。因而对文学传统的研究离不开比较的思维，而通过比较教学法对文学传统的时代差异讲解既能消除时代隔膜，又能形成鲜明的时代印象，有助于学生形成客观、丰富的文学史认识。
比较教学法有利于解决中国当代文学中最为纠结的建国后30年文学的教学。1949年-1979年中国文学出现了大量的红色经典，造就了一批时代作家，如柳青、郭小川、杨朔等知名作家。从理性上我们知道有时代隔膜的作品将渐行渐远，从情感上我们又难以舍弃他们带给读者的信念，崇高、庄严的情感。在实际教学中发现当下大学生缺少对这段文学史的阅读兴致，无法客观评价这一时期的作家作品。针对这种现象尝试联系比较教学法，既可以提高学生阅读兴趣，同时更直观地感悟时代审美变化在作品中的体现。
如杨沫的《青春之歌》与茅盾的小说《虹》之间的延续性，因为时代原因，茅盾在20世纪20年代末看不到离家出走的梅行素的人生选择，因而形成一个开放的、未完成的结尾。而杨沫在50年代写《青春之歌》时，女性寻求自我解放与国家民族独立紧密相连，女性为实现自我价值必须首先要投入时代主潮走向革命，这既是历史发展解决的问题，同时又是50年代的叙事需要。林道静和梅行素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她们是五四思潮影响下走出家庭的新女性，都具有个性解放、自由恋爱的追求。但是两个女性的结局却引起读者思考：一个在时代面前彷徨无路，一个在革命者引领下成长为革命者，与工农出身的老革命江华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人生故事在圆满处结束。90年代王安忆的《长恨歌》中蒋丽莉形象还原了《青春之歌》中革命女性的成长历程：女性在个性解放思潮的鼓舞下离家出走，最终走上了革命道路，而革命成功后的小资女性却抑郁而终。革命叙事被中国传统叙事取代，20世纪90年代人们回归日常后作家王安忆唱出了人生的“长恨之歌”。[4]再如《创业史》与《白鹿原》的比较分析[5]可以让学生抛弃时代偏见细读文本，从而消除时代隔膜，体会到理想、信仰的魅力。
二、比较教学法的比较类型
中国现当代文学自身发展的多角度、多方面、多层次的比较教学方法具有适用性和解决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困境的积极意义。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常用的比较教学方法类型多，具体运用也更灵活。大致可分为题材比较法、情境结构比较法、意象原型批评法、跨媒介比较等方法。
（一）题材比较法
题材比较法研究包括纵向的题材传承史、流变史研究和题材的横向、平行的比较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在词源学意义上是指从1917年文学革命开始至今的文学发展历史。在近百年的文学发展中形成了贯穿整个20世纪的农民题材、知识分子题材、妇女题材等等，每一类题材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产生了变化。如20世纪20年代的乡土写作大多是现实主义笔法揭示农民生活的困苦，揭露宗法制下心灵的蒙昧，到30年代的乡土写作形成了以沈从文为代表的抒情乡土小说，再到40年代出现了赵树理为代表的新题材、新人物的乡土小说。而乡土小说到新时期以改革小说、寻根的方式重获对“乡村”的关注。又如妇女题材，20世纪20年代女性解放拉开了帷幕，三四十年代的离家追寻自我独立的女性却在都市欲望的围困中沦陷，五六十年代的女性在红色时代中迷失自我，八九十年代女性意识的新生，世纪末至今的沦陷，在百年现代文学史的梳理中发现女性历史的“轮回”。同一题材的发展流变梳理可以帮助学生对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文学现象产生清晰的史学观念。
另外，相同题材在同一时期的不同地域文化下又形成了风格多样的流派，以20世纪80年代乡土写作的代表流派寻根文学为例，寻根文学在对中国传统文化之根的追寻中形成了文化认同和文化反思以及介于二者的文化挽歌情怀的书写等价值取向。为了能够让学生对寻根文学的文化态度有直观的认识，笔者在实际教学中设计了两组作品比较：阿城的《棋王》和韩少功的《爸爸爸》；莫言的《红高粱》和贾平凹的《五魁》。其中以后两部作品可比性更突出。作为婚嫁题材的两部小说，在相似的叙事模式下表达对生命欲望和生命意识的思考，体现了文化寻根的价值取向。[6]通过同一流派的作家比较可以让学生理解寻根文学，又对其流派内不同的文化态度。同样的比较思维亦可用在问题小说中齐名的冰心和庐隐的比较教学和新写实小说相提并论的池莉和方方的作品比较教学中。
（二）情境结构比较法
所谓情境是指人物在每个特定时刻的相互关系，每个特定的情境必然蕴含着一个母题。情境结构比较法属于文学形式问题的探讨，相同的情境结构模式在时代影响下产生不同的主题。此类比较法的意义在于让学生学会对文本结构的把握，学会归纳比较的方法。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出现了“归乡”模式“看/被看”“出走”模式等情境结构模式的写作。如鲁迅《故乡》与张承志的《黑骏马》中具有相同的情境结构模式，但在相同的情境结构模式下包含的情感却不一样。《故乡》在寻求沟通不得的情境下，以反抗绝望的生命韧性再次离去，而《黑骏马》则在独语的状态下展现一个忏悔的知识分子的心理追求，最终在亲人的谅解中饱含希望地再次离开。两篇小说都是中国传统诗文还乡母题的延伸，在结构和意义上的同构和差异，使还乡历程的精神之旅具有可比性。这种比较中也透出对看不同时代知识分子的处境思考。[7]
另外由《红楼梦》代表的中国家族小说写作，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家族小说也占很大的比重，从《激流三部曲》到《财主底儿女们》再到《白鹿原》中国家族小说形成了由隔断血缘、认同革命离家出走到认同亲情的回归血缘，家族写作和“出走”模式密不可分。
（三）意象原型批评法
不同作家笔下反复出现的意象构成所谓原型，荣格把原型叫做“原始意象”，原型源于作为人类种族记忆的“集体无意识”。作为中西文化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形成了丰富的文学意象，如“大哥（长兄）”“蛇”“水”“城”“粮食”等等。这些意象迥异于中西方传统文化而富有现代生活记忆。
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粮食”意象很多，如苏童的《米》，毕飞宇的《玉米》系列，莫言的《红高粱》，刘恒的《狗日的粮食》等等，作为意象的粮食体现着中国现代作家的集体无意识及对国民、民族生命的思考。
在“水边的文学”写作中，沈从文、孙犁、贾平凹建构出鲜明的现代写作意象“水”。优美的水边不仅生长荷花，更有翠翠、水生嫂、小水等荷花般美好的女性。其中贾平凹小说创作与沈从文的作品相似度非常高。如《边城》和《浮躁》：一条河边、一个老人、一个女孩、一条船、一条黄狗，靠渡船为生的简单生活。《边城》在田园牧歌的优美中展现了健康自然的人性和命运的无奈，《浮躁》在田园牧歌的假象下展示改革的浮躁和人性的复杂。同样的《长河》与《秦腔》奏响了乡村的挽歌，体现出作家的精神家园在“现代”的入侵下行将失落，乡村诗意渐行渐远。[8]贾平凹和沈从文的比较，同时启示我们通过地域文化解读不同作家的相似作品风貌的重要意义。贾平凹的商州文化和沈从文的楚文化的相通，从乡村走向都市后的“乡下人”立场使两个不同时代的作家产生了可比性。
（四）跨媒介比较：文本与影视
跨媒介比较法主要探讨文学文本和相应的影视改编之间的转化和变异，探讨两种媒介下的叙事的得与失。中国电影至今已经百余年的历史，电影从产生之日起就与文学密不可分。从金鸡奖、百花奖的获奖影片可见文学对电影影响巨大，鲁迅、茅盾、老舍、曹禺、沈从文等中国现代作家的作品被搬上荧幕，新时期作家中莫言、刘恒等的作品也备受亲睐；随着读图时代的到来、影像文化的发展，文学又借助影像寻找昔日的辉煌。由此可见小说与影视两种媒介相互依存，如果良性合作的化更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让彼此走得更远、飞得更高。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有丰富的文本与影视之间的改编资源，如鲁迅的《阿Q正传》《祝福》《伤逝》、沈从文的《边城》、张爱玲的《半生缘》《金锁记》《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色·戒》等诸多作品，新时期的中青年作家王朔、莫言、张承志、刘恒、池莉、方方等作家作品也改编较多。通过比较分析发现以鲁迅、沈从文、张爱玲等风格独特、意蕴丰富的作品改编后争议较大，诟病较多；以王朔、池莉等作家为代表，以通俗性、商业性为改编目的的影视作品取得较好的效果，赢得当下众多观众的喜爱。
通过文学文本与影视的比较分析可以以影视带动学生对文本的阅读兴趣，同时通过比较的思维锻炼学生发现问题、深度思考的能力，增加学生对课程的兴趣。
比较教学法是在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文本细读基础上所做的进一步思考，一种灵活多样、操作性较强的教学方法。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除了以上列举的种种方法外，还可以在文本细读中对同一个作家不同作品进行比较、一部作品自身不同部分的比较等。如《青春之歌》中林道静3次成长的异同，《白鹿原》中“白鹿”意象的几次出现的差异等等。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中通过多样比较方法的使用，可以融会贯通相关的文学知识，扩大文学思考的视野，提高发现专业问题的学术意识，逐步增强学生的审美感知能力，从而进一步提升学生自身素养。以上仅为在实践教学中方法的梳理，在今后的教学中比较教学法一定会更加丰富和成熟。
（基金项目：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精品课程”，项目编号：JP1204。）
注释：
[1]温儒敏：《现代文学课程教学如何适应时代变革》，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9期，第20页。
[2]陈国恩：《近年来武汉大学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年，第4期，第278页。
[3]范伯群，朱栋霖：《1898-1949中外文学比较史（上）》，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4]张清华：《从“青春之歌”到“长恨歌”》，当代作家评论，2003年，第2期，第87-90页。
[5]李遇春：《陈忠实与柳青的文化心理比较分析——以<白鹿原>和<创业史>为中心》，小说评论，2003年，第5期，第33-40页。
[6]田德芳：《“归乡”模式下现代知识者的精神之旅——张承志<黑骏马>和鲁迅<故乡>比较》，九江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第82页。
[7]田德芳：《生命欲望的张扬与变态——<红高粱>和<五魁>比较》，石河子大学学报（哲社版），2013年，第1期，第89页。
[8]季雅群：《从田园牧歌到乡村挽歌》，山东文学，2006年，第12期，第66-67页。
[9]陈淳等主编：《比较文学（第二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87-95页。本论文中对于比较教学法的类型定义借鉴于此书关于主题学研究的分类介绍。
（田德芳 陕西西安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710100）
现代性现当代文学论文范文第6篇
摘 要：网络文学质量参差不齐，因此出现很多质疑的声音，而在大量的质疑与争议声音中，网络文学依托互联网平台获得蓬勃发展。当代文学作品虽输出了高质量的内容，但却无法满足当下部分年轻人的需求与认知，而网络文学与当代文学若想真正获得良好的发展，我们就要探究两者发展进程中产生的密切关联性，能够看得到网络文学对当代文学创新发展发挥的引领与促进作用。
关键词：网络文学;当代文学;发展
DOI：10.16657/j.cnki.issn1673-9132.2021.34.001
网络文学是互联网技术发展的产物，当代文学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产生的。关于网络文学与当代文学发展的思考，相关人员需看到二者具备的优势与不足。当代文学发展的过程中，应在合理的范围与尺度上，积极融入网络文学元素。网络文学获得蓬勃发展的当下，人们需利用现代化思维、包容开放的心态审视与分析当代文学的发展。在强调保证高质量输出内容时，应积极丰富文学创作主题、写作手法、服务范畴等。正视网络文学兴起对当代文学发展的冲击与影响，将二者的精髓与优势进行科学融合，使网络文学与当代文学都能获得健康、创新性、持续性的发展。即网络文学质量不断获得提升，当代文学创作的主题更加多元化，为大众提供更加丰富的阅读服务。
一、网络文学的兴起与当代文学发展的相互关系
（一）当代文学创作融入网络文学元素
关于网络文学与当代文学发展的思考，相关人员需对二者的特征与关联性进行全面分析。网络文学具有明显开放性、多元性、灵活性与不稳定性，受众大多是伴随互联网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当代网络文学有着鲜明的主题性、时代性与教育性，更易于受到具有独立精神与文学素养人的喜爱。当然，当代网络文学发展的过程中，部分具有创新精神的创作者，会将网络元素与现实社会进行科学融合。
当代文学创作者融入一定网络文学元素后，既可丰富创作手段与思路，还可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传播渠道。当然，当代文学进行创新发展的进程中，在积极融入新元素、新理念、新思想的过程中，需保证内容的质感、观点的独特。在寻求满足大众个性化需求的同时，需展现创作者的独特思路与语言风格，避免出现大量同质化的文学文本。
（二）网络文学引领当代文学走向更加开放与多元的形态
文学发展的助力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具有动人心魄的文笔与文学内涵，二是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与活跃的市场活力。当代文学的发展，既要依靠优质内容的持续产出，还需获得社会大众的认可与喜爱。互联网时代下，网络文学获得蓬勃发展，在满足年轻人阅读需求的同时，给当代文学的发展带来一定的影响。
而文坛的创新与改革，需在文学创作的主题、艺术表达方式、市场运作等方面做出正确的思考，当代文学应改变传统单一的创作主题，应对社会基层大众的生活、新年轻一代的意识形态、多元社会现状等给予高度的关注，即应不受风格、题材的影响自由化地创作，并发挥网络文学商业运作的优势与作用。基于网络文学，引领当代文学走向更加开放、多元的形态。无论是当代文学的创作，还是基于网络文学的个性化表达，都应在文坛形成开放、包容之象，即允许通俗化网络文学的存在，并从中汲取精华合理地应用到文学创作中，从而促使当代文学的发展获得更多可能性。
除此之外，网络文学的发展平台与运作模式，应为当代文学的创新发展提供新思路与新方向。通过现代信息传播工具的科学化应用，大力提高当代文学作品的覆盖面与影响力，借鉴网络文学的商业运作手段，引领当代文学形成更加多元与开放的发展形态。
（三）当代文学的时尚性与亲民性特征突显
网络文学传播的即时性与便捷性，使作者与读者建立了更加密切的关系。网络文学创作者可根据大众的观点与反馈，对文本内容进行更改，或迎合更多阅读者的需求，对网络作品的结局进行更改。相较而言，当代文学与受众的思想交流与沟通展现出一定的闭塞性。即作者需将已创作好的成品呈现给大众，而人们最终阅读的内容完全是作者情感与观点的表达。人们既可与作者产生情感共鸣，也可从中获得思想的启发，只是双方交流具有一定的滞后性。
当代文学发展的过程中，可换种思路对内容进行生产与传播。通过借鉴网络文学的发展经验，赋予当代文学一定的时尚性与亲民性。如依托网络平台，对当代文学作品进行连载，并根据大众的反馈与时代旋律，对相关内容进行合理的优化。
同时，网络文学创作者需借鉴当代文学创作的经验与原则，把握好写作的质量关。在强调网络阅读量与讨论度的同时，需向当代文学创作的艺术高度看齐。而当代文学的创作，应展现出一定的开放型与灵活性，可融入多种思路与主题。即创作者需对当下年轻人关注的话题进行全面了解，并从文学观点出发进行深度性的讨论与阐述。由此，基于眼下有创作价值的话题，形成系统性的创作主题进行写作。真正展现出当代文学的时尚性与亲民性特征，令其更具有生命力与活力的健康发展。
二、网络文学对当代文学发展所发挥的促进作用
（一）网络文学为当代文学发展提供新思路
网络文学的发展，改变了传统文学的话语系统。生活在基层的创作者，将不同的生命体验与民间智慧表达得活灵活现。网络语言、网络段子成为文学创作者写作的灵感与主题，并基于幽默、诙谐的语言进行观点表达。很多网络文学创作者不过度依赖生活观察与经验积累进行写作，而是充分發挥自身的想象力与创造力。
例如，被很多年轻人追捧与喜爱的玄幻网络小说，为人们架构了虚拟、玄幻、完全脱离现实的世界。从某种角度来说，网络文学的发展为文坛创作提供了新思路与丰富经验。而当代文学若想获得更多发展的可能性，需在创作的主题与表达方式上进行更多的思考。不完全依赖生活经验的积累进行创作，可通过融入现代化的元素实现大胆的创新与文学变革。想象力作为文学创作的新思路与新方式，不仅可拓展文学创作的范畴，还可极大满足新新人类的个性化需求。网络文学与当代文学发展的过程中，应相互借鉴、互相影响，助力我国文学领域健康、多样化的发展。
（二）网络文学的发展改变了传统文学体制
互联网时代背景下，每个个体都可成为传播信息与知识的媒介。作为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自媒体人，可在网络平台发表文学内容。越来越多的年轻文学创作者加入网络文学与当代文学创作中。成长在新时代下的自媒体人，他们不受主题、题材的限制进行创作，其更多是为了表达独特的观点或情感进行创作。
例如，目前网络文学中大量人文作品的盛行，标志着大众已形成新的审美与阅读需求。而当代文学发展的过程中，各种质疑与批判的声音不绝于耳。从某种角度来说，当代文学的创作内容会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基于时代旋律与主题所创作出的作品，无法满足更多人的个性化需求。人类个体作为传播知识与文化的载体，当代文学需合理化迎合当下人们的审美与认知。若想保证当代文学获得健康、可持续性的发展，就必须保证其具备一定的市场活力。需积极融入网络文化，并借鉴网络文学创作与发展的特色与优势，逐渐从僵化的文学体制转化为多元体制。
（三）当代文学创作与发展方向逐渐趋向通俗化
新时代背景下，互联网技术与人们的生活与情感表达建立了更加密切的对接。在传统文学发展的进程中，创作者更趋向于外部写作动机，即所创作的内容与社会经济与政治形态具有紧密的关系。而在当代文学与古典文学进行不断的融合与相互影响的过程中，文学领域的创作主题变得更加严肃与主流化。
目前，越来越多的年轻作家依托网络平台发布作品时，逐渐形成新的文学创作机制。网络文学的兴起与发展，不仅改变了人们的阅读方式，也为当代文学的创作与发展注入新的元素。而某种角度来说，网络文学与当代文学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雅文学”与“俗文学”的较量与争论。而无论是当代文学中大家对通俗化网络文学的借鉴与批判，都使得网络文学的发展更加主流化。从目前网络文学被大量翻拍成影视剧上就可看出，大众审美的走向与标准正在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
现代社会，人们更易于被通俗易懂、幽默风趣的语言所吸引，并在天马行空的文学内容中充分发挥自身的想象力。而當代文学创作与发展，既要展现创作者本身的写作意图与目标，还需进行深刻的时代思考。无论是具有创新想法的年轻人进入到当代文学创作中，还是老一辈人的包容与开放，都促使当代文学创作形成了新的模式与方式。在创作内容与语言风格上更加通俗化与大众化，并利用独具风格的语言与观点展现作者的文学创作风格。文学艺术作品的呈现与内涵的表达，与当下大众讨论的热点与时代问题有了更密切的关系。
三、结语
总之，当代文学不断融入网络文学元素的过程中，促使其走向更加开放与多元的形态。当代文学发展的过程中，既要持续保持优质内容的输出，还需积极借鉴网络文学发展的模式，对创作主题进行拓展与丰富。充分发挥互联网平台的优势与作用，科学拓展当代文学推广与宣传的渠道。确保时下更年轻群体积极关注到当代文学的发展领域，使他们成为优质文学作品的受众。此外，网络文学应借鉴当代文学艺术的表达方式，不断提高输出内容的质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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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贾茹莲.刍议当代文学发展桎梏与批判性思考[J].中国多媒体与网络教学学报（电子版），2018（1）.
[5]钱昆.略论网络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中的意义[J].求知导刊，2014（10）.
作者简介：张小俊（1978.12— ），女，汉族，山西晋中人，讲师，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教育管理。
[责任编辑 薛晓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