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低成本提升品质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 物流成本 成本控制 物流
一、前言
随着现代物流在企业竞争优势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多数中国企业的经营理念从起初的节约原材料的“第一利润源泉”，到降低人力资源成本的“第二利润源泉”，转向追求降低物流成本的“第三利润源泉”。据统计近年来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占GDP的比例逐年下降，但是直至2007年上半年仍旧高达18.3%，而发达国家这一指标通常不到10%。我国的物流成本一直居高不下，成为我国物流发展和经济进步的巨大障碍。因此加强企业物流成本管理，对于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处于有力竞争地位以及提高国家经济效益，具有重大意义。
二、物流成本的定义及特点
(一)物流成本的定义。物流成本是指在企业物流活动中，物品在空间位移过程中和时间上所消耗的各种资源的活化劳动和物化劳动的货币表现总和。企业物流成本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商品从原材料供应开始，经过生产加工，到获得成品和销售，以及伴随着生产和消费过程所产生的废物回收利用等过程所发生的全部费用。
(二)物流成本的特点。1 整体性。企业的物资流动具有整体系统性，各职能间的物流成本关系往往存在着此消彼长的现象，又称效益背反。因此，必须以总成本的理念，站在整体的角度，通过对流程控制的整合与协作，达到物流成本最优的目的。2 战略性。物流成本的大小往往与企业在竞争中所采取的战略密切相关。尤其是在目前竞争激烈的市场中，物流配送服务已不仅仅局限于单一的货到服务，更多企业在营销战略中采取物流的增值服务策略。因此物流成本管理必须通过寻求物流服务水平与成本间的最佳平衡点来获取企业经营活动中的最大利益。3 独特性。由于各企业在业务流程、地理位置、服务水平、人员业务能力等诸多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性，由此决定了企业的物流成本管理不具备统一的管理模式。要降低物流成本首要任务是必须明确物流成本的构成，全面收集物流系统流程的资源配置，建立物流成本数据库。
三、中国企业物流成本管理的现状分析
(一)信息化程度落后。目前，我国大部分物流企业信息化程度低，硬件技术建设、应用不足，软件技术发展严重滞后，信息处理水平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2.1%。一方面企业由于资金有限，无法过多投资于物流信息设施，手工化作业费时费力，效率低下，精确度差。另一方面，我国信息技术发展滞后也是导致物流信息程度低覆盖率的原因之一。
(二)物流速度缓慢、货损率空载率高。我国商业物流不畅现象严重，主要表现为库存比例过高。据相关资料显示，我国生产企业成品库存约15天，原材料库存约30天，商业销售库存约35天，而国外一些企业的产品库存的时间不超过10天。大量的库存占用了企业有限的资金，同时，物流中的货损率所造成的成本仍然是物流成本的主要部分。每年因装卸运输不当，包装问题，保管不善的损失约700亿元。
(三)物流成本财务核算制度存在制度缺陷。物流成本在现行财务会计制度中没有单独的项目，传统的成本计算方法，只把运输、仓库费用列入企业物流成本。此外，由于没有单独列项，物流活动以及其相关费用经常跨部门发生，传统的成本计算法将其与其他活动费用归结一起，很难明确运作职责以及清晰物流活动的真正成本。
(四)没有完善的企业内部物流体制。物流职能近几年来才开始受到国内企业关注，因此体制改革不彻底，设计依旧存在与社会物流的发展与职能运作不协调的问题。企业在职能制或直线职能制的框架下，条块分割、部门分割，没有从供应链的角度，整合下游以及上游的各供应链单元，物流一体化的组织结构仍旧是难以达到的目标。
四、降低企业物流成本的有效措施
(一)建立完善的物流信息系统。现代信息技术不仅大大缩短供应锚上下游各单元的距离，还实现了信息快速准确的共享。企业在各项经营活动开展过程中，对物流职能进行充分控制，最大范围内降低牛鞭效应，使之减少传统手工环节，降低库存，并且能够增加各环节对市场变化反应的灵敏度和精确度，节约各项沟通以及运营成本。
(二)实施高效的第三方物流策略。企业可以将自身物流管理全部或部分的职能外包给第三方物流，以此来控制物流成本。一方面物流委托外包可以使企业集中资源和精力发展自己的核心业务，将固定成本转化为可变成本，提高了资金周转率。另一方面委托专业的物流公司，可以充分利用其专业人员和专业技术的优势，使企业物流管理更加规范、高效、经济。
(三)建立物流成本核算体系。建立物流成本核算管理体系的基础是正确计算物流成本。由于传统成本计算没有物流成本的单独项，一般所有成本都列在费用一栏，导致物流成本数据很难从财务会计中剥离出来。一般可以从明确物流成本构成和对物流总成本按一定标准进行分配与归结这两方面人手。期间，传统物流成本计算按照运输费、包装费、仓储费等功能类别统计，并没有同物流服务水平联系起来，造成物流成本上升的责任不明确的问题。解决此问题可以采用目前行之有效的“以作业为基础的成本核算方法”。
(四)建立现代企业物流理念和组织结构。现代物流不仅仅要创造供应链的增值服务，同时更追求物流总成本的最小化。根据效益背反理论。物流成本的最小化不再是各职能活动的最小化，各企业应当树立系统性，整体性的现代物流理念，对物流系统进行全局设计，建立现代企业物流组织结构。随着当今社会供应链体系中各企业联系日益紧密，一体化的组织结构应运而生，其主要表现在：物流的每一个领域被组合构建成一个独立的直线运作单元，实现从生产、销售、消费整个供应链的流程整合。一体化物流组织的绩效由于传统组织内的物流功能被归组为单一的命令和控制结构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提高，从而有效地降低了物流成本，使供应链效益获得最大化。
五、绪论
由于发展起步较晚，我国的物流产业与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管理水平偏低，物流成本居高不下。本文初步提出建立完善的物流信息系统，实施高效的第三方物流战略，建立物流成本核算体系以及建立现代企业物流理念和组织结构四项措施来降低企业物流成本。随着现代物流业的发展和物流意识的增强，世界各国企业都着眼于通过降低物流成本来扩大自己的利润空间。作为以制造业为主的中国，更应该抓住机会，向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物流管理理念及技术，让物流业真正成为企业取之不尽的第三利润源。
降低成本提升品质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农业政策涉及农业诸多生产环节、多个品种以及多个经营主体，农业政策的制定不仅要考虑政策实施的预期效果，更要充分考量政策生命周期结束之后的影响。2015年底，中央提出着力推行农业供给侧改革，意味着农业政策变动在今后将更加频繁，而市场能否应对成为我国农业成功改革的关键，这也是评价政策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以我国油菜临储政策取消为例，探究农业政策变动背景下各种因素对农民种植意愿的影响机制，采用Logistic模型对 1 850 份截面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对农民来年油菜种植意愿影响不显著，油菜生产补贴政策以及收购补贴政策对农民种植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受教育程度、现有油菜种植面积以及人工成本投入对农民种植意愿具有正向影响，化肥投入以及耕地面积对农民种植意愿呈負向影响。
关键词：农业政策变动;农民;种植意愿;临储政策;影响因素;Logistic模型;回归分析
按照亚当·斯密的观点[1]，经济发展由市场这只“无形之手”所引导，他主张经济发展应尊重自由竞争而反对政府过度干预;与之对立的一种观点则是以凯恩斯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派强调的政府宏观调控作用，经济发展总是围绕政策调整以及市场变化而进行。政策调整应是基于政策的预期目标以及着眼未来发展的综合决策，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重点提出要深化农业供给侧改革，预示着我国农业改革范围将更加广泛，力度也将更大。2015年年底，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这是基于我国农业当前所面临的现实问题的综合考虑，我国粮食总产量实现十一连增，粮食总产量高达6.21亿t，但我国粮食面临3量（出口量、库存量、总产量）齐增的扭曲状况，且农产品成本“地板”逼近价格“天花板”是大宗农产品普遍面临的问题，国家对几项重要农业政策进行改革：降低玉米最低收购保护价格，2015年玉米收购价格较2014年下降幅度高达11.5%;启动新疆地区棉花的目标价格补贴政策;2015年6月取消油菜临时收储政策。一系列的政策变动意味着我国农业发展迈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农业的先天弱质性及其社会保障性等特性决定农业发展对政策有着较大的依赖性，导致农业经济发展对政策变动表现出高度的敏感性。以油菜为例，自2015年起由地方政府负责组织各类企业进行油菜籽收购，不再对油菜籽实行国家临时收储，意味着自2008年以来执行的油菜籽保护性收购价格政策被取消，2015年全国大部分地区油菜籽收购价格大幅下跌，部分地区的油菜籽价格跌至3.6元/kg，较2014年同期（5.1元/kg）下跌幅度高达29.4%，降低了农户种植收益，挫伤了农户生产积极性，使得全国油菜播种面积随即迅速下滑。
回顾我国农业发展历程，城乡发展失衡及农业发展水平相对滞后是不可回避的现实，以农业基本生产资料为基础优先发展工业的战略，是国家基于特定历史时期的重大战略决策。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是高度集中计划体制形成和发展的逻辑起点，选定优先发展工业就必须形成相应的价格扭曲宏观政策，大多数农业政策主要通过限制农产品价格来促进工业发展，以低价农产品为工业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使得农业成为工业发展的“营养”来源。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总量的迅速增长以及经济结构的快速变迁，我国农业政策方向开始扭转，逐步由歧视农业、剥夺农业向反哺农业、补贴农业转变。朱满德等认为，各项支持政策逐步向农业倾斜，通过调控要素价格、产品价格以及予以政策补贴等方式可保障我国农业健康发展[2]。因此如何科学制定农业政策来保障我国农业经济市场的正常运转是农业经济问题研究的重点与难点。在政策实际落实过程中，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相继出台一系列农业政策，例如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从2004年开始我国实施了粮食最低收购价、临时收储和直接补贴等一系列农业支持政策，在保障粮食等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促进农民持续增收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各项农业政策的实施是国家基于宏观视角考虑，促进农业生产、实现农民增收的重要举措。
我国是农业生产大国，农业经济发展为国民经济正常运转提供长期动力，农业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一直以来，农业增产以及农民增收始终是我国“三农”问题的关键。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我国政府为保护农民种植收益，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诸如对部分农产品实施价格保护政策，这些政策对稳定我国农业发展及农民增收贡献巨大。然而，时至今日，农产品供给由之前的严重不足逐渐发展为大量剩余，由于农业生产成本逐步提高以及农产品价格相对较低，农产品比较效益下滑的状况继续恶化，农业增产农民不增收的问题普遍存在。程国强认为，我国对农业的补贴支持已经进入快速增长阶段，农业支持总量和主要农产品补贴水平大幅提高，价格支持和挂钩补贴等措施逐步成为主要政策工具，对市场的干预和扭曲作用日益明显[3]。
自我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以来，农产品的供给由严重不足已发展为目前的大量剩余，农业的“大丰收”一方面归结于农业生产的技术进步及制度的变迁，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国家对农业给予大量的价格保护政策，刺激了农户的生产积极性，在农产品大量剩余以及大量库存挤压背景下，中央提出要推行农产品供给侧改革，在国家各项农业政策逐步向好的情况下，政策骤变必然会引发市场不适应，尤其在农民这一层面，因此研究农民对政策变化的反应是进一步推进农业补贴政策改革的重要实证基础，厘清农户的行为特征也是在农业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必须面临的现实问题。
1 文献综述
农业政策如何影响农业生产，关于这方面的研究目前主要分为2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农业补贴可以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进而增加农民收入和粮食产量[4-5]，优化品种种植结构[6];另一种观点认为，农业补贴只是增加了农民收入和福利[7]，实施粮食直补政策会增加农业部门的总产出[8]，且种粮直补政策比生产性专项补贴对增加粮食产量更有效[9]。农业政策对农民行为决策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其具体的影响机制与内容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陈飞等认为，农业政策成功与否不仅取决于政策的实施环境，更主要取决于农民对政策刺激反应的强烈程度，他认为随着政府对农业投入的增加，各项农业政策对粮食生产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10]。吕晨钟等认为，补贴政策可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对保护我国粮食安全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11]。
舒尔茨认为，农民是理性的[12]，即农民行为决策通常符合经济人理性，农民生产决策会综合考虑各项成本投入，遵循以最小成本投入獲取利润最大化的原则，而一些农业支持补贴政策通过降低农民生产的直接成本或间接成本来提高农民生产效益，农业政策的目标主要是保障粮食安全、增加农民收入、确保食品安全、增强环境保护和提高农业国际竞争力[13]，而基于微观的视角，农业政策是影响农民生产决策的重要因素[14]。粮食补贴政策最直接的效果在于调动农民的种粮积极性。
上述文献分析了各项农业支持政策对农民积极性的影响以及对农业产业的支持作用，在宏观层面以及微观层面都进行了深入研究，但农业政策对农户以及农业产业的影响不仅限于政策执行过程中，政策取消之后可能产生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然而已有的文献尚未涉及农业政策取消后可能带来的影响。农业政策不仅应善始，更应善终，国家对农业的支持政策是一种短期或中期扶持政策，不会长期执行，且长期政策支持也不利于产业健康持续发展，因此大多数农业支持政策在执行一段时间之后必然面临被取消的情况，但政策的实施使得农户产生一定的依赖性，导致农业政策由“好”到“坏”的骤变，这是否会引起农民不适应，或者说农业产业是否有能力应对产业政策的骤变，这是对农业产业政策综合评价的关键。本研究深入探讨农业政策取消之后农民的反应，以期为农业支持政策优化改革提供重要借鉴。
2 油菜籽价格变化分析
统计2002年1月至2016年4月期间国内油菜籽月度现货价格数据，将油菜籽日现货价格平均可得出油菜籽月度价格，依据油菜籽月度价格数据绘制出油菜籽价格趋势（图1）。
由图1可知，油菜籽价格变化总体可被划分为3个阶段，第1阶段为2002年1月至2007年12月，在此期间油菜籽价格表现出一定幅度的波动，价格整体呈现震荡上升趋势。自2002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简称WTO）以来，依照世界贸易组织相关协定我国油菜籽市场逐步对外开放，自此国内与国际市场逐步对接，油菜籽市场不再是仅由国内市场构成的封闭市场，油菜籽价格形成受国内外市场环境共同影响，从价格变化状况来看，这一阶段油菜籽价格波动幅度较大;第2阶段为2008年1月—2015年5月，这一时期为油菜籽临储政策执行期，油菜籽价格除受市场供需决定以外，更多的受政府临储收购政策影响，因此该阶段油菜籽价格不能客观反映市场整体供需态势，从价格发展趋势图可以看出，在2008年1月到2009年1月油菜籽价格上涨幅度较大，这主要由临储政策的短期效果所致，自2009年以后油菜籽价格变化整体相对较为平稳，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府宏观政策的影响;第3阶段为2015年6月—2016年4月，受2015年6月油菜籽临储政策取消的影响，油菜籽市场价格出现断层式下跌现象，油菜籽现货价格由2015年5月的 4 805元/t 下跌至2016年4月的3 668元/t，下降幅度高达 23.66%，2015年7月以后油菜籽价格一直相对较低，对比油菜市场价格的变化规律和政策变动可以发现，农业政策变动对农产品市场价格变化发挥着关键影响作用。除油菜之外，玉米等农产品的价格变化也是当前农业经济的关注热点，可见农产品价格保护政策放开趋势成为必然。
3 模型的构建与变量设置
3.1 模型选择
关于农户对油菜种植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是一个三元离散性问题，本研究采用多元Logistic模型来分析影响农户油菜种植意愿的因素，将农民对油菜的种植意愿设置为被解释变量，问卷中农民的选项有3种，分别是增加面积、维持面积和减少面积，其中增加面积取值为2，维持面积取值为1，减少面积取值为0，对于任意选择j=1，2，多元Logistic模型公式为
式中;y为农民对油菜的种植意愿，分为3个等级，分别为0、1、2;xi取值为-1、0、1，表示i个影响农民对油菜种植意愿的自变量;αj为截距参数;βj为回归系数。
3.2 变量描述及特征说明
3.2.1 变量描述 表1为对研究样本主要定义及其基本特征（均值、标准差、最小值以及最大值）的简单描述。
户主性别对农民种植意愿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年龄对农民油菜种植意愿的影响可能为正，由于身体原因，年龄较大的农户外出务工机会相对较少，大多会选择留在农村务农;户主文化程度对农民放弃油菜种植意愿的影响存在2种可能，主要是由于受教育水平相对较高的农民能更好地应用先进技术和方法管理农田进而取得较好的收益，但是受教育好的农民，由于其学习能力强，也更有可能从事非农活动，外出务工机会相对较多，因此对种植意愿的影响可能为负也可能为正;劳动力数量以及家庭人口数量对农民油菜种植意愿的影响预期为正，劳动力数量较多的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优势更大;耕地面积对农民油菜种植意愿的影响预期方向为正，耕地面积大的农民更可能获得规模效益，其种植意愿也就越强烈;预计现有油菜面积对农户种植意愿为正向影响，农民的种植习惯存在较大惯性，且对一些现有的种植作物农业生产技术掌握较好，后期调整种植结构可能性更小;化肥投入以及人工投入对农民油菜种植意愿的影响可能为负，在种植过程中的投入过多则会降低农民的种植意愿，劳动力成本在一般情况下对农民的种植意愿呈现出负向影响，这主要基于机会成本的视角来考虑。农业政策倾向对农民生产行为的影响较大，一般而言，农业政策支持力度越大，农民的种植意愿越强，按照农业政策的实施阶段，可以将农业补贴政策划分为产前的要素补贴、产中的机械化补贴、产后的农产品价格补贴，实施农业政策的主要目的是促进农民增收，因此农业政策对农民油菜种植意愿的影响预期为正向。
3.2.2 描述性统计分析
由表2可知，在所调查的农户中，有11.30%的农户愿意在来年增加油菜种植面积，75.08%的农户选择维持油菜种植面积不变，13.62%的农户选择减少油菜种植面积。由表3可知，对于生产补贴政策的态度，有 13.08% 的农户不满意，40.86%的农户选择一般，46.05%的农户选择满意。由表4可知，对于收购政策的态度，有 36.22% 的农户不满意，39.57%的农户选择一般，24.22%的农户选择满意。由表5可知，对于农机补贴政策的态度，有11.62%的农户选择不满意，有47.57%的农户选择一般，40.81% 的农户选择满意。
作为因变量，其他变量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计算各自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然后依次将其他因变量作为自变量进行同样检验，最终结果显示，方差膨胀因子均小于10，表明各自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以年龄为因变量，其他变量为自变量测算得到的方差膨胀因子如表6所示，鉴于篇幅有限，此处不对其他变量作为因变量时的方差膨胀因子进行一一罗列。
3.3 数据来源、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3.3.1 数据来源
本次调查问卷数据由国家油菜产业技术体系团队负责完成，为客观真实反映当前我国油菜生产动态，调查范围涉及各综合试验站合作建立的5个油菜示范县（区）（示范县不足5个的，可根据实际情况来定），每个县随机选择3个行政村（个别较大的区或县级市多于3個），每个村随机选择6个农户（包括未种油菜的农户）进行座谈调查，并填报调查问卷。对选定的生产县（区）、行政村和种植户登记造表。每个综合试验站选派1个工作人员作为调查人员，每个县（区）确定3名农技推广人员协助参与试验站调查工作。2015年、2016年的调查深入乡村，将实地临田考察、集中座谈与逐一上门访问相结合，使调查结果具有较强的随机性与客观性。本次共调查全国冬油菜产区14个省（市、自治区），包括湖北省、湖南省、江西省、安徽省、江苏省、浙江省、上海市、河南省、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重庆市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等，涵盖全部冬油菜主产地区;调查油菜主产县（区）共计125个，占我国油菜生产大县（区）（1.33万hm2以上）的89.27%;涉及387个行政村，共计2 322户农户，收回有效问卷1 850份，有效问卷率为79.67%。
3.3.2 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将表1中所设置的因变量与自变量放置于多元Logistic模型中进行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
3.4 结果分析
3.4.1 农户变量
根据实证分析结果（表7）可知，农户受教育程度在10%的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农户油菜种植意愿，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农户的油菜种植意愿越强，主要是由于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民对市场相关信息的获取能力较强，在调研中发现，在油菜籽价格较低的状况下，一些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户通过卖菜籽油来代替销售油菜籽;此外，国家取消油菜临储政策，将油菜产业发展交由市场来调节，在一定程度上放开了油菜产业发展空间，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户对市场变化的应对能力相对较强，因此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民会继续坚持种植油菜。
3.4.2 生产变量
由表7可知，农户现有耕地面积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向影响农户油菜种植意愿，油菜的竞争作物主要是小麦，小麦机械化程度相对较高，规模效益突出，因此耕地面积大的农户更倾向于种植小麦，且耕地面积越大，农户种植小麦的比较效益越高。此外，部分耕地面积大的农户的耕地是通过土地流转而来的，土地成本相对较高，这些农户的农产品多用于商品流通，而并非自给自足，因此表现出更为明显的经济理性，在油菜比较效益下滑的情况下，油菜种植面积越大，农户的效益下滑得越严重，因此耕地面积较大的农户油菜种植意愿会下滑。农户原有油菜种植面积大小对油菜种植意愿表现为正向影响，由于油菜的种植相对效益较低，不少农户种植油菜的目的仅在于满足家庭食用，在油菜失去国家保护价格支持的状况下，农户的油菜种植面积对油菜种植意愿表现为正向影响，由于这些农民长期从事油菜生产，对油菜生产农艺相对熟悉，不愿改变现有种植结构，因此对油菜的种植意愿较强。
化肥投入成本对农户的油菜种植意愿呈负向影响，主要是由于化肥作为主要的物质资本投入，其成本的增加必然引起油菜生产总成本的提高，势必会降低农户种植意愿。劳动力价格对农户的油菜种植意愿表现为正向影响，通常情况下，劳动力成本越高，农民越倾向于从事非农活动，但是随着农业机械化比例的不断增加，农民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人工投入越来越少，因此在劳动力成本较高的情况下，农民更加倾向于采用机械化方式进行生产，因此劳动力成本对农民的种植意愿表现为正向影响。
3.4.3 政策变量
政策变量中的生产补贴政策以及收购补贴政策对农户的油菜种植意愿均为显著正向影响，显著水平分别为1%和10%。生产补贴政策通常是指政府对油菜种植户予以一定实物或现金补贴，通过降低油菜种植成本来增加农户种植收益，油菜的种植收益越高，农民种植油菜的积极性越强。统计结果显示，在油菜收储政策已经取消的背景下，农民种植油菜的意愿有所下降，但部分省份对于油菜种植大县（区）或大户仍予以一定补贴，即使补贴程度有限;收购补贴政策是稳定农民油菜种植收益的重要方式，主要通过稳定油菜籽收购价格的方式来提高油菜种植户的种植利润，可见油菜收购补贴政策对于农民的种植意愿影响较强。从影响程度方面来看，生产补贴政策比收购补贴政策更能提高农民的油菜种植积极性，由于收购补贴政策是一种最低价格保护政策，对油菜的种植收益影响并不直接，只有市场价格低于最低收购价格时，政策的效果才得以显现，而生产补贴可直接降低油菜的生产成本，农民的受益感受较强烈。
4 政策建议
4.1 合理定位政策预期目标，增强农业经营主体抵抗风险能力
科学合理定位农业政策预期目标是正确农业政策得以贯彻实施的关键，由于农业产业具有先天弱质性，因此通常情况下，农业政策的出台主要是以扶持幼稚产业为目的。短期来看，政策支持力度越大，对农业经济增长能力的促进作用越强，政策效果越明显，但考虑到农业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农业政策只能充当辅助和补充作用，不可过分依赖使之成为产业发展过程中的“保护伞”，因此在农业政策设计之初，应充分明确各项农业政策的预期目标，坚持以预期目标为导向，避免对农业产业产生过度保护，培育农业产业的“自力更生”能力。当前，农业市场的风险面临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主要表现为2个方面，一方面是农业生产要素以及产品供需市场环境复杂多变：另一方面是农业供给侧改革正迅速推进，各项农业改革将逐步展开，随着一些农业支持政策的取消或国际市场形势的变化，国内市场必然存在诸多不适应，而政策实施重在培育农业经营主体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目前我国各项农业支持政策较多，农业产业应当建立健全的风险防控机制，着重培育市场主体的抗风险能力，以应对市场异常波动。
4.2 提高农业政策的精准性与全面性
农业包含多个生产环节和多个品种，各环节以及各品种之间存在较大差异，政策的制定应具有针对性，此外，农业政策的具体落实须以财政资金作为保障，如何以有限财政支出实现农业政策效果最大化，应根据各农业产业特征制定相应产业政策，根据产前、产中以及产后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来制定产业政策。通过本研究的分析结果可以发现，对于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农民收益的政策农民较为敏感，建议在开展生產补贴时，增加农资补贴的权重，以实物补贴方式来刺激农民种植积极性。政策制定的全面性也是完善政策的关键，农业政策制定的初衷必然是促进农业经济发展，因此在制定政策时不仅要考虑政策执行的预期效果，同样要将政策取消后的影响纳入考虑范围，唯有综合全面考虑政策执行前后的影响，才能保障政策实施效果的全面性。但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农业市场必然会对政策产生依赖性，政策取消时应评估其后期可能会带来的影响，对于政策的取消尤其要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以减小政策骤变对农业产业带来的不利影响。从油菜临时收储政策取消的市场反应可以看出，政策变化对市场冲击较大，给整个油菜产业发展造成巨大影响。
4.3 科学规划政策导向，构建农民理性预期
农业政策制定的根本目的是促进农业稳定发展以及实现农民增收，那么在政策制定之初，就应当基于目标导向制定各项农业政策，不断完善政策实施机制，避免政策漏洞，使政策的实施基本符合预设方向，基本达到政策目标。此外，要构建市场的理性预期，农业政策的短期作用及长期作用应当明确，及时准确地发出市场信号，使市场对政策进行理性预期，以降低政策变动对市场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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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成本提升品质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中小企业的发展一直受到筹资成本高的困扰，甚至造成了一些中小企业的筹资困境。本文从中小企业的角度出发，分析了中小企业筹资成本高的具体原因，并提出了中小企业控制和降低筹资成本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中小企业;筹资成本;途径
在“十二五”期间，我国的中小企业发展非常迅速，2013年中小企业的注册资本金总量达到了18.21%的增速，当年的新增市场主体数量的同比增幅也达到了10.33%。在2014年新增的中小企业中，有76.55%都集中在第三产业。从2011年至2015年，政府不断加大对中小企业筹资的扶持力度，力图解决中小企业的筹资困境。以某省为例，政府牵头成立了注册资本高达16亿元的中小企业再担保公司，中小企业的贷款增长率也达到了87.64%。然而中小企业的综合筹资成本超过了基准利率的20倍，根据大型担保公司的反馈，中小企业通过民间融资付出的成本一般在年息的20%-30%左右。这充分说明我国中小企业仍然面临着筹资成本高的困境。
1 中小企业筹资成本高的具体原因
1.1 中小企业的投资环境 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小企业的筹资现状并不乐观，面临着比较困难的筹资局面。我国尚未建立起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尽管出台了一些法律来保障中小企业的权益，然而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仍然有一些欠缺，在衡量中小企业的还贷能力和中小企业贷款资质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我国大部分中小企业均属于人力资源密集型产业，由于核心技术的缺乏，往往缺乏行业话语权，没有建立起规范的行业竞争秩序。从中小企业自身来看，我国的中小企业大部分属于贴牌生产，缺乏核心竞争力，造成中小企业的财产担保能力较差，对中小企业的筹资能力和渠道都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从而增加了中小企业的筹资成本。
1.2 中小企业筹资成本的组成情况
1.2.1 筹资费用。在筹资的过程中，中小企业往往需要支付一定的筹资费用，在整个资本成本中筹资费用占了较高的比例。首先，筹资寻求费也就是所谓的资金来源信息获取费较高。这是由于中小企业抵抗风险的能力较弱，资金来源不够稳定，因此必须主动寻求筹资渠道。在向商业银行贷款的过程中，小企业也需要付出较多的谈判费用。其次，中小企业需要付出较高的抵押担保费用。抵押贷款是银行针对中小企业的主要贷款方式，对于第三方担保有着较高的要求。中小企业财务信息不够透明和规范，提高了筹资成本。
1.2.2 资金使用费。在资金使用的过程中，中小企业还需要付给资金所有人一定的报酬。由于中小企业容易受到经济环境的影响，市场的份额较小，经营风险也相对较高，投资者要求的风险补偿也较高，提高了中小企业资金使用费率。
1.3 筹资渠道单一 中小企业往往具有比较单一的筹资渠道，这是由于受到门槛的限制，大部分中小企业无法通过债券和股票来获得资金，因此中小企业的筹资组合往往是以出资者的出资和借款为主体。由于少数所有者提供的资金是中小企业资本结构的主要部分，这也造成中小企业的财务决策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影响了企业的筹资模式选择和留存收益决策，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筹资成本和财务风险。
2 中小企业控制和降低筹资成本的有效途径
2.1 积极利用财务咨询公司，降低筹资成本 中小企业筹资难的问题已经得到了政府的广泛重视，当前在一些地方政府的干预下，一些地区的财务咨询公司也发展了具有公益性质的、为中小企业提供财务咨询的具体业务。政府通过成立中小企业筹资帮扶平台，用低价或免费的方式为中小企业提供了一系列的投资决策服务，例如筹资组合设计、获取方式、资金数量、资金期限和资金来源等等。对于中小企业而言，利用财务咨询公司不仅能够共享资金筹资的方式和来源，提高筹资的速度，而且还可以从源头上减少出资方和中小企业的单独非经常性业务往来，降低中小企业的筹资成本。中小企业要与财务咨询公司取得密切的联系，积极利用财务咨询公司提供的各项服务，建立投资咨询业务的规模效应。
2.2 控制资金成本率，对财务结构进行调整 营销企业应该积极利用财务杠杆，对财务风险进行规避，将合适的资本结构确立下来。与权益资本成本率相比，债务资本成本率较低。这一方面是由于投资者会要求较高的报酬率，另一方面利息也能够带来一定的税收效益。因此在可接受的破产风险水平下，中小企业应该尽量将债务资本的比重扩大，从而将综合资本成本率降低。
首先，中小企业可以将短期债务的比例扩大。通过获得不同方提供的多笔短期债务来降低资金成本率。在中小企业能够承担相应的财务风险并获得债务来源的前提下，长期债务的资金成本率远高于短期债务。其次，如果中小企业需要长期借款，则可以使用额外利息和低正常利息的组合。对中小企业发放贷款时，商业银行往往采取浮动贷款利率，并且是事前上浮。中小企业可以借鉴股利的支付方式，结合经营状况和上浮利率，以本期的盈利情况为依据来确定合适的事后浮动利率。
2.3 降低资金成本，主动与对口上市公司进行合作 对于中小企业而言，为了进一步降低资金成本，企业可以用自身的地方优势，主动寻求与当地大型上市企业的合作，实现业务对接。根据大型上市公司集团化、多样化的特点，中小企业能够为大型上市公司提供对口业务，从而获得一定的资金效益。
第一，中小企业要对自身进行行业归类，并且进行数量统计，对同类企业进行规模分层。第二，中小企业要广泛地采集信息，根据分类分层的情况来对同类企业的内部控制、主营业务和经营规模等信息进行收集和统计。第三，主动向对口大型上市公司提供准确的信息，并及时进行更新，对大型上市公司的反馈结果进行汇总。第四，积极利用公共信用平台，寻求与大型上市公司的合作对接。在达成合作对接意向之后，中小企业就可以获得对口的大型上市公司的资金支持，而中小企业也可以为大型上市公司提供自己的劳务和产品。
在这个过程中，中小企业要积极寻找与大型上市公司的對应业务接口，并且主动通过媒体的宣传向社会反映自身的现状，引起大型上市公司的注意，提高自身的信用。
3 结语
中小企业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很容易受到市场的影响。在筹资的过程中，中小企业要积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控制和降低筹资成本，推动自身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蒋卫华.论融资成本对企业融资方式选择的影响[J].商业时代，20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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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敏，张平.基于成本分析的高技术企业融资模式选择研究[J]，现代管理科学，2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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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何构建现代企业成本管理的新模式
3、统计信息在企业市场营销管理中的作用
4、浅析中小企业应收账款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5、中美企业成本管理比较及对我国的启示
6、基于权变理论的作业成本法实施效果分析
7、基于LUBA模型的建筑施工过程成本责任划分
8、工程项目成本评价方法对比分析
9、浅谈建筑安装工程成本控制
10、企业税收筹划的思路及其方法研究
11、现代企业成本控制探析
12、作业成本法在企业全面预算中的应用
13、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以研发密度为调节变量
14、探讨建筑施工企业财务共享服务模式下的成本控制
15、我国企业外购房产的会计核算问题研究
16、新时期施工企业成本控制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17、谈基于“碳素流—价值流”的碳成本核算
18、浅谈道桥项目施工成本控制对策
19、我国管理会计研究现状分析
20、电力系统物资集约化管理的现存问题及优化策略
21、浅析统计工作在企业物流管理中的应用
22、企业效率型会计政策选择行为研究
23、论会计处理方法的选择在纳税筹划中的应用
24、浅析企业降低成本的途径
25、作业成本法在某中小建筑装饰企业的应用研究
26、企业管理中精细化管理的重要作用
27、产能过剩对信贷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
28、A矿车制造企业精益成本管理应用研究
29、企业会计核算受到存货计价方法的影响
30、将标准成本法融入作业成本法的思考
31、数据分析技术方法在企业审计中的创新应用
32、作业成本法在企业中的应用研究
33、施工企业的项目部成本管理
34、现代成本管理方法在企业物流成本管理中的应用
35、对当前我国中小企业成本管理思想与方法的研究
36、浅谈成本核算方法在钢铁企业里的应用
37、对工程施工成本控制的认识
38、“营改增”背景下企业固定资产增值税核算方法探析
39、浅谈降低企业成本的几种方法与途径
40、工程项目现场施工管理的探讨
41、大亚湾核电站预算管理的案例分析
42、MT生产公司发展战略研究
43、折旧方法的改变对企业经营效率的影响
44、A医院建筑工程项目风险管理研究
45、作业成本法在企业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46、作业成本法在邮政企业的应用问题研究
47、企业成本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48、浅析杜邦分析体系在企业中的应用
49、成本核算在企业经济管理中的作用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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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完善的管理会计系统是业绩优良的银行的重要特征，实施管理会计是提高商业银行管理水平和竞争力的重要手段。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和金融全球化潮流的到来，我国商业银行在决策分析方法上应积极与国际接轨，运用管理会计分析方法进行财务筹划与控制，不断促进自身的发展。文章通过分析管理会计在商业银行中的两个应用现状，提出应用存在的问题和相应改进的方案及其意义。
[关键词]管理会计；现代商业银行；平衡计分卡；责任会计
[作者简介]潘森森，泉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会审系助教，厦门大学2008级会计硕士研究生，福建泉州362000
一、引言
管理会计是以现代管理科学为基础，运用特定的技术和方法为手段，收集、汇总、分析和报告各种经济信息，借以进行预测和决策、编制计划、对经营业务进行控制、对经营业绩进行考核和评价。随着商业银行的金融业务及衍生工具的不断发展和创新，特别是中国已经加入世贸组织(WTO)，仅仅依靠传统的财务管理已很难适应商业银行进行战略决策、产品效益分析、效益评价的需要，迫切要求引进管理会计的方法，强化其内部经营管理，优化资产结构，降低资金成本，提高资产收益率，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得到生存和发展。
二、管理会计与现代商业银行
(一)管理会计
管理会计是现代企业会计的一大分支，是会计基本理论与方法同现代企业内部管理相适应的一门新兴会计学科。管理会计与财务会计不同，财务会计主要是服务于股东、债权人、监管机构等外部决策者，而管理会计是以现代管理科学为基础，为进行决策的内部管理者提供信息，它的作用在于利用决策、计划和控制技术来提供信息以帮助管理者履行计划和控制公司活动的任务。管理会计的基本内容包括以成本性态分析与本量利盈亏平衡分析及边际分析为基础的经营预测与目标规则、短期经营决策，以货币时间价值与投资风险价值为前提的长期投资决策、标准成本、责任会计等。
随着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管理会计不断吸收现代管理方法，特别是信息论、控制论、决策论等方面的成果。所谓现代管理方法，是指能够有效保证管理活动正常进行，促进管理职能和管理目标顺利实现的各种专门方法和技术，它是管理的主体作用于客体的桥梁。同时又引进现代数学方法和预测技术，在管理会计中具体应用的预测技术主要有：在资金、成本、销售、利润预测中采用的经验推断法，如：特尔菲法、基本因素分析法、相互影响矩阵法；时间序列预测法中的趋势预测法、趋势平均法、指数平滑法、直线趋势法、二次曲线法、指数曲线法；因果预测法中的简单线性回归预测法、多元线性回归预测法、非线性回归预测法以及投入产出分析预测法、经济计量法、马尔科夫预测法等。
(二)现代商业银行
现代商业银行是以现代金融企业制度为核心，以市场为导向，以完善的内容治理结构、健全的经营运行机制、科学的管理、先进的技术支持系统为特征，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发展的独立市场主体。现代商业银行已成为当今世界银行的发展方向。
(三)现代商业银行与管理会计的关系
商业银行管理会计涵盖了财务预算、成本核算、盈利分析、业绩评价、资产负债管理等内部管理的核心内容，管理会计信息包括银行发展战略信息、盈利能力信息、风险预警信息、业绩衡量等重要信息。在我国，目前管理会计还未真正对商业银行的内部经营管理活动发挥有效的计划与控制作用。真正的管理会计尚未被多数商业银行所接受，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商业银行管理者经营决策的科学性。我国已加入WTO，市场环境不断变化，银行竞争进一步加剧，外部监管更加严格，出于提高银行内部管理水平和银行竞争力的需要，我们应尽快实现在商业银行管理与控制过程中使用管理会计分析方法。一方面强调核心业务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强调整体投入产出的效果，充分发挥管理会计的作用来进行综合筹划、控制，以使财务信息能够更好地为商业银行的经营决策服务。
三、我国商业银行管理会计的应用现状
我国商业银行已经认识到了运用现代管理会计的重要性，并且正在探索如何运用管理会计之道。但迄今为止，仍然没有一家银行建立起比较系统的管理会计系统，有的商业银行也只是运用了管理会计的一些最基本的方法，我们现在就其中管理会计的两个典型运用作一个简单的分析。
(一)业绩考核
激励机制是银行监督、控制和分配制度的核心，而选择业绩考核指标体系是建立激励机制的基础和关键。在科学合理的激励机制下，银行管理者对被管理者的激励合约应该依据后者的工作努力程度来确定。但是，管理者一般不可能直接观察到被管理者的工作努力程度，只能通过相关的考核指标来获得被管理者工作努力程度的信息。因此，业绩考核指标选择的可靠性对于银行激励机制效率的高低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目前，我国各商业银行都已建立相应的业绩考核制度，定期对各分支行的经营管理状况和经营成果进行考核，这对提高各商业银行的经营业绩起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由于各商业银行的基本情况不同，业绩考核指标以及考核、奖励办法也不尽相同。以中国建设银行为例，为全面而真实地反映各级机构的经营成果，该行建立了由考核指标、控制指标和分析比较指标组成的指标体系。综合考评指标共设置十项，实行百分制考核，各项指标的最高分值依据该指标的重要程度确定，具体包括：经营集约度指数、资产收益、贷款利息实收率全分行水平比例、综合费用率全分行水平比例、人均中间业务收入、资产损失率、当年到期贷款回收率、不良贷款降低率、相对存款市场占有率、综合经营计划完成率。
(二)资金管理与内部资金划转定价
1、资金管理
目前，许多国有商业银行在原有五级管理的基础上都在逐步建立和完善全行统一调度资金办法，强化总行和一级分行资金调度能力，增强全系统集中保支付、保重点的能力。同时，按照以二级分行为经营核算单位的要求，把原来分散在县支行以下机构的资金作为营运资金全部上划二级分行集中管理。在法人授权制度方面，总行根据经营管理的需要，对一级分行和准一级分行授予了包括营运资金、贷款、担保、拆借等10余项业务经营管理权。这是在资金管理上对分支行的资本金实行集中授权管理，并实行有偿使用。这样既加强了全行资本金管理，又为各分支行创造了公平竞争的条件。
2、内部资金划转定价
内部资金划转定价作为对各业务品种或各责任部门的经营绩效评价提供相对合理的基准，激励各责任部门更好地实施经营管理并使其经营目标与全行整体目标保持一致的手段，这是合理使用和管理资金的关键环节。目前各商业银行制定内部资金划转价格的基本依据和原则大致相同，即以中
央银行公布的标准利率或同业市场利率为基础计算确定相应的内部资金划转价格。但在具体计算确定的方法上，各商业银行根据自身的特点分别制定相应的方法。例如，中国建设银行采用单一价格的设定方式，即资金筹集部门的资金卖出价等于资金使用部门的资金买入价。计算方法是，以现有的存贷结构与中央银行公布的标准利率为基础，计算出全行平均贷款收益率及存款平均付息率，扣除分摊的非人力费用支出和营业税金后，再综合考虑同业市场利率，加权计算得出。
四、商业银行运用管理会计存在的问题及改进的方案
(一)业绩考核存在的问题及平衡计分卡方法的借鉴
虽然现在各商业银行都已经建立了相应的业绩考核制度，但是，这些商业银行采用的仍是一种传统的财务业绩评价指标体系。传统财务业绩评价指标主要数据来源是财务报表，由于财务报表是对企业已发生的经济活动的报告，因此，所计算出的财务指标反映的是企业过去的历史经营状况，属于商业银行的事后管理活动，很难适应现代商业银行战略经营管理的要求。
现代商业银行的管理会计应为企业战略竞争优势的形成和保持提供服务。作为管理会计的重要组成部分——业绩评价也应如此。而战略性竞争优势的形成和保持是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那些影响企业战略经营成功的重要因素应在业绩评价指标体系中得到充分体现。20世纪90年代初期由Robert Kaplan与其合作伙伴David Norton创建的一套旨在扩展管理者关注点的新的管理会计方法——平衡计分卡，这个方法是在一个评价系统中通过因果关系链将财务指标与非财务战略指标进行有机整合，在考虑了影响企业战略经营成功的主要因素的基础上建立了科学的业绩评价指标体系，它关注结果指标和驱动指标，使其成为一个前向反馈的管理控制系统，也为业绩评价指标体系创新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平衡计分卡主要由四个部分组成：财务、客户、内部经营过程学习与成长。
平衡计分卡是对传统的以业务业绩为核心进行企业管理的一种替代，而不是企业业绩。下面我们来分析美国化学银行建立和执行平衡计分卡的案例。从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平衡计分卡是如何将战略转化成可度量的指标以及平衡计分卡的四个方面的因果关系是如何被建立起来的。
纽约化学银行是在20世纪90年代零售银行激烈竞争的背景下开始执行平衡计分的。平衡计分卡小组确定了计分卡各个方面的策略目标，并在下级管理人员的帮助下，开发了这些目标的计量指标。财务方面的策略目标为降低风险、增加收入、提高收益、减少成本。相应的指标为付费业务覆盖率、收入增长率、费用回报收益、基金效益指标、储蓄服务成本。客户方面的策略目标是确立市场、开发产品、市场和销售、分配和服务。相应的指标为股票价格、新产品收入百分比、各销售人员的新收入、各销售人员售出的合同、每个顾客的可获利能力、提供的服务方式、要求完成的时间、内部客户的满意程度。学习和成长方面的策略目标是再培训、策略信息、经营责任、重点。相应的指标为提高工作能力的策略、策略信息的使用性、个人目标的组合、战略资源的组合、雇员的满意程度。
平衡计分卡中因果关系遍及平衡计分卡的四个方面。例如，收入增长和降低风险是财务方面的两个计量指标。这两个财务指标的动因是现有客户的重复和扩大销售及新客户的获得。那么如何能保持客户呢?分析表明，增加客户对银行的财务建议的信任是实现广泛收入组合的关键。银行想要创造其财务服务提供者的新形象，必须通过其内部经营方面的三个目标：理解客户群、开发产品、交叉销售产品系列来达到。三个内部方面的目标自然促成学习和成长的目标。我们现在可以看出，一个因果关系链是如何被建立起来的。化学银行的平衡计分卡的每一个目标由一系列相似的因果关系连在一起。这些因果关系说明了银行决策如何被实现。平衡计分卡对化学银行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从平衡计分卡中，管理者能够看到并分析影响银行整体业务的各种关键因素，而不单单是短期的财务结果。它有助于管理者对整个业务活动发展过程始终保持关注，并确保现在的实际经营业绩与银行的长期战略保持一致。同时，这个过程增加了银行的学习机会。平衡计分卡的学习方面是化学银行能够比其他银行具备更优质的服务。化学银行和执行平衡计分卡的方法和经验值得我国商业银行借鉴。
(二)资金管理和划转定价存在的问题及责任会计的运用
虽然银行高层已经没有像过去那样对下属单位的许多活动都进行直接干预，而是把一定的日常经营管理决策权下放给各下级单位，进行分权管理。但是，由于现代商业银行业务种类与范围不断扩大，经营形式日益增多，使得其规模日趋庞大。一个银行下设多级分支行，各分支行内部又有多个职能部门。在这种情况下，授权管理的实施受到很大的局限。或者过于强化总行和一级分行资金调度能力，或者过度分权而造成管理失控。所以要加强现代商业银行责任会计的运用，使“经济责任制”严格地实行，使银行内部责任中心的建立更加巩固，并对其负责的经营活动进行强有力规划、控制，对其经营业绩进行全面考核与评价。
实行责任会计必须根据商业银行一级法人、多级管理的经营体制，按照分工明确、权责分明的原则，建立以本行决策中心为首的纵向责任会计中心和以本行各业务和各非业务部门之间的横向责任会计中心相结合责任会计体系。其中，纵向责任中心又可分成三个部分，处于基层的责任单位可作为成本中心，处于中层的责任单位可作为利润中心，处于高层的责任单位可作为投资中心，各层次的责任中心还可划分更小层次的责任中心(图1)。银行按照各类责任中心的控制范围，确定相应的业绩与考核重点，据此组织责任会计的实施。
1、成本中心
成本中心是对成本或费用的责任中心。对银行的每一个部门，如计划、信贷、储蓄等部门都可以建立成本中心。成本中心只考核所发生的成本与费用，而不形成或不考核其收入，对成本中心的考核以责任成本为主。
2、利润中心
利润中心是既能控制成本，又能控制营业收入的责任中心。对银行里相对独立的单位可以建立利润中心，如分支行及其办事处，有独立经营决策权的内部职能部门等。商业银行的利润中心有两类：一是自然利润中心。这种利润中心不能直接向市场投放资金，只是对本银行内部的其他部门按照内部转移价格提供资金或服务，从而实现内部营业收入，形成内部利润，对利润中心的考核以可控边际贡献与部门边际贡献为主。
3、投资中心
投资中心是指既能控制成本与收入，又能对投资进行决策的责任中心。投资中心不仅要注重投资的经济效益，而且必须考虑银行的长远利益。投资中心具有最大的经营决策权，对商业银行的经济效益负总责。对银行内基本或完全独立的单位可以建立投资中心，如商业银行的总行以及被授予投资决策权的一级分行等，其中总行应是最高最大的责任中心，对投资中心的考核以投资利润率、剩余收益为主。责任会计是一种改善经营管理水平实行科学管理的有效运行机制，它一方面可以使各级管理人员明确目标，认清责任，便于量化各责任中心及职工个人的工作业绩，为评价与考核提供可靠依据；另一方面又可以有效防范部门次优化决策的发生，保证银行内部各部门经营目标与商业银行整体经营目标的一致性。
五、结论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银行业既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又面临着严峻的风险和挑战。如何抵挡外资银行机构进入中国市场所产生的冲击和压力，如何有效地参与国际竞争，在保证安全和适度流动的前提下，最终实现自身效益的最大化?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改革管理体制、理顺经营机制的同时，管理会计必将在我国银行业未来的发展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责任编辑：舒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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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世纪以来并购已经成为企业快速扩张和整合的重要手段之一。为了探究企业并购的纳税筹划，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做了大量的研究，本文对国内外有关企业并购中的纳税筹划重要文献进行了总结和梳理，并指出了并购中的纳税筹划现有研究的局限性和进一步值得研究的领域。
【关键词】 并购 纳税筹划 文献综述
一、国外研究现状
1、税收对企业并购影响的相关理论
莫迪利亚尼和米勒（1958）（Miller M.H.和Modigliani F）提出的MM 定理早期观点认为在没有所得税的情况下公司价值与企业资本结构没有关系，不会因为债权资本增加而增加，1963年加入了企业所得税因素后发现：由于企业的负债利息可以免税，负债增加，企业的加权平均成本就会降低，因此负债会因利息的抵税作用而增加企业价值，对投资者来说也意味着更多的可分配经营收入。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迈伦·斯科尔斯（Myron Samuel Scholes）（1976）等人提出了“显性税收”和“隐性税收”，并研究了“税后收益最大化”与“税收套利”问题。
艾克堡（Eckbo）（1983）提出了税收对并购的一些具体作用，税制中尤其是所得税是激励公司并购的主要因素，并购更加突出了税盾效应，税法中的企业资产价值重估增值使折旧增加、亏损递延等都能使企业合理避税，人们会调整交易方式，尽可能减少税负。
Shrieves和Pashley（1984）认为企业在控制了规模与产业的影响后，财务杠杆比率显著增加，并购后公司的举债能力大于并购前的负债能力之和，使公司税盾效应增加。
斯莫劳克、贝蒂和梅耶德（Beatty Smirlock和Majd）（1986）认为，并购中降低税负同时影响税收动机，有些并购活动如转移税负、延长纳税时间等可能是考虑了税收最小化的影响。
迈伦·斯科尔斯与马克·沃尔夫森认为，美国在1986年《税收改革法案》颁布之前，企业在并购交易中可以利用目标企业净亏损结转和折旧挡板效应实现节税，1986年新法案取消了税收并购中的激励措施，潜在税收利益也就随之消失。
2、企业并购活动对税收政策的利用
Wansley，Wicciam 和Ho C Yang（1983）研究认为，不同的并购类型和支付方式对并购公司支付费用有很大的影响，如现金支付经常伴随着较高的股东收益，并指出这主要归因于税收效应和对现金支付的偏好。
奥尔巴克和雷思胡斯（Alan J.Auerbach和David Reishus）分析1970—1980年间的318宗并购交易后发现，企业从并购中能获得一些所得税优惠收益，未使用过的税收抵免额与经营亏损在并购交易中至关重要，收购公司主要用来冲抵亏损后所得缴纳企业所得税。
梅耶德和迈尔斯（Majd、Myers）（1984）认为，并购后某个公司的利润会因另一公司的亏损而降低，因此，并购企业会降低未来税款的现值。
Huang和Walking（1987）利用回归分析方法研究了支付方式、收购方式等的影响，认为影响并购双方利益的因素中支付方式是最主要的，现金支付具有更高的超常收益。
Carla Hayn（1989）研究了1970—1985年间的640宗并购交易，发现640 宗并购交易中免税占28%，Hayn指出，并购企业在选择并购目标时更看重税收因素，免税因素会增加并购完成的可能性，研究表明加速折旧可以获得税收收益，如果没有税收优惠，并购企业就会选择并购以外的发展途径。
Mark A.Wolfson（1990）分析了美国1980年以来的并购活动，研究表明，1986年的美国税制改革阻碍了税收在资产出售、并购方面的发展，也影响了美国公司之间的并购交易，但有利于对美国公司的跨国并购交易，税收制度的变化是影响美国并购活动的重要因素。
二、国内研究现状
1、企业并购中的纳税原则和基本方法
干春晖（2004）研究了企业并购中的税收问题，全方位地对并购活动的多环节，包括并购支付方式、并购会计处理方法、并购融资方式等方面都作了税收筹划分析。
李维萍（2007）探讨了税制中形成并购税收协同效应的因素和经济学家对这些因素的理论贡献。主要研究了税法非对称性、源自债务的税收屏蔽、受困权益三种税收协同效应，他认为基于税收利益目的而进行的公司并购可能通过消除税收方面的损失促进更有效率的企业行为。
解宏（2009）指出，并购作为一项复杂的产权交易行为，涉及的税收问题处于多层面上，对于并购中的税收问题应从多角度考虑，如内外资企业税制不统一问题、融资费用可否税前扣除问题、员工持股计划的税收问题等。
赵晋琳（2010）分析了当前我国有关企业跨境并购重组税收政策方面存在的问题，并借鉴国外做法，立足我国实际情况，提出进一步完善税收政策和加强税收征管的建议。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开征较低的资本利得税，实施税收优惠；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和并购成本；严格免税并购重组的审查条款；进一步加强对企业境外投资的服务力度；加强国际间税收协调与合作，防止国际税收协定滥用；建立规范的企业境外税收征管制度体系。
郭恒泰（2010）分析研究了企业并购行为中的所得税问题，他认为并购起因于财务方面的目的，财务协同效应理论认为并购给企业带来的财务方面的效益是由于税法、证券交易等内在规定而产生的一种纯粹的效益。许多国家的税法使企业通过并购能合理避税，获取较大的利益。
计金标、王春成（2011）以法经济学的交易费用及产权分析为理论工具，在借鉴世界公司并购税制，尤其是美、欧公司并购税制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审视我国公司并购税制的有效性，并对其完善和改进提出政策建议。研究指出有必要从税法秩序的角度重构并购税制的基本原则。从并购融资、并购支付、并购交易法人组织结构三个方向上，细化并购税收法律条文结构，细化并购交易主体的税收待遇，从税收负担和待遇上实现差别化的税收调节，设置自主选择性适用条款已成为各国的一种普遍做法，以市场为基础增进税法的调节作用。
高寿松、戴家启（2012）通过分析所得税对企业并购的影响指出，企业并购中的纳税筹划实质上是对不同纳税方案进行择优，通过安排和筹划并购过程中经营活动、投资、融资等事宜，达到节税的目的，在并购之前进行详细的税务调查、防范涉税风险是并购企业在进行并购的过程中需要完成的重要一环，在支付方式中，现金购买是节税利益最小的一种，股票交换税负较轻，承担债务税负最轻，不同的支付方式各有利弊，并购后整合主要是业务整合和组织整合。
王清剑、张秋生（2013）分析税收与企业并购之间的关系，研究政府如何通过税收这一市场化、间接的工具（税收的杠杆作用）引导企业并购，研究指出亏损抵免与税收优惠政策下，企业并购的条件被放宽，更多的企业选择通过并购行为实现企业规模的迅速扩大。
盖地 （2013）在《企业税务筹划理论与实务》中分析了并购支付方式、并购税收优惠承继等内容，详细论述了并购活动中所得税、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的筹划技巧。
2、企业并购活动对税收政策的利用
陈海燕、李炎华（1999）以1997年50家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并购方式与并购绩效的关系，研究表明并购支付方式与并购前资产负债率高低有关，若资产负债率偏高，易于选择股票支付、混合支付等；若偏低则选择现金支付。
黄凤羽（2003）提出了流转税对企业分立、合并和清算的影响，2003年又在德国学者sinn H.W.关于企业并购中税收效应的分析模型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发现，收购方企业的收益率是资本利得税率的减函数，资本利得税负担的增加将直接导致投资者收益的同比例减少，但已分配股息的纳税比率对收益率的影响要看不允许扣除债务利息的比率，但并未将此模型应用于实践检验。
张妍（2009）利用Logit 模型对企业并购的税收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企业在并购中具有获得潜在税收收益的动机，获得目标企业潜在亏损抵补的税收并购动机明显。
张叶文（2010）研究指出整体出售企业的两种重组方式，采用吸收合并比股权收购可以减少重组税收，税负从20.4%下降到2%，产生差异的原因有两个：一是股权清算有税收优惠，而股权收购没有；二是企业重组所得税规定出售子公司股权的税收优惠不再延续。
解宏、花贵如、江敬文（2011）以从事农产品生产销售的X上市公司并购为样本的研究发现，在完成了企业并购交易后，如何将利润放在最有利的免税环节对提高公司整体盈利水平至关重要。并购结束后，通过关联交易进行税收安排，不仅有效降低企业税负，终极控制人获得利益，还客观上形成了税收转移。
李彦铮（2012）概括总结了2008—2012 年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及其税务处理，阐述了一般性税务处理和特殊性税务处理方式的区别，在重组形式中一般首选股权收购，在税务处理方式中更倾向于选择特殊性税务处理方式，75%的企业选择了特殊性税务处理，原因是这种方法可以帮助企业递延纳税，递延纳税可以给企业带来资金时间价值。
谭光荣、梁冠霞、尹宇（2012）通过比拟法人股权收购政策分析了自然人股东在不同的股权收购中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在满足特殊重组条件时，即收购企业购买的股权高于被收购企业全部股权的75%，且股权支付金额高于交易总额的85%时，可以递延所得税，全部用非股权支付、一般性税务处理时，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相同，公司与个人在进行股权收购时，应尽量用股权支付方式，以获得所得税的递延，获得资金时间价值。
李绍萍、高玮茁（2013）采用SWOT方法，分析了上市公司并购中纳税筹划的优劣势，提出企业应从税收政策与会计政策之间的差异、提高企业内部管理人员的素质等方面，分析企业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制定应对策略。
三、相关研究文献的评述
综上所述，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税收优惠对企业并购的重要影响方面，分析了税收对并购的一些具体影响，如折旧抵税、亏损递延等，他们认为参与并购的企业双方都会认真考虑税收的影响，并且利用税收的影响谋求经济利益，以减轻企业负担，在有些并购中免税或最大程度的节税甚至是并购发生的直接动机。学者或对并购交易实务进行实证研究，或从范式出发用案例的形式来分析论证纳税筹划在企业并购中的运用，但对于纳税筹划具体如何在企业并购中灵活运用，学者们还没有做出系统、完善的理论体系研究。
我国对企业并购活动的研究较晚，目前在并购与纳税筹划方面的研究并不多，近年来，有些学者在纳税筹划方面开始研究，研究内容主要从所得税、亏损弥补等方面考虑。
由上述分析可知，我国在企业并购和纳税筹划的理论研究多是用定性分析法分析问题，而针对我国企业并购纳税筹划现状的实证研究较少，且国内学者分析的依据多是基于自我假设的案例，得出的结论相对于国外学者的实证研究而言难以令人信服。随着企业间的并购活动越来越激烈，当前宏观经济形式下，学者们应结合会计准则及税法对并购中的纳税筹划进行系统研究。
四、研究启示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目前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税收对企业并购影响的相关理论方面，在企业并购活动对税收政策的利用方面研究较少，这就为并购中纳税筹划的研究提供了研究平台，从企业的角度，研究如何在并购的各个环节中进行纳税筹划，在实务中对企业的纳税筹划进行指导更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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