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菜产业竞争力研究论文范文第1篇
摘 要：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传统意义上猪肉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已经逐渐演化为猪肉产业链之间的竞争。本研究结合农业产业链管理和竞争力相关理论，对“壹号土猪”和“金华两头乌”产业链系统竞争力进行了案例分析，并总结了猪肉产业链系统竞争力的培育途径。
关键词：猪肉产业链；系统竞争力；竞争力培育
Research Progress and Case Study on the Competitiveness of Pork Industry Chain System
TANG Xu， WANG Kai
（College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Jiangsu， Nanjing 210095， China）
Key words： pork industry chain；system competitiveness；foster competitive
收稿日期：2013-11-04；修订日期：2013-11-29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273136）
作者简介：汤旭（1989—），男，江苏徐州人，在读硕士生，主要从事从事农业产业链管理方面研究。
通讯作者简介：王凯（1960—），男，江苏南京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农业产业链管理、农业企业与现代企业经营管理、农业经济与农村发展等研究。
近年来，国内外激烈的市场竞争使得猪肉企业越来越需要加强产业体系的协调运作，从整个产业链上寻求质量改进和产品创新，传统意义上的猪肉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已经逐渐演化为猪肉产业链之间的竞争。猪肉产业链是由猪肉生产资料供应、肉类产品生产、加工、储运和销售等环节相联接而成的一个系统。要想赢得竞争优势，就需要提升产业链系统竞争力。
但是，从有关文献的回顾可以发现，国内外对于猪肉产业链的研究多集中在养殖意愿、质量管理 、消费者行为以及供应链管理等方面，学者对于猪肉产业链系统竞争力还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而这一问题正是提升我国猪肉产业链竞争力、增加农民收入的关键。笔者以 “壹号土猪”和 “金华两头乌”为研究对象，分析其产业链系统竞争力，并总结猪肉产业链系统竞争力的培育途径。本研究所探讨的猪肉产业链系统竞争力培育途径对于完善产业链管理理论和竞争力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对于促进猪肉产业健康发展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相关文献回顾
国内外关于农业产业链的研究比较丰富，但关于农业产业链系统竞争力的研究还相对稀缺，本文从猪肉产业链、系统竞争力等方面进行综述，为猪肉产业链系统竞争力的研究奠定基础。
1.1 猪肉产业链的研究综述
农业产业链（Agriculture chain）管理对克服农业风险、增加农民收入都具有显著效果。所谓农业产业链管理，“是将农业生产资料供应、农产品生产、加工、储运、销售等环节链接成一个有机整体，并对其中人、财、物、信息、技术等要素的流动进行组织、协调与控制，实现农产品价值增值的过程”[1]。猪肉产业链作为农业产业链中的一个环节，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热点，目前，对于猪肉产业链的研究主要从供应链[2]、价值链 [3]、组织链 [4]等角度展开。
1.2 农产品竞争力的研究综述
在农产品竞争力研究方面，柯炳生认为[5]农产品竞争力由价格、质量和信誉3个方面构成。傅龙波认为[6]，农产品竞争力可以从生产效率、质量、价格和满足消费者需求程度等多方面表现出来，并贯穿于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和各个环节。漆雁斌[7]从农业生产竞争力、农业市场竞争力、农业技术竞争力和农业资本竞争力4个方面，采用17个二级指标建立了我国区域农业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体系。
1.3 系统竞争力的研究综述
“系统竞争力”一词最早由Paphael Kaplinsky和Mike Morris于2000年提出，他们认为国际间生产和贸易的全球化，系统竞争力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8]。目前，国内外对于系统竞争力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研究成果较少。
综合国内外相关研究可以发现，国内外对于产业链和竞争力的认识和研究是不断提高和逐步深化的，也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9]。农业产业链管理的目标之一就是要提高农产品的竞争力，但是国内外鲜有研究将产业链与系统竞争力结合起来进行交叉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讲，本研究对于完善产业链管理理论和竞争力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2 案例描述
2.1 “壹号土猪”
“壹号土猪”是广东天地食品有限公司将我国广西陆川猪和太湖种猪进行二元杂交，而培育出来的优质土猪种。通过构建“地方猪种育种+“三土”育肥+屠夫学校屠宰加工+精细化营销+农庄体验”的新型猪肉产业链，每一个环节和普通猪肉产业链相比都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
2.2 “金华两头乌”
“金华两头乌”是我国19个国家级猪种资源保护品种之一，本文所提到的金华两头乌是指浙江宝仔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培育的猪种。通过构建“地方猪种基因育种保护+循环农业式育肥+原种土猪商品化开发”的新型猪肉产业链来构建产业链系统竞争力，逐渐成为长三角地区知名高端猪肉品牌。
3 案例分析
3.1 “壹号土猪”产业链系统竞争力的培育途径
图1和图2分别为“壹号土猪”的循环式产业链和普通生猪的产业链。我国普通生猪产业链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环节较多、价格风险较大以及产销信息不对称，而“壹号土猪”的循环式产业链以公司为核心进行信息整合，实现了产销信息的及时沟通，并通过一体化的产业链来减少流通环节，降低中介费用。要实现产业链系统竞争力就必须使产业链上下游的每一个环节都具有竞争优势，因此探究“壹号土猪”产业链系统竞争力的培育途径必须探究其产业链每一个环节和普通生猪产业链相比的优势所在。
3.1.1 地方猪种育种 优良的猪种具有繁殖能力强、肉质优良的特点。因此，猪种培育环节对于猪肉产业链系统竞争力的影响主要通过提高养猪户的经济效益和保证猪肉质量来体现，其中猪种的繁殖能力、仔猪的存活率是猪种培育环节影响养猪户经济效益的主要因素，而猪种的优良性则是猪肉产品质量的保证。
在猪肉质量方面，“壹号土猪”猪肉质细嫩多汁，肌纤维数量较多，蛋白质含量较高，曾获得 “最佳肉质奖”、“最佳风味奖”，和普通猪肉相比优势明显。
在经济效益方面，壹号猪种具有繁殖能力强、仔猪的存活率高的优良特性，极大的提高了养猪户的经济效益。此外，壹号土猪猪种已获得国家商标权，通过猪种的开发和品牌的建设，形成了进入壁垒。
3.1.2 “三土”育肥 我国生猪育肥环节的问题主要体现在质量水平难以控制和养殖户的价格风险较大两个方面。因此，育肥环节对于猪肉产业链系统竞争力的影响主要通过提高猪肉的质量安全水平和降低养殖户的风险来体现。
在质量安全方面，壹号土猪由公司提供养殖基地、猪种、饲料和疫苗等，农户按照公司的养殖标准进行放养。在生长的每一个阶段，公司安排相关人员进行监督，确保无药物和激素残留。
在降低风险方面，壹号土猪采用“公司+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一方面通过技术服务、价格合约降低农户养殖的风险，另一方面通过集中农户来实现规模养殖，降低养殖成本。
3.1.3 屠夫学校屠宰加工 屠宰环节是决定猪肉质量安全的关键，而加工环节是提升猪肉产业链增值率的重要途径，因此屠宰加工环节对于猪肉产业链系统竞争力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保证质量安全和提升产业链增值率两个方面。
为了保证屠宰环节的质量安全控制能力，公司成立了屠夫学校，培训切割技术和营销学、烹饪学等相关知识，使学员通晓土猪产业链的整个流程，不但能够做好屠宰环节的质量控制，更能有效减少屠宰环节的损耗。
在提升产业链增值率方面，公司推出了定位中高端市场的“壹号土猪腊肠”，该产品采用精致礼盒包装，主推“有好猪，才有好腊肠”的卖点，大大提升了产业链增值率。
3.1.4 精细化营销 普通生猪产业链中往往只重销售不重营销，忽视了猪肉品牌建设。公司抓住猪肉市场缺少具有影响力品牌的机会，着力塑造“壹号土猪”这一高端猪肉品牌，提高自身产品的识别度。同时，采用精细化营销策略，根据消费者需求采取“定制”的方法来满足学校、企业等顾客的不同需求，以此来提升消费者的忠诚度，进而形成了猪肉产业链销售环节的竞争力。
3.1.5 农庄体验 生态农庄是普通生猪产业链不具备的环节，是“壹号土猪”产业链的创新，更是其实现产业链循环、打造产业链系统竞争力的关键环节。生态农庄集育种、育肥、屠宰加工以及休闲观光等功能为一体，既是养殖基地和农家乐景点，又是消费者与企业进行信息沟通的关键，更是向消费者展示“绿色、健康”猪肉养殖、加工过程的窗口。
3.2 “金华两头乌”产业链系统竞争力的培育途径
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并不是每个企业都能够在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都获取竞争优势，在很多情况下，通过在产业链中某一个或几个环节获得竞争优势，并对整个产业链进行有效的管理和整合，从而形成自身的系统竞争力，已经成为很多企业的选择。根据浙江宝仔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构建的“地方猪种基因育种保护+循环农业式育肥+原种土猪商品化开发”的新型猪肉产业链，按照价值型、稀缺性、不可替代性等竞争力的识别标准[11]，本文将“金华两头乌”产业链的系统竞争力总结为“原种保护搭平台，原种产品开发唱戏，实现良种保护与开发并行”的产业链整合模式[12]（如图3所示）。
3.2.1 地方猪种基因育种保护 浙江宝仔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在产业链系统竞争力的培育上主要采用了基于资源获取能力的模式。作为我国19个国家级猪种资源保护品种之一，公司的猪种基因育种保护在用地、宣传、排泄物治理等方面都得到了政府的专项资金扶持，并将该项目作为绍兴市科技攻关计划项目之一。目前，公司的“金华两头乌”Ⅱ系是浙江省的一级资源场，有利地促进了原种猪基因的保护。
3.2.2 原种土猪高端商品化开发 浙江宝仔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成功的关键在于将金华两头乌保护与商品化开发相结合，通过基因育种保护为商品化开发提供高品质的生猪和“金华两头乌”的品牌知名度，而商品化的开发则为更好的基因育种保护提供资金和技术的支持，从而走出了一条保护和商品化开发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循环式产业链的新路。
公司按照“高端、生态、健康”的产品定位，对“金华两头乌”进行精细化的商品开发。产品种类包括鲜肉、猪种、香肠等肉制品，针对高端消费市场推出了多种豪华包装产品，并通过品牌专卖店，使猪肉不再局限于日常消费品，而成为送礼、送健康的最佳选择之一。
4 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壹号土猪”和“金华两头乌”案例的描述和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出猪肉产业链系统竞争力的两个培育途径。
4.1 基于产业链各环节竞争力构建的系统竞争力培育途径
通过对“壹号土猪”的案例分析，可以看出培育猪肉产业链系统竞争力的关键在于构建每一个环节的竞争优势，并通过产业链管理使其效用最大化。育种环节的技术突破可以形成进入壁垒，育肥和屠宰环节保证了产品的质量优势，精细化加工与营销提升猪肉产业链增值率、形成差异化竞争，农庄体验使得产业链形成一个闭合的循环系统，实现产销环节信息的沟通，通过公司的调节和控制使各链条平稳、有序运作，进而实现产业链的系统竞争力。
4.2 基于核心资源获得能力的系统竞争力培育
通过对“金华两头乌”的案例分析，将培育猪肉产业链系统竞争力的关键总结为基于资源获取能力，通过产业链某一个或几个环节的建设，获得稳定的利润来源和竞争优势，并通过产业链管理来协调产业链各环节。基于基因育种保护，获得稀缺的猪种和政策扶持，为商品化开发提供高品质的生猪来源并打开市场，商品化的开发则为更好的育种保护提供资金和技术的支持，从而形成一条保护和商品化开发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循环式产业链。
“壹号土猪”和“金华两头乌”根据自身的特点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产业链系统竞争力培育途径，但是通过案例的描述和分析我们还发现，无论是基于各环节竞争力构建还是核心资源获得能力，构建产业链系统竞争力都离不开产业链管理，只有通过产业链管理才能协调产业链各环节，实现整个链条效用的最大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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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裘珍石.坚持原种保护欲高端商品猪开发相结合的发展途径[J].中国畜牧业，2013（1）：50-51.
油菜产业竞争力研究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协同创新是提高区域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核心竞争力的最佳形式和途径，建立健全跨区域产业协同创新的网络体系必将对首都经济圈创新驱动发展发挥核心支撑作用。文章详细分析了首都经济圈产业协同创新的基础条件及创新协作开展中存在的主要制约因素，以此为基础，结合首都经济圈各区域产业发展方向以及创新资源布局特点等，确定首都经济圈创新协作的重点产业领域。针对重点产业领域，从三个不同层面构建起大区域联动的技术创新链条与产业协作链条，实现创新要素最大限度整合和区域比较优势最充分发挥。
[关键词]首都经济圈；产业发展；创新协作；跨区域
首都经济圈是我国创新资源最密集、战略性新兴产业基础最雄厚的区域，肩负着引领我国参与新一轮全球科技与产业发展竞争的重大使命。因此，加快首都经济圈创新发展对落实国家自主创新战略，抢占全球新一轮科技与产业主导权具有重大战略意义。首都经济圈创新发展的核心在于构建形成区域内产业创新协作的系统网络。首都经济圈涉及多个地市，涵盖的产业门类非常宽泛，必须充分考虑各区域产业基础、创新资源分布和产业链条布局等现实条件，突出首都经济圈的重点产业创新协作领域，构建和完善大区域创新协作与产业链条，形成区域间协同创新、优势互补的经济发展格局，显著增强区域重点产业的创新能力及国内、国际竞争力（李兴华，2011）。目前，首都经济圈空间范围界定还存在不同观点，尚未形成各方所能普遍接受的统一认识。本文综合考虑地缘关系与空间毗邻、城市间功能协作与经济联系、现实基础与建设时序等相关因素，仅从研究角度将范围确定在以北京为中心，包括天津市及河北省近京的大范围区域。
一、首都经济圈产业协同创新的基础条件与面临的问题
（一）基础条件
1.各区域初步形成各具特色的差异化创新格局。首都经济圈内各城市在各自创新资源布局、产业基础的强力支撑下，初步形成了一批具有地方特色和专业领域影响力的区域性技术创新中心。北京拥有一大批各类高校、中科院等综合性研究机构、国家重点实验室（88家，占全国的31.4%）、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54家，占全国的38.3%）等。成为面向全国的综合性创新服务中心城市。天津拥有国家级重点实验室11家，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31家，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28个，在信息科学与技术、生命科学与生物工程等领域已形成了较强的创新优势。唐山拥有市级重点实验室18家，工程技术研发中心50家，在钢铁、石化等行业领域拥有现代冶金技术重点实验室、精细化工重点实验室等一批省（市）级行业性研发机构，具备较强的行业技术创新优势。保定在新能源及装备制造领域拥有5家院士工作站，拥有光伏系统检测实验室、太阳能光伏发电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风电设备及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等一批国内领先的研发机构及天威集团、英利集团、国电联合动力等一大批创新能力强劲的新能源领军企业。秦皇岛拥有国家级重点实验室1家，省级重点实验室11家，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8家，在数据产业、太阳能光伏等领域具备较强的技术创新能力。廊坊在通讯设备制造、生物医药、新材料等领域形成了较好的行业研发创新基础。
2.具有较强区域竞争力的特色创新集群正在加速形成。产业技术水平与产业集群创新能力是区域科技创新能力的直接体现。首都经济圈各城市依托首都及各自创新资源，围绕各自特色产业领域形成了一批具有较强区域竞争力的特色产业创新集群。从北京范围来看，在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材料和新能源领域已经形成了一批具有国内、同际竞争力的产业创新集群。中关村软件园聚集了200多家行业领军企业以及IBM全球八大研究院之一、IBM第五大研发中心、Oracle亚太研发中心等一批国际级研发中心，成为我国软件业创新的重要引领区。此外，北京还拥有中关村生命科学园、永丰新材料基地、中关村电子城等一批在生物医药、新材料、移动通信各专业领域具有国内影响力的创新集群。天津围绕临港装备、南港石化、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电子信息等十大产业集聚区加快形成一批具有较高专业化水平的产业创新集群。首都经济圈内的河北六市有119个特色产业创新集群，涉及电子信息、新能源、生物医药等多个产业领域。如保定市着力打造“中国电谷”，聚集了天威英利、中航惠腾、风帆集团等170多家国内领军的新能源设备制造企业，初步形成集光电、风电、输变电、储电于一体、国内领先的新能源与电力设备制造基地，以及包括廊坊信息产业基地、唐山特种钢创新集群、秦皇岛数据产业同等在内的一大批产业创新集群。
3.以政府为主导的地方性创新服务体系不断完善。近年来，首都经济圈各城市都围绕各自产业发展及科技创新需求，出台和部署了一系列健全区域创新服务体系的政策文件和行动丁程，以政府为主导的创新服务体系渐趋完善。其中，北京创新服务体系建设最具特色，相对领先于首都经济圈其他区域。仅“十一五”期末以来，北京市就出台了《关于进一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指导意见》、《关于促进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加快发展的意见》等一系列促进创新服务体系建设的政策文件。在“科技北京”行动计划中，北京市先后建立了生物医药、新材料、电子信息和能源环保等4个领域的专业服务平台。同时，北京还积极推进北京技术交易促进中心、中国科学院北京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北京华创阳光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3个区域创新驿站试点的建设，形成了涵盖25家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14家大学科技园、8家国家级示范生产力促进中心等在内的科技创新及成果转化服务机构，形成了多元化、多层次的创新服务机构体系。在天津市“科技创新体系及条件平台建设计划”指引下，各区县加大了创新服务体系建设力度，到2010年底，天津国家级孵化器和生产力促进中心达到14个，市级孵化器和生产力促进中心达到57个，科技服务能力已显著增强（天津市科学技术委员会，2011）。在河北省全力实施科技创新创业平台建设行动的指引下，秦皇岛、保定、唐山、廊坊等各地政府也都加大了区域创新服务体系建没力度，着力推进大学科技园、企业孵化器。生产力促进中心等创新服务机构的建设。以秦皇岛为例，目前秦皇岛市拥有1家国家级大学科技园、1家国家级示范生产力促进中心、1家国家级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1家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及河北（秦皇岛）软件产业基地、港城创业中心等服务载体，初步形成了市、县（区）两级中介服务网络。
4.圈域内产业协同创新已取得初步成效。近年来，首都经济圈各地政府非常重视区域创新合作，积极出台相关政策给予支持与鼓励。如唐山、秦皇岛、廊坊等地纷纷出台在科技、人才、产业方面的政策，加强与北京的创新合作。在政策的引导带动下，首都经济圈近年来开展了一大批科技创新合作项目。2010年，保定市与中科院、清华大学等科研院所签订了全面合作协议，合作建设“太阳能平衡系统研究与检测实验室”项目；中关村企业在保定设立风电设备及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在唐山成立高新技术研究与转化中心；京秦共建芦笋循环经济发展产业技术联盟；廊坊先后引进清华科技园、中科院（廊坊）产学研基地和中科廊坊科技谷等大型科研产业化项目等。2011年8月，北京决定在津冀两地筹建3个园区，分别是天津宝坻的北京科技园、天津蓟县的健康科技产业园和河北承德的中小企业科技园，积极将创新资源引向周边地区，推动区域间科技合作与产业对接。在合作模式方面，首都经济圈通过共建产业园区和基地、产学研合作开展技术创新、技术交易辐射创新成果、企业间及内部产业链跨区域延伸等方式来加强区域创新合作，初步形成了创新一产业化链条。在合作领域方面，由原来传统产业技术升级拓展至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从单个项目合作拓展到区域创新平台、科研机构共建共享等。经过多年的努力，京津冀区域创新合作取得了显著成果。2010年，北京流向河北和天津两省市的技术合同总额为94.8亿元，所占比重从2005年的9.1%上升到14.5%，河北吸纳北京的技术合同额达77.6亿元，跃居各省市第2位。
（二）存在的问题
1.区域间产业层级落差明显，产业创新与分工协作难度大。首都经济圈产业层级落差明显，在产业对接上存在困难，主要原因有以下方面。一是首都经济圈内各地区产业梯度落差过大，甚至形成“产业悬崖”，导致微观层面企业间的创新分工协作缺乏现实基础与有效通道。二是首都经济圈腹地城市群实力较弱，核心城市的能量很难辐射出去。三是京津冀企业类型及北京经济转型速度制约合作的力度。
2.企业创新能力相对不强，市场化的创新合作程度较低。首都经济圈的科研资源主要集中在高校和科研院所，企业创新投入及创新产出明显偏少。从京津冀大区域来看，2010年企业的R&D人员仅占京津冀地区R&D人员总数的1/4，企业的R&D经费内部支出占京津冀地区R&D经费内部支出总额的30%，有研发机构的企业和有R&D活动的企业分别占该区域规模以上企业总数的23.6%、26.4%。这不仅低于长三角地区的水平，而且还不及全国平均水平。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产品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以及有效发明专利数也均与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存在较大差距。而企业作为推动产业创新的主要力量，由于创新实力较弱，主要依赖科研院所的研发服务与技术支持，圈域内企业间创新合作相应较少，难以在区域内或跨区域形成创新分工协作有效需求。
3.创新资源流动存在障碍，区域整体创新效能有待提升。首先，由于圈域内各地方鼓励事业单位科研人员到企业中从事创新工作的具体政策尚未出台，造成高校和科研院所创新人才向企业的流动率较低。其次，首都经济圈各地区在就业环境、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导致经济落后地区吸纳创新资源存在难度，经济发达地区的“虹吸效应”非常明显，人才大量向北京聚集，周边地区吸引人才困难。此外，圈域内民营科技型企业在落户指标、社会保障、职称认定等方面缺乏吸引力，难以提供有竞争力的薪酬及良好的工作环境、职业培训等，导致民营科技型企业面临引进和留住人才难的尴尬局面。
二、首都经济圈创新协作的重点领域选择
（一）领域选择考虑的主要因素
1.国家产业发展战略需要。全球经济竞争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革，科技发展正孕育着新的革命性突破。面对国内外环境的新变化，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并将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放在了突出的位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明确提出加强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产业、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发展部署。首都经济圈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领先，基础雄厚，理应承担引领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重大使命，率先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实现突破发展。
2.未来产业发展的创新需求。面对世界科技和产业竞争日趋激烈、国家科技发展战略加快部署，首都经济圈各地区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驱动作用，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加快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作为推进区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点来抓。从首都经济圈各地区“十二五”规划来看，在“十二五”期间或更长的一段时间内，各地区将依托自身资源优势和产业基础条件，重点围绕电子信息产业（云计算、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集成电路、通信设备、软件、信息服务等领域）、新能源和节能环保（风能、太阳能、污染治理和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生物医药（疫苗、新型药物研制等领域）、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轨道交通设备、数控机床等）、航空航天（卫星导航系统、航空发动机等）和现代农业（农业育种、设施农业等领域）等主导产业实现重大关键技术突破和产业跨越式发展。同时，不断强化科技服务、金融、商务、现代物流、养老、旅游休闲等现代服务业对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配套支撑作用。以上区域主导产业重点领域竞争优势的快速提升和发展壮大。迫切需要一个完善而强大的创新体系提供全产业链技术支撑和创新引领。
3.现有产业创新发展基础。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首都经济圈的产业发展在全国占据重要地位，以汽车、制药行业为主的现代制造业地位不断上升，战略性新兴产业引领示范全国，生产性服务业辐射带动全国，基本形成了以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为核心的高新技术产业和以金融、科技服务、商务与信息服务、旅游等为核心的现代服务业的产业格局。其中，金融、科技服务业、商务服务业、信息服务职能主要集中在北京。2010年，北京生产性服务业实现15.3%的较快增长，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47.5%。北京还是全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创新高地和全球高技术产业发展的重要策源地，高技术产业创新能力与经济规模不断提升。2010年，高技术产业较“十五”期末年均增长15.1%，占全市GDP比重达到19.56%。在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和航空航天等高新技术领域形成引领示范全国创新发展的强大优势，呈现出以北京为中心，沿京津唐、京保石、京唐秦三条轴线向外辐射发展的强劲势头。生物育种、设施农业等现代农业重点领域在北京、张家口等地区取得了卓有成效的发展，超高产二系杂交小麦、张杂谷等一大批高产新品种转成投产。此外，支撑圈域各地区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各类科技园区具有强劲创新优势，其中，国家级高新区和开发区（如中关村科技同区、北京经开区、天津武清经开区和滨海高新区、保定高新区等）已成为区域乃至全国创新发展的动力引擎和技术源。
（二）重点创新协作领域的确定
服务业是首都经济的重要支撑，也是首都经济圈未来发展的重点方向。但考虑到服务业的发展更多的是需要新技术的应用、商业模式的创新，而且服务业跨区域协作更多是服务半径的跨区域延伸而非跨区域产业链或创新链构建，本文在分析首都经济圈创新协作重点领域时，结合前文重点协作领域选择的原则，重点对高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能够实现跨区域创新协作或跨区域产业布局的领域进行分析，具体包括：电子信息、新能源与节能环保、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新材料、航空航天、现代农业等八大领域。重点存于结合各区域创新特点及产业基础，致力于构建大区域协同的产业链与创新链（杨耀武、张仁开。2009）。综合考虑，初步确定的首都经济圈重点创新协作领域如表-1所示。
三、首都经济圈重点领域跨区域产业创新协作模式与路径探索
（一）基于产业链分工的跨区域产业创新协作
跨区域协同创新已经成为区域合作的重要内容，而基于产业链分工的创新协作又是跨区域协同创新的一种重要形式，它以产业链为纽带，通过发挥区域比较优势。推动不同环节创新主体有机糅合和紧密对接（解学梅，2011：Hermann Haken，1983）。从首都经济圈来分析，圈域内创新资源富集、各地区比较优势较为明显，部分重点产业领域在不同地区初步形成专业化分工、技术创新对接和跨区域长线条布局的特点，突出表现领域有：电子信息（如集成电路、新一代移动通信等）、新能源（如太阳能光伏发电、风电等）、新能源汽车（如电动汽车、混合动力汽车等）和高端装备制造（如轨道交通装备、智能装备等）。下一步，首都经济圈可以通过基于产业链的协同创新模式来推进这些重点领域在大区域搭建协同互补的技术创新链条，推动区域技术创新环节高效衔接、分工协作，提升首都经济圈全产业链技术创新整体竞争力，进而充分带动当地装备制造、冶金等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在此，仅以太阳能光伏发电领域为例来分析基于产业链的跨区域产业创新协作。
太阳能等新能源产业正孕育着新的经济增长点，也是新一轮国际竞争的战略制高点。加快太阳能等新能源的开发利用是创造发展空间、缓解资源环境压力、建设“绿色北京”的重要举措，也是凸现首都引领作用，落实国家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目标的必然选择（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11）。首都经济圈区域的张家口、承德以及北京生态涵养区有着较为丰富的太阳能资源，北京太阳能开发利用已初具规模。截至2008年底，北京市太阳能利用总量约为75万吨标准煤，约占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总量的49%；太阳能产业工业总产值约为120亿元，占新能源与环保产业的23.9%。但与先进地区相比，北京太阳能开发利用规模仍然相对较低，特别是北京太阳能科技创新资源、技术服务潜力尚未得到充分释放，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区域太阳能开发利用及产业发展水平的提升。
未来要围绕太阳能光伏发电的重点环节，推动区域联合进行技术攻关，加强新型太阳能光伏光热材料及元器件等关键技术的研发，解决产业化过程中的关键技术问题，提升行业整体竞争能力。重点要推进以下几方面的创新协作。一是推进北京与保定、秦皇岛等地在太阳能电池材料、薄膜太阳能电池等领域的研发创新协作，提升产业技术层级。引导中科院及中关村太阳能领域领军企业与保定太阳能光伏发电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英利集团、天威集团、巨力新能源及秦皇岛瑞晶太阳能、新瑞晶光伏科技等领军企业对接：加强硅材料提纯、单晶硅和多晶硅太阳能电池、硅薄膜太阳能电池、太阳能电池组件等领域的技术攻关协作，提高晶硅电池转化效率，突破第三代太阳能电池生产技术；完善薄膜电池产业链条，改进工艺水平、降低生产成本、扩大太阳能电池生产规模。二是推动太阳能光伏领域重大创新成果在天津、唐山、廊坊、张家口等区域落地转化。依托清华阳光、京运通、科诺伟业等中关村太阳能领域领军企业，加强光伏并网逆变器、太阳能电池组件、太阳能转换装置等领域研发创新及产业化应用。加强与天津武清及滨海新区、唐山、廊坊、张家口等产业基地、园区发展对接，引导太阳能领域创新成果跨区域落地转化，完善大区域太阳能产业链条，提升太阳能产业技术创新及产业化应用水平（中关村管委会，2011）。
（二）基于细分领域创新分工的跨区域产业创新协作
产业链是创新链的载体，紧紧围绕产业链开展技术创新协作，能极大地提高创新水平和效率。但对于有些产业领域，其产业链条各环节间技术创新的独立性很强、协同互助创新关系较弱，如新材料（如电子信息材料、石化新材料、高性能结构材料等）、生物制药（新型疫苗、抗体药物等）和钢铁产业（北京钢研总院合金钢、唐山特钢等）等，难以在区域间搭建起紧密衔接、协同联动的技术创新链条。对于这些领域，可以充分结合其产业链创新特点，通过依托各区域在特定细分领域业已形成的区位、资源优势和产业基础，基于在大区域范围内的创新分工，强化其优势细分领域资源要素集聚和产业技术创新能力，打造具有区域特色品牌的专业创新集群，与首都经济圈其他区域共同推动大区域产业链技术创新水平的整体提升。在此，以新材料为例分析基于细分领域创新分工的跨区域产业创新协作。
新材料是产业技术进步的基础，是支撑制造业发展的基础行业，对提高我国高新技术水平、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促进国防现代化都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多年来，通过国家的大力扶持，我国新材料产业规模不断扩大。2008年，我国半导体硅材料市场规模已达到200多亿人民币，在全球占据重要地位。与此同时，新材料产业集聚发展态势也逐步呈现。目前我国已有20多个城市形成了不同程度的新材料集聚。在首都经济圈区域，近年来新材料产业也取得快速发展。中关村永丰新材料基地、承德钒钛新材料产业基地、保定高新区非晶材料基地等一批专业领域的新材料基地加速建成。为首都经济圈新材料产业快速发展提供了强力支撑（河北省人民政府，2010）。
未来首都经济圈要充分发挥各地区在专业新材料优势细分领域的资源优势和基础条件，加快培育地方化、特色专业新材料领域的创新集群，提升大区域新材料产业创新能力和整体竞争力。一是大力推进北京特种金属功能材料、先进高分子材料、新型无机非金属材料和高性能复合材料等领域的研发与产业化水平。集成钢铁研究总院、有色研究总院等新材料领域国家级研发机构、行业领军企业等各类创新资源，以北京石化新材料科技产业基地和北京永丰国家新材料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为核心载体，重点围绕特种金属功能材料、先进高分子材料、新型无机非金属材料等领域，着力突破一批关键技术、关键材料工艺装备、加工技术，打造大区域新材料产业发展的创新引擎。二是强化保定在非晶微晶材料、表面涂层材料领域的技术攻关。围绕保定新能源装备优势产业领域的现实需要，依托钢研院非晶材料产业化基地、乐凯集团新材料产业园。重点突破非晶微晶材料、表面涂层材料等领域关键技术，提升该新材料领域技术创新水平。三是推进唐山高端合金材料领域的技术创新。依托曹妃甸工业区，重点推进低合金高强度钢、超纯合金、球型雾化镁粉、镁合金粉、无铅焊料和钛材等高附加值金属材料的技术研发与产业化。四是加快承德钒钛新材料领域的集聚发展。依托国家钒钛新材料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重点加强与首都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创新协作，推进钒钛合金、高纯钼金属等新材料领域的技术升级与规模化发展。
（三）基于“研发—成果转化”合作的跨区域产业创新协作
“研发一成果转化”合作是实现区域创新协作的一种重要模式，它通过建立科研机构与产业化基地的有效对接机制和通道，对强化创新中心创新效能的释放以及加速科研成果由研发向市场的技术转移具有巨大推动作用（赵燕霞、张劲文，2012）。从首都经济圈实际情况来看，北京具有丰富的创新资源，是全国最重要的自主创新高地和技术辐射源头，周边区域产业化空间富足。北京与周边区域应加大跨区域的“创新一成果转化”对接合作力度，推动部分产业链条较短、易于成果快速转化的产业领域科研成果在周边区域转化，突出表现领域有：现代农业（如农业育种等）、节能环保（如垃圾分类处理技术、节能建筑技术等）等。这不仅有利于推动首都科技成果在周边区域落地转化和产业化，加速新兴产业发展，也有力带动周边区域传统产业新生产工艺和技术的综合集成和全面进步。在此，以农业生物育种领域为例分析基于“研发一成果转化”合作的跨区域产业创新协作。
随着粮食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农业育种的重要地位不断凸显，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共培养出50多种农作物，接近5000个高产、优质、抗性强的新品种、新组合，使主要农作物品种更新了5～6次，不断推出的新品种成为支撑我国粮食和食品安全的重要基础。近年来，北京农业加快高端升级步伐，籽种农业已成为北京都市型现代农业的核心内容，通过提升育种创新能力、构筑技术优势是近些年北京种业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北京有着优越的农业育种科技条件，据不完全统计，北京拥有作物种质资源库37万份、专业育种研究单位20余家，育种人才约1000多人，育种条件及资金投入都位居全国前列，京冬8号、京欣系列西瓜和瑞光、瑞蟠系列桃等一大批优良新品种相继育出。
未来要以提升北京籽种产业竞争力及首都经济圈现代农业发展水平为目标，发挥各区域比较优势，重点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创新协作。一是强化北京在农业育种领域的研发能力和创新产出。充分发挥农业育种领域科研资源及种业龙头企业优势。依托中国农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农业科学研究院等龙头研发机及北京未名凯拓、中保兴农、奥瑞金、德农种业等籽种龙头企业和北京农业育种基础研究创新平台，加强与北京远郊区县、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天津蓟县等周边区域农业科技需求对接，通过搭建优质种质资源育种开发平台、植被与植物种质资源数据库等，推动籽种研发资源、选育资源的创新协作，为首都经济圈现代农业发展提供强大的科技支撑。二是推动粮食、蔬菜、水果、花卉等农业新品种在京郊、张家口、承德及天津北部山区等区域的推广种植。结合首都大都市农业及消费需求，发挥首都双单倍体（DoubledHaploid）工程化育种联合体的联盟优势，加强与京郊区县、天津北部山区、张家口、承德、秦皇岛等区域的对接，结合各区域气候、种植条件，集中选择一批粮食、蔬菜、水果、花卉等首都需求量大的优良新品种，加大在各区域的推广种植力度。在实现各区域农业品种升级换代的同时，更好地利用和满足首都大都市农产品及相关消费市场，实现大区域现代农业又好又快地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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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Hermann Haken. Advanced.Syn-ergetics： instability hierarchies of self-or-ganizing systems and devices[M].NewYork： Sptinger-verlag ，1983： 168.
[责任编辑：汤伟山]
油菜产业竞争力研究论文范文第3篇
1 油菜产业发展潜力分析
1.1 规模潜力
(1) 由于重庆市冬水田资源丰富, 随着农业综合开发的不断深入, 开发区域内排灌设施的不断完善, 为扩大油菜冬种面积提供了充足的空间。 (2) 近年来示范推广油菜免 (少) 耕新技术, 大幅度降低了油菜的生产成本, 简化了油菜生产流程, 有利于促进油菜栽培面积的进一步扩大。 (3) 油菜与水稻、玉米、红薯可以轮作, 与秋马铃薯可以套作, 发展油菜与发展粮食生产不矛盾。667 m2纯收入与重庆同季作物小麦相比, 油菜要高150元。且油菜生育期较小麦短, 因此农民种植意愿强, 有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1.2 增产潜力
目前重庆市油菜的平均单产仅为128 kg/667 m2, 各区县有可能因品种不同, 单产差异较大。重庆在全国27个油菜生产省市区中单产处于中等水平, 与全国油菜单产较高的省如湖北、四川、河南、江苏等相比产量差异达到18.4~46.3 kg/667 m2。2007—2015年, 重庆市农业技术推广总站、重庆市农业科学院等连续多年先后在潼南、大足、永川、南川进行了油菜免耕试验, 并在不同区县均取得了高产纪录。2010年南川区东城街道办事处农户邢伯树 (2×667) m2免耕直播油菜高产示范田667 m2产量达到233.1 kg, 说明重庆市油菜单产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
1.3 品质潜力
近年来, 重庆市优质油菜发展尽管有一定成效, 2015年全市优质油菜达16万hm2, 优质率为85.4%。其中“双低” (低芥酸、低硫甙) 油菜推广面积达9.67万hm2, 双低率达51.6%。但与先进省相比仍然存在含油量较低, “双低”油菜发展缓慢, 品质较差等问题。因此, 通过大力推广双低油菜新品种和高产栽培技术, 在品种布局上加快由普通油菜、单低油菜向“双低”“双高” (高产、高含油量) 化转变, 生产上由插花种植向集中连片区域化 (规模化) 布局转变, 使全市油菜优质率达90%, 大幅度提高油菜品质是切实可行的。
1.4 市场潜力
目前5.5元/kg的油菜籽价格虽然处于历史高位, 但总体来说供求失衡, 油菜籽价格还有提高空间。据有关调查和预测:2010年以后, 植物油人均年消费量将以6.7%的速度增加, 2016年若按重庆市人均消费植物油14 kg/a计算, 全市需消费植物油约43.4万t/a, 目前本地油菜籽产量仅能满足市场的40%左右。由于市场缺口大, 油菜籽价格仍将持续处于高位。油菜价格上涨可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推动全市油菜生产发展。从油菜品质上讲, 世界第一大油菜籽出口国加拿大有75%以上是转抗除草剂基因的品种, 进口菜籽的油色较深, 蛋白质含量也较市内菜籽低。重庆市种植的全部是非转基因油菜, 地产菜籽油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市内企业从加拿大大量进口菜籽和菜油, 也有利于出口欧盟、日本等地。
1.5 综合利用潜力
油菜在农业、旅游业、能源行业都有巨大的开发价值。以成渝沿线的永川、大足以及渝万高速沿线的梁平、万州、开县等区县为重点, 可打造佛教文化生态农业观光带;在渝湘高速沿线的南川, 可打造金佛山风景观光带;在涪陵大木花谷连片的丰都包鸾镇, 可打造休闲观光旅游带。近年来潼南、云阳、垫江在发展生态观光农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功, 可提供现成的开发模式。
随着我国对能源需求的大幅度增长, 油菜作为可再生能源原料在我国有很大的发展优势和前景。目前, 国家财政已经专项扶持, 财政部、发改委、农业部等部委联合下文支持生物柴油发展, 并明确油菜籽是发展生物柴油的首选大宗农作物。目前已有企业成功开发生物柴油、高芥酸油等。随着机械化程度逐步提高, 各种轻简化栽培技术的推广, 加工水平提高, 种植成本降低, 油菜种植效益和加工效益将有较大的提高。
2 当前油菜产业存在的问题
2.1 油菜主产区基础设施配套不完善
目前, 重庆市已形成三大油菜生产区。但由于该区域内生产基础设施建设薄弱, 尤其是农田水利条件较差, 大约1/2以上稻田不能实现能排能灌, 造成大量冬水田闲置。同时油菜生长期间干旱和湿害对产量影响大, 极端气候容易造成大面积减产。深丘、高山旱地土层瘠薄, 易受干旱威胁。同时油菜副产品利用率不高, 从而降低了整体利用价值。
2.2 科技支撑还有待加强
(1) 品种布局不合理。重庆市近年虽然引进培育推广了一批优质油菜品种, 但不同生态区域的主导品种布局仍然缺乏合理性, 部分主推品种仍然存在芥酸、硫甙含量偏高, 含油量偏低, 品质不优。 (2) 科技投入不足, 科研生产上重育种轻耕制栽培的现象突出, 适合不同生态区种植的“双低”油菜和其他优质油料品种、特色专用型品种缺乏, 油料作物轻简栽培、高产高效技术和机械化技术研究滞后, 与良种相匹配的良制和良法技术支撑不足, 导致优质品种高产高效潜力发挥不够。
2.3 推广机制落后, 服务能力差
农技推广体制机制不活, 农技推广人员待遇差, 长期以来基层农技推广体系经费缺乏等问题, 近年来虽有所改观, 但基本工作条件跟不上现代农业建设步伐, 推广人员知识更新慢, 导致服务能力不强。重庆市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对全市19个油菜主产区县油菜科技推广人员进行调查发现, 在1421个农技基层人员中, 具有高级职称的179人, 仅占12.6%;具有本科以上学历的332人, 仅占23.4%。
2.4 油菜加工存在的问题
(1) 重庆市有500多家榨油厂, 但普遍加工规模较小, 榨油装备和技术落后, 全市年加工能力在2万t左右菜籽的油脂企业只有10家, 生产规模小、单产低, 生产成本较高, 市场价格波动大, 效益不高不稳。 (2) 设施装备水平差, 产业化发展滞后。很多加工企业还在沿用过去的老式榨机, 菜籽榨油多采用蒸炒预榨浸出法, 油脚中部分营养物质被破坏, 菜饼饲用价值降低, 出油率偏低, 加工效益不高, 产业化开发后劲不足, 龙头企业带动乏力;重庆市油菜主导产品仍仅限于食用油, 生产经营产品单一, 对专用油菜、油菜综合转化应用的研究与开发严重滞后。而日本油厂采取冷榨工艺将油脚中营养物质回收利用, 产值是菜籽油的11倍以上。 (3) 优质油菜籽品质检测方法体制落后。随着优质油菜栽培规模的扩大, 要求油菜籽入库时对品质的检测做到快速、准确, 然而目前使用的检测方法滞后, 质量检测、监督体系不配套, 质量保障体系不够完善, 商品籽和饼粕质量标准不统一, 不能保证优质油菜优价。
2.5 油菜机械化存在的问题
(1) 油菜机播机型比较少, 特别是适合重庆丘陵地区地形地貌区的小型农机具缺乏。 (2) 机收损失率高。油菜籽粒细小, 果荚容易炸裂, 近年来油菜机收技术一直停滞不前, 无论是采用两段式收割还是一段式收割, 机收油菜在大面积机械化收获过程中一直还存在很大的损失。2011—2013年重庆市农技总站对4个常见的机播油菜品种进行机收试验, 手工收获损失率12.1%, 机收损失率24%, 损失率机收远高于手工收割。
3 对策建议
3.1 加大油菜优势生产区建设力度
在油菜产业发展上, 政府应制定相关的政策, 扶持油菜优势产区。 (1) 进一步加大油菜高产创建力度, 重点扩大整建制建设面积。加大农田基本建设, 改造基础设施, 特别是排灌设施, 提高冬水田利用率。 (2) 加大种植油菜补贴, 如“双低”油菜种子补贴、农机购置补贴, 农用生产资料补贴、新技术推广补贴等, 以推进油菜优质“双低”化、种植区域化、生产规模化和经营产业化。 (3) 将油菜产业化开发示范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新产品开发纳入国家国债投资项目;增加示范企业的贷款规模, 确保订单合同的兑现。通过财政、税收、信贷的支持, 培植一批油菜籽加工的大型龙头企业。
3.2 加大油菜良种繁育基地建设力度
(1) 加强“双低”油菜新品种的选育, 通过科技攻关, 选育出优质双低抗逆性强的新品种。 (2) 强化种子繁育。通过建立油菜种子繁育基地, 规范种子生产过程, 提高种子质量。 (3) 建立健全种子质量监控体系。加强种子供应渠道监管, 规范种子加工、储藏、包装、销售等环节, 确保种子质量。 (4) 以市场为杠杆, 辅助行政手段, 淘汰市场上品质低、产量低的油菜品种。
3.3 加强油菜综合价值开发
(1) 加大油菜秸秆、菜籽饼粕利用率。 (2) 完善基础设施, 加大旅游开发。打造佛教文化生态农业观光带, 打造金佛山风景观光带, 打造大木花谷休闲观光旅游带。
3.4 大力发展加工业, 提升产业化经营水平
(1) 充分引进外地龙头加工企业, 扶持本地龙头加工企业, 努力培育地产名优品牌。 (2) 加快优质油菜的精加工、深加工步伐, 大力发展优质菜籽饼粕的饲用加工和从食用油、饼粕中提取高附加值产品, 提高油菜籽的精深加工和综合利用水平。 (3) 大力开发生物能源柴油, 努力拓展油菜国际市场。
摘要：重庆市2015年油菜种植面积为24.21万hm2, 连续实现9连增, 总产量46.4万t。充分挖掘油菜生产潜力, 不仅关系到重庆农业发展, 更关系到人民群众生活与社会稳定。在大量实地调研的基础上, 对当前重庆油菜产业在增产、提质和增效等方面的潜力进行了分析, 对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提出促进重庆油菜产业发展的建议对策:加大油菜优势生产区建设力度;加大油菜良种繁育基地建设力度;加强油菜综合价值开发;大力发展加工业, 提升产业化经营水平。
油菜产业竞争力研究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国际产业转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在该系统内包括各方不同的主客体和不同层次的活动，其机制运作的直接结果是产出的空间转换（指某一产业的生产从某一国家或地区转移到另一国家或地区）和产出效率的变化（生产要素构成和成本构成发生改变，即生产函数发生改变）。本文将从机制角度分析国际产业转移的条件、国际产业转移的原因、国际产业转移的过程和国际产业转移的效应等方面的内容。
关键词：国际产业转移；机制；产业势能；科技进步
国际产业转移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成为国际经济联系的重要特征，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国际产业转移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从表象上看，国际产业转移是由众多企业的集体迁移而导致的产业从发达国家向欠发达国家转移的一种活动。从深层次上看，国际产业转移是在科技进步基础上，通过资本为媒介带动生产要素的流动，导致世界范围内产业结构的调整、资源的重新配置和国际分工新格局的形成。
一、国际产业转移的条件
1． 产业势差的变化是国际产业转移的重要条件。产业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产业周期具有导入期、成长期、成熟期与衰退期四个明显阶段；新产品的创新国最初只在国内生产并消费这部分新产品，此时该产业处在导入期；当该产品国内生产规模逐渐扩大、生产厂商增多时，该产业进入成长期；处在成熟期的产业的产品标准化，技术定型化；成熟期结束后产业进入衰退期。产业的演化是不断前进的，但受国家发展水平的影响，会形成同类产业的生命周期所处阶段的国别差异，这种差异是不可避免的。当某一产业在发达国家已经处于成熟期后期时，在欠发达国家仍发展较弱，仅处于成长期或是刚刚起步尚处于导入期。
物理学中将高处的物体具有的能量叫做重力势能。重力势能的大小由物体的质量与所处的高度决定。同理，也可以认为产业具有“产业势能”，而受国家发展水平的影响，同一产业在不同国家的发展程度存在差异，故而存在着“产业势能差”，简称“产业势差”。 产业势差的变化贯穿于国际产业转移的全过程，产业势能的变化是产业势差变化的基础。
在图1中，坐标轴表示产业发展高度，从左到右的大箭头表示产业由低向高的演进方向；Ｅ点是Ｘ国在坐标上所处的位置，Ｆ点是Ｙ国在坐标上所处的位置，根据产业结构升级规律，Ｘ国产业发展高度较高；ｄ1表示的是Ｘ国与Ｙ国之间的产业势差；Ｏ点代表Ｘ国向Ｙ国转移的产业在产业发展中所处的阶段。通常认为，Ｏ点不会与Ｅ点重合，保留部分产业势差的原因很复杂，借用边际产业转移理论可以部分地解释该问题。该理论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投资国已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亦即边际产业依次进行。这一观点也可转述为：投资国比受资国在多种产业上拥有优势，为了保护自身的绝对优势，它只会从优势最小的产业（即边际产业）开始转移。现实情况正是如此，国际产业转移中产业转移国不会将最有优势的产业转移出去。
2． 科技进步是产业势能变化的物质基础。不同国家产业势能的增长直接受科技水平及其生产力转化的影响。每一次的国际产业转移浪潮究其发端必定来源于重大科技创新，依照“科学革命——技术创新——科技成果产业化——产业升级、产业势能增长——产业结构变动、产业势差消长——国际产业转移”的链条循环进行。
没有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的几次重大科技革命就不会有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的几次国际产业转移浪潮。“二战”后初期的“第三次科技革命”致使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结构发生分化。当时的美国在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上居于绝对的国际领先地位，美国国内一方面积极发展资本密集型重化工业和半导体、通讯等技术密集型产业，另一方面向日本等国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技术革命的深化致使主要西方国家产业结构再次发生重大变化，纷纷加快发展高加工度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并由以第二产业为主向第三产业为主转变，重化工业和劳动、技能密集型产业逐渐向海外转移①。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信息技术革命”又给了发达国家一次产业升级的机会，发达国家企业把传统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五十多年来的历程证明，国际产业转移离不开技术进步和科技创新，每一次的科技革命推动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促使新产品及替代品大量涌现，带来产业结构的快速升级、形成新的产业，而技术进步快的国家能够较好地保持与别国的产业势差。国际产业转移是世界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产业结构调整的内在需求，是国家和企业不可违背的客观经济规律。只要科技进步推动各国产业不断升级、经济不断增长，产业势能就会不断变化；只要存在国与国之间的产业势差，就有机会进行国际产业转移。
二、国际产业转移的原因
国际产业转移过程中，某一产业会从产业结构较优、经济发展阶段较高的国家，转移到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阶段较低的国家。从梯度转移理论角度看，产业结构较优、经济发展阶段较高的国家是高梯度国家，与此对应是低梯度国家。高梯度国家的某一（或某类）产业虽然存在产业势能，如果没有动力因素，产业也不会发生国际性转移②。
国际产业转移的主体是产业移出国的企业，任何国际产业转移都发端于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因此企业的逐利性是推动国际产业转移最直接的动力，国家间的经营利差是企业进行国际迁移的直接动因，也是国际产业转移的诱发因素。产业是同类企业的集合，企业是国际产业转移的主体。伴随着产业势能的变动，企业经营发展的国内环境也在变化，企业需要不断作出战略调整。从企业层面来看，国际产业转移是企业空间扩张，企业再区位（relocation）和区位调整（location adjustment)过程，是大量企业跨国界迁移的结果。
史密斯（D. M. Smith）的盈利空间界线(spatial margins to profitability)理论对企业迁移的解释如图2所示,纵轴代表着收入和成本;空间收入曲线(spatial revenue curve)是一条直线,用SRC表示;空间成本曲线(spatial cost curve)是U形曲线，用SCC表示;SRC和SCC的交点M1和M2是企业盈利的空间界点｡M1和M2之间的任何区位都是盈利的,其中P点是最大盈利点，代表最优区位。随着外部环境和企业发展条件的变化，空间成本曲线由SCC变为SCC′,盈利空间界点由M1和M2变为M1′和M2′,最大盈利点由P变化为P′｡过去的最优区位Ｐ点将成为企业的亏损点。企业要想实现盈利目标，并把利润率提高到目标盈利水平之上，就必须把企业迁移到新区位。企业迁移不仅取决于来自现有区位的推力和来自目标区位拉力，还取决于迫使企业留在现有区位的阻力，其中包括由于迁移所造成的固定和可变成本的损失，维持现有劳动就业关系的需要，来自地方政府的压力以及管理者旅行成本的增加等。显然，当来自现有区位的推力和来自目标区位的拉力加起来足够大时，企业才会克服各种阻力做出迁移的决定。
当在国外其他区位开展经营能比现有区位开展经营获得更多利益时，企业就会考虑进行生产区位的跨国界迁移，进行对外产业投资。微观个体的行为是宏观形势的变化的基础，当为数众多的企业都做出类似迁移决策时，便形成一次国际产业转移的潮流。国际产业转移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普遍存在的一种经济现象，是企业追逐利润的产物，也是企业规模扩张和提高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之一。国与国之间的产业结构演进阶段上的差异和由此产生的产业势差，使微观主体获得了通过向国外转移产业获得利润的机会。
三、国际产业转移的过程和模式
1． 国际产业转移的过程。美国经济学家赫希哲的贸易动态分析模型有助于理解国际产业转移过程，该模型继承了弗农的生命周期理论将产品生命周期分为创新、成熟和标准化三个阶段的思想。在贸易动态分析模型中，采用贸易量（进口、出口）来考察国际产业转移情况，模型把世界贸易国分为三组：工业高度发达国家（如美国）；较小的工业发达国家（如西欧各国和日本）；发展中国家（如东南亚各国）。图3是对该理论的形象表述。
图3中横轴代表时间（以Ｔ表示），纵轴代表新产品的贸易量，原点Ｏ的上方代表净出口，原点Ｏ下方代表净进口。从Ｏ到Ｔ1为发达国家产品创新阶段，产品无出口，仅满足国内需求。从Ｔ1开始产品逐渐成熟，发达国家将产品出口到发达小国，开拓这些国家的市场，从而刺激了其国内厂商模仿或引进技术。从Ｔ2时起发达小国开始国内生产以替代部分进口产品，满足国内需求，进口下降；这时发达国家开始开拓发展中国家的市场，该产品出口到发展中国家。Ｔ2阶段以后，产品在创新国已经进入成熟阶段，成本与价格成为竞争的关键，发达小国国内重合产业开始建立，发达国家的技术优势逐渐缩小，成本劣势凸显，国内生产和出口下降，产业开始向发达小国转移。至Ｔ3时期，发达小国已经完全掌握了该技术，开始大量生产，产品除满足国内需求外，部分返销给发达国家，部分向发展中国家出口；发展中国家逐渐地实行进口替代战略，进行国内生产，减少该产品的进口。至Ｔ4时期后，发达国家成为净进口国。至Ｔ5时期，产品及其生产技术已经完全标准化，非熟练劳动力成本成为产品价格竞争的重要武器，于是该产业逐渐向工资率低的发展中国家转移。
国际产业转移是藉助于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实现的，后两者是前者的表现形式与载体，往往与国际产业转移交织在一起，尤其是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产业转移难以区分③。国际产业转移发端于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形式上也是一种国际产业投资活动，但不是所有的国际产业投资行为都具备国际产业转移的特征。国际产业转移不同于国际直接投资，至少存在两方面的区别：第一，国际产业转移是一种新的国际产业投资活动。一方面并非所有的国际产业投资都会导致国际产业转移；另一方面它是在一段时期的国际产业投资活动后，随着东道国产业的成长，导致的活动性质的突变。第二，这种突变体现在，当国际产业投资活动发展到某一时刻，继续进行的产业投资活动的目的，主要目的在于将这些产品出口输回转移国，替代转移国国内的产品生产，并占领其它国家市场。这是国际产业转移与之前的国际产业投资活动的典型区别。
2． 对现有国际产业转移模式的总结。传统的国际产业转移往往是由经济梯度较高的发达国家转向梯度较低的欠发达国家。而且基本上是沿着“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顺序进行。发展中国家之间很少发生产业转移现象。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以来，发达国家向新兴工业化国家、继而向发展中国家产业转移的势头和惯性仍在部分维持，继续呈现逐级梯度的特征。但同时这种模式也开始被打破，发达国家在向次一级国家转移产业的同时，也有部分产业绕过它们，直接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形成跨级梯度转移模式。这为发展中国家在新一轮产业转移中加快发展、实施赶超战略提供了机遇。当前，随着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比较优势的不断变化，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着产业的平行移动，原来流向一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开始转而流向另外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时期，发展中国家基本上处于国际产业移入阶段；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产业结构的优化以及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一些发展中国家也会向落后国家转移某些边际性产业，加入到产业国际转移的行列国当中。此时，国内既有产业的移入，又有产业移出，存在着产业转移的双向移动。这一点在邓宁的国际投资发展周期理论曾做出过解释。
产业从高位置国家转移到低位置国家，并不是产业发展的倒退，而是再次给予该产业以广阔的发展空间，该产业有助于协助产业承接国的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是动态的，产业势差也在不断变化。国际产业转移中，既有逐级梯度转移模式，即产业从发达国家转移到新兴工业化国家，从新兴工业化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从发展中国家转移到落后国家，也有跨级梯度转移模式④。原有的逐级梯度转移模式，加上跨级梯度转移模式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平行转移，使得国际产业转移呈现出多级推进的特征。
四、国际产业转移的效应
国际产业转移对产业移出国和产业承接国两类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会产生不同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具有正、负两种效应。
1． 对产业转移国的影响。当发达国家的某些产业不再具有竞争性时，将这些产业转移出去，可为那些附加值高的新兴产业提供更多的资本和劳动力，为新兴产业的发展腾出了更大的空间。发达国家新兴产业和新产品的研发投入得到加强，通过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又可以形成新的产业势差。而且，在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产业转移，只是生产环节的转移而不是利润中心的转移。跨国公司的核心管理部门仍然留在国内，转移到国外的产业每年都会有巨大投资收益汇回国内，这部分收益计入国际收支平衡表的经常账户中，有利于维持产业转移国的收支平衡。
国际产业转移对产业移出国可能产生的负面效用，一般来说有以下几方面：第一，国际产业转移会影响移出国国内就业水平，由产业外移带来的失业问题在短期内是不可避免的。第二，国际产业转移会可能会削弱移出国的技术优势。国际产业转移意味着包括技术在内的所有必备生产要素转移到国外，技术本身具有渗透和扩散效应，产业承接国借此可以学习部分先进技术。第三，国际产业转移会造成移出国产业“空心化”。从理论上讲，这种现象只要移出国及时调整产业结构，用新的高附加价值的产业来取代移出产业就完全可以避免，但在实践中由于种种原因而难以避免。但从各国长期和整体的经济发展来看，其正效应大于负效应。归根到底，国际产业转移为移出国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契机。
2． 对产业承接国的影响。当前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及地区，国际产业转移能够为承接国带来投资转移效应、结构成长效应、就业扩大效应等积极影响，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以现有的能力水平参与国际市场的机会。但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是一把“双刃剑”，其在客观上会给承接国造成一些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
其一，跨国公司通过对价值链进行分拆，掌握核心高增值业务，而把非核心低增值的生产、营销、物流和非主要框架的设计、研发活动都转移到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及地区，不仅有效缓解国内“产业空心化”的不良影响，还能达到在全球范围内利用最优资源的目的。由此，产业转移国居于价值链的高端，承接国居于价值链低端；转移国保有高增值业务，承接国从事低增值业务；转移国降低核心技术的外溢效应，承接国更多地只享有非核心技术的外溢效应。不仅如此，发达国家政府出于国家利益考虑还会管制和干预国际产业转移，特别对于国际产业转移中的技术出口和技术转让进行严格限制，最大限度的降低技术外溢效应⑤。这种局面客观上强化了转移国与承接国之间在技术水平的差距，限制了承接国承接产业的发展速度，维持并拉大承接国与转移国之间的产业势差。
其二，许多发展中国家及地区存在很强的产业转移移入需求，为承接更多的国际产业转移，而对移入产业未加筛选。例如，发达国家为了降低国内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的困扰，将一些高污染、高能耗产业向外转移。承接国承接这些产业的同时，也承接了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的后果，降低了国内福利水平。国际产业转移并不只是单纯的经济活动，对国家的福利水平和社会利益有重大的影响。
我们知道，国际产业转移机制中包含了转移国、承接国、企业、产业等众多的主、客体内容，包括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科技进步、产业升级等多层面的国际、国内经济活动，是一个较复杂的经济系统。在国际产业转移机制中，由各国产业势能相对变化而引发的产业势差的消长为国际产业转移创造了条件，是国际产业转移的重要条件。科技进步是产业势能变动的基础，每一次的国际产业转移浪潮都离不开技术进步和科技创新，科技进步是国际产业转移的必要条件。企业是国际产业转移的主体，企业的逐利性是推动产业进行国际转移的最直接动力。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是国际产业转移的表现形式，也是国际产业转移正式开展之前的准备活动，国际产业转移发生在一定程度的国际直接投资之后。同时，国际产业转移对转移国和承接国将产生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影响，尤其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其负面作用不容忽视。同时，国际产业转移为我国更好地参与国际分工，加入世界一体化潮流提供了机会，其变化和发展势必会对我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通过对国际产业转移机制的研究能使我们对国际产业转移有一个更透彻的了解和认识，在面对当前纷繁复杂的国际经济环境时有所为有所不为，更好地抓住当前国际贸易和国际产业投资活动中的机遇以及国际产业转移的发展方向，也将有助于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注释:
① 卢根鑫：《试论国际产业转移的经济动因及其效应》，《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4年第4期。
② 陈刚、张解放：《区际产业转移的效应分析及相应政策建议》，《华东经济管理》2001年第4期。
③ 汪斌、赵张耀：《国际产业转移理论述评》，《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
④ 原小能：《国际产业转移规律和趋势研究》，《上海经济研究》2004年第2期。
⑤ 胡俊文：《国际产业转移的理论依据及变化趋势——对国际产业转移过程中比较优势动态变化规律的探讨》，《国际经贸探讨》2004年第5期。
（责任编辑 陈孝兵）
油菜产业竞争力研究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 环境的压力和经济发展的要求使发展“绿色饭店”成为饭店发展的一个方向，通过这个过程可以帮助饭店提高管理水平，开拓市场，实施创新。而只有通过了绿色认证的饭店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绿色饭店，现今适合饭店的绿色认证体系主要有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绿色环球21和《绿色旅游饭店》标准，饭店需施行绿色认证体系，争创绿色饭店。
[关键词] 绿色饭店 绿色认证体系
一、绿色饭店与绿色认证体系
中央将节约资源列为国策，将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今后一段时期我国中长期发展规划的战略目标，充分说明节约与环保的重要性。节能与环保也是全球饭店业关注的课题，保护环境，创建绿色饭店，是实现饭店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绿色饭店是一种新的理念，它要求将环境管理融入到饭店经营管理当中，2006年国家旅游局颁布的《绿色旅游饭店》标准将绿色饭店定义为以可持续发展为理念，坚持清洁生产，倡导绿色消费，保护生态环境的饭店，其核心内涵就是饭店应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加强对环境的永续保护和资源的合理利用。
保护环境、改善环境、对环境实施补偿是一项综合性强、不断发展变化的工作，是一项长期而系统的工程。所以，饭店要建设成绿色饭店，实施环境管理就需要运用一种系统的管理方法来进行。如何才能成为绿色饭店？企业应从哪些方面入手？绿色认证体系，是一项内部管理工具，旨在帮助组织实现自身设定的环境表现水平，并不断地改进环境行为，不断达到更新更佳的高度，它为饭店创建绿色饭店，实施环境管理提供指南。饭店导入绿色认证体系，不仅可以指导饭店开展以节约能源、保护环境和提供绿色服务、倡导绿色消费为内容的绿色饭店创建活动，更是在管理系统上保证绿色饭店活动的维持和提高。饭店是否通过绿色认证是评价饭店是否是绿色饭店的重要依据。
二、完善的饭店绿色认证体系
由于全球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保护环境、保障人类健康已受到全世界的关注。各国、各地区、各行业都颁布了相应的法律、法规，出台了各种政策、措施制定了相应的行业准则以约束并促进组织的环境行为。针对饭店的创绿活动，饭店可参考和执行的有以下几种绿色认证体系。
1.IS014000环境管理体系
ISO14000标准是国际标准化组织为了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和保护全球生态环境而推出的一套综合性的管理型标准。ISO14000国际环境管理标准包括6个项目：环境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审核、环保标志、环境绩效评估、生命周期分析和产品标准中的环境指标，主要应用于企业及其产品的环境质量管理。ISO14000标准适用于任何类型与规模的组织，并且涵盖了企业所有的管理层次。其中，IS014001环境管理体系是 IS014000环境管理系列标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一系列相关标准的基础。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标准是创建绿色饭店的有效工具，它适用于任何组织的标准。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标准目前在世界各地得到了广泛的发展，饭店业也不落后，在国外，有许多饭店都通过了ISO14001认证，早在2000年初我国就已经有4家饭店通过了ISO14001的认证，而更多的饭店正在积极导入该标准，按照标准建立环境管理体系，实施环境管理。
2.绿色环球21
世界旅行旅游理事会—全球最大的旅行旅游行业首脑组织，在九十年代初即开始倡导在旅行旅游行业推行“绿色环球”认证。这一认证体系目前己经得到联合国环境署、世界旅游组织(WTO)、国际航空联合会(IATA)、亚太旅游联合会(PATA)、国际旅馆饭店联合会(IHRA)等国际权威机构和行业部门的正式承认。 “绿色环球”标志己经成为国际公认的旅行旅游行业惟一的环境质量可持续管理的认证标牌。“绿色环球21”环境可持续管理认证体系包括五方面的内容:（1）制订环境和社会可持续性政策；（2）相关法规；（3）重点环境与社会管理问题；（4）环境管理制度；（5）宣传“绿色环球21”的宗旨。
“绿色环球21”标准是专门为旅行旅游行业设计的，因此，“绿色环球21”标准不仅涉及到环境质量管理方面，而且还要考虑与旅游环境相关的社会文化层面，“绿色环球21”认证有很强的针对性。2004年7月，深圳圣廷苑酒店就通过了“绿色环球21”国际认证组的评审，成为中国首家通过“绿色环球21”新标准的五星级酒店。
3.《绿色旅游饭店》标准
《绿色旅游饭店》标准是国家旅游局于2006年3月23日正式发布，本标准规定了创建绿色旅游饭店、实施和改进环境管理的要求。绿色旅游饭店标准将绿色旅游饭店分为金叶级和银叶级两个等级，绿色旅游饭店标准的对饭店绿色设计、能源管理、环境保护、物资消耗、绿色产品和服务以及社会环境经济效益都有明确的规定。正式开业一年以上的饭店都可申报绿色旅游饭店，由中国饭店协会组织成立的中国绿色饭店指导委员会评审，取得“绿色旅游饭店”标志的有效期为5年，到期必须重新申请和评定。
三、争取饭店绿色认证，推动绿色饭店的发展
1.政府搭建饭店绿色认证平台
政府、行业协会应通过网络、平面媒体、纸媒体等相关媒介宣传绿色认证体系的标准、程序、内容和绿色认证的意义，提高饭店经营管理人员的绿色认证意识；政府、行业协会还应定期组织饭店经营管理人员参加绿色认证知识的培训；与此同时搞好绿色认证咨询和指导工作，让各饭店认真理解各绿色认证体系的内涵和特点，根据自身饭店的实际情况选择导入一种绿色认证体系，有规模、有步骤的进行饭店绿色认证，积极推进绿色饭店的创建工作。
2.对实施认证的饭店给予财政和税务上的支持
对于一个饭店来讲，进行绿色认证，无论是添购新设备或引入新观念都需要投入资本。目前市场上进行绿色认证的成本包括：饭店内部可能增加的行政成本；可能引入的节能降耗设备所需花费；建立体系初期可能需要聘请咨询公司的咨询费用；绿色认证需支付的认证费用；监督审核的费用等。饭店要进行绿色认证必然会加重成本负担，国家和地方应从长期利益出发，鼓励和支持饭店参与绿色认证，如政府可以给进行绿色认证的饭店提供长期低息贷款，减免税收，尽快形成绿色认证的市场氛围，从而促进饭店认证推广应用，
3.饭店要提高自身可持续经营的能力，积极应对认证的要求
创建绿色饭店是一个综合性较强的系统工程，涉及面广、技术性强、管理要求高，要求饭店有长期的持续发展能力，并注重长期的综合效益，而非单纯的经济效益。受我国经济发展大背景的影响，目前大部分的饭店还只关注经济效益，缺乏长远的环境效益观和综合效益观，并在设备和设施上也缺乏环保的理念，这将是制约我国饭店进行绿色认证的关键因素。饭店应从长远的发展着眼，从管理、经营、技术、经济等方面入手，不断提高饭店自身的持续经营能力，提高饭店的科技含量和环保设施，逐步增加企业效益的“绿色”含量，积极主动应对绿色认证的要求，尽早通过绿色认证，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
4.增强客人环保意识，推动绿色饭店的发展
目前，很多饭店申请绿色认证的主要动机是从长远利益考虑认证能够节能降耗，降低成本，减少企业的经营费用，饭店动机的单一性影响了全国饭店创绿工作的进度。饭店是服务性场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宾客是饭店的衣食父母，宾客消费的选择影响饭店的生存。当绿色需求成为宾客去饭店的消费潮流，消费者愿意购买饭店绿色产品，享受绿色服务时，这样就会激励饭店为了赢得顾客的青睐，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而积极通过绿色认证，创建绿色饭店。因此，社会各宣传媒体、教育机构需要对宾客进行宣传教育，增强客人的环保意识，转变客人的消费观念；同时饭店必须积极引导顾客的绿色消费，如饭店可以在饭店的各个区域立放关于绿色饭店的宣传，使每位来到饭店的客人都意识到创建绿色饭店的重要性及重要意义，而且在餐厅及客房内都摆放了关于绿色食品、绿色消费、节约节能的提示牌随时提醒客人，向客人推荐绿色食品和酒水，给客人以绿色健康服务。只有宾客的环保意识加强了，绿色的消费观念普及了，宾客才会乐意选择绿色饭店。
参考文献：
[1] (LB/T007-2006)《绿色旅游饭店—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行业标准》[S]．2006．3
[2]诸葛仁:二十一世纪绿色旅游标志—“绿色环球21”[J]．中国环保产业，2001(10):46
[3]吕建中安静:饭店环境管理体系建设障碍分析与对策研究[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04(5):102～103
油菜产业竞争力研究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在给消费者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亦使其对电信运营商的依赖程度不断加深，电信市场出现了种种不当竞争行为。然而，消费者天然的弱势地位注定无法与强势的电信运营商对抗，如何规范电信运营商的行为、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成了不可回避的问题。本文以“流量清零”舆论之争为起点，以反垄断法为视角对电信运营商“流量清零”行为做具体分析，对其明确定性，并最终提出相应治理对策。
关键词：互联网;电信运营商;流量清零;治理对策
作者简介：李苑玉（1992-），女，汉族，重庆人，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经济法。
一、问题的提出
《反垄断法》自2008年施行以来，担负着规范市场竞争行为，保护正当经营，净化市场竞争氛围，维护市场秩序的重任，然而通信技术的空前发展对《反垄断法》的具体实施提出了严峻考验。智能手机的普及，手机购物、手机上网、手机游戏渐渐融入人们日常生活，与此同时，“手机流量”相应成为各大电信运营商的重点发展业务。据工信部数据显示，2013年1月至7月，全国电信行业收入增长八成依靠数据业务拉动，语音业务贡献度仅为6%。①无奈的是，技术的更新，2G、3G、4G时代的交换更替并未从根本上缓和消费者与电信运营商之间的矛盾，电信运营商月底流量清零行为所产生的各种负效应，促使消费者以实际行动与其抗衡。为了规范电信运营商的竞争行为，净化电信业竞争氛围，促进经营者之间良性竞争，进而更好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我们有必要探究“流量清零”背后的实质法理，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
二、“流量清零”舆论之争
以轰动全国的“流量清零”案为例，2013年6月长沙市民刘明在营业厅办理了“20元包150M流量”的套餐，月底未使用完，但被移动公司单方全部清零，刘明遂一纸诉状将长沙移动告上法院，认为长沙移动的行为违法，要求其返还或者补偿已被清零的流量，并停止未来的清零行为。②该案引发了全社会的激烈讨论，大致形成三种观点：其一，契约自由说，“流量清零”条款实质上是电信运营商与消费者就私法领域内可处置的权利义务作出相应约定的契约，电信运营商以较低收费换取消费者使用时间的限制，并最终以书面形式将相关内容予以确定。市场经济体制下，我们应尊重和鼓励当事人私法领域内的契约自由，并保护其对自有权利的合理处分。③其二，行业惯例说，电信运营商月底清空套餐内剩余流量在国外已成为行业惯例，包括英国的Vodafone、美国的Verizon、澳大利亚的Telstra在内的众多发达国家电信运营商均采取流量套餐到期自动清零的做法。④其三，霸王条款说，形式上，“流量清零”系电信运营商单方事先拟定，未与消费者充分对话协商，且可以反复使用的格式条款;实质上，“流量清零”旨在排除或限制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并以电信运营商的强势地位强迫弱势消费者接受，符合霸王条款的形式和实质要件。
三、“流量清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定性分析
（一）相关市场的确定
分析《反垄断法》第十二条的规定，在界定流量相关市场时，应考虑以下几方面因素：
1产品或服务的替代性
流量是产品还是服务这个问题存在诸多争议，一种观点认为流量乃无形物，属于产品;另一种观点认为，流量是一系列无形数据信息流构成的服务，不符合我国物权客体的要求。无论流量是产品亦或服务，在界定相关市场时，均应从消费者和生产者两方面考虑。首先，应考虑是否存在其他产品或服务能够替代消费者对于流量的需求，其次，从供给弹性理论分析可提供替代产品或服务的生产者数量，若存在能代替流量的产品或服务且相应的生产者较多，则相关市场的竞争也会随之充分。
2空间的便利性
我国国土面积广大，且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一致，很可能存在这种情况，由于运输成本、法律障碍、产品属性等方面的原因，限制区域间替代产品的相互流通，从而降低相关市场的竞争度。
3时间的有效性时间是市场竞争的重要因素，许多产品会因为时间的流逝失去竞争价值，从而改变市场现有竞争格局。尤其在互联网时代，时间对相关市场的界定意义重大，应把“一定时间”置于市场界定的考虑范围。
结合上述三要素，就本文讨论的手机流量而言，目前仅存在无线网络可替代流量实现上网需求，但无线网络并非随处存在，只有安装了相应设备且不受密码限制的地方才能使用，这就极大降低了流量市场的竞争有效性，但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不排除在未来某个时候存在可替代流量的新事物出现，故本文仅以目前作为时间节点界定流量相关市场。同时，由于流量存在全程全网和联合作业的特征，空间的便利性不是其相关市场界定的核心要素。
（二）市场支配定位的认定
回顾我国电信行业的改革历程，经过了从完全垄断到逐渐开放市场引进竞争的过程。1994年，联通公司成立，打破电信业完全垄断的局面，2001年，通过改革和重组，形成了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网通、中国移动和中国卫通多家电信运营商竞争的格局，2008年的再次重组则形成了现在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与中国电信三足鼎立的现状。⑦据中国产业信息网统计，截止2013年3月，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移动用户数占三大运营商移动用户总数的比重分别为6343%、2190%、1467%。⑧从学理分析看，若一家或几家电信运营商拥有相当市场份额，并长期维持如此市场优势，则可以判定其具备市场支配地位。从法律规定看，我国《反垄断法》第十九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推定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三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合计达到四分之三的……”。⑨综合学理分析、法律规定，并考虑到电信运营商财力雄厚、电信市场进入难度大、投入成本高等具体因素，可以判定目前中国移动、联通、电信三大电信运营商在经营流量的相关市场具有支配地位。
（三）“流量清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表现形式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若想存活下来，就必须做大做强，不断扩大企业规模，提高企业竞争力，最终实现规模经济效益。但随着企业不断壮大，相关市场份额不断提高，进而形成垄断的市场结构，在利益的诱惑性，极可能滥用已有优势地位，采取不正当竞争手段。“流量清零”符合反垄断法规定的如下两种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情形：
1垄断价格行为我国存在三种定价机制，即市场调节价、政府指导价和政府定价。由国务院批准于2001年施行的《国家计委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定价目录》中，电信基本业务的定价内容是资费，范围包括固定网络长途及本地电话、移动电话业务等服务价格，未将手机流量收费纳入信息产业部的定价范围。⑩据中国政府网15日消息，为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精神，国务院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正式放开网间互联协议和电信资费定价的限制，电信资费实行市场调节价，减少政府干预。然而，我国电信行业三寡头的竞争结构，不具备充分有效的竞争市场，为了追求垄断利润，极易出现高额定价行为，流量则是典型例子。据2012年度财报数据，美国第一大运营商Verizon通信2012年营业额为115846亿美元，净利润875亿美元。与之对应，在《财富》世界500强排名中，我国第一大电信运营商中国移动2012年营业收入96874亿美元，净利润1185亿美元。○11由营业额和净利润之间的差值可以看出我国电信运营商逐利性的强化、公共服务职能的弱化，流量高额定价是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产物。
2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的行为认定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行为的关键在于拥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电信运营商是否凭借优势地位剥夺相对人的选择权，并强制要求其接受不合理交易条件。具体到“流量清零”行为，消费者购买的流量套餐必须在1个月内使用完毕，否则月底清零。消费者花钱购买相应流量，理应对其享有完全的支配权，然而如前所述三大电信运营商拥有绝对的市场支配地位，弱势消费者没有与之讨价还价的能力，更无其他选择空间，只能被迫接受附使用期限条件的流量套餐。当然，存在这样一种观点，认为消费者具有选择权，完全可以选择以实际使用量为计费标准的消费模式，但此种消费模式中的流量单价昂贵。以中国移动重庆地区非流量套餐计费标准为例，通常情况下，动感地带用户、全球通用户以及神州行用户国内移动数据流量标准资费分别为05元/MB、029元/MB、1元/MB。相较于5元包月30MB、10元包月70MB、20元包月150MB的流量套餐，非套餐计费标准过高，形式上消费者具有选择权，实质上在高额流量费面前消费者除了附加条件的流量套餐别无选择。
四、“流量清零”的应对之策
从反垄断法角度看，“流量清零”是三大电信运营商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结果，但深入分析，该行为折射出更深层次的问题：其一，电信业定价机制不合理。虽然相关部门对电信业经营者确立资费标准提出了要求，比如统筹考虑生产经营成本、电信市场供求状况等因素，也强调国家对电信业经营者资费行为的监管，但这些规定大多流于形式，并无相应的具体制度和法律作为支撑，缺乏可操作性。其二，电信业公共服务职能弱化。电信业不同于一般产业，其兼具两方面属性：首先，电信运营商作为市场竞争主体，具有“经济人”的特征毋庸置疑;其次，电信业为人们日常生活提供基础电信服务，涉及利益群体广泛，具有公共服务的职能，即“社会人”属性。但实际运作过程中，三大电信运营商盲目追求利润，不断强化“经济人”属性弱化“社会人”属性，激化社会公众与公共事业之间的矛盾。据此，笔者认为治理“流量清零”的对策应包含以下几点：
（一）逐步推进电信业私有化我国三大电信运营商移动、联通、电信都是国有企业，他们一方面在国家政策的庇护下拥有绝对市场，“高枕无忧”的运作模式让其甘于维持现状，丧失技术创新的动力;另一方面受国家干预和政府主导的影响，执行决策的高管和经营主管均由政府直接任命，没有经营自主权，不能根据市场动态变化改变管理模式和生产方式。我国应汲取日本电信业私有化改革的有益经验，放宽电信业准入门槛，适当引入市场化竞争机制。○12当然，考虑到电信业的公共服务性，私有化需循序渐进，在允许私有企业经营电信业务的情况下，必定打破现有三大电信运营商垄断的局面，迫使电信运营商纠正包括“流量清零”在内的不当竞争行为。
（二）改革电信业定价机制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公民参与的重要性，而我国电信业现有定价机制忽略消费者参与，未能给交易相对人提供有效的信息交流和反馈平台。劳动、资本和土地这些生产要素共同维持和促进电信业的发展，虽然电信企业作为一个实体，其所有权归属具有单一性，但其利润最终来源于消费者，因此理应赋予消费者一定议价权，开通消费者参与电信业定价的渠道。同时，政府作为市场经济规则的制定者和运行的监管者，应担负起对电信业定价监督的职能，包括定价程序、定价标准、定价范围等。政府对电信业的监管可以重点放在事后，这样既保障企业的自主经营权，亦实现了政府适度干预。在电信业、消费者及政府三方合力下，共同推进电信业定价机制的合理化、科学化和民主化，相应的，流量价格居高不下的问题也会迎刃而解。
（三）加快电信业立法进程目前，我国尚未制定一部完善的电信法，电信条例则承担了规范电信业的主要任务，但电信条例仅仅是效力位阶次于法律的行政法规，未能发挥全方位规范电信业的作用。我国电信法自1980年开始起草至今已长达三十五年，反反复复经过多次修改，却一次次遭遇“难产”，而诸如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电信立法已十分成熟，我国有必要加快电信业立法进程，为电信市场构建完善的法律保护体系和法治文化环境。只有在有法可依的前提下，才能有效治理“流量清零”类的垄断行为。
五、结语
法律意识的培养激发人们权利意识的觉醒，就“流量清零”行为广大消费者已不再忍气吞声而是以不同方式维权，电信运营商也逐渐作出回应，如广东联通已推出流量半年包的业务。对“流量清零”所折射出的实质问题进行反思与应对，不仅为我国电信领域的改革提供了很好的经验，也推动我国《反垄断法》的修改步伐，使之适应社会发展之需要，并更好地与发达国家反垄断立法接轨。当然，所有的努力和改进最终都落脚于平衡弱势消费者与强势电信运营商之间的利益冲突，实现《反垄断法》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维护公平竞争的立法宗旨。
[注释]
①程诗棋“流量为王，司法何为——‘流量清零案’的几个问题”[J]投资与合作，2014（6）：362-365
②余知都“五问流量该不该清零”[N]中国消费者报，2014-7-9
③马洪鹏“流量清零的法律分析”[J]法制与社会，2014（30）：291-292
④徐勇“流量清零是契约不是‘霸王条款’”[Z]人民邮电，2014
常志鹏“中消协副会长：‘流量清零’是典型的霸王条款”[N]新华每日电讯，2014-3-19
[美]马歇尔·霍华德美国反托拉斯法与贸易法规[M]孙南申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22
⑦胡甲庆电信行业规则与反垄断规则法律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256
⑧数据来源：中国产业信息网，访问日期2015年3月5日
⑨<反垄断法>第十九条
⑩黄秋鸣“从定价机制解手机上网‘流量月底清零’之争”[J]今日湖北，2014（3）：36
○11“全球电信业重布局 中国运营商在干什么？”，新浪网·创事记，访问日期2015-3-10
○12臧煜“日本电信业改革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现代日本经济，2013（6）：67-75
[参考文献]
[1]程诗棋“流量为王，司法何为——‘流量清零案’的几个问题”[J]投资与合作，2014（6）
[2]余知都“五问流量该不该清零”[N]中国消费者报，2014-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