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有制经济学论文范文第1篇
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的现实需要。优化发展环境、完善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帮助企业提升素质、加强监管和政策引导，是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也是各级政府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重要职责之一。下面就我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现状、存在问题以及如何推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谈几点意见。
一、我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现状
近年来，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高度重视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先后出台了一系列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及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不断优化发展环境，有力地促进了非公有制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据统计，截至2012年底，全区非公有制企业（含个体工商户）达114.63万户，占全区市场主体的97.86%，比2009年的82.9万户增加了31.73万户。其中，非公有制企业17.9万户，占全部企业的98.36%，比2009年的12.9万户增加了5万户。工业类非公有制单位数（包括个体工业企业）由2009年的12.24万户增加到2012年的12.6万户（其中工业类非公有制企业1.74万户），从业人员由2009年的157.23万人增加到了2012年的214.18万人，增长了36.22%。非公有制经济创造了全区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5%以上的企业技术创新成果，提供了80%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90%以上的新增就业岗位，已经成为我区推动经济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扩大社会就业、改善民生、构建和谐内蒙古和协调推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牧业现代化的重要力量。特别是非公有制工业企业快速发展，为实现“富民强区”做出了巨大贡献。
——从企业规模分析看，2012年，全区非公有制工业企业单位数达到12.6万户，占全部工业企业的99.90%。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单位数达到4187个，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96.97%。非公有制工业企业创造的产值达到1.55万亿元，占全区工业产值的74.04%。 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值达到12754.04亿元，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值的70.18%，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6.3%。133家非公有制中小企业拥有175个“内蒙古名牌产品”称号，占全区名牌产品总数80.28%。
——从所有制结构分析看，2012年非公有制工业企业单位数已达到12.47万户，占全区工业企业的98.85%，其中，规模以上非公有制工业企业3561户，占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82.5%。非公有制工业企业创造的产值达到1.48万亿元，占全区工业总产值的70.73%，其中，规模以上非公有制工业企业产值达到1.21万亿元，占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产值的66.71%。非公有制工业企业职工人数达到193.83万人，占全部工业企业职工总数的90.5%。
二、制约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
（一）总量少、规模小、发展速度慢
从总体看，我区非公有制企业总量少、规模小，竞争力不强、活力不足等问题比较突出，与沿海发达地区相比差距甚大，也落后于周边兄弟省市和自治区。据国家有关部门统计显示，近几年，我区非公有制企业数（含个体工商户）占全国总数的比重，始终徘徊在2%左右，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规模以上非公有制工业企业仅占全国1%左右。由此可以看出，我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速度仍然处于全国的落后地位，总量少、规模小、发展速度慢的问题亟待解决。
（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环境有待优化
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政府扮演的角色是为企业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创业环境，为企业提供更多、更好、更公平、更便捷的优质服务。就目前看，改善和优化发展环境，还存在以下问题需要解决。
——一些部门或地区，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战略地位缺乏足够认识，说的多干的少，政策文件多抓落实少，布置多绩效评价和目标考核少，形式上的东西多真抓实干少等不良现象较为普遍，致使中央及自治区出台的一系列扶持政策和措施难以得到充分落实；
——准入门槛高，办事程序繁杂，效率低，涉企收费多，企业负担重等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制约了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
——行业垄断依然存在，所有制歧视与规模歧视并存，特别规模歧视较为严重，在一定意义上限制了非公有制中小微企业发展；
——政出多门，各自为政，难以形成合力。特别是扶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各类财政专项资金均分散在各有关部门，在资金分配使用上“撒胡椒面”的现象较为普遍，很难突出重点和发挥财政资金应有的乘数效应；
——服务意识不强，服务体系建设严重滞后。服务机构数量少、能力弱、质量低、内容单一，基础设施差、网络服务平台不健全等问题日显突出，难以为企业提供及时、高效、便捷、周到的优质服务，已成为制约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之一。
（三）发展方式和理念有待转变
我区的非公有制经济绝大部分属中小微型企业，且主要集中在传统产业，因企业布局雷同，导致了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特别是处于产业链低端的中小微企业，产品附加值低、成本大、企业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能力差，市场开拓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弱、集群化发展水平低等共性问题有待转变。
（四）融资难的问题仍然是束缚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瓶颈
一是金融机构创新能力不足，产品单一，可操作性不强，在实际工作中，只注重固定资产抵押贷款的倾向依然存在。二是中小企业担保体系不健全，担保机构数量少、规模小，担保品种单一。三是资本市场门槛高，中小企业利用上市、发行债券等直接融资手段融资困难。四是银企信息不对称，缺少有效的银企对接平台和融资服务体系。五是政府对商业银行和融资担保机构风险分担与补偿机制不健全。
三、推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思考
推进非公有制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最基础性工作是把握其发展规律和特点，按照把握规律性、富有创新性、体现实效性的工作思路，淡化政府管理职能，强化引导、扶持、服务和协调意识，切实做到科学引导、重点扶持、优化环境、完善服务。同时，要紧紧抓住非公有制经济转型升级难这个根本矛盾，把引导非公有制企业创新发展思路和集群化发展作为今后一个时期的主攻方向和工作目标，根据实际需要，适时出台行之有效的鼓励政策，引导非公有制经济朝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发展。
（一）与大企业协作配套，助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与大企业协作配套，将为非公有制企业提供巨大发展空间，随着产业分工协作日趋专业化，大企业发展越来越倚重于关联的中小企业为其产业配套，形成大中小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良好企业生态。大企业在发挥支撑、引领、辐射和带动作用的同时，可进一步加大对配套中小企业的技术支持和业务指导。一是鼓励和引导大企业与非公有制中小企业开展多种形式的经济技术合作，通过专业分工、服务外包、订单生产等多种方式，把产业链条有关环节交给成长型中小企业加工生产。二是鼓励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构建良好的利益机制，建立稳定的供应、生产、销售等协作关系，实现互利双赢。三是鼓励和支持大企业向中小企业提供技术、人才、设备、资金等支持，引导和支持中小企业进入现代服务业、装备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四是中小企业要主动与自治区“双百亿”工程培育的大企业对接，积极开展相关联的社会化协作，实现互利双赢。
（二）与园区“结亲”，助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工业园区是承接产业转移，实现产业集聚和集群化发展的主要载体。一是各级政府要加大协调力度，帮助园区有效解决瓶颈制约问题，推动优质资源向大园区集中，争取更多的“园区”升为国家级；二是认真做好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创建工作，优先保障要素供给，打造一批影响力大、竞争力强的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三是以园区为依托，创新“园区”招商引资方式，鼓励各地创建“园中园”、“产业园”和中小企业“孵化园”、“创业园”，鼓励和支持“园区”吸纳有条件的非公有制中小企业入住“园区”，解决 “小、散、弱”问题，逐步实现产业集群化；四是要建立“园区”与非公有制企业对接激励机制，对新接收非公有制企业数量多、新增就业人数、产能、产值、税收、利润幅度大、科技成果转化多的“园区”，按其综合因素进行考评，对贡献突出的“园区”给予奖励，引导和鼓励各级各类“园区”支持非公有制企业发展。
（三）与县域经济协调发展，助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县域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且中小微企业占据主导地位。中小企业投资主体和所有制结构呈现多元化，且以非公有制企业为主体，既是市场经济中最为活跃的群体，也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据统计，全区99%的非公有制企业是中小企业，99%的中小企业是非公有制企业，两者互为主体。将非公有制经济与中小企业工作进行一体化部署，协调推进，符合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是国家和发达地区推进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协调发展的成功做法，同时，也有利于推动非公有制经济与县域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
（四）与科研院所对接，助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非公有制企业与国有大企业相比，受诸多因素限制和约束具有先天性不足。研发资金不足、人才缺乏、技术力量薄弱、创新能力和转化能力差是绝大部分非公有制企业的通病所在。鼓励和支持非公有制企业与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共同建立产、学、研联动机制，实现无缝对接，是促进非公有制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有效途径之一。一是企业与科研院所、大中专院校对接，根据自身条件及所从事的行业，双向选择适合自己发展的合作伙伴，共同组建工程实验室、技术研究中心等共享研发平台，逐步建立和完善科研设施共享机制，促进科学数据共享和大型仪器设备共用。二是“园区”与科研院所或大中专院校对接，根据产业发展需要建立长期合作伙伴关系，共同组建职工教育培训联盟，鼓励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在“园区”或产业集聚区设立分院和实训基地，为企业提供更多的技术指导和服务。
（五）优化发展环境，助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优化发展环境涵盖了硬件建设和软件建设两个方面的内容。硬件建设靠的是财力，政府要舍得花钱，为企业营造良好的生产和生活环境。软件建设的重点是建立和完善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体系，探索和研究并建立多部门协调联动机制，着力解决好“政府应该做什么、企业应该做什么、市场应该做什么”，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从政府的层面讲，着重从市场准入、政策扶持、完善公共服务、加强监管、政策协调等方面来规范和引导。小、散、弱的特点直接决定了非公有制企业在其发展过程中，会遇到许多自己难以解决的困难和问题，需要社会服务机构的帮助，更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各级政府应坚持公益先行的原则，把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体系）建设作为重要抓手，按照“政府搭建平台，平台积聚资源，资源服务企业”的理念，紧紧抓住国家将我区列为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网络建设示范省的机遇，加快构建自治区、盟市、旗县三为一体的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网络。力争通过2-3年的努力，基本建成服务功能完善、特色鲜明、运用规范、方便快捷、社会影响力大和品牌知名度高的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网络体系。为企业提供涵盖信息、融资、电子商务、创业、人力资源、法律、技术支持、政务服务、交流合作全程一站式综合性和公益性服务。
（六）创新财政资金支持方式，助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多年来，支持企业发展的财政专项资金，在分配使用上多数延续了以往传统的做法，实行“项目管理制”。因为项目过多、过杂，支持企业高度分散，加之专项资金分布在各个主管部门，很难突出重点，也难以发挥财政资金应有的乘数效应。自治区党委九届五次会议暨全区经济工作会议对2013年经济工作进行了整体部署，并要求“在各项工作中要有新举措、新成效、新作为”。作为财政部门，如何创新工作思路，最大限度的发挥财政政策的宏观调控作用，为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牧业现代化，着力调整经济结构，着力壮大县域经济，着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更加注重和改善民生，更加注重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活力，为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服好务，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围绕上述工作思路，就如何创新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模式，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方面，做以下探讨。
1.整合财政专项资金，让有限的资金发挥最大效应。结合专项资金支持方向，对现有财政支持企业发展各类专项资金进行整合优化，集中财力，整体发力，支持制约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和关键环节。在现有体制下，对存量资金保持相对稳定不变，对增量部分要集中管理，统一调配，按照区域经济、特色产业整体设计，创建新的支持方式集中投向非公有制经济。在原有支持方式的基础上，尝试将原来的直接补助企业逐步改为按因素法把资金切块下达到旗县、“园区”或“经济开发区”，由旗县或“园区”、“经济开发区”根据当地产业发展需要，把资金用在关键环节，自治区各有关部门和财政部门逐步从项目征集、审核、评审等繁杂的事务性工作当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研究和制定相关政策，督促指导盟市和旗县抓好工作落实，重点要根据各种不同类型非公有制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的差异，坚持分类指导，突出重点，加以推进，把创新型、成长型、劳动密集型企业作为政府的扶持重点。在“十二五”期间，重点扶持1000户创新型成长型非公有制工业企业、500户生产性服务企业、培育10万户小微企业（每年2万户）、50个自治区级小微企业创业基地以及100家自治区级公共服务平台。
2.创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基金。尽快根据国家和自治区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微企业健康发展的意见和中央财政建立“中小企业发展基金”的契机，筹建内蒙古自治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基金”或“中小微企业发展基金”。基金以财政资金为引导，联合社会投资机构发起设立合伙制企业，通过私募形式募集社会资金，为全区非公有制企业提供债权融资服务的创新融资模式。基金将通过参股、跟进投资、融资担保等方式为企业提供服务，同时，做大财政“蛋糕”，发挥财政资金撬动、放大功能作用，整合撬动各种社会资金投入。通过基金的运作调动多个力量强化管理，延伸管理，共同参与管理，保障资金安全有效。通过创新基金模式回避国际社会“双反”（反补贴、反倾销）问题。
责任编辑：杨再梅
私有制经济学论文范文第2篇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使两者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是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方针，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积极发展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有利于繁荣城乡经济、增加财政收入，有利于扩大社会就业、改善人民生活，有利于优化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发展，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贯彻中央确定的方针政策，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消除影响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确立平等的市场主体地位，实现公平竞争；进一步完善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依法保护非公有制企业和职工的合法权益；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政府监督管理和服务，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环境；进一步引导非公有制企业依法经营、诚实守信、健全管理，不断提高自身素质，促进非公有制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为此，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放宽非公有制经济市场准入
(一)贯彻平等准入、公平待遇原则。
(二)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垄断行业和领域。
(三)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领域。
(四)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社会事业领域。
(五)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金融服务业。
(六)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国防科技工业建设领域。
(七)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国有经济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
(八)鼓励、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参与西部大开发、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和中部地区崛起。
二、加大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财税金融支持
(九)加大财税支持力度。
(十)加大信贷支持力度。
(十一)拓宽直接融资渠道。
(十二)鼓励金融服务创新。
(十三)建立健全信用担保体系。
三、完善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社会服务
(十四)大力发展社会中介服务。
(十五)积极开展创业服务。
(十六)支持开展企业经营者和员工培训。
(十七)加强科技创新服务。
(十八)支持企业开拓国内外市场。
(十九)推进企业信用制度建设。
四、维护非公有制企业和职工的合法权益
(二十)完善私有财产保护制度。
(二十一)维护企业合法权益。
(二十二)保障职工合法权益。
(二十三)推进社会保障制度建设。
(二十四)建立健全企业工会组织。
五、引导非公有制企业提高自身素质
(二十五)贯彻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
(二十六)规范企业经营管理行为。
(二十七)完善企业组织制度。
(二十八)提高企业经营管理者素质。
(二十九)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做强做大。
(三十)推进专业化协作和产业集群发展。
六、改进政府对非公有制企业的监管
(三十一)改进监管方式。
(三十二)加强劳动监察和劳动关系协调。
(三十三)规范国家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收费行为。
七、加强对发展非公有制经济
的指导和政策协调
(三十四)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指导。
(三十五)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私有制经济学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本文阐述了个人收入差距扩大的现状和特点，从经济发展、制度变迁、政府的经济政策和知识经济影响等方面深入分析了收入差距扩大的成因。
[关键词]收入差距；特点；原因；探析
一、个人收入差距扩大的特点
1.收入分配结构呈金字塔型。不同的收入群体的分布是否合理是收入分配领域的重要问题之一。如把当前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为低、中等偏下、中等、中等偏上、高收入五个等份，则各层次人群比重分别为36.10％、37.39％、14.30％、6.57％、5.64％。表明中等偏下以下等次收入群体合计73.49％，所占比重过大；中等偏高收入群体仅占20.87％，比重较小。城镇居民低收入和中等偏低收入群体合计中如果加上广大农村居民，那么底部大、中间少、上头小的收入分配格局更加明显。在发达国家，中产阶级占社会总人数比重很大，达600％以上。合理的收入结构应该是“两头小中间大” 的“橄榄型”。
2.收入差距持续、快速扩大。1979－1990年，基尼系数由0.33上升到O.339，上升速度较慢，仍然在正常的区域内。而从1990年的O.339，到1998年的O.456，2004年的O.498，每年上升速度超过1％，且超出警戒线。把城市居民按人均可支配收入由高到低排队并进行五等份分组，2003年，占总体20％的最高收入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7472元，比上年增加2012元，增长13.0％；占总体20％的最低收入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295元，比上年增加263元，增长8.7％。最高组与最低组的收入之比由2002年的5.1：1扩大到5.3：1，最高组收入增长速度明显高于最低组。以上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我国不同层次居民收入差距正在逐步拉大，高低收入户实际生活水平差距在扩大。城镇内部和农村内部不同阶层间的收入差距也快速分化。
3.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缓慢。城镇低收入群体问题日益突出，城镇低收入群体的构成除了任何社会都存在的社会弱势群体外，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镇下岗失业人员成为新的城镇贫困群体，在城市的农村流动人口中的贫困人口也是不容忽视，他们的贫困发生率要比城市居民高出2倍以上。相对于城镇居民来说，农民收入本身处在低水平上，这使农民成为相对最大的低收入群体。
二、个人收入差距扩大的成因
1.经济发展对个人收入差距的影响。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低且不平衡，生产力结构存在明显的多层次性。这是我国目前及今后相当长时间内存在较大收入差距的基础性因素。(1)不均衡发展的地区经济发展战略。改革开放以来，按照“梯度发展理论”，我国实行了非均衡发展战略。国家实施了有利于东部沿海地区发展的改革开放政策，更多的资金和人才流向了东部沿海地区。东部地区经济高速发展，在带动国民经济总体水平提高的同时，也造成了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愈益凸显。由于收益差异吸引了劳动力、资金、技术、人才等由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拉大了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从而两类地区居民的收入差距随之不断扩大。(2)城乡二元结构。二元的社会结构必然带来二元的福利制度。现有的身份制度把农民排斥于城市就业的大门之外，由于没有城市户口，进城务工的农民不仅不可能获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工作机会，也不能享受同等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收入预期不稳定。托达罗的人口流动模型表明人口流动的决策取决于预期的收入，不平等的福利制度使他们难以真正地融入城市。二元社会结构也是造成城镇化进程缓慢的根源。由于农民权益没得到应有的保护，在城镇化过程中，土地被大量低价征用而又高价出让，从土地征用中剥夺农民的资金远远超过过去的价格剪刀差。此外，长期以来对“三农”投入不足，也是造成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重要原因。(3)所有制结构的调整。改革开放以来，非公有制经济也在不断发展和壮大起来。私营企业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开始起步，2003年私营企业达20.285万户，从业人员2713.86万人，个私经济对GDP的贡献率达30％以上。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对收入差距扩大影响显著。(4)产业结构调整。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扩大了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同时也减少了对低技能劳动者的需求，使他们处于无限供给的状态，工资水平降低。正如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指出的，在不熟练劳动力特别丰富，土地和资本稀缺的情况下，土地的租金、利润率、利息率都会很高，企业就会用资本替代劳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城市工业和乡镇企业进行企业改造和产业升级，放弃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这一比较优势，纷纷用资本替代劳动，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加剧了劳动力过剩和资本短缺的矛盾。
2.体制变迁对个人收入差距扩大的影响。(1)分配制度的改革。收入分配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不断推进。分配理论和分配方式经历了从单一的按劳分配，到按劳分配为主、其他分配方式为辅，再到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演变过程。在按劳分配的原则下，由于劳动者的体力、智力不同，劳动贡献有大有小，导致了收入上的差距。按生产要素贡献参与分配是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条件下，允许和鼓励相对稀缺的资本和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有利于稀缺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有效利用，促进经济的高效率发展，由于占有要素的数量和质量不同，收入差距必然拉大。(2)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国有企业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国有企业改革至少从三方面对收入差距产生影响。第一，国有企业内部实行的奖金制、年薪制、管理和技术人员持股的分配形式，它对职工收入差距的扩大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第二，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加速了企业破产、停产和职工下岗分流的过程，从而导致部分职工的收入下降，其结果自然引起城镇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第三，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国有企业产权主体缺位，缺乏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对国有资产占有量的差别所造成的利益往往通过内部人控制而转化为本单位乃至个人的利益，造成大量国有资产流失。(3)市场竞争的不公平。第一，行业垄断。渐进化改革中，行政权力没有完全退出市场，电信、电力、金融、保险、航空等行业是在政府的保护下形成的体制性和政策性的垄断。垄断行业的过高收入是同高额垄断利润相联系的。垄断行业不仅获得高额垄断利润，而且限制新的进入者，导致整
个经济就业面缩小，造成收入分配不平等。第二，制度缺陷。在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中，制度缺陷是转轨时期非法不合理收入大量滋生的根源。钱权交易、以权谋私等严重腐败问题以及利用制假售假、走私贩私、偷税漏税、投机欺诈等各种非法手段获取高额收入等现象，产生的非法收入严重扭曲了收入分配，各种不合法、不合理收入使基尼系数上升13％～23％，造成分配不公，引起社会强烈不满。
3.政府对个人收入差距扩大调节不力。(1)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第一，立法的滞后。我国除1953年颁布的《劳动保险条例》可视为社会保障法外，还没有完整的社会保障法来明确规范主体各方的社会保障职责，这些不利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发展。第二，制度的非公平性。在全面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中，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仍以城市为重心有其合理性，以“两个确保”和“三条保障线”为整个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重中之重，但是忽略了对农村社会保障问题的关注。第三，保障范围覆盖不全。作为社会“减震器”和“安全网”的社会保障，如果没有较大的覆盖面，其保障作用必然大打折扣。除了大多数农民被排斥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相当一部分城市居民也不能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另外还有半数以上的城市劳动者未被基本养老保险所覆盖。(2)个人所得税制存在的问题。第一，个人所得税税率设计不合理。工资薪金所得实行的超额累进税率、边际税率均规定过高：而对资本财产性所得则实行比例税率，不仅税负轻，税收调节力度也受到限制。第二，实行单一分类税制难以体现公平税负的原则。所得来源多、分项收入少、综合收入高的纳税人反而不缴税或少缴税。忽视了不同家庭的负担能力、地区差异，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未能及时随人们收入提高而调整。
4.知识经济对个人收入差距扩大的冲击。知识经济是建立在以知识与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基础之上的经济，在知识经济下个人收入差距成扩大的趋势。首先，复杂劳动等于倍加的简单劳动，人力资本对工资水平影响更加显著。其次，创新成果如专利、版权、著作权可以通过转让、出售、许可使用等方式获得收入。最后，知识、技术、管理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技术和知识产权入股、股票期权等激励方式将得到更广泛的推广，信息产业、高新技术产业职工的收入高于其他行业的职工。在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中，信息资源占有和分布不平衡，利用信息技术能力的差距，就会在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困者之间形成一条鸿沟一一数字鸿沟，它将成为收入差距扩大的新因素。
[责任编辑：李玉云]
[作者简介]孙波(1967－)，男，山东海阳人，青岛理工大学副研究员。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私有制经济学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非公经济组织中党的组织扩张和组织覆盖是党组织建设的重要内容。通过执政党的组织拓展，可以发挥政党组织的政治整合、社会整合、组织整合与意识形态整合功能，从而弥合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化所带来的利益冲突与价值分裂，引导非公经济组织健康发展，进而有效地巩固和扩大党长期执政的组织基础、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
[关键词]非公经济组织；党建；组织拓展；整合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简介]黄一玲，女，安徽桐城人，法学博士，西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政治研究。
社会转型期，社会结构分化加快，利益结构变得更加复杂化，各种新兴社会阶层和社会力量不断涌现，如何对这些新社会阶层和社会力量进行社会整合和政治整合，同时满足新兴社会阶层日益增长的政治参与要求是党组织建设亟待解决的难题。私营企业主阶层作为新社会阶层中有重要影响力，且对民主政治发展具有极大推动力的一股重要政治力量，其政治成长与政治参与是中国政治发展与政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杆。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认为扩大政治参与是政治现代化的标志[1]（P1）。纵观世界各国民主发展历程，私营企业主阶层往往是民主发展过程中重要而积极的行动者。尽管从经济学意义上看，私营企业主的各种政治行为和利益表达可能有利于现代市场秩序的建立。但是从执政党发展角度看，私营企业主在体制外的行动可能会削弱执政党的权威，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会损害执政党的利益。所以执政党会动员和采取一切有效方式，最大限度地吸收、分化这种势力的形成[2]。这就迫切需要我们在非公经济组织空间中以扩大党的基层组织覆盖面的方式来有效整合新生的社会力量，进而有效地巩固和扩大党长期执政的组织基础、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
一、非公经济组织中党组织拓展的逻辑起点
改革开放与新经济空间的出现推动着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中国的社会结构日益复杂化，社会力量日益多元化，社会分层异质化程度不断提高，社会自组织程度不断提升，与非公经济组织相联系的社会力量也在不断成长。“一个正在进行现代化的制度必须具有将现代化造就的社会势力吸收进该体制中来的能力。”[3]（P129）政党是一个与外部环境共生的组织生命体，需要具备及时调整策略，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能力。将新生的社会力量纳入到自身的组织体系之中，防止其形成体制外的行动力量是当前执政党进行组织拓展的一个重要出发点。非公经济组织是一种全新的组织生态，执政党要对其发挥有效的领导作用，必须更好地适应这一新生态，并在其中延续自身的存在。向非公经济组织中进行组织拓展，在其中普遍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可以更好地使政党融入社会。具体来说，执政党向非公经济组织进行组织拓展的逻辑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不断加强执政党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
改革开放催生了社会结构的变化，政党如果不相应地进行组织结构及运转方式的变革，则易与转型后的社会结构产生冲突，形成党组织纵向管理盲区，出现管理不到位等现象。对此，需要以党建社会化为主导，“把党组织生长与运转的空间由单位转向社会，通过推进党领导和组织社会的功能结构的转型，激活基层党组织整合社会的能力，弥补传统单位制党建模式在功能定位、运作方式、活动载体上缺乏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缺陷”[4]。执政党通过对非公经济组织进行组织拓展与组织覆盖，有助于将新经济组织及与之相联系的社会力量吸纳到体制中来，进而增强执政党对社会的渗透力、调控力与统合力。
（二）防止执政党组织资源的流失
非公经济组织吸纳了大量的就业人口，其中也包括一些从体制内出去的党员。党员是党组织的细胞，是党组织联系社会、联系群众的重要纽带，执政党需要通过党员来实现上情下达和下情上达。对于执政党而言，党员数量虽然是政党发展的重要指标，但不是显示政党力量的表征。政党规模发展甚至会与其党力党势增长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负和化”现象[5]。政党力量是建立在组织团结的基础上的，政党组织对党员的有效管理、党员对党组织的凝聚力、向心力，才是决定政党力量的关键要素。如果执政党不向非公经济组织中进行组织拓展，可能会直接导致执政党组织资源的流失，这种流失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非公经济组织中的党员在其中找不到组织，党组织不能对其进行有效的组织管理，会导致党组织对党员直接控制力和约束力的弱化。在执政党向非公经济组织进行组织拓展前，大量“隐形”党员和“口袋”党员的存在即是明证；二是长期脱离党的组织，使得存在于非公经济组织中的党员的组织归属感淡漠，组织生活的缺失也容易使他们的党性修养弱化，理想迷茫和信仰迷失，不能与党组织保持一致，降低了其对政党组织的认同，而组织认同与组织力量呈正相关性。“成功性组织认同心理与尽心行为的相关关系最强，具有较强成功性组织认同心理的员工相对具有更强的尽心组织认同行为。”[6]如果不能将分散在非公经济组织中的党员凝聚起来，势必会导致党组织涣散无力。
（三）有助于政治招募与政治支持资源的获得
以政治学的观点看来，政党执政必须有足够的能力去利用各种资源，争取尽可能多的民众的认同，吸收更多的本党支持者，以巩固和扩大党的执政基础，而执政党达此目的经常采用的手段之一就是政治招募。通过健全政党政治招募机制，扩大党员队伍，实现党员队伍的新陈代谢。如果不能适时地扩大政治招募，政党得不到新鲜血液与力量补充，政党的生命力就会面临危机。政党的政治招募不仅是把各种有共同政治意愿的人吸纳到党内，还包括把民众吸引到政党的周围，从而获得更广的政治支持资源。西方政治学者迪克森（Bruce·J·Dickson）考察了中国共产党不同时期历史任务的变化与党员的招募标准后指出，过去在党员招募方面，中国共产党注重群众动员与宣传能力、政治忠诚，而技术专家能力与企业家能力则是不被注重的；但是改革与发展时代的到来，对技术专家能力与企业家能力的要求日益凸显出来。党必须注重吸收新社会阶层中具有技术专长或者企业家能力的精英加入到党的组织，开展党员招募工作[7]（P77）。党通过向非公经济组织进行组织拓展，吸纳非公经济组织中的社会精英，可以优化党的组织结构，提高党组织在新知识群体中的影响力和凝聚力。
二、整合理论与非公经济组织中党组织拓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大辞典》中这样界定“整合”：几个不同部分联合成整体的过程。已形成的系统或未形成系统的各部分形成新系统，都要经过整合过程。通过整合，系统能够提高自身的完整性和组织性水平[8]（P429）。执政党在非公经济组织中推动党建工作的出发点是为了整合，党建工作的过程也就是推动整合的过程，而最终的目的也是为了实现整合。
整合是与分化相对而言的，分化可以是力量的分化、组织的分化、结构的分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最根本的变化是由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的转变”[9]，社会力量、社会组织与社会结构正处于一个重新分化和组合的过程中，执政党通过国家系统整合社会、政社合一的方式已经不再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面对从体制内分化出去的新经济空间及与之相联系的新社会力量的发展、新社会空间的发育以及社会自组织程度的不断提高，执政党要维系对各种社会力量的控制，就要将执政党的组织嵌入到新的社会空间中去，从而维护社会稳定，进一步夯实自身执政的群众基础与社会基础，就要对新社会力量进行优化整合，拓展新社会空间。2009年9月18日，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做到哪里有群众哪里就有党的工作；哪里有党员哪里就有党组织；哪里有党组织哪里就有健全的组织生活和党组织作用的充分发挥”。2015年5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试行）》，明确指出要在社会组织领导机关中设立党组[10]。这对非公经济组织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必将进一步推进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建工作，也必将推动执政党对新生社会力量与新社会空间的整合。
随着非公经济组织的不断发展壮大，面对这一新的社会空间和新社会力量，执政党积极通过组织拓展和组织覆盖力图在非公经济组织中建立党的基层组织，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支部建在连上”的逻辑使然。在此逻辑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通过“不留空白点”组织覆盖，力图将新经济组织纳入到执政党的影响之下。从目前组织拓展的进展来看，这一战略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在执政党组织拓展的过程中，强调“组织全覆盖”固然有其意义，但是如果党建工作不能很好地适应非公经济组织党建生态的变化，不能够很好地借助执政党的组织拓展来实现执政党对非公经济组织及与之相联系的新社会力量的政治整合与社会整合，最终不仅会使得非公经济组织党建工作止于表面成效，而且会影响到非公经济组织的健康发展与社会的和谐稳定。
为应对非公经济组织及与之相联系的社会力量的潜在政治参与要求，中国共产党积极推进的非公经济组织中的党组织建设无疑是一项重要的策略。非公经济组织的发展推动着社会分化，使得执政党整合社会、汲取社会支持资源的总体生态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执政党要在这样一个变化的社会生态中生存下去，就必须适应社会生态的变化，并通过自身的组织调整来应对社会生态的变化，从而更好地维系自身的执政地位和增强自身执政的社会基础。从组织的视角来看，组织的首要任务是生存，由于组织自身资源的有限性，要实现组织的生存和发展，组织就需要具备获得并保护资源的能力，就必须与外部环境进行有效的良性互动。政党也是一个组织，政党组织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同样需要通过行为和制定政策，使其与环境相适应。目前，执政党在非公经济组织中进行的组织拓展适应了新时期社会生态的变化，执政党可以通过组织拓展，实现对非公经济组织及与之相联系的新社会阶层的社会整合与政治整合，维系执政党对社会的领导，夯实自身执政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从中汲取对于执政党而言最为重要的支持资源，或说是合法性资源。在可预见的将来，对非公经济组织及与之相联系的新社会阶层的社会整合与政治整合依然是执政党在非公经济组织中进行组织拓展的重要价值诉求。
三、非公经济组织中党组织功能重构
面对新生的非公经济组织及其所联系的新社会空间，执政党应积极进行三个向度的整合：一是政治层面的整合，即整合潜在的体制外的政治参与力量；二是社会层面的整合，即通过党的组织覆盖实现对新社会空间的整合；三是意识形态方面的整合，即以党的意识形态来整合新社会力量。执政党对非公经济组织的整合的主要渠道与载体是执政党的组织拓展，通过在非公经济组织中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可以实现政治整合、社会整合及意识形态整合的目标，下文对其具体整合机制与整合运作过程展开分析。
（一）政治整合
政治整合是与政治发展、政治现代化等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根据塞缪尔·亨廷顿的观点，即现代性产生稳定性，而现代化却滋生动乱。因为现代化进程打破了原有的利益结构，随之社会结构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而社会结构的变化与转型则会改变原有社会中的利益与权力格局，必将会产生不同社会阶层与群众之间的利益冲突，而一旦这种政治冲突无法在现有政治体系框架内获得解决，就有可能引发不稳定因素。因此，现代化政治制度应具备吸纳现代化进程中的新社会势力的能力。基于此，政治整合对于维系政治统治的稳定无疑具有正面作用。
整合往往是与分化相对而言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原有阶级、阶层格局的打破，新生的社会力量不断增长，社会阶层分化也带来了阶层整合的课题。“‘阶层分化’虽然有效释放了社会发展空间，但是整合机制的滞后性却制约了社会阶层的正常分化，造成‘阶层分化’与‘政治整合’之间的结构性紧张。”[11]由此可见，执政党要维系社会稳定，要维系自身的执政地位，就需要积极地、有意识地推动政治整合，将不同的政治力量联合起来，共同实现执政党的政治目标。执政党在非公经济组织中进行的组织拓展就是为了将政党的组织嵌入到非公经济组织及其相联系的社会力量中，从而将这些新社会力量的利益诉求纳入到党的政治沟通管道中来，通过党的组织体系将其利益诉求制度化的导入党的组织体系中，从而实现有效的政治沟通，而有效的政治沟通则会成为国家实现整合的重要途径与手段，“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如何建立一种政治沟通机制，这种机制既能实现社会的利益表达，又能完成国家意志的传输，将国家与社会有机地连接起来，降低社会的政治离心力，实现国家的政治整合”[12]。而执政党通过将自身的组织嵌入到非公经济组织中去，就能够建立起执政党与非公经济组织的政治沟通渠道，从而实现对非公经济组织的政治整合。
利益聚合是政党的重要功能之一，通过在非公经济组织中积极拓展党的组织，就能够在非公经济组织中发挥政党的利益聚合功能，实现有效的利益整合。要维护政治稳定，就要进一步增强执政党与日益分化的社会力量之间的联系与沟通，就需要进一步在非公经济组织中拓展执政党的组织，这样也能够将政党与非公经济组织及其相联系的新生社会力量联系起来，将其潜在的政治行动在其发展起来以前化解掉，就可以大大降低政治动荡与社会冲突的风险，“避免非制度化力量在体制外的集结”[13]，从而实现国家对新社会力量的政治整合，将这些分散的社会力量整合进以执政党为核心的政治体系中，由此一定程度上可以将利益博弈的过程导入政治体系内予以化解，避免由社会转型及阶层分化所带来的利益冲突与社会动荡。
（二）社会整合
体制改革与市场转型催生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分化，社会学学者陆学艺曾借鉴西方社会学分层研究方法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十大社会阶层，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将伴随改革开放产生的新社会阶层划分为六大新社会阶层。“社会阶层的核心内容是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在不同社会群体中的分配方式和配置方式的差异，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体现着社会的资源分配和占有关系。”[14]社会阶层分化本质上是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而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难免会带来社会利益冲突乃至社会冲突的问题。社会阶层的分化也促进了社会的发育和社会自主性的提高，而对于执政党而言，这同样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课题。“一般来说，政党有效领导地位的树立和维护，必须基于对社会一定程度的控制，控制的强度和深度直接决定了政党领导有效性的程度。”[15]而执政党要牢固维系自身的执政地位，就要通过有效的社会整合，实现执政党对社会的有效领导，进而在社会中进一步增强政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这就给执政党提出了社会整合的新课题。
社会整合即“通过制度、组织、价值体系等连接纽带，把各种不同的构成要素、互动关系及其功能结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使社会更具有自我维持和适应新环境的能力”[16]（P375）。中国的社会转型过程是一个深刻的社会变迁过程，利益的分化、阶层的分化以及社会价值的分裂都使得社会面临诸多冲突与变数，当今社会正日益发展成为“风险社会”，其原因就在于社会各系统各要素之间还未能实现有效的磨合，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分配与利益协调仍未达到均衡状态，但是光靠社会自身，并不能实现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分配与利益协调的均衡状态，这就需要政治力量的入场，而政党的社会整合无疑是其中一条重要的途径。通过有效的社会整合，可以化解社会利益冲突，并从社会中汲取支持资源进而维护自身的执政地位。政党与社会紧密关联，它必须扎根于社会，离开了社会政党就是无土之木，离开了社会支持，政党就无法实现长期稳定执政。政党不能脱离社会而独立存在，社会不仅为政党影响力的发挥提供了空间，而且是政党进行组织拓展所凭借的最为深厚的土壤。社会结构影响着政党的运作方式、功能发挥等。来自社会环境中的他者对政党的认同是政党权威得以形成的重要条件。“政党的权威性影响是在与其他主体关联、互动中形成的。如果政党不能有效嵌入与之相对应的一些领域，如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领域，其权威地位也就不可能树立。”[17]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的社会而言，执政党要维系社会稳定，除了依靠相应的政治经济制度等看得见的制度以外，还需要其他一些因素来实现对社会的领导，其中当然包括政党权威，这种权威同样也来自社会的认同与社会的支持，因而，政党就需要牢固地嵌入社会，而执政党在新经济组织中进行的组织拓展就是嵌入社会的过程，通过嵌入社会，就能够有效地整合社会力量，从而维持社会的稳定状态，同时还能不断增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 。众多政党的实践都表明：强大的社会整合功能往往能使政党保持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强大影响，源源不断地获得执政支持。目前执政党在非公经济组织中进行的组织拓展就是在社会阶层结构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夯实执政党执政的社会基础的战略举措，对于执政党而言，具有社会整合与政治整合的双重意义。
（三）组织整合
政党对社会的有效整合是政党维持自身执政地位和提升自身执政能力的重要保障，是政党强大力量的源泉。“党对社会领导，主要是通过其广大党员以及所建立的庞大而系统的组织网络来实现的。”[18]（P321）中国共产党能够成功地领导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并且在面临巨大困难与挫折时始终能够维持对社会的强有力的领导的关键就是执政党的组织已经牢牢嵌入社会，依靠党的组织实现了对社会的有效整合。但随着改革开放，新经济组织不断从原有的社会体制空间中分化出来，由此导致了社会的分化与政党执政的组织资源的流失。基层党组织是政党组织机构中的基础单位，是政党开展活动、联系人民群众的基础，能够更加客观、全面、真实地反映民意。面对新经济组织及其所联系的新社会空间，执政党要想从中汲取支持资源，不断在这一新社会空间中扩大自身执政的合法性，就需要利用自身强大的组织力量，运用政党资源，加强基层党组织动员能力，努力将自身的基层组织嵌入到非公经济组织中，真正做到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基层组织在党的整个组织体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是支撑政党金字塔的重要基础，也是执政党嵌入社会的神经末梢，正因为基层组织对于执政党的重要性，要实现对非公经济组织的整合，就需要将党的基层组织嵌入到非公经济组织中。
政党的领导不仅体现在通过国家权力来实现对社会的领导，这可以视为一种“硬领导”，同样也需要一种“软领导”，即通过非权力化的政党自身组织体系渗透到社会中，通过组织作用的发挥来赢得社会对于党组织的支持，这种领导更为有效，党组织的诉求也能够得到来自社会更为积极的回应。目前执政党通过多方合力将其基层组织嵌入到非公经济组织中，试图获得 “软领导力”，从而实现对社会更为有效的组织整合。
（四）意识形态整合
安东尼·葛兰西曾指出：“在保持整个社会集团的意识形态上的统一中，意识形态起到了团结统一的水泥作用。”[19]（P25）对于一个正处于社会转型与社会变革中的社会而言，意识形态整合是对社会整合与政治整合的强力补充。制度经济学家科斯对意识形态作了如下界定：“意识形态是非正式制度中决定个人观念转化为行为的道德和伦理的信仰体系，是个人与其环境达成协议的一种节约交易费用的工具，是人们头脑中深层次的经验内化，同时具有确认现行制度结构符合义理或凝聚某个团体的功能，具有解释、规范与指导个人行为和实践的制度功能。”[20]（P379）意识形态具有解释、规范、评价等功能，有效的意识形态整合能够加深处于分化中的社会阶层的共识，避免因为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导致社会价值的分裂与冲突，而社会价值的分裂与冲突则是导致社会持续动荡甚至发展失败的重要根源。因而，“统治者为维持自己的统治，大多会运用国家力量在全社会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投资，塑造有利于有效统治的社会意识形态；而统治者的反对者大多也会进行反意识形态的投资，使人们相信现有的意识形态是不公正和非正义的，只有参与改变现行体制的活动，公正和正义才会实现”[22]（P22-29）。目前执政党在非公经济组织中进行的组织拓展也同样具有意识形态整合的意义，而意识形态整合则可以弥合社会分歧，增强变革社会中社会各阶层特别是非公经济组织中的新社会阶层在社会剧变过程中对党与现存体制的认同度。
要实现对以非公经济组织为代表的新社会力量的整合，需要解放思想，大胆创新。当前以私营企业主为主要代表的新社会阶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的地位已被认可，党提出了判断个体政治上是先进还是落后的新标准，积极吸引一些新社会阶层人士入党，使得党的意识形态更具张力和包容性。执政党通过在非公经济组织进行组织拓展，具有如下意识形态整合意义：一是能够将党的意识形态主张传导到这一新的社会空间中，防止出现党的意识形态空白点，增强党的意识形态在非公经济组织中的影响力；二是可以进一步发挥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促进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和执行；三是将非公经济组织的利益诉求与愿望反映到党的组织体系中，也增强了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整合功能；四是通过党的先进性的发挥，吸引包括非公经济组织业主在内的非公经济组织中的先进分子加入党的组织，从而实现政治招募和扩大执政党的组织资源。
综上，执政党通过在非公经济组织中进行组织拓展是发挥党的意识形态整合功能的重要途径。对于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化时期弥合社会分歧、减少社会冲突、增强执政党对新社会空间的领导有着难以替代的现实意义。面对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化，执政党之前行之有效的对社会的整合途径与整合组织方式需要进行与时俱进地调整，积极适应社会生态的变化，不断推进整合进程，从而实现政党组织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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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朱天义
私有制经济学论文范文第5篇
一、正确认识问题
(一)认识统一难。一些党组织和个别党务工作者认为非公有制经济比重小，成份复杂，党员人数少，党组织建与不建、党员管与不管、党建工作抓与不抓关系不大，存在“无所谓”思想和“畏难”情绪;一些业主对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内建立党组织，开展党建工作明推暗顶，态度不积极，产生“排斥”心理;少数从业党员感到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工作不稳定，党组织关系长期滞留在原单位，以致成为“挂名党员”、“口袋党员”。
(二)职责定位难。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组织的地位和职责，如何定位，众说不一。有的人认为起领导核心作用，有的人认为起监督维权作用。
(三)建立组织难。非公有制经济管理多头，有的属直属党委管理，有的属商务局党委管理，有的属乡镇、社区管理，这与党组织的要求和民营企业的发展很不相适应。针对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的党组织隶属管理问题，有的人认为隶属当地县级以上组织部门，有的人认为当地基层党委属地管理，有的人认为应隶属当地工商联管理;导致当前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企业)党组织不健全。
(四)党员管理难。由于私企党员流动性大，对党员的管理存在很大的漏洞。
(五)开展活动难。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没有活动场地，有活动场地的，条件较差;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党内活动有制度，但没有坚持;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内党员学习，党组织偶尔组织，主要靠党员自学;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召开民主生活会虽然经常召开，但很少批评与自我批评。
(六)发挥作用难。非公有制企业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发挥一般。
二、探究破题对策
(一)创新组织模式。①独立式。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组织若规模较大，从业人数较多，且有固定场所，党员3人以上者应建立独立党支部，设立专门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党组织。②“联姻”式。党员不足3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规模较小者，可按行业或地域采取“联姻”式组建党组织，隶属管理上可采取“属地管理”法，挂靠本县或乡镇党委或有关部门等。③托管式。党员数量少，生产经营地靠近集贸市场的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可依托工商行政管理所或市场服务中心“托管”。④专门式。可由县级部门成立一个机构，负责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党建工作。
(二)改进工作方法。做到“六个结合”，一是私业党建工作要与企业经营发展相结合。在实际工作中，要求做到“四共三不”。“四共”，即与企业发展共思、工作共做、成果共享、困难共排;“三不”，即参与而不干预，补缺而不越权，分忧而不添乱，努力为企业实现经济目标，提高经济效益作出贡献。二是私企党建工作要与企业文化建设相结合。党组织要教育员工爱岗敬业、遵规守纪，讲文明、讲礼貌、爱企业、讲奉献，努力提高员工素质，努力打造企业品牌、提升企业文化品位。三是私企党建工作要与工、青、妇等群团工作相结合。以党建带群建，以党建促群建，整合企业人力资源，激活员工为企业献计出力的工作积极性，不断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四是私企党建要与企业经营自主权相结合。五是私企党建要与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相结合，主要是实现三个转变：即转变领导方式、转变工作思路、转变活动方式。六是私企党建要与企业管理活动相结合。
私有制经济学论文范文第6篇
一、我县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概况
(一)基本情况
我县共有个体工商户5133户，从业人员12753人，个体劳动者党员340名。建立了一个个私协分党委，11人个协分会党支部，支部书记都由相应的个协分会工作人员担任，建立1个行业分会党支部，即XX商会党支部。340名个体劳动者党员中，组织关系涉及到18个基层党委，其中在个协分会党支部的93名。共有私营企业336户，从业人员12019人，员工为50-99人的10户，100人以上的11户，有3名以上党员的21户，员工在50名以上但党员不足3人的6户，员工在100名以上，未建立党组织的企业1户，应建党支部21个，已经建立党支部21个，向企业派遣党建指导员19名。有外商投资企业18户，党员18名，应建党支部3个，已建立党支部3个。
(二)总体评价
我县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总体发展态势是好的、成效是明显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领导重视程度逐年提高。全县各级党组织高度重视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主要负责人经常过问，定期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并明确责任，确定专人抓落实。同时，建立领导干部联系点，切实加强对本区域内的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的领导。二是非公有制企业员工中党员比例逐渐增多。据统计，全县平均每15户个体工商户中有1名党员，个体工商户中党员所占比例较2001年增加了
2.25%。平均每1.2户私营企业中有1名党员，私营企业员工中党员所占比例较2001年增加了1.8%。24个已建立党支部的非公有制企业一年来新发展党员10名。三是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覆盖面逐步拓宽。两年来，全县建立私营企业党支部16个，使支部总数达到了24个，占应建党支部数的100%。四是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发挥的作用逐步增强。无论是走访、座谈，我们都感觉到：非公制企业党组织的参与作用、向心力作用、骨干带动作用以及监督协调作用等都有了较大提高，它们在非公有制企业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影响越来越大，位置越来越重要。
二、存在问题
(一)认识统一难。一些党组织和领导同志认为非公有制企业性质特殊，在整个经济中比重小，党员人数少，党建工作抓不抓关系不大，导致对抓好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的建设的重要性认识不足，重视不够;一些党务工作者认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情况复杂，党建工作难开展，存在抓不好的思想;有的认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任务繁重，存在没有精力抓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建工作的思想，导致精力投入不够，工作抓得不紧，方法不多。一
些党员头脑中存在着“雇佣”思想，认为党员和其他员工同为企业主“打工”，谈不上发挥什么带头作用;有的党员认为自己到私营企业工作的目的是为了赚钱，过不过组织生活无所谓;还有的党员感到在私营企业工作不稳定，不想把组织关系转来转去。同时，一些企业主对企业建立党组织、开展党建工作心存疑虑，有的认为企业资产属个人所有，建立党组织没有必要;有的怕党组织活动多，加重负担，影响生产;有的担心党组织干预企业生产经营。因而，建立党组织积极性不高。
(二)党建工作开展难。一是组织建设难。非公有制企业规模小，党员数量少，流动性强，建立完善的党建工作网络仍有较大难度。我县虽然对24个符合条件的非公有制企业都建立了党组织，但还有330个企业由于党员人数不足或没有党员，没有建立党组织。同时，由于我县非公有制企业党员数量本身就少，但党员的流动性却很强，如果几名党员一离开企业，这个支部就要面临撤销或与其他支部联合，影响党建工作连续性。此外，企业党组织班子成员配备，选择理想人选难度较大。二是党员队伍建设难。在非公有制企业中，由于教育引导不够，致使非公有制企业的职工、群众对党的认识有所淡化，不能在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发展党员工作比较薄弱。党员教育针对性不强，一些党组织对发挥作用的渠道和方式不清楚，工作只是停留在抓自身建设上。一些党员由于思想认谡上的偏差，也使教育工作效果不明显。同时，一些非公有制企业中的党员不愿接转组织关系，因此使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党员的底数难以摸清。介绍信放在“口袋”里，转而不入，致使管理失控。三是开展活动难。非公有制企业经营活动节奏快，党组织开展工作很大程度上受企业主的制约，客观上使得党组织活动、
党员发展工作等难以开展。同时，非公有制企业中党组织由于活动经费存在解决难问题，使得党组织只能停留在组织党员开开会，读读报，少搞或不搞活动。四是作用发挥难。一些非公有制党组织书记在开展工作时，觉得理不直，气不壮，工作缺乏独立性。有的党组织书记工作能力欠缺，工作精力不集中，精力投入不够;有的对企业经营管理不熟悉，没有把党建工作同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有机结合起来，出现了“两张皮”现象。同时，从全县非公有制企业党员队伍的现状来看，还不尽人意，党员数量不足。据统计，全县非公有制企业员工总数18724，其中党员694名，仅占员工总数的3.7%。而50名以下职工的企业，占企业总数的93.8%以上，却很少有党员，企业党员数量少，缺乏影响力。同时，党员队伍结构不够合理，素质不高，能力不强，也影响了作用的发挥。据统计，在640名党员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有182名，占28.4%;处于普通岗位上的党员421名，占60.7%。
(三)机制不够完善。一是没有形成齐抓共管的合力机制。目前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主要侧重于部门抓，没有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发挥各级党组织各部门的作用，在面上形成齐抓共管的合力。二是工作方式方法陈旧。一些党组织没有正确把握非公有制经济企业党建工作的特殊性，机械搬用国有企业开展党建的方式方法，工作定位不准，成效不明显。三是督查指导机制不够完善。督查指导的针对性不强，操作性不强。四是考核奖惩机制不够完善。没有很好地根据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创新考核奖惩机制，形成表扬先进，鞭策后进的良好工作氛围。
三、几点建议
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县国民生产总值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加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党建工作既是当前的热点、难点，也是基层组织建设的重点。为进一步加强非公党建工作，现结合我县实际提出以下建议：
(一)提高思想认识。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加强非公党建工作，必须增强党在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影响力，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必须加强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思想文化建设，保证企业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必须团结凝聚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广大员工，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加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建工作，把包括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在内的广大人员教育引导好、团结好、凝聚好，我们党才能有更加坚实的阶级基础，更为广泛的群众基础和不可动摇的执政基础。
(二)加强工作指导。层层成立非公党建工作领导小组，进一步明确加强非公党建工作的指导思想、非公经济党组织的地位作用和职责任务，将非公企业党的工作纳入基层组织建设的总体部署并列入党建工作考评范围，逐步形成各级党委主要领导带头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党政部门共同抓，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积极探索，大胆实践，形成切合实际并具有XX特色的非公党建工作模式。
(三)抓好阵地建设。一是党建网站阵地。适应信息化发展要求，抓好县委组织部党建网站建设，进一步开拓网上党建领域。逐步形成县委—乡镇党委总支、支部三级党建网络体系。二是党员教育阵地。各级党校、党建网站、电教播放点、教学点和党员活动室等，加强对社区、企业党支部书记、广大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的教育培训，提高政治业务素质。三是党员管理阵地。对社区、企业中的流动党员逐一登记造册，分类实行单位管理、
行业管理、挂靠管理、社区管理、双重管理，形成条块结合、优势互补的党员管理网络。四是宣传示范阵地。通过广播、电视、展版和宣传栏等，宣传党建工作的先进典型和好人好事，批评不良习气，弘扬浩然正气，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五是社区服务阵地。主动深入了解社区居民、企业职工、广大党员的生活和工作情况，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扩大服务项目，丰富服务内容。为加强非公党建工作提供必要的硬件及经费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